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礼治传统与礼俗互动
传统中国是礼治社会，中华文明是礼教的文明。费孝通先生从维持秩序时所用的力量和所根  据的规范的性质出发，把礼治秩序看作是一种自动的秩序，认为“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①礼的特性在于它暗含的主动性上，“礼并不是靠一个外在的权力来推行的”。②礼教文明的传承，离不开文献典籍，但更体现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礼教的实践在民间，民众始终是礼教文明真正的践行者。礼治的践行，离不开俗。礼和俗含义的辨析，已有文章进行深入研究③，本文不再赘述.“礼”和俗”的关系，简单地说，是上下互动的关系，即国家的礼制与民间的习俗仪式活动形成一种互动关系。礼教文明依靠礼俗互动，在民众的日常生活实践中得以长久传承。从民众的实践来思考礼俗互动的研究思路已经取得诸多研究成果，大致可分为三个方面。在礼俗之间的关系与作用方面，赵世瑜认为礼俗互动主要是指“大传统”来自“小传统”④ ，但礼俗的划分和二者的互动关系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处于不断变化和建构的状态⑤。刘铁梁把礼俗互动看作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政治文化运作①，张士闪则认为礼俗互动为传统中国的国家政治设计与地方社会运行奠定了基础②。部分学者还对不同历史时段的礼俗互动的特点进行了梳理和总结，如耿波追溯了殷周之际礼俗互动得以形成和生发的原因和源头③，彭牧对宋代“礼下庶人”展开深入分析，阐明礼与俗之间长期以来充满张力的动态互动关系④，项阳从中国传统音乐的视角切入，对礼俗的关系进行了长时段的探究⑤，李松则考察了２０ 世纪８０ 年代之后，礼俗互动实践中的多种形式⑥。礼俗互动研究也不乏个案层面的成果，如赵世瑜借助相关碑刻探究北京明清时期国家正祀与民间信仰之间温和的互动关系⑦，徐天基关注河北安国乡村以赠送礼物来建立和维护关系的“讲礼”实践⑧，张帅聚焦于鲁中洼子村村民对仪式与节俗“老礼”的改造⑨，周连华分析鲁中大窎桥村当代宗族建构中的礼俗互动,张士闪则将近年来村落民俗志书写热潮中学者与民众的视域融合实践，视作当代礼俗互动   的新形式。笔者在吸纳上述成果的基础上，拟以京畿村落香会为例，利用田野调查的方法，并借     助已有香会研究积累的丰富资料，试图推进和深化已有的礼俗互动研究。
二、北京地区香会概况以及北京香会的研究史
香会，是特定区域内由具有共同信仰的信众组成的集体进香组织。北京香会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辽代，明代时已发展成形，清代时则出现城里城外的分化，在广阔的京郊地区，几乎村村都有香会。地处全国权力中心，作为京畿文化的北京香会具有独特个性，如组织严谨、规则繁多、表演丰富等。
根据记述内容和目的的不同，北京香会研究史大致可分为学术分析和内部知识介绍两条脉络。虽然二者研究路径迥然有别，但也有所交叉，互相促进。知识界最早开始关注北京香会的学者是顾颉刚先生。１９２５年完成的《妙峰山的香会》介绍了北京香会发展历史、香会的进香仪式现场和进香前后的活动，勾勒出当时北京城乡香会的分布状况。吴效群从国家与社会的理论框架下展开对香会组织的论述,王晓莉关注涧沟村的0香客活动，韩书瑞则试图从不同视角呈现香客的进香之旅①。生活于旧京的文人群体也对妙峰山香会进香活动进行了详尽的记录，代表作有奉宽的《妙峰山琐记》和金勋的《妙峰山志》。近２０年来，妙峰山庙会研究发生朝向日常生活的转向，众多学者对妙峰山庙会恢复后的香会组织以及个人进行研究，实现了从山上到山下的视角转换。②
三、作为村落生活的京郊香会
作为特定区域内的信众在共同信仰的基础上成立的集体进香组织，香会的宗教属性最为外显。需要指出的是，在传统社会，京郊香会基于血缘和地缘而建立，依托村落而传承。③ 香会所牵涉的不仅是信仰生活，更是村落生活的方方面面。香会是村落集体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民众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京郊香会之所以具有强劲的生命力，是因为它深深根植于村落日常生活的土壤之中。京郊香会与村落生活之间存在非常紧密的联系。香会会员的组成与活动从两  方面显示出它较强的村落生活属性。
