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乙

道传台湾的艰难处境

一贯道传至台湾，是台湾光复以后的事。“中华民国一贯道总会”印行的宣传册子记载：“台湾天道系战后由上海、天津、南京、常州、哈尔滨、安东（即今丹东，引者注）、宁波、成都等地传入。”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10月25日中国政府恢复在台行使主权，台湾重回祖国怀抱，上海、天津等地的一贯道坛口随即纷纷派人前往台湾传道。最早到台湾发展的是宁波宝光坛的陈文祥、杨倚文夫妇和鲍炳森，陈文祥夫妇都是台湾本省人，陈留学日本，杨求学上海，1935年在上海共同创立“爱华医学院”，1942年在南京由汪精卫伪政权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孙祥夫、税警司令李丽久引导下一起加入一贯道，陈并成为汪伪政权陆军医院院长。日本投降、汪伪政权覆灭后，夫妇俩于1945年11月离开上海回台湾专事一贯道传道工作。1946年1月13日在宜兰县德阳村设立“天德佛堂”，这是台湾一贯道第一座佛堂，堂主李文德；五天后又在台北市大龙峒（今台北市伊宁街）设立“归元佛堂”，这是台湾一贯道第一座公共佛堂。1946年之前到台湾传道的还有上海宝光坛的苏秀兰、郑德祥、张德福、吴信学等人；天津文化坛的孙路一、朱杰南、陆安平、李文锦、闻道弘、贾庆仁、商明轩等人；常州博多坛的匡佩华等人；厦门基础道场的唐绍继、解昭武、刘遵三、曹铁善、黄自然、袁煮鸿、袁煮鄂、顾祥麟等人。

1947年国共爆发内战，1949年新中国成立，1950年开展声势浩大的取缔反动会道门运动，一贯道许多道首纷纷逃离大陆，渐次聚集台湾，宝岛台湾成了一贯道各组线道首的聚集地。此时的台湾虽已被日本统治了五十年，日本实行“皇民化”教育，妄图灭绝中华文化也有了一定效果，但台湾同胞毕竟是中国人，内心深怀民族之情，渴望中华文化得以传承。一贯道教义正好符合台湾同胞这种心愿而得以传扬。“由于本地为闽、粤移民社会，民风淳朴，礼敬神明，笃信民间三教信仰，大道传入后，广受一般民众之认同与信仰，求道者络绎不绝。”早期一贯道各组线在台传道，是沿着一贯道传教者来台交通线进行的。北部的基隆是往来大陆各港口城市的大码头，所以各组线大多从基隆开始，渐次到台北、新竹、台中、台南、高雄、屏东等城市为据点传道，吸收道徒。同时向周围乡镇拓展，因此当时道徒多以劳工、农民和小商贩等基层社会人士为主。至1960年代后，逐渐向中、上层社会发展，知识界及官员、商贾入道者增多。到1980年代以后更加蓬勃，并大举向海外发展，至今已成为一个佛堂遍布全台、道徒普及各个阶层的大教团。

但一贯道在台发展并非一帆风顺，相反，充满艰辛，历经磨难。

一是被台湾当局认定为邪教，长期遭受查禁打压。

几乎与大陆同时，台湾当局以“以维良风，免资匪用”为由，自1951年开始查禁一贯道。是年2月，台“行政院”密电“保安司令部”，认为一贯道在台湾发展很快，担心为“匪”（指共产党）利用，对于一贯道活动要依法查禁在案。一个典型的案件是1953年农历3月15日，一贯道法圣组在台北市举办“老母大典”，台“警备总部”接报立即派警前去缉捕，其中搜查到一部油印机，认定是用来印制传单为“匪”宣传的铁证，遂判定该组线非法集会，阴谋制造祸乱，在侦讯中，将该组线领导人孙德椿打得死去活来，逼问是否共产党特务。就在这一年，台“内政部”引用当局《查禁民间不良习俗办法》，将一贯道定为邪教在查禁之列。1958年4月又重申此令。

1960年2月5日，时任台湾省主席周至柔再度发布严厉查禁一贯道的命令，当时台湾的报纸是这样报道的：

“据说本省之一贯道，又叫白莲教，民国三十六年传入台湾，首由台中县开始，在丰元及苗栗等地设坛布道。曾经取缔，灭迹一时，现在又死灰复燃，当前并以苗栗等地十八个乡镇为主要的活动区域。教规森严，教徒对外保持极度秘密，父母兄弟都不能相告。该教专门研究刘伯温思想和息战论，以信仰一贯道可以避祸息灾，逢凶化吉，而诱乡愚人入教。其教徒大部分为无知妇女，本省人占80％，外省人占20％。为掩避治安人员耳目，在研究之教义中，增加三民主义国父遗教，而实际则为出世思想。治安当局认为此一贯道过于迷信，且教规荒诞，影响伦常，出世思想影响民心士气，决予严加取缔。”

针对官方取缔行动，一贯道各组线似乎没太在意，仍继续在各地传道，发展道徒。一贯道领导人甚至在报端刊登广告进行公开辩解和说明，试图说服当局改变禁令。但他们的努力不但无济于事，反而激起当局变本加厉。1963年3月19日，台湾省警务处通令各县市警察局加强取缔，剎时台湾各地风声鹤唳，掀起了一场严查运动，以期彻底消灭一贯道。这年5月5日，台湾当局“警备总部”正式宣布要严惩一贯道。该部发言人王超凡将军对外表示：一贯道教义歪曲，妨碍善良风气，前经“行政院”明令查禁，并由“内政部”先后转知各级主管官署在案，但该教竟于查禁期间，籍“鸭蛋教”、三期新兴佛教等名义，从事非法活动，更于3月间公开在报章刊登广告，颂扬邪教。近复据报，该教传教活动时，举行裸体集会，伤风败俗，更有对无知良民敛财、奸淫、恐吓等非法活动，且散播谣言，为“匪”张目，不但危害社会治安，有违现行“国策”，并有为“匪”利用之虞。“警备总部”为维护社会治安，保障“国家”安全，顷已下令依法严予查禁，如仍有不肖之徒玩法败德，本部决依法严惩。

5月8日，该部再通知各地员警机构，对尚未停止活动的一贯道，一律严厉取缔。台“内政部”亦于同日重申前令，饬各地主管官署严厉查禁一贯道，并希望民众参与揭发，以期根绝。6月8日，台“司法行政部”（即现在的“法务部”）亦通令各级法院，对于一贯道的活动，如触犯刑章者，应依法严予究办。

在台湾当局强大压力下，一贯道在台主要组线如宝光、基础、法一、文化、师兄等派有关领导人，不得不于当年6月10日，分别在台北、高雄等地发表共同声明，表示因为没有向当局办理合法登记手续，当局要禁绝该道活动，所以从当日起，绝对遵从当局命令，切实停止活动，自动解散一贯道。

二是遭受新闻传媒捕风捉影，冷嘲热讽，严辞批判。

也许是因为传统中国官学阶层长期存在对一贯道这类民间宗教瞧不起的传统，也许是一贯道教义体系尚不完整严密多有可攻之处，也许是一贯道传教方式比较神秘、迷信成份居多，也许是一贯道教团和信徒本身攻关不够，但恐怕更多还是因为开放报禁前，台湾新闻传媒多受当局严格控制的缘故，总之一贯道在台湾，从一开始就不受新闻传媒待见。翻阅台湾前“立法委员”沈智慧女士赞助编印的剪报影印本《一贯道由非法到合法的历史记录》，当时对一贯道全是负面报道，且多以“据闻”、“据悉”－－也就是多以道听途说的情况来报道一贯道的活动，行文要么冷嘲热讽，要么严辞批判，而更多是兼而有之。兹信手摘若干报道标题、副标题，端看当时台湾报刊如何看待一贯道：

