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50年代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规模空前的革命高潮，也是中国旧式农民战争史上最光辉的一页。在长达14年可歌可泣的岁月里，太平天国的将士们不仅同清军进行了英勇悲壮、艰苦卓绝的军事斗争，而且非常重视思想宣传和文化建设工作。在军书旁午、戎马倥偬之际，他们组织力量编写、刊刻了大量的书籍，以进行思想宣传和文化建设，对这场伟大的农民战争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本文试据有关文献资料，将太平天国的刻书情况考述如下。（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论只及于编印成册的书籍，而不包括一般的文书杂件。）

一、太平天国刻书概况

太平军于1851年金田起义后，即挥师北征。为了配合军事斗争，他们在北征途中即刊印了不少宣传、教育资料。1853年春，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南京）后，为了适应文化宣传和思想教育的需要，便专门成立了出版机构，在天京设立了“镌刻营”和“刷书衙”，并委派专职长官负责。[1](p.101,139,207)宋代以来，南京即为全国著名的刻书中心之一，聚集了众多刻书专业的能工巧匠。至此，南京（天京）又成为太平天国的出版中心。太平天国充分利用天京当地雄厚的刻印技术力量，大量刊刻印刷书籍，以致太平天国刻印的书籍在当时“汗牛充栋、人人习见”。[1](p.252)

但是，由于太平天国失败后，清政府对太平天国刻印的书籍极力查禁销毁，因而太平天国刻印的书籍流传下来的寥寥可数。所幸的是，一些太平天国书籍流散到国外的博物馆、图书馆，解放前后苏南常熟地区也发现了一批。通过这些文献资料，我们可以大致考知太平天国刻书的概况。

现存太平天国刻书之最早且有实物可征者，有辛开（亥）元年（1851年），即太平天国立国当年，所刻印的《太平礼制》、《幼学诗》两种。太平天国立国以后，除丙辰六年（1856年）由于杨韦事件发生内乱没有刻书和癸开（亥）十三年（1863年）、甲子十四年（1864年）情况不详外，历年都有数量不等的书籍出版。

太平天国刻印的书籍，大部分是他们自己编撰的。如有关典章制度的书籍有：《天朝田亩制度》、《钦定士阶条例》、《太平军目》、《资政新篇》等等；有关宣传教育的书籍有：《天条书》、《太平救世歌（诰）》、《三字经》、《幼学诗》等等；其他还有一些论文结集、文告汇编和历年颁行的历书等等。除了太平天国自己组织力量编撰的书籍以外，还有一部分书籍则是就前人的书加以增删改编而成。如将基督教的《圣经》（《新旧约》）删改编印成《旧遗诏圣书》和《新遗诏圣书》；将中国古代兵书《武经》（《孙子》、《吴子》、《司马法》三书合集）加以删改刻印，改称为《武略书》等等。

对于我国传统的《四书》、《五经》，太平天国起初把它们当作“妖书”而严加禁止，并谕令科举考试不得再用孔教经书，而代之以《旧遗诏圣书》和《新遗诏圣书》。[2](p.313)后来，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为了稳定社会、巩固政权，太平天国改变了对《四书》、《五经》的认识，并假托天父降旨说：“孔孟之书不必废，其中有合于天情道理亦多，既蒙真圣主御笔钦定，皆属开卷有益者。”[3]于是便将《四书》、《五经》删改刊印，准许人们阅读。这些删改过的《四书》、《五经》被定名为《御笔改正四书五经》。关于此书，当时曾在天京的汪士铎所作的《乙丙日记》和英人所办的《北华捷报》社评都曾做过论述。[4]可惜此书至今尚未被发现。

凡经天王批准颁行的太平天国刻书，当时统称为“诏书”。太平天国所谓的“诏书”，据他们自己解释，意指“真书”、“训世之书”、“化民之书”、“发号施令”之书、宣布“天王之化”之书。[5](p.304-313)从癸好（丑）三年（1853年）开始，太平天国的刻书在卷首都附有“旨准颁行诏书总目”，罗列此前已出版的“诏书”书目。庚申十年（1860年）出版的《王长、次兄亲目亲耳共证福音书》所附的“旨准颁行诏书总目”，就已列出了如下29部已出版的“诏书”书目：《天父上帝言题皇诏》、《天父下凡诏书》（二部）、《天命诏旨书》、《旧遗诏圣书》、《新遗诏圣书》（庚申十年后称《前遗诏圣书》）、《天条书》、《太平诏书》、《太平礼制》、《太平军目》、《太平条规》、《颁行诏书》、《颁行历书》、《三字经》、《幼学诗》、《太平救世诰》（早期刻本称《太平救世歌》）、《建天京于金陵论》、《贬妖穴为罪隶论》、《诏书盖玺颁行论》、《天朝田亩制度》、《天理要论》、《天情道理书》、《御制千字诏》、《行军总要》、《天父诗》、《钦定制度则例集编》、《武略书》、《醒世文》、《王长、次兄亲目亲耳共证福音书》。

