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族是中国传统社会中礼俗互动的结果，是连接国家礼制与地方民众的中介，其中凝结着众多的民间传统。学界从礼俗互动的视角对地方宗族的研究由来已久，如科大卫、刘志伟等历史人类学者多采用“国家—地方”的分析框架，基于过往民间文献（碑刻、家谱、文书等）资料开展区域社会史的学术考察，认为华南宗族“是宋明理学家利用文字的表达，改变国家礼仪，在地方上推行教化，建立起正统性的国家秩序的过程和结果”① 。事实上，“礼俗互动”是近年来理解当今民俗传统的新方向。张士闪认为，在传统中国的复杂社会系统中，“礼俗互动”奠定了国家政治设计与地方社会运行的基础②，并由此在具体村落语境中展开国家礼制与地方民众心理、民间自治运作机制、乡村公共机制等多方面的互动考察。赵世瑜提倡应将礼俗互动置于具体社会实践层面加以历时性的分析；李松则通过梳理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国家出台的一系列民间文艺政策，发现地方社会参与礼俗互动的多样性方式；刘铁梁将礼俗互动视作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政治文化运作。③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地方宗族展开了持续的再造与复兴，而在礼俗互动的框架中考察当下地方宗族的重构过程，恰好能从文化礼制层面理解乡土民众于国家历史进程中的诸多实践行为，以此开辟出宗族礼仪制度研究的新局面。由此，本文选取鲁中淄川历史悠久的名门望族———窎桥王氏作为个案研究，基于较长时段的田野观察，从家谱编修、祭祀礼仪、祠堂复建、文献出版等方面考察其近２０年的再造过程，以期展现当下山东地区宗族的真实样貌，并在礼俗互动的视角之下审视地方宗族在当今社会中的恢复、运作与延续。
一、大窎桥与“窎桥王”
大窎桥村位于淄博淄川区罗村镇以西，据《淄川区志》记载：“大窎桥，淄城东北１０公里，罗村以西。”① 村辖区面积４平方千米，耕地１５６０亩，林地３００多亩，现有村民１２００余户，常住人口４０００余人，人均耕地０．３亩，符合当地村落“人多地少”的基本状况。大窎桥村为多姓杂居村落，姓氏包括王、董、孙、李、朱、韩、杨、闫、徐、陈、高等，其中王姓人口达２０００ 多人。相传大窎桥村原名杨家庄，杨氏是最早的坐地户，不过时下村中早已没有杨氏后人居住。王氏始祖王贵于明朝初期迁居此地，《王氏世谱》载：“我王氏之先，出自冀州枣强。明兴洪武初年，会有迁发之令，始祖讳贵，自枣强迁淄，占籍于丰泉乡杨家庄，即今大窎桥。”②经百年之传衍，村名变更为窎桥村。
关于杨家庄改称窎桥村的缘由，当地流传着两种普遍的说法。一说王氏七世祖王鳌永有三妻：原配刘氏，继配范氏，侧室刘氏，贵极一时的清朝“引龙侯”③ 王樛即为侧室刘氏所生。侧室在中国古代家族中地位甚低。后来刘氏先于范氏离世，作为长房的范氏要求刘氏出殡不得走正门，王樛迫不得已扎窎桥越门而出，窎桥村名由此而来。另一说法是村东偏南旧有古城，明万历《淄川县志》“古迹篇”中载：“古城，县东北二十里，罗家庄西南。城垣遗址尚存，旧志无考。”④ 清乾隆《淄川县志》县域图中梓橦山以东、锦川河以西清晰注释有“古城基”。相传古城北门外护城河上原有一座“窎桥”连接城内与城外，后衍化为窎桥村名，古城及古桥遗迹现已无处可寻。由于历史久远且缺少可靠的文献资料，关于窎桥村名变更的真正缘由已无从得知，但随着王氏族人从明初迁入村   落，繁衍数代，人丁兴旺，特别是从六世祖王崇义考中进士、出仕为官开始，王氏逐步发展成为掌握  地方权力的科举望族，强盛起来的王氏族人肯定不愿意看到村名中带有远比自己势弱的杨氏，所以变更也就在所难免。
窎桥王氏是明清时期淄博地区有名的三大王姓宗族之一。窎桥王氏明清两代前后共有１４０余名子弟获得科举功名，其中包括７名进士（见表１）以及１８名举人，多人出仕为官，造福一方。淄川当地流传“一县科甲、半出王门”的说法，由此足见窎桥王氏科举之盛。

表１   窎桥王氏历代进士榜

续表

资料来源：山东淄川窎桥王氏文化整理小组：《卷首语——— 辉煌窎桥、灿烂文化》，《王氏文化》（内部刊物）第５ 期，
２００８年。
窎桥王氏发展兴盛期为明嘉靖至清康熙的１５０余年间，王氏宗族通过历代科举累积，实力不断扩大，只《王氏世谱》中明文记载的祠产祭田就有百亩之多，窎桥村中现今保存下来的４０ 多座明清古建筑也多为王氏族人所建。除此之外，王氏历世文人皆以诗文为冠，时下依旧保存完好的《王氏一家言》中收录有２０多名显贵族人的上千篇作品。除此之外，清晚期十五世祖王培荀还著有《乡园忆旧录》《听雨楼随笔》《雪峤日记》《雪峤外集》等一系列作品，个人著述达百万字之巨。
同时，窎桥王氏宗族还是淄川历史上家谱续修最为兴盛的宗族之一，《王氏世谱》从九世祖雪因公（王橘）于清康熙二十一年（１６８２）肇修完成之后，又在历世传衍中进行了多达１１次的家谱编修以及３次增补续修活动（参见表２）。
表２   历代《王氏世谱》修编统计

资料来源：淄川窎桥《王氏世谱》续修委员会：《王氏世谱》（第１２次续修），２０１２年。
