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雍

五四运动距离今天已经八十多年了。多年来学术界对五四运动的研究从未停止过，一些有份量的专著相继问世，其中最重要的当数彭明的《五四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和美国学者周策纵的《五四运动史》（岳麓书社1999年版）。但是对于帮会与这场运动的关系，似乎至今无人涉及，也未见过这一方面的专题论文。[1]然而这一问题又相当重要，为此笔者抛砖引玉，发表一些自己的看法。

一

         北京五四示威游行的消息传到上海后，学生最早在5月26日罢课。6月3日北京学生继续进行游行讲演，遭到反动军警的镇压，上海商家闻讯，继而在6月5日罢市。但是使上海后来居上，成为全国五四运动中心的则是工人的罢工。对于工人阶级在上海五四运动中的杰出表现，中外有识之士当时就一致予以肯定。上海学联在《告商工界同胞书》中所说：“学生联合会对于此次救国运动，虽奋起在先，而决不敢居功，何也？学生罢课半月，政府不惟不理，且对待日益严厉。乃商界罢市不及一日，而北京被捕之学生释；工界罢工不及五日，而曹、章、陆去。……是故救国之业，学生可以鼓吹，而实行之责，实在我商工界同胞。”[2]一个外国记者也说：“震撼了这个城市的工业结构”的上海工人“六三”大罢工，“显然是政治性的”。[3]

         对此有代表性的传统的评价是：“工人罢工是自发的”，[4]上海大罢工是工人“自己独立发动起来的”。[5]“工人在罢工斗争中，开始打破行会观念，实行同盟性罢工。在我国早期工人运动的历史上，也受到行会、帮口这种组织形式的影响。直到五四运动时，上海工人中仍分安徽帮、宁波帮、湖北帮等。行会、帮口不是阶级的组织，而是一种封建性的组织。它向工人灌输非阶级的意识和地域观念，甚至被业主和反动派利用来分化工人阶级的团结和破坏工人运动的统一。这种组织形式有害于工人阶级的事业。在‘六三’工人大罢工中，虽然还没有现代工会组织的出现，但这种行会、帮口的组织和观念，开始被突破。工人阶级开始联合起来，为着统一的斗争目标，举行同盟罢工。……虽经反动派破坏，同盟罢工终于六月九日实现。……工人还提出了统一工人运动、建立共同领导机构的要求。”[6]美国学者裴宜理的观点与此截然不同，她认为“上海的‘五四’罢工并不意味着工人绵延不息的行动和组织传统有了新突破。罢工期间，人们熟知的城市团体在迅速动员工人阶级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不过她提到的同乡会、行会、原始工会等“城市团体”均无领导上海工人罢工的直接史料，说服力不强。[7]那么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在共产党尚未建立、国民党还未控制任何工会组织的状况下，上海的“六三”罢工究竟是谁发动和组织起来的呢？在研究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了解一下近代中国特别是上海工人阶级与封建帮会的关系。

二

         国民党工运史专家马超俊[8]在谈到中国历史上不属于地方性质的帮会时说：“此种帮会，毫无地方色彩，绝无同乡观念。但以帮之首领为中心，以帮之宗旨为依归。凡愿拥护某帮之首领，赞成其帮之宗旨者，即可加入，受帮之保护，同时亦听帮之制裁。但关于此种性质之帮会，其组织多属于秘密结社，……青帮与洪帮，注重低层社会，尤多手工帮与苦力工人，是欲知我国劳工组织之初期发展阶段，不可不知有青洪帮。”[9]“民国前后，青帮曾以其潜伏势力，在革命过程中，亦多贡献，地位乃日见重要，与洪帮分门别户，而成为我国社会结构中之两大秘密集团，潜滋暗长，声势赫然，尤与工人阶级，关系密切，凡稍有劳动运动之经验，即知水陆码头之独占劳动领域，以及颐使臂使对工人可以上下其手者，殆无不为青洪帮人。事实具在，昭然若揭，固无庸讳饰也。”[10]

