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淑娉

1997年春又有机会到西双版纳和德宏自治州，此行虽是参观访问，走马看花，但也看到了改革开放之后傣族地区的新景象，曼景兰和橄榄坝的变化，傣族佛教文化的保存发展，特别是见到了过去做田野调查时结识的老同志和合作伙伴，畅谈感受，为少数民族地区不断前进感到无比欢欣。



我通过对上文已经提到和下文将要提到的若干少数民族进行的实地调查，根据实际情况，思考有关区分民族的标志的问题。1980年代民族学界再次集中讨论有关民族的概念，我曾撰文表达了自己的看法（19），其后也曾在其他文中再次申述自己的观点，“构成民族的主要的特征：一是共同语言；二是共同文化特点，共同文化是构成民族的最主要的特征，语言就广义而言也包括在文化之中；三是民族自我意识，而民族自我意识的形成基于共同的文化特点，是具有共同语言和共同文化特点使同一族群的人感到彼此是自己人，意识到或被意识到与周围的群体不同”（20）。我们在民族识别调查研究中，十分重视民族意识，包括被识别的族体的自我意识及其周围的族体的民族意识，了解被识别的族体怎样看别人，别人又如何看他们，人们通过什么来区分彼此之间的异同。民族意识是族群边界的一种重要表现，意识到“我们”不同于“他们”。对于民族名称问题，采取“名从主人”的原则，征求群众和上层人物的意见，也是民族意识的体现。



民族、族群、族体（50年代初简称未确定民族成份的单位为族体）是客观存在，是族的性质的人群；族的文化以族群为载体，都不是抽象之物。民族的共同文化特点是世代传承下来的，人们以此认同本群体并与他群相区别。一族群与另一族群之间、尤其是相邻族群之间，由于流动分合或长期互相接触等原因，有些文化特质有相同相异之处，是普遍存在的现象。不同民族、不同文化间的互动和交融在民族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始终存在，随着现代化的进程而更加显著。但一个民族历史上流传的文化特点始终存在，成为这一民族的标志。我们在云南文山、蒙自地区进行民族识别调查，研究结果认为侬、沙、土、天保、黑衣、隆安、土佬等属壮族，普、阿杂、普拉、普哇、母资、土拉巴等属彝族，相邻的两个系统各有自己的民族文化特点，不相混淆，其内容与上文所述的壮族和彝族的特点相符合，但在杂居的地方，两族相互影响，如自称为“土佬”的壮族也过彝族的火把节，而自称“普”的彝族也有壮族的全寨性祭龙、改火葬为土葬。（21）

3、认识民族文化的交融



如果前面所举的“土佬”和“普”的例子只说明局部，我们还可以把视野放宽。我国不同民族之间、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交融从古至今都是普遍存在的，交融可以产生在少数民族之间，或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少数民族及其文化也被汉族所吸收，但更普遍的是汉文化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



对畲族的调查使我深有体会。对畲民的民族识别调查是要解决他们是少数民族还是汉族一部分的问题。1953年3月至6月，我与施联朱（组长）、陈凤贤（施、陈均为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参加福建、浙江畲民调查组，在闽西过去畲族的聚居地寻找畲族的踪迹，但在长汀、上杭、龙岩等地都找不到畲族村落。我们重点调查了闽南漳平县山羊隔、闽北罗源县八井乡和浙江景宁县东同村等畲族村。闽、浙畲民都传说祖居地在凤凰山。1955年3月至6月，我跟随杨成志先生到广东，与中央统战部及当地同志一起在罗浮山区、莲花山区和凤凰山区，调查了博罗、增城、海丰、惠阳、潮安、饶平、丰顺7个县12个畲族村。海丰、惠阳、博罗、增城自称为“贺爹”的语言属苗瑶语族，占畲族人口不到1%，粤东凤凰山区及闽、浙、赣、皖畲族占总人口99%以上，使用各地一致的语言，近似汉语客家方言，小部分词语受各该地区汉语方言的影响。畲族先民于隋唐时期就聚居在粤东，后来在闽、赣、粤交界地区，与客家人共同居住，很可能在宋、元时期接受了从中原南来的客家先民的语言，以后向闽、浙等地迁徙。他们受汉文化影响比较深，在各个方面表现了畲、汉文化的交融。各地畲村建有祠堂，仿照汉族祠堂建筑，祠堂内不供祖先牌位，只供香炉，二月、八月在祠堂祭祖时张挂绘有祖先盘瓠的祖图。有讳名排行和法名，受道教影响。有些地区保留独特衣饰，大多数地区与汉人同。畲族在发展过程中，一方面受汉文化特别是客家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顽强地保留自己的一些文化特点，以盘瓠文化为核心，始祖盘瓠传说、祖图、龙犬图腾、祖杖、高皇歌、妇女头饰、禁吃狗肉习俗等，在维系畲族民族意识上起着重要的作用。1995年初我重访40年前调查过的潮安山犁村，看到这里经济、文化发展了，建起一座畲族小学，人民生活大大改善，但本民族传统文化也进一步淡化。（22）



