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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简介

　　回访或追踪研究作为一种行之有效的研究取向和极具理论价值的学术实践路径，20世纪80年代以来得到了中国人类学家的广泛认同，并付诸实施。

　　本书总结的对上个世纪8个著名田野点的人类学再研究涉及至少8位人类学先行者和9位新人，他们是

　　林耀华－庄孔韶、阮云星；

　　杨懋春（Martin C. Yang）－戴瑙玛（Norma Diamond）、潘守永；

　　葛学溥（Daniel Harrison Kulp）－周大鸣；

　　许烺光（Francis L. K. Hsu）－张华志、段伟菊；

　　杨庆堃（C. K. Yang）－孙庆忠；

　　波特夫妇（S. H. Potter & and J. M. Potter）－覃德清；

　　“满铁”调查者、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兰林友。

　　回访铺设了新老人类学者间进行跨时空对话的路径，这种路径的铺设使得田野点的学术生命得以延伸。

 

 

时空穿行——中国乡村人类学世纪回访》章节目录：

 

　 　序

　　金翼家族百年过程的学术研究要义　　庄孔韶

　　义序宗族的重建　　　　　　　　　　阮云星

　　山东台头：重回历史？　　　　　　　潘守永

　　华北村落的追踪　　　　　　　　　　兰林友

　　祖荫下的西镇人　　　　　　　　　　段伟菊

　　西镇人的家族企业　　　　　　　　　张华志

　　凤凰村回访研究述略　　　　　　　　周大鸣

　　都市村庄：南景　　　　　　　　　　孔庆忠

　　华南茶山的多重文化意象　　　　　　覃德清

　　中国乡村人类学的研究进程

　　　　——农民社会的认识之一　　　　庄孔韶

　　回访和人类学再研究的意义

　　　　——农民社会的认识之二　　　　庄孔韶

　　老照片说明

 

 

封底文字：

 

　 　回访启示录

　　回访使人类学者走出书斋，走向田野，开启了人类学历时研究与共时研究的新思路

　　回访找到重新审视同一调查点的机会，延伸了先驱者作品的学术生命与意义 20世纪人类学先驱者的中国本土农民社会田野转向（从所谓部落社会）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回访——索隐钩沉的兴趣、情感和学术成就感并存

　　回访不能只限于以今日的知识批评昨日的知识，而应在新知识的基础上提供再诠释

　　回访的工作加强了社区的过程研究，多种重要的学术问题获得了综合解答的机会，因为触类旁通的观察恰恰产生于社区过程之中

　　社区结构过程的动力不会是单一的。人类学及相关学科的理论解释构架应和区域或地方民俗解释系统并存，学者文字的诠释应和农民行动者的信条同时呈现

　　回访的作品面临文字的选择与因应，其中，学术中心圈与学术边缘人的立场选择将影响跨时空的观察及其表达

 

 

新书封底介绍：

 

　 　回访或追踪研究作为一种行之有效的研究取向和极具理论价值的学术实践路径，80年代以来得到了中国人类学家的广泛认同，并付诸实施。本书总结的对上个世纪8个著名田野点的人类学再研究涉及至少8位人类学先行者和9位新人，他们是林耀华－庄孔韶、阮云星；杨懋春（Martin C. Yang）－戴瑙玛（Norma Diamond）、潘守永；葛学溥（Daniel Harrison Kulp）－周大鸣；许烺光（Francis L. K. Hsu）－张华志、段伟菊；杨庆堃（C. K. Yang）－孙庆忠；波特夫妇（S. H. Potter & and J. M. Potter）－覃德清；“满铁”调查者、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兰林友。

　　回访不仅延续了田野点的学术生命，更铺设了新老人类学者间进行跨时空对话的路径。回访的工作加强了社区的过程研究，多种重要的学术问题获得了综合的机会，因为触类旁通的观察恰恰产生于社区过程之中。回访开通了人类学历时研究与共时研究的新思路，其学术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20世纪人类学先驱者的中国本土农民社会田野转向（从所谓部落社会）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回访重新找到审视同一调查点的机会，延伸了先驱者作品的学术生命与意义。回访不是只限于以今日的知识批评昨日的知识，而是在新知识的基础上提供再诠释。

