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叙述了赵金龙起事到失败的经过，论述了这次起事的社会背景、瑶军与天地会的关系以及地方政府的应对，否定了赵金龙起事后天地会完全没有附从的传统观点。本文认为，在江华地区发生像赵金龙起事这样的严重事件，并形成与天地会的复杂关系，这与江华九冲瑶寨的巫师赵金龙等人利用瑶人迷信的巫师网络动员瑶众、自立为"瑶王"，以及九冲瑶寨一带汉瑶杂处并有以瑶民为主的天地会有着密切关系。从张锡谦《平瑶日记》来看，在"壬辰瑶变"时期，除江华九冲一带瑶寨的天地会参与了赵金龙起事外，反应最为强烈的是一批以匪徒为主的天地会组织。"会匪不附"的现象，在赵金龙设计杀死会匪群首之后才出现。夹处于瑶变与会党之间的署理永州府知府张锡谦审势度势，大胆变通清廷惩治会党的惯例，采取了区别会与匪的策略，以确保地方当局能最大限度地集中精力、财力和社会力量用于支持清军镇压瑶军。

关键词：壬辰瑶变；赵金龙；天地会；张锡谦；《平瑶日记》；

张锡谦，湖北黄州府黄安县邾城(今武汉市新洲区)人，嘉庆十年(1805)乙丑科进士，派为户部主事。嘉庆二十五年(1820)道光帝即位初，他升任户部郎中，据他自己说，“截取繁缺，知府之期不过二年，京察简放道府之期亦不过二年，是在部之时少外任之数多也”。[1]但道光二年(1822)他给浙江巡抚帅承瀛的书信中又说：“谦在部十七年矣，经历十二省司。”[2]可见是一位老资格的户部官员。道光七年(1827)五月左宗棠参加府试时，张锡谦在长沙府知府任上。[3]道光十一年(1831)末江华瑶民赵金龙起事时，张正奉委查勘华容堤垸事，于次年正月十八日(1832年2月19日)回湘阴，十九日(2月20日)赶到长沙，湖南巡抚吴荣光正奉旨率军出城镇压，张只是在道旁送行。二月初四日(1832年3月5日)，吴荣光调张锡谦赴永州，于初十日(3月11日)署永州府知府。永州府下辖江华、永明、道州、零陵、东安、祁阳、新田、宁远八县，是赵金龙瑶军活动的核心地区。张锡谦的《平瑶日记》，详细记载了他在这段时间的经历和所见所闻，留下了有关赵金龙起事及当时湘南社会复杂动荡局势的珍贵史料。鉴于以往有关赵金龙起事的研究很少重视《平瑶日记》的价值，[4]本文拟以《平瑶日记》为核心史料，重点探讨赵金龙起事的社会背景、与天地会的关系以及清政府的应对措施。“壬辰瑶变”包括江华赵金龙起事及余波和广东连州、连山一带八排瑶起事两个部分，时间范围相近，但八排瑶起事的瑶民族群及其社会结构与湘南地区差异极大，故不在本文讨论之内。

一、壬辰瑶变与瑶巫

清代湘粤桂边界山区的瑶民，有所谓平地瑶、高山瑶和过山瑶之分。平地瑶大都已纳入编户；高山瑶则避居海拔较高的山岭，以农耕、采集和狩猎相混合的生产方式生存，在江华主要集中在明渚岭及以东的高山地区。而主要在适于农业的山区采用游耕生产方式的过山瑶，是瑶人中生产和生活方式最不稳定的群体，居住比较分散，且不在编户之中，易受欺凌和抢劫，产生土地或财产纠纷时往往受到地方官吏和地痞流氓的敲诈。江华九冲的过山瑶也有前往两广游耕的，因“粤西山土多属官荒，瑶人越境而来，逢山即种，而地方滥崽及营县兵役，或伪称地主，或捏取山租，多方愚弄，使不安生，洵为瑶山之害”。[5]当然，有明确山岭产权的地方，过山瑶得与山主有租种契约。山区瑶人有山林物产需要和汉人交易，也时常产生商业纠纷和遭到欺诈。嘉庆以后，天地会组织在迁徙到山区的汉人中开始流传，到道光年间愈演愈烈。道光十一年十月，湖南巡抚吴荣光奏称：“湖南地方惟永州、桂阳等府州，因与两粤接壤，节年以来，间有外匪潜入境内，聚众结盟。”[6]他们“屡强劫瑶寨牛谷，党联官役”，[7]永州府“凡在官人役，若不入会，断不能充本府五载。……会匪往来纠结甚固，抢拒劫杀，实习为常”，[8]更激化了当地的社会矛盾与民族矛盾，使湘南瑶山的平地瑶与过山瑶日益感到有联合起来与之抗衡的需要。在瑶人中颇具威信的巫师赵金龙便成了他们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赵金龙是过山瑶的一名巫师。[9]各种迹象表明，他本人也是一位颇具野心的人物。瑶族巫师在瑶人中握有神权，威信很高。“凡瑶生而成人，巫师为之挂灯；有病，巫师为之超度；有子，巫师为之加职。人人信之，谓巫师铃剑一摇，盘王[10]即至，阴兵即来，福寿可得，灾患不生，即火炮刀兵皆不能害”。[11]道光十一年四五月间，就有自称为“瑶王”的长宁县瑶巫李德明知赵金龙能“书符治病”，便与联络，一起起事。[12]据说他夜见祖坟“两火相荡，又得天书云：阴兵助阵，金龙为王”。[13]后来赵金龙又自称能“提剑作法，衔水变火，结草变牛”，在社会矛盾激化的形势下，他充分利用了他在湘粤边界瑶人中的影响力，自称为“金龙王”，穿上龙袍，把手中的神杖变成了世俗“瑶王”。[14]利用巫师关系组织和发动瑶民起事，是赵金龙起事的一个重要特点。他手下的大将中，赵福才是常宁瑶的巫师；动员连州八排散瑶的赵子青，是“广东连州过山瑶，向习巫师”。[15]贺县盘均华，则是徙居苍梧县旱塘冲的湖南九冲瑶巫师。[16]赵文凤情况不详，估计可能是在新田高山瑶活动的巫师。[17]赵金龙的三路人马首领都姓赵，又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他通过宗族关系动员瑶众的特点。[18]

