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名为吉冈二郎的日本人留下的参加中国帮会的凭记——会簿，是研究阎锡山的帮会与“残留”日本人关系的切入口。此历史可溯及阎锡山在抗战时期为强化个人威权和对敌斗争而成立的两个帮会——民众山进步总社（洪帮）和民众进步委员会（青帮）。抗战结束后，阎锡山为了进行反共战争，借助帮会吸收和整合“残留”山西的日本人；而日本人之所以热衷加入帮会并自行设立帮会，乃是因为这些曾经的“皇军”士兵，在群氓无首下，从帮会模拟亲缘的人际关系中发现了日本社会固有的“亲分子分”的结合原理。

一、一块会簿

就社会史的边缘性而言，秘密结社堪称最能体现这一特质的研究领域，不仅如此，它还使历史解释的局限性毕露无遗。不是吗？迄今所知的秘密结社几乎皆为“他述”，所指称的事件是否真实和可靠均有待检证，换言之，没有经过检证的“他述”是不能构成解释事件的根据的。另一方面，即便有很少来自秘密结社一方的“自述”，犹如来历不明的断编残简，由于难以置于事件的因果链中判定是否真实与可靠，通常也无法用于解释具体的事件。以下这块会簿即是如此（下图）。

会簿正面分上下两部分，上部分自右而左分别是中华民国国旗（右）、义气千秋帮会徽记（中）和国民革命军军旗（左）。旗上红字“民众山”，旗下红字“进步堂”。下部分右边和左边各有三行竖写文字，外层右为孝悌忠信、纯仁常在，左为礼义廉耻、道德为怀。中上半段：内口号“进步团结”，外口号“复兴民族”。内为山川水、幸福堂。下半段由外而内：民众团结救国难、幸福香长乐无疆，进步堂前集英贤、山川水流遍天下。中间由上而下：富士山威吉冈二郎。概言之，会簿正面有三层意思：第一层为儒家伦理的诉求，第二层复兴民族的倡议，这二者由第三层山堂这个载体来付诸实践，显然这是一块具有政治指向的以兄弟结拜为旨归的帮会成员的身份证。再看会簿反面，上段为孙中山遗嘱，下段是山主齐继川、副山主王梦飞。吉冈二郎的入会介绍人分别为恩兄齐继川、承兄王梦飞和保兄矢田茂、引兄广濑贤治，入会时间在1946年2月10日。该会簿是“孝”字第一号。

上述会簿的照片是笔者1998年从时任日本驹泽大学教授的渡边惇处得到的，渡边惇则在十八年前得自吉冈二郎本人。一个日本人何以会参加中国的帮会，而且是带有国民党政治色彩的帮会？这一疑惑长期困绕着笔者。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当笔者翻出会簿照片想进行探讨时，蓦然发现已经得不到关于渡边惇的任何信息了。渡边惇给笔者会簿照片时，还附有一封吉冈二郎1979年9月26日写给他的短笺：“昭和十六（1941）年三月任山西省甲种警官学校的指导教官，战后应日侨管理处长（阎省长的侄子、中将）要求，任省警务厅专员。”阎省长的侄子即阎锡山的姨表侄梁化之，吉冈既然应梁化之请任警务厅专员，其加入民众山也许与梁化之有关？梁化之深受阎锡山信任，抗日战争期间被委以负责民众动员工作，所做之事均与阎锡山有关。因此，要知道会簿的来历，阎锡山是一条可以考虑的线索。此外，短笺中“日侨管理处”一语说明吉冈二郎是日本战败后残留山西的日本人。关于山西残留日本人的情况，其概貌直到1980年代才为人知晓，现在随着相关资料的公开和当事人的回忆，学界对其认识已经相当深入了。吉冈二郎的会簿及其短笺留下的文字和痕迹将笔者的目光引向抗战前后阎锡山的地方政治。

