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雍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52周年，回顾日本侵略者利用中国帮会，分裂中国民众力量，削弱中国民族意识，加重中华民族灾难的历史事实，有助于我们从一个侧面认识抗日战争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全面总结这场全民族反侵略战争的历史经验。

一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之后，为了消弥中国人民的抗日风潮，瓦解民众的抗日斗争，有意利用中国社会封建落后的帮会组织。

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侵略者就十分注意“号称在全满洲有信徒为数不下30万”的在家里教（青帮），“怀疑它正在起着反满抗日的作用”〔1〕。于是日本特务、 治安部调查部长鹫崎研太郎策划组织“全满家里教会代表团”，由在东北势力最大收徒最多的沈阳青帮头目冯谏民为首，率领王兆庥、张新甫、祖宪廷、吕万滨、常玉清、郝相臣、赵庆禄、杨于小等人于1933年访问日本，“说明家里教的教义以求得日本朝野的理解，以至于逐渐以公开的姿态活跃于世。”〔2〕同年9月赵庆禄在哈尔滨建立“大满洲国家里教同志会北满总会”，当时虽未得到正式批准，但日伪主管部门后来认为“还是承认其为合法团体，予以适当引导的办法为好”〔3〕。 冯谏民则在日军野副昌德中将的驱使下组织“冯工作班”，在柳河等地分化抗日民众，同时在敦化成立家里会，向哈尔滨、敦化等地扩展势力。冯谏民后又为日军讨伐队招往热河效力，不久积劳病死于长春。

1935年春日寇为了侵占华北，在天津日租界组织成立“普安协会”。“该会为前直鲁军警督察处长厉大森及日人小日向主持，受关东、华北两军部指挥，以青帮中下流份子为鹰犬”〔4〕， 主要从事所谓“华北自治运动”。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寇为了全面实行其“以华制华”的策略，巩固其在沦陷区的殖民统治，加紧伪化帮会，苦心拼凑起一个又一个的汉奸帮会：

1937年7 月日军占领天津不久利用青帮势力组织“天津内河航运公会”。次年改名为“中国内河航运公会”，总会设在北平，并在济南、正定、石家庄等地设立了分会。

1937年11月太原沦陷后又成立了山西省内河航运分社〔5〕。 前此日军侵占包头后曾组建绥西水运公会，以哥老会首领郗效周为会长。

1938年在绥西水运公会的基础上西北哥老会在包头成立，郗效周充任会长、王英任名誉会长〔6〕。

1939年4月张家口成立“民生总会”，殷汝耕的秘书、 张家口青帮通字辈祖益焜任理事长。该会在宣化、平地泉、包头、萨县等地设有分会〔7〕。

1940年6月，在航运会石门分会的基础上， 经日军饭沼部队同意成立了河北省中华共进会，总会长梁渭珍、副会长为日本人中尾一德。至1942年该会在定县、正定等地设立分会20处，拥有会员2万余人〔8〕。

1940年3月，航运公会济南分会改组为安清道义会，7月召开成立大会。至1942年该会已有城武、滨县等28个分会，拥有会员2万余人。 济南安清道义会也升格为山东省安清道义总会〔9〕。

1941年冬经伪华北行政委员会内务总署批准，以北平安清道义会为基础成立华北安清总会〔10〕，以青帮大字辈魏大可为会长，实权掌握在顾问日本人光冈良雄手中。

1942年3月，天津安清道义总会成立。

此外，在洛阳也有“豫西建国联盟安清道义会”〔11〕。

1938年6月，河南省会开封陷落后， 又成立了“中华同义会”。1940年9 月， 山西省内河航运公会改组为山西省安清同义委员会， 至1942年已设立了忻县、寿阳等十个分会，号称拥有会众1万余人。〔12〕

1938年2月， 上海日本特务机关楠木大佐组织成立以青帮大字辈常玉清为首的黄道会。同年秋常玉清赴南京，于12月间经日本特务机关、伪维新政府内务部批准成立中国安清同盟会，在上海设立总会，在芜湖等地设有分会。1939年上海青帮大字辈张德欣、樊瑾成、李琴堂、曹幼珊、阮慕白等人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国道义协会，该会在上海、江都、吴县、武进、丹徒、南京、芜湖等地设有分会，拥有会员649人。1940年5月中国安清同盟会与中国道义协会合并组织成立中国安清总会，该会到1941年5月已在苏、浙、冀、鲁、鄂等地设立了22个分会”〔13〕， 至1942年又成立了华中总会和山西总会。

