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从兵

【内容提要】小刀会起义失败后，刘丽川的下落历来众说纷纭。总的来说，有被杀说和逃逸说两种说法。被杀说因被杀地点的不同又有多种观点，其中，虹桥说和小闸桥说是颇为流行的两种观点，前者出自清廷的征剿大吏，后者出自地方乡绅，但后者的被杀情节多采自前者。被杀说关系封建官场中人的生死功过，令人怀疑，特别是虹桥被杀说一开始就受到人们的质疑。逃逸说源于身在现场的外国传教士，他们没有利害关系，有一定的可信度。刘丽川本无大志，形象不佳，逃逸后隐姓埋名、淹没无闻是可能的，但这种结局也为被杀说提供了支撑。

【关 键 词】上海小刀会起义；刘丽川；下落

The Whereabouts of Liu Lichuan, Head of Shanghai Small Swords Society Uprising

Abstract：After the fall of Small Swords Society Uprising, opinions vary on the whereabouts of Liu Lichuan. To sum up, there are two views on this: Liu was killed or he fled. As regards the view that Liu was killed, people disagreed on where he was killed. Two popular views hold that he was killed in Hongqiao or Xiaojiaqiao. The former view came from the Qing generals sent to put down the uprising and the latter was from the local gentry. But the plot of the latter view was constructed from that of the former. People suspect the view that Liu was killed because it was connected to life and death, merits and demerits of the feudal officials. The view that Liu fled came from foreign missionaries who were present at the time, which is believable to some extent as the matter was not related to their interest. As Liu had no lofty aspirations and had a poor image, he was likely to flee and conceal his identity and live a petty life, which in return supports the view that he was killed.

Keywords：Shanghai Small Swords Society Uprising；Liu Lichuan；whereabouts

上海小刀会起义后，刘丽川一直在寻求起义的出路，其中加入太平天国是起义领导考虑的主要方案之一。但加入太平天国的道路异常艰难，太平天国不可能进行战略大调整，东征而来，接管上海。而要突围出去，投奔太平天国，小刀会内部又因各种分歧而不能形成合力。列强在沪势力也曾掺和其中，建议小刀会“献城”而出，小刀会因内部分歧未能实施相关方案。当租界安全和贸易繁荣问题得到解决后，列强在沪势力迫切需要解决小刀会问题，逐渐与清廷上海地方势力、清军合作，建筑界墙；法军甚至公开武装干涉，英国公使包令则与刘丽川达成退出上海的协议[1](p18)，由此而使小刀会在上海没有了生存的空间。刘丽川利用这个协议，精心策划，制定了一个从东门起放火烧城制造乱相逼使小刀会全体成员从西门突围而出的计划。1855年2月17日是中国的传统节日春节，他就在这一天实施计划。但是，乱相出现后却难以控制，刘丽川本人在这次突围中不知所终。那么，刘丽川最后的下落究竟如何呢？