香会的会员遍及村中每个家庭，会员之间的关系非常亲密，要么是亲属，要么是熟识的街坊邻居，香会遂成为整个村落的代表。根据香会的活动场域和活动内容，可将香会的活动划分为村落之中与村落之外。前者包括日常训练、走会集资、踩街、求雨和参与红白事；后者是以村落为单元进行的走出村落的交流，如去邻村踩街、行香走会等。前者是后者的日常积累，二者共同构成了村  民的村落生活。从香会的各项活动来看，香会具有规范村落生活的秩序和增强村民之间凝聚力的重要作用。
（一）村落之中
香会在村落之中开展的各项活动涉及村落生活的方方面面：日常训练关乎民众的娱乐，求雨关乎村落的生产，参与的红白事则关乎村民的人生仪礼。香会的影响力辐射至每一位村民，并渗透于民众的日常生活实践，“在反复体验与实践中逐渐凝结为传统”④，对于维持村落生活的正常运转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第一，香会的日常训练是村落公共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相伴于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的生产节奏，香会的日常训练是京郊村落各家各户重要的娱乐健身活动。在娱乐方式相对单调的传统社  会中，香会的日常训练深受人们喜爱，这使得村民可以时常集聚一处，增强了村民之间的交流，加深了村民之间的感情。
第二，走会集资需要村民的集体参与。走会之前的资金准备，最能体现出香会与村民之间关系的紧密程度。《宛署杂记· 民风》“乐施”条记载：“所居村民随多寡立会，岁敛钱供其近村寺。”⑤文中所述香会，定期向寺庙施舍银钱、以捐纳为主的通常是文会，武会则是敛钱走会。全村集体筹资既体现出村民对神灵的虔诚，也体现出村民对香会的村落属性的认同和维护。古城村中的老人  谈道：“参加秉心圣会的大都是穷人，富人嫌累，不玩这个。走会的资金主要靠会头去筹措。会头往往要去各家各户化缘，尤其是有钱人家。”① 通过集资，秉心圣会将古城村的不同群体凝聚在一起。香会代表整个村落向神灵献艺、祈求全村民众的平安和幸福。香会是一个村子中所有家户的  代表，各家各户积极响应香会的集资。基于信仰的基石，香会具有强大的凝聚力。
第三，香会踩街是重要的节庆活动。在传统节日中，香会沿着村子的主街或围着村子进行表演。踩街既是民众庆祝节日的方式，是香会向街坊邻居展示技艺的机会，也是会员们与街坊邻居联络感情的途径。香会踩街时，村民纷纷摆出桌子，预备好茶水小吃，希望香会在自家门前停留、表演，以祈求好运，集聚人气。每个村子的香会踩街的时间并不统一，一般在春节、元宵节等节日。在古城村，有家人在会中参加表演的家庭要预备茶桌，其他人则可以不预备。但村民认为，香会在自家门前表演，能够为家里增添喜气，家家户户都愿意摆出茶桌，迎接喜气。作为本村村民的身份认同感，使得家家户户竞相参与到摆桌的人群之中。踩街时，表演的香会会员和摆桌的村民融为一体，全村人参与其中，从而实现了

村民之间的互动交流。
第四，香会承担着为村落求雨的职责。在传统社会中，农业生产是人们生活中的头等大事。当时的灌溉条件有限，旱灾意味着减产甚至绝产。人们会把降水多寡、庄稼丰歉与神灵联系起来。大旱的年份，民众向神灵求雨，希望神灵能帮助自己抵御灾情。香会承担着为村庄求雨的责任，是村落求雨不可或缺的参与者。这说明香会与村落的生产活动紧密相关。在人们的记忆中，门头沟区的下苇甸村最近的一次祈雨献艺大约是在１９４６年。在１９４９年之后的２０年中，下苇甸村开山老会还参与过几次较大规模的求雨活动。②
第五，香会参与村民的红白事。村民的部分人生仪礼活动，也需要香会的到场。根据北京风俗，家中有人去世，要请香会中的文场前来参与“接三”、出殡等仪式。“旧时，参与丧礼是文场的义务，讲究‘茶饭不扰，分文不取’，有的文场是本家请来，但大部分文场均是练儿们自愿前来助善。”③至今，刘家村村中有人去世少林会的文场都会帮忙吹打送葬。遇到丧事，由文场进行演奏。遇到喜事，则通常是文场和武场一起进行表演。