《联合报》－－

1959年3月23日报道：屏东邪教神奇诡谲，暗中传播七八年信徒遍全省，警方曾搜集资料唯所获无多。

1963年6月10日报道：一贯道是邪教，为首的觉悟了，南北三帮派今宣布解散，以后再发现将依法严办。

1970年6月23日报道：竹崎山区发现邪教，教友不分男女，都要脱光宣誓。

同年8月4日报道：夫子之道一以贯之，神棍籍名蛊惑乡愚，林忠被捕供承志在敛财，治安当局电令移送法办。

1980年3月10日报道：糖衣如蜜，一贯道魔高一丈；拍案惊奇，大专生竟被蛊惑。迷迷糊糊上坛听道，一女学生成了引保师，愿扫地奉茶竟如此牺牲，啥名堂令人处处疑云。

《征信新闻报》和后来改名为《中国时报》－－

1963年3月11日报道：鸭蛋教遍后龙，内有公教人员，秘密活动接触频繁，妇女被诱，加入甚多。

同年4月7日报道：打破鸭蛋问到底，台中破获总教堂，夫妻二人任男女坛主，宣传品中主张教徒奉献身体，倡怪论说吃鸭蛋可防原子弹。

同年5月9日报道：一贯道一团糟，淫邪诱人入教，恐怖手段控制教徒，背景复杂严予查禁。

1965年5月31日报道：娇妻半夜出走，原是鸭蛋教徒，基督之家出了异类，丈夫告状人神不宁。

1971年2月20日报道：邪门歪教，诱人开矿兴建寺庙，骗得钱财置产纳妾。几个恶劣分子，分别判刑罚金。

1977年4月6日报道：误信邪教真害人，导致精神分裂症，三人异常，送医治疗。

1983年3月21日报道：一贯道死灰复燃，诱妇女从事不法，神坛当作触角多人下落不明，活动日惭猖獗当局积极查证。

《中华日报》－－

1961年5月4日报道：迷信一贯邪教，弄得神智不清，中县府一女工友近日来哭笑无常。

1963年12月6日报道：楼下卖肥皂，楼上传邪教，一贯道阴魂不散，两徒众被捕法办。

1970年8月6日报道：一贯道逆伦败德，老翁迷途知返，妻儿竟成陌路。

1974年5月14日报道：白天麇集听讲经，夜炼床上八段锦，新庄破获邪教捕五十余人。

1980年6月25日报道：一贯邪道吹到苗栗，家人沉迷送掉父命。家成大本营又不忍心报警，一吴姓青年求教家扶中心。

《民族晚报》－－

1963年3月8日两则报道：1、鸭蛋里的秘密，此教邪里邪气，一贯道余孽暗滋长，治安当局全面调查。2、教徒光蛋聚会，裸体举行神交，妖精古怪破坏家庭，活动时间都在夜晚。

《中央日报》－－

1963年3月22日报道：“鸭蛋教”怎样骗人？－－一位被诱入教者的自述。

1982年2月4日报道：一贯道害人，三姊弟入迷，老父伤心提出检举。

《大众日报》－－

1970年11月28日报道：啥子一贯道，根本瞎胡闹，集集分局查获一起，男男女女分处拘留。

1971年5月30日报道：男女老少脱得精光，跳呀闹呀员警赶到，旗山一贯道昨朝统落网。

《台湾日报》－－

1979年5月2日报道：一贯道害人不浅，多少人妻离子散。秘密传歪道，夫妻禁同床，信徒入歧途，家庭遭破坏。

1980年3月2日报道：邪教披神秘外衣，素食成连络标帜，蛊惑年轻男女值得警方重视。

从上述报道内容看，传媒对一贯道极尽抹黄、抹黑、抹愚之能事，并以“鸭蛋教”浑名（一贯道徒吃素，但可以吃蛋，当时一贯道徒比较清贫，台湾的鸭蛋又比鸡蛋便宜，于是一贯道徒多买鸭蛋吃，这与社会上人们对吃素的观念有所出入，于是坊间就给一贯道起了个浑名“鸭蛋教”）和捕风捉影之传闻，以揶揄、嘲笑的口吻加以轻蔑和批判。当时台湾绝大多数媒体认为，一贯道邪就邪在扰乱伦理、败坏道德、愚昧迷信、秘密集会等方面。

按理说，传媒记者对社会上出现的问题，完全可以进行深入采访，瞭解真相，再作报道。但几十年间台湾媒体似乎没有这么做，对一贯道的报道完全是在配合当局的取缔行动。所不同的是，传媒对一贯道的攻击，基本上是从社会问题的角度展开，与当局多从政治角度取缔有所不同。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副研究员宋光宇接受当局任务，在对一贯道进行调查研究的时候，曾从分析台湾当局取缔一贯道理由的角度，对《联合报》资料室搜集该报1959年至1982年2月有关一贯道118条消息报道内容作了分析，每条消息报道一贯道活动的内容可能涉及几项内容，多寡依次是：未经事先报备私下秘密集会81条，离群索居行动怪异18条，诈财17条，家庭失和15条，裸体礼拜9条，吃素导致营养不良9条，宣扬三期末劫5条，妖言恐吓4条，信教后导致精神异常3条，奸淫2条，匪谍嫌疑2条，宣传反战及愚民2条，呼吁停工减产1条，称王称帝1条。他研究发现，“历年来见诸报端的取缔一贯道的事实，大都只是一些家庭纠纷和一群人未经事先报备而私自集会，并没有像警总所揭诸的取缔理由那样的事情发生。”可见媒体虽然在全力配合当局，但对一贯道性质的看法与当局并不一样。然而，当时媒体对一贯道的看法完全是负面的，是反对的，这对一贯道在台湾的传播与发展自然很不利。

三是其他宗教团体忌恨交加，落井下石，强烈排斥。

一贯道在台湾迅速传播与发展，除遭到当局取缔、传媒攻击外，也遭到其他教派的指控、忌恨和排斥。

其他教派与一贯道的冲突，首先表现在对一贯道进行政治指控。1978年，台湾“中国孔学会”郑灿出版《中国邪教祸源考》，并请台湾道教的萧天石、佛教的释广定、基督教的周联华、回教的定中明、孔学会的孙炳炎等代表人物各撰序言一篇，并另结集为《天道指南》，于1980年双十节出版，以示五教共同反对一贯道。该书历数中国历史上带有宗教色彩的农民起义事件，认为都是一贯道的源头，说一贯道旨在“反民（指“民国”，引者注）复清”。一贯道“天生的就是个叛乱的胚子”，必须立刻加以消灭，才能消弭于祸乱于无形。

在对一贯道的攻击中，佛教团体尤其激烈。台湾的“中国佛教会”及一些和尚或出版小册子、或着文攻击一贯道。如台北佛教书局出版释回明的《暗路明灯》、释宏妙的《天道真传》、施文涂的《我怎样脱离一贯道》、《天道指南》、《歧路指归》和《回头是岸》等，都是批判一贯道的小册子。佛教对于一贯道的攻击，一是指责一贯道剽窃、曲解佛教经典和教义，如一贯道所谓“释迦退位，弥勒掌天盘”和“龙华三会”，就是对佛教《大藏经》中的《佛说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和《佛说弥勒下生经》的剽窃和曲解，特别是说弥勒要取代释迦牟尼佛下生度化世人、说“僧家子失却了三皈五戒”等，显然对佛教大不敬而遭至佛教人士重重反击。

而就台湾宗教发展现实而言，教派之间争斗的原因更多在于争夺信徒和利益。台湾一贯道研究学者宋光宇认为，其他宗教与一贯道之间展开的这场激烈的“宗教战争”，“最根本的目的，还是脱离不了争夺信徒和一切随信徒而来的利益。”另一宗教学家杨惠南认为，一贯道与正统佛教之间的冲突，除了对教义的分歧与瞭解不够外，更多是“两教教团势力的相互倾扎”。当时台湾佛教有一奇怪现象，即正统佛教寺庙不太参与民间各项服务活动，反而那些神佛并供的寺庙，如台北龙山寺、北港妈祖朝天宫等深入民间各个阶层。一贯道走的是民间传播的道路，一贯道在台湾迅速传播和发展，吸走了大量被佛教团体认为理应是他们的信徒，特别是那些信了一贯道的人捐献多多，一贯道佛堂一座又一座地盖起来，社会慈善公益事业开展得红红火火，这又反过来进一步促进一贯道发展壮大，佛教界自然大为不满，忌恨交加，视一贯道为大敌而加以严厉攻击。

