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学者林万传先生在其著作《先天道研究》(靝气书局1986年订正二版)中收录了40余种会道门经典。这些经典主要属于青莲教、一贯道、先天道系统,其中有不少是近代刊印的。它们除了介绍会道门的源流演变、信仰礼仪、规章制度,而且字里行间也表露出对近代中国一些重大现实问题的看法,从而显示了它的政治倾向。由此入手探究,有助于人们进一步认识近代会道门的性质、作用和社会功能。可惜的是林先生对此基本上没有涉及,这不能不是《先天道研究》的一大缺憾。笔者拟就近代会道门经典的政治倾向略陈管见,以期收抛砖引玉之效。
一、宣扬封建的伦理道德
封建的伦理道德是封建社会意识形态之一,它阐明了人们在封建社会中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以及对国家对社会的义务,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会道门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发展的产物,在其形成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以封建的伦理道德来规范其成员之间以及会道门组织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会道门经典具有浓厚的宿命论的色彩。宿命论是封建伦理道德的理论基础之一,认为命运决定历史和个人的发展,要求人们服从命运的安排和支配,而任何改变现实的积极努力都是徒劳的。中国会道门深受儒家“畏天命”、道家“委天知命”论的影响,在其经典《万年归宗》中明确重申“天命须畏,圣言当畏”。《八字觉源》认为,“贫贱者皆因前生少修,今生受穷”。《道德浅说》也认定,“官吏者,由积善而得也……囚犯者,由造恶而来也”,一切都是前生决定的。民国时期的经典《无生老母十指家书》要求“贫家子,务本守分,学君子,不乱性,乐道安贫”。这些宿命论的宣传显然是有利于巩固现存封建统治秩序的。
封建伦理道德的教条在中国封建文化的主体——儒教的经典中有集中、系统的反映,对此各会道门组织达成了共识。会道门经典一致鼓吹以儒教为中心的儒佛道三教合流说,并突出了儒教宣扬封建伦理道德的一面。《无生老母十指家书》确认“儒释道,本是一家”,“从古今,设教来,圣贤孔孟,修人道,补天道,不外中庸”,“讲堂中,说仁义,伦常劝导”,“信其理,行其礼,躬身自蹈”。各类经典的作者站在会道门的立场上对儒教的一些基本术语和概念作了新的阐发,例如《八字觉源》对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个字作了阐释,强调忠字是八字的核心,宣称“国课早完,安分畏律,勉为善良,毋为邪匪,是民忠也。”在论述义字时作者又要求,“佃人田地,奉为衣食父母,不忍逋其租。佃人山土,除薪火取给外,禁砍竹木,退田出屋,毫无损坏门壁,是为义佃”。总之要佃农、雇农循规蹈矩老老实实地听从封建地主阶级的摆布和剥削。《归原宝筏》与《八字觉源》同出一辙,同样宣扬“有田国课早完,免其后累劳神,……食王水土报王恩”;“帮人营日,亦要替人思论。得人赀俸与人勤,主家自知爱敬”,并指名攻击“广西作乱,伤坏许多官兵”。对于压在封建社会最底层的妇女,《坤道师表》要求她们“学道守清规”,“四德三从莫欠亏”,修身养性直至“打不回手骂不嗔”。试图用封建政权、族权、神权、夫权这四大绳索紧紧捆住她们的手脚,以确保封建统治秩序的安宁。
二、力图维持现存统治
一贯道、先天道系统的会道门从封建的伦理道德出发,在平时一般采取与封建政权合作的态度,并力图在封建政权的庇护下发展其组织。同时攻击某些与清政府对抗的异己会道门组织以及外来的天主教、基督教为邪教、旁门外道。一贯道内部用作道徒修行功过准则的《功过格》将“引人弃正道,学习邪教,违悖三教宗旨,妖言惑众,人劝不惺”列为最高一级之过“千过”。
但是封建统治者考虑到会道门秘密聚众所能产生的巨大能量将会失去控制,因此一般对会道门纵容和默认的少,查禁和镇压的多。鸦片战争结束后清政府在开禁天主教的同时,加紧了对青莲教等会道门的取缔和镇压。1845年9月9日,清政府发布上谕称,“现在江西、湖北等省访拿,均系习学青莲邪教之犯,……青莲教犯宗派各别,且设坛惑众,意在敛钱,非特中国之莠民,当亦天主教中所屏绝,按律查办”。[1]次年1月11日清政府再发上谕强调:通商五口“如有愿习天主教者,……原所不禁,但不可假托天主教名目,别习青莲、白莲等教”。[1]
为了避免官府的怀疑和追踪,会道门经典的作者提出了一些伪装、应付的策略。《三元条规》规定,道首骨干“凡立志出府过县,开荒阐道,接引原人,务要……胆大心细,做一生理遮身,暗访善人,方能久住他乡,觅得佛子踪迹,……否则扬名彰彰,出外开道,行至地土,不备生理遮俗,身带几两盘费,朝夕用之,何能久站?”《太和堂书帖》更是直截了当地告诫布道者们“切莫大胆粗心,清净无为有谱,免得官长生疑,正道疑惑邪路”。
