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末南阳玄妙观传戒考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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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7-05-28 |
道教研究•
清末南阳玄妙观传戒考略＊
刘迅
提 要：本文通过新发现史料重新考证并构建了全真道教丛林南阳玄妙观在清末的传戒历史。通
过考证和分析宣统二年 （ １９１０）庚戌戒坛传戒过程、特点和其历史意义，修正了我们以往对于南阳玄
妙观传戒历史的误解，同时也丰富和加深了我们对于清代全真道教丛林传戒在形式和内容方面极具多
样性和复杂性的了解。
刘迅，美国罗格斯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主题词：南阳玄妙观 张圆璇 姚霭云 传戒 五子登真录
南阳地处中原腹地，北接汴洛、南联襄汉、西窥关中、东望江汉，自古就是南北贸易的集散地和东西交通的要冲。位于南阳城西北的玄妙观从清代早期以来就是中原的一座全真派丛林，也是连接南边武当山宫观与关中和汴洛地区全真宫观网络的中心庙宇。现存资料表明，最迟从清代道咸年间，南阳玄妙观就与北京的白云观，汴洛地域的中岳庙、上清宫，西安的八仙庵，以及武当山上的宫观形成了紧密的人事和庙观方面的联系。南阳玄妙观从清初就是高道大德辈出，至道咸同年间，南阳玄妙观更是出了几位名震遐迩的全真道教领袖，如曾经担任全真龙门祖庭北京白云观方丈的吕永震和张圆璇方丈，还有在白云观担任过监院的姚霭云方丈，和曾任西安八仙庵住持方丈的李宗阳等等。张圆璇在南阳监院玄妙观期间正值洪杨军兴的兵荒马乱之世，张圆璇运用玄妙观的财力和德望，在南阳城池遭到捻军和太平军多次围攻，存亡危在旦夕之际，挺身而出，献金献 策，同时还带领玄妙观道众登城协防助战，救死扶伤，为保卫南阳做出了关键性的贡献。玄妙观护国保城的功劳，得到南阳和河南官员和士绅的认可，正是他们极力举荐，同治朝廷特别在１８６５年赏赐给张圆璇和玄妙观一部宫中所藏的《道藏》。随着清廷在洪杨平定之后在各地展开的同治中兴，南阳玄妙观的张圆璇也应邀接掌北京白云观事，并在全国从东北、华北、西北以至湖广的各大全真丛林宫观举行传戒仪式，以显朝廷之治平，以壮全真之丛林。
一、 南阳玄妙观传戒传统之源流
那么，南阳的玄妙观可以追述的传戒活动最早启于何时呢？ 如果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说明何谓传戒。从目前的研究来看，全真派历史上的传戒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所谓师徒之间的口口相授的秘密传法。按照清末和民初保存于白云观的《太上律脉正宗龙门传戒谱系》的记载，从元代到近代全真龙门派的二十多代律师之间的法脉传承都是采取了此类不公开的秘密传授。此类传戒一般只在个别掌握法脉的律师和其所信赖的个别徒弟之间进行。此类的传法或者传戒的目的是为了传续本律堂或律坛之衣钵，所以一般不为外界所知，然而教内一般大都还是有所知晓。当然，受戒高徒虽然掌握法律，可是能否成为日后的玄门领袖，还要看其能否为广大道众所接受和支持。
第二种传戒是在全真丛林宫观专门和公开举行的所谓 玄都律坛”上向来自各地小庙和子孙庙、并由其度师举荐、再经过本坛传戒八大师的保举的道徒宣讲、传授和验考戒律，使其恪守戒规而获得正式道士的资格。正因为其传戒过程基本都是公开的仪式，这种传戒的举行在理论上是受制于清朝礼部的控制。这其中的理由自然是由于明清以来的国家律典都严格地管制着各省府州县的僧道人口数目，所以任何丛林宫观都不得随意通过传戒来增加各地僧道人数。不过，礼部和地方官员是否会严格地执行这种控制政策又当别论。从现存可供稽考的文献资料来看，这种公开传戒是从嘉道年间才开始逐渐成为全真派丛林延续道脉的主要方式的。
理清了传戒种类后，我们再来考察南阳玄妙观传戒源头的问题。如果依据录写于２０世纪初期、目前仍保留在北京白云观的 太上律脉正宗龙门传戒谱系》，南阳玄妙观最早可稽的秘密传戒当为咸丰年间吕永震方丈传法于张圆璇监院。《龙门传戒谱系》这样描述此次律法衣钵相传：
第十九代传戒律师张圆璇……。不忍独善其身，而以利物为怀。遂于江南天宝观开立常住，道众云集，玄风可观。不料兵荒扰乱，移丹于南阳玄妙观。乾初吕老方丈久耳师名，乃请师就观谈道数日，志气相洽，故传龙门之大法，继推监院之权衡。师自受托之后，勤理教政，夜以继日，精修妙行，严以持己，宽以待人，道众无不悦服……。
