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色会视野中的太平天国与会党

达昕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

1847年，瑞士巴色会(全名Die Evangelische Missionsgesellschaft in Basel，德文简称Basler Mission)的两位传教士韩山文(Theodor Hamberg)、黎力基(Rudolf Lechler)到达香港，开始在华南地区传教。随后十余年里，太平天国和天地会在华南地区风起云涌。巴色会传教士也注意到这些运动，撰写许多相关报告。这些报告以及有关该组织在近代中国传教活动的丰富资料，目前均存于瑞士巴塞尔的巴色会档案馆。德国、瑞士的学者孔正滔(Thoralf Klein)、白德培(Tobias Brandner)和帕特里克·德雷尔(Patrick Dreher)，曾经从巴色会角度探讨太平天国的历史。[1]不过，巴色会传教士有关太平天国与会党关系的调查资料，至今尚未得到学术界的关注。巴色会传教士如何认识、理解太平天国与会党的关系？与其他传教士和外国人相比，巴色会传教士的观点有什么不同？本文依据巴色会档案馆保存的相关资料，以韩山文和黎力基的经历为中心，试对这些问题作一探讨。

一、韩山文的乐观期待

韩山文1819年出生于瑞典的商人家庭，经由为巴色会服务的瑞典传教士傅彼得(Peter Fjellstedt)推荐，1844年被巴色会录取，到达瑞士接受宗教训练。1846年，韩山文和黎力基被巴色会派往中国。

学术界对韩山文(中文名又作韩山明)并不陌生。早在1935年，简又文就把韩山文的《太平天国起义记》译成中文，[2]此后这部书持续受到学术界关注。关于韩山文本人的研究，欧洲学者主要依据他1854年出版的作品《洪秀全的异象以及广西叛乱的起源》，即《太平天国起义记》(The Vissions of Hung Siu-Thuen，and Origin of the Kwangsi Insurrection)，出版过两部著作。[3]学界尚不太了解的是，作为巴色会成员的韩山文，此前还留下了一些有关太平天国与会党问题的资料。

1852年，关于广西叛乱的信息渐渐传到香港，当时韩山文有幸认识洪秀全的族弟洪仁玕。韩山文懂一点客家话，能跟洪仁玕交流。韩山文后来写了一篇报告说:

4月26日，一个名叫Fung Jen(洪仁玕)的年轻裁缝来这里接受洗礼。他曾陪同来自广西的男子，也是著名的Thienteh Wong，又叫“天德王”(König Himmelskraft)的亲戚。他给我讲了很多关于Thienteh的事情，他说得那么详细，以至于我很难怀疑其真实性。同时，我必须承认，关于Thienteh，我不是特别清楚，有时候他仿佛是唯一主要人物，而有时候算是与(大清)帝国作战的几个首领……无论Thienteh是谁，他都吸引了很多人，而且大多数是客家人。他们之所以被吸引，是因为他反对偶像崇拜，并希望引入一种基督教崇拜……许多人认为，在像中国这样大的国家，几千名叛乱分子不会对整体产生任何影响。但是我们不知道主暗中决定了什么。[4]

韩山文的报告里提到“天德王”，还说他的亲戚名叫洪仁玕。但韩山文当时不太确定所谓天德王在那次造反中充当了什么样的角色。通过自己的研究，韩山文开始认为，天德王就是本次造反的主要领导。在下半年的报告里，他写道:

(他)出生时原名叫Hung Schin(洪秀全)，他是南方之神，也在广州受到热烈的、荣耀的崇拜。据说，新的圣徒作为洪家后代而重生，与Hung Schin有关的人又在广西出生。当前造反的领导人应该来自同一个家族。[5]

韩山文没有将太平天国运动直接视为天地会的一部分，但他使用了天地会的概念来形容太平天国，比如“洪家”“天德”(天地会内屡次出现过的称号[6]。

可能是因为与洪仁玕的见面，韩山文在这份报告中还记录了客家人的状况:

我的希望在于这个国家的内陆……与我在这个国家(其他地区)所注意到的相比，那边的人的生活本身更加具备基督教的性质……客家人本身，尤其是那些迁到香港的，都非常贫穷，也经常受到本地人压迫。由于香港是海盗、小偷、妓女和一切不道德行为的名副其实的巢穴，而少数基督徒必须生活在这些罪恶的暴行之中，所以，要在香港建立一个更重要的教会，真正摆脱围绕它的各种罪孽，并在上帝中获得力量，这是不太可能的。[7]

韩山文显然以为，客家人由于贫穷和遭受本地人压迫，更有希望成为基督信仰的皈依者。

当韩山文写下这份报告时，太平天国已经定都天京。同时，他又跟洪仁玕见面了，有机会更深入地研究太平天国运动。1853年7月13日，他写道:

1852 年4月26日，一个年轻男子来到香港找我。他说，他叫Fung Sei(洪仁玕)，是造反发起者Fung Jin Tsien(洪秀全)的堂兄弟。这位洪秀全让他从广西回到他们的家乡去传教，要他熟悉洪秀全的亲戚和他们的情况。但是，他一到家，官员就开始对他进行调查。他的大多数朋友都被抓捕，并且被斩首，好在他逃到了香港。他对圣经比较熟悉，以前曾与洪领袖一起在广州的传教士罗孝全处待过一段时间，只希望被我洗礼。虽然他的亲戚在南京，而且据说自称是皇帝，但他无法不害怕自己可能被(清政府)官员抓捕。由于这几年情况仍然不明朗，因此我需要采取必须的安全措施，那就是把我与天德(Thienteh)的亲戚见面的情况隐瞒起来。[8]

通过洪仁玕的口述，韩山文对太平天国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知道了拜上帝会领导人的正确名字，以及后者请教的外国传教士是美国浸信会的罗孝全而非郭士立。同时，韩山文继续用“天德”形容洪秀全，这表明他还没能足够理解太平天国与天地会的差异。

总之，通过与洪仁玕的讨论和自己搜集的资料，韩山文开始认为，外国传教士或许能够借助太平天国运动让中国改信基督教。这种乐观主义在他当时撰写的报告中体现得很明显:“在一个民族的历史中，以及在每一个基督徒的历史中，虔信者的眼晴清楚地捕捉到了另一个神圣的引导……中国革命目前的存在和规模再也不能被怀疑。”[9]

二、黎力基的认识偏差

黎力基1824年出生于德国亨德辛根(Hundersingen)小镇，成长于一个虔诚而保守的福音派家庭，早年学过拉丁语、希腊语、法语，以及圣经和教会的历史，1844年进入巴塞尔的教会学校，成为韩山文的同学，三年之后一同到达香港。在郭士立的建议下，黎力基开始学习闽南语，1848年到达汕头地区传教，但没有取得成功，1852年开始跟随韩山文行动，也在客家社区传教。[10]

1852年2月12日，黎力基在一篇报告中描述了“广西叛乱”的情形，认为叛乱的原因包括土匪和海盗行动、官员腐败、经济危机，但没有提到太平天国或者会党。111853年7月18日，黎力基再次关注这个主题，在一篇报告中提到英国传教士麦都思(W.H.Medhurst)在上海报纸发表的太平天国印书的译文。[12]一个月之后，黎力基向巴色会委员会提交报告，又附上香港报纸Overland China Mail刊载的一篇文章《造反者的宗教和组织》(The Rebels，Their Religion and Organization)，并且表示自己“更赞同探访员(Enquirer)而不是理雅各(James Legge)博士的看法”，“不相信可以通过叛乱分子在中国引入真正的基督教”。[13]这位探访员指出，太平天国运动不代表地道的西方基督教思想，而是与中国传统文化混在一起，比如儒家思想的影响、一夫多妻制(比如姨太太习俗)，等等。所谓“探访员”，有点类似于调查记者，其实际身份尚不清楚。通过这篇文章，黎力基开始认为太平天国运动与会党有关。1853年9月20日，黎力基给巴色会委员会写了一封信，里面提到:

现在已经发现，尽管反叛者其中的个别群体，例如厦门的叛乱分子，与南京的伟大军队无关，但他们都属于一个长期存在的社群，在满洲人占领中国时即已存在。夺回中国的王位，并将其归还给中国人，一直是这个社群的伟大目的，但它从未像目前那样以如此强大的力量出现。它名叫三合会(Dreieinigkeits Gesellschaft)，太平王(Thaipin Wang)是现在的首领，据说它已经成为他的旗帜的一部分。关于现在已建立的宗教，其追随者之间没有统一的观点。[14]

在这封信里，黎力基使用“太平王”而不是“天德王”形容洪秀全，但仍然以为洪秀全是三合会/天地会的领导者，认为太平天国明显受到会党思想体系的影响。

一个多月之后，黎力基又给巴色会委员会写了一封信，再次强调太平天国运动与会党思想的相同之处，认为两者都表现了反满的态度:

我前一个月也通知您，本次中国的政治宗教运动根源于一个秘密会社，这个神秘会社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它的想法是推翻满洲王朝、恢复中国明朝的统治。这个月我寄给您一篇文章《三合会的起源》(Origins of the Triad Society)，是关于这个神秘会社的创建史和它的组织。此外，我也寄给您熟悉的探访员写的一篇通讯《造反与三合会》(Rebellion and the Triad Society)，讲述了这个神秘会社与造反者的关系。准确了解这些人的动机，以及他们迄今为止的思想，对于评判他们的行为，以及是否可以对他们寄予希望，都非常重要。当然，现在没有人能判断他们的事业中有多少无神论和异教元素，他们能否成为主手中的工具。[15]

黎力基对于太平天国运动与会党关系的理解，显然受到以上两篇文章的影响。但他也对这场运动的宗教动机表示怀疑:“造反分子越来越多，对当局的仇恨正在滋长。但形势变得越来越明显，造反分子并没有如此依赖真正的基督教。”[16]

黎力基提到的两篇文章，在巴色会档案馆中都保存在同一个文献选编内。该文献选编还包括其他一些文章，涉及中国古代哲学、历史、宗教、社会以及汉语研究。[17]可见，黎力基和其他传教士一样，为推进传教行动，决定深入了解中国文化，包括会党的历史。为更好地理解黎力基等巴色会成员对太平天国与会党关系的看法，有必要对这两篇文章进行分析。

先看第一篇文章《三合会的起源》，内容如下:

这个社团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674年……此前一年，据说康熙皇帝在准备对抗锡伯族国家的战争时，邀请他的臣民挺身而出，协助他取得对那些人的胜利。福建省Dunhan县山区的少林寺的和尚，共有128位，出来为皇帝提供服务。结果，皇帝接受他们，授予方丈将军头衔，并给他一把剑、一枚印章……获胜回到北京后，他们受到了很好的接待，并很荣幸朝见皇帝。但是当他们返回福建时，这些和尚遭到了该省统治者的迫害。他们决心抵抗他们的敌人，结果寺庙被烧毁，所有和尚都死了，只有18个人幸存。这些人逃往湖南长沙，其中有13人死于饥饿和暴露。另外5人，姓氏分别是蔡、方、马、胡、李，被船员救活……逃到高溪庙。他们在寺庙呆了两个星期，当听到部队又来追捕他们时，他们逃到了灵王庙。有一天，当他们沿着涨潮的海滩散步时，他们刻下了四个字——反清复明。[18]

这段文字表达了两个主要观点，一是三合会的起源跟17世纪佛教少林寺的和尚有关，二是他们当时创造了“反清复明”的口号。接下来，文章也提到该组织平时使用的名字:

这个兄弟会定名为洪家……陈近南向弟兄们提议……建立天地会，采用五色旗帜作为证据……他们按照各省划分为五房。五位师傅蔡、方、马、胡、李分别担任五大房的负责人，分别被派往福建、广东、广西、湖广(包括湖南、湖北)和浙江进行集结。吴、洪、姚、李、林五名马贩子成为五个小房的负责人，分别前往四川、贵州、江南(包括江苏和安徽)、云南、河南……最初采用的是“天地会”这个名字，一直持续到起义运动被镇压之后，该名称遭到帝国的禁止，并且规定了与之相关的惩罚措施。因此，该组织采用了新的名称“三合会”。[19]

第二篇文章《造反与三合会》，是那位探访员根据对三合会成员的采访资料而写成的。三合会成员都认为“这次造反是三合会的运动”:

上帝会与三合会都是用来指称神秘会社的，洪秀全是三合会的首领，他的头衔“太平王”来自于他们的会堂名称，这个会堂被称为“太平”。除了这些说法，其中三位最聪明的人证实了可敬的麦都思博士的观点，即洪秀全不是这位领导者的真名。早在1844年他就用过这个名字。采用“洪”姓，因为这是整个洪家或者说三合会的共同姓氏;“秀全”这个名字对他的反叛目的很重要，因为“全”的神圣意义，就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是“一个坐在地上的人”，或者“一位君主”……他们还说，他是许多年前的第一个兄弟。[20]

在这里，探访员指出太平天国运动与会党的相似之处:一是洪秀全姓“洪”，而会党也称为“洪门”;二是“秀全”这一名字，仿佛也是一个神秘的称号。

根据探访员和会党成员的观点，太平天国与会党之间还有更多共同之处。他们认为，两个组织的文献都提出相似的政治理念。探访员提到，太平天国领导人曾经寄给会党成员几篇文告，“引用了与三合会誓词序文相同的颂辞中的一行文字，据说是‘顺天则昌，逆天则亡’。的确，他们的目标就是消灭整个清朝，消灭臭名昭著的野蛮人。”太平天国文献中使用的术语与基督教颇有差异，跟会党却有许多共同点。太平天国“以‘太阳’来形容造反首领，这种方式很有三合会的风格，因为三合会经常用‘太阳’来指称第一位大哥”。[21]“天父”与“天”“天兄”与“太阳”的用法相似，表明太平天国的文告在一定程度上模仿了三合会的思想。通过会党成员的口述，探访员认为洪秀全的“太平王”称号也与会党传统有关:

太平天国军队的组织是三合会的典范。五位王是五房的领导人，对五位神灵负责。“太平王”这个名字取自“太平圩”，也就是“会堂”。其他四位王的名字来自木杨城的四个门，对应于指南针的四个基点，在所有文件上都有门代表该城的轮廓。这个木杨城是指南京，兄弟会的成员看待它，就像穆罕默德换服装去麦地那那样忠诚。[22]

通过这样的术语分析，探访员认为，太平天国宗教与会党思想有明显的关联，其来源可以在两百年前的历史中找到。

既然太平天国与会党之间有如此密切的联系，那么，“太平天国又为何试图向中国人隐瞒自己的叛乱是三合会运动？”探访员认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是，所有遵守秩序的人都非常害怕和憎恶三合会”。探访员还征引了当时香港总督德庇时爵士关于三合会的决定:若香港市民被发现跟三合会合作，他们一定会被判刑入狱。德庇时对太平天国运动也持悲观态度，认为其基督教元素将会消亡，三合会的落后思想的影响将会变得更大。[23]

对于这些报刊文章提供的信息和观点，黎力基当时还没有能力进行鉴别。虽然认为其中个别结论不太准确，但受其影响，他对太平天国与会党关系的认识一度出现明显的偏差。

三、太平天国与会党的区别

随着形势的变化和认识的加深，韩山文根据洪仁玕提供的信息和自己搜集的资料，编辑了一部著作《洪秀全的异象以及广西叛乱的起源》。在这本书中，韩山文提到太平天国与三合会的早期合作及其破裂。本来天地会几个首领决定与太平军联盟，洪秀全赞同他们的建议。可是由于太平军的法律规定及相关的惩罚很严格，大多数天地会首领不但决定停止与其合作，反而变成太平天国的敌人。洪秀全后来拒绝天地会成员加入太平军，并且表明自己的观点:

我虽未曾加入三合会，但常闻其宗旨在“反清复明”。此种主张，在康熙年间该会初创时，果然不错的，但如今已过去二百年，我们可以仍说反清，但不可再说复明了。无论如何，如我们可以恢复汉族山河，当开创新朝。如现在仍以恢复明室为号召，又如何能号召人心呢？况且三合会又有数种恶习，为我所憎恶者。例如:新入会者必须拜魔鬼邪神及发三十六誓，又以刀加其颈而迫其献财为会用。彼等原有之真宗旨今已变为下流卑污无价值的了。如果我们讲真道理，而倚靠上帝强有力之助佑，我们几个人便可比他们多数。甚至孙膑、吴起、孔明等及其他古代历史中之娴于韬略战术者，亦不值得我之一赞，三合会更卑不足道矣。[24]