　　跨越时空巨大变迁的同一社区有时会发现有不可比的主题。回访的工作加强了社区的过程研究，其间多种被抽绎出的重要学术问题的解答获得了综合的机会，因为触类旁通的观察恰恰产生于社区过程之中。本论著主持者多年推崇、支持与实践乡村人类学田野回访工作。回访研究证明，多种声音的呈现需要历史的向度。人类学及其相关学科的理论解释构架应和区域或地方民俗解释系统并存，学者文字的诠释应和农民行动者的信条同时呈现，是新时期人类学田野调研的重要观察。

 

 

序

 

　 　1989年－1991年，在我留美写作《金翼》的学术性续本《银翅》期间，有机会关注20世纪上半叶由外国学者和海归学者卷入的中国田野人类学作品，于是一个时代的学术思想传播和承前启后的轨迹成了笔者观察的重要出发点。毫无疑义，这些有限的田野点的工作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然而，当一个时代结束后，跨越时空的社会文化变迁尤为人类学学科所关心。于是，回访中国人类学先驱者的调查点的思想就此萌生，实际上1980年代尚健在的中国大学者已经多次重访了自己的调查点。他们的重访激励了新一代人类学学者，笔者日后积极推动同行和学生追踪更多的先驱者调查点的设想也得自于自己的田野感触。

　　经过将近20年的时光，第一批回访的研究成果已经呈献在读者面前。每一位回访者怀着对同一田野点先行者的尊敬之情开始工作和完成撰写，他们以共时－历时－共时的跨时空观察扩展了前辈们作品的学术生命与意义。尽管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选作田野点，但回访性的、系列性的和接续性的研究契机实不可多得。回访使我们重新找到审视同一调查点的机会，加强了社区的过程研究，其间多种被抽绎出的重要学术问题的解答获得了综合的机会，因为触类旁通的观察恰恰产生于社区过程之中，这对更深入地理解中国汉人社会文化的本质颇有补益。

　　同中国传统书斋研究对照而言，较早的葛学溥关于广东凤凰村的著作展示了由一个新兴学科方法指导下的具体成果，也开启了以田野工作完成中国村落社区整体性分析之先河。当时，他的研究尚带有社会学人类学“分家不分灶”的学术烙印，其思想渊源明显有斯宾塞和经由迪尔凯姆的直接和间接的影响。那个时代马林诺斯基的功能主义著作还未出世（葛学溥在广东的调研始于1918年，那一年马林诺斯基在特罗布里恩德岛德调查刚刚结束），但科学的控制、有机的方式和功能等概念已经流行。然而，在一个思潮的跨学科（从自然科学到人文社会学科）传播之时，做为理论大师之脱颖而出也只有马林诺斯基一人。他以他的参与观察才智获得了占有先机的文化功能论的结论地位，尽管按人类思想成就的尺度衡量功能论是颇为实用却是少有味道的成果之一。

　　此后，从马林诺斯基的早期功能论到后期哈佛大学的平衡论的直接传授，费孝通和林耀华等中国人类学家率先在亚洲开始了人类学从部落社会向乡村社会的学术转化。他们的研究展示了晚期帝国直接延伸下来的东部和东南部中国乡村社区生活的不同蓝本，然而他们一辈人身上携带的本土哲学影响并未在功能主义的大潮裹挟下消失，因为世界上各个地理区域本来就有各自文化行为不同的哲学根基。因此，外来理论创造的意义在于实现区域转换，以及容纳并存的文化理论观察。

　　及至许烺光的著作，功能主义的社区研究传统清晰可见，但增加了心理人类学的新视角。不仅如此，他开始用"身份人格类型”来划分云南西镇人的父子、夫妻等家庭和亲属关系，显然在当时是实现了西洋理论的地方性转换。被认为“对于发展文化和人格范畴内的研究非常有益。”