争取合法化的艰苦努力

一贯道源自民间宗教秘密结社，打自建立就被统治当局认为其思想和组线与社会主流思想与秩序相对立，因而一向被视为异端和叛逆而遭到严厉镇压，因此，一贯道一直处于非法状态。当然，过往统治当局对类似民间宗教团体，除了镇压取缔，也没有制定过什么合法化的规定和标准，一贯道自然也就没有什么合法化可言。1927年国民政府北伐胜利定都南京后，开始制定规章对各种团体进行管理。当时国民党当局规定，所有宗教团体成立，需经国民党县以上党部核准，核准后向当地县以上政府备案。此后国民党中央几经研究讨论，出台了《人民团体组线方案》。1929年和1932年，经行政院核准，内政部在全国范围内对宗教团体进行过两次调查，并分别定为宗教、慈善、公益团体，准予登记备案，纳入政府管理，也有少数被定为邪教加以取缔。一贯道标榜不问政治，也不参与政治，只追求个人灵修和教派成长,张天然在《暂定佛规》中曾说：“溯自余修道以来，传道有年，概不涉及政治，无非纽正人心，惟讲仁说义，效法古圣先贤，只论俎豆馨香而已。”所以一贯道并没有进行登记。抗日战争期间，张天然利用与日本侵略者和汪精卫伪政权良好的关系，在沦陷区大弘其道，使得一贯道快速成长为全国第一大民间教派，此时一贯道更毋需登记。抗战胜利后，一贯道一时声名狼藉，国民党当局出于社会舆论压力，曾于1946年1月31日公开下令解散一贯道，并以汉奸罪向法院起诉。后经一贯道内部多方活动国民党多位高官要员，国民党当局于1947年7月撤销了对一贯道的查禁与起诉。同年8月1日，在国民党中央社会部授意下，一贯道改名为“中华道德慈善会”，并经内政部立案批准为慈善团体，这是一贯道第一次经当局批准取得合法地位，可以公开挂牌在全国活动。

然而好景不长，抗战胜利不久，国民党发动内战，而且以失败告终。大陆解放建立新的共和国政府，一贯道因反共在大陆被坚决镇压取缔而彻底覆灭，与国民党一起到台湾的一贯道，不久也被认定为邪教而遭国民党当局取缔，再度沦为非法民间教派。

从1951年一贯道在台湾被查禁，到1987年禁令解除，台湾当局明确宣示一贯道是可以公开传教的教派，一贯道在台湾为了合法化，整整努力了36个年头。

一贯道人士第一次在台申请合法登记的努力是在1959年。当时国民党当局为配合政治上反共，雷厉风行查禁一贯道，一位在台湾省警备总部第三组任组长，且兼具“国民代表”身份，名叫郑邦卿的一贯道教徒，公开在报端刊登广告为一贯道辩护，并在台湾一贯道内有重要影响的宝光组领导人陈文祥、基础组领导人张培成的支持下，自许为一贯道信徒代表，于当年6月29日向当局递交申请书，要求当局准许民众自由信奉一贯道。申请书全文如下：

“申请书

中华民国四十八年六月廿九日

事由：谨将一贯天道实况详陈，恳援信教自由宪章，准各地道堂宣讲道义，以便自由信奉。除由各地道堂就地向该管治安单位联络外，请转饬，随时派员加强考察，以杜冒混，而慰民望。由受文者：

一、窃查一贯天道，乃集儒、释、道三教之大成，教人以寡欲修身，明心见性，遵伦理，守纲常。生则入世而为完人，死则出世而为仙佛，消夙孽而脱苦海，登彼岸以超轮回，实为一最进步的宗教。邦卿信奉有年，修持虔诚，亦深信如人人信仰，个个奉行，对于社会风气之改良，与乎秩序之安宁，实有莫大之裨益与影响。政府为化移俗美计，对此纯粹的宗教允宜力予赞助，布未可作任何程度之摧残。近据报载，政府明令，误认天道为非法组线，严予取缔云云。又据报载，法籍神父房如晦控诉中共迫害宗教，谓‘道教中的一贯道受迫害最巨大，一百二十二人在一天内被逮捕’（录自本年六月廿三日《中央日报》第二版），天道同仁不胜惶惑，以为天道之不见容于大陆竹幕，犹可说也；其所以难容于开明民主之自由中国，迨由于政府对天道内容未尽明瞭，而异教者忌之，而从而诬谤中伤。有以致之耳。佥以邦卿曾任公职多年，忠贞诚实，宜为政府所信任，为代表，将天道实情向当局坦率详陈，以释误会。邦卿义不容辞，谨不揣浅陋，将一贯天道过去及现在概况，述为附件，恭请

鉴察，请援信教自由之宪章，视一贯天道为宗教，准各地道堂宣讲道义，以便自由信奉。除请由各地道堂主持人就按时完成向该管治安机构联络，俾免误为非法集会外，拟请转饬各该在关机构，随时派员加强考核，以杜匪徒冒名混充；或有奸宄混迹，藉名招摇，亦请查明，严惩首从，庶免玉石俱焚，而安靖社会秩序，以慰民望，不胜馨香颂祷之至。

二、再者，天道宗旨，在于借假修真，主张虚灵寂静，不欲张扬，尤戒炫售，所有本案及附件，暨处理经过，务恳作为机密文件处理，并切属承办人员，勿交由报社记者，公诸报端，不胜企祷，合并陈明，伏祈垂察。

三、本件正本分呈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及国家安全委员会核示。副本分呈内政部、国防部总政治部、安全局、情报局、调查局、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宪兵司令部、台湾省政府民政厅、警务处、刑警大队、各县市警察局察照，暨各县市员警分局、派出所、阳明山员警所察照，并由各地道堂专呈及洽办，及分送天道各地道堂查照，均连附件，计台湾省天道实录一份。

一贯天道信徒临时代表人郑邦卿（印章）谨呈

住址：台北市中山北路一段九六巷十三号”

但是，郑邦卿的申请非但没有得到当局的批准，反而引发更为严厉的迫害和取缔，以至到1963年6月，一贯道各组线领导人被迫自行宣布解散一贯道。但一贯道并没有因此放弃走向合法化的努力。如基础组的张培成，就与道教的一些领袖共同发起成立台湾省道教协会，并担任过副理事长、代理理事长等重要领导职务，他领导的基础组和部分宝光组，就以道教协会成员的合法身份发展；也有一些一贯道组线，如彰化、云林、嘉义一带的一贯道，则加入当地县市佛教协会，以佛教协会会员的身份活动；还有的一贯道组线，如陈文祥领导的宝光组和部分文化组，则与国民党支持新建立的民间宗教轩辕教结合，以求发展。

但上述做法终归是以他教名义，寄人篱下，并非合法化。一贯道领袖们当然不满足于以这样的方式发展一贯道，在此期间，也曾尝试再以一贯道或改名的方式申请注册登记。据张培成透露，在1967年间，已在台湾隐退幕后的师母孙素真，看到一贯道传道活动经常遭受取缔，信徒不时被捕关押和毁誉而感到很难过，便私下嘱咐张培成设法向当局注册。张培成尝试用一贯道的名义提出注册立案申请，台湾当局明令“不准立案”；改以“理性天道”的名义提出注册，同样被拒绝。孙素真得悉注册如此艰难，只好无奈地表示：“如此麻烦，等以后再说罢。”这可以看作是一贯道在台湾进行第二波争取合法化的努力。

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台湾经济高速成长，台湾要求社会开放走向自由化的呼声高涨，一贯道领袖们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时机，于是加大争取合法化的力度，着重从以下几方面努力：

一是积极主动拉关系，刻意讨好当局和主管官员。

虽然一贯道遭受当局打压，但一贯道无论是公开还是私下场合，总是不忘颂扬台湾领导人蒋介石和蒋经国的“德泽”以及台湾所取得的成就，即便是扶乩鸾训也不忘为台湾当局歌功颂德。一贯道台南宝光玉山支线领导人王寿，因商务纠纷被判坐牢三年，在狱中，他积极配合管教人员做服刑流氓等被管训分子的感化工作，花钱给管教人员送礼，给狱中难友送医送药。特别是他利用所学土木工程技术，带领受刑者工程队，出色做好监狱各种修缮工程，深得管教所称赞，以至于管教所长都被他发展入了一贯道。出狱后员警问及狱中感受，王寿很幽默地说要感谢管教所三年来的照顾，因为像他这样经商又传道的人，天天在外奔波，要不是到了管教所，说不定已被车撞死。而且管教所里有吃有住，还有宪兵守卫，当大官也不过如此。王寿出狱后，致力结交达官权贵，特别是大力巴结对一贯道合法化操有生杀大权、时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社会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萧天赞，并发展他为一贯道徒，对日后一贯道合法化立下了汗马功劳。