吕方丈，名乾初，山东琅玡人。他的一位同道或者是朋友、荆门人陈之杰作于道光十二年（１８３２）的一篇画传是这样描述他的：吕公 号 乾 初，山 左 琅 玡 人 也。幼而聪悟，喜阅三教奥典，及长识见空达，只有神仙返还之数术，遂弃儒而□□，迎异侣而抱朴。跋山涉水，访遍明区。常以处无恬滤为业，慈俭不先为宗。只身瓢笙游入上都，于白云观漫止栖鸟。方丈张公知其非俗骨，欲以监院事属之，固辞不就，自以□佣为务，诚感□施毕。霞友群集，功行圆满，去观入山。观中诸道侣感其前修，愿各捐资，募写鹤姿，以志倾仰并以诗云：
一行功专真可朝，不贪自利利他饶。
人天果□堪千载，炉火丹成傲九霄。
偏入画园留色相，任飘云鹤得消遥。
从兹阆苑高瞻仰，振起玄宗羡子乔。
陈之杰的题记作于道光十 二 年 （ １８３２），写在当时一幅现在还保留在白云观的肖像画上端。其时还大大早于吕乾初被奉为白云观的传戒律师之前。尽管这类题记大都会对画像主人有溢美之词，不过从陈氏的题记中，我们还是大致可以得知吕乾初早年于白云观挂丹时期，不仅颇得当时方丈垂青，被委以监院之职，同时他也极受道众的敬仰，因为他不恋监院权位，被同道和弟子们看作是一位品行高尚，洒脱脱尘的高道。有关吕方 丈 的 这 些 细节得到另外一篇作于２０世纪初的教内文献的证实。这篇题为《太上律脉龙门传戒谱系》的手卷将吕乾初刻画为承续龙门法脉的传戒大律师，并对他的生平提供了更为详细的描述：
十八代传戒律师吕永震，字乾初，号雷鸣子。原籍山东青州府临朐县吕家楼人氏。自幼多病好观道书，有出世之想。直待慈母殡葬三年之后不恋草芥，单骑岀门访道天涯，至济宁州青鹤洞皈拜度师张本柱名下。出家数年之后，高假参访至京都白云观受戒，当执总理诸事数年，大众推为监院。五年退院南游。忽逢南阳车马来接，无奈身至玄妙观，大众共推监院。乙丑五月白云车马临门恳请赴都传戒，势难推却，只得身还旧邦监院，同众推为方丈。自觉年迈无能为矣，只望后人阐扬，然既受律师之大法，理当传贤。是岁冬觉有辞世之兆吉，即欲图就所事，只因际遇不时，未敢遽动。因忆南阳府玄妙观监院张宗璇行为端方，心地明朗，且其才堪任重，德足服人，堪为玄门之柱石，宗教之领袖也。今将大法付与受持，异日努力护道，传戒登坛修己度人，永其续焉。
这篇白云观传戒律师谱系还特别说明了吕永震的法脉源自白云观第１７代传戒律师张教智，传法的时间是在道光十五年（１８３５）⑤ 。此 外，吕永震本人在白云观受戒后，曾经“当值总理诸事数年”，然后又被大众推为监院，五年后，即大约在１８４２或１８４３年左右，他从白云观卸任后正准备南游时，被南阳玄妙观道众请去担任那里的监院，时间从咸丰初年太平军兴时期张圆璇来到南阳玄妙观，一直到同治四年（１８６５）五月他应邀返回北京白云观传戒。
此外，我们还应当注意这里对于吕永震向张圆璇传授戒法的时间和方式描述和前面的记述有所不同。按照这里的叙述，吕永震是同治乙丑年（１８６５）受邀到京师白云观传戒，但后来由于他身体不支，“际遇不时”，传戒未果，因而临时将张圆璇从南阳招来京师后才将大法传授给张的。而前面的记述却说吕永震是在张圆璇从扬州到南阳后不久就将龙门大法传给了后者。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种记述上的差异呢？我个人以为从咸丰初的太平军兴到同治乙丑（１８６５）吕永震应邀返回白云观传戒，吕永震在南阳玄妙观同张圆璇相处有十多年。这期间，吕永震还曾经于同治二年（１８６３）从南阳返回京师白云观，并于当年三月至六月期间完成过一次传戒⑥ 。所以，吕永震对于张圆璇信任有加实起于后者初至南阳之时，先是其长谈尽日，然后又秘传龙门大法，接着又有继推监院之举。所以无论从情理上还是从逻辑上看，吕永震都不至于要等到自己病入膏肓，死期将至之时，才迟迟地将龙门大法传于自己早就信任的张圆璇。我以为正是由于吕永震早先已经将龙门大法秘密传于张圆璇，他才得以在知道自己无法任事时，临时从南阳招来张圆璇帮他完成在白云观传戒的使命。
我们从其他资料来源也可证实前引那段教内文献所叙述的若干细节的确属实。根据当时南阳地方官员的记载，张圆璇最初来南阳玄妙观的原由是为了逃避当时洪杨义军进逼江南诸省，尤其是他当时挂丹的扬州天宝观。时间大致在咸丰初１８５２至１８５３年间。虽然，这些地方官员不了解当时吕永震同张圆璇推心置腹的数日畅谈，并以龙门传戒大法相授，但他们的确注意到张圆璇来宛后在玄妙观整肃玄风，励精图治的种种作为，不久就将玄妙观治理得井井有条，面貌一新。这是光绪年间守土南阳并与张圆璇深交的濮文暹的记述：