二、民众进步社

翻阅与阎锡山（1883—1960）生平有关的文字，鲜有涉及帮会者。辛亥革命前，阎锡山的活动重心在军队；辛亥革命后，阎锡山出任山西都督，1913年镇压了主张“二次革命”的洪汉会起义。在掌握山西军政大权后，阎锡山取法日本村本位自治，建立起从属于其个人的地方统治。在山西的政治生活中，不要说有具体的帮会存在的空间，就是模拟帮会的人际关系也是难以想象的。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山西“门罗主义”的大门被日军的枪炮攻破，避居山区的阎锡山一度与共产党及其外围组织合作抗日。1939年12月，阎锡山发动“十二月事变”———镇压“牺盟会”、攻击八路军115师晋西独立支队，转而勾结日伪军，与日伪建立起若即若离的关系。1942年，在阎锡山的公开言论中出现了“帮会”“洪门”字样。11月10日，阎锡山在《对民众进步总社洪进特训班毕课训词》中，告诫即将“出去工作”的学员，要严以律己，“人格第一，气节为首”；“绝不做害国阻政的事”，“以洪门的力量团结民众，领导民众，协助地方工作”；“以为国家民族求生存，为世界人类谋幸福的同志会的主张，为自己努力的目标，造成进步的新洪门”。不难推知，洪进特训班的“洪”是洪门之意，学员都是帮会成员，隶属于一个名为“民众进步总社”的组织。训词中提到的“同志会”是1938年2月阎锡山成立的以抗日救国为主旨的“民族革命同志会”，民众进步总社的宗旨与民族革命同志会的理念一致，或许是后者的一个下级组织。两周后的11月27日，阎锡山在《对洪训会洪进特训班第二期开课训词》中再次谈到帮会：“我国之帮会组织，历史悠远，其产生多在受异族侵凌，民族危亡的时候，一班忠义有识之士，借帮会之组织，结纳社会忠贞侠义好汉，团结群众力量，不顾牺牲进行斗争，尽其大忠大义，曾留下不少的可歌可泣的事迹，在社会上造成广大之潜力，盖以后来办帮会者，多系年岁较老之乡绅，历久相传，渐渐失掉其革命意义，形成社会性之纯侠义团体，未免遗憾！”这段话的逻辑和辛亥革命前孙中山、章太炎和陶成章等论述洪门的逻辑完全一样，孙中山等认为洪门本有“反清复明”的革命传统，惜日久而隐没无闻，有待重新弘扬。阎锡山接着说道：“今天是全民抗战民族革命的时代，非团结全民之力量，决难争取最后之胜利，所以我主张将现有的帮会，加以组织化现代化，共同担负抗战复兴的任务！”试图组建“新洪门”，“使每一个洪门的弟兄都成为顶革命顶进步的”。阎锡山如此说是有原因的，在此不久前于西安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国民政府再次申令禁止公务员加入帮会。“四川的政令下达，帮会首先反对，行政上发生了障碍，以及部队中帮的统系下，屡有士兵不服从官长，下级不服从上级命令的事发生，所以坚决的要禁止。这就是说，帮是有益于国家民族的即扶持，帮是有害于国家民族即消灭。”因此，民众进步总社一方面要弘扬帮会侠义精神，另一方面要给帮会注入“革命精神”。

阎锡山在训词中提到民族革命同志会，似乎民众进步总社成立的时间应当在1938年2月之后，但是，笔者在孔夫子网看到的一块牛玉杵持有的会簿（见下图），则写明牛玉杵入会时间在“民国贰拾陆年”———1937年。牛玉杵会簿印制粗糙，除持有人处写着“威牛玉杵”外，正面样式与吉冈二郎会簿相同。两块会簿的背面相差略大，牛玉杵的简略，上半部为孙中山“天下为公”，下半部恩兄和承兄与吉冈会簿同，保兄和引兄分别是罗涤生和刘芝玉。如果这块会簿不存在时间倒填问题的话，很可能在1937年11月太原沦陷前后阎锡山就成立了帮会组织———民众山进步堂，也即先有1937年的民众山进步堂，后有民众进步总社。此处的“总社”绝不是随便添加的，应该是整合了各地的“民众山进步堂”后的标记。