韩山文在这里强调太平天国与天地会的区别。他还解释说，许多人都把洪秀全叫做“天德王”，这是由于发音的错误:客家话“天国”(T’heen-kweeh)的发音，一般人听了都感到陌生，很容易变成“天德”(Thien-teh)。[25]韩山文写完这本书后，当年即逝世，他的作品随后由黎力基推广开来。

黎力基对太平天国与会党关系的看法也逐渐发生变化。在1854年的一份报告中，他这样写道:

洪秀全的继任人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我们中没有人可以说清楚，原因是他们不为人所知。那个秀全与三合会没有联系，也不是出自于它们的组织，您在小册子中也能找到(有关的解释)……美国和英国的战舰最近回到南京，与“太平王”(Thaiphin Wang)进行讨论，探讨他对待外国人的立场和态度。[26]

黎力基此时强调太平天国领导人洪秀全与会党无关，只是仍然不清楚“天王”或“天国王”与“太平王”之间的区别。

韩山文逝世以后，黎力基有了一位新的同事韦永福(Philipp Winnes)。韦永福赞同黎力基的观点，认为太平天国与会党没有关系。并且，韦永福很早就对会党持不同态度:“蹂躏广东省的人属于三合会，他们是小偷和劫匪。”271855年，黎力基与韦永福决定驱逐自己的一名教徒，因为他跟会党有关，并且试图帮助会党成员寻找避难所。[28]

1857年，黎力基递交了一份关于在厦门进行传教行动的报告，指出厦门的会党跟太平天国运动没有太大关系:

1853年5月13日，叛乱分子第一次在厦门起事。随后，一大群中国人形成所谓的天地会，以推翻满族鞑靼王朝作为公开目标。他们开始行动，取得了位于漳江上的两个城镇海澄和Chio Be的财产，距离厦门岛不到20英里……叛乱分子的领导人现在以占领南京为首都的中国皇帝的名义发表了宣言。然而，必须将这些当地的叛乱分子与南京反叛群体区分开来。那些成功占领厦门的人，并没有宣示同样的宗教信条……与可能的预期相反，厦门的起义增加而不是减少了听到基督福音的人数……在我们的两个公共礼拜场所，普通的安息日和平日服务得以持续。(脚注:1853年8月25日，清朝军队攻陷厦门，开展血腥报复。[29]

1857年以后，黎力基和韦永福从不同角度开始关注太平天国，主要是因为韩山文以前的学生洪仁玕准备前往南京。虽然他们对洪仁玕个人表示了兴趣，但总体而言已对太平天国运动很失望。1860年，韦永福评论说:“反叛领袖洪秀全是一个狂热分子，他对上帝的看法颇具物质主义色彩。他和汉武帝一样高傲，他和他的人民一样崇拜中国皇帝一直以来所接受的东西。而且，反叛王子作为狂热者，是不可救药的。”[30]

太平天国失败以后，黎力基继续负责管理巴色会在中国的传教事务，直至1899年退休回国。巴色会成员收集了许多人的口述，其中包括洪仁玕的亲戚李振高。1867年，李振高在黎力基面前留下了自己的口述，其中提到太平天国与会党的关系。[31]将近30年后，李振高的儿子Li Shin en(李承恩)也留下了自己的口述:

由于与洪秀全(后来的太平国王[König der Thaiphin]，当时他撼动了中华帝国的基础和帝国的王位)的熟人的密切接触，郑敖带着他全家人和许多同志一起陷入困境……一年过去了，他再次冒险回到自己的家乡，在那里他遇到了洪秀全的侄子洪仁玕(后来他成为太平二等王[Vicekönig der Thaiphin])，和他一起去香港，尽可能从那里前往南京，当时(1852)洪秀全已经站稳脚跟，并宣告自己为皇帝。[32]

