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德坚主编的《贼情汇纂》[1] 一书，是研究太平天国史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献。因其编纂此书的目的不仅在于诋毁丑化太平军，而更重要的是在于使“贼中情伪毕见，庶大军剿办愈得要领”[1]。所以该书记事的真实性（尤其是关于太平天国前期典章制度的记载），向来为史家所认可。另外，该书讲究编撰体例及资料取舍，史著特点非常突出，读来纲目井然，源流分明，亦足见作者的史学素养。因此，有学者称张德坚为封建地主阶级的史学家。[2]329

关于张德坚的生平事迹，因资料零散，搜寻不易，长期以来无人能言其详。近年来张氏晚年所作《曾文正公挽诗》刻本在内蒙古师范大学图书馆被发现，为我们了解其一生重要活动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本文拟以此为基础，结合其他书中的有关记载，对张德坚其人作一简略介绍，冀有补于近代文献研究。另外，《贼情汇纂》的记事下限，不同版本也有所不同。笔者对此也想略作辨析，并请识者指正。

      一、张德坚生平知见录

张德坚，字石朋，[3]129 晚号铁眉，江苏扬州人，具体生卒年月不详。咸丰三年起“充湖北抚辕巡捕官，后为即补县丞”，曾潜入太平军占领区侦探太平天国的内部情况。同年十二月随湖广总督吴文镕进军湖北黄州、堵成。这期间，他经常易装往来于太平军中，每见行阵之士、被掳逃入及难民等，辄留心访究，随时记载。又以供役节辕，经常鞫问俘虏、难民，摘录供词甚多，于是综核编辑，成《贼情集要》一册。李元度在与张德坚和韵诗中称张氏“贼情指掌能提要”，可为此事的佐证。[1] 编书之早，记事之专，使张德坚堪称研究太平天国的第一人。

咸丰四年八月，曾国藩的湘军攻克武昌。张德坚得以从江北回到省城，并结识了曾国藩的故交刘蓉。刘蓉将张氏的《贼情集要》一书推荐给曾国藩，得到曾国藩的认可，并称许该书“持论甚为中肯”。[1] 曾国藩的湘军出师以后，很注重收集敌方情报，曾在所上奏折中称：“臣国藩自办理军务以来，于侦探、文报二事，亦尝认真讲求，不敢稍涉疏忽。在衡州时曾遣人探至安徽、金陵一带，及至本年五月始归。又曾买船装炭，用重金雇人放至下游，使贼掳去，以探彼中消息。”[4]292 尽管如此，却由于种种原因，未能使湘军统帅部获得更多的太平军内部的真实情况。而知己知彼，又是军事决策的重要前提，因此湘军于后勤部门特设“采编所”以采集“贼情”。[5] 曾国藩善于用人之长，张德坚深悉“贼情”，擅长文字，又有刘蓉的引见，而且曾经效命于吴文镕帐下，吴文镕又是曾国藩的会试座师。因这三层关系，张德坚很快便得到曾国藩的信任，命其主持湘军采编所，并以总纂官编辑《贼情汇纂》，李元度《东斋诗草序》有“石朋奉檄著《贼情汇纂》”之记，[6] 为此事提供了确证。张德坚受命之后，先拟定体例、篇目，在征得曾国藩同意后，开始编纂工作，并在资料和经费方面都得曾国藩的大力支持。该书的前两卷在当年底就完成了初槁。咸丰五年初，太平军大举进攻武昌，张德坚等被迫移局长沙，继续编纂此书。是年七月，全书告成。随后张氏从湖南入江西，仍在曾国藩的幕府中供职（李元度《书马菉斐太守来书后》及赵烈文咸丰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日记均有相关记载，[7] 可资参证。又，张德坚在《曾文正公挽诗》自注中称其“随征四载”，可见张氏在完成《贼情汇纂》后的一段时间确在曾国藩身边度过）。咸丰六年冬，张德坚因功以知县候补湖北。[4]807 次年离开曾国藩幕府，入湖北为州县佐官。咸丰八年正月，张德坚被当时的湖北巡抚胡林翼参革。胡林翼在《甄别庸劣各员请分别革职降补折》中，称“候补知县张德坚居心险诈，民怨沸腾”[8]。所谓“居心险诈”者，据张德坚自称，系清军围攻江西瑞州时，“谋内应未成”，后为人中伤，并云：“胡文忠公徐察其冤，又悯坚不复仕进，深为追悔，时形诸笔札。若我公（指曾国藩）则确知瑞州军事坚实无罪，故始终眷顾不替。”[9] 因胡林翼的一念之差，致使张德坚从此与仕途绝缘，这对张氏来说，可谓一生的转折点。同年七月，曾国藩复出领兵，与张德坚相见于湖北蕲州，遂邀德坚再入其幕，德坚以“公方与胡公共事，不可以一吏生间隙”，婉辞。后“应三弟之招入晋省亲”，直至同治四年始南归故里。咸、同之际，烽火连天。官场疆场变幻莫测，功过祸福常在意外。张德坚此番入晋，多年不出，想必与这种特殊环境有关系。德坚南归途次，曾拜见曾国藩于徐州军营（时曾国藩奉命剿捻，在徐州驻扎）。曾国藩欲使其在营务处供职，德坚以故婉辞，后因曾国藩的推荐得以在扬州的江北厘金局立足，月薪36两。[10]