另一位一贯道领袖张培成则利用其担任“中华民国道教协会”代理理事长的身份，径自向“总统”蒋经国写效忠陈情信。信中称道蒋经国“有睿智与远大之眼光，关爱吾宗教，实非常人所及”。自许一贯道是“唯一能纠正人心，重整固有道德，发扬我民族忠孝之精神，阐释我儒家纲常伦理之文化思想而能身体力行者”，一贯道“不但信徒众多，推展迅速，而且都能深明大义，爱国家，爱领袖，奉公守法，知耻尚义之外，又都乐善好施，尤有甚者，凡所信徒，无论本省籍或内地人士之间，绝无地域与省籍这隔阂观念”，说一贯道已远播海外，“对于侨胞之向心力及国民外交之影响力，不可谓之不大，亦绝非其他宗教团体所能办到”。“为此仰吾贤明总统赐予垂察，准予一贯道公开立案”。张培成“披肝沥胆以呈”，着实感动了蒋经国，已经成为一贯道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的重要“内线”萧天赞私下向王寿透露，蒋经国已在认真考虑一贯道解禁问题，要一贯道组线赶快向当局提出登记立案申请。于是台湾一贯道十三组十八个支线的领袖们很快聚会商议，拟以“中华圣教”名义向当局提出立案申请。但此一设想未能如愿，因为被早已分裂出去的一贯道另一派别抢先提出登记而闹“双胞”，致使这次注册申请胎死腹中。王寿等人又急于注册登记，于是再度以一贯道名义向当局提出立案申请，但问题已被“双胞案”弄复杂了，当局没有批准王寿的注册申请。

二是全力介入选举，利用选票讨好执政的国民党。

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台湾政坛的选举越来越多，国民党为了赢得各级选举，全力保住一党独大的政治格局，就必须花大力气开拓票源。一贯道人多势众，组线性强，领导人威信高，宗教领袖以道的名义一声号令，选票就源源不断，这是谁都想要的大票仓。而一贯道又急于脱去邪教帽子，急于合法化，也不能不有求于和讨好当权的国民党。于是两厢情愿，相互利用，在当时台湾选举场上演出了一出又一出大戏。说来很有讽刺性，从1971年开始，国民党各党部是通过负责取缔一贯道的治安机构，一次又一次地要求一贯道领袖去号召一贯道信徒，在台湾各项选举中，支持国民党提出的候选人。一贯道为了讨好国民党，也乐于在各种选举中全力支持国民党。如国民党几任台北县长候选人邵恩新、林丰正，桃园县长候选人徐鸿志、吴伯雄，云林县长候选人廖泉裕，嘉义县长候选人涂德琦等人，都是在一贯道大力支持下高票当选。在1983年“立法委员”选举中，国民党上层钦点、但国民党台北市基层党部很反感而不愿为其戮力辅选的林钰祥，居然在一贯道的全力支持下高票当选，让该选区那些撒手不管的国民党党工们看傻了眼。时任国民党台北市党部主任委员、现任台湾当局“监察院长”的关中，当时就很感慨地说：“一个一贯道，抵得过三个区党部。”据统计，这一年“立法委员”选举，一贯道支持的国民党候选人林钰祥、高忠信、萧天赞、王金平、廖福本、谢美惠、林永瑞和周书府等人全部当选。1986年的“立法委员”选举，一贯道再显神威，不但把国民党分派给一贯道辅选的13位候选人全数送上宝座，还一鼓作气，让分散各县市将近20位国民党中央未规划的候选人当选，充分展现了一贯道的动员号召力和真正实力，也说明一贯道为了讨好国民党，促使一贯道早日实现合法化所倾注力量和卖命的程度，为日后一贯道得以登记注册打下坚实牢固的基础。

三是博得传媒同情，为一贯道合法化制造舆论。

前文已述，一贯道传入台湾前二、三十年，台湾媒体对一贯道很反感。报刊电台积极配合当局取缔行动，不但经常捕风捉影地报道一贯道的负面新闻，而且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对一贯道进行冷嘲热讽、严词批判。一贯道领袖和信徒对此无可奈何，大环境下只能默默忍受。当然也有少数人不堪忍受嘲讽与批判，自费在报端刊登广告进行辩解和反击，如1963年3月13日，当时在一贯道内负责对外联络的张培成、陈文祥等领袖人物和自许为一贯道徒代表人物郑邦卿等人，就不堪忍受此前几天报刊连篇累牍批判攻击一贯道，愤而联名在各大报纸刊登启示进行辩驳。但这一动作不但未消除误解，反而引起当局更加严厉的取缔行动。到了1979年，一贯道开始重视传媒宣传作用，如一贯道兴毅组就利用自办的刊物《佛光周刊》连载一贯道信徒苏鸣东法官撰写的《天道概论》，但招致高雄新闻主管当局勒令停载，为此兴毅组领袖薛福三以该刊社长身份，刊登了一封题为《谨向蒋总统经国先生敬献微言》的公开信，直接向台湾最高领导人**和申诉。此时台湾社会已较过去昌明，当局并未追究什么。从目前史料看，台湾一贯道与媒体之间互动，至此也仅此而已。但也正是这位薛福三，似乎与其办刊物有关系，他敏感地发现，要扭转社会大众对一贯道的不良印象，势必通过传媒进行正面宣传才有收效。在与几位在当局部门任职的一贯道徒几经商讨之后，他们选择了电视传媒作为宣传一贯道的突破口。因为电视是当时最先进的传媒，有声音，有画面，容易让观众留下深刻印象。1983年9月，一贯道借为国民党辅选之机，邀请国民党创办的、也是当时最有权威的“中国电视台”派记者深入台湾南北一贯道佛堂进行采访，并在该台“新闻周刊九十分钟”播出了15分钟的现况采访报道，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热烈反响，此后又陆续播出长达42分钟的第二集报道，影响更大。在节目编排上，以一贯道领袖辩驳佛教会和孔学会领导人的指控为主线，对长期以来社会上所传一贯道裸体礼拜、敛财骗色、前人权威、发毒誓等问题，一一加以辩驳、还原和厘清。这是一贯道有史以来最正面、最成功的一次宣传，标志着一贯道已开始与传媒和解，也说明一贯道已认识到并开始重视传媒的作用，对一贯道走向合法化起到舆论先导作用。

四是在执政党和当局内部大力发展忠诚信徒，关键时刻发挥重要作用。

一贯道一向善于在权贵中发展信徒。早在张天然时代，国民政府和汪精卫伪政权中，就有许多高官是一贯道信徒，如当过国民政府司法院长的居正、湖南省主席及内政部长何键、四川省政府秘书长孟广彭、空军少将甄中和、成都警备司令严啸虎、军阀庞了节、许尧卿；汪伪政权中的考试院长王揖唐、行政院副院长兼外交部长褚民谊、财政部长兼警政部长周佛海、司法部长李圣五、社会部副部长彭年、军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孙祥夫、中央税警总团中将司令李丽久、南京市长周学昌、山东省教育厅长郝书暄等等，都是一贯道徒。道传台湾后，虽然一贯道被打为邪教，但台湾当局高官中也不乏有一贯道徒，如蒋介石的参军长刘士毅将军就是一贯道信徒，张天然二夫人、“师母派”领袖孙素真自香港撤退到台湾，就是这位刘将军以其“岳母”身份接来的。在一贯道合法化过程中立下汗马功劳的国民党副秘书长陈水逢、廖福本、社工部主委萧天赞、组工会总干事张明致等人，也都是忠诚的一贯道徒，在为争取一贯道合法化过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陈水逢，他是一贯道公开化过程中最关键的人物。也为一贯道合法化立下汗马功劳的宋光宇就曾慨叹：“如果没有他以曾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副秘书长的身份，出面协调各方面，一贯道至今能否取得在‘中华民国’的合法地位，并且可以公开地参与社会各种活动，可能还是一个未定之数”

当时陈水逢是国民党刻意栽培的青年才俊，1968年从国外留学回台不久，即被任命为台湾省党部书记长兼省政府委员，那时他才35岁，也正是这一年他加入了一贯道。后来又做过国民党台北市党部主任委员、中央党部秘书处主任和中央委员会副秘书长。正是他就任国民党中央副秘书长期间，他上下奔波多方协调，锲而不舍地找时任国民党中央秘书长马树礼、负责社会工作的副秘书长郭哲、社工会主任许大路、“内政部长”吴伯雄、“法务部长”李元簇、警备司令陈守山、“教育部长”李焕、“副总统”李登辉等等相关主管人物疏通，并请社工会部专门针对一贯道，部署全省21个县市和两个院辖市党部进行一次普查，表示如果近20年来一贯道完全没有不良记录，就应该让一贯道公开活动。