对两个地方瑶族的调查形成鲜明对比，但同样看到受汉文化的影响。1988年夏季，我与龚佩华教授赴广西贺县沙田乡瑶族马窝村调查。村子建于山腰上，全村41户，261人。这里的瑶族属土瑶，解放前备受歧视，在深山中生存，躲避汉人，保护自己。即使到了80年代末，仍然很少与外面联系，实行土瑶集团内部通婚。他们顽强地保留自己的传统文化，特异的装束和习俗，信仰盘瓠，崇拜自然物。尽管如此，仍然受到道教和佛教的影响。1989年秋季，我随人类学系86级本科生在粤西阳春县实习调查。阳春有瑶山108座，实习地点永宁铁垌麦姓瑶族属排瑶，1989年2月才获得政府批准承认为瑶族。他们约在400年前迁到此地，长期与汉人杂居，互相通婚，讲当地客家方言，只有少数老人会讲一些排瑶话，服饰一如汉人。比较特殊的是信盘古王，信猎神，30年代有挨歌堂习俗。宗教活动明显地受周围汉族的影响，崇拜祖先，佛道合一，道教为主。


在偏僻的少数民族聚居山区，同样可以看到不同民族文化的交融。1991年夏季，我和龚佩华为研究“黔东南多民族杂居区的文化变迁”课题，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做田野调查。重点调查雷山县西江和凯里市郊的金井两个苗寨，进行比较研究。雷公山区号称千家苗寨的西江寨，地处偏僻，一直保留浓厚的传统文化。人们说苗语，大多不通汉语。妇女盛装时头戴银角，仅头饰就有几斤重，衣裙上都有精工刺绣。适应山坡地势居住吊脚楼。烹制的酸汤鱼味道鲜美。喜欢以酒待客，贵宾来访，用牛角盛酒迎于寨外，一路敬酒，称为十二道拦路酒。仍盛行谈情择偶的“游方”并采取“抢婚”的结婚方式，婚后行“坐家”俗。我们在西江过“吃新节”，晚上听到在“游方”的青年男女在山坡上对歌。这里还保留古老的“鼓社”组织，每13年举行一次“鼓社节”（旧称吃牯脏）。1978年公路修通，改革开放进一步引入外来文化，人们从物质生活到思想意识都发生了变化。自治州首府凯里市郊的金井寨，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较快，商品经济意识大大加强，年轻人都会汉语，西江苗族还保存的民族文化特点在金井许多已经消失。由于不同的环境条件，金井接受外来文化快一些，西江慢一些，一般都采取新旧文化结合的方式。



