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Secret societies proliferated vigorously in the social and historical environment of the Qing dynasty.An increasingly ex-pansive "floating population"was the social foundation that a-llowed secret societies to survive and spread.The vagrants'cu-lture was rooted in and shaped by folk culture,which they col-lectively embodied.The concept of the code of brotherhood,kno-wn as "jianghu yiqi"(code of brotherhood on the rivers and la-kes) played up in the folk literature and drama spread widely in the underworld. Secret society members absorbed this code and formed their own characteristic concept of morals and law.The secret societies belonged to the underworld nad could not assimilate nutriment from elite culture,and folk culture was the natural elements that they used to form their own culture.This article narrates the secret societies'code of brotherhood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rites,enigmatic language,secret s-ignals,and prevailing figures.The secret societies' utiliz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folkloric concepts of brotherhood se-rved the goals of their organizations,activities,and rebellions.

Keywords：Folk Culture,Code of Brotherhood,and the Secret Societies

正如秘密教门与宝卷、巫术、符咒等文化现象密切相关一样，秘密会党与民间文化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较教门与会党的思想而言，教门重“劫变”，会党重“忠义”。“义”在会党中的表现无处不在，它既表现为“虚”的观念，也表现为“实”的誓词、歌诀等形式。本文从会党之“义”引申开来，对会党的文化内涵进行探讨。（注：笔者近年对秘密会党的文化内涵进行了系列研究，已发表《秘密会党的忠义思想批判》（《江苏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歃血盟誓与秘密会党》（《民俗研究》2001年第3期）等文，可参考。）

    “义”是中国传统道德观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义”之观念，见于中国典籍甚早，就其本意而言，从羊我声。凡从羊之字，皆有善义，故《诗经》中“宣昭义问”、“而秉义顾”、“不义从式”等，皆作善字解。其后又引申作“宜”解、“理”解及“道”解，大约至战国时即成为人己关系中之一项德目。故冯煖为孟尝君收债于薛，尽焚债券，自称为孟尝君市“义”；信陵君能济人之困，史称其“高义”（注：参见陆宝千：《论晚清两广的天地会政权》，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33)，1964年，第63页。）。从秦汉以后的情况来看，“义”的观念更多地是在民间流行。

    清代会党勃兴，是与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分不开的。一个日渐扩大的游民阶层是会党生存蔓延的社会基础，在民间文化基础上形成的游民文化在会党身上得到了集中体现。民间文学、戏剧中渲染的“义”的观念广泛地流传于下层社会，人们称之为“江湖义气”，会党采取拿来主义，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道德观念和“法律”观念。

一、民间文学、戏剧中的“义”与秘密会党 

    中国民间文化土壤深厚，主要表现在民间文学、戏剧的繁荣，其中宣扬的“忠孝节义”对会党的“忠义”思想有着直接影响。

    宋代市井勾栏中有“说三分”、“讲五代史”的表演形式，“说三分”即讲三国故事。刘关张“桃园结义”并非空穴来风，陈寿《三国志》中即记载三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之事。早在唐代，三国故事已广为流传。李商隐诗云：“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注：李商隐：“骄儿诗”，载《玉谿生诗笺注》卷3。）宋江等36人聚义的故事，在宋朝已经流传来来。在“讲五代史”基础上形成的《五代平话》，则记叙了黄巢与朱温结拜兄弟的故事。可见，唐宋时期，民间文艺中已在广泛地将前代故事“演义”出来，使“义”的观念深入人心。

    各种“说话”、传奇、曲调的演进，终于在明代形成了影响世道人心的《水浒传》、《三国演义》等不朽著作。赵景深说过：“文学是一种有生命的东西，而且是草原森林，它喜爱着朴素的泥土的气息，这气息将有益于它的生长。中国人民文学是一切文学的根源，是永远接受着新的成分而时刻在发展着的东西”（注：蒋祖怡：《中国人民文学史》（赵景深序），上海，北新书局，1950年，第1页。）。《水浒传》、《三国演义》从民间文艺中走来，由于它们的传奇色彩和艺术感染力，各种围绕其故事情节而派生的说书、渔鼓词、道情、地方戏推波助澜，“桃园结拜”、“梁山聚义”，可谓人尽皆知。