在此背景下，1984年12月26日，张培成、祁裕修、陈鸿珍、高金澄、王寿、林枝乡等一贯道各组线领导人共同发起，在新店大香山慈音岩成立了一贯道各组线联谊会，为日后成立一贯道总会作准备。1985年6月1日，张培成、祁裕修、陈鸿珍、薛福三、施庆星、高金澄、林枝乡等七人在陈水逢协助下，联名向“内政部”提出一贯道立案申请，但该部门答复“在宗教法没有完成立法程式之前，有关宗教申请立案事宜，均未便核准立案”，一贯道申请立案行动再遭失败。6月18日，台湾省议员洪性荣等人在省议会向省主席邱创焕质询为什么不准一贯道合法登记，邱创焕表示在宗教法没有完成立法之前，对某一个宗教团体或教派，是否准予设立，权责属“中央”。当日“内政部”主管官员表示，在宗教法未立法之前，只要不违反“国策”及善良风俗，“政府”在政策上并未禁止其传教活动，至于一贯道是否适用此一政策，仍需由“中央”有关单位继续观察一段时间后才能决定。

其实，当局迟迟不答应一贯道合法登记，症结在于警备部门。1986年，陈水逢又几次正式分别向警备和内政部门陈情，希望两单位就一贯道合法化问题予以答复。为进一步向当局施加压力，逼迫国民党尽快同意一贯道合法化，1987年1月9日，陈水逢授意其学生萧瑞征和林钰祥出面，联合王金平、廖福本、刘松藩、许胜发等40位“立法委员”，在“立法院”会上向“行政院”提出紧急质询，要求当局准予一贯道立案，合法传道。在社会各界压力下，2月11日，“行政院”正式同意解除对一贯道的禁令，至此，一贯道终于在台湾成为一个可以公开传教的教派。3月8日，一贯道成立“中华民国一贯道总会筹备会”，并正式向当局行文申请成立“中华民国一贯道总会”，再经过大半年的纠葛，“内政部”终于于当年12月8日正式核准。1988年3月15日，“中华民国一贯道总会”正式成立。从1951年遭查禁到1988年正式建立合法的总会，一贯道为在台湾合法化的努力，整整花了37年的时间。

一贯道在台湾发展现状

宗教信仰在台湾具有深厚的民众基础，台湾社会生活中呈现出浓厚的宗教氛围。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台湾登记取得合法地位的宗教团体已超过250个，调查显示，如果将数量庞大的民间神祗信仰者计算在内，全台湾20至70岁的成年人中，没有信仰的只占9%，其中佛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回教、一贯道等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之前被台湾当局认可的12个宗教，信徒大约1200多万人，占台湾人口总数50%以上，一贯道正式信徒约100万，是道教、佛教之后的第三大教门。

但以上数字可能只是大陆学者猜测。我们知道，台湾一贯道系台湾光复后由大陆不同地方不同“母坛”相继传去，早期以乡村为主要传道区域，信徒以劳工、农民及小商贩等下层社会人士为主，1966年以后，渐向大城市上层社会发展，知识分子和官宦、商贾求道者不断增加，佛堂亦由夕日数坪窄小的家庭佛堂，演变为数十坪甚至占地上千坪的大寺庙。从组线上讲，依据来源不同，当年自大陆到台湾传道号称有“13组18支线”，经过60多年来发展演变，组派又分化、衍生出众多支派、支线。譬如，当年最大的“兴毅组”如今分作31个单位，各有数万甚至十多万信徒，“发一组”有12条支线，“文化组”有10条支线，“宝光组”有9条支线，“正义辅导委员会”有6条支线，“基础组”和“中庸组”各有3条支线，连同其他组线，现在台湾一贯道共有近90个大大小小不同支线，一些较大的支线如“发一崇德”、“宝光建德”等，又分为几个、十几个分支单位元，这样算来，现在至少有100个以上支派，信徒人数达200万之多。于1988年3月成立的“中华民国一贯道总会”，联合了占信徒93%、13个组线的绝大多数一贯道教组线。根据“中华民国一贯道总会”资料统计，各组线发展情况大致如下。

一、基础组。源于上海基础坛，于1946至1947年间分别由唐绍继、解昭武、刘遵三、曹铁善、黄自然、顾祥麟、袁翥鸿、张培成、李浩然等人传入，初时在台北设基础坛，经多次整合现分为3大支派，1、张培成派，即忠恕道场，以龟山忠恕道院和台北市先天道院为中心，约有300多位点传师，佛堂4000多所。2、黄自然派，即天基道场，以三重市天基圣堂为中心，前人3位，点传师73人，佛堂400多所。3、蔡进木派，即天赐道场，以竹南天相堂为中心，点传师21人，公共佛堂13所，家庭佛堂400多所。

二、文化组。源于天津文化坛，1946年后陆续由孙路一、朱杰南、陆安平、李文锦、贾庆仁、赵辅庭等人传入，总坛在台北市，现分10支，1、李文锦派，以台北市普化堂和龙井文化道院为道务中心，点传师40多位，佛堂100多个。2、王树金派，以台中为中心。3、孙路一派，以嘉义为中心。4、周益森派，以三重大光堂为中心，佛堂遍及全台。5、郑锡复派，以大溪文化堂为中心，点传师5人。6、郑连旺派，以桃园市瑞化堂为中心，点传师30多位，佛堂400所。7、林镇山派，以桃园为中心，7位点传师。8、刘师送派，以竹东为中心，佛堂数百间。9、张烈派，以卓南为中心，点传师20至30位。10、钱同居派，以高雄凤山为中心。

三、法圣组。源自南京忠恕坛，1948年由孙德椿传入，先在台北市设坛，有点传师2人，公共佛堂2所，家庭佛堂30多所。

四、乾一组。源自天津乾一坛，1947年由闻弘道传入，以台北市为中心，有点传师20多位，佛堂50多所。

五、天祥组。源自天津天祥坛，1948年由李星五、刘懋忠、姜厚成传入，在台北市设坛，目前分两支，1、王富贵、林繁复派，以台北明德佛堂为中心。2、蔡桔来、许春香派，以台北吉云佛堂为中心，该支线有点传师30多人，佛堂300多所。

六、金光组。源自上海金光坛，1947年由庄祥钦、李孚生传入，在台北设坛，现总坛在永和市，有点传师10人，佛堂几十所。主要道场在台北县。

七、天真组。源自天津天真总坛，1948年由张文运传入，目前总坛在台北市。

八、慧光组。源自安徽六合慧光坛，1947年由张继勤传入，现有点传师30多人，佛堂数十所。

九、浩然组。源自天津浩然坛，1948年由金宝璋、牛从德、张鸿义、王世棠、王嗣森、张树芳、陈耀菊、梁春华等传入，现分为两支，1、浩德道场，由金宝璋、牛从德所创，现有点传师18人，佛堂180多所，以新竹横山的浩然道院为中心。2、育德道场，由陈耀菊、梁春华创办以桃园育德讲堂为总堂，有点传师90多人，佛堂200所。

十、中庸组。源自四川成都，分为三支。1、刘应才派，1949年传入，在台北市设堂，后在海外发展。2、甄中和派，1950年经香港到台湾，有点传师10人，佛堂数十所，主要在桃园、屏东发展。3、周绍贤、李慧君派，先在新竹、台中发展，后在美国接掌刘应才属下的道场。

十一、安东组。源自辽宁丹东敦厚坛，1949年由高金澄、柳人汉经韩国辗转而来，目前以新竹宏宗圣道院为中心，有点传师50多人，佛堂500多所。

十二、宝光组。源自上海宝光坛，1945年由陈文祥、杨倚文、鲍炳森传入，是最早来台传道的组派，其在宜兰礁溪开办的天德堂，是一贯道在台湾设立的第一所佛堂。该组开始由陈文祥领导道务，1950年后分为台北、台中、台南、宜兰四个单位，现在则分为9个支派。1、崇正道场，由陈文祥创办，现在以太平崇正宝宫为中心，有点传师107位，海内外佛堂2000多所，遍及全台。2、元德道场，1996年从崇正道场分出，以龟山元德宝宫为中心，有点传师40人，海内外佛堂千余所，遍及全台。3、建德道场，1946年由杨永江来台创办，后由吕树根、邱德耀、施庆星接续，现由林再锦领导，有点传师170多位，道场分15个单位，海内外佛堂6000多所。4、绍兴道场，1946年由林梦麒、周素玲创办，以台中德源堂为总堂，点传师40多人，海内外佛堂400多所。5、嘉义道场，由侯伯篪领导，总坛设在嘉义市，有点传师数十人，佛堂数百所。6、玉山道场，由王寿领导，总坛设在台南市，有点传师250人，海内外佛堂1000多所。7、亲德道场，1948年由谷椿年创办，总坛在台北市，后分为数支，大多数人员和佛堂已并入其他道场，现只有数位点传师，佛堂十多所。8、台中道场，1946年由刘长瑞创办，现在总坛在台中大里市，有点传师20人，佛堂100所，主要在台中县、彰化县一带。9、明本道场，由王名贵领导，1962年在南投成立明本堂，创立本支线，有点传师16人，海内外佛堂300所。