有趣的是，洪秀全的称号从“Thaipin Wang”变成“König der Thaiphin”。一定程度上，这是一个简单的译词修改问题，但李振高父子也可能想通过这种方式，强调太平天国运动与会党之间的区别。

结语

总之，巴色会成员关于太平天国与会党关系的认识，并不像很多学者印象中那样，仅见于韩山文1854年出版的《洪秀全的异象以及广西叛乱的起源》一书。从韩山文和黎力基的经历看，他们的认识呈现阶段性变化。1853年以前，他们对广西的造反者很陌生，韩山文还乐观地期望通过太平天国来推广基督信仰。1853年至1854年是转折点，当时黎力基主要依靠香港报纸的报导，对太平天国与会党关系的认识颇有偏差。1854年以后，黎力基和他的新同事韦永福进行新的调查，后来还有机会采访太平天国运动的幸存者，了解到会党的造反实际上跟太平天国没有太大关系，对两者的评价都变得很低。

当时还有其他一些外国人对太平天国与会党予以关注，比如法国传教士的《中国叛党起源志》一书。33相比之下，巴色会成员的观察颇显特色。首先，大多数来华欧洲人对于太平天国与会党的关系仅有偶然的兴趣，尤其是在1853年至1854年间，这个话题显得比较热门;而巴色会成员则对太平天国与三合会的关系进行全程观察，更有连续性和系统性。其次，通过韩山文和黎力基的研究，巴色会成员后来能够避免一些对于太平天国与会党关系的错觉。再次，他们非常关注客家人社区及其文化，韩山文还编辑过客家话教材。最后，巴色会成员对太平天国与会党关系的分析侧重于思想方面:太平天国在何种程度上符合基督宗教运动的条件？它是中式基督教会，还是有着基督教背景的邪教？其中的非基督教传统来自哪里？这些探讨，已经涉及“正教”(orthodoxy)、“本土化”(localization)和“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等理论层面的问题。韩山文和黎力基或许相信太平天国可以作为一把“文化钥匙”，由此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客家人、华南地区乃至中国的社会文化。

注释

[1]Patrick Dreher， “Der schwertumgürtete Apostel Kwa. Die Taiping-Bewegung (1850–1864) im Blick der Basler Mission”， Lizentiatsarbeit am Historischen Seminar der Universität Zürich， Zürich， Dezember 2001. Thoralf Klein， Die Basler Mission in Guangdong (Südchina) 1859–1931: Akkulturationsprozesse und kulturelle Grenzziehungen zwischen Missionaren， chinessichen Christen und lokaler Gesellschaft， Munchen: Iudicium 2002. Tobias Brandner， “Basel Mission and Revolutions in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Century China: Debating Societal Renewal”， Mission Studies 35 (2018) ， pp.7–30.

[2]洪仁玕口述，韩山文编辑，简又文翻译:《太平天国起义记》，燕京大学图书馆，1935年。关于这部翻译作品，罗尔纲在1936年有过相关评论，参见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纲》，岳麓书社，2013年，第33页。

[3]Gustav Hannich， Treue bis ans Ende， Erlebnisse des schwedischen Missionars Theodor Hamberg in China， Basel， 1941. Herman Schlyter， Theodor Hamberg: Den förste svenske Kinamissionären， Lund: Gleerup， 1952. 后一本书由Göran Wiking从瑞典文译成英文，又由周天和译成中文，取名为《韩山明——瑞典第一位前往中国的宣教士》，香港基督教崇真会，2008年。

[4]巴色会档案馆，文献号:A-01. 02 (1852)， 22，韩山文，Halbjährigerbericht(半年报告)，香港，1852年1月至7月20日，第7页。

[5]巴色会档案馆，文献号:A-01. 02 (1852)， 23，韩山文，Halbjahresbericht(半年报告)，香港，1852年7月至12月，第13页。

[6]蔡少卿:《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中华书局，1987年，第184–185页。

[7]巴色会档案馆，文献号:A-01. 02 (1852)， 16，韩山文，香港，1852年10月29日，第1页。同样的文献见于《新教异教信使》(Der evangelische Heidenbote )，1853年4月，第30–32页。

[8]巴色会档案馆，文献号:A-01. 03 (1853)， 34，韩山文， 1853年7月13日于布格站，第5–6页。

[9]巴色会档案馆，文献号:A-01. 03 (1853)， 47，韩山文，半年报告(Halbjahresbericht)，香港，1853年7月至1854年1月，第2页。

[10]关于黎力基的简历，参见Jessie G. Lutz， “The Legacy of Rudolf Christian Friedrich Lechler”， International Bulletin of Missionary Research， Vol. 31， No. 1 (January 2007)， pp. 38–43.