    民间文艺最贴近生活，民众的“文化”观念与之有密切的联系，这与作品及表演者本身所具有的魅力是分不开的。此处我们不妨列举数例。《东坡志林》讲到听众在听“说三分”时情形时说：“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频蹙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注：《东坡志林》卷6。）。明末清初著名的说书艺人柳敬亭的表演更是引人入胜，据张岱《陶庵梦艺》记载：

    南京柳敬亭，善说书……余听其说“景阳冈打虎”一节白文，与本传大异。其描写刻画，微入毫发，然又斩截干净，并不唠叨。有时声如巨钟，说至筋节处，咤叱叫喊，汹汹崩屋。武松到酒店沽酒，店内无人，蓦地一吼，店中空缸空甃，皆有翁翁之声。闲中着色，细微至此”。（注：张岱：《陶庵梦艺》卷5。）

    张岱在记述其家乡天旱祈雨赛会情形时说：

    壬申（崇祯五年）七月，村村祷雨，余里中（指山阴）扮水浒，于是分头四出，寻黑矮汉，寻梢长大汉，寻头陀，寻胖大和尚，寻茁壮妇人，寻姣长妇人，寻青面，寻歪头，寻赤须，寻美髯，寻黑大汉，寻赤脸长须。大索城中，无，则之郭之村，之山僻，之邻府州县，用重金聘之，得三十六人，梁山泊好汉，个个呵活，臻臻至至。（注：张岱：《陶庵梦艺》卷7。）

    对于此种民间文化现象，刘坤一在一份禁“淫戏淫书”的告示中指斥道：“（淫戏）类多淫猥悖谬荒唐，以逾墙钻隙为风流，以犯上作乱为豪侠。往往连宵彻昼，男女聚观……其中事多荒谬”。他又分析道：“惟夫乡曲愚民，知识侗蒙，性情浑朴，初不辨事之真伪，理之是非。此等小说戏文最为易知易解，往往见闻所及，历久不忘，耳濡目染之余，遂有心慕力追之意，道淫诲盗未尝不由此而来，干法纪而不知，蹈匪彝而不悟……此二者，其事甚小，其端甚微，其为害于人心风俗者甚大。”（注：欧阳辅之编：《刘忠诚公遗集》公牍卷2，“禁售淫词小说及演唱淫戏文示”。）

    确实，在秘密社会中，小说、戏剧中鲜活的人物形象都有多方面的反映，如青帮开香堂时要念“三把半香”诗，其中之一首为：

    水泊梁山三把香，有仁有义是宋江。

    高俅奸贼朝纲管，因此聚集在山岗。

    高扯替天行道旗一面，一百八将招了安。

    乃是天上诸神降，天罡地煞结拜香。（注：按，青帮和洪门都烧三把半香，内容略有不同，如有的记载说：三把半香指羊角哀与左伯桃、俞柏牙与钟子期、桃园、梁山。梁山之为半把香，因一百零八个英雄曾在梁山为寇，“未忠于国，不全江湖之义”故为半把香。参见卫聚贤：《中国帮会》，上海文艺出版社影印本，1991年，第104页。《中国帮会三百年革命史》则说：“第一把香纪念着羊角哀与左伯桃，（这把香，叫做仁义香），第二把香纪念着刘关张桃园三结义（这把香，叫做忠义香），第三把香纪念着梁山泊一百单八将（这把香，叫做侠义香），半把香纪念秦叔宝和单雄信（这半把香，叫做有仁无义香）。参见刘联珂：《中国帮会三百年革命史》，河北人民出版社影印本，1990年，第2页。）