十三、明光组。源自浙江宁波明光坛，1946年后由于宗瑶、俞境长等传入，现由柯枝连、沈绮云等领导，有前人、点伟师12人，8所佛堂主要分布在台北县和台中县，在美国还有佛堂10所。

十四、浦光组。1983年自宝光玉山道场分出，现由林振隆领导，总堂为嘉义水上明德圣堂，有点传师20多人，佛堂70所，主要分布在嘉义、台南、高雄县市。

十五、常州组。源自江苏常州博多坛，1946年由匡佩华首先传入，现由顾爱珩领导，有点传师100多人，佛堂遍及全台。

十六、发一组。源自天津道场，1947年后先后由刘振魁、刘全祥、郝金瀛、王连玉、张玉台、李钰铭、陈鸿珍、韩雨霖等人传入，佛堂遍及全台和数十个国家，南投埔里天元佛院是该支线道务中心，现分为11支。1、天恩道场，由祁玉镛创办，以台北木栅天恩宫为道务中心，现有点传师80多位，海内外佛堂600多所。本支线另有群英道场，1987年成立，以中和市崇恩佛堂为中心，有点传师18人，海内外佛堂400所。2、崇德道场，由陈鸿珍创办，以斗六崇修堂为据点，先后建立云林、彰化、台北、台中、苗栗、高雄、台南7大道场和5个学界道场，本支线学生信徒最多，在100多所大专院校建有一贯道“学生伙食团”。现以草屯光慧佛院为道务中心，有点传师600多人，在台佛堂10000多所。3、灵隐道场，由李钰铭创办，现以三峡灵隐寺为道务中心，有点传师180多人，海内外佛堂4000多所。4、天元道场，由张玉台创办，道务遍及全台和30多个国家，有点传师281人，海内外佛堂5000多所。5、光耀道场，由王连玉创办，有点传师10多人。6、奉天道场，由韩雨霖创办，现以新竹奉天宫为中心，有点传师9人，佛堂200多所。7、德化道场，由林廷材创办，现有点传师40多人，佛堂500多所。8、同义道场，由刘全祥创办，以台南新化同义宫为道务中心。9、慈济道场，由张勤创办，现以佳冬慈济堂为道务中心。10、慧音道场，刘明德创办，以慧音堂为道务中心，有点传师7人。11、慈法道场，张瑞青、刘全祥创办，现有点传师80人，海内外佛堂3000多所。

十七、兴毅组。源自天津兴毅坛，1947年由何宗好传入。目前本组线已整合为5大道场，1、忠信道场，吴静宇领导，辖兴一等11个单位。2、孙顺治领导，辖数个单位。3、南兴道场，现由王昆德领导，辖1个单位。4、义和道场，由陈春来领导，辖1个单位。5、罗调水领导，辖10多个单位。本组线1988年以前有点传师400多人，海内外佛堂30000多所，遍及40多个国家。

十八、阐德组。源自云南昆明道基坛，1948年由杨其昌创办，后在缅甸发展，1982年归侨杨世昌在台北和高雄设立佛堂，主要用于该支线信徒会所。

十九、正义辅导委员会。系张天然去世后不服孙素真、拥立刘率真和张英誉的孙锡、徐衡甫、董玉泉、李育坤等人在杭州成立，1946年由吴信学、郑德祥、张德福、叶逊眉、邓明坤等人自上海带来台湾，随后陆续有其他人士传入，目前该组线分为6支，1、张德福，以高雄凤山天辅堂为中心。2、谢含隐，以台北市天诚堂为中心。3、林玉兰，以嘉义天同总堂为中心。4、邓明坤，现由周诗章管理，以台中市天道三佛院为中心。5、陈自强，以台南市文武庙为总堂。6、文以质，总坛设在嘉义县大林。整个正义组线的道场也遍及台湾，有点传师500多位，佛堂1000多所。

此外，还有自称“皇母大使”、“师母代表”的王好德及其所属佛堂；“中华民国一贯道总会”认为该线已不是正统的一贯道。另有脱离正统一贯道自立门户者，如自称祖师的“中华圣教”马永常、吴瑞源、颜顺宝、卢火寿、陈火国、刘新一，以及由鸾堂称接衍一贯道祖师的“天真亥子道”幼师玄智、玄慧等和自称天真佛的郭进宗、玉林龙华胜境等，也不为台湾一贯道场所认同。

一贯道向海外传播状况

一贯道自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开始向台湾传播的同时，也开始不断向韩国、日本、泰国、缅甸等东亚、东南亚国家传播。早年一贯道经大陆直接传播到上述国家和地区，一贯道在大陆覆灭后，重心转移到香港，因此，香港的一贯道也曾尝试着向外传播，但没有什么大发展。当今一贯道在海外传播与发展，主要是通过台湾，特别是1970年代以后，随着台湾经济飞速发展，台湾一贯道各组线更有经济实力向外扩张，进一步扩大了一贯道在海外的影响。在台湾一贯道各组线推动下，1996年10月6日，美国洛杉矶成立了一贯道世界总会，此后，2000年3月26日，泰国一贯道总会成立，2003年12月14日，马来西亚一贯道总会成立，2006年4月29日，美国一贯道总会成立，同年8月26日，日本一贯道总会成立，2007年10月21日，奥地利一贯道总会成立……据不完全统计，一贯道现已在全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传播，成为目前最具国际化的中国本土型信仰实体。

一、在东亚、东南亚传播发展情况

早在1948年即有天津道德坛、仁义坛信徒赴日传道，如早年王锦章到东京传道，该支线后来由日人大稻、大久保先后执掌，目前已有佛堂400多所，日本各大都市都有其公共佛堂，并在东南亚也有其势力。台湾道场赴日传道也是在战后，如正义辅导委员会支线是1949年由台南前往日本神户传道，到1983年已有佛堂300多所，信徒60多万人，主要分布在大阪、神户、九州、鹿儿岛等地。该组线后来一分为五，有的与日本神教结合，偏离了正统一贯道。兴毅组于1949年开始到日本发展，至今在日本已有20000多名信徒，以华侨、留学生居多，日本人约占三成。1962年宝光建德在东京开设道场，但未有多大发展，至今有信徒千人左右。宝光玉山道场于1980年代到日本发展，现有佛堂25所，大多数由日本人所开。基础忠恕道场于1966年到日本发展，发一崇德道场于1976年去日本发展，目前道务由日本人高村晴世掌管，有点传师10人，公共佛堂10多所，家庭佛堂90多所，信徒20000多人，九成以上是日本人，台湾一贯道内称之为“台湾道场开发日本最成功之范例”。发一灵隐、发一天元、发一天恩和安东、天祥组等道场也于1980年代先后赴日发展，各有斩获。

在韩国，早年一贯道多从大陆传去，1946年天津道德坛最早到韩国发展，并于1961年成立了“大韩道德会”。该线至今已有点传师170多位，佛堂100多所。同样出自天津道德坛的韩国人金恩善、金福堂，在天津入道后，于1947年返回韩国传道，并成立了“财团法人国际道德协会一贯道”，总堂仁德法堂设在首尔。该支线现有佛堂400多所，信徒10000多人，是目前韩国最大的一贯道支线。1985年，在台湾兴毅南兴道场入道的韩国人李翼淳博士也回韩传道，发一天元、天祥、崇德道场也陆续到韩国传播发展，小有规模。

东南亚是台湾以外一贯道传播发展最快、最集中的地方。一贯道向东南亚传播，基本上通过三条不同路径，第一条路径是1949年及往后几年，从云南经过中缅、中泰边境传入缅甸、泰国等地，这些支派包括纯一坛、阐德坛、道德坛等三大组和同德坛、华基坛、天渡坛、天一坛等小组，主要分布在缅甸、泰国、老挝、印度尼西亚等国。第二条路径是从香港，早年香港一贯道曾向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地传播，在当地建立一些一贯道佛堂，但后来没有什么发展。第三条路径是从台湾传播去的，目前台湾一贯道70多个大小组线中，至少有30多个组线在东南亚各国发展组线和传道，因缘际会，各有发展。