道光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1832年1月31日)，赵金龙率众五百余人[19]，“头裹红巾”，[20]由锦田(今江华县码市镇)出发，攻击两河口(今码市镇两河口村)，是湘粤瑶民大举起事的开端。关于起事的直接导火索，流传着两种说法：一是天地会众劫瑶寨牛谷，告官不得直，二是瑶人赴江华易银，商人夹锡与之，瑶人与之反复交涉，商人反告瑶人聚众劫掠，尽捕下狱。[21]后者事情或有，但恐怕只是积愤之因。天地会众抢劫瑶寨之后，赵金龙带瑶人直接反击。此次事变，杀死了两河口男妇二十多人，其中邓潮湘、邓潮英等人就是参与抢劫瑶寨的人。江华知县林先梁于次日得报，连夜会营游击王俊前去，已是道光十二年(壬辰年)正月初一日(2月2日)。瑶众击退清兵后，回到了锦田长塘。江华县马战守兵总数不到240人，瑶变一旦激起，根本无法应付。正月初十日(2月11日)，永州镇总兵鲍友智带兵七百，永州知府李铭绅、桂阳知州王元凤各带乡兵数百，事先没有通盘部署，贸然直捣锦田“贼巢”，希冀一击制胜。不料赵金龙在防守不利的情况下率队撤出，进入五水瑶山，扩大了队伍，意往九嶷山区立足。遭到官军堵截后，又在江华、蓝山等地山区更大范围内骚扰和出击，加入队伍的瑶人也越来越多，让不习于登山走险的清军陷入了处处挨打的被动局面。

湖南巡抚吴荣光在接到禀报后，一面奏报道光帝，一面檄宝庆协全部调去，提督海淩阿增援蓝山。道光帝得报后，又命湖北提督罗思举带兵一千，湖广总督卢坤也带兵亲自前去督战。这样，到二月(3月)，清军调动的总兵力已达四千多人。但先期赶到宁远的海淩阿抢功心切，大军未集，敌情未明，便带着宝庆协副将马韬带来的五百清兵，于二月十四日(3月15日)由下灌(今下灌圩)东进，刚进入蓝山县池塘墟(即今祠堂圩镇)地方，便意外遭到瑶军伏击。[22]

原来赵金龙撤离锦田之后，因无法进入九嶷山区，便准备由蓝山向宁远方向活动。由蓝山中部地区出池塘墟进入宁远，地势相对平缓，行军可以较快。但占卜示以出蓝山不吉，赵金龙便率队伍翻山越岭，径由池塘墟入宁远，正巧远远看到海淩阿的队伍。不过行进了几十里路，这些大兵已经疲惫不堪，军械索捆以行，也不成阵形。赵金龙将大队埋伏于山林之中，派一部分人上前诈称乡民迎劳大军，接负军械前驱，将清军引入伏击圈中。大部分清兵手上已无兵器，几乎没有还手之力，副将马韬中枪身亡，海淩阿开弓放箭，因路滑坠马被戕。瑶军取得了歼灭进剿清军的大胜，应验了在瑶民中流传的“金龙出大洞，海马归池塘”之谣，极大地鼓舞了士气，壮大了瑶军。[23]赵福才率常宁、桂阳瑶，赵文凤率新田、宁远、蓝山诸瑶起而响应，与赵金龙亲率的八排散瑶及江华锦田诸瑶犄角呼应，三路各二三千人，还一度攻下新田县城。

二、壬辰瑶变与天地会的关系

赵金龙起事重创清军，并迅速发展到上万人，当时乃至后人对天地会是否参与其中有种种猜测。魏源所说“赵金龙起事，即戕杀会匪，故会匪不附”，[24]几乎成为后世的定论，但实际情况相当复杂。以此论断赵金龙起事期间整个天地会的态度，只是皮相之论。

天地会虽然有着大体相同的拜会形式、标榜“反清复明”的宗旨，但内部山头林立，结会动机不一，在社会动荡和瑶变发生之后，其头目和会众的成分、利益来源乃至既有的社会关系，决定了天地会各组织的不同政治取向。