《山西文史资料》收录的杨瑞和张荣汎所写的《阎锡山的反动组织》一文言及民众进步总社。该文称民众进步总社是1940年阎锡山在吉县克难坡成立的，阎自任社长，王靖国副之。下设“洪进处”，负责组织工作，处长傅受之，总务处长刘吉人，各县设有分社。阎锡山要求民众进步总社的干部做到如下各方面：“逢山开道，遇水搭桥，千里通风，万里报信，山主有难，速来搭救。”除阎本人开山堂外，部下肖（萧）寿恺、刘君瑜、韩玉辉等也开山堂。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民众进步总社的活动活跃，“山西民众进步社”主任是刘宗康，韩玉辉、王明钦、刘君瑜、韩佑虞、陈冰、刘永年等分别为绥远、察哈尔、河北、山东、河南、陕西等省民众进步社主任。杨瑞是阎锡山的亲信，1942年受命率300余人“归顺”太原日伪政权，充任日伪太原警备队副司令，他的回忆应该是可靠的。根据这篇文章，民众进步总社的山名是民众山，堂名叫进步堂，而社长阎锡山和副社长王靖国很可能就是吉冈二郎和牛玉杵会簿上的齐继川和王梦飞。1945年10月27日，国民党中统局的秘密调查提供了解开这一谜团的有力证据：

阎长官近组织民众进步社，派高级干部赴各县工作，每三五县为一区，设主任一人（少将阶级），干部拾余人。县设分社，设社长一人（上校阶级）。大同、天镇、阳高三县为一区，由陈国耀（大同人）负责，大同分社由刘鸿林担任。该社以领导红帮为名，以情报为工作中心，其组织法与哥老会相同，如山水名堂。该社定山为民众山，堂为进步堂，入社需四人介绍，一为恩兄阎百川（阎锡山），一为承兄王靖国（化名不悉），三为保兄谢应濂（谢濂），四为引兄赵承绶（化名不悉）。凡二战区所属官兵均为社员云。

将中统的秘密调查和吉冈二郎的会簿两相对照，化名齐继川的山主和恩兄无疑就是阎锡山；副山主和承兄王梦飞即王靖国；会簿上无法辨识的副山主谢某某应为阎锡山的部下谢濂。民众进步总社有区、县二级建制，如欲加入，需4人介绍，阎、王、谢、赵四人均为真名。据一份作于1950年的《西安红帮概略》的调查，包括上述三名阎锡山的亲信在内，一共有13名阎锡山的高级干部参加了民众山。

山西在国民政府的抗战部署中属于第二战区，中统局秘密调查称二战区阎锡山部队的官兵都加入了民众山，显系夸大之词，相比之下，《西安红帮概略》称第二战区各兵站工作人员均加入民众山较为可信。兵站是招募士兵的机构，工作人员加入民众山说明所谓民众工作的主要事项是招募士兵。据说副山主王靖国常对手下人说：“领导帮会不是去讲义气千秋，而是去发动组织民众。”前揭杨瑞等文说阎锡山命刘君瑜设立“民众武装自卫军”，下设两个师六个团，约有五六千人，其实都是洪帮兄弟，“起初还有洪帮的一些形式，后来就完全变成正式军队，于1947年拨归赵承绶指挥，参加了反人民的内战”。民众进步总社向西发展到西安，吸引了不少下层劳动者加入，“以山西人为主，在陕西西安约有五千余人，没有多大作用”。

