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淑娉

我们从澜沧取道大理、丽江赴宁蒗彝族自治县。大理、丽江都是30年前调查过的地点，旧地重游，看到了很多变化。在丽江县城看望了同事多年的纳西族周汝诚老先生，请教有关纳西、摩梭人历史的问题。到了宁蒗县城，因公路全线整修不通车，请向导带路前往摩梭人地区。前期住在泸沽湖畔的落水乡。登上半山眺望，四面环山的泸沽湖景色美丽绝伦，恬静、自然，不加一点人工雕琢。湖水碧蓝清澈，在长着森林的山脚下湖水变成紫色，湖畔点缀着一些小村落，下村的湖岸上停放着还没挖好的独木舟。雄伟的狮子山屹立在湖的北部，它是泸沽湖畔和永宁盆地的最高峰，是摩梭人崇拜的女神所在地。湖中有若干小岛，湖心的奈洛普岛犹如一只浮在湖面上的船。无怪乎研究纳西、摩梭人多年的美国学者洛克发出了“一切都是宁静的，真是一个适合神居住的地方”的赞叹（14）。专家们研究永宁地区的纳西族母系婚姻家庭制度，已出版了论著（15）。我们的目的是亲临其境，取得感性认识，与拉祜族的母系制作对比。当地群众不满有些研究者对摩梭人婚俗的过分渲染，因而我们的调查不易进行。幸有一位中央民族学院的普米族毕业生在永宁中学任教，他经历了许多波折娶了一位漂亮的摩梭姑娘，在他们引领下，我们才得以访问了一些不同类型的家庭，包括当时人口最多的28口人的母系大家庭索那咩家、父系的、一夫一妻制的家庭等。与“拉祜西”相比较，实行走婚的摩梭人的一对配偶结合是松弛的，“拉祜西”的一对配偶已是牢固的结合。我们着重了解摩梭人的走婚在婚姻上产生的问题，如何解决配偶的结合与认同所生子女出现的矛盾；改革开放后在发展生产、发家致富的过程中母系大家庭与小家庭所起的不同作用，母系家庭的发展趋势等。



基诺族是国务院1979年公布的我国第55个少数民族。1980年3月我与庄孔韶（现为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程德祺（在苏州大学任教授，可惜于不久前逝世）王培英（在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秘书处工作）三位研究生在西双版纳景洪县基诺山调查。基诺山方圆500里，茂密的原始森林挂着不少“自然保护区”的牌子。但当时基诺公社8570人只有6000多亩水田，每年要烧火山地一万多亩，轮歇耕种，种一年至几年，抛荒十三年。过去土地有公有和私有，公有地以姓（大家族）公有为主，私有地不多。公有地由各家号地耕种，或由各姓管场的“乃”分给各家耕种。男子随身带弓箭弩机，猎捕野兽。村寨建于山坡上，几及山巅，山路崎岖，我们去曼雅中寨，需拄木杖上下陡坡并用以防虫蛇。在干栏式竹楼的火塘边，受到基诺人的热情款待，品尝用松鼠干、蚂蚁蛋（16）、几种野菜做成的佳肴，味道很鲜美。高山上取水很困难，妇女们将几根大竹筒置箩筐内，到山下泉边取水背上山。勤劳的妇女走在山路上还不忘手持纺锤捻线，自织麻布制作衣服，上衣刺绣红、黑相间的图案纹饰，男子十五岁行成年礼后穿绣有月亮标徽的上衣。还保留穿大耳孔戴大耳环耳坠、嚼槟榔、黑齿和文身的习俗。



