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现”的重要明清秘密宗教文献

曹新宇

一四七五年一月二十日，明朝的宪宗皇帝批准公布了一份长长的“妖书”目录。据说，也在这一年，世界上第一本印刷的英文书在欧洲问世。明朝这份多达九十种禁书的黑名单，是锦衣卫镇抚司历年办理“妖言”案件查没“妖书”的汇录。奏准这件事的，是监察院的左都御史李宾，目的就是警示无知百姓：这些经卷妄诞不经，既不灵验，也不包含任何真理，除了带来国法严惩的厄运之外，别无任何益处。查禁“妖书”，在历史上并不少见。唐代政令，有时将其唤作“小经”；而在两宋，一般叫“不根经文”。但很少像明成化十年这样，公布这么长的一个书单。这份书单，明人笔记《典故纪闻》、《涌幢小品》均有迻录，一九六一年李世瑜先生《宝卷综录》转为著录，始为学界广知。一般认为，成化“妖书”是明前期白莲教的道书，但经明廷严厉查禁之后，除了民间多见的《推背图》、《五公经》外，这些经卷均已经失传。

近年来，王见川教授等学者在台湾陆续影印出版了两种不同版本的《三煞截鬼经》，因书名见于成化禁书目录，颇引行内人注目。此外，我还见过成化目录上的《通天混海图》（清心阁藏民国抄本），藏主慨允我借去研读，让我激动了很久。而在最近的田野调查中，我在收藏者家中，发现了上述禁书中的四种经卷，即《照贤金灵镜经》、《聚宝经》、《通天彻地照仙炉经》、《应劫经》。另有一种《佛说定劫经》，与前四种为同函抄本，性质一致，应是未经收录的同类经卷。这些经摺装的写本，全用精楷抄成，每叶五行，每行十九字。五种经卷，总共一百二十二叶（收入本套书第二册《普明遗留末后定劫经》）。意外发现长期失传的文献就有这种好处：忽然间我意识到，自己成了世界上看过这批禁书最多的人！

“新发现”文献的有关背景

新发现的成化禁书，是在一批明清黄天道的文献当中找到的。收藏者起初也并不知道它们的意义。但在“圈内”，黄天道文献，历来为民间宗教研究者所重视。实际上，黄天道也是中国学者最早实地调查的“秘密宗教”。一九四七年夏，李世瑜先生在察哈尔万全县（今隶属河北省）进行民俗地理学调查中“发现”黄天道，开启了中国学者实地调查民间教派之先河。此后，泽田瑞穗、司徒洛娃（E.S.Stulova）、喻松青、石汉椿（Richard Shek）、马西沙等学者，利用有限的一些黄天道宝卷，推进了对这个教派的研究。一九九〇年代后期，王见川、宋军、太田出等学者，又在古旧书市中陆续发现一批黄天道宝卷，大大拓展了学界已知的黄天道文献。通过民间文献之间的联系，学术界开始注意到，众多华北民间教派与江南斋教，均深受黄天道影响。

黄天道始创于明嘉靖末年，其创教祖师也叫李宾，恰巧与那位奏准将妖书榜示天下的“都老爷”同名。不过，他是宪宗皇帝公布“妖书”名单的三十八年之后（正德八年），才降生到北直隶万全左卫牛角堡村的一个军户家庭。日后更出名的，是他的道号“普明”。普明因眇一目，教内又称“虎眼禅师”。据说，他自幼体弱多病，为了替他延寿，从九岁起，父母便送他寄名出家。他先后在庙里认过三个师傅，十七岁上才“还俗”。成亲之后，他也成为一名守军，在野狐岭长城一带戍边。但中年的李宾遭遇不幸，戍值边庭时受伤，一目失明。后经岳父王达相劝，赴达达营，拜赵宗为师，吃斋修行。最初的修行，似乎并不理想。但在四十岁那年的夏至，他得遇“周祖”真传，学会“卯酉香功”，半年内就“明心见性”。四十六岁时，终于大开法门，广收门徒。据说在世之日（三年后他即去世），普明亲传六万教徒，并留下《了义宝卷》和《清净真经》两种宝卷。民间教派的创教者，大多名不见经传，关于李普明的这些生活细节，主要源自新发现的教内经典《普明遗留周天火候金丹蜜指心印妙诀》（见本套书第二册）。