根据《平瑶日记》记载，在赵金龙准备发动起事前，就邀请一支江华汉瑶人共同结成的天地会参与。根据江华上五堡流军江瑶人任秀日的供词，这支天地会的组织情况如下：

大哥，任子日，约四十岁，住白沙塘；

师傅，任士日，约五十岁，住上五堡沙母塘；

三哥，李求仔，约三十岁，住白沙塘；

三哥，张求仔，约二十岁，住上五堡张家村；

三哥，李士於，约三十岁，住上五堡沙母塘；

老满，任会狗，约三十岁，住大路铺；

村近共有二百多人入会。[25]

实际情况表明，在锦田一带参与赵金龙起事的还不止一支天地会组织。根据任秀日所供：

(道光十一年)十二月内有九冲瑶人通信邀任会狗，他就邀会内的人同去。众人多不肯去，小的去的。本年二月二十三日，任会狗叫小的同老奉即奉见成、李成仪往白沙打听营盘，查实有多少人马，要小的回去报信，就邀同会内何得光大哥带江华九冲内小冲的瑶人过白沙来。这何得光是湖广人，年四十多岁，中等身材，微须，在上五堡白马塘种地。……又，上五堡大源冲有黄大哥，年四十多岁，面麻有须，他会内亦有二百余人，亦欲往九冲内小冲去。又，岭东人何老二、陈老二，俱是大哥，现在小冲开油榨，手下都有二三百人。由岭东到小冲约四五十里，小的身系红带，是任会狗分给小的。约拜会，则缠在头上，出来则缠在腰间。凡入会都有红布是实。[26]

任秀日的供词表明，在赵金龙锦田起事前后，当地就有四支约八百多人的天地会不同程度地参与了。在起事之初，天地会中的部分瑶众相对积极，其余“众人多不肯去”；但到壬辰年二月，当地的天地会“大哥”们纷纷率众加入了。其中的原因不难理解，赵金龙为报复抢劫瑶寨牛谷的两河口天地会时，大部分会众格于同会并不积极，但当清兵前来镇压之时，九冲一带的天地会大部分参与了抵抗，而不是与清军沆瀣一气，村庄命运共同体的意识和纽带明显强于所谓的“同会兄弟义气”。[27]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江华九冲一带瑶寨存在着平地瑶、过山瑶和少数汉人杂居的情况。

池塘墟之战后，起义军走出江华，形成三路，震动了整个湘粤边界地区。各地天地会对于形势急剧变化的反应也是多样的。

三月初，乡勇在宁远北乡长岭地方袭击了一支正在前往投奔赵金龙的天地会队伍，抓获了一批俘虏。经审讯，这支队伍是一批天地会成员：

(三月)初四日，梁元连等押解瑶匪三十二名到省，当将冯玉怀、毋均隆等十人详细究问。据供，该犯等并非瑶人，实系宁远、道州一带无业匪民，亦曾入会，专以贩卖人口为事。有会匪为首之周老旺、陈三仔二人，向来强霸一方，手下伙党各有千余人，拦劫客商，以为常事。客商畏惧，情愿按货给钱，谓之抽税。周老旺曾为保正，遂称为周正龙王。陈三仔本系行三，遂呼为陈三王爷。凡有贩卖人口者，无论大小，每名抽税三百文，仍将妇女扣留三日，俟伊二人轮流奸宿毕，方准放行，乃是向例。该犯等仿照旧例，书立合同，是以有上正龙王税六千六百文，上三王爷税六千六百文之语。讵料此处带领妇女前往上税，被其扣留，告知赵金龙起事，不日经过，伊等约会相帮，知该犯十人均有武艺，挟令入伙。该犯等畏惧，不敢不从。伊二人遂各给该犯等长柄刀一柄，令其带领妇女随同行走。……行至宁远北乡长岭地方，被乡勇横冲截杀，以至断绝四散，为乡勇所擒。[28]

除了有天地会投奔赵金龙外，还有假借赵金龙之名肆行抢劫的。如“道州五里排地方陈姓、黎姓、曾姓家曾被会匪乘机抢劫，口称奉金龙王意旨打粮”。[29]“会匪首恶楚正玉、唐佩二人(三月)二十三、四两日在[麻滩]市鸣锣集众，声称奉金龙大王旨意打粮”。[30]也有以抵御赵金龙之名，“会匪、土贼反以驱逐逆党为名乘机焚掠”。[31]据三月十一日日记记载，宁远一带，“自二月十四日以后，抢劫奸杀焚掠之案，不下数百起”。[32]

这些平日在地方称王称霸、作奸犯科，乱时肆行抢劫的会匪、奸民，在清兵大军未集之时，纷纷投靠或假名赵金龙队伍，充分表现了江湖游民巨大的破坏性和投机性。当然，他们的成分构成与江华九冲一带主要由从事农耕、经商的瑶汉居民组成的天地会是完全不同的。

