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秘密社会（或秘密结社）是清代历史上下层群众为了互济互和自卫抗暴，或为了求得精神上的慰藉而自发结成的社会组织。秘密社会分为秘密会党和秘密教门（或称民间宗教、秘密宗教）两大系统。秘密社会由于在信仰内容和行为方式方面与主流社会相悖离或对立，因此往往受到主流社会的打压，只能在民间秘密流传，所以有关秘密社会本身的史料很少保存下来，而《清实录》等官书中有关秘密社会的内容，除了在有关打击、镇压时顺便提及者外，鲜有记载，就是少量这方面的内容,也有所错漏甚至被歪曲、篡改。旧时代的历史学家又把秘密社会的活动视为“叛逆”、“盗匪”或“邪教”，不屑一顾，因此，主流社会保存下来的秘密社会史料也非常稀少。所以我们今天研究清代秘密社会的历史，必须依靠档案史料和田野考察，挖掘和搜集新的史料。

 

 

 

秘密社会研究中档案史料的挖掘和使用

 

 

 

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着大量有关秘密社会的档案文件，主要文种有“宫中朱批奏折”和“军机处录副奏折”中的“农民运动类秘密结社项”。其中的宫中朱批奏折，是皇帝亲手批阅的奏折及其附件。军机处录副奏折原称“军机处月折包”，是对朱批奏折抄录的副本，因为每半个月包在一起存档，故有此名称。录副奏折是用草书抄录而成，故比较难以阅读。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宫中朱批奏折”和“军机处录副奏折”中的“农民运动类秘密结社项”，内容起自雍正初年止于宣统年间，包括教门和会党一共200多个目，即：白莲教、洪濛教、一字教、姚门教、老官斋教、龙华会（教门）、荣华会、太阳经教、圆顿教、九莲教、三阳教、在理教、先天教、无为教、罗教、大乘教、三乘教、清茶门教、清净门教、幅军（幅教）、号军、悄悄会、红羊会、红阳会、一炷香教、如意教、圣贤教、义和门教、八卦教、乾卦教、离卦教、震卦教、坎卦教、艮卦教、明天教、五盘教、八卦紫金会、金丹八卦教、清水教、天真门、燃灯教、天龙八卦教、牛八教、添柱教、天地会，添弟会、三合会、三点会、尚弟会、双刀会、小刀会、啯噜、哥老会、盐枭、江湖会（花会）、红旗会、胜人会、游会、太平教、守义会、集义会、红杨教（弘阳教）、天门教、白龙会、红钱会、“红胡子”、矢公教、达摩教、佛门教、明灵教、无极门教、青莲教、黄阳教、西洋教、收园教、顺天教、鸿钧教、音乐会、天真门、罗祖教、龙门教、白门教、天门教、儒门教、园顿教、黄天教、一碗水教、白莲池、文贤教、圣贤教、红灯教、红莲教、红教、白阳九宫教、摸摸教、未来真教、斋教、青教、青阳教、新新教、混园教、牙签会、菜会、阎王会、担子会、花子会、糍粑会、刀枪会、大刀会、顺刀会、勾刀会、砍刀会、千刀会、铜刀会、曳刀会、双刀会、曳刀手会、江湖串子会、龙华会（会党）、孝义会、仁义会、仁义双刀会、仁义三仙会、敬空老祖会、青龙会、父母会、三元会、陆林会、少林会、奇门会、边钱会、九莲会、把子会、白阳教、上帝会、长枪会、长生会、长生教、闹公会、南北会、太子会、忠义会、桃园会、关圣会、乌龙会、同胜会、青苗会、同心会、天元会、龙虎会、红黑会、白衣教、金丹道、扇会、邱莘教、如意道教、音乐会、老人会、陆林会、牛八教、虎尾教、九宫教、老佛教、看香学好教、白头会、天罡会、二字会、红黄白会、末后一着教、灯花教、清水教、武圣教、天理教、老理会、夹把刀会、千人会、阴盘阳盘教、兄弟会、潘安老安新安教、义气会、丫义会、捆柴会（股子会）、征义堂、金鼓莲会、定子会、金兰教、老洪会、胜得会、农会、太平会、黑红签会、铁戒指会、洋枪会，洪莲会、青红帮、状元会、皈依无为教、长枪会、黑莲教、添刀会、红会、黑会、英雄会、掖刀会、哥弟会、如来教、火官会、铁尺会、弥勒教、成功会、红单会、祖师教、孝义会、洪江会、万人会、天乙会、神拳教、弥陀教、在园会、清灵教、一字教、江山会、道心教、桥梁会等。[1]