南阳为中原 大 门 户，南 北 羽 流 往 来 所便。提挚其间，庶的要领。初耕云固已主斯地，悯其颓落，誓言兴复。招徕修持，分别义类，既尊严而整齐之。复瘁力耕艺，益之动忍，得余所资，乃创乃因，而玄妙观之盛几与白云等当。是时也，岁且大凶，耕云粥而活之，日得三千余人。躬任其劳，至五阅月如一日……。
张圆璇不仅复兴了玄妙观，而且在接下来的咸同年间，他还为保卫南阳城池，拯救当地百姓的性命立下极大的功劳。后来因为南阳防务而与张圆璇打过许多交道的河南开归许道员和当时负责南阳防御捻军的最高地方官员顾寿彤有如此的记述：
先皇帝之十年冬，寿彤解北援兵将复守宋。抚臣以淮寇西驶，薄汝颖间南阳据荆河上游，檄寿彤权其郡。至集郡父老为守御计，城西北地广民亦少，东南殷且庶，无以齐其守，予敌以衅非计也。郡人崔怀玉告曰：有宗璇在，无虑此。明年二月寇至，自唐西入邓，自邓旋宛，渡淯水而东。历四十余日，寿彤率军民击以砲。宗璇与焉又出其道众数百人杂伍保中，昼夜屹立无倦容，且知缓急，识进止，善拊循，匪独能用其众。凡所建言郡中人均乐从之，故卒使城无可乘之衅。守以固，民以安，始信怀玉言非偶然，宗璇诚非寻恒羽流也。寇退，谋所以善其后者，宗璇进曰：城东南无郭，西北高阜崇隆，瞰城中如绘。二者皆不便于守，惟寨为宜。寿彤韪之旋受代去，代者亦韪之。议甫定粤逆陈得才自颖来犯，必欲下宛为进取商雒计，拒楚豫援师。围攻十余日，会襄阳道金国琛率兵来援，城中人亦截其所开地道，得才乃道。云今上纪元秋七月事也。都人士相谓曰砦若成，焉至是。于是益以宗璇议为然，合力兴作。阅岁工将竣，寿彤奉命再守此邦，乃进宗璇暨都人士重为规画，补所未竟。环砦而树砲台者十有六，楼橹器械罔弗备。自是以来寇屡至，屡不得逞，砦之力，亦宗璇力也。都人士请于寿彤欲有以懋其功，辞弗受。众固强之，因请赐经以宠其庙，而寿彤移开封，不果旋以忧去。后知府事张仙保上其事。又格于吏议者。再五年九月，寿彤服起官于汴，迺为书上抚臣曰：宗璇之有劳于南阳，非一日也。南阳之民欲有以酬宗璇之劳，非一人也。然则是举也，非为经也。为宗璇也？非为宗璇也。为南阳也？且非直为南阳也。南阳之民，天下之民也。南阳之民之心，天下之民之心也。一举而获天下之民之心。圣人在上，宜无有不报者。抚臣曰：善。遂为之请于所司。
这一段引文说明，秘密传授本身并不足以给予法脉持有者权威和德望。一个受法的道士必须通过自己言行表率来体现他作为龙门传戒律师的道德资格和威信。因此，秘密接受的律法不仅仅是一种传承延续（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更是一种身体行为的表现（ｐ 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而且，只有在得到丛林道众的认可和支持后，才算真正掌握所传之戒律和法脉，而成为有资格传延本宗法绪和戒律的玄门大德。当然，就张圆璇而论，他之所以能够在平定洪杨之乱时成为全真龙门传戒律师，除了他本人在南阳玄妙观的德行和威望之外，的确也得力于吕永震方丈的提携和信赖，还有如前所述的同治乙丑年（１８６５）白云观的那次临危托付。张圆璇对于吕永震的感恩之情可以从他在吕方丈羽化后的作为中略见一斑。 同治五年（１８６６）荷月，就在吕永震去世的半年之内，张圆璇就以南阳玄妙观监院和大众名义在北京白云观牌楼前面的塔院内为吕永震修建了一专门的墓塔。
然而，尽管张圆璇方丈于同光年间在全国众多全真丛林宫观先后举行过５次传戒活动，共得戒子４７６３人，但目前我们尚无任何资料表明他曾否在自己发迹之地———南阳玄妙观举行过任何公开传戒仪式。如果我们不计咸丰年间那次吕永震老方丈的秘密传戒，那么，玄妙观公开传戒的传统与全真派其他丛林宫观相比开始较晚。现存资料所提及最早的公开传戒应该是从光绪间１８８５年启任玄妙观监院的姚霭云开始的。
最早讨论南阳玄妙观传戒的中文文献应该是大约作于１９６０年初的《南阳玄妙观史略》。按其记载，玄妙观最早的公 开 传戒是由姚霭云在１９０９年举行，入民国后又分别由李宗阳和聂至云于 １９１９和１９３６年进行了两次传戒⑩ 。这篇内部流通的文章的观点不仅深入了南阳当地民众的视听，甚至也影响到了一些学界人士的认知。作者本人就曾经一度在２００７年编辑的 《清代至民初全真道教历届传戒表》中采用上述南阳档案文献的说法。又如尹志华博士在其最近研究全真传戒的论文中， 就引据河南《大河报》报导的说法，也认为姚霭云曾经在南阳玄妙观 于１９０９ 年传戒，得戒子３００人。