泰国与中国相邻，早在1949年就有一贯道自云南传入泰国北部，在清迈一带发展，成为泰国一贯道先驱。与此同时香港的一贯道组线也到泰国传道，但没有发展起来。1970年代以来，台湾一贯道乾一、兴毅、发一崇德、文化、基础忠恕、发一灵隐、发一天元、发一慈济、宝光崇正、发一天恩、浩然浩德、天祥、宝光绍兴、浩然育德、发一慈法、常州、基础天基、发一天恩群英、发一同义、宝光建德、发一德化、发一奉天、正义辅导会等26个组线纷纷进入泰国传道，其中以1978年开始传入的发一崇德组的教势最盛。据统计，30多年来，泰国一贯道佛堂多达7000多所，信徒1000万人以上，其中一半以上是发一崇德组线发展的。泰国是佛教国家，语言与中文也不一样，但对一贯道却十分认同，泰国全国73个府，府府都有一贯道组线，不仅普通民众信奉一贯道，皇室、政府官员入道者也很多，甚至连佛教总会主事及要员亦多为一贯道信徒。1989年，泰国社会福利救济院副院长颂蓬．帖苏．率团专程抵台访问发一道场，1990年，泰国政府把北标1100多公顷的土地拨付给一贯道，用于修建“光明天道学院”，1992年发一道场素叻孔庙落成，台湾一贯道大家长韩雨霖专程前往主持仪式，来自世界各地的一贯道信徒4000多人出席，期间还举办了为期两天的“忏悔班”，有包括170多位点传师在内的2800名一贯道领袖参加；期间还办了一场道职大法会，2100多位一贯道职员参加，场面十分壮观。1995年韩雨霖去世，泰国国务院副总理针隆将军亲自主持泰国一贯道举行的公祭仪式，有5000人参加。2000年泰国一贯道总会成立时，由内政部副部长乃阿沛．真他纳朱主持，计有各组一贯道前人、代表共3000多人出席，盛况空前。

马来西亚拥有600多万华人华侨，基于对中华传统文化根的追寻，使得他们对宣扬儒释道合一、其中又以宣扬儒家思想为主的一贯道兴趣盎然。再加上台湾自1970年代以来经济高速发展，一贯道舍得投入大量人力财力对外传道，马来西亚政府也从这个时候开始对宗教采取比较宽容的政策，促使一贯道在马来西亚传道非常成功。虽然早在1948年，上海宝光坛就有人去传教，并以“儒释道道德会”名义在马来西亚传教。香港宝光坛、常州坛也从1950年代到这里传道，但现代一贯道在马来西亚兴盛，应自1970年代起，台湾一贯道宝光建德、发一崇德、兴毅、基础天基、浩然浩德、常州、发一灵隐、发一天元、发一天恩、乾一、天祥、宝光绍兴、浩然育德、宝光明本、发一德化、发一天恩群英、基础忠恕、发一慧音、发一同义、发一光耀、文化、宝光崇正、宝光元德、安东等24个组线先后前往发展，各组线在马来西亚都有佛堂，许多巍峨庄严的一贯道庙宇由北到南高耸于马来半岛上，一贯道传遍马来西亚13州。马国政府中的交通部长翁诗杰、卫生部长廖中莱等高官都是一贯道徒，也极力维护一贯道在马来西亚的各项活动。2003年，“马来西亚一贯道总会”成立，会址设于吉隆玻崇德佛院。马来西亚一贯道主要在华人社会中吸收信徒，也有许多印度人，依照该国有关不得向马来人传教的法律规定，一贯道尊重当地伊斯兰教国教的权利，不向马来人传教，但欢迎参与一贯道组织的文化教育活动。

新加坡一贯道最早从1960年代起自马来西亚和香港传入，但突破性进展也是从1970年代台湾一贯道各组线传入为始。最早从台湾去新加坡传道的是宝光建德组线，为了传道，1970年在新设立“天然化工有限公司”，以提炼薄荷油为业，连赔12年后，受益于国际薄荷价格飞涨，很快把所赔赚回，并累积雄厚资本用于传道，道务也随之迅速发展，成为在新一贯道最大支线，有佛堂1800多间。连同其他支线，一贯道在新加坡的佛堂达3000多所。因一贯道提倡的“真儒复兴”与当前新加坡政府倡导儒家伦理道德和推行华语政策在目标上不谋而合，又积极参与当地公益慈善事业，因此一贯道在新加坡颇受民众欢迎，约有信徒40多万，各道场举办诸如读经研究班、法会等活动，动辄千人以上，在一个只有300多万人口的城市之国，也是一道风景线。但新加坡政府至今尚未承认一贯道的宗教地位，各一贯道场只能以公益慈善团体身份向当局登记注册。

一贯道在东南亚其他国家如菲律宾、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印度尼西亚、汶莱、东帝汶等国传道也各有特点。台湾一贯道进入越南始自1988年，文化、浩然浩德及发一诸支线等都在尝试传道，但因越南对宗教及外国人活动限制多，一贯道在越南传道“大多仅是起步阶段而已”。一贯道在老挝的境况与越南差不了多少，自1990年代开始发一崇德等几个支线进入万象等地设佛堂传道，但至今没有什么发展。在柬埔寨发展则比较快，自1986年台湾一贯道传入以来，文化支线已在柬有佛堂数十所，宝光元德有佛堂120多所，加上其他支线，目前在柬佛堂有200多所，信徒10多万人。

缅甸与我国云南省接壤，由于地便之利，早在1947年就有一贯道传入。从大陆传入缅甸的有7个支线：1、昆明纯一坛，现有点传师100多人，信徒3万多。2、昆明阐德坛，该支线采取传道、经营事业、开办学校、设立医院疹所“四合一”的形式发展道务，办得非常成功，现有点传师200多人，165所公共佛堂，60多所城镇家庭佛堂和数以千计的山区家庭佛堂，60多年来共向200多万人传道，现有信徒4万多人。3、昆明道基坛，现有点传师50多人，佛堂200多所，均冠“道基五戒佛院”，信徒数十万人。此外还有同德坛、华基坛、天渡坛、天一坛等。台湾一贯道自1991年才开始传入，至2002年共有兴毅、发一、文化、宝光等17个支线在缅传道，这些支线大多以仰光为中心，不断向周边乡镇和南方沿海市镇发展，少数向北发展，发展迅速，被称为台湾一贯道“海外的新兴道场”

一贯道传入菲律宾始自1978年，目前佛堂有200多个，信徒10万多人，以华人为主，也有少量菲律宾裔人士。奇怪的是，菲律宾是天主教国家，许多人加入一贯道甚至成了点传师后，仍具有天主教徒身份，天主教会对视若无睹，但未闻基督教徒同时是一贯道信徒。在菲律宾有较大影响的一贯道组线是：1、基础忠恕道场，有佛堂20多所，1万多信徒，多举办义疹及其他慈善文教活动，原副总统劳雷尔及多位省长加入该组线，帮助推展一贯道务，使之成为菲律宾最兴盛的道场之一。2、兴毅道场，共有13个支线同时在菲律宾发展，以“孔孟圣道院”作为总堂，有佛堂100多所，信徒数万人，平时多做社会慈善事业，也开设素菜馆。3、发一道场，其中发一崇德主要在马尼拉发展，有公共佛堂10多所，信徒1万多人；发一灵隐在马尼拉、三宝颜、宿务发展，有佛堂20多所；发一德化有佛堂30多所，信徒1万多人，且多华人华侨富商；发一天恩在马尼拉、宿务、老沃发展，有佛堂4所，信徒数千人。宝光建德在丹娜等地发展，有佛堂4所，并吸收当地7所学校师生入道，成为本地一贯道信徒最多的支线之一。

印尼、汶莱是伊斯兰教国家，在当地传播一贯道有诸多障碍并有起伏。如在汶莱，地方虽小，人口只有30万，但早在1953年就有香港宝光道场人士传道，1967年以后又有乾一、兴毅组人士传道，所设佛堂共有10多所，信徒1万多人。但当局不欢迎外来宗教，并1980年代严苛处理华人国籍、宗教及民俗活动等问题，当地8万多华人大半数外移，一贯道务也多半撤出。1996年以后台湾发一崇德等道场又陆续到汶莱传道，目前有佛堂7所，信徒600多人。

