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淑娉

一、人类学视野中的“异文化”与“本文化”

人类学以自己的独特研究方法--田野调查对科学做出了贡献。田野工作就是对所研究的社会作实地调查，这是人类学研究的最基本的方法。通过田野调查获得第一手资料，结合历史文献、文字记录及考古等有关资料进行研究，解决要研究的问题。



早期西方人类学研究非西方社会，着重研究遗留至近现代的原始文化。西方人类学者研究非西方社会的文化，这些文化对人类学者来说是异文化。异文化，英文作other cultures或作foreign cultures 等。“异”是与自己相对的，不同于自己的，即the other译作“他者”。异文化不是研究者本身所源自和熟悉的文化，而是其他族群的文化。与异文化相对，本文化指研究者所源自的、长期生活于斯的本土的文化。

人类学传入中国以后，20世纪前期我国老一辈人类学者讨论中国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时，认为人类学是研究体质和文化的学科，原始文化应是研究的重点。因此，1949年以前，受西方传统的影响，我国人类学主要以社会经济发展比较缓慢的少数民族为研究对象。研究者大多数是汉族知识分子，他们研究少数民族的文化，是对异文化的研究。同样，少数民族学者研究汉族或者其他少数民族的文化，也是研究异文化。



在人类学者心目中，“异文化”一词没有歧视之意。早期西方人类学者研究非西方世界、原始部落社会的文化，一般都以同情的目光关注被殖民者统治的民族的命运。许多研究者在离开了他们的调查地点以后，总是禁不住表达对远方文化的怀恋。（1）



1949年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我国的人类学者大多数还是汉人。随着少数民族知识分子的成长，他们或与汉族学者合作，或取代汉族学者而研究本文化，这是可喜的现象。20世纪下半叶仍然以少数民族为主要研究对象，究其原因，除了受旧学术传统习惯的影响之外，还因为必须适应和服从国家的民族工作的需要，因而把主要的精力用于研究少数民族。但是从学科的内容和发展来说，民族学、人类学对中国民族的研究都应该包括少数民族和汉族在内，不应有所偏废。作为研究者本身，从学科的需要出发，他们深感研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汉族的重要性。

20世纪30年代，吴文藻先生就主张人类学应从研究原始民族扩大到现代民族，我国人类学应研究包括汉族在内的中华民族，认为“要充分了解中国，必须研究中国全部，地理上的中国包括许多非汉民族在内，如能从非汉民族的社会生活上，先下手研究，再回到汉族本部时，必可有较客观的观点，同时这种国内不同的社区类型的比较，于了解民族文化上有极大的用处。”（2）吴文藻在燕京大学执教时，邀请拉德克利夫-布朗来校讲学，并倡导社区研究，安排学生做田野调查。30年代费孝通先生与王同惠女士在广西大瑶山调查写出了《花篮瑶社会组织》（3），后又在江苏吴江县汉族开弦弓村调查写出了《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4）。林耀华先生于1935年调查福建义序的宗族社会，写成《义序的宗族研究》（5）；1943年调查川滇大小凉山彝族地区，出版《凉山彝家》（6）；40年代初写成《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7）。1934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一位学生陈礼颂在吴文藻的指导下，在他的家乡广东潮州做田野调查，写成《一九四九前潮州宗族村落社区的研究》（8）。对福建义序和潮州斗门乡的研究，真实地描述了华南典型的村落社区，再现了闽粤的宗族社会，尽管晚了半个多世纪才出版，仍然是十分珍贵的人类学田野调查研究成果。此外，还有杨庆堃的《华北一个集市的经济》、杨懋春的《中国的一个乡村：山东台头》等。



上述研究是老一辈学者早期所做的包括对少数民族和汉族的人类学研究的范例，其后的研究成果不胜枚举。1989年费孝通发表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文章，论述了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9)，1991年的《中华民族研究新探索》一文还指出民族学的研究对象限于少数民族、不包含对汉族的研究，理论上说不过去。(10)



二、“异文化”调查历程的回顾与反思

我于1952年毕业于燕京大学民族学系，当时社会学、人类学已被取消，二者都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学科，而苏联一向使用民族学名称，在全面学习苏联的情况下，民族学这个名称可以存在。这样，社会学系改为民族学系（系中另一部分改为劳动学系后合并于中国人民大学）。