 

 

 

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档案的“宫中朱批奏折”与“军机处月折包”中，也保存着大量有关清代秘密社会的史料，可以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档案互相补充。

 

 

 

中国秘密社会的档案史料，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首先，档案史料比官修史书如《清实录》、《方略》《纪略》等更为真实可信。

 

 

 

档案史料的内容包括相关大臣有关奏报秘密社会活动的奏折和皇帝的批语、以皇帝名义发出的“上谕”和被捕者的供词，以及官方在搜捕、破获秘密社会组织或个人时搜获的会党或教门的秘籍，包括会党的《会簿》，教门的宝卷，内容比较原始，这些都属于第一手资料，因此相对于官修史书如《清实录》或《纪略”》《方略》都更为真实可信，可以藉此订正官修史书的缺漏和讹误。

 

 

 

《清实录》是由官方的实录馆根据朝廷的需要编纂的，是一种政治行为，凡属不利于当局的内容，一律不予收入，有些内容甚至还有意篡改。如涉及清代秘密社会的中，就有这种情况。在《清高宗实录》第1275卷，乾隆五十二年二月乙卯条记载：台湾镇总兵柴大纪在一次攻打诸罗（今嘉义）的战役中，“拿获伪军师一名，番妇八十二名”。对照档案史料可以得知，《清高宗实录》的这条记载是不真实的,而且被篡改过的。

 

 

 

首先,台湾镇总兵柴大纪原折所称该战役“生擒贼匪林老并番妇留娘等共八十二人，拿获伪军师侯辰一名”，乃是为了向朝廷邀功请赏，属于虚报战果，并非事实。

 

 

 

从档案史料可知，所谓生擒番妇留娘等共八十二名一事，纯属虚报。在柴纪奏折中开列的八十二人的名单中[2]，有许怀等三十五人均属无辜平民。福建巡抚徐嗣曾在查明此事之后奏称：“据署嘉义县张森禀称，前柴大纪所奏正法及戮尸各犯内，竟有其人尚在者。访系柴大纪误拿，经前任知县陈良翼审属良民，据保释放。”陈良翼称：当日审明保释者“实有许怀等三十五名，委系良民。因柴大纪以匪犯具奏在先，逼迫通报，以符奏案，只得听从具详。”徐嗣曾认为此事“其舛错荒谬，实出情理之外”，遂与知府杨廷理等人，亲自驰赴嘉义查办。审讯时许怀等三十五人供称：“上年（指乾隆五十二年——引着）正、二月内，嘉义甫经收复，或因官兵初到，出城迎看，或因迁避他处，回至县城探亲，途中误被捉拿。并有肩挑贩卖及在店生理，遇有不肖兵丁、义民强买抢取，与之较论，转被诬拿者。”经徐嗣曾等讯原保人。保人坚称：“当日县城初复，缉匪甚严，如城内遇有贼犯，我等正要擒献究治，岂肯转为容隐！惟因稔知许怀等实系良民，方敢出结，如有欺隐，情愿全家治罪！”后经徐嗣曾等亲自查看，在许怀等三十五人中，“内有张海已年逾八十，翁送来年甫十五，素患疯病之陈应，避难流离之番妇留娘，其衰弱疲癃，势难从贼，更一望可知”。徐嗣曾又询问知县陈良翼，陈良翼称：“上年柴大纪克服嘉义之后，凡遇官兵、义民有报获之犯，不论在何处拿获，即以临阵生擒贼伙若干名，遽行入奏。”“其许怀等三十五名，再四研鞫，实系被人误拿，俱有邻保人等环诉呼冤，昼夜络绎不绝。”当陈良翼向柴大纪提出应将其释放时，柴大纪称：“事已具奏，并经咨报各地”，必欲按名正法。陈良翼又同教谕江浩等前往力争，柴大纪又称：“我已奏定系拿获匪犯，万难更改。尔着开释，必须照依原奏通报立案，我就不管，否则必要将伊等正法。”徐嗣曾又向当事人核对，证明陈良翼所述属实。[3]说明柴大纪所奏生擒番妇留娘等八十二人一事，纯属虚捏。其次，此事在纂修《清高宗实录》时，柴大纪所奏“生擒贼匪许怀并番妇留娘等共八十二名”一语，又被篡改为“拿获伪军师侯辰一名，番妇八十二名”。可见档案比经过加工的“实录”，更加接近事实。依据这条被篡改过史料进行研究，得出结论当然难以正确。如有的学者就曾依据这条史料得出结论说：参加林爽文起义的队伍里，有“留娘等八十二名高山族男女战士参加了战斗”。[4]有学者甚至进一步发挥说：“在解放田洋的战斗中，曾有八十二名高山族妇女奋勇杀敌，立下了不朽的战绩”。并进而引申：“林爽文已经注意到民族团结政策，因而获得高山族人民的积极支持而纷纷参加起义”。[5]这些结论都是因为使用了被篡改过的史料，因而与历史实际不符。