         中共早期领袖瞿秋白指出：“上海的工人之中，差不多一大半是属于青帮、红帮等类的秘密组织的；工厂工人尚且如此，苦力更不必说了。”[11]后来被毛泽东称为“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12]的陈独秀于1920年在《四论上海社会》一文中写道：“上海社会是哪一种人最有势力?从表面上看来，政治的经济的大权不用说都在西洋人手里，但社会底里面却不尽然。大部分工厂劳动者，全部搬运夫，大部分巡捕，全部包打听，这一大批活动力很强的市民都在青帮支配之下。去年学生运动时的大罢工已经显出他们的威信。他们的组织，上海没有别的团体能比他大，他们老头子的命令之效力强过工部局。他们所做的罪恶实在不少，上海底秩序安宁可以说操在他们的手里。他们的团结是跟着物质上生活需要自然发生的，决不能够全由政治法律底力量任意将他消灭下去。消灭他们之根本办法，惟有使各业工会在法律上都公然成立，并且使工会底权力能够容纳他们，团结他们，能够应他们物质上的生活需要，他们的秘密团结自然会消灭下去。在这一点看起来，上海工会发达不发达，不仅是劳动界利害问题，简直是上海全社会治安问题。”[13]陈独秀的这篇文章，长期以来没有引起研究五四运动学者们应有的注意。美国学者裴宜理在《上海罢工》这本专著中引用过这段话，不过接下来没有对此进行必要的阐释。[14]笔者认为《四论上海社会》至少论及了两个问题：一是揭示了上海青帮的构成，即当时主要由“大部分工厂劳动者，全部搬运夫，大部分巡捕，全部包打听”这“一大批活动力很强的市民”所组成；二是首次披露了上海青帮与五四运动的关系。

         从五四运动时期的新闻报道和档案文件等第一手材料来看，陈独秀的说法是有史料依据的。关于青帮发动罢工的直接报道目前尚未发现，不过在这之前不久曾有过这样的事例：1918年5月，上海水木锯工人为要求增加工资，由青帮发动有数千人参加的罢工。警察厅派出20多名荷枪实弹的警察前去镇压，用枪柄乱击工人，并用刺刀刺伤多名工人。但工人毫不畏惧，以砖石泥块、桌椅木脚当武器，击退了警察。该业董事、作主也吓得纷纷狼狈逃窜，最后不得不同意工人加资的要求，罢工取得了胜利。这类罢工往往采取帮会色彩很浓的封建形式：罢工领导人在罢工前召集工人代表数十人，在某酒楼菜馆开酒席五六桌，雇就小堂名一班，奏乐畅饮，名为齐心酒；散席后互相誓约，分头联络发动各工场罢工。罢工胜利后，又在鲁班殿唱堂名一天以答神庥。领导人公然对工人们说：“如果没有我，你们永远别想加到工资。并要工人每人每工扣钱一文来补偿他请酒的钱以及其他开支。”[15]

         如果我们拓宽视野，将搬运工、苦力、水陆码头工人以至于巡捕这一大批“都在青帮支配之下”且“活动力很强的市民”[16]的言行一并网罗进来，还是可以从间接的角度说明上海青帮与五四运动的关系的。1919年5月27日《民国日报》报道：“浦东沿浦一带各码头扛挑小工，前日在老白渡地方开会集议，到者数百人。全体一致表决，凡遇日本船只抵埠，不为起货；并分发传单，劝导各码头劳动界切实进行。各码头继续实行者日多，惟洋溪港口三井煤栈尚未进行云。”

         5月29日《时报》称：“近日各轮埠码头小工异常热心，对于外洋来沪各日轮，咸皆拍手观望，拒不运卸货件，以致轮埠公司深抱为难；虽经奖励小工头设法起卸，然亦不生效力云。”[17]

         6月6日《大陆报》说：“迄今为止尚未组织起来的上海工人也罢工了。在码头工人写给总商会的信上说，他们至少要罢工三天，要让北京知道连工人也不答应北京政府的举动。信上要求与总商会合作，并希望，他们与工人的领袖在上海举行一次联席会议。”[18]

         6月10日《新闻报》载：“本埠大小各轮船公司凡走长江班及杭嘉湖等的轮船，昨日因办事人员激于爱国热忱，全体休业，是以各轮船昨日只得停驶。另函云：浦东各轮船水手昨在均安公所开会，议决同业一律离船，致定班出口之轮船，如‘新宁绍’、‘新北京’、‘大通’、‘江新’等各轮船均不果开行。”[19]

         同一天《民国日报》又有报道：“杨树浦上海纱厂昨日有驳船装载烟煤四船，码头小工均不肯代卸，故停泊码头。又虹口各码头、日本邮船码头已无华工踪迹，日清、三菱等码头栈房亦已较平时减少过半云。”[20]这一天，海员罢工也开始了。