关于刘丽川的最后下落有两种大的说法，即被杀说和逃逸说。

被杀说中又因被杀地点的不同而有4种主要观点，最为流行的观点是虹桥被杀说。此说来源于清廷的征剿大吏——两江总督怡良和江苏巡抚吉尔杭阿。1855年2月18日，吉尔杭阿在写给吴煦的信中说：2月17日晚，“亥刻……适有石灰桥探报，夜间有贼匪一、二百人，拿住百姓令其带路等语。虎大人差王万寿等带川、贵、广西兵勇三成队追剿，五鼓又派三成接应。未知刘、陈、潘三逆，在此贼内否？城内尚未搜着。据称红头打毙不少，然头子未见，焦急之至。又出城之人有说用竹木牌由杨家渡逃去。但未知如何，希三兄大人，就近派人前往查之，恐仍系由洋船逃走，希赶紧查之”[2](p219)。这就是说，2月18日，吉尔杭阿还不知刘丽川等人的下落，并为此而非常着急。可是，3天之后，2月21日，他们自上海军营会奏清廷提供虹桥被杀说。他们在汇报2月17日的战况时说：“惟首逆刘丽川，带领死党二百余人，乘乱放火，由西南城缺缒下而逃，经虎嵩林亲督兵勇，追至虹桥地方，督同署上海县知县孙丰，将其围住，生擒三十余名。刘逆抵死抗拒，经广西城守营兵丁贺大胜，首先上前，广西后营兵丁韦友瑶随后继进，力难生擒，贺大胜遂将刘逆斩首；其余官兵一拥上前，将余逆一并击杀，并获招讨大元帅及受命贵天伪印二颗回营。饬令被困在城乘间逃出之监生徐渭仁及曾被胁旋即投诚立功之李绍熙认明实系刘逆首级，并无错误，各具切结。传示各营及生擒各犯，一见即知为刘逆首级，凡属军民，无不同声称快。”[2](p229～230)这里描述的情形比较生动，而对刘丽川首级的辨认似又确凿无疑。吉尔杭阿还到处张贴布告，通告刘丽川在虹桥被杀的消息。2月24日，清方将这则布告刊于《北华捷报》上。该布告说：“查贼匪刘丽川及其党羽盘据上海县城，历时已久。迨本巡抚率兵征讨，终于一举而荡平之。我军于大除夕光复县城，翌晨卯正，贼匪刘丽川就擒，即在虹桥正法，其党羽五百余名伏诛，此外尚有大批贼匪，悉数枭首示众，诚属大快人心者也。”[2](p208)这里的虹桥当指“西门外二十四里虹桥乡”[2](p149)。

怡良和吉尔杭阿的奏报及布告成为刘丽川虹桥被杀说的最早来源。不过，《北华捷报》的编者似乎当时就不相信这种说法，在刊载布告时于“即在虹桥正法”处加注说：“究竟刘丽川是否如文告所示业已就擒处死，一般中国人认为值得怀疑。但是他们说，吉尔杭阿不得不这样奏报，否则中国皇帝就会把纵容叛军首领逍遥法外的罪名加在他的头上。”而且，2月24日，《北华捷报》还有3则报道提到刘丽川的下落问题，都比较慎重，并未完全采信吉尔杭阿的布告。

其一为《清军占领上海县城经过的另一个报道》，其报道称：

据说大队叛军在他们两个首领的领导之下从西门逃走。据江苏巡抚吉尔杭阿的布告说，叛军在黑夜中逃窜，到星期日(1855年2月18日)早晨八时，在离徐家汇天主教区域几英里名叫虹桥的地方遇到一队官兵。首领刘丽川和他的队伍，约五百余人，都在此地被擒并被杀害。他的首级送到苏州河桥营房的时候，得到一个青年叛徒的证实，这个青年叛徒就是因为这样的功劳而获得赦免的。以前曾经有人送来一个人头说是刘丽川的，但是这个青年叛徒指出牙齿不像，直到真的首级送来，才把这个问题解决了。[2](p122)

这里的“青年叛徒”指李少卿，而所使用的“据说”和“据江苏巡抚吉尔杭阿的布告说”都是审慎的报道，实际上也含有怀疑刘丽川虹桥被杀说的意向。

其二为《三合会撤离上海》，则更为慎重地报道说：

次日黎明，谣言充斥，说官军已经收复本城，对于三合会马上进行一次惊心动魄的大屠杀。但是就在当天，后来又有相反的报道，说大部分福建三合会会员因为劝告陈阿林放弃这个城市没有收到效果，所以从大东门起在各主要的街道和通衢上到处放火；并说刘丽川和陈阿林觉得大势已去，在他们的随从中选择了一小队人，大约一百五十名左右，逃出西门，经过徐家汇到虹桥，在那里他们遇到一队追赶他们的官军。又说刘丽川和他的许多随从都被杀死，陈阿林、谢安邦和他们的一部分随从逃脱，但刘是否被擒，无法证实。[2](p116)

这则报道提供了关于刘丽川撤离上海时的种种说法，认为“谣言充斥”，最后又强调说“但刘是否被擒，无法证实”，这与《北华捷报》当日几则报道采取的是同一种基调，即对刘丽川虹桥被杀说持怀疑态度。