 

 

 

其次，档案可以弥补文献史料的不足。比如，关于天地会的起源问题，以往由于缺少确凿的史料，有的学者便仅仅依据天地会会簿里的“西鲁传说”进行“影射推求”，得出天地会是明朝遗老或汉族士大夫为了“反清复明”而于康熙甲寅年或雍正甲寅年所创立的结论。“西鲁传说”的内容是：康熙年间，有“西鲁番”入侵中原，边关守将向朝廷告急，朝廷的文臣武将俱无退敌之策，于是发布榜文，征集天下英雄豪杰去征讨西鲁。少林寺僧人闻讯便来到京城，奏请前往征讨西鲁。他们未用朝廷一兵一将，一举打败西鲁。回到京城后，谢绝了皇帝的恩赏，仍回少林寺清修。后来，奸臣向皇帝诬告少林寺在征讨西鲁时曾“通敌卖国”，皇帝不审真伪，即派兵将少林寺烧毁，劫余五僧逃到福建云霄，与僧人万云龙、小主朱洪竹、军师陈近南等一同结拜，建立了天地会。以往人们依据这个故事，推断天地会是明朝遗老在康熙或雍正年间创立的。由于此说缺少确凿的史料依据，很难令人折服。而档案里保存的官员奏折，却为天地会起源研究提供了确凿的史料。笔者曾在清档《外纪簿》里找到一件乾隆五十四年四月十六日闽浙总督伍拉纳和福建巡抚徐嗣曾关于天地会创始人的奏折，奏折提到：“查天地会节经查明起于提喜，该犯俗名郑开，僧名提喜，又名涂喜，又号洪二和尚”。又说：“查提喜于乾隆二十六年倡立天地会名色，编造悖逆诗句”。这是所有关于天地会起源问题最明确的史料。[6]因为伍拉纳等人的奏折，是以审讯提喜即郑开之子郑继和嫡传弟子陈彪的供词为根据的，因而较为可信。如果结合《清高宗实录》中的记载“僧人提喜籍隶福建漳浦，住在高溪乡观音亭”，和天地会《会簿》中的记载：“始祖居住福建云霄高溪”，以及光绪年间天地会组织洪顺堂的会簿《锦囊传》中，提到的“始祖红面红须，目腔（瞠？），姓万名提起，法号云龙，系福建省云霄高溪庵和尚。”等资料，可以确定天地会确实是万提系即洪二和尚郑开于乾隆二十六年所创立。