值得注意的是，香会对会员的品行有着严格的要求。民众对礼的高度强调和自觉遵守，明显体现出礼在民间的实践。在一定程度上，香会具有劝善助化的作用，发挥着维持村落秩序、辅助基层治理的功能。④
（二）村落之外
对外交际是村落生活的重要部分。香会到邻村踩街和参与庙会是传统社会中村落主要的对外交流方式。在与其他村落的交流之中，展示自我个性，民众获得存在感和意义感；在你来我往的相互交流中，地方认同感逐渐增强。
第一，香会在邻村踩街中实现对外交流与展示。在传统节日，香会不仅在本村踩街，还常常被附近的村子邀请去踩街。次年，邻村的香会则来回踩。在与邻村的踩街交流中，每档香会更加明确自身的村落个性，并强化自身特色。
第二，行香走会是村落香会重要的地区公共交往方式。定期举行的庙会活动，是人神之间相互交流的机制，也是村落之间的交流机制。“通过庙会的制度，构成了一种地域相互联系以及彼此认同得以实现的基础。”①作为年度性的公共交往方式的庙会，庙会塑造地区的公共生活，达到集体性的文化认同。
香会走会，满足村落表达自我个性、对外交际的需求。在与其他香会交往的过程中，每档香会都希望风风光光、不输于人。村落之间的关系，既有神前献艺时的彼此竞争，也有行香走会的交往互动。“庙会是村落文化展演的重要时空”②，对内是展示和强化村落传统的机会，对外是集中展示村落形象的文化竞争舞台。这在香会组织中也有所体现：“一方面作为村民自我认同的标志，另一方面作为与外村的交往关系中被他人注意的标志；村落不能失去自我，因而特别依赖于庙会。”③ 在丰台区，几乎每个村子的香会都有自己独特的形态，很多村子都有自己的拿手绝活。当地有民谣：“后泥洼的棍，前泥洼的幡，孟村的旱船跑得欢。刘村少林蜈蚣岭，樊家村的童子众会参。”丰富多彩而又有所差异的香会，在自我辨认和认同中完成面向其他村落的个性展示，从而实现村落个性的确立和巩固。
村落香会绝大多数是武会，“武会”又称“走会”。“走会”之名生动地表达了武会具有村际交流  的作用。“每逢山坛庙集开会时，或一

村一处有典礼庆贺时，皆举行走会，而城外各村亦有历年行之者。”④同心向善结缘茶会的老会首倪振山说道：“走会，走的就是联系。”足见走会之于村落交往的意义。走会时，香会与途经的村庄实现有效的交流，“村民以仪式表演的方式重温或重塑人神关系、人际关系乃至村际关系”⑤。进香途中，香会与沿线所途经村落的香会打知⑥，使得平时少有来往的村落获得交流的机会。
行香走会的仪式表演作为一种信仰仪式实践，具有整顿社会秩序的功能。在庙会敬神时，京郊进香的村落一一虔诚地献艺。以村落共同体为单位的走会，强调的是地域社会中相互联系、相互合作关系的寓意以及社会认同意义，从而达到一种社会整饬的作用。这不是具体的日常生活中的实际合作关系，而是一种象征性的整饬。作为一种文化象征体系，行香走会维系村落日常生活实践中的合作和地方社会秩序。在共同参与行香走会过程中，地方社会得以形成，地域认同得以强化。国家认同常常又和地域共同体意识的强化相联系。诚如科大卫所言：“国家既然需要以正统之名取得税收和服务的合法性，也就得成为一个信仰。这个信仰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相信这个国家，是同时相信通过奉行国家规定的礼仪成为这个国家的一员。”⑦
每年春季，来自京城四面八方的村落香会不约而同地前来进香朝拜。混杂着拜神祈福、在献档中为本村争光的乡民，形成并恪守着复杂而明确的走会规则和程序。每年定期举行的声势浩大而行进有序的朝山，像一首社会联动的交响曲。香会通过走会达成“礼治”，通过自觉性的约束与认同实现基层治理的效果。可以说，乡民在走会中，依靠礼的约束和文化的认同来实现乡间日常生活秩序的形成和巩固。
四、礼俗互动视角下的北京村落香会
北京村落香会是充满京畿文化特色的传统，香会活动具有明显的礼俗互动的特征。其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香会自发与政府主导。香会自发状态下礼俗互动体现在三方面：在行香走会中，民众积极对国家礼制进行内化；改革开放之后，地方民众为发展经济，主动运用香会这一文化资源，参与会展活动；当下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为了适应村落拆迁后的生活，民众不断对香会传统进行再创造和再运用。政府主导下的礼俗互动也可划分为三类：在新中国成立之初，香会被征召参加国家的重大庆典、外事接待等活动；改革开放以来，各区举办花会比赛，并组织花会参与国家的对外文化交流活动；非遗保护运动开展之后，基层社会投入大量精力扶持香会的传承。