其三为《三合会放弃上海城后的情况》，报道称：“当时在黑夜中，他们跄踉溃退。据说刘丽川已在城墙下被击毙，在他的部队来抢救他以前，他已经被斩首。他的残余部队逃出营外，在法华有遭遇战，三合会中约有五十人被击毙。”[2](p118)这里也用“据说”的字眼，提供的却是另外一种说法，即城墙下被歼说，不过这种说法只此一例。其潜在的学术价值在于对虹桥被歼说的否定。柯悟迟《漏网喁鱼集》亦载：“五年正月初一日，上海红头贼夜遁，次日陆续出城，吉抚军始往剿杀，首逆刘丽川就擒，逃逸海洋亦不少。”[2](p1044)这里也没有指出被杀的地点，但既已出城，无疑是城外。其消息显然来源于官方，而没有明说被杀地点，也可能是对虹桥说持怀疑态度。

尽管虹桥被杀说一开始即遭怀疑，但这种说法由于来自官方而流播甚广，以下6种文献均采此说。

1.《遐迩贯珍》1855年第4号第1页载：“正月初一日夜至三更时候，城中红巾招集与党，庆贺元旦，大摆筵席，饮得酩酊大醉之时，手下偻锣各自吃酒赌钱，城上无人看守。有南门百姓在大小南门约同防剿局兵勇，随即步梯登城，贼众措手不及，在城隍庙园中放火，乘西门无备，开城逃窜。官军四路追杀，至虹桥将贼首伪大元帅刘丽川擒获斩首。”[2](p134)此时《遐迩贯珍》的编辑已不是身在上海的麦都思，这则报道的消息来源当为吉氏布告。

2.特瑞修《上海史》称：“叛军领袖刘丽川向徐家汇方面逃奔。据说，在奋勇抵抗以后被俘，就在虹桥和他的部属一齐被斩首。叛军首领中最凶猛的一个陈阿林，在外商的援助下设法逃走。”[2](p748)

3.梅朋、弗莱台《上海法租界史》说：“陈、刘二人把广东、福建队伍中最亲信的分子集合到身边，只想保全性命了，乘乱冲到西门，突过皇室军的队伍，并没有受到多大损失，一直向乡间逃去。但是，不一会，皇室军大营——我们知道这大营是在跑马厅北苏州河边，——得到了报告，派精兵到徐家汇去追赶，直赶到虹桥；终于以众敌寡，把他们消灭了。刘丽川在格斗中打死了，当场按中国习惯，割下首级，血淋淋的头送到待在大营里的吉尔杭阿那里。”[2](p854～855)令人感到有趣的是，特瑞修和梅朋、弗莱台对刘丽川下落的说法都没有注明其资料来源，而对陈阿林的下落则有所说明。[2](p749～750，p869～870)从内容来看，他们的说法当来自吉氏布告，特别是梅朋和弗莱台关于刘丽川格斗而死的说法留有鲜明的吉氏布告痕迹。

4.黄本铨《枭林小史》载：“刘丽川弃城走。贼知外应已泄，势不能支，乃弃城走，余众悉溃。官军追斩刘丽川于虹桥镇。贼分道水陆窜，约于吴淞同入海，而刘贼为官军追急，趋虹桥镇。市民乘之，贼勒众死格，几脱，既而中枪仆。马军武大胜得其首级持报，邑监生徐渭仁为识认具结。”[2](p980)黄本铨为川沙地主，《枭林小史》记上海小刀会起义史事，起自1853年9月，止于1855年2月17日，用他的话说：“是编就耳目所及，不事粉饰，聊记颠末，幸无以正史绳之。”[2](p981)由此看来，《枭林小史》的价值亦不可低估。但其所记为“耳目所及”，并非完全可信。刘丽川的下落，留有官方传闻的影子。

5.夏燮《中西纪事·五口衅端》后附《附记借助夷兵克复上海档案》称：“首逆刘丽川带领百余人，乘乱放火，由西南门城缺缒城而逃，总兵虎嵩林督兵追至虹桥地方，经广西官兵上前围截，生擒刘逆斩之。”[2](p1004)