三、民众进步委员会

前引杨瑞等文提到民众进步总社之外，阎锡山还组建了另一个帮会组织———民众进步委员会。1942年，阎锡山在克难坡成立民众进步委员会，自任会长，委员会由五十余人组成，傅存怀担任会务主任，办公室主任为萧寿恺。民众进步委员会下设道务和总务两科，县级设分会，由3-10人组成。阎锡山自称在日本留学时曾加入青帮，是嘉白帮大字辈，傅存怀是同（通）字辈，萧寿恺为悟字辈。据说民众进步委员会的设立是傅存怀促成的。傅存怀曾为阎锡山某一专区的保安司令、暂一军军长，因编制撤销而无所事事，故建议阎锡山以青帮形式建立民众进步委员会，“以帮拉帮”，“协助”其他部门“完成任务”。其实，环顾战争下的山西，阎锡山“以帮拉帮”的设想似乎源自外部的刺激。在日伪统治区，有一个托名宗教团体的安清同义委员会，分布在华北很多地区，而实为青帮的变名。山西“安清同义委员会”成立于1940年9月，总部设在太原，有5区20组事务所，县级设有分会，成立后仅一年会众就增至万人以上。安清同义委员会之所以能如此迅速的发展同该组织的性质有关。简言之，该会在政治上拥护侵华日军扶植的傀儡政权：“以道义报国，协助新政权之发展。”有的分会甚至亮出“协助建设东亚新秩序”旗号。“安清同义委员会”自称崇拜佛教和青帮三祖———翁、钱、潘，但宗教色彩淡薄，各级委员会的委员、课长、股长多为绅商名流。就政治功能看，民众进步委员会与“安清同义委员会”十分相似，可以说，民众进步委员会是阎锡山针对“安清同义委员会”而设立的。

关于民众进步委员会的情况，除杨瑞这一当事人的回忆外，1948年8月25日中共太岳区党委社会部编印的《山西进步委员会（即青帮）》弥足珍贵，这是一份根据从阎锡山处缴获的资料编辑而成的。翻阅该资料集，如果不是文中有“共匪千方百计向我安清组织拉拢”、“领导忠实道友”、“悉为安清同道”等字样，人们难以知晓民众进步委员会原来就是青帮。民众进步委员会总部设在太原，将全省划为14个“区”，每个区建立一个分会，每个分会下辖若干市县，县级仍有分会。民众进步委员会主任吴绍之系阎锡山绥靖公署秘书长。与安清同义委员会相比，“区”级是民众进步委员会的发明，承袭了阎锡山治理山西的“区”制。1947年年底，民众进步委员会设立了代号“6753组”的特务组织，组员8名，皆为安清道友，给予一等兵待遇，任务为侦查共产党地区的情况，并调查阎锡山支配地区共产党工作人员的情况。据石家庄警察局一分局局长锁赓元的回忆，1946年民众进步委员会派陈义斋到石家庄，成立“进步社”，石家庄警队司令部第三处处长董维熙即其成员。另据山西驻石家庄联络办事处处长王星运的回忆，进步社在石家庄的活动主要是联络当地安清道（青帮），吸收日伪人员，同时在河北招兵。这些回忆可以与国民党中央联秘处编印的资料相印证，后者道：“（民族革命同志会）在平津吸收知识青年参加组织，并利用帮会及下层社会人士为组织外围，在北平成立‘进步周刊社’，聘请各地特约记者及通讯员，并在天津设办事处。”可以断定，民众进步委员会和民众进步总社一样都是民族革命同志会的外围组织，除“利用同级各种社会关系与党派间之矛盾关系，拉拢官场之失意分子”，其最重要的工作是招兵。比照杨瑞的回忆，傅存怀是1947年被撤职的，主任之职由吴绍之接替。在国共内战下，杨瑞说：“阎锡山大搞‘兵农合一’时，‘民众进步委员会’就配合起来进行宣传，实际就是帮助阎锡山抓了几万壮丁当了炮灰。”

