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一贯道是近代中国颇具影响力的秘密宗教。抗战时期的山西，因国家权力的退出及日伪势力的扶持，一贯道通过亲度亲、友传友的发展方式，形成绵密而富有“亲情”的社会网络，并通过灵活自由的教职升迁，使得战时山西一贯道众达百万之巨。考察抗战时期一贯道在山西的发展，可以看出一贯道拼合了儒释道三教的相关教义，提出自己的祈福消灾的修道方式，并鼓励信徒舍身办道以成己度人，这种自我救赎方式在动荡时局对于心存焦虑的民众具有很大的诱惑性。

关键词：抗战；山西；一贯道；宗教

一贯道是近代中国秘密宗教的一种，一度主要流传在民间的非知识阶层之间。七七事变之后乃至整个20世纪40年代，一贯道获得了空前发展，其影响远及西北边疆，信徒达千万之谱。因其持反共立场，新中国成立之后，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一贯道等被定性为“被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匪帮所掌握与利用的反革命工具”而予以取缔，该道首领被迫下达“止度”指示，一贯道在大陆遂成历史陈迹。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史研究的兴起，一贯道渐入学人视野，并取得了相当的研究成果。不过，学界对抗战时期一贯道的区域发展尚缺乏专门研究，本文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之上，结合新发现的历史档案，对抗战时期道众最多的山西一贯道做一简单探究，以揭示其在山西的传播模式和组织发展状况。

一、近代一贯道的兴起

学界认为一贯道的前身是“末后一着教”，同治年间，山东青州人王觉一受“末后一着教”影响，结合“三教一贯”之旨，创办“东震堂”。王觉一死后，其弟子刘清虚于1886年接掌东震堂继续传道。1905年，刘清虚取《论语》中“吾道一以贯之”句，正式改东震堂为一贯道。此外，该道还解释得名缘于神的启示，“梁武帝时，达摩初祖西来，真道又得一脉相传，至十五代祖王觉一归空时，瑶池金母降坛批示，‘东震堂’始改为一贯，称曰一贯道”。由此可知，一贯道成名于刘清虚执掌教务时期。

1919年刘清虚死后，其弟子济宁人路中一接掌一贯道。路自称“南海古佛”下凡，道众尊其为“白阳初祖”。路中一传道山东10余年，然影响不大。1925年路中一去世之前，立下遗嘱由其妹路中节掌道。路死后，路中节接管道务并宣称“路中一七日还阳”。七日后路中一并未还阳，由是引发道内信任危机，“有的传道大领袖……愤而脱离路中节自立门户”。然此间，路中一的大徒弟张光璧尽心辅佐路中节办道，由此获得了一定影响。1930年路中节“归空”，路中一另一大徒弟郝宝山（山西孝义人）与张光璧互争继位，张光璧得到大道首陈素真（亦作“陈素贞”）的支持，利用扶乩方式，“假借路中一临坛训示”由张光璧接管道务。由此引发一贯道道众称为“天字大考”的各派之间的争权。此后，郝宝山派在张派的排挤下，日渐衰落，不过因地缘关系，郝派在其老家晋西一带尚有一定影响。

张光璧执掌一贯道充满争议，自1934年起，为摆脱山东其他各派的杯葛，张光璧率亲信前往天津拓展道务，先后劝得薛洪、张五福、张珩等人入道。1937年，张在天津设立一贯道总坛作为全国道务发展的指导中心。此前，张光璧曾派盟兄栗振鲁赴北平“开道”，1937年上半年，张光璧再派自己亲信——天津总坛张五福主持北平道务。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平津等地相继陷落。兵荒马乱年代人心浮动，一贯道乘机宣扬此乃“三期末劫”，民众须不问政治，一心向道，祈福消灾方可渡此难关，此种宣导符合日军“以华制华”的策略。由此，一贯道与平津日伪势力联系日益密切，且有不少道首出任伪职，一贯道在平津地区迎来发展的重要时机。1939年1月，张光璧移驻北平正式建立“北平线”指挥全国道务，并且将太原、包头、大同、张家口、石门、定县、保定等地区的一贯道组织划归北平线管辖，北平线由是获得大发展，其总堂下派的点传师亦纷纷外出办道，影响力超过天津总坛。为适应此际道务发展的需要，张光璧在平津传道期间制定《暂订佛规》，规定一贯道内组织系统及上下等第：师尊（即本道老师至尊之长）、点传师（也做典传师，即替老师点传道法者）、坛主（各坛之主人）、引保师（即引人保人求道者）、道亲（同道之人皆谓之道亲）。

