清朝嘉庆十八年九月十五日午间，天理教徒陈爽、陈文魁等人，在宫内太监的引导下，率领七十多名信徒，分别从东华门和西华门，突袭紫禁城，其中一些人已经突入皇帝内寝大内乾清宫。好在嘉庆帝颙琰，从七月起一直在木蘭围场田猎，即行所谓“秋狝”之礼，此时不在宫里。诸位皇子本来也都在木蘭围场随侍，但在这前两天，却提前返回京城宫中，其中也包括皇储旻寧在内。变生肘腋，祸起萧墙，对于大清朝廷来说，形势相当危急。

形势的严峻性还不仅仅在于冲进宫寝的这七八十人。这次行动的总指挥，是天理教教主林清，而林清本人并没有参与攻打皇宫。天理教信徒众多，主要集中在今豫东、鲁西南以及冀南地区。林清原本计划发动各地信徒，在九月十五日这一天同时起事，合围京城；突入宫中的这些人，不过是执行“斩首”任务的“特遣队”而已。所以，林清本人是坐镇北京南郊的黄村，以便调度各路人马。由于组织疏漏，在预定时间到来之前，河南滑县、山东金乡、定陶、曹县等地，先后有信徒被官府缉捕，豫东、鲁西南等地的天理教徒，担心计划败露，便先行发动，官兵随即展开围剿，林清实际上已经无法完全实现预定的计划。尽管如此，分散在各地的天理教徒，仍有可能汇聚京城，大清国一百七十年社稷，大有毁亡于此役之势。

身为皇储的皇次子旻寧，在这身家社稷系于一线的危急关头，体现出不凡器度和身手。旻寧临危不惧，沉着应对，率领诸皇子和宫内太监，由乾清宫尚书房退守乾清宫西侧的养心殿、储秀宫、中正殿区域，并亲执鸟枪，射杀攀墙而入的天理教徒，阻止其攻势，最终等来援兵，斩获全部作乱教徒。随后，在河南、山东等地起事的天理教徒，也渐次被朝廷平定。

嘉庆十八年这一年，以甲子纪年适值癸酉，故旧史称谓这一事件为“癸酉之变”。正如事变结束后嘉庆帝颙琰在所下“罪己诏”中讲述的那样，此乃“汉唐宋明未有之事”，当时在朝野上下，引起极大震动，为社会各界所广泛关注。因为大家都很关注，于是，就有人纂辑出这部《靖逆记》，来记述事件原委；也正因为关注这一事件的人，为数众多，刻印此书，足以牟利，此书甫一面世，随即就有不止一种翻刻本出现，而辨别其初始刻本，才会成为一个很麻烦的问题。

行世《靖逆记》诸本，均未署明作者真实姓名，仅题作“蘭簃外史纂”。此所谓“蘭簃外史”，乃时任山阳教谕之盛大士自号，见近人李濬之撰《清画家诗史》己集。盛氏在卷首自述其纂述缘起云：

甲戌中春，余计偕北上，道经山左，遇客自军中来者，备述齐、豫用兵事。及至京，询及林逆抅乱，都人士言之甚详。因缀述所闻，犹惧传语失实，鲜所考征。丁丑，复客京师，恭读《钦定平定教匪纪略》，谨为叙列时事，附缀囊闻，厘为六卷。事归传信，故弗袭浮言；义涉可疑，则靡敢臆说。

据此可知盛氏纂述此书，始于甲戌亦即嘉庆十九年，至丁丑亦即嘉庆二十二年，应已大体成书。

今所见《靖逆记》诸刻本，俱刊刻于嘉庆二十五年，这应当就是此书刊刻行世的最早年代。盛大士撰成书稿后没有马上刊印，可能与其落笔审慎，还需要修改润色有关；也可能与他一时拿不出足够的刻书资金有关。刻书需要花费很多钱，而盛氏的身份，只是一区区山阳县教谕，要想凑足这笔款项，多半还需要费一番周折。

我所见到的《靖逆记》，共有三种刻本，可是却都题为嘉庆二十五年刊刻。第一种为寒斋所储，为叙述方便，在此姑称之为“甲本”。第二种亦为弊篋自存，在此可姑称之为“乙本”。第三种为上海书店1987年影印者，这也是当前最通行的版本，在这里姑称其为“丙本”。