         6月11日，上海三罢斗争进入最后一天，海员罢工继续扩大，黄浦江上轮船有进无出，各轮船公司损失严重。上海五四运动期间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华人巡捕的动向在历史资料中同样有所反映。6月9日，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总巡麦高云致上海英总领事的信函中提及：“上海工部局警务处中国组对日本人之不满。”[21]在群众爱国运动的强大压力下，另有一个曾经乱扯爱国传单的公共租界中国巡捕公开表示：“以后我不再乱扯传单，知道要爱国，我知扯传单是错了，……我知道我是一个中国人应当爱中国。”[22]即便是在上海法租界担任探目的帮会头目黄金荣也只是在石西探长的率领下“向各商店婉劝开市。各店主虽受劝告，然仍照常闭门”，黄金荣也没有进一步为难他们。[23]直接点到青帮的原始材料，我们只找到一条，而且是与洪帮并提的，弥足珍贵。

         当时有报道说：“青红帮于上海罢市之日，由首领召集会议。议决，无论罢市若干日，所有盗窃扒手，一律停止。若有违背者，照帮规处罚。此消息前数日已有所闻，但不知确否。今罢市已六日，竟无此项事件发生。”[24]帮会所控制的乞丐也不甘落后，“自罢市以来，路上乞丐，几不见其踪迹。闻天后宫中人云，乞丐之首领，六日曾有通告，不准在路行丐，以免妨碍国人救国之行动。其业扒手掏摸者，亦各有首领，与丐首下同一之通告，戒令罢市期内，不许行偷。故六日以来，市上绝无失窃之事”。[25]又有报道称，“据捕房报告，六日内无一件窃案。马路无一强索乞丐。据云，乞丐由丐头发饭食，不许在马路上求乞，以表爱国之心，且免外人耻笑。窃贼目则曾开会议，有极痛心之语，谓：‘今日之文武囗囗，皆是盗贼，囗囗尤为盗贼之魁。我辈今日反对政府有盗贼之行为，则我辈自身，自不当再为盗贼。’”[26]

三、

         那么，在上海五四运动期间青洪帮是不是在单独组织发动工人罢工方面完全无所作为呢？中国共产党的其他早期领导人的答案是否定的。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张国焘1929年至1930年在莫斯科的讲课稿中披露了以前鲜为人知的内幕，他说：“李凤池是六三的领袖，曾坐过牢，以后变成工贼。当时社会主义很时髦，且做政治活动，并且要与工人发生关系，当时就谈到政党问题，想打到国民党的工会中去与李凤池商量奔走，我被举为干事，演说不要穿长衫。国民党不愿意，没有成功。”[27]经查，李凤池是上海日商内外棉第五纱厂摇纱间工头，湖北人，三罢高潮过后遭到反动势力的迫害。[28]他与洪帮头子龙襄三是大同乡，被龙称为“仁弟”，[29]当属洪门中人。瞿秋白也十分肯定地说过：工人加入帮会，“五四上海第一次总罢工，便是这种组织所指导的。”[30]五四时“工人的罢工，也居然能以旧有的会党式的工人组织自行指挥”。[31]有关上海棉纺工人罢工的史料充分证实了上述说法的可靠性。1919年6月7日，穆藕初在南北市各商业代表聚会时演说称：“查上海人民号称百万，而劳动工人居百之十二，纱厂工人占最多数，一闻商界罢市，各工人亦有罢工之议。湘以工界罢工最为危险，遂邀各纱厂开紧急会议，竭力遏止，现尚相安，若罢市风潮再不解决，恐难维持”云云。[32]在这里穆藕初讲的只是当时华界纱厂工人的情况。而在公共租界，早在6月5日上午11时，日商内外棉三、四、五厂男女工人就率先罢工，揭开罢工序幕。下午，浦东陆家嘴日华纱厂、杨树浦日商上海纱厂以及商务印书馆等工人也继起罢工，第一天罢工人数就达20000多人。[33]根据6月6日《申报》报道，“昨日全体罢市之信流传，上午十一时三十分，曹家渡日人所设内外第三、第四、第五纱厂男女工人五六千人亦全体罢工停作；下午一时半，陆家湾日华纱厂、杨树浦上海纱厂男女各工人亦相继停工罢作。该工厂共有工人二万余人，亦可见吾民之爱国心热矣”。另据《时报》6月7日报道称：“又闻日本内外、日华、上海等三纱厂男女工人，同具爱国热忱，于前日罢工，工人退出等情，已纪昨报。昨日湘绅聂云台君舅即恒丰纱厂主任以该各工人曾系食力贫苦人民，虽具此热心，恐难久持，故柬邀中西各纱厂磋商将各工人分派工作，以免旷废。”证明这三个厂的工人确已在5日部分罢工，日华纱厂7日的罢工斗争是全体工人罢工。[34]6月8日晚，宜昌路日商内外棉第五纱厂的工人在摇纱间工头李凤池的组织领导下罢工。次日，内外棉纱厂经理川村给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总巡麦高云的信中声称：“在昨夜九时之前，我们所有的工厂都很太平。但以后，就突然发生三工人不听话的事件，并发生了暴行，几处男工部分跑出车间到材料库去。”[35]