一贯道自刘清虚至张光璧之间的传承，虽无宗教学意义上的经典，但渐有其信仰核心“无生老母”，也是该道的崇拜中心。无生老母被该道认为是创造万物的主宰和人类先天的母亲，是道徒们最终的归处。一贯道宣传，无生老母在造物之初，因见万物具备，唯有人畜不分，所以派下96亿“原佛子”下生为人，（又称“九六原子”）后来这些原子在人间受了物欲迷惑，失去了真正的路径，不能脱离轮回。无生老母为此决定将他们召回，并将贬责不在“九六原子”之列者永下地狱。至于何时召回九六原子，一贯道称老母把世界划分为三期：“青阳时期”“红阳时期”“白阳时期”。在每期之末将世界演成混沌，以收杀恶孽，同时降下“道”来分批收回九六原子。其中，青阳和红阳期已经收回4亿原子，“现在还剩下92亿留在世上，这都是要在白阳时期收回的”。20世纪40年代就是白阳时期的“三期末劫”，老母又降下大道，不但要度尽留在人间的原子，并且还要收回老母以前的各种宗教，这就是普度三曹和“万教归一”。此项度尽原子的重任由弥勒佛担任，弥勒佛下凡化为一贯道首张光璧奉天承运办理此事。

一贯道一度调和儒释道三者，进而强调一贯道的存在合理性，以此扩大影响赢得受众。该道指出，“佛道二教偏重出世，儒教偏重入世。而教人出世者，恐人贪恋红尘；而教人入世者，恐人竞尚名利”。因此，世人须三教齐修，行儒家之礼仪，用道教的功夫，守佛家之规诫。在此基础上，一贯道多采用儒家的伦理思想、道教的宇宙观，结合佛教的经卷以及佛道等教派的神灵术语，并糅合世上的迷信，诞生出以“无生老母”为统率的“三教合一”论。三教之所以能够合一，该道解释为，“三教原是无极一理所生，虽分门别户，言论各有不同，然概属一理，均是因时而设，应运而生”。其中“佛讲万法归一，道讲抱元守一，儒讲执中贯一”。可见三教均以“一”为本课，一贯道乃是人间宗教的最后归宿。故他们认为儒释道三教的创始即一贯道之创始。不过，在其宣传品中，他们以达摩为其第一代祖师。自达摩初祖之后，有神光二祖、僧灿三祖、道信四祖、弘忍五祖、慧能六祖、白马七祖、罗八祖、黄九祖、吴十祖、何十一祖、袁十二祖、徐杨十三祖、姚十四祖、王觉一十五祖、刘清虚十六祖、路中一十七祖、弓长十八祖。总之，一贯道宣称信徒入道就是“归根认母”。所有东土的人民都是她的儿女，只因失乡迷路，正在轮回受苦。现在无生老母设下大道来挽救，这个大道就是一贯道，是“真大道”，其他都是旁门杂法。

二、抗战时期一贯道在山西的发展

1937年9月3日，日军进犯山西，至1938年3月8日，日军占领风陵渡，山西大部分地区沦陷。原有的阎锡山政权体系基本瓦解，而敌后抗战兴起使得伪华北临时政府扶持的伪山西政权也难以实行有效统治。时局动荡，民众心存焦虑，这为民间宗教的发展提供了机会。自1939年起，张光璧号令各地总堂外出开荒，积极向山西等日占区拓展道务，形成了一贯道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发展期。随后，外地一贯道点传师陆续来山西开荒。一开始呈现出各自发展状况，尤其以绥远、北平两地总佛堂派出者居多。传播区域多从晋北地区开始，再向晋西北其他县市蔓延。其中，受张光璧派遣的河北人薛洪在太原设立山西总佛堂，并建立“柜坊制度”，影响逐渐超越其他派系，其道徒广布晋中和晋东南地区。至1945年初，基本上统领其他派系道务。下面分类探讨。

外地一贯道点传师率先进入晋北地区开荒，主要分为两个派系：一类为“联合线”，因其依附伪华北联合政府，供奉弥勒佛（亦称为“释派”），又因自北平沿平绥线向晋北发展，故又称“北平系”。另一类为“厚和派”，因其依附伪蒙疆厚和自治政府，供奉孔夫子（亦称为“儒派”），又因自绥远传入晋北，故亦称“绥远系”。1939年至1940年是这两派点传师来山西开荒的鼎盛期。由于一贯道不鼓动抗日等政治参与，因而获得日伪山西政府的利用和扶持，一贯道遂由晋北沦陷区城镇及交通沿线逐渐向山西边远地区扩展，形成了以“怀仁、忻县、崞县、代县、宁武为基地”的传播中心，并于1942年夏发展到朔县、神池、五寨、大同、繁峙、五台等地。期间，两大派系曾一度合作，共立佛堂，然至1942年冬，两派各建佛堂，竞争发展。不过，此间以崞县、忻县、代县为中心的绥远系，其道务由绥远系领导，不如北平系在大同设立支堂（也称“大同派”）独立管理当地道务灵活。