瑶军自池塘墟之战胜利之后，人数壮大至近万，三路出击，一时造成了很大声势，但却失去了作战方向和目标。赵福才一路，遭桂阳知州王元凤和鲍友智两次袭击，损失过半，本人也阵亡了，由赵福贵继统，进入大义山一带。赵文凤一路，虽曾配合赵金龙攻取新田，但入城肆掠之后便放弃，听到官府招抚的消息，也大部分散去，余部到白水洞与赵金龙会合。由于史料缺乏，我们无法具体了解赵福才、赵文凤两路的队伍构成情况，但其呼啸而来，抢劫而去，旋起旋落，一哄而散的情形，其中颇有游民和会党分子的行迹。[33]至于赵金龙统率的本队人马，对这样一批会匪、奸民的确十分排斥，“往附者悉拒之”。[34]赵金龙队伍进入宁远后，甚至有这样的记载：“时地方奸人麕集劫财，往反[返]搬运，贼(瑶军)疑其漏消息，诡曰‘尔等见[现]从宜先学法’，信之。遂诈伪传法事，扃之王姓公祠。每传法毕放出，即于祠前杀之。一夕尽歼，浮尸满塘。以故土匪闻风不敢入伙，贼势亦孤。”[35]这些记载，与“会匪不附”显然是截然相反的。会匪群首附而被杀，应该才是此后“会匪不附”的真相。

天地会在湘南一带的衙役中，拥有极大的势力，由于地方当局严加防范并抚慰，在赵金龙起事以后，并无“附逆”举动的记载。“会匪不附”，或许是这部分天地会的写照，但另有其原因。这一点，我们在下节具体分析。

三、夹处瑶变与会党间的地方当局应对

池塘墟之战，震惊了清廷。道光帝命贵州提督余步云带兵一千，并调任湖南提督，仍由湖北提督罗思举主持平瑶军务，再派尚书禧恩为钦差大臣，亲往前线督战。湖广总督卢坤方寸已乱，先调常德水师及荆州满骑，待到移驾永州时，才意识到两军均不习山战，改调镇筸、辰沅兵一千二百人。这样，清政府调动的总兵力达到了六千多人。道光帝还命两广总督李鸿宾严密防范瑶变蔓延到两广地区。各地方官也纷纷调集乡勇，严防瑶军进入九嶷山区。道光十二年三月初十日(4月10日)，前线主帅罗思举到达永州，开始进行镇压赵金龙起事的全面军事部署。罗思举一到永州，便根据道光帝坚壁清野、节节设防、诱至平野、迅速歼灭的旨意，亲自率军从中路进兵，遏制瑶军南路，并与派往北路领兵之署总兵霍隆武声势联络，首尾相应；由永顺协副将祥福、沅州协副将马天保带领镇筸、辰沅兵一千二百名与罗思举两路夹攻，使瑶军腹背受敌；同时在附近旁通祁阳、道州、零陵的翻山小路上，节节设防。[36]罗思举的主力直插瑶军后路，从新田向北推进，镇筸、沅辰一路由阳明山向东，与由桂阳向东推进的霍武隆一路形成夹攻之势。到三月二十日(4月20日)左右，终于把三路瑶军逼成一路，被迫出山。赵金龙在张家坳与赵福贵一路会合后，出山占领了常宁县的洋泉镇。[37]此镇地处平衍，是出山进山的要道，商业比较繁荣，街长数里。赵金龙想稍作休整后，仍设法退回湘粤山区。罗思举既已得到逼瑶军出山的战机，岂能轻易放过，命清军迅速包围洋泉镇，檄守隘兵丁一起过来围兜，清军总数高达九千余人。在清军的重重包围之下，瑶军陷入了绝境，只能凭着民房石墙作最后的顽抗。

张锡谦临危署理永州府，在清军未集之前，不得不呼吁地方士绅各自团练，组织乡勇以自卫村庄，扼守要道，防止瑶军进入九嶷山，同时要稳定永州地方的局势不至于糜烂。从《平瑶日记》的记述来看，防范天地会与瑶军串联呼应，显然是张锡谦关注的重点之一。

永州地方从府衙到州县衙门，天地会在衙役中的渗透已是盘根错节，牢不可破。即以府衙而论，“永州府向有痼弊，凡在官人役若不入会，断不能充本府五载，省垣闻之甚确。缘本郡八属，均与两粤毗连，会匪往来纠结甚固，抢拒劫杀，实习为常。胥役若非会中人，不独传一案、拿一人必不可得，即欲于乡间饮一杯水，亦所难求。是胥役之拜会结盟，亦所不得已”。[38]衙役作为衙门执事群体，是府县官员推行政令的主要倚靠力量，如果为天地会所左右，府县官员将陷入被架空的尴尬境地。大军入境，固然对府县衙役有一定震慑，但府县官员若措置不当，也难免会发生衙役与“会匪”联手倾覆地方政府的情形。

湖南巡抚吴荣光一到永州，便令张锡谦署永州府，显然深知此人处理地方行政事务的老辣之处。张锡谦一上任，便饬令零陵县各房书吏、各班差役以及各学学书、门斗、佐贰署内弓兵等项人役，全数点验，择取其中老成笃实、实有身家可靠者，出具保结，“令将会而不匪之人，按名造册，使当乡勇，仍日给钱八十文，制给号褂，发给军器。无事则随营教练，有事则随处防守。俾其心志自定，口食有资，庶会匪不得肆其煽惑之谋，瑶匪亦不得逞其诱惑之技”。[39]