但是，这样的说法和观点基本上是人云亦云，毫无可信历史依据，而其有关的传戒的事实和细节往往又语焉不详，甚至还有明显错误，对于我们真正了解玄妙观以致全真丛林传戒的过程和目的，还有其社会环境以及宗教背景，毫无帮助。作者因为多年研究南阳道教宫观与地方社会历史，曾于２００６和２００７年两度有机会查阅保存南阳当地档案馆的《南阳玄妙观史略》手写原稿和铅印本，并获得一分铅印本的复印本。按照编写者相当笼统的说法，该全篇写作依据了“志乘所载，碑碣纪录以及乡里传闻”。事实上，该文的确有几处明确说明了其使用的碑文。但在其第三部分谈论丛林住持的第九小节内却没有任何单独说明其论述所依据的具体史料是什么。我个人以为，其主要依据可能来自南阳当地民众和少数教内人士的回忆和街头巷尾的传说，其基调是要说明玄妙观的上层道士如姚霭云等等为了广结良缘，不惜消耗丛林财力，强行放戒，最后对玄妙观的经济状况造成极坏的影响。除了其明显的反宗教语调外，该文最致命的弱点是其缺乏可靠可信的史料根据。
那么，南阳玄妙观在清末是否有过传戒经历？ 总共有多少次放戒的经历？其最早放戒究竟是哪一年呢？ 南阳玄妙观的传戒同其他全真丛林的传戒比较又有哪些不同之处呢？
本文拟据作者近年来在南阳和武当山发现的两部《登真录》，和在研究南阳全真宫观网 络所收集的文献资料，对玄妙观在清末进行的传戒经历作一个尽量客观的历史重构叙述，并对该全真宫观传戒的社会历史背景，参与传戒的各地各派全真子孙庙观网络，传戒的宗教和社会功能，以及全真道士和宫观的身份构建和延续，作初步的分析，以增进我们对于清末和民初全真道教宫观的生态环境，以及全真道教与当地社会互动和发展的理解。
二、 姚霭云方丈和清末年间南阳玄妙观的传戒
目前为止，有关南阳玄妙观在清代传戒的记述都以为姚霭云方丈在１９０９年举行过一次传戒。如《南阳玄妙观史略》记载：
玄妙观近五十年来所放的三次戒……姚祥瑞是公元１９０９年 （ 宣统元年）传授戒子
三百余人，李宗阳是公元１９１９年（民国八年）传授戒子二百人，聂少露是公元１９３６年（民国２５年）传授戒子一百余人……。
事实上，我们依据对现已发现的南阳玄妙观两本《登真录》的序跋文字和其他资料进行仔细解读和综合分析，可以推断清末时期姚霭云方丈在玄妙观举行过两次传戒，但这两次传戒的年月时间以及所得戒子数目与时下广为流传和共认的说法有差别。
首先，姚霭云方丈首次在南阳玄妙观传戒的时间不在１９０９年，而是在１９１０年的８月上旬。目前被广为认定的１９０９年那次传戒的年月和所得戒子数目，由于缺乏任何原始史料根据，以讹传讹，实不足为信；第二，１９１０年姚霭云在南阳玄妙观举行的传戒是一次相当特殊的传戒，其准备过程和最终目的与目前已知道的清代以来的历次其他传戒比较都有明显不同之处，具有相当的独特性。
最早注意到姚霭云于宣统二年（１９１０）在南阳玄妙观传戒的是前面提到的日本著名道教学者吉冈义丰。不过他在自己著述的《白云观的道教》中也只是将其作为说明清末全真各派势力比较的一个旁证而已，并没有详细研究和说明此次传戒的过程和实际内容。
按照新近在武当山道协库房内发现的宣统二年（１９１０）《五子登真录》记载，姚霭云的确于当年８月上旬在南阳玄妙观举行了传戒，共得戒子５名：
天字第一号／龙门／魏诚九／实甫子／年四十五岁，丙寅相，十二月十八日吉时生／系奉天省奉天府永德县人氏／在本省锦州府广宁县闾山圆通观出家／度师张宗然名下地字第二号／天仙／周万镒／斌恕子／年四十九岁，壬戍相，又八月十四日亥时生／系河南省直隶许州人氏／在本省直隶光州固始县华严宫出家／度师叶礼道名下元字第三号／龙门／花至旺／春庭子／年二十九岁，壬午相，九月初三日子时生／系河南省开封府陈留县人氏／在湖北省襄阳府均州武当井出家／度师王明方名下黄字第四号／龙门／徐本善／淑德子／年三十七岁，癸亥相，二月二十日酉时生／系河南省开封府杞县人氏／在湖北省襄阳府均州武当山紫霄宫出家／度师刘复宝名下宇字第五号／龙门／胥理体／元和子／年二十七岁，甲申相，正月二十六日丑时生／系甘肃省秦州府秦安县人氏／在新疆迪化府阜康县博克达山福寿观出家／度师朱至科名下。
除了主坛传法的姚霭云方丈外，其余临坛的大师有好几位皆来自各地全真派的大丛林如京都之白云观和奉天之太清宫：
证盟妙道刘大师上至下融，系直隶省顺天府玉田县人氏，乙卯相，二月十三日子时建生监戒妙道陈大师上至下彬，系直隶省顺天府宛平县人氏，甲寅相，十月十五日戌时建生保举妙道葛大师上明下新，系奉天省奉天府承德县人氏，戊午相，七月初四日吉时建生演礼妙道赵大师上明下轩，系山东省登州府蓬莱县人氏，庚戌相，五月二十九日辰时建生纠仪妙道王大师上至下春，系河南省南阳府南阳县人氏，庚申相，八月十四日寅时建生提科妙道王大师上明下恕，系奉天省锦
州府广宁县人氏，壬子相，四月二十七日吉时建生登录妙道李大师上至下震，系山东省青州府临淄县人氏，甲辰相，三月二十二日丑时建生引请妙道费大师上至下无，系河南省南阳府南阳县人氏，戊戌相，七月二十六日吉时建生