上列29部颁行诏书，除了《钦定制度则例集编》一部尚未发现原书外，其余28部原书均已发现，有的还发现多种版本。这28部已发现的太平天国原书现在分别收藏于英国、法国、德国、荷兰、美国以及我国的一些图书馆、博物馆中。在罗尔纲先生的主持下，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经多方努力，将上述已发现的太平天国“诏书”收录于《太平天国印书》中，于1961年影印出版（后又于1979年出版排印本）。其中唯有《新遗诏圣书》和《武略书》由于当时收藏于英国伦敦不列颠博物院东方部，国内尚不可得见，因而未予收录。后来这两部书的缩微胶卷由英国传入国内，由王庆成先生等编入《影印太平天国文献十二种》之中，由中华书局于2004年10月出版。

当然，太平天国的刻书并不只上述“旨准颁行诏书总目”中所列的29部。辛酉十一年（1861年）以后，虽然由于形势日益险恶，刻书日益减少，但太平天国克服种种困难，又陆续刊刻了一些。此外，辛酉十一年以前所刊刻的书籍也有一些未列入上述“旨准颁行诏书总目”。如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印的《太平天国印书》，除影印了26部“诏书”外，还影印了如下十部未见于“旨准颁行诏书总目”的太平天国刻书：《太平天日》、《钦定士阶条例》、《钦定敬避字样》（后附《天朝钦定文确》、《太平天国联句》、《天朝点将录》）、《幼主诏书》、《资政新篇》（后附《兵要四则》）、《钦定英杰归真》、《诛妖檄文》、《钦定军次实录》、《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己未九年会试题》、《开朝精忠军师干王洪宝制》等。

需要说明的是，《太平天国印书》共收录影印了36部太平天国刻书，可是由于其中《太平礼制》有辛开（亥）元年的初编本和戊午八年的续编本两种；《颁行历书》有癸好（丑）三年、甲寅四年、戊午八年和辛酉十一年的四种、另外还有《天条书》和《太平诏书》的重刻本各一种，所以《太平天国印书》实际上收录了36部42种太平天国刻书。

已经发现的太平天国刻书，除了上述《太平天国印书》所收录的28部旨准颁行的“诏书”和10部一般刻书外，还有《天父圣旨》和《天兄圣旨》两部刻书。这两部书由王庆成先生于1984年发现于英国图书馆，并由辽宁人民出版社于1986年以《天父天兄圣旨》为书名排印出版。此外，中华书局于2004年10月又影印出版了由王庆成等人收集和编定的《影印太平天国文献十二种》，共收录了如下12种太平天国文献：《天父圣旨》、《天兄圣旨》、《天父诗》、《天父下凡诏书》（第二部）、《建天京于金陵论》、《贬妖穴为罪隶论》、《新遗诏圣书》（第一卷为马太传福音）、《武略》、《天王“御照”、诏旨等文书》、《军中档册》、《干王洪仁玕亲笔文书》、《幼天王洪天贵福亲书述》。其中《天父圣旨》和《天兄圣旨》已收录于前述《天父天兄圣旨》一书，由辽宁人民出版社于1986年出版；《天父诗》、《天父下凡诏书》（第二部）、《建天京于金陵论》、《贬妖穴为罪隶论》等4种图书虽已收入《太平天国印书》，但是是抄录本，而本书所影印的是原刻本；《新遗诏圣书》和《武略》两书则是《太平天国印书》未来得及收录的原刻本。其余的《天王“御照”、诏旨等文书》、《军中档册》、《干王洪仁玕亲笔文书》、《幼天王洪天贵福亲书述》等4种文献则是太平天国档案文书的汇编，不是当时的刻书。这样，目前发现的、在国内可以看到原刻本或影印本的太平天国刻书共计有40部。

另外，据罗尔纲先生《太平天国史料考释集》[6]和张秀民、王会庵二先生《太平天国资料目录》[7]等考证，太平天国刻印的书籍，不见于“旨准颁行诏书总目”、今天也仍未发现、而从有关记载可以考出书名和内容的计有如下一些：《天命真圣主诏书》、《天道诏书》、《待百姓条例》、《太平官制》、《天朝诏命》、《律文六十二条》、《太平军书》、《太平军制》、《大小兵法》、《水旱战法》、《行军号令书》、《练兵要览》、《忠王会议辑略》、《真圣主御笔改正四书五经》、《字义》、《诗韵》、《钦命记题记》、《三国史》、《义诏诰》，等等。

综上所述，已经发现的与可以考知书名的太平天国刻书共计约有60余部。当然，太平天国曾经刊印的书籍决不止此数，还肯定会有一些至今不为人知，而将来也许会发现的；也肯定会有一些我们迄今还不知道，而将来也可能永远湮没无闻的。