普明身后的黄天道依旧充满传奇色彩。清乾隆二十八年（一七六三），清廷在膳房堡的黄天道祖庙碧天寺，查出反清复明的“逆词”。乾隆皇帝震怒，派出协办大学士兆惠钦差督办此案。直隶总督方观承亦亲赴现场办案，纵兵拆毁碧天寺。李宾家族中曾经“称佛作祖”的祖师，也被一一掘坟剉尸，并“橐至郡城，投弃城外车道，寸磔扬灰”。尽管清廷查办“逆词案”的手法骇人听闻，晚清同治、光绪时期，黄天道又暗中复教，并在平毁的碧天寺原址，重建起规模庞大的普佛寺，由膳房堡为中心的十八村共同经理。值得庆幸的是，这次发现的文献中，竟然保存了乾隆年间清廷追查“逆词”的原貌（见本书第一册《普明古佛遗留白华玉篆图》）。

李世瑜先生当年在万全县看到的，就是这座光绪初年重建的大庙。他也采访到了赵家梁村积极复兴黄天道的赵尔理（一八七八——一九五九）。但李老当年所见黄天道的经典，仅仅限于《慈航宝训》、《挽劫俚言》、《四圣救世真言》等民国华北地区常见的民间善书。“收获经典中最有价值的一本”，竟是一种《目莲宝卷》的节略抄本。黄天道复教是否有经典流传？一直是一个谜。我们此次的新发现文献，即将揭开谜底：此次出版的资料，实际上就是赵尔理等人当年秘不示人的黄天道经典！

赵尔理是万全县赵家梁村人。清末科举废除之前，他也曾几度投考生员，但均未得中，后学中医。赵尔理复兴黄天道与家庭背景有关，他的父亲赵进有，据说是山西黄天道师傅寿阳人任英，将黄天道回传到万全县的第一个传人。赵尔理学医可能也与黄天道有关，他童试受挫后，几次去山西学医，回乡后就在家里建起了佛堂，自任万全县黄天道第一会（复初会）的会主，他最得力的同志，也是他的会副（也有说是第二会的会主），就是他的妹夫崇善（一八八六——一九四四）。从现存的文献可以看出，当年赵尔理和崇善实际上在建设一个黄天道经典的“文库”。崇善也没有受过多少正式教育，靠种地、赶车为生。但崇善工小楷，抄了一辈子的经卷，是这个“文库”的直接负责人。本书收录的民国精抄本，卷末一般具名，大部分出自崇善之手。这些精抄本，都抄在每页31×11cm大小的宣纸上，经摺装装帧，比传统官板大字刻本的明清宝卷略小。崇善抄经的数量惊人。虽然很多经卷已在“文革”中焚毁，但大部分经卷的题签，在烧毁之前，被无意间揭下，幸存至今。我曾利用这些幸存的题签，整理出一份存目，存目中目录类写本即有四种，而经卷类有一百五十二种（详见拙文：《明清民间教门的地方化：鲜为人知的黄天道历史》，载《清史研究》二〇一三年第二期，一——二十五页）。

李世瑜先生六十六年前，竟与规模如此庞大的一座民间宗教“文库”失之交臂！而躲过“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保存至今的文献，主要有明清刻本、清代彩绘帛书、以及民国精抄本三类。藏品之精，保存之好，都让人感到震惊。李老若是九泉之下有知，也一定会为此感到高兴。

“禁书”与民间宗教文献的谱系

黄天道的经卷中发现成化禁书的抄本，证明了黄天道与明前期民间秘密教派的密切联系。明成化年间查禁“妖书”之时，黄天道祖师李宾尚未出生。显然，明廷公布查禁书单之后，仍有一些遭禁的经卷在民间教派中暗中流转、传抄。上述明成化禁书的抄本，就出自崇善之手。而崇善抄自何处？现已无从探究。但从经卷名称《普明遗留末后定劫经》上来看，这些经卷被冠以黄天道祖师“普明遗留”的头衔，说明它们在传写中，早已被纳入黄天道的经典系统。

这些成化禁书抄本最令人吃惊之处，是其与敦煌写经的关系。如果对照敦煌文书中有关弥勒救劫的“本土汉文经卷”，或者所谓的“汉文疑伪经”的写经，如大不列颠图书馆所藏S.136号、S.417号之《救诸众生一切苦难经》、《新菩萨经》等经本。此次发现的成化禁书，显然与之有密切的同源关联。上述敦煌写经中的核心母题：“末劫人间疫病”、“裂石现经”、“抄经（诵经）免难”、“预言者眼出血津”、“念诵弥勒”，在成化禁书中，均有呈现，而且在构词、用语的很多方面，如出一辙。

