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子

1929年2月13日, 一封发自徐州铜山县的急电传到“江苏省代表大会宿迁代表处”, 落款为“宿迁县指委会”。电文写道:

急。南京省代表大会转宿迁代表鉴:13日下午极乐庵僧众会同土劣率领小刀会七、八千众, 捣毁县指委会及各学校, 搜杀党员, 并捕去本会工作人员九名, 地方糜烂, 情势万急, 恳请就地设法救援。[1]

宿迁县位于江苏省北部, 邻接运河, 当“南北水路之冲”, 曾为“淮北之一大埠”。1912年津浦铁路全线通车后, “市况遂日益衰落”。[2]按照旧历年的算法, 2月13日正当正月初四, 乡间还沉浸在新年的余韵之中, 何以僧众和“土劣” (指地主) 要指使小刀会砸毁国民党县指导委员会 (以下简称“党部”) 和学校、捕杀国民党党员呢?小刀会是怎样的民间组织?何以会听从僧众和“土劣”指使而动员七八千人“暴动”?

事件发生后不久, 宿迁国民党党部发行的《导报》对事件经过概括如下:县长江练如逮捕小刀会首领和拆毁东岳庙引起一些人不满, 而党部打倒“土劣”、“恶僧”更激起“反动势力”的抵抗;“反动势力”在成功赶走前县长董汉槎后, 与新任县长童锡坤、公安局长以及商会主席沆瀣一气, 发动了针对党部和学校的“暴动”。如此说来, 该事件不仅起因于“革命势力”和“反动势力”的对立, 还是国民党政权内党部和县政府矛盾的产物。与这一看法相反, 国民党左派刊物《民意》发表的《纪宿迁的民变》在引用上述党部的言辞后指出:“此报为该县党部所主持, 当然是袒护一方面卸过于他人的说话。”而以小刀会散发的《民众联合意见书》来看, “这明明是宿迁民众的一篇民权宣言, 句句都含有无穷的悲痛, 他们要的是取消苛捐杂税, 打倒贪官污吏, 不过加上了许多守旧的思想, 如拥护阴历, 拥护东岳庙的荒唐行为罢了”。[3]站在小刀会的立场, 毋宁说该事件是一场反抗压迫的斗争。

回顾中华民国史研究, 对于地方性冲突事件, 论者习惯于在国家—社会二元框架下加以诠释。根据这个模式, 国家在实施政治和社会整合时, 由于意欲打破以地方精英为中心的利益关系网, 必然遭致地方精英的抵抗。对于这种僵化的论述模式, 杜赞奇在其关于华北乡村社会的研究中提出“权力的文化网络”概念, 强调国家和社会并非只是对立关系, 国家常常借助地方性资源行使权力。[4]按照这一思路, 在讨论南京国民党政权反迷信问题时, 杜赞奇认为, 国家通过消灭而不是借助地方资源的结果致使其意欲贯彻的国家目标归于失败。[5]

与从国家与社会关系角度的研究不尽相同, 三谷孝很早就在其关于南京国民政府打破迷信和小刀会暴动等一系列具有开拓意义的研究中, 注意到南京国民政府“以党治国”方针下党部和政府之间的矛盾。[6]关于宿迁小刀会事件, 三谷孝根据报纸记载指出, 小刀会连续发动三次暴动——第一次在1929年2月13—15日之间, 第二次发生在3月初, 第三次在4月中旬, 旨在抵抗近代政党的“启蒙运动”, 而国家通过强权成功地弹压了小刀会的反抗。[7]接续三谷的思路, 朴尚洙在《中国革命与秘密结社——1930—1940年代的陕甘宁和江苏北部》、[8]张倩雯在《迷信体制:中国现代性中的宗教与政治》中, [9]也分别考察了小刀会暴动, 揭示了以往未被注意的细节。张倩雯阅览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保存的有关庙产纠纷的资料, 朴尚洙使用了1980年代出版的地方文史资料, 他们的著作无论在史料挖掘上, 还是在问题意识上, 都堪称此研究领域里的代表之作。

在笔者看来, 无论是从国家与社会关系角度阐释事件的意义, 还是从党政矛盾角度说明事件性质, 首先必须辨明事件是如何被建构起来之问题, 否则, 貌似旁征博引的议论不过是固有话语的再生产。就此而言, 无论是三谷孝早年的研究, 还是近年张倩雯和朴尚洙的研究, 都缺乏对小刀会“暴动”叙述进行批判性考察, 未能对当事人或旁观者的证词差异进行分析。本文将首先考察有关小刀会“暴动”叙事如何被建构起来之问题, 继而讨论在这种叙事之外其他叙事的可能性, 最后提出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进行史料甄别工作的意义。