    实际上，这些有感染力的作品，无论何等阶层中人都是喜爱不已的，官府禁令形同具文，如《三国演义》，“上至帝王，下至走卒，都在欣赏”（注：王显恩：《中国民间文艺》，上海，北新书局，1932年，第39页。）。甚至形成了民俗事象。如在天津，正月元宵时各家门墙，必悬一方牌琉璃灯，直长约尺五寸，横宽约尺八寸，内贴有五色毛笔画，“或系《三国》之人物，或依《水浒》内之人物，有绘罗通扫北之图者，各尽其美”（注：《津沽春游录》，载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编，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3页。）。民间文艺影响所及，使许多历史、神话人物与事件刻印在民众的脑子里，并形成一套道德规范，如忠奸观、义利观等。其中“义”的观念最为重要，对会党的影响也最大。梁启超曾说过：“今我国民绿林豪杰，遍地皆是，日日有桃园之拜，处处为梁山之盟，所谓‘大碗酒、大块肉、分秤称金银、论套穿衣服’等思想，充塞于下层社会之脑中，遂成为哥老、大刀等会，率至有如义和拳者起，沦陷京国，启召外戎，曰：‘惟小说之故’。呜呼！小说之陷溺人群乃至如是！乃至如是！”（注：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关于匪股中的“义”及会党中的土匪活动，参见拙文：《论近代会党和土匪的关系》，载《社会科学战线》1999年第1期。）此言单从文化角度而言，不可谓不为深刻。不过，梁氏将晚清政局之内外交困归为“惟小说之故”，有片面之嫌。

    清代江湖义气的流行和会党的滋生蔓延，与传统农业社会逐渐解体、游民队伍日渐扩大有关。孙达人将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后期农民阶级的特点归结为：一曰小（耕种规模小），二曰少（指财产少，也就是农民的普遍贫困化），三曰散（分散的劳动、居住条件，使农民与外界隔绝）。他说：“小、少、散的相互作用的结果，则是我国农民状况的日益恶化。其最重要的表现就在农民的游民化”（注：孙达人：《中国农民变迁论》，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154-157页。）。有位清朝官吏也指出：“游手好闲之人如米中蠹虫，平时多一游民，即荒年多一盗贼”（注：《救荒六十策》，转引自王跃生：《试论清代游民》，载《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3期。）。清中叶以后游民阶层的膨胀，是传统农业社会解体的必然结果。这一趋势在进入近代以后呈加速度态势发展。

    那些脱离了农业生产、四处漂泊的游民，从事的往往是非传统的或是为传统所轻视的“末业”，人们笼而统之称为“三教九流”。它们崇尚的是江湖义气，标榜的是“仗义疏财，济危扶困”，其典型就是山东呼保义、及时雨宋江。

    由于会党的主要成分是游民，我们这里不妨对游民问题再作些探讨。先看下列两表：

水浒英雄职业简表

类别           细项

劳动者         农民、渔翁、猎户、樵夫、艄公、车夫、屠夫

手工业者       铁匠、银匠、造船匠、雕刻匠、裁缝

商业            酒家、生药贩、盐贩、羊马贩、水银贩、鱼牙子

文人学士       教员、秀才、落第举子、医生、兽医等

军官            提辖、都头、牌军、教头、统制、都监、知寨

江湖人物     和尚、道士、相扑者、耍枪棒卖药、闲汉、赌徒、小偷、流浪汉等

衙门吏卒       孔目、押司、管营、押牢节级、刽子手、小牢子

其它权贵者     乡村富户、城市富豪、大周皇帝嫡裔等

说明：本表据百回本《水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版）编成，并参考了孙一珍：《〈水浒〉主题辩》，载《水浒研究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