值得注意的是，清代最著名的民间教派失传经卷《三教应劫总观通书》，在这次发现的文献中也有传本。该经卷因嘉庆十八年（一八一三）林清、李文成起义和嘉庆二十年（一八二〇）方荣升起义所用，遭清廷多次下令严查销毁。李世瑜先生生前曾公布过一个抄本，但从内容上来看，显然为两种经卷的合抄，而且文字舛误很多。此次发现的精抄本《三教应劫总观通书》以及《大明诚意伯刘伯温先生遗留搜天宝鉴》，为目前该经卷最好的写本。有意思的是，《三教应劫总观通书》亦冠以“普明”的头衔，封面题签为《普明三期普渡》（见本书第二册）。

这些发现对研究黄天道与明初白莲教系统的关系，以及黄天道在明清教派中的地位，乃至于重构整个白莲教的早期思想脉络都非常重要。

清代彩绘帛书手卷

此次刊布文献的另外一个特点，是大型清代彩绘帛书经卷的首次“发现”。本书影印帛书九种，除了一种大小约为85×95cm的《普明遗留半印真宝》之外，其他八种，均为卷轴装的长卷，宽幅在三十八至四十一厘米之间，长短不一。最长的一卷《朝阳老爷遗留文花手卷》，长达十二米；而短的，也有五、六米。这批帛书保存条件较好。大多墨迹清新，彩绘鲜亮，加之丝织物色泽璀璨，更显得历久弥新。

九种帛书中，我只见过其中的《普明古佛遗留白华玉篆图》、《普明佛遗留末后一着灵符手卷神咒》、《七祖罗凭收元宝偈》三种经卷，有不同名的民间写本，以简单的摺装线缝抄本的形式存世。其余六种，都是未见著录的孤本。而卷轴装手卷本身，也是明清“宝卷”形制上前所未见的孤品。明清宝卷的善本，多见经摺装刊本，学界从未见过如敦煌文书中的卷轴装长卷。宝卷研究的西方权威学者欧大年（Daniel Overmyer）教授为了准确起见，甚至将其英译作Precious Volume（字面意思即“宝册”）。这批黄天道大型彩绘帛书手卷的发现，无疑为认识宝卷的形制、工艺、制作等方面，提供了重要的实物模板。

这批彩绘的帛书，为我们从图像史的角度探索明清民间教派的思想和信仰，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如帛书《古佛遗留先天文榜》，即保存了清代手绘的“银城考选”彩色图像，属于目前唯一的孤品（见本套书第一册）。“银城”之说，民间宗教运动史上出现甚早。史载唐玄宗开元初年，即有谣谶传说：弥勒佛出世，当出“银城”；李唐将灭，刘姓当兴。明清教派经卷中，银城往往写作“云城”。一般认为，银城，或云城，是乾坤毁坏，末劫来临之时，教门信众的“避劫”之所。《古佛遗留先天文榜》的银城图像，城头云雾缭绕，城门口端坐一人。此公头戴道巾，身披黄袍，足踏云履，手持文簿，长髯背剑，煞是威风。而他面前，不少等待入城之人伏拜门外，手执号牌文表，等待验明身份入城。其后尚有人群，个个执表敬立，等候“考选”。卷尾还绘有因为没有印信、凭证，不得入城的人，其中一位被赶出银城的人，装束上看，是典型的“胡人”。这类有关民间教派民族认同的消息，往往不见文字，尤其值得研究者重视。

这九种帛书中，有两种题写了制作日期、地点和制作人。其一为《朝阳老爷遗留文花手卷》，据卷末所题，造于“乾隆二十九年甲申季冬”，其二为《灵符手卷》，造于“乾隆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造卷者来自山西寿阳两个不同的村子。他们对参加黄天道的活动并不避讳：会主、会副、茶头、写手，都一一署具实名。最长的一卷帛书《朝阳老爷遗留文花手卷》是清初万全县为中心的黄天道一百二十会的会名、会主、村落状况，似乎也都是实名。这些资料无论规模，还是细节上，都远远超出以往学术界所知的一种局部的黄天道二十四会的记载。