明清两代，无论是族众人口数量，还是历史文化底蕴，王氏宗族在大窎桥村乃至整个淄川社会皆可谓首屈一指。正如２００３年首期王氏宗族内部刊物《王氏文化》开篇《名门望族》一文中言及：
淄川窎桥王氏，自明初始祖王贵由河北枣强迁居淄川以后，时代孝友，贻谋忠厚，可称世德之家。自六世王崇义于明嘉靖戊戌中进士授刑部主事后，先后有七个进士、一个尚书荣耀门庭，祖孙父子世济其美，盖百余称甲第。“荐贤书贡大廷膺封褒袭世爵育成均而游黉序以及  列职散署徼荣冠带者百四十有九人。”门阀之胜，名誉之荣，于淄实称望族……   当前窎桥王仍不失为大姓，就人口而言，已逾两万，分别居住在五六个省市，在祖国大家庭中，积极工作在各个岗位上。①
总之，窎桥王氏宗族是明清之际声名于鲁中淄邑地区的科举望族，历世外迁传衍人口众多。根据２０１２年第１２次王氏家谱续修统计，收录世谱族众已达四万余人，因此窎桥王氏仍为当下淄川规模庞大的地方宗族之一。特别是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期以来，窎桥王氏宗族不断通过合族性的家谱续修、宗族祭祀、文集出版以及祠堂修复等群体活动以期恢复先祖曾经拥有的那份望族荣光，重新建构起地方宗族组织。
二、当下宗族建构实践中对于历史记忆的选择与运用
近２０年来，窎桥王氏中的宗族精英尝试通过各种方式加强对宗族的构建，无论是家谱续修、祖先祭祀的时机选择，还是文集出版、祠堂修复的协调运作，既显示出他们对于时代背景的把握，也体现出他们不畏困境的艰辛努力。通过宗族内部定期与不定期的联结活动，形成了各地族众之间、尤其是王氏宗族精英之间的文化互动。总之，种种宗族实践行为，其目的无外乎是对内凝聚宗族力量，对外展示家族实力。
（一）家谱续修
续修家谱是窎桥王氏建构宗族的首选方式。古云：“国家有史，州县有志，家族有谱。”家谱是宗族历世传衍的存在证明之一，一部家谱就是一个宗族的发展史与生命史。窎桥初版《王氏世谱》由九世祖王橘肇修于清康熙十二年（１６７３），前后历经十年，至康熙二十一年（１６８２）始成，之后历世族人又对其进行了多达９次的增补续修，一直持续到民国六年（１９１７）。事实上，自初次家谱编修之时，王氏宗族已由盛趋衰，至康熙三十五年（１６９６）第二次修谱之时，宗族衰败之境就已然尽显。十世祖王居正在所作谱序后半部分，不惜动用大量文墨感叹家族衰落之态：
夫世之所谓望族者，岂不以世有贤达之人以承先德而佑启后昆乎？   慨自我司农伯祖天启乙丑联捷后，逮今丙子已，历七十有二年，族中无继登科甲者，即乡荐之士仅仅四人而已，子姓中微，家声不振，何以称诗书礼义之家也！或者盛极而衰，运数固有然乎？②
可见，窎桥王氏自八世祖王鳌永进士及第之后，７０余年间科举出仕者直线锐减。不过，纵然窎桥王氏宗族的衰败态势无法阻挡，但这却丝毫不妨碍其成为淄邑历史上家谱编修最为频繁的宗族之一，此后大约每隔３０年即会续修一次。在先辈科举荣光无法世代延续的背景之下，窎桥王氏只能通过周期性的合族活动彰显其过往的辉煌，进而稳固其于村落社会中的威望与地位。事实上，进入新时期的窎桥王氏宗族更是如此。
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伴随着地方“文化热”的兴起，在近代国家对地方宗族进行持续“封建糟粕”的指认过程中渐趋消亡的家谱续修等宗族活动又重新焕发出生机，中国乡土社会又一次兴   起了大规模的家谱续修活动。这一兴盛现象首先出现于南方地区，随后扩展到北方区域。窎桥王氏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期开始着手组织《王氏世谱》的续编工作，且为罗村镇当地最早组织家谱续修的宗族之一。与历史不尽相同的是，此时的王氏宗族于地方社会的影响力更趋式微，除了族众人口仍居村落之最以外，王姓与村落其他姓氏之间几无差异。但是以王克贵为首的窎桥王氏宗族  精英们却积极协调与外村同宗的联结事宜，广征各地族人入谱，他们一方面本着寻根溯源的自觉意识，另一方面则将家谱编修视为重显宗族实力的良好契机。
新时期窎桥王氏的第一次家谱续谱历时近两年，最终于２０００ 年秋天集结完成，分上下两册刊印，并于２００１年春天分发各地族众。本次续谱共有两万余族众收录入世谱且发掘了众多家族故事与传说。同时，由于跨区域的宣传程度较为有限，王氏入谱族众主要集中在以大窎桥村为中心的淄博地区，但即便如此仍旧有６５ 个村落归入世谱，成为淄邑当时规模较大的宗族社区动员之一。此后，陆续又有众多外迁王氏族众前来认祖归宗，基于此种情况，《王氏世谱》又在２００４年、２００６年及２００８年分别进行了三次小规模的支谱续修活动。一直到２０１２年第１２次家谱编修完成之际，窎桥王氏宗族入谱村落已达近百个。