从表中可以看出，游民无产者或称社会边缘人在其中占了很大比重。如果说上表只是反映清代以前的情况的话，那么我们再看看清代嘉道时期天地会案件中的“犯人”职业情况：

嘉道时期天地会案犯职业简表

说明：基本资料来源于清史资料丛刊：《天地会》（六）、（七），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此处参考了秦宝琦《清前期天地会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三章第五节的部分内容。

在上述322人中，3类、6类为城乡雇佣劳动者，计188人，约占58%；4类、5类归为小商贩一类，计53人，约占16.5%。从事这几种职业者约占总人数的75%，他们都是生活不稳定的人群，加上8、9、10、11类人物，构成了一个可观的游民—准游民群体。他们在江湖上漂泊，急需得到帮助，“义”—互助—兄弟的思想成为他们的最高道德信仰。同时他们又成为小说、戏剧、传奇、说书中提倡的济困扶危、侠义肝胆观念的积极传播者。

    天地会经常标榜“梁山的根本、桃园的义气、瓦岗的威风”，既是江湖义气的体现，也寓有反社会、反政府以至“反清复明”之义，而这些都与《水浒传》等小说有关。陶成章曾指出：“洪门借刘关张结义，故曰桃园义气；欲借山寨以聚众，故又曰梁山泊巢穴；欲豫期圣天子之出世而辅之，以奏廓清之功，故又曰瓦岗寨威风。盖组织此会者，缘迎合中国之下等社会之人心，取《三国演义》、《水浒传》、《说唐》三书而贯通之也。”（注：汤志钧编：《陶成章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423页。）此言诚是。会党是下层社会组织，无法从上层文化中吸取营养，民间文学、民间戏剧就成为他们建立自己的帮会文化的当然来源。

二、“义”在秘密会党中的表现 

江湖义气的寄生土壤是游民阶层，会党是游民无产者的聚合体。游民是传统农业社会的产物，进入近代，由于商品经济的畸形发展，传统农业自然经济的解体速度加快，游民队伍日益扩大。总的说来，游民主要来源于农民阶级，两者仍有着丝丝缕缕的联系，所以，只要存在苛政、饥馑、战争等条件，广大身受压迫、心怀不满的游民、农民就有可能汇合成社会反抗势力，其佼佼者（主要是游民中的“精英人物”）甚至有可能高举“义旗”，率领千军万马，发起声势浩大的叛乱。维系游民集合体，并使之踏上反抗阶梯的便是一个“义”字。这一类历史剧在不断地上演着，只不过在清代会党身上表现得更为突出而已。

    “义”在秘密会党中无所不在，尤其是歃血盟誓一节（我已有另文论述，见本文注①）。这里主要从仪式、隐语、暗号、流行数字等几个方面作些叙述。

    会党仪式中体现的“义”。一般说来，无论哪一个会党，其仪式都有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天地会系统的会党尤其如此。乾隆、嘉庆、道光时的会党结盟仪式都比较简单，而且大多有歃血盟誓的程序（“血”包含了兄弟同胞的含义），除此之外，仪式中的钻刀圈、跳火坑等动作也是“义”的体现，既包含了不得违背誓言之意，也表示兄弟之间互相帮助、同生共死之意。正如道光时贵州添弟会内一首诗云：

    一匹青草嫩悠悠，兄弟相会在路途。

    今朝吃了洪家饭，走尽天下无忧愁。（注：清史资料丛刊：《天地会》（七），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516页。）

    道光以后，会党仪式越来越繁杂，其供奉牌位中，有关羽、宋江等人，其供奉物件中有桃枝、桃子，以示“桃园结义”，至于问答歌诀、诗句，除了“忠”——忠于明朝，即“反清复明”以外，最多的便是“义”，此举两例。

    “刘关张桃园结义诗”为：

    桃园开放万里香，久闻知己访忠良。

    天下英雄居第一，桃园结义刘关张。（注：萧一山：《近代秘密社会史料》，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第293页。）