从两派的具体发展来看，北平、绥远两地点传师在晋北阳高县均为独立传道。1940年，北平系传至大同、绥远之后，才传入阳高等地，当年阳高县城内有北平系点传师11人，随后向乡村拓展。其中，“东井集、大柳树有点传师数十人”。同期，绥远系一贯道则垄断了阳高县的罗文皂及三十里铺等地道务。此后，在日伪的默许下，一贯道组织几乎蔓延阳高全县，仅县城11条街道，有佛堂12个，全城2万人口，道徒即占一半。四区36个村共5079户，即有27个佛堂（不完全统计），2858户入道，占全区总户数56%强。其中，下梁源村240户有200户加入，占84%；最少的村，也占31%。全县点传师以上道首1500多人。1944年，一贯道从阳高县传入广灵县。大体而言，晋北地区一贯道实际上可分为北平、绥远两个派系。而就具体道务开展情况大体而言，绥远系主要集中于晋西北，北平系集中于晋北地区。

1944年起，一贯道继续传入兴县、临县、离石、方山、岢岚、神池、五寨、河曲、保德、偏关、左云、右玉、平鲁、交城、孝义、文水等地。1944年，点传师文尚德开始在晋南永虞地区开荒，文尚德此后就成了该地一贯道的负责人。同年，一贯道“经敌伪差务处翻译王福林介绍”传入晋东南屯留县，办道地点设在县城南街二郎庙。值得一提的是，1944至1945年，一贯道还从山西暗地发展到陕北延安、清涧、米脂、瓦窑堡、正川、螅镇、榆林等地。由此可见，一贯道在抗战期间遍布山西大部分沦陷县域并呈进一步扩大趋势。

晋中地区及晋东南地区的一贯道道务基本上由薛洪开设的山西总佛堂统领，在其后来的发展过程当中，还兼并了晋西北地区的绥远系道务。其组线发展状况如下。

1938年，张光璧曾派古广生和李玉生入晋开荒，然二人不久即产生矛盾，道务发展一度陷入停顿。1939年2月，张光璧改派亲信薛洪赴山西，在太原城内棉花巷设坛传道。1940年起，“崞代忻等县一贯道首归属薛洪领导”。1941年，薛洪扶乩自称“关圣帝君”下凡，成立“二十八宿盟兄弟集团”。在山西日伪政府的支持下，薛洪于1942年抽调办道骨干在全省范围内开办道场，举办“仙佛班”选拔传道人才。时至1945年，薛洪在山西渐次建立起有别于其他地方一贯道组织发展的“柜坊”制，其在山西太原总柜下分设“仁义礼智信”五常柜组织指导传道，常柜分驻阳泉、忻县、崞县、代县、太原，并以太原为基地。期间兼并了晋北地区的道务，如崞县一贯道成为山西总佛堂的礼字总柜，忻县成为义字总柜，代县成为智字总柜。

所谓柜坊制，即依照“总柜—分柜（常柜）—支柜—小柜”形式拓展道务。总柜有总经理1人、佐理2人、上达2人、讲选2人、会计1人、文书1人、达下3人、杂务2人，共14人。分柜有经理1人、佐理2人、讲选1人、文书会计1人、达上下善2人，共7人。支柜有单位代表1人、文书会计1人、讲选1人、达善1人，共4人。小柜有代表1人、四八5人，每四八下有上善5人，每上善下有中善5人，每中善下有下善5人，每下善下有新善5人。一贯道徒可以通过“财施”“法施”（信徒捐钱称为“财施”，只行功传道不捐钱称为“法施”）等方式获得教职的升迁。薛洪派利用柜坊制在山西发展道徒达百万之谱。

除上述各派系之外，山西一贯道还有古广生系30万道徒，绥包线张珩6万余道徒，北平系近5万道徒，郝宝山派5万余人，杨志亨等人在太谷发展的30632人。总计山西全省共有道徒147万人，是全国一贯道徒最多的区域。考察一贯道各派在山西的劝道方式，具有如下共同的特点。

（一）威吓：通过反复申述“三期末劫”即将来临，罡风横扫，世人难以抵挡。“现在是三期末劫年了，救人的年头，十分之人死七分，三分拔好人，谁入道即没事”。还有通过日常的事例或国内外的状况、社会新闻来讲演因果的循环和轮回的苦恼，甚至“昨夜的邻家失火，也要说出很多的灵应”，从而使人信服。（二）利诱：传道者声称无生老母派下弥勒活佛化为弓长祖师下世救度子民，现在是“三期末劫”“三曹齐度”，并且是“末后一着”，“上度河汉星斗，中度万国万教，下度幽冥鬼魂”。“只要受弓长一点，神仙逃脱轮回，永保神位；鬼魂出离地狱，直升极乐理天；人则一步直超，立地成佛”，入道之后，可以“上拔九祖，下荫七玄”。并且陈述入道“死后瞳仁不散，尸首不僵，虽值炎夏不生蝇蛆”。最终指出，“要想活在这世界，入一贯道是唯一的门径”，“吾人既能与已得道的人为亲友，且得其劝化，可知根基匪浅，定也在‘九六原子’之数”。同时，一贯道还宣传入了道就可得西天安乐，免遭世上苦难，可以享福，子女平安。（三）逼迫：如果前两种方式难以奏效，就使用苦劝方式，一次不成，则屡次登门劝说，务必使人入道。如，太谷县道徒为成己成人以得道，多选择串门方式劝人入道，即使被狗咬仍然继续进门劝。有些地方，道徒为了拉入一个新进者，往往要花费时间，甚至不惜使用金钱。