（一）香会自发状态下的礼俗互动
香会自发状态下的礼俗互动形式多样，大致包括传统社会中的行香走会、地方经济发展的文化展示、表达集体诉求和拆迁后的社区建设。
１．基于信仰需求的行香走会
清代以及民国初期，行香走会多倾向于主动谋求国家的认可。清代，伴随碧霞元君信仰的发展，“三山五顶”成为北京著名的信仰中心，香

会的进香活动繁盛。“在传统中国，朝山进香是民间百姓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①行香走会不仅是人神交流，也是民众自我意识的呈现。“参与庙会表演活动是表达村落自我意识的重要机会”②，“地方节日活动反映着当地人及其自己对国家应包括什么的见解”③。“通过仪式，生存的世界和想象的世界借助于一组象征仪式而融合起来，变为同一个世界，而它们构成了一个民族的精神意识。”④ 定期的庙会活动，为香会营造公共交流的场景，也把礼俗互动的逻辑公开化。从香会的走会中，可以发现暗含其中的民众对自己和国家的认知。行香走会所蕴含的语言、行为层面的表达和象征性展示，集中展现了民众隐匿于日常生活的、普遍的以及至高的愿望和追求。
京郊香会依靠其村落生活的属性，实现行香走会的意义。相约以村落共同体为协同单位的走会，最核心的精神就是表达村民对神灵的信仰和虔诚。人们敬神，向神灵祈愿，是为了日常生活更好地运转。“村落集体仪式是村落日常生活的集体性表达。”⑤ 人们所祈求的，小到村落的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吉祥平安，大到国泰民安、天下太平，都是事关现有的、日常的、与人统一的村落生活。就此而言，民间走会中的礼俗互动本身维系的是国家整个礼教的秩序。在行香走会中，每档香会热情献艺，不但积极彰显自身的个性，更是对乡村生活差序格局的一种维护。
献档是香会朝山活动的中心。献档之前，会首先为碧霞元君上表。在会首所念诵的表文中，我们能发现民众与国家的积极交流与互动。表文是由前引世代相传的，作为沟通人神的文本前引自觉严格按照祖辈相传的方式向神灵表达赤诚之心和自身愿望。表文中也暗含着民众的国家观念。表文的念诵，“所交流和表演的是对政治生活以及经济生活主流的一种象征性的评论。它是一种愿望的表达、一种创造愿望的工具和一种实现愿望的公众方式”①。它除了表达对神的崇敬和为本村人祈福之外，还包含对于国泰民安的祈求，超越了个人家庭和社区。
魏建功通过对１９２９年的妙峰山庙会的调查，总结了各香会所上表文的末段内容，把香会的祈求概括为四层意思：一是年年增福延寿，岁岁人口平安，四时吉庆，八节康宁；二是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三是国泰民安；四是天下太平。② 除了自己的寿天祸福外，四方农民禾稼的丰歉、社会的良窳和国家的平安也在香会的祈求范围之内。在民众的观念中，他们与国家紧密相连，“国家并不是外来强加给当地人的一种约制，而是由当地人自我想象并给予认同的”③。他们在神前进香献艺，祈求国泰民安、人民和乐。会众认为他们所代表的不仅仅是他们自己，更是国家的一分子，将天下的安乐看作是同自己相关的事情。
献档的仪式表演，不仅是表达之域，也是观念的生成与强化之所。在体操表演中，传统的礼俗互动观念得以再现，借助表演，观念融入身体，成为惯习。在定期的观看和体验中，乡村民众身体内化，加深了对礼俗互动的认同。香会会员将自身与国家相联系。在众人虔诚的参拜和身心投入的表演中，他们将自身与自身之外的“地方”和“国家”联系在一起。他们以体操和话语的形式表现对自身与国家关系的理解。从中可以看到他们的家国理想和社会传统维系机制的运行基础。诚如张士闪所言：“参加庙会演武活动的农民，是在按照想象中的国家礼仪，以象征性表演的方式整饬社区秩序，而不是要从国家权力系统中争取政治资源。或者说，民间社会这类公共仪式的周期性操演，意在与‘国家’共享文化，而非竞争权力。”④