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本来有人类学传统，改称民族学系以后更着重使学生受人类学的训练。50年代初组织学生在内蒙古自治区的牧区和北京郊区清河汉族农村进行田野调查。从1950年夏天的调查算起，20世纪下半叶的每一个十年，我都曾多次在少数民族地区作调查，90年代除了调查少数民族之外，主要从事广东汉族的人类学研究，在汉族地区调查，直到2001年夏天，参加田野调查工作前后有50年。其中前四十年研究异文化，后十年研究本文化。本文回顾个人参加田野调查的历程，将粗浅的体会作一简述，可惜50年代和60年代的调查资料已于“文革”大浩劫中全部丢失。


我在蒙古、苗、瑶、畲、壮、侗、傣、黎、彝、哈尼、拉祜、纳西（摩梭）、基诺、布朗等十几个少数民族地区作过长期或短期的调查。调查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完成国家交给的任务，特别是在早期；个人或应邀与兄弟单位合作研究课题；指导研究生调查研究和本科生的调查实习。对少数民族的调查实践，使我具体认识我国各族文化的多样性。这里从认识不同人文类型、区分民族的标志以及不同民族文化的交融三方面，举例加以说明。其实这三者之间互相联系，并不是说某一个民族的事例只能说明某一个方面，而只是作为例证说明我通过调查实践对这三个方面的体会。



1、认识少数民族的不同文化类型

我的第一次田野调查是在内蒙古呼纳盟（今呼伦贝尔盟）牧区实习。1950年暑期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和经济学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北京大学东语系和历史系三校师生25人在林耀华、陈永龄教授率领下进行这次民族调查，历时两个半月。内蒙古已于1945年解放，1947年建立了我国第一个民族自治区。自治区政府对当时全国还未全部解放便到此地来做实地调查的首都高校师生，给予特殊的关照，负责全部食宿旅行费用。我们在海拉尔接受了骑马的训练，然后进入草地，呼盟是我国著名的牧区。那时还未进行民族识别，调查所到之处实际包括蒙古、达斡尔、鄂伦春、鄂温克族，还访问了红华尔基的俄罗斯族，以调查蒙古族为主。第一次领略草原生态环境和牧区猎区风光，“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11），一切都那么新奇有趣。有时骑马驰骋，更多的是坐两个大轱辘的牛车，两个人一辆，在草地行进时和晚上住宿也都在牛车上。住蒙古包，体验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分组从不同路线进行调查，我在索伦旗和新巴尔虎右旗。我第一次学写民族志，初步学习调查方法，体会党的民族政策，产生对少数民族人民的感情以及学习人类学的浓厚兴趣，表示决心到边疆去。集体撰写的调查报告包括史地、经济、政治、家族、文教等方面内容。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对呼纳盟境内少数民族所做的调查，具有真实性和资料价值，调查报告在四十七年以后于1997年由当地出版。（12）



除了内蒙古之行外，以后的半个世纪，我的研究领域一直在南方，在中央民族学院工作的36年中，前期研究中东南地区少数民族，后期研究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因此我的调查地点基本上在南方。马林诺夫斯基开创了长期的田野调查工作，主张要学会调查对象的语言，在调查点要有两年或更长的时间。要做到深入研究一个族群，这是十分必要的，这也是人类学者应有的基本功的训练。但我在适应各种研究和教学任务需要的情况下，这一要求难以做到，常因此引以为憾。在我调查过的南方十几个少数民族中，有不同的人文类型。从语言系属上看，壮、傣、侗、黎族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彝、纳西（摩梭）、拉祜、哈尼、基诺属藏缅语族彝语支，苗、瑶、畲族属苗瑶语族，还有属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的布朗族。族源、语言、生态环境、经济文化类型、社会文化特点等，都是构**类型的重要因素。



1954年在云南参加民族识别调查，其中包括识别彝族系统的族体。当时报上来的自称和他称有70多个，需要调查分布在小凉山和云南中部坝区及南部地区的彝族。我参加了这三个地区的调查，先在原文山、蒙自专区，然后转到下关、祥云、永平、漾濞一带，再赴滇北，在丽江青龙乡中长水纳西族村调查之后，翻山越岭，最后爬上了名为对脑壳的地方，随即顺着陡坡下山，走铁索桥渡过金沙江。金沙江峡谷的壮丽景色，舒缓了行旅中的疲劳。到达永胜县后，做好各种准备上小凉山。此行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当时川、滇大小凉山彝族社会存在着奴隶制度，还未进行社会改革，小凉山比大凉山还要落后。奴隶主们各自占领着大片山头，各自为政，还未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政权。调查组由林耀华教授率领进入彝区。根据中央对民族工作慎重稳进的方针，在政府办事处的领导、安排下，我们备办了一些日用品作为礼物，骑马进山。奴隶主杀羊招待，用大铁锅煮砣砣肉，佐以荞麦粑粑，这是彝族的传统美食。主客环火塘成半圆形围坐，一群呷西（家内奴隶）低着头蹲坐地上，主人高兴时扔给他们一块荞麦粑粑。