王氏修谱过程之中存在着诸多的困境，其中最大难题在于经费的严重不足。家谱续修实需要耗费相当的人力和物力①，据民国版《王氏世谱》附录康熙三十三年、三十五年王氏购置祭田始末的文章所载，历史上王氏宗族曾拥有多达近２００亩的祭田用地，无论是家谱续修，还是岁时祭祀，宗族完全能够凭借祭田产出实现收支平衡。而当下的王氏宗族更像是象征性的组织群体，根本没有任    何可供利用的营收实体。所以为了尽快筹集修谱所需资金，修谱委员会成员只能带头发动族众募  捐，结果收效甚微，经费依旧十分紧张。为此，谱委会迫不得已决定对所有入谱族众每人收取５元入谱费，而一些对家族观念认识不足的族众则主动放弃了入谱权，最终造成所录宗族谱单并不完整的情况发生。②    直到第１２次家谱编修之际，修谱经费通过精英族众募捐才得以全面解决。王氏宗族的家谱续修行为，对村落其他姓氏产生了积极引领作用，比如李氏紧随王氏之后于２００１ 年完成家谱编修，并且同样收取５元的宗族入谱费；董氏宗族则几经酝酿在参考王氏家谱编修经验的基础上，通过核心宗族精英的募捐方式于２０１３年顺利完成族谱编纂。
（二）祖先祭祀
恢复宗族祭祀则是窎桥王氏新时期建构宗族的第二种积极尝试。旧时，王氏宗族一直保留有春秋两次祭祀祖先的传统，康熙三十三年（１６９４）由九世祖王橘撰写的《北茔祭田积贮公所碑记》一文附录记载有王氏祭祖时的祭宴事例：
祭仪：祭馔一筵，油簇五架，山果五碟，小菜五碟，馔十大碗，点心五碟，扁食五碗，荤素积   饭五碗，祭酒三献，线香一束，赁拜席二十领。豕一重六十斤，羊一重二十斤，冥资十副。宴集    席面二十棹，每棹小菜四碟，酒一黑瓶，每位荤素杂菜一大碗，点心两枚，米饭不拘，每棹支办费钱二百四十文。③
文中寥寥数语即将康熙年间王氏祭祖时的盛大场面展露无遗，祭食中油簇、山果、小菜、点心、酒、香等祭品应有尽有，并且还包括６０斤的整猪以及２０斤的整羊，这些都足以体现出当时王氏家族的显赫地位。同时，祭拜之后的宴席有２０桌之多，按照每桌１０ 人计算，整个祭拜人数应在２００ 人左右。河东村８０多岁的王氏后人王克彪至今仍能记起父辈对他提及的民国时期的祭祖情景：“民国二十七年之前，窎桥村每年都有祭祖活动，去了之后先到家庙登记，领上竹签，再统一去墓田祭祖， 祭拜过后再拿着签领上馍馍和菜吃饭。”④ 可以确信的是民国时期的王氏祭祀规模相当庞大，据窎桥村王维长回忆：“祭祖就在公茔（老北茔）那边，能来三四百人。”①１９３８ 年日本人入侵淄邑之后地方社会动荡不安，祭祀活动被迫取消并就此中断。
２００１年第１１次族谱修缮完成之际，清明时节王氏宗族于窎桥村举办了盛大的世谱授予庆典，并借此机会恢复了间断近７０年之久的祖先祭祀活动。来自淄川、张店以及桓台等地的４０ 多支王氏支脉近２００人参加了新时期的第一次家族祭祖活动。王克贵是族谱修编及祭祀活动的实际组织者与领导者，祭祖当天通过他所撰写的祭文，可以看出王氏族人的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岁月悠悠，时光流逝，沧桑巨变，时过境迁。今天，我列祖列宗的坟垅虽然已不复存在了， 但我祖的宝地尚在，英灵长存。适我族第１１次修谱之际，你的重重孙孙，再次跪倒在你们的脚下，叩首禀报：我王氏家谱的续修，是我王氏家族的重新组合，共同心愿。经合族一致努力，历时两年，几经周折，终于完成了这一大业，第１１次修谱竣工了！让我们和先族同庆、同乐！②
通过此次祭祖活动，窎桥王氏不但向外界宣布卷帙浩繁的《王氏世谱》（上下册）历时两年修编完成，而且也借机恢复了中断多年的宗族祭祀，并以此为开端将每年的祭祖活动常态化。同时，这    次合族性的祭祀及庆典活动也是新时期王氏宗族力量的一次全面展示，它充分表明作为窎桥村中  的最大族姓，王氏宗族完全有能力举全族之力完成世谱续修及祖先祭祀等活动。
由于年代久远，王氏北茔始祖坟冢早已荡然无存，自２００１年恢复清明祭祀祖先之后，连续四年皆在窎桥村北的田垄之中临时摆放供桌进行祭拜。有鉴于此，王氏族人意识到应该确立一个有关宗族的固定场域，以此作为宗族的精神归宿，而且宗族集体记忆的存续也有赖于公共空间的承托。  因此，重立始祖碑即被列入王氏宗族的议事日程。这一想法一经确立，很快就成立了以王氏核心族人王克贵为首的立碑筹备小组，成员包括其他王氏村落的代表族众近２０人。各村落中的族人代表将树立始祖碑的意义广泛告知族众，并且捐资３０元以上者即可上碑表彰，这极大刺激了一部分热衷于家族文化的族人参与其中，很快，２００６ 年清明节王氏始祖碑即在窎桥村西的公共墓地之中树立起来。新立始祖碑正面上书：“山东淄川窎桥王氏宗族，始祖王公讳贵之墓碑”，碑阴载有立碑始末：
吾始祖王公讳贵，于明洪武初年自北直隶枣强县迁居淄川县丰泉乡杨家庄，今之大窎桥庄。耕读继世、忠厚传家、繁荣昌盛、人丁兴旺，已越六百多个春秋，人口达三万余众，分布在全国诸城市和海内外。人才辈出，有尚书、资政、翰林、知府、知县、将军、骑尉、进士、贡士、举人、文学、书画等上百余人，成为淄博名门望族。现在团结奋进、勇攀高峰，在祖国大家庭中积极工作，在各人岗位上为中华民族崛起再铸辉煌。
始祖原葬于窎桥庄北门外，老茔五世而上皆葬于此，六世后支庶殷繁徙里而居，遂别建茔域。本村又建东茔、西茔和南茔，后即依其居而定。因代远年湮，原茔不复存在，今应族众要求，另卜新阡，重立始祖碑碣于此，供后人瞻扫祭奠。
始祖碑文着重凸显了窎桥王氏为人丁兴盛、人才辈出的淄邑望族，而王氏族众也把树立起来的始祖碑当作宗族凝聚一体的表现，是当下三万多王氏族众精神归宿的实物所在。正如哈布瓦赫提出的，集体记忆具有“双重性质———既是一种物质客体、物质现实，比如一尊塑像、一座纪念碑、空间中的一个地点，又是一种象征符号，或某种具有精神涵义的东西、某种附着于并被强加在这种物质现实之上的为群体共享的东西”③。在王氏族人看来，始祖碑不仅仅是集体公认的物质客体，更是宗族精神的象征符号。此后，每年的祭祖活动皆在村西的始祖碑前定期举行。