嘉庆年间镇压川楚教门大起义期间，清政府因民间教门信徒太众，剿不甚剿，采取过“不问教不教，只问匪不匪”的对策，把一般信徒与教军区别开；镇压太平天国时期，因湘军内哥老会盛行，清政府又有“不问会不会，只问匪不匪”的政策，一般认为这是取自镇压川楚教门大起义的经验。从《平瑶日记》的记载来看，后者应该直接取自永州的经验，即将“会而不匪”的衙役充为乡勇，镇压瑶变。这些衙役虽是天地会员，但其生资来源与一般游民靠抢劫诈骗赌博等不同，主要来自传案、拿人等的陋规需索，对官府有着很强的依附性。只要官府提供稳定的收入，这一执事群体虽参与拜会结盟，与“会匪”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其基本立场仍依官府为转移。他们之不参与或不响应赵金龙起事，甚或截然对立，主要原因即在于此。

对于社会上的天地会组织，湖南本有解散札命。但张锡谦认为，在池塘墟之战后，对这些本来就“伺衅而动”的会党，劝谕解散难奏实效，反而“徒形示弱”。他主张在军事上重创瑶军之后再行此策。[40]因此，他对于地方乡绅组织的团练乡勇一概摒除会党不以为然，主张区别对待：“‘会’‘匪’二字，似宜区别。有会而不匪者，或被胁入会，固可令其同仇；即被诱入会，亦可听其悔过；若是倚会为匪，罪所当诛。但或匪在平时，不在此时，尚可慑以官威，怵以兵力，使之俯首帖耳，以为我用，否则令其远徙，亦不敢羁留；惟此时纠集匪徒，冒称贼党，奸掳劫杀，罪恶滔天，若不斩除，人心不固。”[41]允许被胁入会的上阵，被诱入会的悔过，即使罪所当诛的会匪，只要现在没有为匪情事，仍可驱之上阵或勒令远徙，只有此时仍在为匪的，才加以剪除。这是在镇压赵金龙起事期间，永州府采取的十分细腻的应对会党的政策，其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集中精力和力量来对付瑶军。

对于一些情况复杂、势力强大的会党，张锡谦的政治手腕同样相当纯熟。如蓝山县有大纲、三合两会，旗鼓相当，“但三合势强，大纲势弱。招聚大纲，则三合必叛；招聚三合，则大纲自危”。[42]张锡谦认为，官府应派妥员先去说服双方调和矛盾，而不能有所偏袒，以免激变。永州会党巨魁熊宣玉、李豹“手下党羽均不下千余人”，[43]两人且有生死之交，平时抢劫拒捕，当局出动兵役数百人才将其拿获。熊宣玉先期解省，李豹押府监待解。一些衙役禁卒行动诡秘，会众亦有阻解之信。张锡谦将这些衙役禁卒召集过来，告诉他们只要悔过，一概不究，并请他们寄书熊宣玉家属及其他会首，“他们若安静守法，我保熊宣玉不杀；若他们在油乡地方少[稍]有滋事，我必回明大人(按：指湖南巡抚吴荣光)将熊宣玉正法，再拿家属并滋事的人，一同治以死罪。”给李豹一党的书信称：“李豹系秋审要犯，能否免其勾决，出自皇上天恩。若其党伙少[稍]有狂诞情形，我必回明大人，请大兵先将尔等全数剿平，再往常宁擒拿瑶匪。并谕李豹父母妻子知悉。”[44]以在押会首为人质，以同会差役禁卒为渠道，胁迫会众不敢轻举妄动，可见张锡谦手段的确老辣。

在清兵大军集结并行出击以后，永州府县地方官员集中精力征发民役应付兵差，以确保清军“后勤”之外，安抚汉瑶难民、严防汉瑶民族冲突、惩治会匪奸民“以驱逐逆党(按：指瑶军)为名乘机焚掠”成为当务之急。张锡谦于三月六日(4月6日)离开永州，前往道州、宁远料理上述事务后，于三月二十日(4月20日)回到永州府城，对军情政局之发展已经信心满满。他谒见湘抚吴荣光时，吴还在担心罗思举“性情傲执，恐难和众”，张对以“罗提军此次进兵处必胜之势者有五”:一、瑶军由白水入洋泉，“进无可掠，退无所藏”，可“一鼓而擒”；二、前者乡勇未聚，闻风而逃，创巨痛深之后，已定守志，勠力同心；三、“瑶人犷而无谋，会匪鸷而多谲。前者两相济恶，是以难图。自荷叶乡并杀以来，会匪之仇恨瑶人甚于乡勇”，瑶军失去耳目指引，信息不通，“洋泉直死地无生机”；四、瑶军携家带口，为妇孺牵连，不忍捐弃，军行不能迅捷；五、瑶军众寡情伪，已无不悉知。因此，他断言旬月之间便可收到捷报。[45]张锡谦所说“荷叶乡并杀”，当指赵金龙在宁远以“传法”为名，一夕并杀会匪奸民数十首领之事，这才是瑶军与会党关系真正决裂的转折点。[46]张认为，逐渐走出瑶山的瑶军失去了会党中遍布各地的肩贩脚夫、村镇痞流、兵丁差役暗中传递消息、接济火药粮食、指路引导，自然难免穷途末路。

即使在会党与瑶军决裂的情况下，罗思举仍然对瑶军与清军中的会党分子可能暗中传递消息高度防范。顾复初《湖北提督罗思举传》记载：

赵金龙之乱，楚南震动。思举以计破其坚壁，进攻时，令其旗牌与总督卢坤约曰翌日天明出兵，总督诺之。既而又一旗牌至曰三更拔队，又诺之。既而又一旗牌至曰今日酉刻进兵，请即发。总督统兵往，比至，而思举已凯旋矣。总督诘之，思举曰：“此兵机也。公营有贼间，闻信即报，若迟则贼已预备，不可攻矣。[47]

