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卷”是流行于明清民间具有说唱形式的宗教性文本，或者说是传播宗教思想的文艺形式。因为具有宗教性质，所以有人将它看成是民间宗教的经卷，又因为具有说唱形式，也有人视其为说唱文学或民间曲艺之一种。事实上，宝卷是集宗教文本与文艺形式于一体的东西，两者难以截然分开。宝卷的文本形式渊源于唐代佛教“变文”，而说唱活动（又称“宣卷”或“讲经”等）则与佛教“俗讲”有关，其文本内容或直接宣讲宗教的思想观念和行为规范，或借神话传说、人物故事来渲染这种观念和规范，其宣讲形式则有韵有白、有曲有唱，属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宝藏之一。19世纪末以来，学界曾对宝卷进行过许多研究，并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以下，试对相关成果进行梳理，指出其贡献与不足，以图有裨于学界的研究；浅陋之处，祈望方家教正！

一、早期有关“宝卷”研究的状况

流行于民间的宝卷进入中国学界的研究视野，始于20世纪初主张“到民间去”的北京大学学人顾颉刚发表《孟姜女故事的转变》并全文刊载《孟姜仙女宝卷》，[1]后来郑振铎又发表《佛曲叙录》并介绍了三十余种宝卷，且在1938年出版《中国俗文学史》时单列“宝卷”一章，[2]开辟了有关宝卷的研究领域。而向达、李嘉瑞、孙楷第、佟晶心、吴晓铃、傅惜华、杜颖陶、马廉、赵景深等学者，也曾对宝卷的渊源、形式、内容等有过涉猎，或者对宝卷进行了搜集、整理、编目；当时就读于北平辅仁大学人类学研究所的李世瑜，则利用田野调查所获宝卷资料撰成了名著《见（现）在华北秘密宗教》。[3]这些都为后来的宝卷研究奠定了基础。

国外汉学界对于宝卷的关注，据说最早始于德国传教士郭实猎（Karl Friedrich Gützlaff）1833年在谈论佛教的一篇文章中讲述了《香山宝卷》的内容，后来英国传教士艾约瑟（Joseph Edkins）又曾于1858年在英国皇家亚洲学会（香港分会）做了一次关于“无为教”（罗教）的演讲。[4]1903年，荷兰学者高延（Jan Jakob Maria de Groot）运用福建地区的宝卷资料论述了“先天教”与“龙华教”。[5]日本学者关注宝卷大约始于1930年，当时大渊慧真赴中国搜集道教文献曾顺便得到了《东岳天齐仁圣大帝宝卷》等10种清刊宝卷。20世纪30年代末，日本“财团法人国家调查机构”东亚研究所更派遣许多学者到中国进行民间宗教、信仰和民俗调查，而大渊忍尔、泽田瑞穗、吉冈义丰、洼德忠、仓田淳之助、高仓正三等学者亦曾在二战期间赴中国搜集宝卷，所得大批宝卷文献不仅丰富了日本国会图书馆及京都大学、早稻田大学、筑波大学、东京大学、佛教大学等高校图书馆的收藏，也为后来日本的宝卷研究奠定了基础。

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的宝卷研究曾一度沉寂。除了傅惜华等人所编之目录汇编外，[6]80年代前国内较有价值的成果唯李世瑜所撰两文，指出宝卷实是“为流传于民间的各种秘密宗教服务的”，但自清同治、光绪以后，“宝卷已由布道发展为民间说唱技艺的一种”。[7]或许是由于中共建国初期的特殊氛围，李世瑜的主张并未得到当时学界的回应，当时国内出版物皆对宝卷的宗教属性避而不谈，而将其视为说唱文学或民间戏曲之一种。[8]