同时为了表白维持现存统治的心迹,会道门经典一面攻击造反起义者是“邪崇魍魉”、“妖孽魔精”,另一面为封建最高统治者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作于1843年到1856年的《归原宝筏》攻击“广西作乱,伤坏许多官兵……说是吃斋造反……举步虫蚁怕损,造反杀人为要,人肉当作点心”。相传由青莲教头目金依秘写于1857年到1871年的《太和堂书帖》内充斥着对清朝帝后的阿谀奉承之词。如咸丰十年(1860年):“皇王有道,继见休祯。君臣圣贤,神天默荫,风雨调顺,五谷同登……。”同治七年(1868年):“君后仁德昭彰,盛世良民皷哺”,这是目前所知近代会道门中对慈禧太后最早的颂扬之词。另一方面,《太和堂书帖》对太平天国政权持否定态度,1864年湘军攻陷天京后太平天国大势已去,进入了最后的艰苦斗争阶段。《书帖》在1865年条中写道,“时逢乙丑新岁,天下兵戈将宁,多感圣明天子,善用安邦大臣,平服邪崇魍魉,扫除妖孽魔精,同享升平盛世,共乐化日光明”,为清政府行将彻底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喝彩叫好。1869年清政府继镇压了捻军之后在镇压西北回民起义方面也取得了重大进展,《书帖》接着又在“庚午(1870年)调贤佳音”一节中兴高采烈地欢呼慈禧是“女中尧舜,垂帘听政清勤,爱民如爱赤子,四海远近共闻,群寇次第殄灭,国正邪崇悔心”。
会道门经典中的上述言论十分明显地表明了它在近代中国阶级斗争中所持的原则立场,下层群众想要通过会道门这种组织形式去推翻清王朝的封建统治是不可能的。
三、反对外来侵略势力
如何看待近代来华的外国侵略势力,是会道门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学术界已有人注意到廖帝聘在同治初年创立真空教为人戒鸦片以及1891年热河金丹道、在理教的反洋教斗争,但是对会道门反对外来侵略的思想认识挖掘不深,容易使人产生事发偶然的错觉。其实查阅了会道门经典中大量的反洋烟反洋教的言论后就会了解会道门发动反侵略斗争的必然性。
著于道光年间的《八字觉源》猛烈抨击了当时吸食洋烟的举动,指责社会上一些人“胡作妄为,把洋烟作命宝,使银钱如泥沙。……必至家倾产败,甚则子散妻离”。又说“习食洋烟,伤身耗财,甘犯国法,可耻”。同一时期成书的《万年归宗》也指出,“酒色财气四堵墙,烟为恶毒贯穹苍”,又称“自古无邪不显正,从来道魔相连。……土王化烟西洋献,陷坏中华众明贤。”不仅如此,在光绪六年(1880年)成书的《玉露金盘》中还正面肯定了庚子年(1840年)全国性的禁烟运动。编著者借善法大师之口说“九六残零在人间”,“把酒色和财气当如性命,将三纲与五常抛入江心,吃洋烟习嫖赌做得有劲,……恼怒了玉皇帝降下劫运,庚子年挂天榜,一扫烟尘”。据此可知,早在道光年间的禁烟运动中会道门就已站在清政府的一边了。会道门经典还比较全面地揭露了鸦片的种种危害,以期引起人们对这一重大社会问题的关注和重视。《归源宝筏》披露了前往广西镇压造反的清朝官兵们“有瘾在身,临场两边对阵,瘾发身软头昏,那边兵将气勇,知来交战必赢,不说洋烟所害,总讲那边法灵”。《玉露金盘》所收纯阳祖师十哀辞的第九哀即是“哭人何若恋洋烟,毒气薰人脸色变,一身瘦弱软如棉,昼夜床头将灯点,日上三竿正好眠,不但房中妻子怨,误了时光美少年。”上述反洋烟毒害的言论反映了包括会道门徒众在内的中国人民对于鸦片毒品的一致痛恨,其正义性是毋庸置疑的。
在会道门经典中洋烟是和洋教密切结合在一起的。《玉露金盘》将天主教、基督教等洋教说成是蚩尤为阻止无生老母开龙华三会,勾留九十二亿生灵而“飞入边夷变化,自立教门,大乱正道”而来的。同时把“枯人之体”的洋烟说成是由蚩尤的部下土魔化生出来的。《玉露金盘》攻击洋教“自称天人圣教,乱毁三教五邪,拨道理,不信佛神,煽惑残零之性,使反复难测,真假不分”。《换骨仙丹》则明确将天主教和大乘门并列为“普世旁门外道”。然而在《玉露金盘》中蚩尤虽最后被俘,对他的处置不过是“用紫金绳细锁,责打三千棒,贴上符令……送到海中,压于沃焦石下”,并没有像古代传说的那样被轩辕皇帝斩杀。这一近代神话故事曲折地反映了洋教在中国与封建朝廷分庭抗礼的严峻事实。在晚清,任何社会力量想要彻底战胜洋教几乎是不可能的,对这一态势有所领悟的会道门头目于是就有了以上这种结局的安排,表现出一种对洋教极度鄙视但又无可奈何的心态。
进入民国后,会道门开始鼓吹万教归一,对于外来宗教有了新的提法。《无生老母十指家书》将假教邪门严格限定在“假弥勒,假收圆”的异己会道门中,不再涉及洋教,并承认“天主教,基督教”是“英法国荫”,“万国教训”。《家书》还认为传入中国的“天主耶稣,敬的是,天老爷,上帝救主;不外乎,真天理,十字架书;也教人,作好事,主能救苦;……修持好,灵魂得,乐国天府;修不好,被魔鬼,拉去死哭;所讲理,也合乎,中国道路;虽不拜,神佛像,到无关乎”,显示出对洋教兼容并包的宽容气度,承认它们在中国存在的合理性。但是这种宽容、承认的条件是树立无生老母无所不届的最高权威。《家书》宣称“万国人,是娘儿”,因此无生老母“不但渡,中华儿,连渡外国,……万教人,万法同,归一道辙。”会道门经典中这种万教归一的说教是明清时期会道门中三教合一思潮在民国新时期的延伸和发展,虽然在社会上颇为流行,但最终还是无法解决外来宗教势力侵华的现实问题。
上传者:郑静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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