二、太平天国刻书的版本学特点

太平天国刻书在版刻、纸张、字体、版式、装订等方面是很有特点的。在已发现的诸多太平天国刻书中，只有1862年印刷的《太平天日》封面有“钦遵旨准刷印，铜板颁行”字样，说明是铜版印刷，其余均为木刻本。太平天国刻书字体多为横轻直重之明体字（俗称宋字）。书纸多为毛边纸，“其装订或黄纸，或红纸、白纸、绿纸，宛如地摊所卖何文秀绣荷包式样”。[8](p.717)书籍装订多为线装或黄丝线装。封面多为红色或黄色，只有个别的为草绿色。书名页大都有二龙戏珠或龙凤装饰图案，也有四周作简单回文图案的，栏上横书刊行年月。1851年至1861年刻书的首页绝大多数都附有“旨准颁行诏书总目”。（所谓“旨准颁行诏书总目”，就是天王正式批准出版的“诏书”的总目录。）其下罗列历年已出版的书籍名称，末尾有“旨准颁行共有××部”字样。辛酉十一年（1861年）以后所刻的书不再有“旨准颁行诏书总目”。当是于此后政权日益衰落有关。需要注意的是，“旨准颁行诏书总目”内所列的书目顺序并非按出版先后排列，而是按各书的地位高低，即按各书内容的重要程度而次第排列。

太平天国刻书在行文上有一定的规范。凡遇“天父”、“天兄”、“天王”、“真王”、“天朝”、“天堂”、“天心”、“天恩”、“天兵”、“天书”等字样，一般均另起抬头，以示尊崇。此外，太平天国沿袭旧制，在书文中实行避讳制度，并专门颁布了《钦定敬避字样》一书，具体规定了一些应避讳的字和一些代用的字，用行政命令在广大军民中强制推行。因此，避讳改字就成为太平天国刻书中的一种普遍现象。清人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就有这样的记载：“（太平天国刻书）创天父之说，称为皇上帝。又称为神父、神爷。避此数字俱不用。后又准用‘上’字、‘父’字。馀仍避。‘神’字减作‘申’。地支中‘丑’改作‘好’，‘卯’改作‘荣’，‘亥’改作‘开’。以‘日’为‘王’，‘月’为‘王’娘；改‘月’用‘期’，‘日’用‘旦’，凡记月日用某期某旦。书太平天瓣（国）之瓣（国）为‘国’，谓王居于中也。万瓣（国）、外瓣（国）之瓣（国）仍为‘瓣（国）’，谓不知谁何也。诸伪王之王书‘王’，余具作‘狂’……”[9](p.718-719)此外，当时人张德坚《贼情汇纂》、杜文澜《平定粤匪纪略》、汪士铎《乙丙日记》等都对其时的避讳情况有所记述。关于太平天国刻书在避讳用字方面的详细情况，可以参看史式先生《太平天国的造字与改字》[10]一文和吴良祚先生《太平天国避讳研究》[11]一书。

太平天国的刻书一般都在封面上标有刊刻年月。可是有些重刻本封面上所标的刊刻年月却不是实际的刊刻年月，而是初刻年月。如《天条书》（重刻本）的封面标有：“太平天国壬子二年（1852年）新刻”。但是根据本书卷首“旨准颁行诏书总目”所列14种已出版的书目中有太平天国癸好三年（1853年）刻印的《天父上帝言题皇诏》、《旧遗诏圣书》和《新遗诏圣书》等书，则可推知本书当是癸好三年或其后的重刻本，而不是壬子二年所刻。再如现存《天情道理书》封面署有“太平天国甲寅四年新刻”字样，但其卷首的“旨准颁行诏书总目”中列有戊午八年（1858年）颁行的《醒世文》，而且本书卷尾有朱印“己未遵改”四字，可知此本当是己未九年（1859年）的修订重刻本。又如《太平诏书》（重刻本）的封面也题刻为“太平天国壬子二年（1852）新刻”，但是其卷首的“旨准颁行诏书总目”中列有癸好三年（1853年）新刻的《太平救世歌》，由此可知这一种《太平诏书》不是壬子二年的初刻本，而当是癸好三年于《太平救世歌》出版以后重新刊刻的。

由于当时各种条件的制约，太平天国的刻书在版刻、印刷和纸张上都不够精良，且多有错字。天国后期，由于国势衰落，政局动荡，刻书质量比前期更差，甚至还常有在书上粘贴纸条以代替铲版另刻的情况。如英国剑桥大学所藏《三字经》己未遵改本，就用这种方法修改了近30句，都是用棉白色竹纸剪成小方块手写粘补于应改之处。

太平天国刻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一律不著刻工、印工和装订工姓名。有异于我国古代的刻书传统。

参考文献：

[1]张德坚.贼情汇纂[A].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3册[Z].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2]黄再兴.诏书盖玺颁行论[A].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1册[Z].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3]李春发，黄期升.劝诫士子文[A].钦定士阶条例[M].太平天国印书[Z].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61.

[4]汪士铎.乙丙日记：第2卷[N].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174号.

[5]袁名傑，黄再兴.诏书盖玺颁行论[A].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1册[Z].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6]罗尔纲.太平天国史料考释集[M].北京：三联书店，1956.

[7]张秀民，王会庵.太平天国资料目录[A].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附录）[Z].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8]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贼伪书[A].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4册[Z].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9]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洪贼改字删书[A].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4册[Z].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10]史式.太平天国的造字与改字[A].太平天国学刊：第4辑[C].北京：中华书局，1987.148-164.

[11]吴良祚.太平天国避讳研究[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