洋泉镇之战当然没有顾复初传文说的那么顺利。三月二十九日(4月29日)夜，罗思举命清军冒雨发动攻击，开始了惨烈的围攻洋泉镇之战。瑶军四五千人拼死还击，逐屋抵抗，以惨重牺牲击退了清军连续四昼夜的强攻。四月初六日(5月5日)，随着清军源源而来，罗思举再次发动猛攻。初七日，瑶军食尽乞降，不允。赵金龙于四月初九日(5月8日)率军突围中战死，瑶军被清军堵回镇内。据清方奏报，战斗整整持续了十天，枪击火烧，有六千瑶军被杀，余不足六百，赵金龙的兄弟赵金旺、儿子赵福金、赵满子等均被活捉。[48]四月二十一日(5月20日)，余步云的队伍赶到，与罗思举一起，向瑶军残部发动了最后的攻击，被烧死、杀害和俘虏的大多是妇女幼孩。四月二十五、六日(5月24日、25日)，清军在断垣残壁中搜索了两天，确认赵金龙已死，瑶军已被全歼。[49]

结 语

本文在叙述赵金龙起事到失败经过的同时，论述了赵金龙起事的社会背景，瑶军与天地会的关系以及地方政府的应对，从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一，瑶族居住山区，靠农耕林业谋生，以农产、山货等与汉族交易食盐及各种生活用品，这一方面增强了瑶汉之间的经济联系，也促进了汉人日益深入瑶寨地区，一些游民、奸商杂厕其中，以会党为组织凭借，官役为之羽翼，抢劫瑶寨、欺诈瑶人，这些情况当时在湘南和粤北地区经常发生。但唯独在江华地区发生像赵金龙起事这样的严重事件，并形成与天地会的复杂关系，这与江华九冲瑶寨的巫师赵金龙等人的社会关系和瑶寨的社会结构有着密切关系。[50]巫师在瑶人中本来就掌握“神权”，具有很高的威信。赵金龙属过山瑶，先后在广西、广东和湖南居住，比一般瑶众见多识广，与各地巫师交往颇多，在他充当“瑶王”的野心滋长之后，利用巫师的社会网络动员各地瑶众响应，便成为瑶军迅速壮大的重要因素。就社会结构而言，在赵金龙起事之前，江华九冲一带的瑶寨就存在着以平地瑶为主体、过山瑶和汉人杂居的情况。具有自卫互助功能的天地会组织形式也由这些汉人传入了瑶寨。因平地瑶、过山瑶和汉人杂居的族权分散，便造成了江华九冲瑶寨巫师“神权”至高无上，天地会的“会权”迅速发展这样特殊的社会结构。

二，天地会作为一个社会组织，其成员的社会身份和职业相当复杂。天地会在永州地方的衙役、商贩、脚夫、匪帮乃至一般游民、居民中广泛发展，其成员既通过会党互通声气、互相帮忙，又大体维持自己的职业本分以获得生计。在瑶山出现“瑶王”，地方政治格局巨变的情况下，天地会众大体上仍由其各自的基本经济利益和社会关系来左右自己的立场，不可能采取相同的政治态度。从《平瑶日记》来看，“壬辰瑶变”虽因报复侵扰瑶寨的两河口天地会众而起，但江华九冲一带瑶汉民众结成的天地会作为村庄共同体的成员，在官兵发动进攻时，却义无反顾地参与了赵金龙起事；在衙门领取工食银和索取各种差费的衙役，与会党有着盘根错节的关系，在官府网开一面的情况下，几乎无例外地听命于官府的差遣，出卖、告密、传信乃至直接抓捕会党；而一批以匪徒为主的天地会组织反应最为强烈，他们或者乘机抢劫奸淫焚烧，或者借为瑶军打粮或者借驱逐瑶军之名勒索抢劫财物，大肆掳掠之后再投奔赵金龙。只是由于赵金龙不屑与此等匪类为伍，设计将这批为非作歹的匪徒一举铲除，这帮会匪也就与赵金龙彻底决裂了。所以，以为在社会矛盾极其尖锐复杂、政治格局已经营垒分明的情况下，社会成员构成不同的天地会组织，会因同会“兄弟义气”而采取一致立场，乃是过高估计虚拟血缘关系对于重大历史事件影响的误判；至于认为孤军奋战的瑶军首领赵金龙排斥了同为“反清力量”的会匪加入乃是重大失误，更是缺乏历史感的机会主义的“现代意识”。

三，清朝地方当局应对“壬辰瑶变”，行政首长对于地方政治格局的认识和把握十分重要。张锡谦无疑是个能吏。乾隆以来，对于会党的政策就是取缔，为首者斩绞。但他受命之后，把会与匪区别开来，首先安抚“会而不匪”的衙役，以确保地方行政机构的运作和清军未集之前地方不致糜烂。对于民间会党成员，他也坚持这样一个策略，即使以前为匪的会首，也允许自新或令迁徙。他反复告诫地方民团乡绅，允许那些“会而不匪”的青壮悔过上阵。甚至对“会而匪”的会党巨魁如熊宣玉等，他也敢将其作为人质而威胁会众、家属不许谋为不轨。这些策略不符清廷一贯政策，但张锡谦却善于审势度势，大胆变通，以确保地方当局能最大限度地集中精力、财力和社会力量用于支持清军镇压瑶军。避免因不加区别地取缔而激变会党，造成地方当局处于瑶军和会党夹击的处境而难以措手甚或倾覆，张锡谦的应对显然是明智的。