 

 

 

田野考察在秘密社会史研究中的重要作用

 

 

 

田野考察不仅可以挖掘到许多在文献和档案中没有的史料，而且可以订正、补充文献、档案史料中的某些不足或讹误。笔者曾通过对清初浙江处州无为教和龙华会（姚门教）以及晚清青莲教的考察，订正了一些文献史料中的具体错误。1、关于浙江处州应氏无为教创始人应继南的姓氏问题

 

 

 

有关浙江处州无为教始祖应继南的姓氏，历史记载尚有歧异：有的记为“应继南”，有的记为“殷继南”。在姚门教的经卷《太上祖师三世因由宝卷》里称该教祖师是“缙云县五台馆殷家出世”，“取乳名，殷继南称。”[7]学术界以往依据这条史料，认定浙江处州无为教始祖是“殷继南”。而在该宝卷的《庆元三复》中在讲到姚文宇系应继南转世时，却又说姚文宇“至在山东人不识，转身缙云投应家。”称无为教祖师姓应。在无为教的经卷《应祖行脚宝卷》中，也称该教祖师姓应，“应祖师于嘉靖六年二月念八日降凡在处州府丽水县应家庄，父元汇，母李氏，讳继南。”[8]另外，我们从清顺治九年无极正派即应氏无为教的传人普伸在重刊开心法要本《五部六册》时所撰《祖经法要补注宗教会元序》中也提到：“无极圣祖复化应翁，讳继南。舍身喂虎，割肉饲鹰。六年苦行，入灭双林，遗三乘教法。”[9]这些记载皆称该教始祖姓应。在姚门教的《龙华科仪》里也说：“无生老母在家乡，观见大地男女轮回受苦。老母慈悲，亲自降凡在山东莱州府即墨县罗家。苦悟一十三春，注集五部六册经书颁行天下，扫出一宗公案，离却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钥匙未付，直指未传，诸人不得安心命。转到缙云投应家，大众功未完，化未满，单度二十八位化师。后来又转庆元姚家，开化度人天，钥匙交付诸人，开透无缝，玄关钥匙就是三乘，三乘就是钥匙。”[10]究竟是殷继南还是应继南?需要进一步查清，为此笔者曾亲自到浙江缙云县进行实地考察，通过查阅该地保存的应氏族谱，最终确认处州无为教的创始人确实是“应继南”而不是“殷继南”。[11]

 

 

 

有关姚门教和创始人姚文宇的几个问题。

 

 

 

姚门教创始人姚文宇号镜山，法名普善，生于明神宗万历六年（1578）农历三月十九日，浙江处州府庆元县松源镇姚家村人。以往有学者根据《太上祖师三世因由宝卷》中所记载“太上无极圣祖乃浙之括苍庆元松源东隅人也”一语，认定姚文宇是庆元县“东隅村人”。通过实地考察，发现“东隅”并非村名，而是指庆元县的东部。实际上姚文宇及其家族，皆生活在庆元县东部的松源镇姚家村，其子孙至今人聚居在该村。有关姚文宇的生平及所创姚门教，在姚文宇孙婿普浩所撰《松源实录》及该教经卷《太上祖师三世因由宝卷》的《庆元三复》中，皆有所记载。笔者近年曾在庆元县进行过实地考察，并结识了姚文宇的嫡传子孙姚德泽先生，承他提供《庆元姚氏总谱》，使我们对姚文宇和姚门教的情况，有了进一步了解。

 

 

 