二、青天白日旗下

1930年, 吴寿彭发表的《逗留于农村经济时代的徐海各属》长文是研究苏北社会经济史的重要文献,[10]至今仍广为学者引用。在笔者看来, 这篇论文同时还是分析“20世纪”的学者如何观察和理解农村的重要文本。

1929年夏, 小刀会第三次“暴动”过后不久, 吴在宿迁逗留了一个星期。在吴眼中, 宿迁是苏北破败的自然风土和人文景观的有机部分, 除偶尔能看到几个穿着哔叽西装从沪宁等地回乡的学生外, 民众衣着土布, 到处是飞扬的尘土、干涸的沟渠和贫瘠的田野。“故乡香火情何限。”[11]宿迁是项羽的故里, 建于明嘉靖年间的项王庙曾吸引不少文人墨客发思古之幽情, “现在只是一栋废庙与卧向斜阳的残碑而已”。虽然历史已经进入中华民国, 但老百姓的意识还盘桓在旧时代。3月初, 小刀会居然在檄文中写道:“现奉德州郜师祖爷钦命, 特来江南保主, 目下徐州已得, 将来攻打宿迁, 取道江淮, 至南京奠都。”落款:团长薛梦秋, 大同中华十八年三月二日。在宿迁北部皂河窑湾等处的刀会领袖中, 有人名为“郭三闯王”、“李四霸王”, 犹如小说《水浒传》、《施公案》和《彭公案》中的人物。[12]

苏北人生活在“土围子”里, “土围子”即圩子, 又叫“集”、“寨”、“庄”等, 圩子具有防匪和御兵之用。[13]清末日本外务省调查员西本省三经过宿迁时写道:“县城分内城和圩子两部分, 内城通常用瓦墙, 圩子用土墙。”[14]圩子是延续“封建型式”的聚落。金陵大学农业经济学教授卜凯 (J.Lossing Buck) 说:“北江苏宿迁县那些居留的地主, 使我们想起欧洲诸国古代的封建主, 那些地主们住着大厦, 围以堡寨, 他们的佃农就在破烂房子中生活于他们的四周。”在此格局下, 商业资本自然难以伸展, 只有南近运河的地方, “商业比较繁盛”。宿迁具有代表性的现代工业是耀徐玻璃公司, 系20年前张謇和一王姓实业家合办, 他们看中当地优良的石英材料和运河交通之便, 投下200万两巨资, “在江北无与伦比, 现在是破败到不可收拾了”。吴认为倒闭的主要原因是外国技师不高明, 引进的设备老旧, 产品无法和国外进口商品竞争;加之, 兵匪交织, 生产时断时续, 生产成本不断增加。

农业是当地经济的主要形态。与江南相比, 生产效率低下的苏北, 赋税和田租相对较重, 币制和度量衡紊乱, 民众深受土匪之扰。“江南与江北虽只一水相隔, 却有一千年历史的差异。”苏北土地高度集中, 在每个县里都能找到一家或两家乃至几家有100顷 (1万亩) 、200顷或更多田地的家族, “威权高出于一切”。[15]宿迁最大的地主是被称为极乐庵的寺院地主。

1927年6月, 国民革命军赶走了盘踞宿迁的军阀孙传芳的五省联军。9月, 国民革命军一度撤离宿迁。次年1月, 国民革命军赶走直鲁联军后, 国民党开始在宿迁行使有效统治。[16]7月, 县长江练如在呈报江苏省委的报告中写道:“县长到任之初, 准杨前县长咨交雇员名册, 内计书记八十四名, 粮税书役二百余名, 行政验契各委员二十余名, 警役一百九十余名。旋持各册点查, 帮书白役未到册中者, 尚复不少, 足见宿人指为衙蠹千名、寄生无数之说, 诚非虚语。”[17]县政由书吏们把持, 离开这些熟悉地方情况的人, 县政无法正常运转。江县长审慎地将书吏集中在一起, 通过“分科配置”来监督管理。但是, 经费不足, 改革难以为继。