（三）文集出版
窎桥王氏拥有厚重的宗族历史与文化，自１９９８年续修家谱以及２００１年恢复宗族祭祀之后，王氏宗族精英于２００３年开始聚焦于宗族历史文献的研究及出版。明清之际窎桥王氏诗文传家，先辈著述颇丰。但是，有碍于印刷技术及成本的限制，历代著作出版数量较少，且在经历社会各阶段的战乱、动荡之后，存世古籍更是少之又少，保存状况也大都欠佳。为了拓展王氏文化的影响范围，让更多族众全面了解家族文化，宗族精英悉心组织起家族历史文献的出版及翻译工作。
一方面是对先辈古典文集的复版翻印。《王氏一家言》文集由十世阁学公王敷政肇修于乾隆癸亥年（１７４３），后光绪丁丑年（１８７７）及民国七年（１９１８）续修两次。此书原本珍藏于家庙之中，鲜有人阅览，传播范围十分有限。十八世王维屏在民国版翻印序言中提及：“自明迄清上下数百年间，我先人或玉符分狭，或金门待漏，则章奏传焉。或同僚兰契而见诸赠答，讼庭花落而发为咏歌，则书札诗词著焉，此达而上者之手泽也，又或甘老林泉而闭户著书，放游山水而携囊觅句，则传记古歌诸体又出焉，此穷而下者之手泽也，故家言一书疏启、记传、诗词、歌赋无不备。”① 《王氏一家言》所载自明宁波公王崇义始，至清梦白公王绍德止，上下跨度达３００年之久，涵盖窎桥王氏文学显贵之士２２人，汇集文稿１６本２８卷，其中只诗歌就多达２９６６首。新中国成立后此书在窎桥村几乎散佚无存，十八世王维郡所珍藏的民国石印版本②，费尽周折才经由其侄王克贵保存下来。
第１１次续谱顺利完结之际，王氏族人随即组织了《王氏一家言》的翻印、出版工作，并于２００３年完成。除此之外，１９９３年蒲泽校点版《乡园忆旧录》由齐鲁书社出版发行，２０１１ 年中国文联出版社又重新再版。作者王培荀为窎桥十五世祖，书中记述了大量有关淄川乃至山东地区的传说、建筑、物产、人物掌故、地方史实等内容，是了解古代地方社会生活真实面貌的重要史料。
另一方面是王氏宗族研究期刊《王氏文化》的刊印出版。该内部期刊读本现已整理出版８   期， 是向内构建宗族历史记忆、向外展示王氏宗族文化的重要平台。王克贵曾回忆当初刊印《王氏文化》的初衷：
《王氏文化》是我在修家谱时产生的想法。家谱在明清时盛行，也发展到了高峰，一般是比较有文化底蕴的大家族才有家谱，一般小家族是没有的，也修不起。谱书虽然文化底蕴深厚，但是多为文言文书写，农村人普遍文化程度很低，一般人根本看不懂。家谱修完以后，为了能够让族众看懂家谱，于是２００３年我就试着编了一本《王氏文化》。第一期主要是关于明清时期的官宦爵位、名臣故事等资料的汇集，当时大约耗费了三个多月的时间才出版，初衷就是想让族人能够了解家族文化。③
从第二期开始，王克贵就广泛发动各地王氏宗族精英参与到期刊文章的撰写当中，同时社会各界针对窎桥王氏的研究文章也被转载其中，期刊栏目也不断丰富。纵观《王氏文化》可以发现，其内容大致可划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有关王氏宗族历史记忆的文章，包括作为地方科举望族的诸多王氏名人故事，如《祖孙父子世济其美》《王崇义刑部主正义》《蒲松龄与“窎桥王”》等；与其他淄邑望族之间的姻亲及来往，如《高王氏造就两望族》《淄邑巾帼第一人》等；王氏文人们的诗文节选，如《登黉山谒郑康祠次韵二首》（王崇义）、《游云高洞步念冬韵》（王樛）等。第二部分是关于时下宗族组织的各类集体活动的相关文章，主要涉及家谱续修及祭祖仪式等相关细节，如《补修世谱序》《祭祖小言》等。最后一部分则是有关家族文化的一些常识性科普知识，诸如科举制度、古代官职以及百家姓的知识介绍，如《明清官署官吏名称小常识》《新“百家姓”新鲜“出炉”》等。可以说，《王氏文化》期刊是展示宗族文化的一扇窗口，正是有了它的出版，族众关于宗族的历史记忆才不   断充实起来。
从古到今，王氏族人一直都将家族文化视作遗产瑰宝，历史上窎桥王氏人才辈出，他们不但留下了众多的诗词歌赋，而且在淄博当地还流传着众多脍炙人口的有关窎桥王家的历史故事。《王氏世谱》中即有名人篇，通过王氏精英族人树立典范，激励后辈族众。《王氏一家言》更是被祭奉在家庙之中，成为族众精神文化的象征。而新时期由窎桥王氏文化整理小组创办的《王氏文化》期刊更是“在于挖掘、搜集、整理先人文化遗著，繁荣家族文化，扬先人芬芳，勉后辈上进”①。窎桥王氏通过宗族精英的力量积极运作出版了大量关于家族的著述及期刊文献，这在淄川乃至山东地区都  极为少见。这不但是宗族依靠自身力量保存宗族文献的过程，而且通过此类宗族文献的出版刊  印，王氏宗族文化不断地在村落社会中得以传播，有关宗族的历史记忆以及传说故事又重新被族   人所熟识。这实则就是记忆传承和宗族建构的过程。
（四）祠堂重建