与中国大陆的情况不同，国外学界对宝卷的研究，在20世纪50至70年代间得到了较大发展。如日本学者吉冈义丰、冢本善隆等人之论文，[9]认为宝卷具有强烈的“宗教传道书”倾向，主张将其作为明清民间宗教的“经典”来进行研究，而泽田瑞穗作为博士学位论文出版的《宝卷之研究》及其增补版本，则系统地讨论了“宝卷的名称”、“宝卷的系统”、“宝卷变迁”、“宝卷的种别”、“宝卷的构造和词章”、“宝卷和宗教”、“宝卷的体裁和文学性”、“宝卷的普及”等问题，同时对日本所藏两百余种宝卷撰写了“提要”，成为当时研究宝卷的代表性著作。[10]泽田认为，宝卷直接继承、模拟了唐宋以来佛教之“科仪和忏法的体裁及其演出法”，“为了进一步面向大众和把某一宗门的教义加进去，而插入了南北曲以增加其曲艺性，这就是宝卷及演唱宝卷的宣卷”。[11]欧大年（Daniel L.Overmyer）则于1976年出版《中国民间宗教教派研究》，运用宝卷资料来讨论明清新兴宗教；后来，欧大年又出版《宝卷：十六至十七世纪中国宗教经卷导论》等书，进一步强调了“宝卷”内容的宗教性，而比较忽视其中的表演性或文学性。[12]至于台湾，则随着1973年中央研究院开始整理所藏俗文学资料而出现了一阵研究宝卷的热潮，唯其成果较多呈现为一些博硕士学位论文，[13]且这种热潮一直持续至今。

二、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趋势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和思想禁锢的解除，中国大陆对于宝卷的研究呈现出了蓬勃发展的景象。而台湾、国外与中国大陆学界交流的日益频繁，也促进了这几个区域有关宝卷研究水平的共同提高。总的来说，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的宝卷研究趋势，一是田野调查的展开和佚散宝卷的发现，二是馆藏宝卷的发掘与大型丛书的编纂，三是有关宝卷发展历史、内容形式及其社会影响的研究不断深入。以下结合国内外的情况，略作分述。

（一）田野调查的开展和佚散宝卷的发现

作为文化人类学重要方法的田野调查，虽然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已被李世瑜运用，但由于1949年后在中国大陆高校院系调整时未被纳入建制，因此相关调查活动在中国停滞不前。而80年代以后有关宝卷和民间宗教研究的突破之一，即出现在田野调查领域，其中的代表性人物是扬州大学的车锡伦与山东大学的路遥。车锡伦通过长期对江苏靖江、苏州、无锡、常熟、张家港等地民间宝卷的搜集和对“宣卷”活动的调查，不仅发现了大批散存民间的宝卷文献，而且还对相关活动作了详细记录和分析，发表数十篇论文，并出版了《中国宝卷研究》等煌煌巨著。[14]路遥则在长期研究义和团的基础之上，于1990年率领团队开始对山东、河北等地的民间秘密宗教展开大规模的田野调查，并利用所得宝卷文献、口述资料等撰成《山东民间秘密教门》，[15]为宝卷和民间宗教研究做出了贡献。

此外，其他学者也纷纷对各地民间的宝卷文献和“宣卷”活动展开调查，在《文化遗产》、《民俗研究》、《民间文化论坛》、《民间文艺季刊》、《民俗曲艺》（台北）等刊物上发表了数十篇调查报告和学术论文，并出版了一批著作，[16]显示了宝卷研究的蓬勃发展。与此同时，国外和台湾的一些学者也常来中国大陆进行调查、搜集材料，并藉之撰写了不少新的研究成果，如Stephen Jones依据宝卷文献和调查材料写成的《采风：新旧中国时期乡村音乐家的生活》，[17]欧大年关注近现代中国农村寺庙和庙会的著作《二十世纪中国北方的地方宗教：社区宗教仪式及信仰的结构及组织》，[18]以及台湾学者丘慧莹的论文等。[19]

田野调查不仅可以使我们获得对“宣卷”活动的真切认识、了解文献记载以外的很多信息，同时，还有机会“发现”佚散民间的宝卷文献并对它们进行搜集整理。事实上，80年代以来学者们也确实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搜集整理、编印出版了一批佚散民间的宝卷文献。[20]这些佚散民间的宝卷文献之整理编印，不仅很好地保存了中华文化典籍、促进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而且为学界提供了新的文献材料，有力地推动了有关宝卷的研究。近年来，一些青年学者如曹新宇、李志鸿等，更在田野调查、搜集宝卷的基础上取得了新的研究成果。[21]

（二）馆藏宝卷的发掘与大型丛书的编纂

随着学界研究宝卷的热情不断高涨，以及佚散民间宝卷的不断发现，不少学者也开始关注各地图书馆或博物馆秘藏的宝卷文献，并不断地利用编目等形式将其发掘出来。如20世纪8、90年代曾有《扬州师院图书馆馆藏宝卷目录》、《天津图书馆馆藏善本宝卷叙录》、《北京图书馆馆藏宝卷目录》、《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宝卷简目》等介绍国内图书馆收藏宝卷情况的文章问世，以及介绍国外和台湾收藏情况的《有关（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所藏的宝卷》、《世界宗教博物馆搜藏的善书、宝卷与民间宗教文献》、《刘文英宝卷考：附SOAS图书馆所藏宝卷目录》诸文。[22]