    “插草诗”为：

    一插草为香，桃园来结义。二插草为香，尽心来结义。

    一心愿姓洪，三插草为香。结义表苍天，报仇自有年。（注：萧一山：《近代秘密社会史料》，第298页。）

    当然，一些独立的会党的仪式就没有这么复杂了，如咸丰年间的浙江金钱会，结拜地点在当地的北山庙，届时，“众对神结盟，无长幼俱呼为兄弟”（注：黄体芳：《钱虏爰书》。）。

    会党隐语、暗号中包含的“义”。秘密社会为了在社会上长期生存，利用民间的文化和习俗，如语言、文字、动作、标记等，创造了许多令人眼花缭乱的隐语暗号。会党作为下层社会中人的聚合体，隐语、暗号的内容尤其丰富，真可以做一番专门的研究。这里我们只是就其一个方面——隐语、暗号中的“义”——作些叙述。

    会党隐语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问答、诗歌、变体字、数字、茶碗阵等，其表现形式或自成一体，或互相混合。

    洪门会党中的盘问诗句极其丰富，涵盖了洪门思想行为的方方面面。宣扬义气自然成为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洪门中有一段“三根半光棍问答”：

    问：请问阁下棍有几根？

    答：天下有三根半，秤杆算一根，能知轻重，赶面棍算二根，能知厚薄，笛子算三根，能通七窍，骡子后楸算半根，根本稳当。

    问：你阁下玩的是棍，讲的是棍，你头上剃的那样光，辫子五股混成三股，眉毛为何一粗一细，眼睛为何一大一小，鼻子为何一个窟窿出气，一个不出气，耳朵为何一个向前，一个向后，这有何道理。

    答：愚下玩的不成光，讲的不成棍，辫子五股混成三股，昔日火烧少林寺，五股烧掉二股，余下三股，留与桃园三结义，眉毛一粗一细，咱们兄弟粗中有细，眼睛一大一小，咱们兄弟有大有小，鼻子一个出气，咱们兄弟一个鼻子出气，耳朵一个在前，一个向后，是招财童子，扭转乾坤。（注：朱琳：《洪门志》，河北人民出版社影印本，1990年，第225页。）

    洪门中有一段著名的拆字诗，隐含“金兰结义”四字：

    我王脚下两堆沙，东门头上草生花，

    丝线穿针十一口，羊羔美酒是我家。（注：萧一山：《近代秘密社会史料》，第129页。按，头句中的“我”字一作“人”字。）

    这些隐语、诗歌也常写在票布上，作为会众相识的记号。

    至于会党中的变体字，也多含义气成分，如：

    结万为记合一字，金兰郡合一字，忠心义气合一字，洪顺堂合一字，共同和合合一字，一片丹心合一字。（注：李子峰：《海底》，河北人民出版社影印本，1990年，第267页。）

    流行数字中的“义”。洪门之“洪”字，会中称为“三八二十一”，天地会之“天”字，拆为“三十六”，地字拆为“七十二”，会字拆为“一百零八”，所以“天地会”本身就含有一百零八条好汉聚义之意。嘉庆十年，广东长宁人陈亚俊等结拜添弟会，“共伙九百余人，每人出钱一百零八文”（注：容安辑：《那文毅公奏议》卷11，“嘉庆十年五月十六日两广总督那彦成与广东巡抚百龄奏折”。）。“一百零八文钱”也成了一种“义”的象征。洪门内的盘问诗句中有一段“梁山高大典交结”。

    问：梁山好多高好多宽，周围好多里，设立几堂几门几关几卡几酒店，设于何处，有多少景致，有多少仁义弟兄，如何这么大的威风？

    答条：若问梁山根本，有三百六十丈高，周围八百里，山上有四门、四关、四卡，山下有四酒店，前有金沙滩，后有鸭嘴滩，左有明月洞，右有沙罗树，积聚一百零八位英雄豪杰，所以威风甚大。（注：李子峰：《海底》，第244页。）