除了上文所提到的三种宗族建构方式之外，窎桥王氏还在一直努力寻求各方力量复建宗族祠堂。大窎桥村古时有六大祠堂，分为一个合族性质的大祠堂以及五个分支小祠堂。这些祠堂主要分布在现窎桥村中部以及偏东北区域之内，其中时下大窎桥村委会以及村卫生院驻地即是窎桥王氏过往最为重要的“中宪公祠”以及王鳌永家庙的旧址。其中，中宪公祠是窎桥村最早建设起来的祠堂，为合族大祠堂。窎桥《王氏世谱》附载有《中宪祖庙记》一文，详细记载了中宪公祠建立的始末。中宪公即窎桥王氏六世祖王崇义，其于明嘉靖戊戌考中进士，官至宁波太守，盛极一时，嘉靖庚申年（１５６０）卒，理丞公王晓为父立家庙于淄邑县城，后倾圮无存。教授公复立于窎桥村中，这一时期中宪公庙还只是作为支系家庙而存在，文中明确提及“五世孙仪世分内，而他支无与也”②。明末遭受毁坏，直到康熙时期，才有九世祖雪因公再一次复建，考虑到当时各世祖先庙宇皆已倾圮， 遂迁众神主同入中宪公祠，各支子孙一同祭拜。至此，中宪公祠即成为合族性的大祠堂。２０１２ 年新修《王氏世谱》中记载：“中宪公家庙，占地官岔二亩二分。上有北瓦房五间，东西厢房各三间，另有各房舍若干。南北前后两院，中间复辟门一个。东南方靠大街朝南瓦仪门一座。一九三八年农历七月七日，被日本人一把火烧毁，历代皇帝颁封的圣旨，《王氏世谱》《王氏一家言》版本稿件等大量珍贵文物，也在大火中化为灰烬。”③如今，村内８０多岁的王姓老人大都对中宪公家庙记忆犹新，其占地两亩有余且为两进院的大型家庙———这在淄邑东北乡极为少见，历史上也只有窎桥王氏家族才有此能力设置体量这么大的家庙。中宪公祠大厅之上悬挂有“敦睦堂”的巨型牌匾，寓意“敦亲睦祖”，而后世也将“敦睦堂”三个字视作王氏家族的象征。
中宪公祠对过一路之隔即是窎桥十世祖司农公王鳌永的家庙，是主要供奉王崇义之子王眖一支的支系家庙。窎桥八世祖王鳌永死于清初招抚山东的叛乱当中，顺治帝感念其功，特赐谕葬，并且窎桥村也设立有祭拜他的家庙。该家庙应于清代咸丰年间建立，窎桥《王氏世谱》“续置中宪公庙地基数目价契”篇中记载王氏宗族于咸丰七年购得培恺宅基一座，其四至所载：“北至大街中心为界，西至道中心伙合巷，南至西截崔继孔墙北落板地东截墙南落板地为界。”纵观王氏家族历史上的六大家庙，只有司农公王鳌永家庙位于村落中心街以南。其文中还言及“思辉兄又自龙口迁赠通议公、司农公之主”。由此可知，司农公家庙应立于清代咸丰年间。
窎桥村东北区域以内分布有四座分支家庙祠堂，其中人们对于王培荀官宅东面的东家庙记忆尤为深刻。东家庙为宁波公王崇义季子王暏后人的家庙，约建于明朝末年。家庙大门朝南，据王克贵记述：“院内中央有北大厅三间，飞檐廊柱，峻拔矗立。庙内朱色几案，罗列其间，供奉着列祖列宗的神位，寒食十月一时，在北王林上完坟后，再到家庙祭拜，然后在家庙会餐。另外，庙内尚有    南屋、东屋若干间，供用餐和存放家具用”，“庙前有古松两株，为三百八十余年之物。树身一楼多    粗，树干十米开外，枝繁叶茂，直入云霄，遮天蔽日，致使庙内难见天日，阴森可怖”。① 除此之外，庙内原有太湖石一块。海州人感念王载扬在任时的德治与清廉，遂将海州看花石赠予海州公并运至  窎桥，后保存于东家庙之中。
其实早在１９９９年《王氏世谱》第１１次续谱之初，王氏后人就在积极寻求祠堂重建，其实他们最早想复建的场域空间正是祠堂，而非后来的始祖碑。作为明清时期淄邑的世家大族，王氏在窎桥建有多处祠堂，至迟在“文革”前，村中仍旧保留有部分祠堂。第１１次编修完成的《王氏世谱》中收录有通过后人回忆及参考史料绘就的窎桥家庙示意图，透过此图可见，古时王氏祠堂主要分布于村落的中部及东北区域内，合族最重要的主祠堂———中宪公家庙，即位于村落中心位置。②直到 ２０１６年，王氏族人看到了通过政府力量重建家族祠堂的可能。当时窎桥村开始着手申报传统古村落，村委会计划对村落历史古建进行修复与重建，前期规划书中明确言及：“王氏主祠堂及五支分祠堂位置可考，保护规划计划恢复其中一座，满足王氏宗族文化需求。”③ 而对于窎桥村集体及王氏宗族而言，恢复王氏家族祠堂可谓“互利共赢”，一方面村集体借助王氏宗族深厚的历史文化以及   祠堂建筑可以顺利实现传统古村落的申报工作，另一方面王氏族众也可以借此机会重新恢复作为  合族精神象征的祠堂建筑。
由于王氏宗族祠堂的复建是占用村集体的土地资源，这一规划后来招致村落其他姓氏的不满，大窎桥村委会不得不在２０１８年春天召开了由４０多人组成的村落代表大会，投票表决王氏祠堂的复建计划。在前期积极宣传动员之下，决议最终得以顺利通过。村委决定无偿提供土地以及设  计方案支持王氏祠堂复建，但整个工程的所有费用开销则需王氏宗族承担。基于此种状况，窎桥王氏于２０１８年元旦在村委会召开了由周边各王氏后人村落代表参加的２０ 多人的动员会议，会前起草了王氏祠堂复修倡议书，积极号召各地族众捐资助款支持家族祠堂建设，至２０１８ 年１０ 月，王氏祠堂设计方案及选址初步确定。
由此可见，近２０年来通过家谱续修、祖先祭祀、文集出版以及祠堂修复等活动，在村落政治舞台逐渐边缘化的王氏宗族却一步步重新确立起其在村落社会当中的文化优势地位。毋庸置疑，这一过程离不开宗族精英因应国家之礼的积极运作，进而试图重新树立起窎桥王氏宗族的往昔“正统”地位。
三、礼俗互动：当代宗族再造的时机、基础与过程