当国家以选封皇会的方式，涉入民间自发的走会时，民众走会的热情更为高涨。皇会的产生可能是清廷的无意之举，却在京郊香会之中产生了极大影响。皇会，是指皇帝观看过其表演并赏封会名或者会旗之类物资的香会，大量皇会产生于清末。据说慈禧特别喜欢观赏香会的献档表演，曾大量赏封皇会。根据掌仪司承召花名册的记载，１８９６ 年和１８９８ 年，慈禧曾命掌仪司奉懿旨召６０档村落香会到颐和园表演。⑤ 此外，每年妙峰山庙会，慈禧还会在颐和园后山上的眺远斋观看回香香会的表演。香会组织非常珍视这一机遇，都会积极争取将自己纳入皇家的象征符号体系之中。他们在进香返程时，不惜绕道颐和园，以求获得慈禧的赏封。“王朝政府的怂恿和鼓励，极大地煽动起下层民众行香走会的热情。”⑥民众需要国家的认可和赞赏，对此，科大卫注意到：“地方社会心中有数，知道中央权力可以为地方所用，于是屈从于中央。不是皇帝施展他的手腕，而是地    方社会给他的地位以应有的尊敬，并且将之整合到礼仪之中。王权必须触手可及，是这个过程要达至的一个目标。但是，这个目标本身却正是王权显现（不论其为真实或想象）的结果，而且让乡村成为王朝不可分割的、有自尊的一部分。”⑦
皇会代表着荣誉和特权，皇会的会旗和拔旗可以使用皇家专用的象征符号。皇会拥有在自己  的会名前加上“万寿无疆”、在旗帜上画龙的特权，笼幌的颜色也可以用皇家专用的杏黄色。皇家符号的使用，极大地提高了皇会在香会中的地位，其他香会无不表现出对皇会的艳羡。刘家村和孟家村现在同为丰台花乡造甲村的两个自然村，１８９２年丰台十八村的各路花会在太和殿颐和园为慈禧太后庆贺六十寿辰，慈禧太后赐给孟村旱船会都旗、拨旗、船棚、船围，并有四个大字“万寿无疆”。虽然１００多年过去了，刘家村五虎少林会的现任会头郭春杰依然非常尊重孟村旱船会皇会的地位：
旱船会，比我们的会要牛得多！人家受过皇封，是皇封的会。旱船会在行香走会中，地位比我们高，因为人家沾着皇气儿。过去走会，它的地位怎么看出来呢？ 受过皇封，有标志物在那儿。只有受过皇封的花会，才敢挂“万寿无疆”的旗子，他们挂的是杏黄旗。不是皇封的会， 谁敢挂杏黄旗啊？①
一方面，香会把皇权的某些代表结合到地方文化之中，对皇会充满尊敬。另一方面，“王权在宗教仪式中的显现，反映了国家权力扩展和国家信仰建立的历史现实”②，国家通过树立自身的权威，加强对基层的控制，意在把不同区域的人群统一到一个国家之中。
皇会的权威性和特权是由其他众多香会所给予的。京郊香会自发制定并自觉遵循一系列的行为规定，形成皇会与一般香会之间的明确等级阶序。围绕皇会形成的众多走会规矩更能体现出民众对国家礼制的遵从、维护与内化。在走会时，皇会拥有这样的特权：走在所有香会队伍的前列，和其他香会相遇时不避声响。万善同乐是由慈禧太后赐名的丰台区马家堡的文场。孙德才讲 起本村万善同乐文场时，骄傲之情溢于言表：“马家堡文场是皇会，在附近很有名气。每年农历四月二十八日，他们都去三台山走会。走会时，马家堡文场走在的最前头，其他村子的花会都得跟在它后头。”③在进香和表演时，皇会优先。万诚老会在清康熙二年（１６６３）被封为皇会。作为皇会，万诚老会享有优先进香和表演的特权。④
在传统社会中，国家借助礼俗互动，培养和强化人们遵守社会秩序的观念和习惯，礼制与其他管理制度之间形成相互支撑的关系。直至１９世纪末，不仅地方政权，而且中央政府都严重依赖文化网络，从而在华北乡村中建立自己的权威。⑤ 国家利用庙会组织以及其中的象征性资源深入下层社会，“家长制的封建国家也严重依赖象征性代表来维持乡村秩序。反过来，它又使国家和地方利益融为一体成为可能”⑥。香会走会在赋予民众个体以生命归属感的同时，也发挥着贴近国家政治、建构地方社会的政治作用。香会走会，是礼的基层实践，是民众与国家积极交流互动的过程，也是民众内化和维护等级化秩序的过程。民间和国家进行对话和互动，并达成一致。
１９９３年，政府正式批准妙峰山举办首届春香庙会，这促进了停滞多年的进香活动的恢复，“其恢复就是对目前国家力量平和而深刻渗透的一种回应方式”⑦。
２．经济发展需求下地方民众对香会传统的利用