揆诸史实，战乱年代的民众大多存有依靠救世主的观念，而一贯道的宣讲正好是迎合了这种需求———入道之后，可以实现无生老母所预许的福泽。所以他们不惜身家财产去很远的地方开荒，不能出外办道的，也会在自己的亲友之间竭力宣传。他们表示“自己得了旷世未有的真宝贝，岂能不让自己的亲友也得到?如果你们不进道，将来我自己升了理天，伴着老母，享受无量清福，我于心何忍?我愿意我们今生做亲友，到了理天还是亲友，你们不答应进道，就是拒绝我们永远做亲友”。从这点来说，相当数量的民众之所以进道，不排除是碍于亲友的情面。

抗战期间，山西一贯道徒通过上述方式在亲友之间相互发展，以期“多传一人多一份功德”，进而成己度人。而在实际传道业务活动中，各地坛主、代表师与点传师为了教职的升迁而出力办道者更多。并且，针对山西日军占领的实际情况，一贯道鼓励信徒舍身办道勿要介入政治，尤其是部分“新民会”成员加入之后，增添了一贯道的“顺民”色彩，他们的传道活动因此多为日伪所默许。然在民族矛盾对立时代，无形中就是协从了侵略，为后人所诟病。

三、山西一贯道的有关仪规

较之张光璧《暂订佛规》，山西一贯道进一步的解释是：“师尊”是张光璧的特称，是弥勒活佛化身，而弥勒活佛称为“活佛师尊”。师母是张光璧夫人的特称，是月慧菩萨化身，又称为“月慧师母”。“点传师”，在山西也称“传柜”，是领受师尊天命的传道者，可代师尊传道，又称为“代表师”。“引保师”是引师和保师的合称，凡引人得道者为“引师”，而保证求道者身家清白及入道后努力奉行者为“保师”。道学高深能为人公开讲演道理者为“讲师”，“道亲”是道徒之间的彼此称呼，分为乾（男）、坤（女）、童（男孩）、女（女孩）四种。其中，早求道者为“老道亲”，新求道者为“新道亲”，对于比自己早求道者，不论其年龄长幼，皆尊称为“前人”或“前贤”，自称“后学”。道徒茹素戒烟酒者称为“清口”，戒烟酒但不完全茹素仅在固定日期不动荤腥者称为“花斋”。道徒活动场所称为“佛堂”（亦称为“法船”），佛堂主人称为“坛主”。“老坛主”，即大佛堂主人，不出门，专营佛堂，佛堂多设在自家，并负责劝道、度人，以及一般道徒之审查谈话、招待、道内书训文件之保管、佛规之讲解等。信徒一家人皆入道称为“齐家”，信徒捐钱称为“财施”，只行功传道不捐钱称为“法施”。得道并齐家的道徒，期望亡故的先辈或亲朋得道，称为“超拔”，此为“下度幽冥鬼魂”的特称。超拔亡灵或神灵降坛与道徒谈话，称为“结缘”。所有道徒对师尊自称“弟子”，男道徒对老母自称“余蕴”，女道徒对老母自称“信士”。领命充当点传师至各处传道者称为“领天命”，他们称此种行为谓“有责任”。信徒入道叫作“挂号”，上天降道是“开科选贤”。

1940年夏，为打破日军对根据地的封锁，提升全国抗战意志，八路军在山西率先发起“百团大战”。战后，日军为报复而反复扫荡根据地，山西陷入空前的严酷战争环境当中。在此期间，一贯道宣称此乃“三期末劫，道降庶民”，劝导民众赶紧入道方可消灾免难。当然，入道者必须身家清白，下九流之类不得劝进大道。有关入道手续略显烦琐，且有相应的仪式以视崇敬，并有相关的规定约束道众。