明清以来，窎桥王氏宗族凭借科举仕官建立起的显赫家族地位，不断地将国家礼制引入到宗族传统之中，逐步发展成为享誉一方的世家大族。近现代社会以来，国家政权对以宗族为代表的民间自治组织进行了持续的遏制与改造实践，公开意义上的宗族活动曾一度在乡村社会销声匿迹。但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期以来，窎桥王氏宗族积极贴近国家政策，逐渐将地方宗族往昔的各类传统仪式活动恢复起来，并借此努力建构窎桥王氏的“正统”地位，而宗族精英在这一礼俗互动的过   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宗族的国家礼仪传统
窎桥王氏明清两朝前后有一百四十余人获得科举功名，其中不乏进士及第、位高权重之人。作为淄邑明清时期名噪一时的科举望族，窎桥王氏宗族与县一级的地方政权始终保持较为紧密的联结关系，这在历次《淄川县志》的编纂过程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如窎桥王氏六世祖王君赏曾为明嘉靖二十九年《淄川县志》作序文，清康熙《淄川县志》载有窎桥九世祖王敏入创作的《般阳二十四景》绘画，他本人的传记也被收录其中。除此之外，历世编修的《淄川县志》当中都记载有大量关于王氏族人的功名、传记及孝子、孝妇故事。在此过程中，窎桥王氏凭借其历世积累的优越宗族地位轻而易举地将国家之礼引入到地方生活实践当中，并以此凝结成为宗族的历史传统。
大窎桥村最早记载的王氏家庙即为理丞公王晓于嘉靖年间为其父王崇义所立的中宪公祠，而明中叶正是中央政权将祭祀礼仪自上而下地推行到乡村社会的兴盛时期。正如科大卫所言：“到明代嘉靖间，高层官员在理学的影响下，确立了家庙祭祀的地位，使之与宗族土地控制结合起来。随着家庙成为乡村组织的中心，祖先祭祀成了正统化的礼仪，地方社会完成了国家整合的转变。”①除此之外，窎桥乾隆年间编纂完成的宗族著作《王氏一家言》为历代王氏科举名人的诗文汇编之作，其与家谱一起长期珍藏于合族性的中宪公家庙当中。而汇编此书的目的不仅是为了便于后人阅读，更重要的是此书作为族人的祭拜对象，与家谱一同摆于神位之上，借以展现宗族的礼法制度。对于王氏宗族而言，该书如同儒家经典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一般重要。特别是书中收录的王敏入《肃仪说》一文，更是将地方宗族借鉴国家祭祀礼法的规范展露无遗：
族众而多老老幼幼，未必悉娴礼仪，当祭拜之日，拈香奠酒须有次第，跪拜起伏应合仪节。或大拜而连叩，或当揖而遂跪，或前伏而后起，或左仓皇而右从容，参差不齐状有千态。虽尊卑咸列，忠厚当存，肃于仪而不当笑，实不庄不雅、鄙野难堪而有可笑之端也，在天之灵能不恫于心乎？则威仪何可忽也！又思肃仪叙位诸式，伏望当祭之日，远近早集，举吾宗素善周旋者一两人为之赞仪。吾宗与祭者不过六世，逐世举一人为之叙位。是日至者，各照本支坐向定位，凡属本支，卑幼俱当向本支尊长问候起居福履。如别支有当叙阔慰问者，谓之交忝。忝已，仍各归本位。人俱到齐，稍坐定，各支之长遂指点某支某支亲疏远近，交相认识，因而计算各支到人数几位，缀于席号座次，下发于管席晏者讫。于是赞仪者宣曰：“请皆起照序位式，逐世按岁叙立。”立定，每世叙位者指示引请转就拜位，拜位既定，赞仪者朗声宣曰：“位定行拜祭礼。”各照拜数、献数遵行。祭毕，即此长幼不紊，序行燕所，杯酒款洽，则礼毕矣。宗仪旧废，新仪乍举，得无有訾，其烦琐而生厌苦者乎？ 凡事难于谋，始乐于有成，行之既久，渐近自然， 化野而雅，萃涣而聚，何繁苦之有！②
上文着重强调了宗族祭拜之时的尊卑礼仪，开篇即明确言及祭祀时要“肃于仪”。即是说祭祖的过程应该充满崇敬之心，端庄肃穆，不该缺失仪表之姿。同时整个祭祖过程需要选定一到两位   善于运筹帷幄的赞仪之人，由其负责声宣以及掌控整个祭拜之礼。此外，窎桥王氏宗族对族人参加祭祖活动有相当严格的要求，每一世代都有叙位负责人，且每人的席号做次也相当明确，并且族人无故不准缺席祭拜之礼。这一宗族祭祀过程的礼仪规范，鲜明地体现出曾经高高在上的国家祭祀之礼通过礼俗互动的方式得以在地方社会生活当中推行及实践。
（二）宗族精英的地方运作
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以来，窎桥王氏陆续恢复的一系列合族性宗族活动，实际上是由极少数宗族精英负责组织与策划的。张士闪曾在研究东距窎桥村２公里的洼子村张氏宗族时，对当下编修    家谱的一类宗族精英详细加以论述：“这类乡土精英主要由卸任官员、退休教师和有见识的村民所组成。”①而窎桥王氏家谱续修的核心成员王克贵、王珍、王淼、王佳芝等人，除了王淼之外，皆从事过教师职业，而现已近７０岁的王淼则是高中毕业，文化学识同样较高。在此需要着重关注的是窎桥十九世王克贵，生于１９３５年的他虽然不是窎桥王氏辈分最高者，也不是族中年龄最长者，但是他在当地从事小学教育工作近３０年，深谙村落及宗族文化，窎桥王氏家族文化正是在他的积极推动研究之下，才被众多的族人及学者所熟知，有藉于此他也在王氏族群当中获得了如同族长一般的  极高威望。