从《登真录》的记录来看，５名戒子中除了地字号的周万镒为天仙派以外，其他都是龙门派弟子，这种龙门派为主导的格局似乎与其他丛林传戒时的情势相同。此外，戒子的籍贯属地，有３名来自豫中（２名开封，１名许州），其余２名分别来自奉天府和甘肃秦州。从出家祖庙来看，其中２名来自武当山上的道观———磨针井和紫霄宫，１名来自河南固始县的华严宫，１名来自新疆迪化府阜康县博克达山福寿观，还有１名来自锦州府广宁县闾山圆通观。这样的来源分布相当广泛，但由于数据量太小，不足以让我们做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不过，５名戒子中就有两位在武当山宫观出家弟子参与１９１０ 年南阳玄妙观的传戒，这个事实还是从侧面印证了南阳道士们至今还津津乐道的一个口传故事：武当山上道士大都是玄妙观出去的，而且有的还声称武当山宫观当家都是南阳或许可以从１９１０年的这次传戒中得到某种印证，因为至少我们知道黄字号的武当紫霄宫龙门派弟子徐本善的确后来成为武当紫霄宫的住持当家。当然，这都是后话。
最后，从年龄上看，５名戒子平均年龄约为３７岁半（两位分别为４５和４９岁，两位分别为２９和２７岁，一位为３７岁）。这样中年人的平均年纪恐怕不完全出于偶然的，想必也有姚霭云本人刻意的挑选和策划。按照１９世纪３０年代白云观监院安世霖所作的《北京白云观全真道范》，白云观之类的丛林对于方丈和监院遴选订立了相当严格的要求，如须经前任委任，本观道众推举，德高望重和经验丰富等等。此外，按照小柳司气太先生的研究，白云观对于其方丈的年龄也要求必须在４０岁以上。姚霭云对于这５ 位戒子平均年龄上的选择或许也反映了全真教内对于宫观方丈监院和其他高级执事的要求玄妙观的道士。这样乍看起来无头无脑的说法。
三、 姚霭云和１９１０年五子传戒
的确，尽管该次传戒于宣统二年（１９１０）八月上旬举行，但戒子习戒之准备工作早于光绪甲午年（１８９４）就开始了。按照１９０１年在南阳养疴的于荫霖的记述，当时的南阳玄妙观实为豫南一大丛林，“观中聚食众常至百余人”。为了从玄妙观的常住道众中选取资质合格的戒子以续道宗，姚霭云于１８９４ 年在南阳玄妙观中特别建立习戒堂，并指派专人负责道众修习戒律，历时达十五、六年之久。负责此事的高道李至震在其《五子登真录》的序文中说：
盖戒律之学不起于往古，而起于宋元也。虽然其宗旨伟大深远有不能尽述者。且道教一线之文明赖之以延长，近世之道族因之以发达，故不可不举行焉。夫天仙中极初真三者异名同实，其指一也。一言以蔽之曰敬。敬可以复初，可以致中，可以达天也。吾霭云方丈掌握法律，目击道风，欲传此敬者，固非一日矣。而引导乏人，其戒行完美者无多也。于光绪甲午岁设立习戒堂，命震董其事焉。日以变化气质存诚守敬为务，以至律坛规范层次无不精研极致，十有余年，始得志洁行芳者五人尔。乃于宣统二年八月上旬之吉，传授衣钵，为新戒之先觉，作诸子之领袖，特为录以记之。
李至震的记述有几点值得我们注意。其一，李从１８９４年到１９０９年连续１５年受命 董 理南阳玄妙观习戒堂之事，同时又担任１９１０年８月上旬这次传戒的登录妙道大师，然而他在记叙这次
传戒的时候，居然对于前年，即１９０９年共得３００名戒子的所谓传戒却无只言半语的提及！ 这实在是件让人难以理解的怪事。也正是这个原因，我们很难相信玄妙观曾于１９０９年举行过 传戒的说法。最起码，我们对于此类的说法应该持有深度的怀疑。
其二，李至震序中明确地说其董理习戒 “ 十有余年，始得志洁行芳者五人尔”。这句话非常明白地说明了在１９１０年８月上旬的那次五子登真传戒之前，玄妙观尚未得任何 “ 志洁行芳”之戒子，因此在此之前也就没有举行任何传戒！至于这５人是否都是在玄妙观的习戒堂连续经过了将近１５年的不间断训练， 还 是 从１８９４ 至１９１０年间先后于不同时间进入习戒堂受训，我想后者的可能性要大得多。
其三，从开始建立 习 戒 堂 的１８９４年到实际传戒的１９１０年，经历了将近１６ 年 的习戒准备。最终只挑选了５名戒子受戒。这是否意味着当时玄妙观观内的百名以上的常住中只有区区这几名道士具有接受戒律的资格呢？ 我想，这绝对是不可能的。我们要注意传戒八大师之一，同时又是习戒堂堂主李至震的说法。他指出，姚霭云方丈此次传授衣钵与５位戒子目的是要他们“为新戒之先觉，作诸子之领袖”。与先前专设习戒堂综合考量，姚方丈此次举拔５位戒子 并传授衣钵，显然表明了他从长计议，有意在为玄妙观举行更大传戒仪式而作先期的人事准备：也就是要１９１０年得戒的５位弟子担当未来传戒仪式的大师。至于姚方丈未来举行传戒的规模有多大，李至震并没有点明。不过，获得这次传戒天字号的持戒弟子魏诚九显然深谙其师的旨义和苦心，他在自己的跋中说得非常明白。的确，魏诚九对于自己和同戒几人要为将来戒坛的３００名新戒担当言行方面之表率规范，显得有些诚恐诚惶。他在跋中写到：