　　许氏在发表《祖荫下》的时候，中国大陆的剧烈变化在即，因此他关心传统延续的问题，也就是人类学关心的主题――社会文化的变迁将如何进行。杨庆堃在50年代离开大陆时也有类同的专业思考。和费孝通、林耀华不同，杨氏著作的重要性在于他提供了一个政权更迭前后、新意识形态切入之时中国广东南景村的社会风貌。当孙庆忠半个世纪后回访这里时，杨氏著作中田园诗般的南国景观早已面目全非。孙庆忠看到了人类学前辈的预见：大城市边缘的农民如今走进工厂、经商或成了足不出户的土地或房屋的收租人。好在南景人在新的城乡连续体中仍保持了聚族而居的原生区位，这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多少表现出“平稳的过渡”，然而，人们还是无可挽回地看到了“传统农民的终结”。

　　凤凰村和南景村相距不远，但前者的乡村都市化形态更为常见。回访者周大鸣看到的一个时代“制度的不稳定”曾经造成的乡村困境，以及今日那里呈现城乡内外劳力置换的所谓“梯级迁移”的社区面貌。围绕人类学变迁的主题，他提醒那里的人民需要一个适应性的心理准备和知识准备，然后才谈得上“对传统做创造性的转化”。

　　波特夫妇是在文革结束后不到三年、令人难以置信地进入中国广东实地调查。波特夫妇对1949年中国革命和茶山农民的关系、对毛泽东时代的基层社会、中国人的情感文化建设、城乡差别等犹有兴趣。他以详细的调查讨论了中国基层社会的革命进程及其运作机制，导入了人类学的分析。覃德清则换了一个角度回应波特夫妇的茶山观察。他把波特夫妇、地方领导与文人的三重茶山意象文本加以分析，旨在告诉读者茶山文化的底蕴是从何而来的，而这正是波特夫妇“没有意识到的”或尚未足以意识到的。那么，在变迁的社会进程中，如何整合外来调查者、茶山领导者、地方文人与农民行动者之间的相同与不同的社会文化理解呢？至少可以这样说，对文化的误读将导致任何区域发展计划落空，都是不足取的。

　　在回访的调查研究中，还有人类学先行者（如许烺光）难以预料的社会变迁现象。这种变迁现象既发生在内部的西镇人，又源于外部的民族政策和族群理论的影响。曾经颇不引人注目的西镇人－民家－白族身份问题成了新时代的关注点。西镇人认同于白族，同时也认同汉人起源，呈现出了实际利益和不同场景下的“双重认同。”因此，这是一个地方的族群过程，也是半个世纪前后两批中外学人的田野认知过程。许烺光先生的《祖荫下》和段伟菊的回访研究，共同向我们提供了西镇人一脉相承的印象：“它既带有中国汉人社会所要求的追求大家庭理想的印记，又充分具备背离和与主流对话的地域和族群文化的整合性。”这样的结论使得我们再次肯定了回访的重要意义之一：它已不是简单地限于以今日的知识批评昨日的知识，而是在新知识的基础上提供再诠释。说明跨越时空巨大变迁的同一社区有时会发现完全不同向度的主题。

　　张华志扭转了许烺光在云南西镇家族主义的研究侧重点，他的兴趣是西镇家族企业的社会实践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家族主义文化本质的影响。他的回访的结论是，家族制度在家族企业中的作用是中性的。家族企业过程实际上是人们在文化导向力（directive force）指引下的策略选择过程。因此，西镇家族企业的研究结论否定了管理学界所谓“家族陷阱”的文化误解，也重新提示这里的文化并不是一种权力。家族宗族的行为总是包含着多样化的影响与选择，因此，社会文化变迁就是这种影响与选择的结果。

　　宗族问题是人类学最基本的研究兴趣所在。中国南方的大量研究和中国北方的少数研究渐渐有了对话。笔者从1986年转入林耀华的金翼黄村，才渐渐熟悉福建宗族家族特点的人类学意义。应该说，汉人社会的宗族、家族及其谱系、称谓系统已经成了亲属关系生物性和人伦哲学与秩序的结晶。事实是父子联系原则的族群扩展过程中，由于环境的适应以及儒学与地方文化的整合才造成地方宗族、家族构成的多样性。我们看到理念的灌输、政治的压力、民俗的融合、思想的内化亦推动了宗族与家族的成长与变迁。