山西一贯道总柜规定：1.但凡信徒加入该道须服从条件：入道必须遵守佛堂教仪规；勤修内外功课（内功为修己向善，外功为度人行善）；入道须缴纳功德费；入道须遵守师训。2.在其“入道”之际，须得履行相应手续：介绍———由引师（介绍人）和保师（保证人）介绍；谈话———引保师将择定对象报告坛主或点传师，再由坛主谈话，考察其身家及其思想表现；填表———将入道者姓名、引保师姓名填入制式表文二份，一份送交上级，一份在举行入道仪式时焚烧，谓之“挂号上天”。此时，引保师念表文一次，入道者跟着念一次。念完之后，用火焚化，表示在天府挂了号，由天府管了，死后归天，阎王就不能管了。然后焚香叩头，向天宣誓不泄露道务，不违背仪规，严守秘密，“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子”。对于初入道者，一般不告以道内更多秘密，不多发生横的关系。道徒“如果反了天条，天打五雷轰身”，且各佛堂彼此之间不发生联系，也不保留道徒资料，只与总佛堂存在业务指导关系。

上项手续履行之后即算“入道”，然入道不等于“得道”。一贯道宣称“入道者如毛，得道者如犀角”，入道者还须履行有关手续与考验始算“得道”。具体有：1.“求道”，信徒经引保师介绍入道时，须口念求道愿文，宣誓对道忠实。2.“清口”，即戒斋，不吃五荤，不用烟酒。3.“点开”，点传师主持仪式，入道者跪在佛前，由点传师用左手中指在其两眉之间一点，并授以最秘密之“三宝”，始算得道。所谓三宝，即第一宝“抱合同”，以左手抱右手上，两手心向内，右手大指按右手第四指第三节，以左手大指按右手小指第三节，然后右手其余指头抱于左手之上，将双手放置胸前，意思是“子亥相交”，即世界将有新旧交替的象征。还有子亥合起来就是“孩”字，就是无生老母欲唤回的“九六原子”，都是她的孩子，所以说，抱合同就是归根认母的意思。第二宝就是“点玄关”，由点传师用手在受点者两眉当中一指，叫作点开玄关。点开之后，将来死时，灵魂即从此关直升理天，未受点者，灵魂则由两眼散出，或游气天，或下地狱。第三宝为“五字真言”，只许暗传不许出口，更不许写出来，所以没有机会看到这五个字连在一起写在纸上的。五个字就是“无太佛弥勒”，其功用就是将来死后上理天时的口令凭证，如果忘记了，是进不了天门的。

由上文反观抗战期间日军之所以许可一贯道在沦陷区的存在，主要在于该道就是一个愚昧落后的迷信组织，日人觉得不足为虑。如一贯道信徒供称，“日军初至时，只以待死，惟家中皆供神佛位，每日三次上香，求神保佑，别无善法。敌或至，视迷信愚而无用，乃乃睬置而去之，后以日军也曾检查书籍、来往等人，皆以妇女幼稚居多，敌以愚憨无用视之，得以存在。有时迫使登计［记］，（坛主）以三教普及自古不登计［记］（搪塞）”。即便是上文所说的“五字真言”，各地传道过程中也是言人人殊。1942年，沁水县入道者讲述，“一贯道也是烧香，老师在弟子的脸上用指头按一下，念一句法‘五台山弥礼’”。同期，日占区徐沟县一贯道信徒点玄关时，“关着灯在天灵盖用中指头点一下说‘五台山如来’”。由此可见，信徒连点传师所说的五字真经尚未搞清。这也无怪乎日人不甚在意该组织的发展。在日人看来，此举无非迷信（甚或是愚昧），此外找不出太多的解释。而在1945年5月，中共也承认，“一贯道完全变为群众性的活动，发展很广，城（关）附近汽（车公）路两侧村庄有很多，几乎全村在道，不谈政治及党派问题”，宣传“不修今生修来生，在乱世避免灾难”。

当然，山西一贯道的大发展还与部分点传师简化了入道程序有关，因为如此一来可以快速发展道徒增加一份功德。如屯留县，信徒缴纳了香烛费之后，填写龙天表，洗脸漱口，排列整齐，点传师站在最前边，中间焚香五柱，说些道话，以后诵读龙天表毕，用火焚化报告老母，并以中指在每一个入道人头上点一下，口传五字真经“无太佛弥勒”一句；并说遇了难事，心里默念，就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接着，按老母及各位仙佛的秩序分别磕头，最后谢老母大慈大悲，再磕头三百。仪式完毕，点传师再讲些道理，说人的身体是个尸首，经点传师点了以后，就成了户字，所以叫作生门死户。设若新进道徒识字，还给些书籍。另外，告诫道徒逢初一十五焚香，随便买些供果，献罢了吃上可以治病。这就宣告入道程式结束。

尽管收授道徒方式不一，但大多数一贯道坛要求道徒须在相应道首及神佛面前发誓遵守十条“洪世大愿”。若违背大愿者，将受“天打五雷轰身”，其九玄七祖也将打入阴山永不能出世。然后，得道之道徒方可正式介绍他人入道，不过他们在引保他人入道时仍须立愿宣誓，口念引保愿文，保证不介绍坏人。此后，如升任“重股”或“正股”职位，每月则须分别外出20、25天开荒，是谓“尽力办道”和“舍身办道”。抗战期间，一贯道要求道徒严守秘密，因为“日本人是开道的，国民党是传道的，八路军是改道的”，因此对中共格外严守秘密，并改换组织名称，其内部则屡屡强调，“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子”。对于初入道者，一般不告以道内更多秘密，不多发生横的关系。