１９７８年后，经济发展成为第一要务，“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文化传统成为现代农村发展经济的资源和优势。在新的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中，民众意识到地区的经济发展需要香会的参与。地方社会利用香会传统招商引资，助力经济发展。丰台区花乡地区养花历史悠久，自元代以来就是京城著名的花木中心。面对多元化的市场供求关系和激烈的市场竞争，为提高地方知名度，地方利用自身的香会传统提高辨识度和吸引力。１９８８年，花乡承办了第二届中国城市市花展览会。１９８９年北京市举办第二届花卉博览会期间，花乡设立了分展区。在这两次展览会中，包括刘家场五虎少林会在内的多档香会都参与其中，进行传统的香会表演。
３．表达集体诉求
古城村有一棵有５００余年的白皮松。虽然大树在１９８２ 年枯死，但在村民看来，老松树既是树神，也是村落历史的象征。２００９年，为防止枯枝掉落砸伤学生，经过有关部门同意，古城小学准备砍掉松树。为阻止砍伐古松，秉心圣会文场到区教育局门口，鸣鼓响锣，最终松树得以保留。“农 民也还在寻找着各种机会为争取自己的权利，而在跟国家的代理人进行讨价还价。而且这种讨价还价不一定是直接的，很多时候是象征性的。”①在保护村中古树时，香会为村民提供了表达公共性诉求的现实路径，发挥了下情上达的作用。民众对香会的工具性使用，使香会成为他们表达集体   意愿的沟通工具。香会文场的出场，在表达村民意愿的同时，也试图对国家的权利和义务给予重新调整。
４．拆迁之后的社区建设
北京是中国城市化进程最为迅猛的地区，民众的劳作模式和居住模式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２００４年６月，北京市公布《北京城市总体规划（２００４－２０２０）》，正式提出城乡一体化的建设。拆迁是城市化进程的显著表现，旧城改造、城中村改造和村庄整合等因素使北京许多村落都面临着拆迁，许多村民正在或将经历拆迁和回迁。对民众来说，如何适应搬迁后的新生活，是事关生活质量的头等大事。他们主动利用香会传统，帮助自身适应生活的剧变。年复一年的香会表演，逐渐成为城市化进程中缓解冲突和实现过渡的有效方式，从而辅助生活新秩序的建立。民众“通过在地方层面以民俗认同来重构地方认同，由此巩固国家认同”②。就此而言，这类活动是对国家主导的拆迁行为的温和回应。
搬迁上楼固然改善了民众的居住质量，但与此同时，村民也希望留住村落的历史文化，香会便成为这些村民寄托乡愁的重要方式。２０１３年，古城村村民整体回迁到现代嘉园小区的高楼里，因拆迁暂停活动的香会重新开始活动。秉心圣会的春节踩街热闹非凡，踩街路线也大大延长了。村民把传统的杂耍技艺带到了高楼林立街道上，香会成为村民拆迁之后凝神聚气的重要凭借。在城市空间中，香会的表演使人获得一种文化的熟悉感，弥合拆迁上楼带来的情感的不适，为人们适应社区新生活提供文化心理的支持和安慰。村落的传统文化，就此融入民众的城市生活中。
搬迁上楼之后，村民之间的交往逐渐减少，人际关系较为松散。民众选择自身所最熟悉的传  统来应对生活的新变化。在急剧的社会变迁之中，香会为民众提供适应和缓冲之机，填补了村落中人际关系的散落，在一定程度上调和了村民之间的情感。在村落回迁后社区建设中，香会作为村落精神的象征，发挥联络感情的重要作，体现出社会文化的调适作用。在传统的节日踩街和  新型的社区活动中，香会凝聚人心，维持和培育着村民之间信任、亲密和依赖的关系。    香会自发状态下的发展，得到了国家的默许与因势利导，民众能迅速对国家的引导和暗示心领神会，民众与国家达成了有序而稳固的连结。
（二）政府主导下的礼俗互动
出于不同的目的，政府主导香会开展了一系列活动，大概可分为政治活动、文化建设活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活动。
１．政治活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农村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伴随京郊土地改革，社会主义农业合作化的完成，特别是市—区—乡（镇）—村的基层政权架构的形成，原先的国家政权、士绅、农民的三角关系被国家政权与农村的双边关系取代。国家力量向农村社会的渗透加剧，国家与农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发生着越来越直接的联系。香会被国家选中，成为加强和巩固社会秩序的有效工具。