作为宗族的实际领导者，王氏宗族精英们深谙“古礼”，并善于在修谱等宗族活动过程中贴合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在顺应上层政治决策的背景之下，极力恢复宗族往昔的“正统”地位。首先，窎桥王氏族人其实在心理上一直存在着本族“正统”的自居心态。作为明清时期的淄邑大族，王氏宗族的显赫集体记忆被世代传衍下来。提及家族的过往历史，村中年纪稍长的王氏族人皆可侃侃而谈。如生于１９３０年代的王世训曾生动讲述：“王家以前是大户人家啊！当时有‘引龙侯’王小官，他是明末清初的大官。王家以前古迹也不少，东墓田那个地方有石人、石马，四个石人就跟电线杆子那么高，那个大马腿，你打远处看不怎么样，你到跟前站在马下面用手去够马肚皮，那还差着一块呢！那个马下面的座子石头也很厚，上面还有马鞍子。整个石马都是一块石头刻成的，耗了很大的力。”②再如王淼言及：“以前咱们王家有很多书，那可真是书香门第啊！ 后来也有卖了的，也有被烧掉的，都太可惜了！”③在笔者的数次访谈中，王氏族人口中提及最多的即是“王小官”“引龙侯” “扎窎桥”“东王林”“石人”“石马”“龟驼碑”“中宪公家庙”“王培荀”等关于宗族显赫历史的各个方面，虽然他们有时根本分不清“王小官”具体指谁，“龟驼碑”为谁而立，但却无不于话语之间体现出一种宗族显赫历史的自豪感。这是村落其他姓氏族人所无法比拟的。
其次，“正统”则意味着大窎桥是王氏宗族的地缘中心，并居于绝对的主体地位，这就类似于都城之于国家，府治、县治之于一府一县一样，它们皆为某一区域之内的中心，并且居住有统辖治理该区域的核心成员。而历世王氏家谱的续修也皆可凸显窎桥王氏的中心地位，清初至民国窎桥王氏世谱编修多达十次，每次无不是窎桥村王氏族人率先发起组织，且皆为跨区域的联宗续谱活动。康熙二十一年（１６８２）王氏世谱首次编修谱序中载有：“东平杰祖一支，则即其世系之可知者，别成一图附载谱末以志。”④ 可见，当时窎桥王氏已与泰安东平县支系族人取得联系。康熙三十五年（１６９６）第二次续谱言及：“遍索宗支，参定世系，昈分而缕析焉。”⑤ 雍正十一年（１７３４）第三次续修谱序中详细提及跨区域间的联宗过程，尤具代表性：
岁壬子（１７３２），余馆于家，七兄之次子复旦，与其从弟甸侯，过余荒斋，言次偶及谱事。复旦泫然流涕曰：“吾父夙志也，侄不敢忘，顾为之，今非其时乎，吾祭田赢馀，前会算已存四十馀金，比年来，约又有数十金可成此事，无难也。叔能任之而与吾族老成共图之，侄敢不竭力以从。”但吾族人散处四方者，近或在邻，封远且在数百里外，非明达识事而克任其劳者，则征名之举终恐无济也。余乃谋之亦凛、迈正两弟，得侄孙广谱、锡镇使征名于远近。自东平、肥城、   泰安州，洎沂水、益都、新城、章邱及泺口镇，为途千有馀里，为日十有馀旬，两孙涉寒冬、冒风雪，前除夕五六日然后得归，此可谓公而忘私矣！ 既得所征名，遂与迈正弟，次第其先后续入旧谱，溯源穷本，别支分流，黜冒姓，更重名，写录成帙，较阅无讹，谨以付剞劂。①
由上可见，雍正年间的窎桥王氏联宗续谱活动已经波及至东平、肥城、沂水、青州、桓台、章丘    等地，前后历时近半月。即便是在异常艰难的条件下，王氏宗族精英广谱、锡镇仍然坚持跨越千里  之遥联宗征名，这一过程不但能够于地方社会充分展现窎桥王氏的宗族实力，而且也是他们借此   获得家族优越感的一种方式。除此之外，窎桥王氏自康熙年间开始，就一直保留有在村北老茔举  行的春秋两次祖先祭祀活动，同样是为跨地域的大型联宗活动。
最后，正是基于上述行为，以王克贵为首的窎桥王氏精英们在近二十年的宗族建构过程中积极恢复宗族往昔的“正统”地位。例如从１９９８年至２０１２年的短短十几年间，窎桥王氏宗族精英发起了多达五次的跨区域家谱编修工作，特别是第１２次《王氏世谱》编修过程中的联宗村落数量多达近百个。同时，从２００１年开始，窎桥王氏宗族一直保持着每清明节或十月一祭祖的仪式活动，各地族人纷纷齐聚于窎桥村，或是在村北老茔前，或是在村西始祖碑前，通过合族性的祭祀活动，重新    建构宗族的集体记忆。每次祭祀活动更像是“王氏宗族的精英代表大会”，普通族众的参与程度较为有限。如２００６年由于树立王氏始祖碑的缘故清明祭祖规模较大，根据当天王克贵亲身经历所撰写的《感天动地》一文大致可见仪式的整个流程：
“２００６年４月１日窎桥王氏后裔重立始祖碑暨丙戌寒食祭祖庆典”纪实
１．上午十点，王克信宣布祭典开始，活动由王淼负责主持。
２．始祖碑揭幕，鞭炮齐鸣。
３．双沟村王维埠，大屯村王维礼，东巴王村王维祯，大窎桥村王骥，小窎桥村王维道等，从   北老茔请始祖神灵归位。
４．井同村王克荣将始祖神灵牌位安放碑前。
５．王勇、王世恒敬献花篮。
６．活动总指挥王克贵宣读祭文。
７．受邀学者以及族众代表分别发言。
８．焚烧纸钱，燃放鞭炮，祭典结束。
参加人员名单：淄川谱牒学会会长孙发全；淄博金太阳陶瓷有限公司总经理王维礼；蒙阴   县第二人民医院院长王克馥；蒙阴县南竺院党支部书记王世良；淄川地税局王克胜；淄川区原   文联主席王世喜；市地方史志办资料科科长王世伟，张店区付家镇医院院长王克利，原洪山矿校校长王世琛，沂源三中教导主任王宝庆，莱芜日报社财务科长王化伟等２９个单位，二百余人参加。②