同治六年秋，李鸿章奉命督师剿捻，曾致书曾国藩询问张德坚的下落，欲延其入幕。曾国藩复书云：“渠诚血性美才，十年不出，别有智趣。况其母在晋，未得迎养，方亟图此。既荷赏识，或者他日藩令板舆回里，毛生捧檄而喜，未可知也。”[9] 从现有资料看，张德坚并未“捧檄而喜”。此后若干年，一直在江北厘金局度过。在此期间，张德坚对曾国藩时有造访。在曾国藩同治四年以后的日记中，留下了多次有关张德坚的记录。如同治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日记中有“阅张石朋《勋福论》等篇”。同治七年正月二十三日日记中有“中饭请张石朋、戴世兄便饭”。二月三日日记：“午刻，张石朋带来之扬州监生马铸，字蓉汀，善画小照。余平生未画过一次，因命之画。马与余对坐，张石朋与王子云陪坐。约半个时辰画毕，持与家人，以为颇肖也。”同治十一年正月二十日日记：“未正请客小宴，王子敷、蒯子范、程尚斋、张石朋等”[11]，张德坚以落拓余生，而能屡充曾国藩的座上宾，实属不易。这一方面固然有曾国藩笃念故旧的因素，另一方面也说明张德坚的操守器识或有不同凡俗的地方。人生难得一知己，更何况受知于曾国藩这样一位砥柱中流的人物。正缘此故，曾国藩逝世后，张德坚闻讣悲痛欲绝，并一气写成挽诗20首。现录其中二首，以见当年曾、张交谊。其一：“平生血性首公知，回忆浔阳檄调时。筹策屡陈容入幕，军书偶暇或论诗。笑谈莫逆殊忘分，患难相从最可悲。当日同侪尽尊显，一身瓠落数何奇。”其二：“一字一珠犹一泪，吟成痛哭病增危。连番叙旧如相诀，廿载全交不及私。钟鼎旗常昭骏业，日星河岳唤崇祠。濡毫已竭平生技，悲悃难伸枉费辞。”张德坚于“患难相从最可悲”一句自注云：“坚随征四年，上条议十数万言，多蒙采纳。公尝语人曰：‘昔在九江时，用张石朋条陈，将分攻湖口兵撤回，实北岸。倘不用此策，或少迟，吾与石朋俱死于是役矣’。”另外，对“当日同侪”，于自注中列举其“贤而尤显者”八人，即“彭雪琴宫保、李小荃、杨厚庵两督部、郭筠仙、郭霞仙、吴竹庄三中丞、黄昌歧军门、李次青方伯”。[9]

综观张德坚一生，可谓颇负才具，却又颇不得志，难怪自况为“不舞之鹤”。但以小吏出生，而能因诗文获交于当时名流；以当时应急之军情汇编，成后世之重要史籍，也算得人生异数。李元度曾有诗赞曰：“时艰需仗秩群材，江汉秋清把臂来。家在二分明月地，人推八斗掞天才。千言下笔空流辈，一砚随身傲劫灰。循吏风流儒将略，替君位置费疑猜。”[3]85

      二、《贼情汇纂》记事下限辨析

关于《贼情汇纂》的记事下限问题，至今尚无定论。有的论者认为迄于咸丰五年乙卯，亦有论者认为止于咸丰六年丙辰。持五年说者，所据为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抄本；持六年说者，据原南京国学图书馆盋山精舍影印本。但均未作一番深究，似有推测之嫌。如吴泽先生主编的《中国近代史学史》有云：“该书写本于咸丰五年成书，其后又不断增删修改。北大图书馆所藏写本，为成书的写本。其记事断至乙卯（咸丰五年）。盋山精舍之影印所据写本较之北大所藏本有增删，且所记事有至丙辰年者（咸丰六年）。可能是最后之写本。”[2]327 又如《太平天国大词典》中的“贼情汇纂”条亦称：“咸丰五年辑成是书，其后还有增补。”[12]959 另外，《中国近代史词典》等“贼情汇纂”条，亦提到该书记事有及于咸丰六年者。[13] 所据亦不外盋山精舍影印本。