从雷山县转赴榕江县，在侗族聚居的车江坝寨头村调查。坝区的侗族比深山的侗族接受更多的汉文化，各村有土地庙，不少的房子仿照汉人房屋式样。我们的房东姓石，堂屋供石氏祖先神位，上书“左昭”“右穆”。我们看到一所侗族新居，仿照汉式，厨房设汉式炉灶，但在旁边另建一个二尺高的平台，上设三脚架火塘，女主人在火塘边干着她的活。距寨头村两公里处为六百塘，337户，1168人，以侗族为主的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97.6%。中间有一条汉人街，53户，107人，占2.4%，其中汉人40多户，少数为苗、侗、壮等族，另有几户汉人在侗族村中落户。六百塘周围没有汉人聚居，这少数汉人被包围在侗族的汪洋大海之中。街上汉人有不同姓氏，先后来到此地，比如周姓是清朝雍正年间来的。解放前只有少数人种田，大多数人做小买卖，一条窄小街道两旁的房屋既是住房也是店铺，买卖米、烟、酒、杂货等。由于路远交通不便，群众不到榕江县城赶集，愿意到这里来买东西，这里成为方圆20多里少数民族农民购物的一个中心。至今还看到，大多数人家门前都开窗子，伸出一个小平台做小买卖用。改革开放之后，除了几户开小店之外，大多从事农业，讲究科学种田，有几户由此发家。1991年办农技校，吸收周围少数民族青年学习；新盖了一幢几层楼的小学校舍，各民族儿童都可以来上学。这些被包围在侗族聚居区之中的汉人也和侗族通婚，学习侗族习俗，但始终没有被侗化，而且成为先进文化科学的传播者。这主要是社会、经济发展上的原因，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交融过程中，先进文化总是处于优势。



三、回归“本文化”，拓展新视野

西方人类学者近20年来提倡人类学本土化，从异文化研究回归到本土社会和本文化的研究，吸收异文化的研究成果，对西方本土文化的观念加以反思，研究本文化。

如前文所述，中国人类学者也是从研究异文化开始的，但从异文化到本文化的经验不同于西方。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我国学者的人类学研究就包括少数民族和汉族在内，马林诺夫斯基在1938年曾预言费孝通的《江村经济》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里程碑”，因为它使人类学从对“未开化状态的研究”进入对“较先进文化”的研究，从“异文化”研究走向“本文化”研究。（23）



我国几十个少数民族和汉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为中华民族的整体，各民族之间，尤其是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研究少数民族不研究汉族，许多问题就弄不清楚，反之也是如此。对少数民族的调查研究使我深感汉族人类学研究的重要性。1987年调到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这里地处改革开放前沿，有必要也有条件重点研究人类学理论和方法，研究广东的汉族，并联系现实问题进行应用研究。20世纪最后十年，当我从研究异文化转到研究本文化时，发觉先前对少数民族的田野调查和研究为我的汉民族研究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学习了如何认识一个民族的文化特色，积累了资料和经验，对人类学理论有进一步的体会。深感必须学习理论应用于实践，在实践中加深对理论的认识。要保持开放的心态，不断学习新的知识，进行反思，才能有所前进。我和龚佩华合作撰写的《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24），反映了我们关于研究人类学必须重视学习理论、更要联系实际进行田野调查的认识。



近十年来我主持完成的两个课题，一是广东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二是广东世仆制研究，都是以研究汉族为主的。参加前一课题研究的以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部分师生为主，还包括兄弟校系及其他专业的师生和外国学者共30余人，在广东17个县市进行了实地调查。运用人类学四领域的理论方法，对广东汉族的广府、潮汕和客家三民系进行综合研究，研究广府人、潮汕人、和客家人的体质形态、文化特色及其历史发展和现实变化；探讨改革开放20年来广东经济迅速崛起过程中，历史上传承下来的固有文化因素、人文精神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25）。后一课题是与龚佩华合作研究的广东世仆制，过去没有人对此做过系统研究。我们从1993年至2001年间在台山、开平、东莞、南海等地做过多次田野调查，写成了《广东世仆制研究》。书中回顾了前人的有关研究，包括西方人类学者在香港新界和珠江三角洲的田野调查，叙述了广东世仆制的由来，指出世仆制与宗法家族制的关系，结合田野调查与历史文献资料，研究分析世仆制的性质，说明世仆不同于奴隶、家庭奴隶、农奴和佃仆，世仆是世代承袭的宗族家族奴仆。（26）
从研究异文化转到研究本文化，也取得一些心得：

第一，现在广东汉族的三个民系及其文化是北方汉人在不同时期迁到广东的不同地区、适应不同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而形成的，三个民系主要以语言、文化相区别，人们以共同的方言、文化特点和群体意识认同为同一群体。对三个民系的族群意识、心理状态进行了调查研究。前述根据少数民族的识别研究提出的观点，即区分民族主要以共同语言、共同文化特征和民族自我意识为依据，也适用于区分同一民族的不同地方群体。