姚门教经卷《太上祖师三世因由宝卷．庆元三复》关于姚文宇的终年，与《姚氏总谱》的记载不同。前者称姚文宇“寿六十九”，而在该族谱《姚文宇传》中却称姚文宇“享年七十有四”，相差五年。我认为此差异与《太上祖师三世因由宝卷．庆元三复》关于姚文宇出世后五岁前不曾言语，明万历十年应继南故后“才开言语”的神话故事有关。《庆元三复》为了把姚文宇神化，并附会姚文宇是应继南转世之说，特意编造出一段神话故事，称姚文宇出生后直到五岁，一直“不曾言语，如梦未觉”。直到应继南“归空”，即明万历十年（1582）八月十三日子时，姚文宇“才开言语”。“蒙祖师，来拖化，以姚为姓；为众生，又转凡，三复庆元；因十方，难化度，胎里食素；到万历，六年间，身又临凡；生五年，不谓说，无言无语；十年间，殷祖没，并性归员源；一时言，能谈论，知根达本。”《庆元三复》所说姚文字终年六十九岁，是从明万历十年姚文宇开始说话即应继南去世那一年算起的，故比姚氏总谱中《姚文宇传》少了五年。这乃是为了附会姚文宇乃应继南转世的神话，并不足信。而《庆元姚姓总谱》属于族谱，记载较为平实，未采用神话故事，故所记载的姚文宇终年七十四岁之说较为可信。

 

 

 

姚文宇故后，其发妻夏氏与长子避难于铁岭，后来移居福建西表，继妻周氏与子姚铎避之前山。周氏因“子幼身孤，祖堂难以居住，在外暂住数年”。清顺治七年（1650），周氏返回松源，将姚文宇的尸身葬于镜山之阳，其教主职位，便由姚铎承袭。有著作则称，姚文宇故后，“次妻周氏及幼子姚绎避之前山”，“顺治七年（1650）周氏葬姚文宇于庆元铁岭之阴”。[12]此说与《太上祖师三生世因由宝卷．庆元三复》中之记载不同，当有所本，为此，我又对姚家的后裔进行了采访。我在庆元县有幸见到了姚文宇的嫡传后裔姚德泽先生，他家中藏有一套完整的姚氏族谱，在道光五年重修的族谱《庆元姚氏总谱》提到，姚氏一族“世居晋阳，迨宋季南迁，从临安而龙泉，由龙泉而庆元”。在《庆元姚氏总谱》中载有姚文字小传，称姚文宇“字汝盛，号镜山”。他“不饮酒．不茹荤”。姚德泽先生告诉我，姚文宇之号即取自所居松源附近之镜山，死后便埋葬在镜山之阳而不是“庆元铁岭之阴”，笔者曾亲自前往浙江庆元县松源镜山的姚文宇墓考察,确证姚文宇葬在镜山之阳。从姚文宇的小传中可知，他的次子名姚铎而非姚绎。总谱中亦载有姚铎之传，称他“讳铎，字孟宣，母周氏，流离困苦，及国朝定鼎，甫归家”。姚铎回到松源后，其母周氏为他延师读书，及长便承袭了姚门教教主的职位。不过，姚铎传中称他年三十八身故，与《太上祖师三世因由宝卷．庆元三复》中记载姚铎“于康熙辛亥年五月十七日归天，寿五十七”不同。何者可信，尚待进一步研究。

 

 

 

关于青莲教首袁志谦的生平。

 

 

 

袁志谦在青莲教创立过程中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乃是青莲教和一贯道的第十二代祖师，但有关他的资料却比较少。档案中仅提到，嘉庆二十五年(1820)，贵州丹江厅教徒龙海燕欲赴京“恳请换给《护道榜文》”，而被当局盘获，从而导致教首王道才、袁志礼等人被捕。经审讯，袁志礼、龙海燕、王道才等人被判“先枷号一个月，满日重责40板，迁徙云南为民，分别安插，交地方官随时管束。”[13]有关袁志谦当时的情况，档案尚未提及，在《正宗祖派源流全部》中《第十一代何十一祖小传》中提到，袁志礼和袁志谦是在听何若“说法”后，“一同皈依入道”的。[14]为了进一步了解袁志谦的情况，笔者曾前往贵州龙里县进行实地考察。我们在该县龙山镇找到了袁志礼、袁志谦一家的后裔、1995年已经七十八岁的袁思忠老人。据他说贵州龙里的袁姓，是明末清初从四川大足县迁来，如今在距龙山镇三公里才尧钵山牛打场一座小山上，还保存着袁志礼、袁志谦父辈为袁志礼祖父袁开祺所立墓碑，碑文刻有以下文字：