四、“残留”日本人与帮会

根据吉冈二郎会簿留下的梁化之进而阎锡山的线索，上文考察了阎锡山在抗战期间成立的两个帮会组织———民众进步总社和民众进步委员会的情况。抗战结束后，日本人吉冈二郎何以会加入以抗日民族复兴为旨归的民众进步总社———民众山呢？反过来说，民众山何以会吸收一个日本人加入呢？在缺乏吉冈二郎本人资料的情况下，吉冈短笺中“日侨管理处”为笔者提供了从残留山西日本人这一背景来考察的线索。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时，滞留山西的“支那派遣军”第1军约5.9万人、日本居留民约4.7万人，依照《波茨坦公告》的相关规定，这些人将被陆续遣返回国。但是，为了对付共产党的军队，阎锡山违反《波茨坦公告》和国民政府的规定，开出优渥的条件，劝说旧日军战斗人员和技术人员留在山西。第1军参谋城野宏和策划“皇姑屯事件”的山西产业株式会社社长河本大作积极响应。城野宏通汉语，战争期间曾与阎锡山秘密勾结，日军受降交接就是在他与阎锡山的副官赵承绶之间进行的。城野宏以日本已经被联合国占领，在美军的殖民化和苏联的赤化之外意欲谋求第三条道路———建立山西独立王国。他充任阎锡山省政府的顾问，有组织地劝阻日军官兵回国。这样，残留山西的日本军人被编入阎锡山的军队中，技术人员被纳入阎锡山文官统治系统。

勾连残留日本人与中国人的组织名为“亚洲民族革命同志会”（简称亚民会），该组织原为1945年5月阎锡山和日军勾结的产物（会长阎锡山），战后转而成为阎锡山联络“日侨”的机构。1946年6月亚民会内成立了“山西产业技术研究社”（简称产研社），1947年9月又出现了亚民会日本支会“亚洲文化会”，很多日本人同时参加了这两个组织。与本文论旨关系较大的产研社“其目的是向残留日本人进行反共宣传，使他们积极参加反共战争”。1946年9月，产研社和其他日本人的组织合并而为“日侨俱乐部”，河本大作为委员长，这个组织专事劝募日本人参加阎锡山军队的对共产党战争。1947年夏，河本大作策划到日本招募“义勇军”，次年派矢田茂回国执行此事。矢田茂无疑就是吉冈会簿上的“保兄”，他离开中国后便一去不复返。亚民会下还有一个组织叫“资源调查社”，是梁化之领导的特务组织，“目的在于收集解放军情报。规定在铁路沿线及主要县分设立情报站，直接或通过当地山西军、警察队收集情报，向太原本社报告，由本社每月汇报梁化之一次，做为梁化之政治情报的参考资料”。日侨俱乐部成立后，资源调查社的日本人集体转入日侨俱乐部。

中央档案馆等编辑的《河本大作与日军山西“残留”》收录了很多日本战犯的供词，里面还夹杂着几个中国人的供词，萧寿恺的笔供即其中之一。萧寿恺在笔供中写道：“当时的工作是首先团结日本旧道徒，并发展新道徒，摆设香堂，宣传阎的政令。”萧寿恺被释放后，曾写过一篇回忆其青帮经历的短文，收入《山西文史资料》，承认自己是安清进步委员会的办公室主任。抗战胜利前夕，萧寿恺随阎锡山由吉县转至隰县，委任韩金声为安清进步委员会太原分会主任，利用韩金声的青帮关系，贩运短缺物资。而韩金声则悄悄带青帮会员日本人竹林二郎来隰县“结缘”，拜见阎锡山。竹林二郎是日军特务，在青帮中的辈分很低，是“学”字辈。他和后文出现的竹林正是否为同一人，不得而知。萧寿恺的供词可以和战犯、日侨俱乐部通讯部支部长日裏哲二郎的供词相互印证。日裏哲二郎在1954年9月8日的供词里称：1945年9月，他在堀切的介绍下在太原加入青帮，以二八式手枪一支、子弹一盒（30粒）作为见面礼，拜萧寿恺为师父。1946年8月，日裏哲二郎和萧寿恺策划在日本人中建立青帮，结果在日裏哲二郎和池田勇、竹林正（资源调查处特务）等三人共谋下设立了“晴义会”，日裏哲二郎任主任，会址设在竹林正家，由竹林正负责对外交涉。该会有七八十名成员，被编为若干小组，定期聚会。日裏哲二郎还令其所在的通讯队下属西原修等32人加入“晴义会”，将所有部下收为徒弟。日裏哲二郎供称：“晴义会是日本人的青帮组织，其目的是协助阎锡山日本人残留山西进行反革命战争。”31日裏哲二郎的供词说明日侨俱乐部成员均加入了晴义会。中岛寿男在1954年8月21日的口供自述，他是晴义会创始人之一池田勇的部下，在1946年1月经竹林正介绍在太原加入阎锡山的民众进步委员会，拜一位王姓中国人为师父，是“五”（悟———引者）字辈，“我只在中秋节时给师父送过礼”。“1946年或1947年末，（中岛寿男）在资源调查社参加了晴义会，也就是日本人的青帮组织，每星期召开一次亲睦会，座谈世界形势，我只参加过一次。”对于晴义会这一松散的青帮组织的作用，黑田一一供称：“成立该会的目的是为将残留山西的日本人中参加青帮者集中起来，加强互助和团结，以便更好地实现残留目的。同时就资源调查社自身而言，可以通过该组织的成员进一步扩大情报网。”