6.袁祖志《随园琐记·记袁祖德事迹》亦载：“元旦，官兵西追至虹桥，与民团合，尽歼之，枭刘丽川首。其东遁入浦者，西人擒送大营，咸斩之，计二千余名。”[2](p1021)

虹桥被杀说从一开始就受到怀疑，因此，被杀说就有了其他观点。被杀说中第二种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来自蒋恩的《兵灾纪略》，认为刘丽川被杀于小闸(桥)。该书载：“五年乙卯元旦，焚香顶礼毕后，清晨就得捷报，悉上海于昨夜三更克复。轰大南门城垣数丈，官军乘此杀进，昨宵所以有此巨声也。匪首丽川等启西门宵遁，至小闸地方，被总兵虎嵩林截杀。”[2](p1009)蒋恩为当时上海的乡居地主，《兵灾纪略》所载多系其耳闻目睹，按年排比，记载了1853年至1864年8月1日期间有关小刀会和太平天国的史事，具有一定的实录性质，较为可信。能够听到南门炮声的蒋恩比远在川沙的黄本铨所提供的说法应当要可信一些，所以上海地区的地方志编纂者们多采此说，反映了他们在史料选择方面的价值倾向。以下5种地方志详略不同地记载了小闸桥被杀说。

1.同治十一年(1872)刻本《上海县志·兵防》载：“五年正月初一日，逆首刘丽川带贼党百余，出西门而去，夜半，至小闸桥，唤渡不应，即放洋枪。乡民鸣锣追逐，适遇虎嵩林所部兵邀击，署上海县孙丰带勇亦自法华至，广西兵丁贺大胜、韦友瑶斩刘逆首，并戮余匪，搜获伪印二。”[2](p961)这里的地点采用了蒋恩的说法，但刘丽川被杀的情节又部分采用了怡良、吉尔杭阿的说法。

2.光绪五年(1879)尊经阁刻本《青浦县志》载：“五年正月初一日，刘逆出西门，夜半至小闸桥，虎嵩林兵邀击斩之，并戮余匪，搜获伪印二。”[2](p1159)

3.光绪五年(1879)刊本《南汇县志》亦载：“惟上海死拒年余，至五年正月朔，始获斩首逆于小闸桥，潘逆偕其党陈阿林卒逋诛。”[2](p1164)

4.光绪十年(1884)刻本《松江府续志·武备志》载：“五年乙卯，春正月初一日，逆首刘丽川带贼党百余出西门遁，夜半至小闸桥，虎嵩林率兵邀击斩之，并戮余匪，获伪印二。”[2](p969～970)

5.1922年铅印本《法华乡志·兵燹》亦载：“五年元旦，逃至小闸地方，为蒲汇塘隔绝，唤渡不应。该处乡民鸣锣截击，适总兵虎嵩林带兵追袭，知县孙丰亦由法华突至，枭刘丽川首，杀匪甚众，获伪印二，并生擒数十名，押至韦天庙后尽歼之，事遂平。”[2](p963)其附录《邑城被害事实》又称：“除夕，贼分东西夜遁。元旦，官兵西追至小闸，与民围(团)合，尽歼之，枭刘丽川首。其东遁入浦者，西人载赴大营，咸斩之，计二千余名。”[2](p966)

以上各种记载，《青浦县志》和《松江府续志》与蒋恩的记载相似，而《南汇县志》所载过简，惟《上海县志》和《法华乡志》所记稍详。《上海县志》增加了刘丽川唤渡、放枪和乡民鸣锣追击的情节，而被杀的情节则与吉尔杭阿的说法相同。《法华乡志》则说明了小闸桥地方为“蒲汇塘隔绝”的情况，被杀情节也与吉尔杭阿的说法基本相同。