此外，入道者尚需缴纳有关费用，用于入道、超拔亡魂、传授秘密经卷、募捐及其他。“道费”即入道者缴纳的功德费，各地数量不等，少者三五毛，多者三元六元白洋，也有规定为一升米，也有二三升麦子，“祁县郭五成入道时，因无二元五角白洋，给坛主打了两场也就了事”。道费的使用规定是“三成留坛，七成交上”。超拔亡魂费用各地不一，如神池超拔一次，少者20元白洋，多者百元。传授秘密经卷费用，一般缴纳12元白洋。募捐的方式主要是在道内设“法施”“财施”名目，鼓吹“谁出的钱多，谁得的功劳大，能够消灾免难”，“谁上的供多，死后神位大”。而当各地点传师外出开荒时，道徒得出“助荒费”。以上费用，其用途除少数留于佛堂外，多充做传道经费，或设立商铺及小型织布厂等道产，或购买粮食，接济道内生活困难道徒。如，抗战期间怀仁县道首任诚、刘振纲经营城内“文珍照相馆”，五寨县道首陈兰州经营“德生祥”商铺，苏子明经营“明记”杂货铺。又如阳高县道首经营有商号：裕记———开设在城内南街、义记———开设于西街、保记———开设城内东街、联记———开设于罗文皂村；李永肋面铺开设于城内南街。此举对于基层民众加入一贯道赋予了一定的现实考量，并提升了信徒入道的积极性。

四、太谷一贯道的个案分析

太谷是山西中部盆地的一个人口大县，该地物产富饶，同蒲线穿境而过。抗战期间，山西一贯道太原总柜鼓励各柜坊大力拓展道务，宣称“谁发展的人多，谁就是忠实可靠的道徒”。并鼓励凡“传下一个人即算一个功德，传够六十个人可免去自己前世罪恶，发展一百人就可当典（点）传师，发展三百人可以预知三百年后的事”。而有些地方则从实用方面激励道徒，如代县宣传“谁先开荒那块地区，将由谁掌握，开辟一县是县长，开辟一区为区长”。由此可以看出，山西一贯道之所以能够获得迅速发展，与一贯道教职升迁方式的灵活性相关，一定程度上调动了一贯道信徒传道的积极性。1939年，一贯道点传师梁通海受太原总柜所派来太谷县水秀村开荒，不久发展当地居民郭效舜夫妻、程巨贵夫妻和郭庆丰等五人入道，此乃太谷所见最早的一贯道活动。此后，受各地总坛差遣外出开荒的点传师陆续来太谷，逐渐形成了五个派系。

太谷一贯道点传师之宣讲与上文“老母又降下大道要度尽留在人间的原子”说相比更为通俗易懂。他们宣称天地间上有西天之乐，下有十八层地狱；人生有“七难”，入道者可以消难升天。而对于一般民众则宣称西天有五百童男五百童女，上帝把他们打落世界投胎受难，现在已快期满，急需收回，如果“原来就是童儿，一修就可脱离苦处，其次也能得个西天之安乐，最低限度也能得个人间享福、子女平安”。此外，还宣传三期末劫、“有钱难买三期贫”，尤其是新民会成员加入之后，还宣称说“过了这一段还要出真主，共产党、国民党、阎锡山都是混世魔主”。并且入道能升天见佛入地见父母。信徒在入道的时候可传授五字真言，初一十五烧香以及遇到困难时，念此五字。可见，来太谷开荒者的宣传更为通俗易懂，更富有诱惑性。

抗战期间，太谷县357个自然村中一贯道遍及237个，入道道徒30632名，其中有详细住址者共5948人。根据当地道徒人数在100人以上者统计，则太谷城内1214人，侯城795人，北郭村631人，庞村315人，北洸村241人，南郭村210人，西庄167人，大威村163人，胡家庄155人，胡村庄150人，白村148人，东关112人。以下就太谷一贯道的组织系统、道徒之间的关系、道徒职业、年龄、性别及入道动机分析几个方面加以探析。

（一）组织系统

抗战期间一贯道先后有“杨志亨系、刘梦荣系、顾光生系、长治系和榆次系”在太谷发展。各派系均设道首、前人、点传师、坛主等教职。1943年之后，各派系发展迅速，以杨志亨系发展道徒最多。以下以杨志亨系为例揭示太谷一贯道的组织发展状况。