在《河本大作与日军山西“残留”》收录的战犯供词里，笔者虽然没有找到吉冈二郎的名字，但看到一些残留日本人进行洪帮结拜的痕迹。战犯永富博之供称：“我曾经加入了青帮、进步社、第二战区司令部合谋社、亚洲文化会、晴义会、水曜会，创立了中日文化研究会及渤海渔业组织。”这位参与过南京大屠杀的战犯1945年10月任太原市第二战区司令部合谋社军机组上校组长，专事“残留宣传”，其后又先后在阳曲县、榆次县、太原市等多地任职，直到1949年4月太原解放时成为俘虏。永富博之在供词中将青帮和进步社分开写，他显然参加了青帮和洪帮两个不同的帮会。前引中岛寿男供词的内容稍为详细，他写道：“1946年1月，我还经竹林（正）介绍，在太原市大南门街和资源调查社的人，集体参加了红帮，这个组织号称进步总社，入会后都以兄弟相称，和青帮同样有暗号，也是一个封建迷信组织。”竹林正不仅是青帮成员，还是洪帮成员，他将中岛寿男等又拉入洪帮民众进步总社。从这两个例子可知，虽然文献里没有吉冈二郎的名字，如果将残留日本人加入洪帮的自述与吉冈二郎所持会簿两相对照，吉冈二郎无疑是众多消失在历史黑暗中的日本人洪帮一员。

如果说，阎锡山为了在组织上凝聚残留日本人，改变了抗战时设立的青帮和洪帮———民众进步总社和民众进步委员会的性质，那么从战犯的供词里还能发现另一现象，即残留日本人之间弥漫着结帮风气，原因何在呢？原来，来自日本不同地方、出身各异甚至可能还存在身份歧视等问题的残留日本人，曾经都是“统帅”天皇的士兵，生为天皇子民，死入靖国神社，彼此之间是有连带感的。但是，当他们放下武器，不再是“皇军”的兵卒后，作为阎锡山的“雇佣军”，成员内部的关系就需要其他原理来凝聚。曾任日本社会学会长的中野卓在回忆其残留山西的经历时有一长段文字触及该问题。中野卓是1945年1月被派驻山西的，为迫机炮中队小队长，战后他所在的崞县旅司令部最初改名为“铁路工作队”，1946年又易名为“特务团”。在成为阎锡山的雇佣军后，遗留部队应该基于何种“统率原理”来加以凝聚成为该部队的大问题，中野卓和炮兵大队长菊池、中队长殿冈等为此曾前往旅司令部开会，而中野卓身为小队长，之所以有资格与会是因为他在大学的专业是社会学。中队长殿冈说：“过去我国的军队有‘天皇亲率’的统率原理，即上司的命令再往上是上边上司的命令，最上面就是天皇陛下的命令，从而形成了有条不紊的统率体系。”他要求中野卓想出新的原理将残留军人整合起来。“可以取代天皇亲率的统率原理，并不是那么容易就能想出来的。”在会上，殿冈提出了实行“亲分子分原理”的重要性。但是，殿冈所说的“亲分子分”不是日本社会存在的上下秩序原理，而是中国人之间流行的“哥儿们关系”。最后在炮兵部队中真的出现了结拜风气：“殿冈队长竟然把菊池大队长称做‘亲分’即‘大哥’，把他下面的几个要好听话的人称做‘子分’即‘老弟’。他们天天混在一起，晚上喝酒闹事，把部队纪律搞得一塌糊涂。但是到最后，有些‘哥儿们’还是想回国。”