各种地方志的记载不可能是空穴来风，这表明刘丽川等人从西门突围出来后确实经过小闸桥这个地方，并发生了以上各情节。但是，小闸桥被杀说中的被杀情节却多采用虹桥被杀说，这使人对小闸桥被杀说不能不产生怀疑。虹桥被杀说和小闸桥被杀说是影响较大的两种观点，为了弥合这两种观点的不足，因此，被杀说中第三种说法将这两种说法结合起来，认为刘丽川先至小闸桥，而后在虹桥被杀，这种观点来自毛祥麟的《三略汇编·小刀会纪略》。该书载：“五年正月初一日子刻，逆首刘丽川带贼党百余人，乘官军无备，出西门而遁。至申刻，城中有人投大营报信，始知悍贼尽皆逃逸。……首逆刘丽川夜半逃至小闸桥地方，冒称松江兵呼渡，守渡者以黑夜莫辨，不渡，贼即施放火枪，乡民鸣锣聚众，贼惧而遁。至虹桥，天已微明，适遇总兵虎嵩林所部川、贵及广西兵勇迎头击杀，知县孙丰亦至，并力攻剿，贼不敢拒敌，广西城守营兵丁贺大胜、广西后营兵丁韦友瑶遂将刘逆斩首。官军尽戮余匪，并搜获招讨大元帅及受命贵天伪印二颗。刘逆首级，抚军令久在城中之监生徐渭仁、投营贼目李绍熙认明属实，令具切结，传示各营。”[2](p993～994)毛祥麟将前两说较为完美地结合起来，认为刘丽川在小闸桥“冒称松江兵呼渡”，后逃至虹桥而被杀，其间有一个从小闸桥到虹桥的过程。1993年版新编《上海县志》也采小闸桥被杀说，告诉人们小闸桥位于虹桥乡小闸村，其第二十篇《文物胜迹(五)纪念地》载：“刘丽川就义处：在虹桥乡小闸村小闸桥旁广东花园附近，未立标记。小刀会起义反清，占领县城，终因孤立少援，为清兵围困，1855年2月17日夜，小刀会领袖刘丽川自城内豫园点春堂指挥所率众突围转移，至小闸，清兵追及，寡不敌众，就义于小闸桥畔。”[3]这似乎将虹桥被杀说和小闸桥被杀说统一了起来，给人以两说并不矛盾的感觉，毛祥麟将两说的结合似显多余。而从常识来看，即使小闸桥属虹桥辖，虹桥治所仍有具体的所在。因此，新编《上海县志》的记载并不能完全否定毛祥麟记载所存在的可能合理性。毛祥麟是上海人，其《三略汇编》略记鸦片战争、小刀会起义和太平天国运动，故称“三略”。但是，《三略汇编》所记并非全部来自其亲历亲闻，而兼采其他时人记载，该书有些记载为他书所无或较他书为详，因此，毛祥麟的观点正反映了《三略汇编》的特点。但虹桥被杀的情节采自官方，因此，这种观点仍然不能排除在被疑之列。

被杀说的第四种观点为程家桥被杀说。王萃元《星周纪事》载：“五年乙卯春王正月初一日，清晨，东北隅烟焰直透霄汉，旋得确信，知已于是时克复矣。未几，有执旗贼二十余名，被官兵追至程家桥地方，乡民阻截，相与斩杀净尽，据云贼首刘丽川即在其中也。”[2](p1015)王萃元为上海新桥乡团首脑人物，当时亲历了小刀会起义，《星周纪事》亦系按年排比，记载了1847年至1864年7月19日所亲历亲闻的太平天国及小刀会史事，有相当的可信度。但“据云”二字又表明刘丽川被杀地点的不确定性。按程家桥亦在虹桥附近，其性质可能与小闸桥相似。如果当时小刀会分股逃散，在小闸桥、程家桥等处出现小刀会人，都是可能的。刘丽川在此被杀只是传闻，王萃元的语气相当不肯定，因此，这种说法是不可靠的。

被杀说中还有一种较为笼统的说法，上海怡和洋行致香港总行的两封信即提供了这种说法。1855年2月21日的信中说：“众信有一部分叛徒是通过清兵营地开到乡间去的，他们其后如何，谣言互相矛盾，无一可靠。传刘已在外面被捕，并已砍头；二号司令陈阿林却逃掉了，至少他究在何处，尚无确讯。……”3月8日的信中说：“2月17日夜，正是中国旧历除夕，暴乱将领们收集余众，冲出上海，奔往乡下，在那里，他们似乎各自星散了。清军和清朝官吏立刻占据了上海。上海大半个城市的房屋都被烧毁，在市区和市郊有无数的人被捕入狱，更有成百的人立即斩首。一般人推测，暴乱者的首领也许就在这些被杀者之中。”[2](p506，p516～517)所谓“传刘已在外面被捕”和“一般人推测”云云，都是不肯定的说法。