 

 

 

文林郎考公讳开祺

 

 

 

皇清诰封显袁之墓

 

 

 

老孺人妣母孙太君

 

 

 

落款中提到立碑者有袁志谦父辈袁琮等人，袁琮曾任湖北荆州府公安县知县。袁志谦同辈共有弟兄十人，即袁志道、志忠、志宽、志刚、志和、志仁、志圣、志信、志礼、志谦。其中袁志礼行九，袁志谦行十，与档案记载袁志礼又名袁九，袁志谦又名袁十相符。

 

 

 

关于天地会发祥地福建云霄的考察。

 

 

 

为了弄清楚天地会的起源问题，笔者曾多次前往档案史料、官书及天地会秘籍中提到的福建云霄高溪进行实地考察。首先，找到了档案史料里提到的福建云霄高溪观音亭，其地理位置和人文景观与天地会秘籍里描述的“地振高岗，一片山河千古秀；门朝大海，三河河水万年流”十分相近。其次，天地会《会簿》里的许多地名，在云霄均可以找到，如粪箕湖、白狗洞、高溪庙等；第三，找到了天地会创始人洪二和尚万提喜即郑开家族的后裔，家族内流传郑氏一族，是由福建南安迁来，第12代祖先有弟兄三人，行二的人称“和尚仔开”，他因为企图造反而被朝廷追捕，祸及子孙后代。这与档案记载大体相同。第四，找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云霄高溪观音亭当过和尚的李阿星，他说当年师傅曾告诉他许多秘密，如以三指按胸，表示“自己人”，并且有用三指取物的暗号。这些均与档案中天地会的暗号相一致。结合天地会《会簿》中有关“始祖居住福建云霄高溪”的记载，说明天地会确实创始于福建云霄。

 

 

 

关于罗教创始人罗梦鸿的籍贯问题。

 

 

 

以往人们只看到《五部六册》较晚的版本中，关于罗教创始人罗梦鸿籍贯的说法不够准确，特别是对文中“祖彼当年”一语难以理解。山东大学的路遥先生曾亲自到山东即墨罗梦鸿的家乡，找到罗家的后裔，看到了最早的版本，即明万历戊戌（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中秋石匣嫡孙罗文举校正的刊本，在《五部六册》《巍巍泰山根深结果宝卷》的末尾，以往较晚刻本所记“祖彼当年”，乃“祖倍当军”之误。而“倍”又当系“辈”之别字。这段话原文是：罗梦鸿“俗家住在，山东莱州府，即墨县，猪毛城，成阳社，牢山居住。祖倍当军，密云卫，古北口，司马台，悟灵山，江茅峪居住。我为出家在家，四众菩萨，打七炼魔，苦行无处投奔，发大好心，开五部经卷，救你出离生死苦海，永超凡世不回来。”（标点系原来所有）所以，这段话应理解为：罗梦鸿俗家居住在山东莱州府即墨县的猪毛城成阳社的牢山，祖辈当军人，他本人曾在密云卫古北口司马台（今属北京市密云县）悟灵山江茅峪居住。他在那里并非作为一般百姓居住，而是以卫所军人身份在此驻守。明代的密云卫属于后军都督府北平都司，是明代北方军事要冲，位于今北京市密云县境内。罗梦鸿因祖辈当兵，隶军籍，故成年后即应召入伍。罗梦鸿确实是祖辈世代当军人。

 

 

 