笔者认为要澄清《贼情汇纂》的记事下限问题，关键在以下三点：第一，该书的性质；第二，比较版本优劣；第三，所补内容是否恰当。

从该书的性质看，它是湘军采编所的产物，是有关太平军的情报汇编，带有官方性质，不是局外人可以随意增删修改的。从该书的版本看，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抄本最优，因其为采编所原本（如今已作为善本书收藏）。盋山精舍影印本则等而下之，因其所据为传抄本。笔者试通过对两个版本的简要介绍来说明这样一个问题，即盋山精舍影印本所损益的有关内容并非湘军采编所所为，不能视为原本《贼情汇纂》的应有内容。

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抄本，全书12卷，每卷1册，共12册。封面签题“贼情汇纂”4字，封内有“采编所原本，私刻必究”9字。每叶7格，红墨印就； 每叶眉端均题“贼情汇纂”4字，亦为红墨印就。记事迄于咸丰五年。[14] 此本为诸本中最精善者，不但内容完备，而且每篇记事后均注明出自何处、闻于何人。实为诸本之脚本。

盋山精舍影印本，原南京国学图书馆盋山精舍于1934年据王伯祥所藏抄本为底本印行。而王氏所藏抄本又是从杨度所藏抄本转写誊录，[15] 其间不知几经人手。此本亦为12卷，共6册。记事止于咸丰六年七月， 内容较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抄本有出入。论者所谓“汇纂”成书后“又不断增删修改”及其记事下限有及于咸丰六年者，均据此本。但该版本脱漏讹误较多，如卷首较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抄本少曾国藩委札一件；[16] “原委官生衔名”中缺少“湖南湘潭县文童生张声壮、湖南长沙县文童生彭瀚、湖南候选训导李文鹤”等三人；卷12“杂载”缺13则；前7卷有注释，而后5卷无。从以上列举的这些脱漏看， 根本不可能是湘军采编所诸人“不断增删修改”的结果。因为，即使该书编纂告一段落后，真有所谓的不断增删修改，那也不敢删掉曾国藩的一件委札，更不能前7卷有注释而后5卷无注释，致使全书前后体例不一。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只能是后人在传抄过程中的疏忽和主观取舍。

就所补内容的恰当性看，在已见各版本中，记事晚于咸丰五年七月的，只有3则，均出自盋山精舍影印本。从所补的具体内容分析，都存在明显问题，可谓补所不当补。这3则多出的内容为：其一是有关黄玉昆的，即“丙辰七月二十九日， 援武昌，扎鲁家巷。为官军所歼。”其二是有关古隆贤的，即“丙辰七月来援武昌，左脚中炮，寻遁去”。其三是关于万象汾的，即“（咸丰）五年在黄冈县投诚，钦差官文赏给花翎四品顶戴。带千人，屡次打仗甚为出力。”（笔者按，官文授钦差大臣，时为咸丰五年九月）笔者认为这3则记事，均为《贼情汇纂》在传抄过程中，经他人增写的，不能视为该书原有内容。理由是：第一，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抄本的每卷之后都留有五六叶空白，以备他日补记，但并没有补记的内容。如果以上3则多出的内容确为采编所诸人所为，理应见诸该版本，因为它是“采编所原本”。第二，“汇纂”记太平军诸人的活动，在时间跨度上几无隔年者，且多止于咸丰四年底。试想，成书后的一年时间内，值得补记的内容何止以上3则？尤其是咸丰五六两年间活动在江西，直接与曾国藩湘军对垒的太平军将领，其攻守进退，生死存亡，也应该有补记才对。第三，前引盋山精舍影印本中3则多出的内容， 或不合事实，或不近情理。首先，古隆贤援武昌是咸丰六年五月间的事，并非“丙辰七月”。[12]373 其次，所谓黄玉昆于咸丰六年七月二十九日战死于鲁家巷，殊与事实不符。此时清方主持湖北军务者为胡林翼，考胡氏此间奏稿，并未提及此事。再，曾国藩同年十一月十七日所上《江西近日军情据实复奏折》称：“自韦昌辉在瑞州战败，窜回金陵，被杨秀清斥责。洪韦二贼谋杀杨秀清，并诛其宗族党与。于是石达开自湖北洪山归去，黄玉昆自江西临江归去，并赴金陵，谋为杨秀清伸冤报仇。”[4]796 不管曾国藩这里所说的是不是事实，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他此时并不知道有所谓黄玉昆战死于七月二十九日的事。“汇纂”出自曾氏幕僚之手，如果这则内容补记于曾上此折之前，曾氏应有所闻；如果补记于曾上此折之后，那么还应补记“洪杨内讧”事。所谓“贼情”者，恐怕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第三，既然万象汾已降清，并被官文奏赏四品顶戴花翎，就应从“剧贼姓名”中删去，因为他已是清军官弁。此又可为“汇纂”成书后并未增删修改之一证。

基于上述理由，笔者认为，作为张德坚主持的湘军采编所编纂的《贼情汇纂》，成书后不存在“不断删增修改”的问题。它的记事下限迄于咸丰五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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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向达．贼情汇纂[M].影印本．南京：盋山精舍，1934（中华民国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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