由于被杀说有许多可疑之处，多用不确定的字眼，各种说法在某些细节方面相差很大，如刘丽川突围时所带人数，有20余人、100余人、150人、200人、500人等多种说法，而被杀的情节又多采用吉尔杭阿的说法。吉氏说法从一开始就受到人们的怀疑，特别是吉氏向朝廷再三强调刘丽川首级的真实性，随即又刻意制造刘氏虹桥被歼的舆论，更是令人心生疑问。从被歼地点来看，从城墙下到城外、乡下，从小闸桥、程家桥到虹桥，似乎由近及远，越远则越显歼灭的艰巨性。如果刘丽川在一个夜里即在城内被歼，那么，吉氏接任半年多来的作为将难以解释。因此，将刘丽川被歼的地点说得远一些，显示出歼灭会首的难度，一则可以说明做出这样的事情是需要一定时间的，二则可以向朝廷摆功：这样的难事居然也做到了。摆功饰过甚或谎功饰过历来是封建官场的做法。至于说刘丽川逃逸了，那是要不得的，终觉得对朝廷没法交待，自己也有可能会受到处罚。吉氏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目的，使被歼说流播至广且远。但是，各种被杀说都或多或少地带有官方传闻的影子，有人不相信被杀说，于是就有了逃逸说。至于逃逸的说法，只有3种文献有明确记载。各种逃逸说提供了被杀说所不曾有的关于刘丽川最后突围时的若干细节。

晏玛太的《太平军纪事》载：1855年2月17日晚，“刘丽川及陈阿林各领队伍，预约在西门外某地集合。但陈阿林在黑夜间迷失了路。刘氏则率众由预约之清军向导穿过清营，经杨树浦而至ChihPan，在此处他们遇着乡下人来城上市场的。他们问乡人云：‘你们看见乱党吗？’乡人答：‘没有。县城攻破了吗？’他们答：‘是的，昨晚城破了；党人必定于昨夜经此地了。’他们即飞跑逃遁，因清军已紧紧追来了。他们急跑直至某地见有乡人向西方入市之处，向导乃离去。大概这帮人直往投入内地之太平军去了”。[2](p531)也就是说，晏玛太认为刘丽川已投奔了太平军。

斯嘉兹《在华十二年》则说：“刘丽川被斩首五次，即是说，有叛乱分子五名，都被指认作刘丽川而被斩首，因为他本人早已逃走了。”他甚至还绘声绘色地说：“至于刘丽川呢，在撤退之际，他已感到筋疲力尽，虽然他的同伴脱去自己的鞋子，让他穿上行走，最后他再也走不动了，必须人家抬着他走。听说是一个尼姑给他化装才把他救出来的。”[2](p568～570)斯嘉兹声称他的这些记载得自从城内逃出来的小刀会“一二位首领”的叙述，以证明其所载为实。

王韬《甕牖余谈》对虹桥被杀说提出了疑问，他在介绍李少卿时说：“其后贼势日促，李(少卿)始谋约官军为内应。几事不密，为刘贼所觉，同谋三百余人，擒戮殆尽。而李独得脱走投大营，白事泄状。抚军吉尔杭阿悯其全家屠戮，留军中供差遣。继而城破，渠帅未获，而红桥所戮者在疑似间。召李辨识，李力言其是，遂据以入奏，并请宽李之诛，有优赉焉。其实著名贼目，如刘丽川、林亚福、潘简子、陈亚林皆逸去。”[2](p1025)王韬认为“红桥所戮者在疑似间”，表明他也不相信虹桥被杀说，可惜王韬没有提供进一步的细节以证其断。