21世纪以后，这种“发掘”更加积极，如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藏弹词宝卷目》、车锡伦《海外收藏的中国宝卷》、关瑾华《中山图书馆藏粤版宝卷述略》、霍建瑜《哈佛燕京图书馆藏韩南所赠宝卷经眼录》、白若思（Rostislav Berezkin）《台北国家图书馆所藏宝卷》、上田望《苏州大学图书馆藏宝卷五种》、黄士忠等《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双红堂文库藏稀见中国钞本曲本汇刊》、崔蕴华《牛津大学藏中国宝卷述略》、山下一夫《日本广岛大学收藏宗教经卷的整理情况》、洪淑苓《台湾民间所藏宝卷初探》、郭腊梅《苏州戏曲博物馆藏宝卷提要》等俱属此类。[23]不仅如此，一些图书馆如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甚至将所藏宝卷文献直接在网络上公布出来。[24]这些工作，为学界了解各地图书馆收藏宝卷的情况提供了很大帮助。

在搜集民间佚散宝卷并发掘图书馆典藏典籍的基础上，不少学者又开始将各种宝卷汇编出版，从而形成了一些大型的宝卷文献丛书，如中国大陆学者张希舜等主编《宝卷初集》40册、濮文起主编《中国宗教历史文献集成•民间宝卷》20册、马西沙主编《中华珍本宝卷》30册、车锡伦主编《中国民间宝卷文献集成•江苏无锡卷》15册，美国学者霍建瑜主编《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宝卷汇刊》7册，以及台湾学者王见川等主编《明清民间宗教经卷文献》12册、《明清民间宗教经卷文献（续编）》12册，曹新宇主编《明清秘密社会史料撷真•黄天道卷》7册等；[25]此外，王见川等主编《民间私藏中国民间信仰、民间文化资料编》1-3辑、《民间私藏台湾宗教资料汇编》中也收有一些宝卷。[26]这些大型宝卷丛书的编纂出版，为相关研究奠定了良好的材料基础。

（三）有关宝卷发展历史、内容形式及其社会影响的讨论不断深入

20世纪80年代以后，学界还对宝卷的形成发展、内容形式及其社会影响进行了热烈讨论，取得丰富的学术成果。不过，各家看法也存在着分歧，以下略作梳理。

1.宝卷的渊源、形成与发展

有关宝卷的渊源，虽然大多数学者认同早期郑振铎、李世瑜之源于佛教“变文”的说法，但泽田瑞穗则认为宝卷乃直接继承和模仿唐宋以来佛教的“科仪和忏法的体裁及其演出法”。[27]后来，车锡伦又继之认为宝卷实源于佛教“俗讲”，并多次重申这个观点。[28]但事实上，正如向达及冉云华所言，“俗讲”乃是一种讲唱活动，而“变文”则是“记录这种俗讲的文字”，两者其实是一体的。[29]2010年，侯冲又指出以往学界认为佛教俗讲是“专为启发流俗的通俗讲演”并不属实，且经过考证后认为俗讲实际上是唐五代佛教在“三长月”举行的一种敦劝俗人施财输物的佛教法会，内容包括讲经和受斋戒两部分，且有专门的宗教仪式配合。[30]其说令学界对宝卷的渊源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

关于宝卷的形成时间，郑振铎先生曾因《香山宝卷》卷首题“宋崇宁二年天竺寺普明禅师编”而以为北宋时已有宝卷“实非不可能”。[31]20世纪中期李世瑜曾批评郑氏这种说法，并以为宝卷名称最早实见于明正德年间罗教（无为教）的《五部六册》。[32]80年代，马西沙据新发现的《佛说杨氏鬼绣红罗化仙歌宝卷》刊本中“金崇庆元年”（1212）及“至元庚寅”（1290）题识，而认为金元时期已经有了宝卷。[33]至90年代，车锡伦则认为马西沙所用刊本的题识应属后人伪托，可靠的早期宝卷当系题识为明太祖“宣光三年”（1372）的抄本《目连救母出离地狱生天宝卷》，因此可以推论宝卷产生于元代；但与此同时，车锡伦又认为，由于《目连救母出离地狱生天宝卷》与产生于南宋的《销释金刚科仪》演唱形态相同，“因此也可以说宝卷这种演唱形式形成于南宋时期”。[34]后来，李世瑜维护其宝卷产生于明正德年间的说法，认为正德以前宝卷“其实从来就没曾有过”[35]；而侯冲则详细列举了新发现的早期宝卷及其内容，对李世瑜的说法予以了批评，[36]韩秉方更在考察北宋时期观世音信仰与妙善传说的关系之基础上，而肯定早期的郑振铎之北宋说“恰好就是历史真像”。[37]总之，虽然诸家看法不尽一致，但其深入辨析却推动了宝卷研究的发展。