赵金龙队伍在阳泉被歼灭之后不久，五月初四日(6月2日)，赵金龙的余党赵子青带领广东连州八排散瑶三四百人跑到蓝山烂泥坳、江华濠江冲等地，与当地瑶民二千余人重新起事，但很快被镇压了。[51]六月，在与江华县毗连的广西贺县又发生了盘均华起事。作为巫师的盘均华，在赵金龙发动起事半年之后，他才成功地在贺县白竹、磨刀(今贺州和富川瑶族自治县境内)、古瓢等处动员了两千多“土瑶”准备前往湖南，还有一部分本来就是从江华过来佃种山地的九冲瑶。[52]他们红布裹头，装束也与赵金龙的瑶军相同。但盘均华的活动，被当地瑶头举报，同知易中孚与参将满承绪等赶紧督军尾追，于六月二十五日(7月22日)在芳林渡(位于今贺州南富川江西岸)将瑶众击溃，并报击毙盘均华请功。但实际上盘均华已经带着妻女逃脱，结果在江华界山岭被守卡士兵盘获。盘均华供认他率广西瑶众回江华后，要自立为“瑶王”，与赵金龙如出一辙。

赵子青、盘均华起事很快相继失败，不仅说明湘粤边界由于清军的大举增兵，政治态势完全改变，“会匪不附”已成为事实，也说明由迷信巫师的“瑶王梦”一时鼓动起来的瑶族社会动能也明显退潮了。

注释

1张锡谦:《金曹奏议》，《清代诗文集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534册，第266页上。

2张锡谦:《覆帅仙舟丞书》，《金曹奏议》，《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34册，第297页下。

3罗正钧著，朱悦、朱子南校点《左宗棠年谱》卷1，岳麓书社1982年版，第6页。

4有关赵金龙起事的已刊论文有:姚舜安:《赵金龙领导的瑶民起义》，《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2期；杨奕青:《关于赵金龙起义几个问题的商榷》，《民族研究》1985年第1期；龚鹏九:《赵金龙领导的瑶民起义》，《广西民族研究》1987年第3期；李陵、彭贵珍:《试论清政府治瑶政策的强化——以道光壬辰年间瑶民起义的善后处理为例》，《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年第10期等，这些论文基本都没有注意到张锡谦的《平瑶日记》。

5唐鉴:《办理柑子冲瑶匪蒇事拟善后事宜八条禀》，《唐确慎公集》卷5，光绪元年刻本。

6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编《天地会》(七)，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98页。

7魏源:《道光湖粤平瑶记》，《圣武记》下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25页。

8张锡谦:《平瑶日记》上卷，《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34册，第200页下。

9有关赵金龙的来历，陈克正认为他是广西何洞瑶，而官方抓获的俘虏盘生堂等供称，他们与赵金龙均系广东过山瑶来至江华县(锦田)长塘地方居住的。这些记载的差异，其实多少反映了过山瑶生活变动不居的状态。

10即盘瓠，中国古代神话中的人物，为一部分瑶族所崇拜。

11唐鉴:《办理柑子冲瑶匪蒇事拟善后事宜八条禀》，《唐确慎公集》卷5。

12《清宣宗实录》卷207“道光十二年三月乙卯”条，《清实录》，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6册，第51页。

13《陈克正纪略》，民国《蓝山县图志》卷7，《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110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版，第434页。

14参见《清宣宗实录》卷205“道光十二年二月戊寅”条，《清实录》，第36册，第18页。

15周宜亭:《平瑶述略》下卷，道光十三年刻本，徐丽华主编《中国少数民族古籍集成》，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第85册，第360页。

16唐鉴:《办理柑子冲瑶匪蒇事拟善后事宜八条禀》，《唐确慎公集》卷5；《清宣宗实录》卷216“道光十二年七月乙丑”条，《清实录》，第36册，第210页。

17光绪《宁远县志》卷2上《建置·瑶峝》记载邑人石光陛文称:“道光壬辰，江华瑶变，逼胁生瑶赵文凤等四千人，幸得安抚得宜，各自解散。”《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291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年版，第54页。

18赵金龙有子二人:赵福金、赵福银；其兄弟赵金旺二子为赵福宝、赵福良，抓获俘虏赵福德供说赵福才也是赵金旺的儿子。见《清宣宗实录》卷207“道光十二年三月乙卯”条，《清实录》，第36册，第52页。不管如何，赵福才应也是赵姓“福”字辈。