研究者认为基诺族在解放前夕保留浓厚的原始公社制残余，存在农村公社，父系大家族的大房子独具特色。75岁的退休老乡长沙车告诉我们，在迁到中寨前他家住曼雅老寨，长房子有八根中柱，长16米、宽11米，住68人。曾祖父白腊车是家长，也是寨中卓巴（长老）。他有六个儿子，沙车是白腊车第三子车木拉的儿子木拉兹的幼子。基诺族行父子连名制，但儿子多的，后面几个就不连名了。20世纪初白腊车去世，大家庭才分了家。长房子以龙帕寨的最为典型，我们的调查主要在龙帕。龙帕在公路边，70户，300多人，1962年从老寨迁来。除旱地、水田外，种茶1400多亩，经济收益较好。在老寨时有四姓11所大房子，阿车左姓有4所，4家人各1所。其中一所有18根中柱，长30余米、宽14米，住120多人，有一个总火塘，20多个火塘。至80年代初龙帕只有一所住7家人的长形平房。这里成为国内外游客参观的景点。



在村寨广场上观看基诺族的古老舞蹈大鼓舞，大木鼓用一段圆木掏空蒙以黄牛皮，是一种神圣器物，传说远古时洪水暴发，人畜无存，玛黑和玛妞兄妹二人钻进一个牛皮大鼓得以幸免，结为夫妻，成为基诺和各民族的祖先。跳大鼓舞时由一男子击鼓，妇女敲锣伴唱，男女老幼踏着鼓点载歌载舞，舞蹈动作原始质朴，气氛热烈动人。过去男女青年婚前有性自由。人死挖独木为棺，或用篾笆编成，土葬，不留坟冢。信原始宗教，祭天神、地神、村神、山神等，认为神、鬼没有好坏之分。巫师“莫撇”和“伯乐颇”主持宗教活动。

我们的调查地点从景洪县基诺山转到勐海县布朗山。基诺山和布朗山同是驰名中外的普洱茶产地。布朗山方圆1000里，1980年时为布朗山公社，1136户，11690人，人们都住在山之四周，中心地区人很少。尽管在语言系属上布朗族属孟高棉语族，而基诺族属藏缅语族，但在保留家族公社和农村公社残余方面两者却可以互相比较。村寨建在海拔1500-2000公尺之间的高山上。22000亩火山地轮歇耕作，解放前刀耕火种，刀砍火烧戳洞即丢下谷子，现在火烧山后还用锄挖地是个大进步。以前布朗族受傣族农奴主的统治，但在布朗山各族中，布朗族又占优势，占有全部土地。布朗、哈尼、拉祜、汉族等交往用傣语。我们调查的曼峨寨与缅甸为邻，境外的布朗族常用兽皮等来交换农产品。家族称“嘎滚”，土地归家族占有，家族共同商量砍地的方向，烧山后由头人先号地，然后由各家号地耕种。住干栏式竹楼，男女都爱嚼槟榔，妇女以黑齿为美，男子喜欢文身。青年男女婚前自由恋爱，姑娘的父母把火塘烧旺，欢迎小伙子来和女儿在火塘边谈情。婚礼要举行两次，第一次在女家，宴请亲友。男子仍在其父母家生活，仅在夜间到妻家住宿，所生子女由妻家抚养。第二次是正式婚礼，在夫家举行，妻子带着嫁妆和子女前往夫家居住。行母子连名制，将母亲的名字连在孩子的名字之后。受傣族文化影响，用傣文、傣历，信小乘佛教，寨中建有佛寺。仍保留固有的原始宗教，每年集体祭山林、龙树、水神、火神。村寨中央树立一根木桩，周围用石块砌一高台，是全寨最高神灵所在。