表率诸子关系非轻，占十余年戒行之位置，学业可想。夫以数人之言动为三百众之规范，而吾之所以异于人者安在乎？律师所传之敬是也。愿坚持而勿失。
弟子对于传戒律师的期望和重托感到压力而有些战战兢兢，而主持南阳玄妙观庚戌律坛的姚
霭云又何尝轻松。姚霭云的一生可谓颠沛坎坷。光绪二十七年 （ １９０１）退职后来南阳养疴的前河南巡抚于荫霖与姚霭云交谊颇深，曾在其著 《 西北园记》中详述其生平：
道士故家陕西。回匪之乱，阖门殉节，年十七。只身依多忠勇营，忠勇奇之，命率亲军马队，身经数十战，手刃父仇，积功荐游击。忠勇卒于军，遂弃官变名，入崂山学道。已复游吴、楚、燕、豫。闲逾海游奉天栖太清宫。入都，居白云观。至光绪乙酉，始来南阳，因留居焉。余闻而悲其遇，哀其志也。道士颠沛抑塞至此，亦可以徜徉以没世矣，而道士不然。观中聚食众常 至 百 余人，踵前人绪，而益加谨以故。少长有礼，进退有序，肃肃穆穆，行其庭阗无所闻。观田隙地教树果木，皆亲遗之远方而不取租值，曰以惠农佃也。考古人区田法并历试，画井、下种、粪养诸式，刊行于世，曰以备水旱也。岁歉，常集工作，来役者，多予其值而不计其工，阴以赈农民之乏食者。始至，设义学三塾，为之择师，时亲省视，至今不倦。上年北事起，修围练团助官绅所不逮，至于自奉极俭，而待客甚丰，菜蔬必洁，而礼意倍勤。凡此皆缙绅大夫之所难而方外毅然为之，呜呼！殆所谓存心于爱物，必有所济者。
按照于荫霖的记述，姚霭云在史称所谓 “陕甘回乱” （ １８６２－１８７３）中父母双亡，为了复仇而加入清军。由于作战勇敢而屡立军功。他不仅赢得多隆阿将军的信任担当其亲军马队统领，最后官拜游击（从三品）。可是当自己的知遇上峰多隆阿战死后，姚霭云决然弃官改名，至崂山入道，所以崂山乃姚霭云出家之祖庙。其后，姚霭云更是 云 游 四 方， 步 履 所 及， 遍 及 江 南、 湖广、华北和辽东各地全真道教丛林。最后，他在京师白云观落单，与其他著名道人如高仁峒等一同在白云观接受张圆璇律师的传戒。之后又在白云观先任知客后监院而成为全真第一大丛林的领袖人物。一幅由姚霭云的朋友和崇拜者作于光绪八年 （ １８８２） 而 现藏于白云观、题为《元 都 清照》的写意画卷曾将此时的姚霭云描绘成一位高逸拔尘的世外神仙。画面中姚霭云在一个道童陪侍下，逸然安坐在山中竹栏圈围的庭园的岩石上，向左边眺望欣赏园外的高山流水。而在他右边的石桌上则摆放着一支退去一半琴衣的古琴，似乎正等待着道人弹奏，整幅画面刻意突显的正是姚霭云辞官入道，追求超脱的道骨仙风。到了光绪十一年（１８８５），大约是在张圆璇亲自安排下，姚霭云离开白云观监院之职，跟随张老律师来到南阳接掌玄妙观。
如于荫霖所述，在离开繁华喧嚣的京都来到相对闭塞贫瘠的南阳后，一生都颠沛流离饱经苦难的姚霭云并没有成为一个摒绝人世或者徒享清闲的方外客。相反，于荫霖笔下的姚道士是位积极进取，热心公益，充满宏道济世的人物。他办义塾，劝农耕，修围练勇，协官助绅，显然是位励精图治的高道。正是姚道士这样的作为，才会有他后来临坛传戒之心之举；也正是姚道士当年在太清宫和白云观的人脉和德望，才使得他得以招请海内其他全真丛林的高道大德，协助他完成在１９１０年的传戒仪式。因此，笔者以为南 阳 玄 妙 观１９１０ 年８ 月 上旬的这次传戒应该是为来年传戒所作的一次先期准备，其目的是为参与来年传戒的新戒们专门训练和选拔证盟妙道，监戒妙道，保举妙道，演礼妙道，纠仪妙道，提科妙道，登录妙道和引请妙道这几位临坛大师，因为只有这些授过三坛戒律的高功才堪配作为戒子们的表率和楷模。正因为如此，南阳玄妙观在１９１０ 年初秋的传戒 实 际 上是为来年公开大型的传戒而作的一次内部的特殊传戒。虽然这不是一次秘密传戒，但的确与往常和此后的其他公开传戒略有不同，这次南阳的传戒似乎完全没有教外护法檀越的参与，因为总共只有５人受戒，所需衣钵和资费较少，玄妙观凭借其相当雄厚之实力应该完全可以担当。
此外，这次传戒，姚霭云方丈似乎也颇费心机。为了训练这些玄妙观的常住道徒成为合格的高功道士，他不仅设专门的习戒堂，指派专门高道董理其事，而且临坛之际还专门从各地著名全真丛林宫观请来几位德高望重的高道和昔时的旧谊来担任传戒大师：如时任京师白云观监院和白云堂第２１代律师陈至彬任监戒妙道大师，和白云堂 另 一 位 第 ２１ 代 律 师 刘 至 融 任 证 盟 妙 道 大师，时任 奉 天 太 清 宫 监 院 葛 明 新 任 保 举 妙 道清末南阳玄妙观传戒考略 ３１•师。