　　在观察地方宗族时，并不排除各种物化、非物化的文化选择性因素，但笔者极为注意闽东农民生活中文化濡化与理念先在的关系。这是以分析林耀华早年系列作品的写作脉络为基础的。我们看到，他的作品在字里行间透露出中国学者是在世界学术边缘－中心－边缘不时挪动重心的状态下写作的，其本土文化理念总是在接受和消化一个外来学术模式（1930年代中国学术杂志已常见“欧风美雨”的文字话语）的过程中“釜底抽薪”和“偷梁换柱”。林先生从国学研究的观念与训练出发（请体会他的《拜祖》的知识内涵）――到接受功能主义之后的宗族表层功能与里层本土理念之写作（我在读到《社会学界》第九卷上林耀华的早期功能主义论文简写本《从人类学观点考察中国宗族乡村》之后，又从林先生那里得到燕京大学论文《义序宗族的研究》小楷手抄详本，请把两篇论文的正文和简详极为不同的注释加以对比）――到接受西洋的平衡论后再次糅合进黄村人的本土循环论和思想内化的观点等。可见昔日功能主义在林耀华的笔端只能转换出再造的、转换了西洋理论术语内涵的新的本土诠释。

　　在东南部，针对林耀华的福建义序回访中的宗姓群体问题，阮云星尝试以“社会结构变迁的宗族论”来把握和阐释义序的宗族变迁。他的解释框架主要包括：“制度性的宗族”和“后制度性的'宗族'”这样两个子框架。但他在田野调查中深刻感到，虽然昔日林耀华考察的义序宗族乡村再也不是宗族“自治”的乡村单位了，但义序乡村的传统文化因素还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以致支配社区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他体察到“潜移默化的家族主义的社会化还在进行，相应的思想观念、心性和行为在一定条件下左右制度性层面的实践（如乡村选举等）。”这样的现状我们显然已经不能回到早年完整的功能主义，而是重新重视始终活着的本土文化濡化和理念先在的意义。阮云星在义序的观察和笔者在金翼黄村的观察颇为一致。

　　笔者从1984年邀张小军调查北京大兴县留民营时已开始留意宗姓群体和祭祖的关系，那里保持以首要的尊祖要义的清明会组织为特征的同姓共同体。有组织的、自组织的和无组织的宗姓共同体都有其存在的地方适应性特点。兰林友今日在华北回访了满铁资料、杜赞奇等学者作品涉及的后夏寨，他的研究虽然指出了昔日满铁调查的动机、场景限定和成果特点，但在理论上主要是评论杜赞奇的研究结论。他指出，华北作为以多姓村为主的地区，宗族的外在物化标志很少，他和南方的“完备的宗族”对照称之为“残缺宗族。”（是否先有“圆满宗族”呢？－笔者注）。不仅如此，他还进一步看到一些华北村落中的“同姓不同宗”的情况。以这样的田野情景推敲，杜赞奇以外显的姓氏符号建构华北宗族以及他们在权力的文化网络中的作用，显然忽略了村落社会与政治的复杂性，其现有的结论显得不够稳固。这样，我们只能期待华北地区的扩大性调研，人们究竟如何描述宗姓共同体和村落政治经济的关系呢？