我从事原始社会史教学研究多年，关注解放前保留原始公社制残余的民族和史前考古的研究。应中华书局约稿撰写《原始社会史》（林耀华主编，我任副主编），文中在引用我国少数民族有关原始公社制的许多调查资料的同时，也十分注意使用考古资料。编写组于1977年10月至12月到陕西、河南和山东三省进行调查，考察黄河中下游的原始社会和早期奴隶社会的一些主要考古遗址。如西安半坡、临潼姜寨；郑州商城、大何村，安阳殷墟，邺城，新郑郑韩故城，洛阳汉魏故城、偃师二里头，登封告城（阳城）；山东王因，曲阜鲁国古城等，以及各地的博物馆和名胜古迹，得到各有关单位的照顾，还参观了库存的遗物。在50天内集中考察了这么多重要的考古遗址，是一个极为难得的学习机会，我做了详细的记录。本来是业余爱好者，这次考察更激起对考古学的浓厚兴趣，不仅搜集了丰富的资料应用于书稿的编写，而且对日后思考如何将民族学与考古学结合进行人类学研究有很大的启发。

2、认识区分不同民族的标志

从开始参加少数民族调查研究起就在学习认识区分不同民族的标志。



1952年夏天，我参加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南民族工作视察组（由马杰同志率领）下的民族调查组，在湖南、广西做调查。这时国家已把解决我国有多少民族的问题提上日程。为了实现我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使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必须解决民族成份问题。调查组参加了湘西苗族自治州（后改为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成立庆典，在凤凰、乾城、古丈等县调查，我做了苗语和仡佬语的比较。不久转赴广西，在靖西县栋蒙壮族村调查。湘、桂两省的调查要解决的实际上是有关民族的民族文化特点问题。我们将调查结果向中央民委提交了报告，内容包括人口分布、自然环境、人文环境、语言文字、经济生产、生活方式、婚姻家庭、社会组织、政治制度、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如何认识深受汉文化影响的壮文化，结合调查和历史资料进行探讨，取得了一些认识。为了在1952年底成立桂西壮族自治区（1956年改为自治州，1958年建立广西壮族自治区），中央民委工作组由叶尚志同志率领，在广西南部宁明、凭祥等地作调查、宣传工作，我跟随前往。我们向群众宣讲壮族是少数民族，讲壮族的历史和文化。那时在壮族知识分子中已有比较明确的民族自我意识，但农村广大壮族群众则说自己是“讲土话的”，这实际上已意识到自己不同于汉人。

参加民族识别研究给了我很多的田野调查机会，学习在调查实践、参与观察中如何认识民族文化特点。这里举对壮侗语族民族的调查为例。



20世纪50年代我在桂西靖西、宁明、百色和云南文山富宁等壮族地区调查共约6个月；60年代在桂北三江侗族自治县老堡区参加“四清”运动8个月，住在侗族老乡家，90年代又在黔东南凯里、榕江侗族地区调查；70年代在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8个月；为带领本科生实习，1991年在粤北连山壮族地区调查，1993年在海南黎族地区调查。这几个民族有共同渊源，都是百越民族的后代，在语言、文化上有相同相似之处又各有自己的不同特点和个性。他们分布在湿热地带，住干栏式房屋可以防潮、透气、易散热，建干栏不用钉子，草木结构用藤、篾绑扎，全木结构用榫卯衔接。史载百越人楼居，考古发现7000多年前的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已有干栏建筑。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时干栏建筑上层住人，下层饲养牲畜或放置杂物，现在另建禽畜栏，下层空置，有的作起居室，或开设小商店。人们以大米为主食，喜欢吃糯米，嗜生食、酸辣、腌制生肉瓜菜，以前喜嚼槟榔。壮、侗族地区普遍流行妇女婚后不落夫家习俗。壮族的二次葬俗盛行至今。过去壮族有寨老制，由寨老头人管理村中事务；信仰多神，崇拜祖先；有大规模的群众性歌圩，赛歌赏歌，流传的刘三姐故事最为动人。侗族的鼓楼、风雨桥建筑，是侗族文化的重要标志，多声部合唱的侗族大歌驰名国内外。