当然，对于田野考察所获得的资料，必须加以鉴别，做到“去伪存真”，不能用未加鉴别的资料作为论证的依据。如某学者在福建东山岛一位渔民家里找到一份被他命名为《香花僧秘典》的手抄本，因为抄本里提到郑成功的一些部将，并抄录了天地会秘密文件中一些人物的姓名，于是断言该抄本乃是天地会的文件，并据此证明天地会始于康熙年间。发现者曾将调查报告发表在《中国工商时报》，连载了130多期，每期约2000字。这一发现一度引起学术界的重视，有的学者认为该《秘典》乃是研究天地会起源问题最珍贵的资料，其史料价值甚至超过了以往发现的《会簿》。有的学者还利用该《秘典》发表了学术论文或专著，认为《秘典》乃是有关研究天地会起源问题的“重大发现”。其实，从《秘典》的内容不难看出，该抄本并非如某些学者所断言那样，是康熙年间的抄本，而是辛亥革命前夕的产物，对于研究天地会起源问题并没有史料价值。如《秘典》中收录的许多明清之际著名学者有关反对君主专制思想的语录，在清初康熙年间尚不为人们所广泛了解，只是到了晚清，特别是辛亥革命时期，由于被革命党人大力宣传，才产生巨大影响。《秘典》中还抄录了王夫之《张子正蒙注》一书《太和篇》中的一段话，而王夫之的《张子正蒙注》等著作，在康熙年间生前并未刊刻成书，直到同治初年才由曾国藩广为搜集，刻成《船山遗书》280卷。再如黄宗羲所说“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一语，是在清末维新变法运动和辛亥革命时期才产生强烈影响的，在康熙年间尚鲜为人知，当时身处福建诏安深山里的万五道宗更不可能看到王夫之、黄宗羲等人的上述著作。说明抄录者绝非康熙年间的人物。事实表明，《秘典》乃是晚清辛亥革命时期的人。如《秘典》中出现了“同盟会”字样，康熙年间并不存在“同盟会”这个组织，“同盟会”乃是辛亥革命时期的产物，可见该抄本应当出现在清末，用清末才出现的史料论证天地会起源于康熙年间，显然缺乏说服力。因此，对于田野考察所获得的资料，必须加以鉴别，否则会得出的结论，是经不起推敲的。

 

 

 

 

注释：

 

 

[1]其中有许多是一教（会）多名，或多教（会）一名，有的教或会又互相交叉，所以，上述统计并不准确。

 

 

 

[2]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天地会》（三）第15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年。

 

 

 

[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外纪簿》闽浙总督伍拉纳、福建巡抚徐嗣曾折，乾隆五十二年十月十二日。

 

 

 

[4]刘如重《台湾林爽文起义》，第23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

 

 

 

[5]王良志《林爽文起义》，载《历史教学》，1962年第11期。

 

 

 

[6]笔者所见伍拉纳等人奏折载于《外纪簿》，《外纪簿》系抄录外省臣工奏折的副本，伍拉纳等人原折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已经收入该院出版的《宫中挡乾隆朝奏折》。

 

 

 

[7]《太上祖师三世因由宝卷》“缙云舟转”。

 

 

 

[8]《军录》浙江巡抚三宝折，乾隆四十年二月二十一日。

 

 

 

[9]王源静补注《金刚般若经注解全集》（开心法要本《五部六册》）《祖经法要补注宗教会元序》。

 

 

 

[10]《龙华科仪》，上卷，第91页。

 

 

 

[11]秦宝琦《明清秘密社会史料新发现》，载《清史研究》，1995年3期，第87—95页。

 

 

 

[12]马西沙等在《中国民间宗教史》中把姚铎误作姚绎，并根据《庆元三复》，称“普法（姚铎）死于康熙年间，时年五十七岁。这是作者误解了《庆元三复》的一段内容。在该书结尾处提到：“大祖母夏氏”于康熙丁巳（十六年）身故，“寿享六十九岁”。“二祖母周氏”于康熙辛亥年年“归天”，寿五十七岁。文中提到周氏曾“教训其子讳绎号孟宣”，作者便把文中有关周氏故于康熙辛亥一事，误作姚铎于康熙辛亥年“归天”了。见《中国民间宗教史》第355页。

 

 

 

[13]《军录》伯麟等折，嘉庆二十五年六月二十二日。

 

 

 

[14]杨净麟：《青莲教初探》，硕士论文未刊稿。

 

 

 

（资料来源：历史档案200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