再者，我们必须注意到李至震序文结尾处的签署地，即五桂堂。由于我们目前尚不知道 《五子登真录》是否还有他序文，尤其是姚方丈本人的序文，但是作为玄妙观本次放戒的登录妙道大师，李至震在本次《登真录》的序末签署五桂堂绝非偶然之笔。五桂堂是地处玄妙观之西院的一座庙堂，其称谓源自玄妙观西院庙堂前庭院内的五株桂树。据南阳当地人回忆，玄妙观院庭中原来有五棵参天古桂树，根据其花色，分为三棵金桂和两棵银桂，每年夏秋初放时，金银交 辉，香气盈院，令人流连忘返。然而，李至震此处签署的五桂堂则应该理解为南阳玄妙观传戒律堂所在之名，即如京师白云观之白云堂，奉天太清宫之太清堂，成都二仙庵之碧洞堂，和南京隐仙庵之碧苑堂之类。最后，关于姚霭云的律脉问题，李至震写道“吾霭云方丈掌握法律”，但并没有说明其法律来历。我们只能从姚道士的身世中来考寻。姚霭云法名祥瑞，原本是位全真华山派 第２２代道士。但依循旧制，非龙门派的全真道士，如果要成为登坛传授龙门三坛大戒的律师，也就必须领受龙门派的法名。也正是因为如此，姚霭云也如同他的同戒高仁峒一样，授领了一个全真龙门派的法名，叫明瑞。这个法名，也表示了他和高明峒一样，所承续的正是张圆璇律师的法脉。如果我们考虑到咸丰年间，吕永震老方丈曾在南阳玄妙观秘密传戒于张圆璇，而姚霭云领授法脉又来自于张圆璇方丈。那么尽管目前尚无证据说明张圆璇曾在南阳玄妙观传戒，我们仍可以通过张圆璇而将南阳玄妙观五桂堂的律脉追续到咸丰年间的吕永震方丈，即北京白云堂龙门第１８代传戒律师。
四、 １９１１年南阳玄妙观的传戒
姚霭云方丈为了在来年举行戒子多达３００余人的传戒作了如此周密的准备和安排，那么他到底是否在次年即１９１１ 年登坛说法传戒 呢？尽管目前我们尚未找到当年传戒留下的《登真录》，但是１９３６年南阳玄妙观传戒《登真录》的几篇序文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线索。这次玄妙观戒坛的传戒律师聂至云本人就是在１９１１年辛亥国变之前那次辛亥律坛上承续了姚霭云方丈的法钵，使他得以在１９３６ 年于玄妙观登坛传戒。在记述这一年传戒的《登真录》 序文中， 南阳玄妙观第２１代传戒律师聂至云满怀感激之情回忆了自己参与宣统末季的那次传戒：
本观为豫南一大丛林，建自元代，云集者已数百年。其间道德高尚，代不乏人。至前清末季，始由第二十代上明下瑞姚霭云老律师，抱坚忍毅力，慈悲广爱之志，苦心孤诣，煞费经营，启建玄都律坛，宣扬戒法。一时豫鄂秦晋间，玄风熙然。至云即昔时当坛承受衣钵肩接法统者。然自愧学浅，难胜重任，更惭德薄，不敢度人。所以持法抱道，倐忽二十余年。今乃触世事之日非，感人心之不古，道法晦昧，灾祸频仍。处此环境，承先者不得辞其责，爰备衣钵。再开道场，宣说阐扬，启迪后进，务希开发道流无妄之真诚，达到玄风再振之目的。伏愿诸子，各输丹诚，共励素志，持戒律之三乘，阐宗风于百世，行看道教增辉，名留丹台，上不负祖师演传之苦心，下不愧天地覆载之生成。本坛同人，与有幸焉。
很显然，聂监院于此处“至云即昔时当坛承受衣钵肩接法统者”之语是要向参加民国丙子年受戒的戒子和南阳民众开诚布公地说明他本人法绪之正统和权威，但他同时也旁证了姚方丈的确曾于１９１１年 在南阳玄妙观举行过传戒的事实。另外，一位叫贾云槎的俗家弟子也在丙子年 登真录》的序文中证实他曾于辛亥年和聂至云一同参与姚霭云在玄妙观举行的传戒仪式瑐瑨 。
至于此次传戒所得戒子人数，依据１９１０年８月上旬那次《五子登真录》所称，至少姚霭云所筹划的应该是一场总数３００名戒子的授戒仪式。但是，１９１１年传戒实际所得戒子人 数，在找到那一戒坛的《登真录》之前，我们尚无法完全核实确证。此外，我个人认为，如果还能找到当年的《登真录》，我们会发现得戒于１９１０年的魏诚久、周万镒、花至旺、徐本善和胥理体这五位弟子可能全部，起码其多数都担任了辛亥鼎革前南阳玄妙观那次传戒的临坛大师。
不过民国肇起之时，也不幸成为姚霭云生命和道业的终点。武昌起义后，旅鄂民军马上集结向清朝统治的中原腹地河南挺进，其中一支两千多人的队伍在首领马云卿的带领下迅速逼近南阳，当地的清朝官员闻讯纷纷岀逃或者投降，民军在没有经历任何抵抗的情形下于１９１２年正月初二迅速占领接管了南阳。在民军进逼南阳之初，各地兵慌马乱。姚霭云曾经一度逃离南阳，到城外玄妙观的下院独山祖师庙和博望镇的三元宫躲避。到了正月十五日，随着局势逐渐平缓，姚霭云又回到了玄妙观。不过此时的南阳已经开启了鼎革之后的激烈变革，民军入城后马上采取了一系列巩固其新政的措施，如１开仓放粮；２．抄没 土 豪 财 产；３． 镇 压 恶 迹 昭 彰 的反动人物。这些措施的对象很快锁定在拥有７７００ 多 亩沃土良田的玄妙观和其方丈姚霭云身上。