1928年7月, 江苏省政府颁布《江苏省政府十七年度施政大纲》, 具体内容如下: (1) 以清丈为改良田赋之根本方针; (2) 编造各县田赋征收册, 清查粮户; (3) 18个月内办完不动产登记; (4) 改良征收办法, 田赋由省库或代理省库经办, “取消一切苛佃杂捐, 衡量民力, 推行新税”; (5) 规定土地报价办法。[18]接任江练如的县长林懿均在10月8日上呈民政厅的报告中写道:“宿邑忙漕, 向无鱼鳞清册, 所有的实花户全在图差腹筍。”“因是书差有所凭籍, 得以就中取巧, 欲求根本解决, 清丈固非易事, 挨户清查亦可收效, 但在未清查以前, 应先筹一治标办法。日前召集行政会议, 议决治标之策, 先饬各市乡行政局长、保卫团总严行监督粮书图差, 不准稍有浮收需索情事。”[19]无法剥夺书吏图差的特权, 只能以行政局和保卫团来加以监督, 达到“治标”目的。这是林县长想出的妥协办法。

县长除忙于征税外, 还要面对严重的治安问题。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 宿迁设巡警处, 旋改为警察事务所, 复改为警察所, 1927年变为公安局。[20]林县长慨叹仅靠公安队四十余支枪 (子弹行将用尽) , 根本无法剿办妨碍地方统治的小刀会武装。林县长就任后, 惩治巨盗, 枪毙要犯王为斗等, 但积案依然甚多, 人犯在150—160人之间。“宿邑民素健讼, 民刑诉状, 日必四、五十起”, [21]根本难以应付。

如果说县长的所作所为还仅在革除旧弊, 那么1928年7月底在国民党党部人员的推动下, 一场撼动宿迁社会的革命开始了。6月28日, 《省政府委员会第七十七次会议记录》第八项称:宿迁江县长召集全县绅董召开会议, 讨论训政时期所实施的各项政策, 规定在会议期间, 凡属“土劣”及“反革命”罪犯, “暂停解办”。[22]在民事和刑事犯罪之外, 新增两项罪名:“土劣”和“反革命”。前者由私有财产、特别是个人拥有的土地数量所决定, 后者以政治立场来衡量。6月29日, 在第七十八次会议上, 江苏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函知各县指导委员会, 要求议决暂定各县最近急需经费数目, 急电各县政府依数垫发。23]7月2日, 江苏省政府主席钮永建号召下属机关:“建设党化的新江苏, 实现三民主义, 遵行总理遗嘱, 扑灭反动势力, 铲除土劣贪污, 扶助农工利益, 实施训政方略, 江苏民众团结起来。”[24]“建设党化的新江苏”前提是“扑灭反动势力”和“铲除土劣贪污”。“反动势力”在政治上的含义指军阀、共产党以及不符合国民党意识形态和组织化要求的地方势力, 一度连民间崇尚的关帝庙、岳飞庙也因曾受到袁世凯政府褒奖而被作为迷信加以禁止。[25]“铲除土劣贪污”有两层含义:“土劣”指大地主和地方有权势者, “贪污”指县级地方官员。宿迁县党部由叶坚、王志仁、刘执中、徐大镕、姚进贤、汪沄等六人组成。7月21日, 六人在南京宣誓就职。7月26日, 开赴宿迁。[26]

其时, “庙产兴学”运动方兴未艾。[27]“庙产兴学”思想可以上溯到清末张之洞,[ 28]但国民党所要进行的庙产兴学有着非常直接的政治目的:革除旧势力, 推行党化政治。1928年3月, 中央大学教授邰爽秋在《庙产兴学运动》中提出打倒僧阀、解放僧众、划拨庙产。[29]接着, 各地相继发生砸毁偶像、佛龛, 甚至残杀僧众事件。党部一行抵达宿迁前, 新成立的学校起着“党化”宿迁的作用, 其中省立宿迁中学附属于中央大学学区, 最能体现党化精神。[30]各中学校长和教员大多来自南方, 他们不仅在学校里普及新思想, 还在社会上宣传反迷信观念, 为克服教育经费匮乏困难, 学校将希望寄托在“庙产兴学”上。笔者没能找到党部如何论述宿迁寺院的直接资料, 不过, 吴寿彭在文章中多次谈到极乐庵, 其信息明显得之于党部。在吴看来, 作为寺院, 极乐庵早已名不符实, 变成地地道道的大庄园地主了。庄内雇有佃农, 有庄园武装。吴在一处说极乐庵有两千公顷土地, 在另一处又称极乐庵有一千公顷土地:“就是极乐庵, 大概都知道, 属院不在内, 极乐庵有一千多顷田, 而事实上向政府纳粮而有单契的只二百五十余顷, 其余的就是无税的不可稽考。如此的情形是江北各县都一样的。”而且, 寺院僧人“各有正式或非正式的妻妾”。[31]就土地数言, 极乐庵辩称只有300多顷土地, 其余皆为荒地。[32]从后文可知, 这个说法近于事实;寺院僧人藏妻纳妾之说, 违背事实。当然, 一个拥有数百僧众的寺庙, 难保有人破坏清规。总之, 对党部来说, 极乐庵就是“僧阀”, 必须打倒。