研究异文化，研究者感觉比较敏锐，易于认识研究对象的文化特色，包括有形的、可以直接观察得到的事物，或无形的、抽象的事象。汉族研究者研究本土文化，缺乏接触异文化的新鲜感，眼前的事物司空见惯，一切习以为常，甚至认为汉族没什么民族特点，因而缺乏研究兴趣和热情。这样往往使研究者裹足不前，延误时机，我有这方面的教训。也许先从异文化着手是一条好途径，再从边疆看本土，有遥远的目光，新颖的视角，多种文化类型的比较，加上知 识和经验的积累，发现过去习以为常的见闻蕴含着特有的内涵，方知自己过去认识的肤浅。博大精深的汉文化，有待人类学者去认识。



第二，族的群体的文化特征是人类群体最显著、最本质的特征，族文化最显出文化的特色以及不同文化的区别。一个人群在一起共同生活，产生了作为交际工具的语言，形成了群体的生活方式，创造了自己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形成和发展了群体的各种组织和制度，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把群体成员聚集在一起。所有各文化特点的交织成为该群体区别于其他群体的标志。随着群体成员一代一代地繁衍，文化也一代又一代地传承。族文化对该群体的各个方面有着深刻的影响。族的群体及其文化虽在历史过程中不断发展变动，但其主要内容没有根本变化，除非该群体被同化或消失。各民族文化之间产生交融的现象，正足以说明各个民族的文化有自己的一致性，由于双方接触，不同的文化特点相互影响以至融合。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文化多元化的世界，这种多元化的文化就是族的文化，研究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增进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是人类学者承担的任务。



第三，我国几十个少数民族和汉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为中华民族的整体，各民族间尤其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他们在历史上共命运，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不可分离，在学术研究上如果只研究少数民族不研究汉族，或者只研究汉族不研究少数民族，许多问题难以解决。



第四，在研究方法上，我国人类学者、民族学者将田野调查与历史研究的方法相结合，是对世界人类学的重要贡献。

汉族人口多，分布广，不同地区有自己的特色。汉文史料浩如烟海，汉族的人类学研究如果只局限于田野调查，不进行历史的研究，往往将社会现象的现状与历史发展割裂开来，因而不知其所以然，不能了解事物的本质；反之，如果只靠史料而不进行田野调查，就不了解事物的发展，难以称之为人类学的研究。人类学者们提出，研究例如汉族这样的复杂社会，仅仅采取原有的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远远不够，必须与历史研究的方法相结合，这是完全正确的。就连西方人类学者莫里斯.弗里德曼在研究中国东南地区的宗族制度时，也感到不了解中国历史就不能理解中国的宗族组织。其实，我国人类学者研究少数民族时也十分重视历史研究方法，民族识别就注意研究被识别单位的历史来源，有些学者认为族源应是区分民族的条件，有的认为族源虽不一定成为区分民族的特征，但应参酌族源，从而有助于进一步了解其文化特征。尽管许多民族没有文字，但有关史料可能在汉文文献中有记载，这是决不能忽视的。



我们在研究广东世仆制时也十分体会运用人类学田野调查与历史研究相结合的方法的必要性。广东的世仆制存在至1949年。有关世仆的情况不记入正史，极少出现在主人宗族的族谱中，过去不容许世仆修族谱，地方志上的零星记载成为研究的宝贵史料。史学家在研究广东的有关历史问题时涉及到世仆；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人类学者在香港新界地区调查研究几个大宗族时也涉及到世仆问题。如果仅靠史料，只能知道某一个历史时期有过世仆，但不知其去向，更不了解其现状。如果仅靠田野调查，虽然可以知道某个地区还有世仆制的残留，但不了解它的发展变化。研究广东世仆制，田野调查必不可无。通过调查抢救了丧失殆尽的民间活资料，目睹到遗留至20世纪末的世仆制的最后痕迹。我们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追溯广东世仆制的文化根源，它与我国古代的奴隶制、封建社会的蓄奴制、岭南地区严重的奴隶制残余的联系，探讨珠江三角洲地区长期保留世仆制的原因。一般学者将宗法家族制与世仆制分别论述，而忽略其内在的联系性，我们通过实地调查和历史资料的印证，阐述了世仆制与宗法家族制的密切不可分的联系。关于世仆的性质，研究者众说纷纭，也是本课题研究的关键问题。在这方面，实地调查应作为重要依据，了解世仆制在当代的遗迹，世仆的特点、地位；同时要追踪世仆制的发展变化，从历代统治者的法规了解世仆在贱民等级中的地位；从与我国少数民族解放前存在的社会制度以及国外的有关情况作比较也得到了启发；由此辨明世仆的性质。研究广东世仆制，最令人关注的当然是世仆的最终命运，了解世仆制的废除，世仆的解放，这只有在田野调查中取得答案。