对壮侗语族各民族的田野调查在我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而对西双版纳傣族文化的调查研究则使我尤为动情。应西双版纳州政府之约，与傣族征鹏同志合作撰写一本反映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情况的书（17），有机会跑了景洪、勐海和勐腊三个县大多数的勐，调查了少数民族村寨、工厂、农场、研究所，访问了各个方面的代表人物，如著名生物学家蔡希陶、傣族上层人物代表召存信、“摩雅傣”刀素芬、各民族的农村积极分子、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等。这里地处亚热带，生态环境独特，被称为天然的动植物王国。但吸引人类学者的不仅是迷人的原始森林和葫芦岛植物园的热带风光，而是绚丽多彩的民族文化。傣族竹楼，筒裙和衣饰，傣家风味的烤鱼，“毫多索”（裹蒸在蕉叶里的糯米糍粑），油炸青苔，各种可食野生植物，蚂蚁蛋，无一不独具特色。傣族人善于做小买卖，1977年我去勐海县勐遮街赶集，周围地区各族群众来赶集的多达五、六千人至上万人。人类学者出于学术研究的兴趣，总不免要追寻这里以往存在过的封建农奴制的历史陈迹。小乘佛教始终是全民信仰，村中有佛寺，佛教建筑和佛教艺术十分精美。有丰富的傣仂文史书，用铁笔刻写在贝叶上的贝叶经。吸收中原汉族历法和印度历法形成傣历。文学艺术极富特色，长篇叙事诗特别繁荣，民间有从事创作和演唱的专业艺人，民间歌手“赞哈”深受群众欢迎。澜沧江畔欢乐的泼水节吸引着万千中外宾客，我于1975年、1977年、1980年三次在这里欢度泼水节。孔雀在傣族人民心目中是美丽、善良和吉祥的象征，孔雀舞表现了傣族的民族性格，节庆时农民在村寨场院表演，有孔雀形象的道具，比舞台上的表演显得原始、朴实，如今经艺术提炼加工，孔雀舞闻名国内外。雄壮的大象是忠诚、和平的象征，象脚鼓舞普遍流行，象脚鼓用于舞蹈伴奏，常与铓锣相配合。每当夕阳西下，坝子上常常敲响铓锣、象脚鼓，这是村民们在翩翩起舞。至今每当我听到铓锣、象脚鼓的乐声，都情不自禁地为我所心折的傣族文化而神往。



我调查过许多个傣族村寨。自治州首府允景洪旁边的曼景兰过去是领主的家奴住寨，解放后以经济发展而闻名；在有孔雀尾巴之称的美丽的橄榄坝，我住过的曼听寨过去是给领主种水果的，现在以它的热带田园风光吸引着来访者；最令我难忘的是曼回。曼回意思是山冲里的寨子，当时是勐罕公社的一个生产队，坐落在群山环抱的小峡谷里，与依山傍水的坝区傣族村寨相比，这里是个小山沟。20世纪初这里是一片原始森林，后来成为被封建领主诬为“琵琶鬼”逼得走投无路而聚居于此的“琵琶鬼”寨。附近的曼桂、曼空等也都是“琵琶鬼”寨。贫苦人家一旦被诬为“琵琶鬼”，认为是咬人心肝的，就要被没收财产、烧掉房子、赶出村寨，甚至活活烧死。他们受尽歧视、侮辱，被视为最下贱的人，被领主称为“卡”即奴隶，只能与同是“琵琶鬼”的人通婚。到曼回落脚需给领主交钱、布、猪、鸡等，才能租种领主的地，还要服劳役，曼回是给领主围篱笆、割马草、筑晒台、挑水、砍柴的。咪费老大妈告诉我，她父亲因交不起门户钱被诬为“琵琶鬼”，母亲带着她三年间流落过八个地方，备受残酷迫害，几个寨子的头人联合，要他们选择是杀死、烧死或轮奸致死，幸得穷苦兄弟援救才逃出了虎口。1975年时的曼回，已是一个繁荣兴旺的边寨，水稻丰收，茶树成林，橡胶树长得壮实，用来制作香料的依兰香香飘千里。（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