印度尼西亚的一贯道最早传从1949年自宝光建德道场传入，至1980年代初，已有佛堂200多所，信徒20多万。但在领袖陈伯龄1983年去世后，受外来势力介入而脱离了一贯道。但印尼毕竟是海外华人最多的国家，1980年代以来，一贯道在向新、马、泰大力拓展的同时，也把目光对准了印尼。文化、兴毅、发一灵隐、基础忠恕、宝光崇正、发一天恩、发一崇德、发一天元、宝光明本、发一德化、发一慈法、宝光建德、浩然育德、发一同义、宝光元德、发一光耀等19个支线纷纷到印尼发展。但印尼是伊斯兰教国家，民俗风情与我国迥然不同，1965年印尼政变后，实施排华政策，禁止华文、华语和华俗，因此一贯道要在印尼发展困难重重。在当地有识之士帮助下，一贯道长年进行合法化努力，终于1996年1月在雅加达成立了“印尼一贯道基金会”，但基金会活动仍受诸多限制。2000年获准成立“一贯道理事会”，一贯道正式成为当地合法宗教，很快印尼当局又于2001年取消了华文、华语禁令，一贯道各组线集中精力在印尼发展，仅发一道场就有50位点传师、100多道职人员常驻印尼办道，现有公共佛堂100多家，家庭佛堂1000多家，成为当地最大华人道门，也是台湾一贯道在海外一大道场。

二、在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发展情况

1、在南亚：一贯道传入印度、尼泊尔、斯里兰卡、孟加拉等南亚国家都是1990年代以后的事。1993年，文化道场先后在上述国家建立佛堂传道，此后，兴毅、发一等组线的几个道场也先后在尼泊尔、科伦坡、孟买、加尔各答、班加罗尔、加德满都等地开设道场传道。各支线在南亚虽仅少数几个据点，但一贯道内人士却对此地区传道有信心，他们认为南亚诸国多为古老佛国，佛缘深厚，民风淳朴，笃信因果，而且有素食传统，对一贯道发展具有良好的外部条件。

2、在澳洲：一贯道传入澳大利亚、新西兰已有近30年的历史，随着前些年香港、台湾移民大量迁移至此，两地的一贯道道场也跟到此区发展道务。目前浩然浩德、宝光建德、发一灵隐、常州、发一崇德、发一天恩、发一天元以及香港的几个一贯道组线，都以悉尼、墨尔本为主要据点，渐次向布里斯本、坎培拉、黄金海岸、柏斯等地发展。澳洲民风淳朴，华人很多，特别是1980年代末台湾移民大量增多，台湾各组线纷纷以建大型公共佛堂为荣，如墨尔本的天帝佛堂占地400坪，柏斯的孔孟圣道院规模也十分宏大，巍德佛堂占地5公顷，堂内可容1000多人。新西兰位置偏远，初期一贯道场并不多，主要分布在奥克兰、威灵顿等地，1990年代之后，台湾一贯道更多组线来发展，香港甚至日本的一贯道场也来此发展，全国目前约有佛堂100所，信徒数万人，以台湾移民及越南、缅甸、柬埔寨华人为主，也有一些当地土著毛利人和欧洲人种加入一贯道。

3、在北美洲：美国一贯道以华盛顿为道务中心向全国发展。美东道场则以纽约曼哈顿区唐人街为发源地。1967年香港基础组首先到此办道，此后台湾基础忠恕、缅甸仰光纯一道场也来到美东传道，台湾发一同义道场至今在美东已有佛堂20余所，香港常州组有佛堂14所，台湾兴毅道场目前在纽约有佛堂100余所，并在康乃狄格、新泽西以及北方的芝加哥等地也有许多佛堂，成为美东地区最大组线。发一灵隐在纽约有佛堂50多所，安东组在美东有佛堂11所，宝光明本、发一崇德、宝光建德、发一天恩等各个支线在美东各地都有许多佛堂。在美南，主要在休斯顿、达拉斯等地有一贯道佛堂。在美西，则以旧金山、洛杉矶两地为中心，早在1969年就有台中天道三佛院到旧金山开设道场，至今已有佛堂10所。乾一堂在美西诸市有佛堂7所，兴毅道场是美西最大组线，明光的信徒多为广东籍华人华侨，基础忠恕在美西有佛堂37所，其中有3所为美国人所开。有点传师3人，讲师50人，其中博士17人，硕士30人，道务很兴盛。发一崇德在美西有佛堂80多所，传道阵容也很强，计有点传师10人，讲师80人，其中博士5人，硕士10人，美西大支线。经过40多年的发展，目前一贯道场已遍布美国各大城市，共有佛堂600多所，20多万信徒，特别是洛杉矶的全真道院，积极兴办和参与当地公益慈善活动，加强与高层社会联系，得到当地当局及社会的肯定，使一贯道与佛光山、慈济功德会一样，在南加州被并列为来自台湾的著名三大教门。

加拿大一贯道场主要分布在美加边境城市，以西海岸华埠温哥华为中心。最先抵加传播一贯道的是1960年代末香港宝光道场人士。及至1990年代，随着华人移民加拿大的热潮和一贯道美国据点的不断建立与发展，更多的香港和台湾一贯道组线加入到加拿大传播发展的行列，宝光、兴毅、常州、基础、发一等组线在温哥华、多伦多等都市先后开辟道场，至今各组线一贯道已在加拿大修建佛堂100多所，发展信徒数万人，成为一贯道发展新重点。

4、在南美洲：1951年北京普化坛人士余新生从香港到巴西圣保罗建立道德堂，这是巴西最早的一贯道佛堂。此后天津仁义、上海金光、香港明光等道场亦先后到巴西发展。1961年台湾宝光建德道场开始到巴西传道，现有佛堂19所，信徒遍布巴西17州，其特点是，信徒除了华人外，日本裔、巴西裔人特别多，甚至有日本裔点传师、坛主和巴西坛主。1981年以后，台湾基础忠恕道场到加拿大发展，现该支线有佛堂12所，全巴西各道场的佛堂有100多所，10万多信徒。阿根廷最早的一贯道是1984年由台湾兴毅组人士传入，至今各组线在阿佛堂200多家，信徒近10万人。许多组线又纷纷到巴拉圭、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厄瓜多尔、乌拉圭、智利等国家传道。虽然南美洲国家多采取宗教自由化政策，一贯道在此发展无政治上的限制，但由于习俗、语言、文化背景及生活方式存在较大差异，要使加入一贯道的信徒明瞭教义、吃素、设堂等很困难，这也是在华人稀少、与中华文化接触较少国家发展一贯道共同的问题和困难。

5、在欧洲和非洲：最早到欧洲传播一贯道的是1978年香港基础道场人士在荷兰乃美勤和英国伦敦设立佛堂，台湾最早去欧洲传道的则是1987年乾一道场在英国伦敦开设建德堂。同样是因为距离遥远，文化背景悬殊，一贯道在欧洲传播发展相当困难。目前一贯道在西欧、中欧有些发展，而在南欧、东欧、北欧较少。建有佛堂的国家有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西班牙、奥地利、德国、瑞士、匈牙利、瑞典、芬兰、义大利等，大体而言，欧洲各国几乎都有几个佛堂，但传道大多还停留在起步阶段。一贯道在非洲的发展以南非为主，南非又以桔自由省布鲁方登为最早传道之地，因为此地台湾移民较多，1988年兴毅道场首先在此修建佛堂传道，后又在约翰内斯堡、开普敦等市建立孔孟圣道院，除华人外还吸收许多黑人、印度人、白人入道。1991年以来宝光建德在普利托尼亚建立4所佛堂，1992年以来发一组也先后在南非各地建佛堂，成为在南非道务最宏展的支线之一。至今南非的一贯道佛堂约有数十所，信徒中有华人、黑人、印度人、白人，而以黑人最多，约占信徒总人数八成以上，有数万人之多。当地黑人虽生活水准普遍较低，但他们纯朴善良，笃信上帝，对一贯道较能认同，因此在南非发展的一贯道各组线只要面向黑人区或直接就在黑人区设置佛堂传道，道务就有斩获，并且形成以黑人为主的态势。非洲其他国家特别是与台湾当局保持“建交”的莱所托、纳米比亚、史瓦济兰等，也有若干一贯道佛堂在当地传道。

文章出处：《中国评论》月刊2010年7月号，总第15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