至于宝卷的发展历程，60年代李世瑜编《宝卷综录》曾指出在明万历、崇祯时期蔚为极盛，至清康熙后转为式微，但却一直流传至民国初年；其间，清光绪、同治以后宝卷又以一种新的姿态出现，即“由布道劝善发展为民间说唱技艺之一”，内容以演唱故事为主，多数已经是纯粹的文学作品。90年代濮文起基本承袭了李世瑜的看法，但又指出清道光后民间教团中曾出现过一种名为“坛训”的经卷，内容均为扶鸾乩语。[38]车锡伦则进一步认为：明代前期的宝卷是“世俗佛教宝卷发展时期”，内容多为讲经与说因缘故事；明中叶以后到清康熙年间是“民间宝卷发展时期”，内容多为宣讲教义、修持方式与宗教活动仪轨，也有一些改编神道故事和民间传说故事；清末，各地民间教团又盛行“鸾书宝卷”（坛训）。此外，清代初年“宣卷”活动已流入南北各地民间，“成为民众信仰、教化、娱乐活动，因此民间宝卷盛行”。[39]综观各家，有关宝卷发展趋势的说法大体一致，即都认为宝卷有一个由“宗教”向“世俗”发展的过程，只不过诸家对这个“转折”的时间点（清末或清初）之认识不同罢了。但这种看起来顺理成章的“趋势”却蕴含着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即：如果宝卷在清代已经成为“民众”而非“信徒”的活动，甚至完全“发展为民间说唱技艺之一”，则为何清末还会出现宗教神秘色彩极其浓厚的、通过扶鸾降神而得的“鸾书宝卷”（坛训）？

此外，有关早期罗教经典《五部六册》的版本研究，以及对某些宝卷刊刻年代之真伪的讨论，也是近年一些学者关注的热点，如王见川、曹新宇等人曾在这方面颇有贡献。[40]

2.宝卷的内容与形式

80年代以后关于宝卷之内容、形式的研究，首先是从宗教、文艺的视角切入，后来才渐有总体上的讨论。宗教学研究者关注的，多属宝卷蕴含的教派历史、教义思想、修持仪轨等内容，且主要通过两种方式来进行：一是从总体上审视“民间宗教”或“秘密结社”，二是专门讨论某一教派或某部宝卷。当时对民间宗教的总体研究，大陆学界以喻松青首开其风，[41]后来濮文起、马西沙等、秦宝琦、王熙远及喻松青、路遥等人的著作则属代表性成果。[42]此外，港台学者戴玄之、郑志明、黎志添与西方学者石汉椿（Richard Hon-chun Shek）、欧大年等，也有这方面的经典之作。[43]

8、90年代间对于某一教派或某部宝卷的专门研究，多表现为单篇的论文，如中国大陆马西沙、韩秉方，台湾学者王秋桂、郑志明，[44]日本学者大部理惠、浅井纪以及加拿大学者那原道（Randall L.Nadeau）诸文。[45]随着马西沙、徐小跃、韩秉方等专著出版，[46]相关研究更加得到了深化。前述曹新宇、李志鸿等青年学者基于田野调查而出版的新著，则进一步丰富了学界的认识。

文艺视角则更多地关注宝卷的外在形式，如文体变化、演唱形态、仪式结构、音乐类型等。这方面的研究也以单篇论文为主，较早涉猎者实是王秋桂，其《从宝卷到歌谣：以孟姜女故事的两种版本为例来研究文学改编》，依据不同版本的《孟姜女宝卷》讨论了文本之间的“改写”问题。[47]中国大陆学者在这方面取得研究进展则是在21世纪以后，如以车锡伦为代表的许多学者通过文献分析和田野调查，而将宝卷及其演唱形式呈现给了学界。[48]而董晓萍、陈平原、钱铁民、庆振轩等人的专著出版，[49]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相关研究的系统化。