　　潘守永在山东台头村的回访研究支持杨懋春认为中国的乡村研究的两大关系：即家庭关系和村落关系，而不同意后人施坚雅及其追随者的看法，认为他们若用市场圈的理论勾画农民生活和交往的圈子，那么明清以来的集市并不是按自然地理平均分布，而通常是集合了包括政治因素在内的多种因素而形成的。杨氏考虑到村外关系（包括集市），但仍以村内和家庭生活为主，实在是抓住了中国乡村文化的本质。但杨懋春关于台头的“叙述”具有理想主义的色彩，认为村内“四大宗族”内部的关系并不紧密，对个人和小家庭的控制非常无力，等等。与潘守永回访的结论就有不少的矛盾。潘的回访从多个层面例举宗族控制势力与宗族间的矛盾回应杨懋春的早期结论。潘守永在台头村体验到杨的作品未能摆脱“局内人”的限制，对涉及自己家族前途和名誉的事情，都加以修饰。于是笔者从众多的回访研究引出一个两难的撰写问题：一是林顿推崇具有颇多长处的“边缘人”的立场。但“边缘人”作者也要警惕比族群中心主义略小的宗族、家族中心主义对笔端的左右。一是潘守永在国外体验了用英文书写，实际是展示给老外看的。中国文人要把握和度过两难的“边缘”立场是不容易的，但他不喜欢对一个时期流行理论及其代表人物的某些没有道理的依附性的回应，因为“自动不平等”的心态将使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无所适从，那将是极其可悲的事情。于是我们从台头村的田野研究看到，今日回访的作品同样面临文字的选择与回应，其中，学术中心圈与学术边缘人的立场选择将影响跨时空的观察及其表达。

　　笔者在论到家族制度的时候，关注从《金翼》和《银翅》中的同一个家族在中国百年社会动荡的历程中一再重新崛起的事实，试图用多种视角加以解释。你看，在20世纪上半叶，世代务农的主人公东林有一天挤进小店铺卖花生，又进而转运货物等成功兼业而窜出农业系统，该契机使一芥农人家族兴旺起来，这一实例表现东林是何等聪明；谁知在20世纪下半叶，再次经历多年社会变故的金翼之家率先冲破重农主义的政策桎梏，发展出银耳新生计，又成了村中最富有的人家之一。几度回访使笔者思考，金翼之家先后两次伺机窜出农业系统获得成功，其家族智慧何以逢时呈现和得以延续？回访的观察可以直接看到家族智慧产生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对抗与周旋的过程中。然而这只是一个观察角度的结论。笔者近年试图变换若干角度加以考察。本书就这个问题提供了中国本土循环论的解释，包括易传的理念及其操演，以及在农人生活中获得由衷之诚信的意义；平衡论和新平衡论（包含易传的变通实践与中庸的社会行动）的解释；“惯习”（关系性场域不断生成的意义）和“资本”的解释；家族记忆的解释；以及区域文化哲学与教化的解释。回访再次使我们有可能思考地方农民文化的综合动力何在，这是一种来自内外的多元力量，包括文化诠释的力量，也存在实际起作用的力量。这是叠罗汉式的多重解释，人类学的和非人类学的，本土的解释再加上外来的解释，并非完全为现代科学或是人文社会学科接受的，然而的确是在民间起作用的解释，只不过是以人类学的原则过滤之后展示给读者。

　　人类学家需要从田野体验，以及书面和口传的陈述中寻求社区人们是如何组织起来的信息。先行人类学家的作品不比一般的文字记载，它提供了同一社区如何组织的第一个专业蓝本。我们看到，一个社会不仅在生态适应的过程中调整自己，也因技术改革而变化。此外，社会也必定因文化传统的内在动力而引起调整。我们在本书回访的众多的例子中清楚地看到了各个社区环境与技术变迁，以及内在动力的调整性运作。我们也由此得到社会是如何变化的以及在什么方向上变化的认识。回访研究容易使我们一方面面对历史的向度，一方面发现跨越时空的不同的文化选择。回访提供的鲜明的前后对比，还将加深我们的价值体验，那最终是考虑当代发展的意义和保护的意义：即对中国地方文化的理解（包括诠释和行动）是区域稳固发展的重要根基；以及保护地方农民文化的多样性就是保护中国文化。

　　随着中国大陆学习人类学的学生越来越多，教师指导下的田野调查点也渐渐分布到各个省区。这和弗里德曼教授早年关于需要扩大汉人社会田野调研的希望是一致的。显然，这是一个不会中止的中国人类学知识的旅程，相信会有更多的中外学生学者卷入其间。本世纪上半叶可以预料的众多的田野研究成果（这是20世纪不可相比的）将为数十年后出现的新一轮回访热潮奠定基础，届时人们将再次阅读这本书，以及感知书中十六位新老人类学家的思想与行动的奉献所在。

 

 

　 　庄孔韶　 　2004年4月18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