50年的教学研究生涯中，田野调查的经历最难以忘怀。它不仅提供了研究的源泉，促进了教学的提高，更激励了我对人类学事业的毕生追求。我曾为所从事的学科的坎坷命运、为作为人类学者经历过的蹉跎岁月深感惋惜，但对自己走上探索人类学奥秘的田野调查之路始终无怨无悔。



注释：
（1）马林诺夫斯基去世以后，他的 夫人出版了马林诺夫斯基的田野日记，其中有责骂他所调查的土著的文字，为此曾在西方人类学界引起了一场风波。我赞成李亦园教授在《寂寞的人类学生涯》一文中的评论，他认为 “其实这也算不了什么，人总是人，人类学家在田野一久，总不免有些牢骚，那就是源之于长久的寂寞之故。”

（2）吴文藻为王同惠《花篮瑶社会组织》所写的《导言》，商务印书馆，1936年。

（3）王同惠：《花篮瑶社会组织》，商务印书馆，1936年。

（4）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1939年伦敦英文版。

（5）林耀华：《义序的宗族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

（6）林耀华：《凉山彝家》，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

（7）林耀华：《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1947年伦敦英文版。

（8）陈礼颂：《一九四九前潮州宗族村落社区的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9）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

（10）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研究新探索》，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

（11）敕勒歌。

（12）燕京、清华、北大一九五0年暑期内蒙古工作调查团编、呼伦贝尔盟民族事务局整理：《内蒙古呼纳盟民族调查报告》，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年。

（13）黄淑娉：《拉祜族的家庭制度及其变迁》，载《新亚学术集刊》第六期，香港中文大学，1986年。

(14) 美国学者约瑟夫.洛克（1884-1962）于20世纪20至40年代在云南研究纳西族二十余年，取得显著的成果。期间几次到永宁地区调查，在永宁土司建在泸沽湖湖心奈洛普岛上的别墅里住了几个星期，整理研究资料，度过快乐的时光。见洛克著《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刘宗岳译，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

（15）詹承绪、王承权、李近春、刘龙初：《永宁纳西族的阿注婚姻和母系家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严汝娴、宋兆麟：《永宁纳西族的母系制》，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1997年蔡华出版了《无父无夫的社会—中国的纳人》法文版，读了该书的英文版 A Society without Fathers or Husbands----The Na of ChinaZone BooksNew York2001；周华山：《无父无夫的国度？》，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1年；和钟华：《生存和文化的选择—摩梭母系制及其现代变迁》，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施传刚：《摩梭是“无父无夫的社会”吗？》，杨春宇、胡鸿保节译，载《世界民族》2002年第2期。
（16）有一种形体较大的黄蚂蚁，在树上巢居，蚁卵大如黄豆，将蚂蚁蛋与鸡蛋调在一起煎炒。

（17）征鹏、方岚：《金太阳照亮了西双版纳》，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年。

（18）征途、米峰：《西双版纳纪行》，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5年第2期。

（19）黄淑娉：《民族识别及其理论意义》，载《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1期。

（20）黄淑娉主编：《广东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184页，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　　　　　　　

（21）见中共云南省委边疆工作委员会编印：《云南省民族识别研究第一阶段工作初步总结》，1954年。

（22）黄淑娉：《重访山犁畲村，再谈民族认同》，载《广东民族研究论丛》第八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

（23）费孝通：《江村经济》，1、3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

（24）黄淑娉、龚佩华：《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

（25）黄淑娉主编：《广东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广东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调查报告集》，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

（26）黄淑娉、龚佩华：《广东世仆制研究》，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

摘自《山客之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