党部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是, 以“劣僧”名义逮捕极乐庵僧人, 同时逮捕的还有“劣绅”。在党部抵达宿迁前, 县长江练如曾命人拆毁东岳庙, 将其改为演讲厅。[33]拆毁这座历史久远的废庙虽然引起不小的社会震动, 但没有触动极乐庵利益, 而逮捕僧人则向极乐庵发出了不祥信号。其时 (12月) , 江苏省政府要求各县党部, “先从事于宣传和训练为入手方法”, 将打倒迷信和剥夺庙产分开进行。[34]1929年1月, 国民党中央政府颁布《寺庙管理条例》, 对寺庙实行“管理”, 其中第四条称, 如果寺庙破坏清规, 违反党治及其政策, 则可将其废止。[35]

党部推进的政策使其陷入充满敌意的境地。早在7月, 省政府派遣“指委会”成员奔赴各县后, 即多次发文提醒各县公安队保护党部人员安全。“所员使命非常重大, 自须有切实之保障, 方能自由行使职权, 而期工作顺利。”[36]如果说打倒“劣僧”、“劣绅”还只是以地方有权势者为敌的话, 那么1928年12月党部和新任黄姓县长颁布改阴历为阳历、禁止过阴历年的命令, 则为其招致了更多的敌人。[37]1929年2月, 在经历了严重的水害后, [38]宿迁民众迎来了旧历新年, 但城乡却笼罩着诡异的气息。

三、亲历者的言说

2月13日下午, 宿迁城乡人潮涌动、喊声不断:小刀会“暴动”了。一个星期后, 消息见诸报端, 震动上海和南京。关于参加“暴动”人数, 多者说有五六万人, 少者曰在五六百人。关于受害者情况, 党部、学校和教员家宅被砸毁, 多人被砍伤, 还有女学生被架走。至于“暴动”主体, 舆论普遍认为指使刀会“暴动”的是“土劣”和“僧匪”。

事件的最早消息来自姓萧的国民党人。萧某躲过第一天的骚乱后, 于14日凌晨悄悄逃离宿迁。萧先赶往沭阳县, 寻找国民军部队未果, 继而转往新安镇, 请求第九师 (师长蒋鼎文) 驰援。军队在前往宿迁时, 萧没有和军队同行, 而是于16日抵达徐州。在该地, 萧向《申报》记者讲述了他所目击的事件经过:小刀会由极乐庵出发, 沿途大呼“打倒三民主义”、“恢复帝国主义”、“贴春联放鞭炮”、“恢复迎神赛会”、“废止阳历实行阴历”等口号, 首先捣毁县党部, 捕去县指导委员会委员徐政、汪沄、王志仁及一区党部常委蔡克尧等九人, 继而捣毁学校, 殴打教员, 省立宿迁中学校长周宣德、县立宿迁中学校长张怀铎等负伤。事件发生时, 新任县长童锡坤正在洋河镇勘查道路, 公安局长孙启人 (仁) 紧闭城门, 防止刀会攻入城内。萧讲述的事件有两个要点:第一, 事件“突然发作”, 主体为僧众、“土劣”和刀会, 人数在七八千人。第二, 旨在反对党部及其所推行的政策, 因而提出打倒三民主义, 甚至要“恢复帝国主义”。

17日, 紧随萧某到徐州的是去宿迁应考区长的蔡维干等人。蔡避开刀会监视, 于15日离开。蔡称:“暴动人有和尚、有农民、有流氓、有劳工、有土劣, 可以说全是守旧无识者。”[39]他讲述了萧走后14日发生的事情。14日下午1时, 童县长召集刀会训话, 会众提出三点要求: (1) 取消苛捐杂税; (2) 取消县党部; (3) 重盖东岳庙。童对第一条表示同意, 声言第二、三条无法兑现, 强调如果党员有违法乱纪行为, 民众可以上告, 拆除东岳庙和打倒偶像属于破除迷信, 无可厚非。童告诫刀会如欲和平解决事端, 必须立刻放人。结果, 刀会释放了捕去的一干人等。15日晨, 刀会复聚集于城外, 捣毁市、乡党部和学校。