凉山彝族比其他地区的彝族保持更多的民族特征，可以作为例证供比较研究。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不可能作详细的社会调查，我们着重了解了他们的生活情况和亲属制度。奴隶主的管家带我们看了奴隶们的住处，养猪的奴隶就在猪圈和猪住在一起，卫生条件之差令人难以忍受。奴隶们在山坡上给主人干活，衣衫褴褛，有些人发育不全，或身有残疾。过去只是从历史书上读到古代希腊、罗马的奴隶制，今天却从20世纪中叶的凉山奴隶制社会看到了活生生的奴隶形象，这些情景使我永远不能忘怀。调查说明凉山地区和云南其他地区的彝族所用老彝文一致。房屋多为土木或木质结构，屋顶双斜面或平顶，有锅庄火塘，黑红黄三色的木制漆器用具、服饰、工艺都很有特色。保留族长制，共同祭祀祖先，亲属关系中重长支，房屋由幼子继承，姑舅表优先婚配，行夫兄弟婚，设小木人祖先灵台，多神崇拜，巫师毕摩主持宗教活动，流行火把节，有火葬遗迹等。在永胜县还对称为“他鲁”、“水田”、“里泼”等族体作了调查。



1984年在西昌开会，有机会随林耀华先生访问大凉山昭觉县的彝族农村，与30年前目睹过的奴隶制社会相对比，感受到凉山巨变，换了人间。

比较研究拉祜族和摩梭人的母系家庭婚姻制度，也是一次难得的机会。1984年我和研究生胡鸿保（现在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在云南澜沧拉祜族自治县作调查。我们在作一般社会调查的基础上，深入研究母系制问题。拉祜族中自称为“拉祜纳”（黑拉祜）的家庭制度行父系制，学界对于自称为“拉祜西”（黄拉祜）的世系制有不同看法。我们在澜沧县糯福区南段和坝卡乃乡作调查。这里是“拉祜西”分布的中心地区，地处国境边沿，邻接缅甸，群山连绵起伏，村寨建在海拔一千多至二千多公尺的山巅斜坡上。人们居住在一个偏僻、狭长的地带，与外界极少联系，从一个村寨到另一个村寨要翻山越岭。经研究我们认为“拉祜西”以母系制为主，同时双系制占相当比重（坝卡乃基本是双系制家庭），有少数家庭为父系制。50年代坝卡乃有150多人的母系大家庭，南段、完卡等地一个村子只有五、六所长房，一般有十五、六个火塘。劳动时各小家庭分别进行，有共同仓库，收获物共同享用，各小家庭自己煮食。80多岁的老扎努回忆他小时候见过约有70个间隔的长房子。80年代我们调查南段时最大的母系大家庭是扎努、娜波家。这家人有23人（在外工作的不计算在内），5对夫妇，住着一所宽大的干栏式房子，长约十三、四米。东头开门，有木梯上楼。西头用板壁隔出一小间放置粮食杂物。屋内通道设三个火塘。通道两旁分八格，有通铺式的木板床供住宿，每一格之间没有板壁分隔，只有若干小木柱相间。这里的干栏式建筑为双斜面屋顶，铺草排，房屋四周围以竹排，房檐很长，不同于坝区的竹楼，原因是高山上风雨大。我曾撰写《拉祜族的家庭制度及其变迁》一文，根据历史文献和地方志书追溯遗留至今的拉祜族母系家庭的发展线索，联系实地调查资料说明这里普遍从妻居，世系从母系，财产由女子继承，女子有较高的社会地位；阐述了“拉祜西”家庭制度变迁的两个趋势，一是大家庭向小家庭转变，二是母系制向父系制转变。文中认为“以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下作为参考标尺，拉祜族的婚姻居住形式和世系制的不同情况表现为：第一是男子婚后从妻居，子女从母居，世系从母系；第二是从妻居与从夫居并存，母系与父系并存；第三是婚后先从妻居，后从夫居，世系从父系；第四是从夫居，世系从父系。（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