在上述诸本中，甲本内封面顶镌“嘉庆庚辰春镌”，其下则仅刻有书名“靖逆记”三字，两侧上下题款处空缺无文。乙本内封面亦顶镌“嘉庆庚辰春镌”，其下书名处除中间题以“靖逆记”三字书名外，另在右侧有上款题“蘭簃外史纂”，左侧有下款题“文盛堂梓”。丙本未见内封面。这可能是由于所据底本缺失此页，但由现今影印古籍比较通行的做法推测，更有可能是印行者以为此内封面页没有多大意义而径行省去。因为上海书店在“出版说明”中叙述说它是“据嘉庆二十五年刻本影印”，盛大士此书在内文中并没有提到刻书的时间，所谓“嘉庆二十五年刻本”的判断，似乎只能来自影印底本内封面题署的年份。

   《靖逆记》甲本内封面            《靖逆记》乙本内封面

这几种刻本，现在都已很罕见。上海书店影印此书，便是由于传本稀少。孙殿起《贩书偶记》只提到一种“无刻书年月，约咸丰间刊”的本子。虽然这也有可能是上述嘉庆刻本中的某一种，因脱去内封面而致使孙氏判断年代有误，但即使是这样，也同样说明《靖逆记》诸嘉庆刻本，俱流传鲜少。因为孙殿起纂录《贩书偶记》，专以著录《四库全书》以外的书籍特别是清人著述为宗旨，他开书店经营古书，也是着意罗致清人著作，所以，孙殿起在《贩书偶记》中没有著录此书之嘉庆刻本，即说明终其一生，尚未经眼过手保存有完整内封面的嘉庆刻本。正因为传本罕见，孙氏外甥雷梦水，在所撰著录稀见古籍的《古书经眼录》一书中，特地著录了上述《靖逆记》乙本。

嘉庆庚辰亦即嘉庆二十五年。因此，上述甲、乙、丙三种《靖逆记》刻本，实际上是刊刻于同一年内。这三种版本，行款一摸一样，三种之中，至少有两种，应是据原刻本翻刻。可是，却没有一个版本言明这一点。在这种情况下，诸本之间的版本源流关系，就成为一项需要考索的问题。

首先，从版刻形式来看，甲、乙、丙三本的版面构成要素，系依次由繁趋简。甲本通篇俱雕有界格；乙本虽大多亦雕有界格，但个别一些页码，已经略而未雕；至丙本则绝无界格。又甲、乙、丙三本均施有句读圈点，且都很草率，互有详略，但总体看来，其疏略程度，是循甲－乙－丙次第，依次递增，乙本不如甲本，丙本又不如乙本完备。

    《靖逆记》甲本内文                    《靖逆记》乙本内文

        《靖逆记》丙本内文

其次，这三种版本的版刻虽然都比较粗糙，但粗糙的程度，有所差别。相比较而言，甲本雕版最精，字体尚堪称方整，且略显劲健；至乙、丙两本，则已字迹松垮，神气全无，而丙本似又略逊于乙本。丙本版刻最粗糙的地方，是书口处的“靖逆记”书名，只刻出很少一小部分，大多留存墨钉未刻；个别一些版面，如卷一第十一页、卷五第九页等处，版框上缘还没有修整干净，留有墨边；又如卷五首页卷端书名处亦留存墨钉未刻，等等，这些都应当是翻刻者仓促印制以应求市场需要所致。

乙、丙两本较之甲本这种简疏粗糙的情形，正符合书坊翻刻书籍的一般特征，由此可以判断，乙本和丙本均应为翻刻本。

进一步仔细审辨，还可以看到，丙本有一些地方，“寧”字已刻作“寕”（如卷二第四页“志寧”之“寧”）。不过，并不是丙本中所有的“寧”字都统统如此，还有很多处仍作刻“寧”。改“寧”为“寕”，应是为回避道光皇帝旻寧的名讳（“寧”字虽然另外早已有写作“宀而丁”之异体，字形与“寕”极为相似，但《靖逆记》此本本来是依据旧本匆促翻刻，若是没有特殊缘由，不会另行改写字体，所以，还应当是避讳所改(参见施廷镛《古籍珍稀版本知见录》，第226页，第240页）。嘉庆二十五年秋八月，道光帝旻寧登基，翌年始改元道光。甲、乙两本均刊刻于嘉庆二十五年春季，所以“寧”字没有改刻；丙本具体刊刻月份不详，但由“寧”字刻作“寕”这一点来看，很可能是梓版于这一年八月以后。至于丙本中对“寧”字有讳有不讳，当是缘于书坊翻刻书籍，对避改讳字，通常马马虎虎，一向不够严格，而如上所述，此丙本刊印又相当仓促，因此更不足为怪。