杨志亨之下有领长二个，即杨志亨、田沛润。其下由经济（股长太原人陈友莲）、道务（股长榆次人李伟）、人事（股长榆次人侯永桢）三大股协办道务。三大股之下设内、外四股负责具体办道，其中内四股分为“贞股、利股、亨股、元股”，外四股分为“清股、廉股、正股、公股”。内外四股均设正副股长、坛主，机生。杨志亨系主要分布在榆次、祁县、徐沟、交城、平遥、清源、石家庄、曲沃、运城、高平、太原等地，其组织系统人员也多来自外地，详情见表1。

太谷一贯道的入道费较诸晋省其他各地略高。如，“1939—1940年入道费2元，1941年2.5元，1942—1943年30元，1944年50元，1945年55元，以上五年的道费按每年的平均市价，折合小米120余斤”。因此，太谷一贯道徒当中，中农成分以上者多，贫雇农少。此外，道徒在入道之时，均被告知须介绍他人入道，是谓“劝道”，并称“劝三人保本人一人安好，劝六人保其三人安好，劝十人保全家安好，劝三十人归自己掌握”。因此，一般道徒尽力劝道争相升任坛主、点传师，除却精神上的慰藉之外，不排除有金钱获利的动机。如点传师张六魁1944年冬劝常坦银入道，说：“你参加一贯道吧，参加了以后咱们开上个小铺，你要多少能往回捞多少。”

（二）道徒之间的关系

抗战期间，太谷县一贯道徒同宗同姓现象明显。此种情形的出现，与一贯道采取亲度亲、友传友的劝道方式有关，道众为早日得道而竭力在亲友、邻里间宣讲。如表2中，北郭村道徒共计631人，智姓者有133人，占21.08%；庞村道徒共计315人，庞姓者73人，占23.17%。道徒之间多是亲兄弟（姐妹）或同宗兄弟（姐妹）。

此外，道首还通过帮人解难来发展信徒，如郭效舜在水秀村用“十见十慧”方式劝人入道：如日伪政权为催粮而把很多民众扣押在乡公所，郭就给群众借粮借钱，由此获得人心发展道徒。道首武培叶（医生）利用看病传道，称入了道就能救下。此类劝道方法也先以家族和亲戚朋友为主。因此，一贯道徒“同村同姓”现象突出。

（三）道徒职业、年龄、性别及入道动机分析

据相关资料考察，太谷一贯道众涉及八个行业，详情见表3。

与其他地方类似，太谷一贯道道首职业多涉经商，一则可以通过商铺掩护传道活动，二则能通过商业交往接触和发展更多的信徒入道。如杨志亨本人就是太谷城内“德记货庄”掌柜，程巨贵采用做小买卖方式走村串户，先找亲戚朋友劝道。而一般道众职业最多的是做针线活，且多为女性。根据有关道徒的登记簿册统计显示（见表4），道徒年龄参差不齐，自3岁至72岁均有，然以30—39岁居多。并且，女道徒在30—39年龄段之总数是同类男性道徒总数的3倍以上。

传统民众多向往平稳过活，然则日军入侵所带来的劫掠打破了这种现状。一贯道把此种社会现状解释为“上天降下九九八十一劫十分人要收六七分”，在此难关，众生“赶快进道就可躲过其劫难”。因而对于一般的民众而言，加入一贯道不失为一种排解灾难的途径。尤其是传统时代的女性，其交往圈小社会活动亦少，但太谷一贯道女性道徒的比例却高于男性，这似乎与一贯道的劝道方式有关。道徒引人入道之对象主要为亲族朋友和街坊邻居妇女，也有落后迷信浓厚的、有困难或有病不能解决者，借入道以消灾免难。同时，此种现象还与女性自身的心理特性与处境相关。以水秀村道徒的入道动机为例分析（见表5）。在入道的七个动机中，除“死了能上天”和“解决家中生活的困难”外，其他动机当中，女性人数远远高于男性，尤其是“家中没有子女的参加道为了生儿女”，而怀“身体有病想参加了道治好病”动机的女性人数是男性的四倍。传统中国社会，女性的追求莫过于儿女双全，家庭和乐，身体健康，而抗战期间的生活难如人意，女性显然易于接受这种心理暗示而入道。

值得关注的是，一贯道宣扬“谁家儿女谁不拔，儿女遭殃母焉宁”，因此，一般爱子心切的家庭妇女愿信其有，不仅自己入道，亦将子女入道。从太谷一贯道徒的统计资料显示，该地不仅成年女性道徒（即“坤道”）所占比例高，儿童道徒（即“童道”）比例甚至超过了成年男性道徒（即“乾道”）。见表6。

纵观太谷一贯道，道徒成分不可谓不繁杂。然不可否认的是，道徒以家庭妇女和稚龄儿童居多（二者所占比例高达69.41%），真正是家庭、社会顶梁柱的青壮年男性所占比例较小。如从入道动机及普通道徒的社会活动能量这一层面来看，尽管抗战期间山西一贯道人数号称百万，他们的社会威慑力似乎没有今人想象的那么大。并且，表6当中尚有亡灵入道，则更说明一般信徒加入一贯道，其动机以祈福消灾之本初思想为主。这实则反映出传统中国秘密宗教之所以流行，实际上契合了基层民众自我救赎的动机。