１９５０年左右，香会之外的各种传统活动基本都停止了，惟有香会被国家或国家部门所征用，参加国家的各种庆祝活动。由此，香会活动被赋予浓厚的政治意义，与国家的关系空前紧密。“国家在节日活动、重要庆典中让民间花会表演，最直接的功能在于借助它们制造热闹场面。”①香会表演的喜庆、欢乐氛围，符合国家建立之初的安定局面的需要，成为被选择的文艺形式并非偶然。香会表演呈现的“普天同庆”“与民同乐”的象征和寓意，适宜表达对国家已有成  就的肯定和未的期待。“国家把民间仪式纳入国家事件，让民众通过仪式参与国家活动……   国家与社会在仪式上的互动，实际上是‘治理’这种新的行政方式的演练，有利于国家与社会今后更加广泛地建立‘治理’关系。”②村落香会被征召参与国家以及所在社区的政治活动，礼俗互动表现得尤为明显。
第一，香会被征召参加国家庆典，营造喜庆欢乐的氛围，并增强对刚成立的新国家的认同。新政权努力拉近自己同民众的距离，为接下来一系列改革铺垫基础。面对国家的征召，香会会员兴奋而激动，参与国家重大历史事件给他们带来前所未有的自豪感。在某种程度上，农民首次与国家的历史进程直接联系在一起，成为重大历史的见证者和参与者。在调查中，几乎每档香会都讲   述了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建国十周年的天安门表演等庆典活动的经历。作为民众代表的香会被征召参与事件完成之后的庆祝活动。三大改造过程中的香会报喜也颇具代表性。１９５６ 年 １０月，北京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全面改造，丰台、南苑两地分别组织上千人的香会队伍到市委、市政府报喜，近２０档香会参与，并到天安门广场表演。③
第二，国家一些军事运动的推进需要香会的配合和助力。１９５２年，朝鲜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为了鼓舞士气，国家在中山音乐堂慰问朝鲜志愿军领导，孟家村“万寿无疆”旱船圣会被安排参加了慰问演出。值得注意的是，京郊香会还参与了所在地区的公社建立的庆祝活动。此时香会的表演，不仅仅是基于公社成立的特定时刻，更是面向未来的生活设计。表演结束之后，表演所营造的价值认同，有助于公社展开将来的生产等一系列活动。国家征用香会参与庆祝活动，具有动员群众的意味和目的。
第三，香会也被安排参与国家的外事接待工作，以营造热情好客的欢迎场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各项外交工作旋即展开。１９４９年１０ 月，苏联文化艺术科学工作者代表团访问北京，海淀区近万人参加欢迎大会，香会表演了五虎棍。④  １９５３ 年，中苏友好关系确立，孟家村旱船会被指派代表市委、区委参加北京市庆祝中苏友好的表演活动。
２．文化建设活动
１９７８年后，传统节日和部分民俗文化活动得以恢复，香会成为国家开展和推动文化建设的重要凭借。政府组织了各种花会大赛，同时北京各大公园的春节庙会也吸引香会前去表演，为香会提供了崭新的表演舞台。如在１９８３年２月１３日，丰台大街举行大型民间花会表演，刘家村五虎少林会等多档香会参加。中宣部、文化部、北京市有关方面领导观看了香会的演出，多名中外记者到现场采访，国内外众多新闻媒体纷纷报道了这次活动。①  １９９８年，丰台区文化局组织花会一条街表演，赠孟家村旱船会锦旗一面，上书“民间艺术，荣誉中华”，该锦旗题词准确显示了政府工作中对香会角色和定位的安排。
此外，香会还被安排参与到中外文化交流活动中。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对外文化交流频繁，香会被委以展示民族文化的责任。１９９０年在北京举行了首届中国国际民间艺术节，外国艺术团体与当地群众举行各种形式的联欢活动，刘家村五虎少林会和孟家村旱船圣会都被安排参与表演。②
３．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活动