         在内外棉五厂罢工工人的带动下，9日起内外棉纱厂全体罢工。[36]当天，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总巡麦高云在致上海英总领事的信函中说：“今日老船澳机器厂及其他造船厂之工人罢工。上海之各运货行今日也停止营业。沪杭甬铁路之火车司机及火夫告诉他们的雇主说，除非从北京得到有关处理曹汝霖的满意的消息，否则，他们将于本月9日午夜罢工。上海各出租车辆的司机于6月9日上午六时起罢工，一些私人雇佣的司机据报告也同样通知其主人云，今日他们不能驾驶汽车，……浦东英美烟草公司之印刷部分及看管卷烟机的工人今日未能复工；印刷部分有约一千人参加散发一种传单，内中详述上海工部局警务处中国组对日本人之不满，并劝告他们举行会议。本月9日[37]晚九时三刻，宜昌路日本纱厂之男女工人罢工，他们离去前，还企图毁坏一个纱厂的机器。……今日租界内工人罢工的估计数如下：

    戈登路警区    14000个纱厂工人2／3是男工

    汇山路警区    800个机械师及铜匠杨树浦警区    2000个机械师及铜匠

    虹口警区      2000个码头苦力新闸警区      400个汽车行职工

    静安寺警区    上海电车公司工厂之装配工240个

         除了上述之人数外还有许多小贩、屠夫、伙计及汽车司机在怠工。”[38]6月11日下午，“各工界在东京路徐家村某庵开全体大会，到者约一万数千余人。……略述学商两界救亡之情形，及罢工后目标、性质、时间、程度。……提出对内对外各条件：对内：(一)设共同总机关，成立中华工界全体大会。(二)大家应严守秩序。(三)罢工后生计维持办法：(甲)各业公所余款，酌量提出接济。(乙)与商会商家商量，将现在买日本货的罚款，提来维持工界生计。(四)举十二代表与各界接洽。(五)通电全国工界取一致行动。内部组织完固，庶可对外。”李凤池等人发表了辞意略同的演说。最后全体与会者推举出李凤池、吴灿煌、谢申岳、李明山、刘春山、黄鼎琦、田维胜、邱少棠、任寿山、王春荣、汪朗云等12名代表办理一切。[39]                另一则报道说，这次工界大会“先定救国目的所在：(一)要求北京将卖国贼免职后，交法庭按律严办。(二)请废除密约，欲废此项密约，必先交还日本之垫款，此款即请抄现卖国贼家产作抵。(三)要求电报局，必将此项通电发出，并请报界发表工界主张。(四)现闻商学界大受北京影响，吾辈请限二十四小时答复。大家坚持达到目的，如不应，即分三层进行办法：(一)举行示威行动，通知总商会，请其通告各驻沪领事声明不妨害公安，于二十四小时内，由各代表担任维持完全责任。(二)如再不达救国目的，取直接的行动，既行总同盟罢工。(三)罢工开工，吾人当然自决。如遇万不得已时，即有以下四项主张：(一)通告中外，不承认卖国政府，并发起各界救国储金。(二)无论南北军队，如有起而讨贼，工界主张将此款作为军饷，并愿尽义务，当兵作工。(三)一致往中交两行，实行兑现，以制政府死命。(四)提倡国货。以上条件，当付表决。……全场大鼓掌，一致通过。”[40]但不知何故，李凤池没有出席不久召开的中华工界全体大会筹备会。1919年7月15日，公共租界警务处副总巡约翰逊在致上海英总领事信件指出：“名为中华工界联合会之团体，系国民党之联合会。最近国民党的报纸上以巨大的篇幅来登载该会之活动。……体力劳动者没有代表在中国工界联合会会内，因而只能用传单及其他宣传方法来影响工人们。这样便可以相信最近船只及码头工人的罢工，正是由于这些传单所引起的。”[40]