《朝阳老爷遗留文花手卷》局部图

这一情况表明，到乾隆中期，清廷尚未将查办“邪教”案普遍政治化，也没有无限扩大对黄天道的追查。山西寿阳出资造卷的普通村民，显然对于直隶严酷镇压黄天道的消息，浑然不知。而乾隆二十八年清廷查办直隶万全黄天道案后，山西寿阳马上制作出宣传万全为中心的一百二十会的黄天道大型帛书，也显示出黄天道已暂时逃离万全，在寿阳一带迅速发展。这些道内重要文献，在同光年间，又从山西回传到直隶万全，用于黄天道复教，进而由赵尔理收藏。这种经卷制作、流动、传写的个案资料，对认识清代民间教派网络的特点，及其与清代各级官僚机构之间的互动，都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

星神、历日与五代、宋、元以来民间宗教文献脉络

宋元以降，中国民间教派与摩尼教、祆教、景教等中古“夷教”之间的关系，向来为学界重视，然而苦于民间教派内部文献难得，此种讨论并不深入。例如：元末红巾军起义，是否与摩尼教、明教、白莲社或弥勒教有关？抑或是上述各种宗教混杂于民间的社会运动？学术界对此一直争议很大。七十多年前，吴晗即提出：明帝国国号大明，是明太祖朱元璋信奉明教所致。然而赞同者与反对者，均缺乏民间教派内部的文献支持。近年来，摩尼教汉文文献和明清民间教派的道书，均有不少重要的新发现。但不少学者仍旧习惯从传统的儒、释、道哲学思想入手，以文化上的“类似”甚至“误读”，推断某教曾受到某教的影响。最近中古“夷教”研究的进展，给学界不少启示：传统认识中“夷教”华化的文化适应和文化融合现象，确实普遍存在，但实用类的宗教性知识，如历日、星占、科仪等传统，在文化嬗变中并不会轻易失去其固有之特色。而此次发现的黄天道帛书、写经，即详细地提供了明清教派中的“救劫银城”、“陀罗尼符”、“罗睺”、“计都”、“石女”、“九曜”、“十一曜”、“四十二宿”（根据“九曜”注日及九十花甲，推算出来的末劫换天之后的假想历日）等重要的星神信仰与历日嬗变的资料，为学界重新考虑明清教派是否与晚唐、五代以来的摩尼教有关，或者与哪些宗教文化有关，提供了新线索。

这次影印的文献，不算帛书、科仪手本，仅刻本、抄本的宝卷中，即有近三十种未见著录的孤本，史料价值，不言而喻。此外，同以往出版的由古旧书市与图书馆善本部所获的民间文献不同，这批文献是田野调查中发现的一个完整的“民间文库”的菁华。由于未完全脱离其生存环境和历史地域，这批资料对于微观社会史和宗教史的探索更具优点。至于这些文献对于研究民间宗教史、地方化的佛教禅宗史、道教丹道、符籙派的历史，以及俗文学和戏曲史方面的意义，更是学术界熟知的民间教派经卷的史料价值，本书在上述方面，不乏富有启发的新史料，此不一一赘述。

鸣谢

此次调查资料公开出版，首先要感谢当地学者、民间文书收藏家丁山先生和文化工作者甄山先生。在田野考察中，除了罕见的历史文献，我收获更多的，是他们的友谊和信任。没有他们的帮助，这项工作是不可能完成的。一向呼吁秘密社会史与民间宗教史领域，要打破“资料封锁”的南台科技大学的王见川教授，在促成此事上，更是奔波任事，不遗余力。为了保护历史文献，赵涛博士、齐静小姐、范世琦先生和我一起，仔细整理、修复和扫描了所有的资料。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黄兴涛、夏明方、杨念群三位教授，对此项田野调查一直非常关心，并在筹建清代民间文书的数据库上，给予大力支持。上述田野调查，曾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文科基地项目“明清民间宗教的地方化研究”以及蒋经国基金会的国际学术合作课题“Text and Context: Redemptive Societies in the History of Religions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a”的部分资助。谨向上述支援和帮助这项旷日持久的研究工作的机构和个人深表谢意！

最后，我特别要向玉成此事的台湾博扬文化事业有限公司的杨莲福社长、李淑芬主编致敬。“博扬文化”多年来支持民间宗教的研究和学术出版，是他们的高效率工作，以及在无数细节上的努力与耐心，最终让这批珍贵的历史文献，在较短的时间内得以与读者见面。

曹新宇

2013年9月

《明清秘密社会史料撷珍·黄天道卷》目录

王见川序《明清秘密社会史料撷珍·黄天道卷》

黄天道经卷存目

新发现“黄天道符图牌印”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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