结论

抗战期间，山西全省均有秘密宗教在各地活动，只是进入20世纪40年代才呈现秘密宗教相对汇聚在沦陷区发展的趋势。在此之前，中共抗日根据地宣称“政府保障人民信仰自由，不干涉真正行好修善的人”，各宗教则“利用我们（根据地政府）的合法（指根据地政府规定宗教信仰合法）争取他的合法存在”。因此，中共抗日根据地内部也有包括一贯道在内的各种秘密宗教的存在。然多数秘密宗教组织利用封建迷信，愚惑民众，对中共发动全面抗战不利。1940年，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发表，为根据地各项建设指明了方向。在此背景下，抗日政府的文化建设以“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三者为要旨，秘密宗教受到整治，其发展势头受挫。尽管此举一度引发冲突，但据1941年8—12月太岳区公安分局所处理的会门案件记载，也只有沁县破获长毛道案件及案犯三名登记在案。1942年起，中共定性一贯道等会道门是日寇的特务组织，须彻底瓦解会道门，使日寇不能再利用。此后，经过大力打击教育争取后，“大部分已经正式退出了，只有个别少数的愚顽不化的会转移进行活动，不过一般的活动仅是用功、念经，或进行秘密的宣传，大的方面现在没有什么了”。

由此可见，抗战期间一贯道在山西的发展主要集中于沦陷区也就有着合理的解释。一贯道上层与日军之间的交易，换来一般信徒传道的“合法”，而一般信徒则把这种苟安当作乱世修道所得的正果，由是信赖着道首发布的不过问政治的敕令，在本应抗日御侮的大时代有意无意中助纣为虐。并且，抗战期间一贯道与日伪确有勾结现象，如山西崞县一贯道礼字总柜负责人张崇山拉拢伪政府官员入道，从而为发展道务提供了很多便利。也有一贯道大道首在日军进攻晋西北之际，穿凿出许多麻痹民众民族大义的宣传，宣扬中日同种，日本人就是当年徐福海外为秦始皇寻求仙丹所带童男童女的后代，日本侵略中国是给中国道徒送仙丹来了，宣称等到日本打到长安老家，就可以和平了。瑏瑠有些一贯道首还宣扬中日亲善，动员民众不能参加抗日活动。如1942年，五台县一贯道组织就发展了9193名道众，与抗日武装争夺人力资源。尤其是在1945年中国抗日战争已经进入反攻阶段，中共动员沦陷区民众逃往山区以抵抗日伪政府抓差抓丁，一贯道则晓谕道徒集中到沦陷区佛堂拜佛，并“禁谈国家大事”。

值得注意的是，一贯道宣扬三期末劫说，把日常中的生老病死归因于命中注定，迎合了民众传统的迷信遁世观念，但宣传一心向道不问政治一说，消解了抗战年代中华民族的反抗意识，利于沦陷区日军的统治，实则充当了日本侵华的帮凶，扮演了一个于民族大义品节有亏的角色，而这种品节有亏，恰恰说明一贯道的迷信与落后。中共抗日根据地之所以较少此类组织，不仅仅在于抗日政权对于这个群体的打击，还在于利用新民主主义理论把他们“组织起来”，进而破除了他们赖以存在的政治和思想基础，并且，中共在其执政尝试当中还改造了落后组织存活的乡村结构和社会基础。尤其是通过互组合作的形式，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民众渡过难关的经济基础。

要言之，传统中国分散的小农经济是秘密宗教赖以存在的根基。抗战时期，由于日寇入侵，山西地区国家权力的式微和多种难以整合的社会势力的存在，兼以一贯道宣传不关注政治，日伪对其干预不多，这些就为一贯道的勃兴提供了机遇。动荡年代的基层民众出于对自身及其家庭命运未知的焦虑，易于接受一贯道编织的彼岸世界而托身其中，借此消灾免难，折射出传统观念下民众自我救赎的遁世思想。因此，在日占区、游击区内，一贯道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抗日边区政府在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武装下，确立起县区村新政权体系，并动员各级各类的群众组织，通过党员干部的理性宣传和持续的社会改造，实现了战时中共对乡村权力结构的整合，其社会控制力不断加强，且互助合作的兴起和边区政府的适时救恤，为小农个体的存活提供了现实的保障，因此中共抗日根据地内一贯道等秘密宗教信徒相对较少。有鉴于此，利用先进理论引领基层民众跟上时代，加强基层的社会整合，并适时确立起民众生存的保障体系，才能最终消除秘密宗教在基层落地生根的可能，这个历史经验在当代依然具有现实意义。

（本文注释从略，详见原文）

上传者：郑静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