         6月12日三罢斗争结束后，日商内外棉纱厂、日华纱厂和上海纱厂的9500余名男女工人，以山东问题尚未解决，相约坚持不去日厂上工。他们写信给华商纱业公会，要求在中国纱厂介绍安置工作。[41]三罢斗争高潮过后，“六三领袖”李凤池遭到无理审讯。6月21日，戈登路捕房接受了宜昌路日商内外棉第五纱厂老板的控告，以6月8日晚“煽动工人罢工吵闹”的罪名将李拘解公堂。李凤池在接受中日官讯时称：“罢工之事，因日人欲加收纱工程，各女工不愿，公举五号、六号、三十四号、二十五号四女工向日本人当面接洽，不料他房工人误会，以致互相喧扰。”[43]一个星期后，上海会审公廨“以李凤池唆使工人罢工属实，判令发押西牢三年”。[44]李凤池出狱后，由于他的斗争资历在中华工界联合会中颇有影响，时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的共产党人张国焘想利用李凤池的关系打进去开展工作。最后由于国民党的抵制，共产党还是没有成功。[45]事实正如裴宜理所说：“不同的工人有不同的政治。”[46]

         青洪帮会在上海五四运动中的表现表明，上海工人阶级在它成为“自为”的阶级之前与封建帮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受到帮会的政治影响，“帮会的严厉控制限制了他们独立行动的机会，但是由其工头、把头激发出战斗性并非不可能”。[47]在中华民族与外国侵略者矛盾激化的情况下，处在社会底层的帮会同样具有爱国救亡的意识，它们不乏发动民众、参与政治的能力与能量。五四期间上海工人的罢工实际上是帮会组织自行指挥的，当然不排斥一小部分工人的罢工可能是自发的。在运动后期，国民党借助这股社会的潜势力在掌控上海工运方面抢占了先机，而后来成立的共产党实际上则处在十分不利的地位。

注释：

[1]美国学者裴宜理在《上海罢工》（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一书第71页上对上海青红帮控制下的小偷、扒手、乞丐的积极表现有所提及，但也只是点到为止。

[2]上海《民国日报》1919年6月13日。

[3][美]霍塞著，纪明译《出卖的上海滩》，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106页。

[4]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4页。

[5]彭明：《五四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51页。

[6]李新、陈铁健主编《伟大的开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2—103页。

[7][美]裴宜理：《上海罢工》，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70页。

[8]马超俊的生平简介可参见[美]裴宜理：《上海罢工》，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9页注释。

[9]马超俊：《中国劳工运动史》，转引自《中国工人阶级历史状况》第1卷第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592页。马超俊认为属地方性质的帮会是帮口。

[10]马超俊：《中国劳工运动史》，转引自《中国工人阶级历史状况》第1卷第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594页。

[11]《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70页。

[12]《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4页。

[13]《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97页。

[14][美]裴宜理：《上海罢工》，第104页。

[15]上海《时事新报》1919年5月11、14、18日，转引自沈以行等主编《上海工人运动史》上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6页。

[16]陈独秀：《四论上海社会》，《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97页。

[17]《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29页。

[18]《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第294页。

[19]《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第335—336页。

[20]《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第336页。

[21]《五四爱国运动》（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317页。

[22]《五四爱国运动》（下），第304页。

[23]《五四爱国运动》（下），第458页。

[24]《五四爱国运动》（下），第180页。

[25]《五四爱国运动》（下），第191页。

[26]《五四爱国运动》（下），第199页。

[27]《张国焘关于中共成立前后情况的讲稿》，《百年潮》2002年第2期。

[28]《新闻报》1919年6月23日。

[29] 见龙襄三：《洪门常识问答》扉页题字。[30]《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60—461页。

[31]《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6页。

[32]《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81页。

[33]《申报》1919年6月6日。

[34]《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93页。

[35]《五四爱国运动》（下），第316页。

[36]《申报》1919年6月10日。

[37] 此处有误，应为8日。

[38]《五四爱国运动》（下），第317页。

[39]《五四爱国运动》（下），第285页。

[40]《五四爱国运动》（下），第155—156页。

[41]《五四爱国运动》（下），第359页。彭明在《五四运动史》第352页中认为中华工界联合会“在工人中并没有什么大的影响”的结论是很值得怀疑的，至少它的发起人在五四运动中起过重要的作用。

[42]《上海工人运动史》上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6页。

[43]《新闻报》1919年6月23日。[44]《新闻报》1919年6月29日。

[45]李凤池后与共产党为敌。1925年8月五卅运动后期，当共产党决定在上海停止总同盟罢工，并号召工人有条件地逐步复工时，上海洪帮头目龙襄三、李凤池等人于8月11日盗用沪西洋务工会等37家单位及个人的名义散发反动传单。上述传单、启事发出后，其后台上海工团联合会马上出来为之助威壮胆。详见拙著《五卅运动中的工人帮会问题》，《党史研究与教学》1993年第3期。

[46][美]裴宜理：《上海罢工》，第328页。

[47][美]裴宜理：《上海罢工》，第68页。

资料来源：《史林》200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