    一百零八的数字不但代表会党义气，也是“争天夺国”的标志，有诗为证：

    桃李三六在树根，李子七二甚超群，

    两件相连成结阵，一百零八夺乾坤。（注：（荷）施列格著、薛澄清译：《天地会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影印本，1990年，第26页。）

    清末革命党联络哥老会大龙头马福益起事时，马福益邀集36位正龙头、72位副龙头，凑成108的数字，其气势极一时之盛。

    个位数1至9在会党中各有多种含义，这里以"5"为例，

    五官：耳目口鼻心　五纪：岁月人、星辰、历数

    五脏：肝心肺脾肾　五味：酸苦甘辛咸

    五色：青黄赤白黑　五德：仁义礼智信

    五岳：嵩泰华衡恒　五爵：公侯伯子男

    天地会的始祖也共有五人，所以旗有五旗，会有五会。（注：（荷）施列格著、薛澄清译：《天地会研究》，第18页。）

    这些数字不仅隐藏着会党的“忠义”、“名利”、“富贵”思想，也包括了民间数字游戏与通俗文化在会党中的反映。会党通过这些浅显易懂的文字，学到了许多符合他们性格的东西，如洪门、青帮中都要烧“三把半香”，就引申出了很多种“三个半”，如“三个半光棍”、“三个半军师”、“三个半元帅”、“三个半夫子”、“三个半和尚”、“三个半道士”、“三个半叫花子”、“三双半草鞋”、“三个半婊子”，等等。如“三个半和尚”是：第一济颠僧，第二目莲僧，第三唐僧，半个杨五郎；“三双半草鞋”是：第一双姜子牙，第二双赵匡胤，第三双宋江，半双程咬金（注：参见朱琳：《洪门志》，第112-113页。）。

    会党暗号中最著名的是手势和茶碗阵，其中也多含“义”的观念，这里以茶碗阵为例。人在江湖，居无定所，但总要有个落脚处，清代会党中人的落脚处兼联络点便是“码头”、“茶馆”、“酒店”（仿梁山泊朱贵开酒店故事）。晚清时期，天地会、哥老会中形成了一整套茶碗阵式，一招一式，莫不暗藏机关。拿向人倒茶来说，如接茶人以右手的拇指置茶杯边，食指置茶杯底，向倒茶人相近，而以左手成三把半香形，直伸三指尖附茶杯或向下附于右手，由拇指上面起，至膀臂的任何一部（以其在洪门的步位放置），便知其为自己人，并知其在洪门所站的步位（但倒茶后，将茶壶嘴向自己怀面放置）。（注：朱琳：《洪门志》，第75页。）

    茶碗阵一般分为“布阵”和“破阵”两步，如取材《三国演义》的就有关公守荆州阵、关公护送二嫂阵、带嫂入城阵、桃园结义阵、深州失散阵、赵云加盟阵、孔明上台令诸将阵、赵云救阿斗阵、插草结义阵等。此举两阵。