由上文可见，庆典开场部分的人员分工极为明确，且与国家层面的代表大会流程极为相似。同时，除了仪式性的活动之外，其中很大一部分即是参与者的致辞环节，特别是王克贵类似于做政府工作报告一般慷慨激昂的宣读祭文，言语之中尽显窎桥王氏昔日之辉煌，各地支系精英代表也是纷纷上台发言，缅怀先贤，认祖归宗。其中需要着重说明的是参与祭祖的人员当中还包括淄川区谱牒学会的孙发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正是在他的建议和影响下，王克贵才着手组织续修家谱，因此虽然他并非王氏族人，但与王氏宗族一直保持着较为紧密的联系。事实上，他在此次祭祀活动中是为官方层面的代表，正如他在发言中说到的：“今天，窎桥王氏重立始祖王贵墓碑，揭碑仪式隆重举行。我代表淄川谱牒学会，表示热烈祝贺！…… 今天为始祖王贵立碑颂德，寄托哀思，表达心愿，是应该的，是很有意义的。以此，凝聚族心，团结奋进，弘扬祖德，发扬优良家风，发扬王氏文化，为建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构和谐社会贡献力量。”①而地方谱牒学会会长的出席恰好凸显出窎桥王氏宗族的当下影响力。另外，２０１２ 年《王氏世谱》收录王氏精英拟定的新时期王氏家训，其中言及：“书香门第，翰墨溢庭。耕读继世，宿儒家风。文思安邦，武志疆平。秉政廉洁，寒玉洁松。奉公守法，身直影正。”其中也无不体现出王氏宗族对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遵循与靠拢。
其实，作为淄川罗村镇大窎桥村王氏族众中最有威望的族人，王克贵本人一直都在试图恢复家族的“正统”地位。正如他在自著诗文集中将《何为窎桥王》置于首篇，用意十分明晰，即将窎桥王氏稳固于淄邑这一片热土之上。在文中，他从五个方面对此做了说明：其一，始祖王贵迁居至此，居于斯，葬于斯，窎桥王氏由此传衍生息；其二，淄西科举望族窎桥王氏已经深深扎根于这一片土地之上，明清之际，王氏考中进士者７人，举人１８人，前后一百四十多人考取功名，甚至当时流传着“一县科甲，半出王门”的盛名；其三，大窎桥即是王氏的大本营之所在，虽然时光荏苒，古城墙、    四王林、祠堂家庙、碑刻牌坊都已无处可寻，但是大窎桥王氏的脉系以及诸多历史传说、民居古建还是保存了下来，并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光辉；其四，村名窎桥，虽原为杨家庄，但是经由王氏族众的历世发展，村名早已变更，并且是淄邑地区有名的大型村落；其五，约定成俗，窎桥王发展至今已逾六百年，经过历世族众以及当下族人的努力，人们已经充分认可窎桥王氏在地方社会的家族地位及历史发展。有籍于此，窎桥王氏已经发展成为当下淄川最为活跃的地方宗族之一，而这一过程中自始至终都离不开王氏宗族精英贴近国家话语形式以及借助宗族历史传统的组织与运作。
四、结    语
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中国地方社会在国家政治引导以及文化热潮的影响下，兴起了一系列的宗族建构活动。其中，居于鲁中淄川地区的窎桥王氏借助其以往深厚的宗族历史传统表现得尤为显著：首先，顺应国家政策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顺利完成了合族性质的家谱续修，且在此后十余年间进行了多次增补续修；其次，清明祭祖在新时期被重新恢复起来且逐渐发展成为常态化的合   族性仪式活动；再者，家族文献被整理出版，以此作为家族过往历史的见证；最后，与村政集体展开  积极协商与运作，重新复建祠堂。上述宗族建构的过程，无不体现着地方与国家之间礼俗互动的话语形式。
中国传统社会是为国家之礼与民间之俗互动而生的礼俗社会。特别是宋代以来，地方宗族处于国家政治与乡村生活上下互动的关键结点，并以此凝聚着诸如家谱续修、祖先祭祀、祠堂修建等方面的礼仪传统。民国以降，地方宗族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家谱断修、祭祀中止、祠堂倾圮，这一系列现象的出现除了受到战乱、灾害的影响之外，还有来自上层国家之礼的变动所致。伴随着当代中国地方文化热潮的不断兴起，“民间和知识界的能动性获得较大的发挥空间，国家在‘礼俗互动’的价值取向上，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需求和加强社会建设的诉求逐渐凸显”②。进而，新的国家之礼在新的礼俗互动框架之中，促使民间之俗又开始兴盛起来，这主要表现在地方村  民自治、民间宗教复兴等方面。而新时期的窎桥王氏宗族精英则通过家谱续修、祖先祭祀、文集出版、祠堂修复等一系列的活动因礼成俗，以俗应礼，不断恢复起窎桥王氏的“正统”地位，充分显示出国家历史进程中地方宗族主动贴近主流意识形态、寻求自身发展的诸多实践行为。而针对这一地方宗族个案的深入研究，将有助于从礼俗互动的视角发掘乡村宗族的文化意蕴与运作机制，促进民众自发行动与政府合理施政之间的融合，助推当代乡村振兴战略。

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