有关事件比较完整的叙述来自19日抵达徐州的商人郝某。郝某向《新闻报》记者讲道:“故农夫、佃户、流氓以及中下等社会人等无不加入小刀会。”宿迁刀会“本为防匪”, 之所以“暴动”, 是由诸多原因引起的:党部曾在墙壁上张贴打倒小刀会绘图及标语;房捐增至月洋15元;禁止过旧历年, 各游艺场不准演唱花鼓歌词;旧历元日捕去多人;前商会会长被罚款5万元。“诸如此类, 皆与酿成此次惨变有关。”[40]郝是商人, 他特别提到被罚款的前商会会长对刀会的影响。[41]

对于14日以后的情况, 郝某的口述和蔡维干的说法不尽一致。在他看来, 县长童锡坤是站在第三者的立场和公安局长孙启仁、商会等一起调停事件的。对于刀会提出的重建东岳庙要求, 童表示接受, 而对于撤销党部, 免去苛捐杂税, 童则表示不敢接受。童为了阻止事态扩大, 甚至封刀会首领张儒高为“剿匪司令”, 鼓励刀会回到“自卫防匪”的宗旨上, 而不是与政府为敌。刀会之所以接受县长调停, 与郝某似为同一人的郝其恒对《申报》说:“自童县长以和平方法谕令刀会释出被捕党员后, 刀会亦深恐军队来剿, 乃由其首领张某, 召集党徒, 分防各处。”[42]

20日, 徐州商人何某公开了17日收到的宿迁友人来信。这封信要言不烦, 关于学校和教员等受害情况可以补充其他目击者所述内容之不足。其中, 清楚地表示刀会“聚众数百人”。[43]这个数字和前文萧某讲述的数字相差十倍以上, 和本文开头所引电报数字差别巨大。值得注意的是, 这个数字与后文当事人徐政等看法一致。

从以上四位目击者的回忆可知, 有的只看到一天的情形, 有的了解两天的情况, 只有两人知道四天发生的事情。由于每个人的身份和立场不同, 所讲述的内容存在或大或小的差异。可以作比较的是他们对于事件原因和主谋的认定。关于事件原因, 四人看法一致, 认为起因于对县政府, 特别是党部所推行的经济和社会习俗改革之不满;关于事件主谋, 彼此意见相左, 党部萧某和未来的区长蔡维干[44]认为地主和僧人是主谋, 郝某和何某友人的证言则止于小刀会, 没有提及地主和僧人。很巧的是, 前二人是来自外地的政界人物, 他们不约而同地在国家/社会二元架构下把握事件, 党部代表国家和新生力量, 僧人和地主代表地方和落后势力;后二人是宿迁当地商人, 他们把事件对立双方限定在小刀会和党部之间, 僧人、商会、公安队, 甚至县长均与事件无关。

然而, 党部关于事件的看法开始影响舆论。21日, 宿迁县指导委员会委员徐政、王志仁等到徐州, 《新闻报》立即进行采访, 称得到的信息“较为可靠”。[45]同日晚, 省立宿迁中学校长周宣德、训育主任萧明琴及教员梁某等抵徐州, 向媒体讲述受害情形。以下, 主要根据徐政的讲述, 同时参考周宣德等证言, 将事件经过勾勒如下:

第一天 (13日) , 刀会砸毁演讲厅, 晚间捣毁党部, 将徐政等架往离宿迁4里许的王古城文昌阁, 辗转于其他三处。16日晚, 徐政等由商会保释。

第二天 (14日) , 刀会拆除演讲厅, 捣毁各学校, 架去教员和学生。周宣德称:宿迁中学在城外, 分一、二两院, 教员多为江南人, 正在开寒假补习班, 有三十余人被掳走。“刀匪入校时, 在校男女教员学生及校工三十余人, 仓猝无从逃避, 逾墙升屋, 狼狈不堪。”教员中跌伤者为梁式之、沈博成等;被拥至圩外途中受伤者为周子慎、罗庆光等;在圩外被民众掳获后意欲出逃而被砍伤者为周子慎、梁式之等;被捆至荒庙提庵, 遭威吓后释放者为萧明琴、王雨曙、丁九衢、李星槎、朱幼颜等;被绑至大城留过夜者为罗庆光等。这些人均在16日前被释放。[46]