下面再回过头来，分析甲本与乙本在内封面上的差别。乙本内封面刊有“文盛堂梓”字样，这正是清代书坊刻书的一般题署形式；而甲本只题写书名不署刻书堂号的内封面形式，则多见于家刻书籍，由此推断，甲本就应该是《靖逆记》的原刻本，也就是盛大士家刻本。从两本印制所用纸墨上，也可以印证这一点：甲本纸张光滑韧密，墨色深沉；乙本则纸质疏松，着墨既浮且淡。相对而言，由于没有商业目的，通常家刻本会尽可能对纸墨的选择讲究一些，而书坊刻本为追求利润，减低成本，所选用纸墨，品质往往均较为低廉，这是古代书籍印制的一般规律。

虽然与翻刻诸本相比，原刻本《靖逆记》的版刻要精细许多，但版面上仍然带有仓促印行的痕迹。这主要体现为书中所施圈点符号刊刻非常草率，句读时有阙略，且有一部分圈点符号尚未好好修整，而专名线或有或无，疏漏尤为严重。

盛大士稍后在道光年间刊刻的集子《蕴愫阁集》，流传虽然也非常稀少，且被郑振铎视为“可遇而不可求之物”（见郑氏《清代文集目录跋》），但终不如这部《靖逆记》的原刻本，尚且从未见诸著录，而书中所记述的内容，关涉一代重大政治事变，又迥非个人诗文著述可比，其珍稀程度，自是可想而知之。

盛大士仕职的山阳县，是淮安府的治所，即现在的江苏淮安，位于淮河南岸的运河边上，地当南北交通孔道。由山阳循运河南下，经过的第一个都会，便是扬州。扬州是通往江南的门户之地，也是清代具有全国影响的文化中心，刻书业相当发达。检杨绳信编著《中国版刻综录》，著录清代嘉庆年间有“维扬文盛堂”书坊。“维扬”即扬州雅称，所以，翻刻《靖逆记》的文盛堂，很可能就是这同一家书坊。正因为扬州与淮安山阳密迩相邻，才会在嘉庆二十五年春，盛大士家刻本刚一印出，这家文盛堂书坊便得以用近乎同步的速度，立即翻版牟利。

由于扬州在文化信息的传播上，比山阳有更强的辐射力，文盛堂翻刻本的流行，一方面立即覆盖了相当一大部分社会需求，影响了盛氏原刻本的刷印数量，这应是盛氏原刻本流传至今极其鲜少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它的出现，也进一步增大了《靖逆记》在社会上的传播速度和扩散范围，而对于此书的社会需求，则会随着信息的广泛传播而进一步增多，这样又会促使新的翻刻本出现，于是，像《靖逆记》丙本这样的翻刻本，便又应时而生。可以推论，当时也可能另有一些类似丙本这样的翻刻本，这还有待于花功夫查找。

《靖逆记》版本的衍变过程，向我们提示了一个文化传播方面饶有趣味的问题，即发生于北京城的重大社会关注焦点事件，通过东南的作者记录后，复以东南地区为核心，向各地传播扩散。类似的情况，至迟从明代后期以来，就很普遍。这是中国古代文化地域传播史上的一项重要内容，值得剖析和阐释。不过，这不是本文所要解决的问题，我想留待日后专门加以论说。

至于本书的学术价值，则如同前引盛大士自述所见，盛氏纂辑此书依据的材料，乃是直接得自朝廷清剿天理教徒的将弁和都城当中见闻这一事变的相关人士，盛氏复又参稽官修《钦定平定教匪纪略》，故所述翔实，成为研究这一问题最为系统的第一手文献资料（《靖逆记》还在卷四当中，一并附记有与这次天理教起事几乎同时发生的陕西三才峡木工暴动事件，也是研究这一事件最重要的资料）。梳理辨析《靖逆记》的版本源流，正是基于它的这一文献价值。因为选择或是参考适宜的版本，是研究问题深入分析史料时往往无可回避的需求。

                                                        2005年9月26日记

刊《故宫博物院院刊》200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