[11]巴色会档案馆，文献号:A-01. 02 (1852)， 2a， 黎力基，1852年2月12日于Namo站，第4页。

[12]巴色会档案馆，文献号:A-01. 03 (1853)， 36，黎力基，1853年7月18日于Tungfo站，第2页。

[13]巴色会档案馆，文献号:A-01. 03 (1853)， 38，黎力基，Ⅱ.自我年度报告(Yahres bericht selbet)，1853年8月18日于Tungfo站，第1–2页。

[14]巴色会档案馆，文献号:A-01. 03 (1853)， 40，黎力基，1853年9月20日于Tungfo站，第3页。

[15]巴色会档案馆，文献号:A-01. 03 (1853)， 41，黎力基， 1853年10月于Tungfo站，第1页。

[16]巴色会档案馆，文献号:A-01. 03 (1853)， 41，黎力基， 1853年10月于Tungfo站，第1页。

[17]这份文献选编是在1854年编辑的，但具体情况不详，见巴色会档案馆，文献号:A-10. 01， 13，约1854年。

[18]巴色会档案馆，文献号:A-10. 01， 13d1，黎力基编辑，Origins of the Triad Society，1853年，第1页。

[19]巴色会档案馆，文献号:A-10. 01， 13d1，黎力基编辑，Origins of the Triad Society， 1853年，第2、4页。

[20]巴色会档案馆 ，文献号:A-10. 01， 13d2，黎力基编辑，The Rebellion and the Triad Society，1853年，第1页。

[21]巴色会档案馆 ，文献号:A-10. 01， 13d2，黎力基编辑，The Rebellion and the Triad Society，1853年，第1–2页。

[22]巴色会档案馆 ，文献号:A-10. 01， 13d2，黎力基编辑，The Rebellion and the Triad Society，1853年，第3页。

[23]巴色会档案馆 ，文献号:A-10. 01， 13d2，黎力基编辑，The Rebellion and the Triad Society，1853年，第3–4页。

[24]Theodore Hamberg， The Visions of Hung-Siu-tshuen， and Origin of the Kwang-si Insurrection， Hong Kong: The China Mail Off ice， 1854， pp. 55–56. 中文译文见蔡少卿:《论太平天国与天地会的关系》，《历史研究》1978年第6期。

[25Theodore Hamberg， The Visions of Hung-Siu-Tshuen， and Origin of the Kwang-si Insurrection， Hong Kong: The China Mail Off ice， 1854， pp. 57–58.

[26]巴色会档案馆，文献号:A-1. 03 (1854). 28，黎力基，1854年7月20日于香港，第 7、11页。

[27]巴色会档案馆，文献号:A-1. 03 (1854). 23， 韦永福， 21. 08，1854年8月21日于香港， 第1页。

[28]巴色会档案馆，文献号:Y 1. 7， Der evangelische Heidenbote(《新教异教信使》)，第4辑(1855年4月)，第31–36页。

[29]巴色会档案馆，文献号:A. 1. 4 (1857). 11，黎力基，关于在厦门进行的使命工作的报告，1857年7月30日，第 4页。

[30]巴色会档案馆，文献号:A. 1. 4 (1860)，韦永福， Jahresbericht der chin. Mission(传教会中国部门报告)，1860年1月14日于香港，No. 14，第9页。

[31]巴色会档案馆，文献号:A-1. 6 (1867). 12，黎力基，1867年7月6日于香港，第3页。

[32]巴色会档案馆，文献号:A-1. 19 (1885). 38，黎力基，1885年，第3页。

[33]Joseph-Marie Callery， L’insurrecion en Chine: depuisson origine jusqu’a la prise de Nankin， Paris: Libraire Nouvelle， 1853;参见秦宝琦:《洪门真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