随着对宝卷内容和形式研究的不断深化，以总体之宝卷作为研究对象的著作也开始出现。如车锡伦曾于1997年出版《中国宝卷概论》，并在修订《中国宝卷总目》的基础上，连续推出了个人专著，还与其他学者合作出版了《靖江宝卷研究》、《吴方言区宝卷研究》、《北方民间宝卷研究》等。[50]此外，其他一些学者也出版过关于区域宝卷的研究作品。[51]不过，或许是由于宝卷的内容和形式过于庞杂，这类以总体之宝卷作为研究对象的专著，尚未能全面地做出深入研究。

此外，与宝卷内容形式研究相关的一个问题，即历史上各种宝卷应该如何分类。对于这个问题，民国时期率先研究宝卷的郑振铎以为可分为“佛教的”与“非佛教的”两类，而李世瑜则认为宝卷乃是民间宗教经卷，故可按其内容分为“演述秘密宗教道理的”、“袭取佛道经文或故事以宣传秘密宗教的”、“杂取民间故事传说或戏文的”三大类。泽田瑞穗又认为宝卷可分为“科仪卷”、“说理卷”、“叙事卷”、“唱曲卷”、“杂卷”五大类。20世纪90年代以后，那原道发表文章认为：无论宝卷的产生年代或形式如何，所有宝卷的演出都是宗教仪式的一部分。[52]总之，有关宝卷的分类问题，诸说可谓五花八门，各有其道理但也有明显漏洞，有待今后加强研究。

3.宝卷的社会影响和作用

有关宝卷的社会影响，早期多在民间宗教研究著作中被提及。后来，一些论文也开始专门探讨宝卷与文学艺术、民间风俗、道德教化、农民运动以及语言、妇女、经济等的关系，同时也有学者从社会功能、文化生态等角度来谈论之。

80年代后学界在这方面关注最多的问题，是宝卷与文学艺术的关系，这或许与宝卷本身具有文艺形式有关。其中，刘荫柏、车锡伦、杨振良、高国藩、韩秉方诸文，属于这方面较有影响的作品，而泽田瑞穗著《中国的庶民文艺：歌谣、说唱与演剧》亦涉及了宝卷文献。[53]后来的很多文章，基本上都是围绕《西游记》、《金瓶梅》等名著展开，似无太多新意，唯李武莲、柳旭辉、杨永兵、孙鸿亮、丁一清等文，在宝卷与地方文艺的关系上贡献了不少新的材料。[54]

这一时期学者关注较多的另一问题是宝卷对于劝善、民俗的影响，如周谦、刘守华、陆永峰、尚丽新以及韩国学者李浩栽诸文，都从不同角度揭示了这层关系。[55]而姜彬、刘祯、黄靖及香港学者游子安等著作，[56]也不同程度地论述了宝卷对于劝善、民俗的影响。

农民运动与宝卷的关系在这一时期也得到了讨论，如李济贤、李豫等两文。[57]不过，与20世纪5、60年代不同，此时学界关注的问题除了“起义”本身，还有宝卷内容与政治治乱的关系，如吴昕硕、欧阳小玲两文。[58]对于这方面的研究，国外学者的兴趣似乎比中国浓厚，如美国学者韩书瑞（Susan Naquin）的两本著作，[59]乃属具有创见的精耕细作成果，经过深入考辨后以为：民间宗教运动不是清代本身的社会危机引发的，起义的内在动因乃在于民间宗教教派对“千年王国”的信仰，及其组织内部所具有的动力。后来，刘平又从文化的角度入手，探讨了农民运动的文化因素和宗教因素。[60]

此外，一些文章还对宝卷与语言、妇女、经济及不同宗教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讨论，如程瑶、张国良属于语言方面，[61]刘永红、张萍属于妇女方面，[62]丘丽娟属于经济方面，[63]而周育民、释见晔则属于宗教间关系。[64]近期曹新宇的新著，又涉及了家庭（夫妇）、宗族、村落、地域（卫所）等问题。这类讨论的数量较少，但却为我们研究宝卷文献提供了新的视角。

除了上述角度外，一些学者还试图综合地审视宝卷及民间宗教的影响，如王尔敏、濮文起等文章，[65]以及郑志明、宋光宇、车锡伦、李永平等著作。[66]这种综合性的讨论，颇有助于我们在总体上认识宝卷及其影响。

接下篇：有关“宝卷”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下）

上传者：郑静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