第三天 (15日) , 刀会搜查私人宅邸, 捕去二十余人, 后由商会保释。16日第九师团长周 (陈) 琦率两营士兵抵达宿迁, 驻运河北岸耀徐玻璃厂, “并派一营往极乐庵驻扎, 以资弹压”。刀会见状四散, 因为会徒多为乡民, “深怯大军实行进剿”。[47]

徐政告诉记者, “当此三天内, 会匪之声势, 如同造反, 个人皆着平时老百姓服装, 惟身上多一黄布带子, 针勒肩上, 手中持大砍刀、手枪、步枪、长枪、刺刀不等, 行动汹汹, 一望而知其为会匪”。但第一天人数并不多, 约五六百人, 至第三日始增至千余人, 内有半数系极乐庵佃户。“惟该会匪等始终对于县政府人员不加恶意, 最大宗旨为仇视党员及学生。”徐还说, 宿迁街上所贴标语内容杂乱而荒唐, 如:“拥护帝国主义”、“打倒三民主义”、“打倒党匪”、“尊重佛圣”、“日本帝国主义是我们的好朋友”;“惟广告、宣言文法颇佳, 足见背后尚有人指使”。

徐政等回到南京后, 宿迁各中学教职员纷纷向媒体讲述事件经过。省立宿迁中学校长周宣德等抵达南京后, 即去行政院、中央大学陈述受害经过。教职员代表沈鸿翼、王雨曙、罗庆光、萧明琴等于25日在中央大学教育学院召开记者会, 发表告江苏民众书, 提出: (1) 彻查暴动主谋, 加以严惩; (2) 恢复学校原状, 以便从速开学; (3) 赔偿教职员工全部损失; (4) 责令宿迁县当局保障学校安全。[48]控诉矛头指向县长、公安局长、僧人和商会。教员受害者自述:14日下午被释放后, 因校舍被砸, 住宿被毁, “只得各自避居学生家中, 过恐怖生活者六七日, 屡向宿迁县当局设法救济, 竟置不理。”[49]甚至徐政也声称没有得到县政府应有之保护。在听说刀会扬言向商会要教育局长罗毅堂、指委会徐政、王志仁和监督演讲厅建设的委员韩占一等四人后, 徐政等遂决定逃离。徐回忆被刀会扣押时情形道:“刀会问徐党部何以禁烟禁赌, 何以伐皂河之树, 何以加征钱粮, 徐一一回答, 所问事务, 大都与党部无关, 刀会中亦颇有谅解者, 足证其仇视党教, 确有背景, 原因甚为复杂耳。”而同行的王志仁言党员被架时, 党部尚未被捣毁, “迭函公安局派队保护, 而竟未至, 至晚乃被捣毁, 陈等只带党部印信一方出门, 被刀会击三枪未中。王被架后, 由前公安局长汪公义 (易——引者) 保释。王曾问会徒如何吃饭。会徒答称有极乐庵与商会可以供应, 其背景似属显然”。[50]指明极乐庵在幕后指使刀会。

其实, 在徐等抵达徐州同日, 21日《申报》就刊载了一篇反映党部看法的报道。有两个要点:第一, 强调暴动是由地主、僧人和刀会共同发动的。文章详细列举了被党部检举、通缉或拘捕人员名单, 内有五华顶、极乐庵慧门、跻圣、祥斋、蓬仙等“恶僧”, 马启龚 (龙) 、马启豫、孙用标、藏荫笃、藏荫梓、张梓琴、刘孟侯等“土劣”。“此次举行县代表大会, 议决检举大批土劣, 并于近日拿获藏荫笃, 因之宿迁土劣, 更形惶恐, 乃大肆活动, 以便反攻。”至暴动时, “圩内极乐庵僧众, 送出大批馒首, 供给匪食”。第二, 暗指县长和公安局包庇刀会。如第一天 (13日) 会匪五千余人, 由宿迁西圩外五孔桥集合出发, 开始打砸, 口号中有:“打倒县党部”、“打倒洋学堂”、“拥护童县长”、“拥护救中国的日本人”等“不伦不类极荒谬之口号”。更有大旗一面, 上书“党逼民反”。此时“土劣”、“恶僧”几次欲将徐政等提出枭首, 而县长、公安局长拥兵数百, 竟闭门不顾, 还与刀匪暗中约定各不相犯。第二天 (14日) , “以党员之逼迫, (县长、公安局长) 始率领公安队一连, 机关枪数架, 出城调停”。对于“土劣”、“恶僧”提出的条件, 童县长答称:“党部非我所设立委任, 无权废除, 余皆可商量。”[51]对党部人员的受害情形视而不见。