在急剧的城市化进程中，乡土中国发生了深刻变化。民众的劳作模式和生活方式都发生了明显的改变，“整个乡村的民俗文化都在发生变迁，包括社会关系、交往关系、知识体系、文化符号等都在整体地发生变迁”③。生产大队变成现代公司，村民变成股东，农民变成城市居民，作为村落生活组成部分的香会也日趋沉寂。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开展，为香会的传承提供了资金和场地的支持。２００５年，造甲村村委会为刘家村五虎少林会置换了全新的服装、响器、武术道具。 ２００６年，村委会给予少林会７万余元的活动资金。村委会开放文化大院，解决了训练场地的难题。在村委会的大力帮扶之下，刘家村五虎少林会再次活跃起来。
此外，基层单位的文化工作者深度参与了香会的申遗工作。从香会历史材料的整理到具体申请，基层单位起着主导作用。古城村秉心圣会能够在２００６年入选北京市首批市级名录，与时任老古城后街社区居委会书记兼主任的马振才密不可分。同样，刘家村“同乐义善蜈蚣岭五虎少林”列入丰台区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也与造甲村村委会所做的大量工作有关。在非遗的申报过程中，香会和村委会双方互相配合，形成了互惠的关系。村委会为香会提供训练场所、走会资金等支持，把香会看作是本村传统文化的代表，用以展示社区文化传统，以及开展基层文化工作。村落精英则借力于非遗工作，解决了香会传承中的走会资金和训练场地的困难。
显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兴起，既有国家层面的设计和推行，也有民众传承民俗传统的内在需求，其核心是国家通过制度化的机制确认民间文化的合法性。非遗保护运动的开展，既是国家对于城市化进程的一种回应，也是礼俗互动传统的当代体现。
五、结    语
香会是村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既关系村落生活的日常运转，又涉及村落的对外交往。香会，作为村民代代相传的日常生活实践，成为北京地区稳定而活跃的地方传统。村落香会传统的存在与活态传承是国家与民众的共谋与合作，其中暗含着礼俗互动的文化逻辑，对当代社会的建 构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礼”强调人的自我克制和自我约束，以及通过人与人之间互相监督，来强化社会秩序。“礼”并非国家直接以上管下，而是提倡人人对自我进行约束，注重发挥人的主动性和自觉性。人们使用和认同一种礼仪，承认这种礼仪所表达的核心观念和核心精神。通过礼俗互动，国家培养人们基本的遵守社会秩序的观念和习惯。在传统社会中，不同于郡县、赋税、管理民间争讼等一系列官僚制度的直接管理，也不同于乡规民约、乡村保卫制度、青苗会、水利制度等民间自治形式，礼制跟其他管理制度之间形成互相支撑的关系。在行香走会中，经由礼俗互动，自上而下的国家制度借助象征性的文化活动，最终所表达和加强的是基层的政治制度。
礼俗互动不只是上下互动的问题，也是礼在民间被实践的问题。国家礼制的下沉，与民间的接纳和包涵，是礼俗互动的基本形式，但民间礼俗实践并不全然来自国家礼制的影响。与此同样重要的是，民间也存在自发的礼俗实践。香会的活动分为村落之中和村落之外，二者共同组成完 整的村落生活，也勾连着两种不同的礼俗实践形式。村落之外的各种活动，是礼俗互动体现最为明显的场域。走出村落的香会，在传统社会的庙会中，在新中国建立之初的国家庆典以及外事接待活动之中，在１９７８年后的花会大赛、各种展览会上，以及当下以非遗为名开展的各项活动中，与国家相互依赖、相互合作，实现有效互动和沟通。不能忽视的是，更为隐匿的是村落内部日常生活实践中的民众礼俗实践。香会自发形成的会规对会员日常行为的约束，会首对会员自觉遵守礼数的强调，以及香会对民众人生仪礼的参与等等，具有不可忽视的劝善教化的作用，显示出民众对礼的高度重视和主动落实。
清代以来，虽然礼与俗各自发生着变化，但它们之间一直保持着稳定的互动。随着社会生活的变迁，礼自身也在不断地变化，从选封皇会到非遗制度，这是礼最为明显的时代变化。与此同时，为了适应时代的需求，村民也积极对香会传统进行改造和变通。从清代行香走会到当下对非遗活动的积极参与，礼俗互动是香会活动的稳定而鲜明的特征。虽然礼和俗都不约而同发生着变化，但它们之间的互动框架从未发生过改变。

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