此外，还有两种文献间接地表示了刘丽川逃逸说。一是佚名《平贼纪略》，该书载小刀会起事之后推刘丽川为首，但记其结局时却未提到刘丽川：“迨四年冬，吉巡抚督总兵虎嵩林、参将富安、守备向奎、浙江道员石景芬等排日攻击，匪党苦粮尽援乏，悍匪陈阿林、林阿福、潘小镜等于除夜乘官军无备，开城而遁，虎嵩林等追击，生擒伪元帅陈芝等斩之，余匪入海。乙卯元旦，官军收城。”[4]这里没有提到刘丽川，似也意味着刘丽川已经逃逸。二是上海人秦荣光当时撰的《上海县竹枝词》，他说：“直待洋人与讲通，虚张声势破城功。匪魁个个容他走，复得城来一个空。”其注云：“先是十一月吉抚令道衔杨坊、知县吴煦与英领事商允筑墙陈家木桥，移营进逼。乙卯元旦复城，陈阿林、潘小镜子等由夷场先遁。”又说：“入城不即约多兵，烧尽东南屋半城。贼目纵多搜获出，大伤元气困遗氓。”其注称：“元旦夜各兵入城即纵火，东南半城延烧殆尽，搜获贼目李仙云等及周立春女秀成。”[5]这里也没有对刘丽川的交待，其中隐含了对虹桥被杀说的一种否定，而说陈阿林、潘小镜“先遁”似乎又暗称有人“后遁”，刘丽川即在其中吧，只是不便提出与官方不同的意见而已。

晏玛太是美国南浸信会传教士，1847年来到中国，在上海住了20多年。在小刀会起义期间，他住在上海县城的北门外边，曾亲眼看到起义的经过以及交战双方的战斗状况。小刀会起义之初，美国领事金能亨派人进城把吴健彰救出来之后曾住在他家里。其《太平军纪事》主要根据他当时的见闻而写成。约翰·斯嘉兹为英国在华重要间谍，1847年来到中国，1859年回国。他在中国12年，总是处心积虑地调查、收集当地各阶层的情况以及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情报。小刀会起义期间他就在上海，与列强在沪军政当局异常接近，经常向他们汇报情况，听取指示。因此，他们两人的说法有较大的可信度，因为刘丽川的下落与他们并无切身的利害关系。刘丽川逃逸之说是可能成立的。由于他胸无大志、能力有限，在逃脱之后想过太平日子，隐姓埋名，从而在此后的历史长河中淹没无闻，是极可能的事。

这里说刘丽川胸无大志，有论者可能会有不同意见，可能会以其给洪秀全的奏折为据。确实，刘丽川在奏折中曾说过：“臣以一介庸愚，力耕乡落，于愿已足。不期时世变迁，人民失业，夙兴夜寐，再四思维，大丈夫当立功名于乱世，不宜缩首以潜身。”[6]这不过是说得冠冕堂皇而已，他以“未受职臣”自居，其实是想给洪秀全一个好印象从而获得封职。在迟迟得不到太平天国的封职后，他甚至有从清廷获得官职的想法。1853年底，从吴健彰处透露的消息说：“现在招安已议有成见，刘丽川许给官职，其本地人或散或随，惟建帮议未妥洽，然为首已允，则其余自不难抚诚矣。”[2](p179)刘丽川等人起事的最初目的在于劫财，黄本铨说：“噫，揆贼之初衷，不过劫掠之故智耳。”[2](p981)因此，曾到刘丽川元帅府的美国人泰勒形容说：“经过一间间大屋，堆满许多银锭(每锭约合美金七十二元)，宛如美国南部的谷仓堆满麦穗一样。银锭堆至屋顶，旁边只留二英尺阔的空当作为通道。”[2](p534～536)黄本铨《枭林小史》还记载说：“(癸丑)八月，广艇获贼艘于陆家趾，贼焚南仓。先是刘贼本无大志，以潘金珠戕县尹，罪无可逭，不得已据城守。至是以重金啖花旗商，得火轮船二，尽载金帛将逃出海。而广艇皆潮勇，侦知之，出其不备，袭击于陆家趾，贼目多赴水死。刘闻报，将自杀，其党陈阿灵劝止之，反勒从出南门，焚仓街。”[2](p975)由此看来，刘丽川追求的是升官发财的梦想。有这种追求的人特别怕死，且一身软骨。小刀会起义以后，在1853年11月至1854年1月的议降风潮中，他多持赞成态度。1854年6～7月间，列强撮合的小刀会与清军的“献城”谈判，他也是同意的。1855年2月以后，他极力主张退出县城，最后竟不惜以出卖谢安邦和潘金珠为代价与包令达成退出县城的协议。因此，小刀会内部存在严重分歧，他是负有责任的，这种不断的动摇和摇摆，使小刀会没有凝聚力，形成一致倾力突围的合力，其失败是不可避免的。[7]由于有那样的协议存在，他突围后必须隐姓埋名，否则将遭到来自两方面的追杀。