    关公荆州阵：

    “布阵”：以一满杯，置于壶上，二满杯平列壶旁。

    “破阵”：将壶上的杯取下，与壶下的二杯摆作“品字式”，然后取饮之（注：朱琳：《洪门志》，第80-81页。）。

    赵云加盟阵：

    “布阵”：以三满杯并列，一满杯另置。

    “破阵”：将另置一杯，移与前三杯并列，然后取饮之（注：朱琳：《洪门志》，第83页。）。

    “布阵”、“破阵”时一般都要吟诵有关诗句。如“带嫂入城阵”诗云：

    义气传名刘关张，关羽带刀保娘娘，

    过了五关斩六将，樊城寄歇再商量。（注：此处引自李子峰：《海底》，第222页。）

    “梁山阵”诗云：

    头顶梁山忠义木，才困木杨是豪强。

    三八廿一分得清，可算湖海一能人。

    脚踏瓦岗充英雄，仁义大哥振威风。

    五湖四海任我走，九道五洲尽姓洪。（注：此处引自李子峰：《海底》，第237页。）

    与天地会初期以大指指天、小指指地并直伸中指按于心口的暗号比起来，茶碗阵、烟枪阵之类的暗号及其应对诗句可算是登峰造极的杰作，如被盘问者难以破阵或是回答盘问不对路子，就难免被视为“空子”（外人）或官府密探而遭到处理了。拿会党中最常见的“打劫”一事来说，在本世纪50年代，有位“拜过三点”的傅秀文老人（80余岁）曾说：“拦路打劫叫‘打鹧鸪’，放一根竹子横在路中，过路的如果是自己会中人，说：‘一脚踏过青头龙，任你两边游’，就跨竹而过；如果你不会说，那拦路的喊一声‘豆豉蒸猪肉’，就向你打劫剥衣服了。”（注：《太平天国起义调查报告》，北京，三联书店，1956年，第80-81页。）对照一下《守先阁天地会文件》中的打劫诗：

    鹧鸪出世在山东，洪英出世反金兰，

    为弟家贫因路走，望兄送我过山西。（注：载罗尔纲编：《天地会文献录》，正中书局，民国三十二年，第5-6页。）

    可见，会党的一切行动都是江湖规矩的模仿和改进，无论做什么勾当，只要是会内人，都可用一个“义”字做为护符。

    会党誓词中的“义”。会党中的歃血盟誓往往伴随着长短不一的誓词，这些誓词与民间的发誓赌咒雷同，更多的是模仿、抄袭自“桃园结拜誓词”和“梁山泊根本誓词”，兹举后者为例：

    维宣和二年庚子四月二十三日，梁山泊义士宋江等，同秉至诚，共立大誓：窃念江等昔分异地，今聚一堂，准星辰为弟兄，指天地作父母。一百八人，人无同面，面面峥嵘；一百八人，各人一心，心心皎洁。乐必同乐，忧必同忧；生不同生，死必同死。既列名于天上，无贻笑于人间，一日之声气既孚，终身之肝胆无二。倘有存心不仁，削绝大义，外是内非，有始无终者，天昭其上，鬼阚其旁；刀剑斩其身，雷霆灭其迹，永远沉于地狱，万世不得人生；报应分明，神天共祭！

    誓毕，众人同声发愿：“但愿生生相会，世世相逢，永无间阻，有如今日”。（注：此处引自朱琳：《洪门志》，第26页。）

    会党誓词以及与之相伴的戒律也有一个由简而繁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会党中的誓言一般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强调忠心义气，维系会众之间的感情。二是协调、规范对内对外的行动。会党的行动，无论是对内对外，都要保持一致，否则就要受到程度不同的处罚。张朋飞在谈在啯噜时说：

    其尤黠者，有红钱、黑钱、大五、帽顶诸名色。其结党数十日，或数百人，羽翼既多，各习拳棍刀枪，以资捍护。或夜劫富民，或昼抢场镇，先约遇兵役追捕，不许散党，如事急，众约散去，始各逃窜，如未议而一二人先散者，众共戳之。以此其艺既精，其党亦固，小则拒捕抗官，大则揭竿谋逆。（注：张朋飞：《增刻三省边防备览序》，载盛康辑：《皇朝经世文编续编》。）

    后来的哥老会在囀噜规条的基础上更形成了一套完整誓词戒律，有《十条》、《十款》等名目，如《金不换》中所载《十条》名目为：

    1、精忠报国　2、孝顺父母　3、敬兄爱弟　4、和睦乡邻　5、循规蹈矩

    6、公正廉明　7、勤俭刻苦　8、整肃仪容　9、任劳任怨　10、笃守信义

    《十款》内容是：

    1、不准越社反教　2、不准违背主义

    3、不准恃强欺弱　4、不准欺兄霸嫂

    5、不准闯市闯祸　6、不准同穿绣鞋

    7、不准化食跑马　8、不准挑拨是非

    9、不准卖国求荣　10、不准灭礼乱伦（注：蔡少卿主编：《中国秘密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60-61页。）