五、结语

以上，本文通过名为吉冈二郎的日本人所保存的参加洪帮的会簿及一封短笺留下的线索，追溯了抗日战争时期阎锡山的帮会政治及其战后与残留山西日本人的关系。限于资料，可爬梳的人与事并不多，但综合起来，还是可以给整个故事勾勒出一个轮廓的。

1937年，太原沦陷，经营山西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阎锡山被迫逃离山西的政治中心，避居山区进行抗战。同年，阎锡山设立了名为民众山进步堂的洪帮，1940年进而整合各地民众山进步堂，设立民众山进步总社。如果说民众山进步堂秘不为人知的状态显示出其可能是一个专门收集情报的特务组织的话，那么民众进步总社的功能似乎主要是“民众工作”。1942年11月，阎锡山设立洪门培训班，集训从事“民众工作”的学员，这里的“民众工作”不是共产党的民众动员工作，而是招募青壮年当兵之意。1942年，阎锡山仿效日伪安清同义委员会，成立民众进步委员会，其目的也在于此。抗战结束后，阎锡山因为缺乏有战斗力的军队对抗共产党，民众进步总社和民众进步委员会的职能转而为吸收残留日本人加入反共战争的道具。吉冈二郎作为残留日本人，加入的是洪帮组织民众进步总社，因为他和会簿上的“保兄”矢田茂都是中途回国，留下了本文讨论的罕为人知的日本人加入帮会的凭证———会簿。

阎锡山在抗日战争开始后热衷于帮会活动，乍看起来，颇不可思议，但细细思考的话，亦为顺理成章之事。民国初年，在经历了一系列政治斗争的失败后，孙中山成立过忠于其个人的中华革命党，这个颇似帮会的政党是在激烈的斗争中孙中山为强化组织的凝聚力的不得已之举。基于同样诉求，在抗日战争期间特别是战争长期化后，阎锡山也以模拟亲缘关系来强化个人的威权，而分别侧重人与人的平行关系和上下关系的洪帮和青帮满足了阎锡山的双重实际需要。

耐人寻味的是战后残留日本人与帮会的关系，根据现有资料，很多日本人不仅加入了这种中日成员混杂的帮会，而且日本人中也有帮会。在此，强调“师徒如父子”结合原则的青帮，由于与日本社会“亲分子分”相似，在日本人中似乎很流行。相比之下，侧重“兄弟”平行关系的洪帮———民众山进步堂，虽然有证言和证物，流行程度似乎要弱一些。

残留山西的日本人被编入阎锡山的军队与共产党军队作战，在战场上节节败退。1949年4月21日，被困于太原的河本大作在收听完一则日本的广播后，在日记中对南京被共产党军队攻破感叹道：“面对蜿蜒广阔的长江天险，拥有大批海军和飞机的国军，竟然束手无策，任凭敌军渡江，就军事常识而言，实在令人难以理解。然而，认为毫无可能的事却往往能够迎刃而解，这就是谜之国———中国的真相。”这段话同样适用于拥有重兵器的残留日军，其最后被歼亦为历史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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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者：郑静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