刘丽川要隐姓埋名，不是难事，因为他的形象并不佳，不是那种特别引人注目的人物。当时人对他形象的概括是：“容瘦无须”，“面苍骨立”，“容貌瘦削”。[2](p40～41，p985，p760)罗全采访他时的印象是：“身体瘦弱，容貌苍白”，且“身材矮小”。特瑞修的《上海史》将他说成是“一个脸色苍白而憔悴的鸦片鬼”[2](p736)。高龙倍勒的《江南传教史》也说：“他的脸色和骨瘦如柴的身体，证明他是一个吸毒很深的人。”[2](p879)罗孝全对其容貌还有进一步的描述：“容貌则除烟油遮盖之外，状如童子，而全无战士之威严勇猛的仪容”。罗孝全对他的气质有较多的肯定，罗氏介绍说：“我又觉其气态和蔼可亲，言语则娴雅悦耳，殊足以补充其容貌身材之缺乏。他似是一个沉默寡言者，但是亦颇肯说话。”[2](p62～63)①起事当天见到他的美国传教士卡巴尼斯则说：“彼状貌如常人，而颜色甚黑。”[2](p60)在当时的《北华捷报》记者看来，“这些首领(包括刘丽川)，都不是生得相貌堂堂，威风凛凛，并不使部属望而生畏，显然没有足以使他们在管理公共事务上永远胜任愉快的天赋才能。”[2](p54～55)1854年6月9日和英国驻华舰队司令赐德龄联袂到达上海的包令对刘丽川的印象是不好的，认为他“已沉湎于酒色”，“如此嗜食鸦片，实在难以振作”。[1](p14，p16)在起义后期进入上海县城的斯嘉兹对刘丽川的形象也有非常生动的描摹：“以前我曾和刘丽川见过一面。当时他骑在马上，穿着盛装，背后悬挂漆皮制成的手枪盒子以及金光绚烂的宝剑，衣服上还装饰着很多珠宝。而现在呢，看来他是一个面容瘦削的怪可怜的小人物，衣服不很整洁，好像刚抽了鸦片出来。大概他的炯炯有神的目光就是显示他的才能的唯一标记了。”[2](p559)

晏玛太说他投入了太平军是不可信的，因为潘金珠投入太平军后建功立业，留下了不少史料记载。如果他投入了太平军，以上海小刀会首领的身份，总会留下蛛丝马迹。令人遗憾的是，迄今尚未发现他于1855年2月17日以后的任何记载。这似乎为被歼说提供了生存的土壤，而对逃逸说反倒不利了。历史的戏剧性在此，而历史研究的艰巨性亦在此。

注释：

①梅朋、弗莱台《上海法租界史》也曾引用过这则罗孝全访问刘丽川的报道的相关内容，参见《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第783～78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参考文献：

[1][澳]黄宇和.太平军的远方同盟军：1853-1855年上海与广州的叛军及其同缔约国的相互作用的比较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编辑部.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26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2]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G].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3]王孝俭.上海县志·第二十篇[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4]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1册[M].北京：中华书局，1961：221.

[5]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6册[M].北京：中华书局，1963：410.

[6]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5册[M].北京：中华书局，1962：98-99.

[7]朱从兵.上海小刀会对太平天国的“争取接管”战略述论[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5)：82-88.

作者简介：朱从兵(1965-)，男，江苏如皋人，苏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江苏　苏州　215021

文章出处：《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第106～1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