    这些内容显然是民国时期的产物，并且包含了相当多的封建伦理道德，但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晚清哥老会内部的一些情况。

    会党中发育最完善的誓词、戒律仍然要数天地会（晚清时期更多地称为洪门、三合会、三点会）。初期天地会的誓词都比较简单，最流行的是在钻火圈时吟诵“有忠有义刀下过，无忠无义剑下亡”两句，后来，由于清廷镇压越来越严酷，誓词内容逐渐增多。如嘉庆十三年广西颜亚贵天地会案中有《桃园歌》一纸，其中在请来各界好几十位神灵作证后，开列誓词如下：

    当天结拜，即是同胞骨肉，永无更改，一父所生，一母所养。父不得传子，子不得传父，兄不得传弟，弟不得传兄，夫妻面前不可说，不可路（露）出根机。如有路出根机者，刀下死，剑下亡，死男绝女永不昌，或雷打火烧七吼（孔）流血。不得自心肥己，不得吞骗兄弟，不得注赌。兄弟父母即是自己父母，兄弟妻子，如我嫂子相称。结拜之后，须要寄得妻，托得子，不分你我，手捉（足）相持（待）……（注：《桃园歌》，载《天地会》（七），第214-215页。）

    大约在道光、咸丰时期，洪门三十六誓已出现，后来又增加了《二十一则》、《十禁》、《十刑》等内容。其中“三十六誓”最普遍，仅萧一山所辑《近代秘密社会史料》中就有三个版本，我们举其中之一的前五誓为例：

    第一誓：入洪门之后，洪家兄弟以忠孝为先，不可伤碍父母。倘有不法之人敢伤碍父母者，百日内死在五湖，骨沉海底而亡。查出打百零八棍。

    第二誓：入洪门之后，洪家兄弟不得恃强欺弱，争亲占戚。自古道：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若有不法之人敢争占亲戚者，死在五内崩裂而亡。查出打七十二棍。

    第三誓：自入洪门之后，洪家几（兄）弟不得同场赌钱过注。莫得看兄弟钱多眼热。如若不法之人通外食内，过注输赢者，死在万刀之下而亡。查出打百零八棍。

    第四誓：入洪门之后，洪家兄弟闯出事来，有官差来捉拿，须当打救兄弟出关，不得阻挡。如有不法之人不肯救兄弟出关以及阻挡者，五雷打死拖尸而亡。查出打百零八棍。

    第五誓：入洪门之后，洪家兄弟不可贪图意外钱银，引食花红透口人来掠兄弟。若有不法之人领食引官差捉拿洪家兄弟者，死在刀箭之下而亡。查出洗身。（注：萧一山：《近代秘密社会史料》，第226-227页。）

    从这些内容中可以看出，这些誓词的目的都是为了维护会内秩序，对会众的言行举止加以约束，使江湖义气及会党的互助宗旨形成条文。尽管其处罚的规定从打棍子到“洗身”、“顺风”等不一而足（“洗身”等死刑尤多），但是对于制约那些来自三江五湖、桀骜不驯的流民无产者的行为、维护团体生存发展的利益来说，显然是起到了一定作用的。美国学者王大为认为：“我相信，经常出现在18、19世纪史料中的兄弟结拜组织并不完全是新事物，相反，他们产生于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组织与文化习俗。这些习俗或者提供互助的经验、或者提供集体活动之管理的教训。”（注：David Ownby,Brotherhoods and Secret Societies in Early and Mid-Qing Chin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31.）确实，会党利用并改造了民间普遍存在的兄弟结拜、江胡义气等内容，为自己的组织、活动、反抗目标服务。

文章出处：《清史研究》2002年第1期，第71～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