与此同时，有些原来与玄妙观和姚方丈本人交恶的南阳地方人物也利用新政权来报复私仇，告发姚霭云的所谓种种孽迹。然而就在南阳民军领袖马云卿发岀要处罚姚霭云的威胁时，姚方丈却以 “ 要命一条，要钱没有”的硬话予以回应。不久，姚方丈被民军抓捕，其后又被押赴南阳西关外执行枪决。当时南阳满街都张贴布告列举道人的十大罪状，其中有指控他骄横自大漫人傲物，有举告他在革命前与南阳总镇谢宝胜沆瀣一气，还有告诉他摧残士人等等。临刑前，西门外围观的民众却闻道人仰天长呼：“天啊！ 天啊！”姚霭云方丈被杀后，民军首领如马云卿和阙龙随即没收了玄妙观历代收藏的珍贵物品。不久玄妙观７７００ 多 亩田产的半数也被南阳民军政权征收为学田。由此可见，民军对于姚方丈的处罚并不完全是因为他的所谓孽迹而已。
五、民初南阳玄妙观的传戒
进入民国后，南阳玄妙观还举行过其他两次传戒。这分别是民国八年（１９１９）的己未戒坛和民国二十五年（１９３６）的丙子律坛。而这两次传戒都延续了由清末姚霭云方丈创立的传统。按照五十岚贤隆先生的记载，南阳己未律坛由玄妙观第２１代律师李至然，即李宗阳主坛传 戒，共得１４４名戒子。李至然的生平事绩，本人曾专门撰文详述，这里不再重复瑑瑡 。我只想指出，尽管我们目前尚未见到《己未戒坛登真录》，但从五十岚先生的摘引片段中，还是可以看出此次传戒同先前宣统二年（１９１０）和三年（１９１１）两次传戒的关系。首先，在 《 己未登真录》里，李宗阳使用的是他作为龙门正宗第２１代律师法名：李至然。尽管我们目前尚不清楚李宗阳是否直接从姚霭云那里接受过传戒衣钵，但其所使用的律师法名清楚表明，他于民国八年（１９１９）在玄妙观举行的戒坛所延续的正是玄妙观第２０ 代传戒律
师姚明瑞的法绪。
民国时期第二次戒坛是在民国二十五年（１９３６），由玄妙观（五桂堂）上另外一位第２１代律师聂至云主持放戒，共得戒子９８ 名。此次传戒与清末姚方丈传戒的传统联系似乎更为 紧密。如前所述，除了主坛方丈聂至云于１９１１年辛亥坛得戒受法，直接承续了姚霭云的衣钵外，本坛的证盟妙道大师王至春更曾于１９１０年庚戌坛担任纠仪妙道大师。
结束语
综合上述，我们可以得岀以下几个初步结论。首先，从现存资料来看，南阳玄妙观公开传戒最早举行是在宣统二年 （ １９１０）八月上旬，而不是时下所共认的１９０９ 年。不过玄妙观 秘 密传戒的传统则至少可以追溯到清代咸丰初年，当时曾经从北京白云观第１７ 代传戒律师张教智那里接续衣钵的吕永震律师向初到南阳的张圆璇秘密传授了龙门大法。但是如果就公开或者半公开的传戒而言，则宣统二年 （ １９１０）秋天的那次传戒应该被视为南阳玄妙观传戒历史的发端，其后姚方丈又于１９１１年辛亥鼎革之前举行过第二次传戒，之后民国时期又有李宗阳 （至然）和聂啸霞（至云）两位方丈分别于１９１９年和１９３６年举行过传戒。
其次，通过对宣统二年（１９１０）《五子登真录》的研究，我们了解到全真道教丛林传戒，依据各地实际情形不同，在形式和内容方面具有其多样性。与我们目前所知道的其他公开传戒不同，南阳庚戌戒坛是一次相当特殊而专门性的传戒。其规模很小，与通常传戒所得几十乃至几百名戒子不同，南阳的庚戌坛所得戒子只有５名瑑瑣 。而且不是像普通丛林传戒那样完全对社会公开，南阳的这次传戒可以说仅是对内公开，而且还刊印了《登真录》，但似乎没有涉入俗信 和公众。此次传戒的目的主要是为来年的戒坛准备传戒的妙道高功，同时也为来年受戒的戒子培养楷模。为此，本届律坛的戒子培养方式也与其他戒坛不同。在庚戌建坛传戒之前，传戒律师姚霭云就在玄妙观设立习戒堂，并专门指派高功着手戒子们习戒修法，而且时间长至十五、六年 久，这与普通律坛在传戒数月或更短期间内教导戒子习戒是非常不同的。
最后，宣统二年（１９１０）的这次戒坛不仅创立了南阳玄妙观公开传戒的开端，同时也似乎奠定了本观五桂堂的法脉。而该法脉目前可以追溯的源头应该是道光至咸丰年间担任南阳玄妙观监院后来又被奉为北京白云观第１８代龙门传戒律师的吕永震方丈。正是吕方丈于咸丰年间秘密传法给他的后继任者和时任南阳玄妙观监院的张圆璇，而张圆璇于光绪初在北京白云观将其法脉传续给姚霭云，而使得姚霭云终于得以在宣统二年（１９１０）开启南阳玄妙观五桂堂在近代 公开传戒的法续。也正是有了这个庚戌五子登科坛的开端，南阳玄妙观才得以于辛亥（１９１１）， 己未（１９１９）和丙子（１９３６ 三续其五桂坛法脉，而成为在近代与北京白云观、沈阳太清宫、济宁长清观等肩齐名的全真丛林宫观。
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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