19据唐鉴说，不过二百余人(见唐鉴:《壬辰防瑶五论》，《唐确慎公集》卷2)，地方官的奏报难免夸大其词。

20赵福金供单，转引自杨奕青:《关于赵金龙起义几个问题的商榷》，《民族研究》1985年第1期。

21同治《桂阳直隶州志》卷23，同治七年刊本。

22《清宣宗实录》卷207“道光十二年三月己酉”条，《清实录》，第36册，第44页。

23海马，正巧对应海淩阿、马韬。陈克正不同意省志记载，认为海淩阿率兵为三千人，应为不了解当时清军调兵情况之误。

24魏源:《道光湖粤平瑶记》，《圣武记》下册，第328页。

25据张锡谦:《平瑶日记》卷下，《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34册，第243页。

26张锡谦:《平瑶日记》卷下，《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34册，第243页下。

27张锡谦显然还不了解存在着以瑶人为主体的天地会，他写道:“瑶人、会匪本非同类，而戾气固结，殆不可解，未知何故!”见张锡谦:《平瑶日记》卷下，《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34册，第202页下。

28张锡谦:《平瑶日记》卷上，《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34册，第223页下—224页上。

29张锡谦:《平瑶日记》卷上，《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34册，第229页上。

30张锡谦:《平瑶日记》卷上，《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34册，第226页下。

31张锡谦:《平瑶日记》卷上，《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34册，第225页上。

32张锡谦:《平瑶日记》卷上，《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34册，第231页上。三月十二日下午，张锡谦仅在宁远县审案，便惩责释放了抢劫奸淫案发时附和之众138人；奸劫从犯227人刖左耳；抢劫有因而无淫掠焚掳恶迹，或老亲独子的首犯75人刖右耳，罪大恶极的首犯37人斩枭，可见当时永州境内治安形势之严重。见张锡谦:《平瑶日记》卷上，《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34册，第231页下。

33如在赵文凤进取新田时，“田猴坪聚集之六百余人，均系会匪”，因乡勇严防，“会匪进无可掠，退无可守，兽散纷纷”。见张锡谦:《平瑶日记》卷上，《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34册，第209页下。

34《陈克正纪略》，民国《蓝山县图志》卷7，《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110号，第435页。

35见光绪《宁远县志》卷6《武备·纪事》，《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291号，第320页。从军事角度看，赵金龙排拒乃至戮杀匪首，的确造成了瑶军势孤的局面，但在作为巫师的赵金龙眼里，这些恶贯满盈的匪徒前来加入，是对他神权地位明目张胆的亵渎。后人论赵金龙未能联合天地会的反清力量，此举失策，乃为失败原因之一。但对于一位连行军打仗都凭占卜决断的巫师，进行这样的“历史教训总结”，与真实历史的差距就难以道里计了。

36《清宣宗实录》卷209“道光十二年四月癸未”条，《清实录》，第36册，第74页。张锡谦于三月十一日根据调遣道、远两处夫役北赴祁阳以应罗思举兵弁扛运粮饷军火军装之用，判断“此次进剿必由大路进兵”。他认为，当时瑶军正在白水一带，进逼洋泉，“若负隅之虎，已落平原”。若从大路进兵，即使获胜，也难免瑶军退守五峝瑶山，因此飞禀吴荣光，建议“劲兵当其前，重兵遏其后，奇兵迫其左右”，使瑶军进退失据，被迫坐困洋泉，“旬月之间，定当歼灭”。见张锡谦:《平瑶日记》卷上，《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34册，第229页下。张锡谦的建议在清廷镇压瑶军的战略决策中，显然起了重要作用。

37参见杨奕青:《关于赵金龙起义几个问题的商榷》，《民族研究》1985年第1期。

38张锡谦:《平瑶日记》卷上，《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34册，第200页下。

39张锡谦:《平瑶日记》卷上，《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34册，第200页下。

40张锡谦:《平瑶日记》卷上，《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34册，第205页下。

41张锡谦:《平瑶日记》卷上，《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34册，第207页下。

42张锡谦:《平瑶日记》卷上，《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34册，第206页上。

43张锡谦:《平瑶日记》卷上，《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34册，第219页上。

44张锡谦:《平瑶日记》卷上，《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34册，第219页下。

45张锡谦:《平瑶日记》卷下，《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34册，第240页。

46“荷叶乡”，应为宁远县城附近的荷叶塘。

47缪荃孙纂《续碑传集》卷49，《清代碑传全集》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056页。

48《清宣宗实录》卷210“道光十二年四月乙巳”条，《清实录》，第36册，第94页。

49《清宣宗实录》卷211“道光十二年五月壬子”条，《清实录》，第36册，第101页。清廷奏报有夸大被歼瑶军人数之嫌。魏源记载，被逼出山的瑶军及其家属仅四五千人，所以最后被歼不可能达六千余人。

50广东连州、连山一带的“八排瑶”迁居已有数百年，互相之间结成了牢固的婚姻关系，不与八排之外的散瑶通婚，而且语言发音也与其他瑶人存在明显不同，甚至连赵金龙也听不懂，汉人根本不可能进入这些瑶寨地区耕作居住。壬辰年正月间黄瓜冲遭到民役歹徒的掳掠，同样起而报复，遭到清军的围攻。但八排瑶首只求自保村寨，以交出几名参与报复的村民而求得妥协。可见瑶寨社会结构的差异，多少决定了他们对外部社会冲击的不同反应。

51《清宣宗实录》卷214“道光十二年六月甲辰”条，《清实录》，第36册，第179—180页。

52《清宣宗实录》卷218“道光十二年八月辛卯”条，《清实录》，第36册，第235—238页。

上传者：郑静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