综上所述, 似乎可以将关于刀会“暴动”的表述分为两个方面:与事件没有直接关系的目击者在不同场合和时间讲述的事件内容虽略有不同, 但均没有将事件归因于县长和极乐庵;而党部和学校人员认为极乐庵为事件背后的主谋, 县长因纵容刀会, 致使“暴动”规模扩大。

四、县长的辩白

宿迁县长不好当。从1927年7月到1938年11月侵华日军占领宿迁为止, 11年间南京国民政府先后派出16名县长。[52]童锡坤是第五任县长, 在他之前半年间, 宿迁县长像走马灯似地先后换过四人 (杨某、江练如、林懿均、黄汉槎) 。1929年2月9日, 即阴历大年三十, 童风尘仆仆赶到宿迁, 11日接印上任, 两天后, 在赶往洋河镇察看道路时发生了小刀会“暴动”。现在, 党部将责任推向自己, 童县长是怎样面对指控的呢?

事件之初, 童采取怀柔办法被批软弱, 但就保护被掳人员安全看还是妥当的。事件平息后, 童锡坤预感会被追究责任, 于15日夜提笔给有提拔之恩的民政厅长缪斌写信。在随后数天里, 面对党部和刀会双方的压力, 是兑现曾答应刀会的要求, 还是依从党部严惩刀会呢?童犹豫不决, 于是派人将信送呈缪斌。迟迟得不到童答复的党部和学校人员纷纷离开宿迁后, 童预感这些人将会发出于己不利的言论, 遂于20日抢先将信公诸报端。在信中, 童写道:

当刀会暴动之时, 因警力薄弱, 公安局长又正在接事伊始, 为维持地方安宁暨保全被掳生命起见, 投鼠忌器, 固不能加以武力。且闻警队中份子复杂, 难保不有在刀会者, 尤不敢轻举妄动。是以先行设法, 使刀会自行结合, 锡坤亲往训话, 令其将被掳之人, 释回解散, 各安生计, 听候查办。一面派人分赴窑湾, 电海州新安, 请队援助。

比照前文所述, 童的表白是可信的。童继续写道:“至十五日晚上, 除已捣毁党部学校电报局外, 地方商铺, 并未骚动, 被掳之人已放回不少, 仅有三四女生尚未归回, 业已派人劝谕, 仍令速放。”至于新安镇驻军陈琦团长亲自率部平乱事, 童也有不同说法, 称陈琦“与锡坤有师生之谊”, 闻电迅速赶来。对于事件起因, 童说:“远者系因党部暨学校厉行新政, 拆卸东岳庙, 暨禁止敬神等事。近者即与黄前县长联合禁止阴历年节一切举动。”[53]

童锡坤的辩解不能改变其不妙的处境, 党部和教职员一致指责其对刀会怀柔, 甚至怀疑其为幕后推手。江苏省民政厅开始商议派调查组到宿迁调查。迫于压力, 童召集公安局长商讨解决刀会办法, 决定: (1) 先缴销刀会标枪与大刀, 再令其连环保结; (2) 惩办肇事首要人犯; (3) 肇事者赔偿党部和学校损失。[54]这样, 童县长不但一反曾经答应刀会重建东岳庙之要求, 还反过来向刀会索赔, 甚而惩罚肇事者。童因怀柔而平息了第一次刀会“暴动”, 因反悔前言、厉行弹压而触发第二次“暴动”。[55]

与2月第一次事件一样, 关于此次事件, 媒体报道出入也很大, 取其最大公约数, 其经过可概括如下:

3月1日, 童命公安局逮捕刀会首领张儒高和极乐庵僧众十余人, “将惩以聚众暴动及侮辱总理之罪”。刀会会众异常激愤, 准备包围县城。驻守宿迁城陈琦部派十余骑兵往城南10里处侦查, 遭到刀会埋击, 悉数被扣押。童县长为解救士兵, 提出以在押刀会首领交换, 但在赎回士兵后, 食言只释放部分人员。这再次激怒刀会, 导致刀会持械包围宿迁城。因寡不敌众, 童紧闭城门, 等待军队来援。[56]一位逃离宿迁的客人称, 2日以后, 刀会复组织大队攻城, 攻破外围土城, 砍死警察2名, 打伤多名公安大队队员。对抗中, 居民伤亡甚多。3日, 刀会又来攻城。童诱骗刀会谈判, 却悄悄派警员砸毁十余处刀会佛堂。[57]另一个从宿迁来徐州上学的中学生李保钧则说, 刀会围城在2、3日, 原因为童县长捕去刀会首领六七人, 杀害其中二人。这就是说, 童违背承诺乃是因为杀害刀会首领在先。对于刀会, 童锡坤说:“二日下午, 刀匪与五十二团发生冲突, 激战竟夜, 后三日刀匪不支, 旋即溃散。陈部并焚烧佛堂十数处, 同时殃及运河西高坂头村一带房舍百余家。”

4日, 陈琦团奉命调离宿迁。眼见失去军队倚靠, 童于5日晨化装出逃。宿迁陷入无政府状态。地方士绅起来组织维持会, 在得到刀会的认可下, 公推王仰周为代理县长, 负责和刀会交涉。刀会提出: (1) 赔偿损失 (另筑佛堂及兴造房舍) ; (2) 禁止党部存在; (3) 不准设立学校; (4) 交出孙启仁, 杀之泄愤。[58]王仰周允准第一条后, 刀会始解除对宿迁城包围。13日以后, 与宿迁邻近的邳县、泗阳、濉宁三县县长率警队先后赶到, 驻守清江的岳维峻部也被派驻宿迁。16日, 濉宁县县长李子峰暂管宿迁县篆。

三县县长和王仰周等察看变乱后, 将乱因指向童县长:“计查得城西南两面附近被焚烧之居民四百十余户, 被烧死之农民三十余名口, 此项被灾各户, 系当童县长攻击会徒之际所损伤者, 内中亦有会徒, 亦有农民, 玉石不分, 厥状甚惨。”[59]童县长还被指责“携款械潜逃”。后童称钱款用于招待军队。[60]前任宿迁公安局局长汪公易作为特派员上任后, 王仰周和常务委员黄等告知汪, 在九师两营杀烧之后, “该会众争托董保担保, 多欲缴刀息事归农, 不意五日清晨, 童县长随营及县队全体出走”。[61]据此, 汪公易在调查报告中痛斥童锡坤“处置乖方”。[62]

如果说第一次事件起因于党部所推行的改革, 那么, 第二次事件则肇端于童县长逮捕刀会首领, 扩大于公安局和军队武力镇压。童想撇清党部对其在第一次事件处理方式上的指责, 不意却挑起第二次事件, 带来了巨大破坏。最后, 童县长害怕刀会报复, 上任不足一月, 便弃官而去。

童县长去后, 半年间, 宿迁迎来第六位县长刘昌言。刘在4月11日前后到宿迁, 上任伊始, 便发生了第三次“暴动”。第三次“暴动”其实应一分为二。一个是在宿迁和邳县交界、由两县共管的窑湾地区发生的“暴动”, 历时三天 (4月11—13日) 。4月14日, 海州驻军谭曙卿旅往剿, 刀会不战而散。[63]这次事件从本质上说是军队对妨碍国民党地方统治的刀会和土匪进行的一次武装镇压, 之所以引起媒体的关注, 一则与当时“武汉之变”、“胶东之乱”有关, [64]一则是因为其头目薛干臣号称“大同国皇帝”, 发布文告和传单, 引起舆论关注。其实, 薛干臣不过是当地略识文字、家境殷实的刀会首领, 他之被捕不是军队英勇作战的结果, 是其手下设计将其捕捉交给军队的。[65]与前述宿迁刀会第一、二次“暴动”有关联的是19日发生在宿迁城东南陆 (鹿) 家集的事件。刘县长“为安辑 (原文如此——引者) 城市起见, 在圩内城外捕押刀会徒贺大金子等十数人, 并抄刀会徒方平安等之家”。[66]应刘县长要求, 岳维峻师骑兵孙仲猷部在皂河一带围剿刀会, 烧杀掠夺甚烈。孙部扬尘而去后, 刀会为复仇随后追来, 占据城外圩内东大街炮楼, 与军队殊死决战。军队通过火烧炮楼和民宅商家, 打散了刀会进攻。《时报》称两次交锋使当地遭受严重损失:“皂河毁于军队, 东大街毁于刀会, 均浩劫也。”[67]至此, 所谓刀会第三次“暴动”平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