1941年春夏之交，日军汉口陆军特务部支持下的武汉“洪兴正义会”出笼。后又经日军驻汉口司令部同意，试图筹建中国洪门五祖道义协进会，未果。1943年1 月上海又成立了以在帮的汪伪政府官员为骨干的中华洪门联合会，企图网罗全国的洪帮势力，共同充当日本帝国主义者的走狗和帮凶。

二

在日本侵略者的支持和怂恿下，形形色色的汉奸帮会组织叛国投敌，为虎作伥，破坏抗战，猖獗一时，对祖国对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累累罪行。

（一）为日寇保驾护航，帮助其进行水陆运输，增强其后勤实力。众所周知，青帮的产生和发展与内河航运有着密切的关系，船夫、盐枭、流氓及其他城乡失业者是青帮的基本成员，这些人在水道沿岸有很大的潜伏势力，日本侵略者在侵华战争中充分利用了这一点。

日军占领天津之初组织船队在河北省内河运输军用物资，尽管有水路警备部队的保护，但仍时遭阻劫。因此立即启用青帮势力护航，是当年成立天津内河航运公会的初衷。此外日本华北交通株式会社天津铁路局警务段司法主任执印省三也利用青帮恶霸王士海组织武装义侠队，负责平津、津德、津榆等铁路沿线的治安。出于同样目的，山东安清道义总会下设有“南运河护航队、北运河护航队两个青帮组织”〔14〕。绥西水运公会也有负责武装巡防黄河两岸及渡口等地的护路队。中国安清总会华中总会成立后还别出心裁搞了一个“安清漕运团”，由华中总会理事长杨缵绪兼任名誉团长，伪武昌警察局局长、洪帮天定山山主姚春阶任经理。该团强征民船组成运输船队，由日寇提供武器和经费，直接为日寇运输军用物资。洪兴正义会成立后即仿效“安清漕运团”，组织“合利运输贸易公司”，在江河一带征集民船，编成大批船团。每一船团至少有船30只，往来于长江沿线和汉口长沙一带，为日寇运输军用物资，与“安清漕运团”争宠。受其影响，洪帮乾坤正气山头目（后任湖南洪兴血义会会长）叶寅亮也在长沙出任湖南复兴运输公司总经理兼公司轮运部主任，“设镇吉、新华二趸船于水陆洲，统制民船”，每30艘左右编组一个船团，至1945年4月下旬已编有船团16个〔15〕。此外， 上海青帮大亨张啸林在日本特务机关的授意下于1939年组建“新亚和平促进会”，专为日军采购和运输急需的煤炭、大米、棉花等重要物资，为日寇补给军需。这些帮会护航（路）队、船团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日军后勤运输力量的不足，减少了日本军用物资的流失，反过来加强了对抗日军民的军事压力。

（二）为日寇制造、贩运毒品，危害中国民众。自鸦片战争以来，贩毒一直是帮会赖以维持自身生存和加强成员之间凝聚力的经常性活动。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侵略者利用帮会渠道大肆贩毒，毒害中华民族。在伪满洲国，日本实施旨在公开承认吸食毒品为合法的鸦片专卖制度，不少地方专卖机构交付帮会头目经营。如沈阳的鸦片零卖所主任即是由青帮通字辈宋作五担任的。1935年11月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成立后，冀东这一非武装特殊区域成了日方制造和贩卖毒品的重要基地。天津普安协会在小日向白朗的操纵下包揽了从毒品原料加工制剂一直到贩运的全套工序。其中从绥远到天津的鸦片运输每月可收入13至18万元，成了普安协会最主要的经济来源〔16〕。天津青帮头目鸦片大王肖耀北根据日本特务机关金城情报部的指令，指使“手下的数百名青帮弟子，到各地进行贩毒。”〔17〕1936年11月绥远哥老会首领王英率部进犯绥东的目的之一也是为了夺取绥远省的鸦片。1938年夏日本上海占领军与青帮大亨黄金荣达成协议，由黄为日本侵略军运销烟土充作军饷。从1939年开始日本特务机关相应改变了向黄金荣张啸林等帮会头目的津贴发放形式，“不付现金，改付红丸及大连烟土，红丸每木箱计洋壹百元，但给彼等仅算九十元，但不能用现，仍须欠半数，待红丸卖出后再付清。”〔18〕值得注意的是，山东省安清道义总会也是每月接受日本占领军海洛英两袋，折合黄金70两，作为情报活动费。与此同时，安徽蚌埠青帮头目沈席儒投敌后即勾结日本三菱和三井洋行，将大批的海洛英和烟土运到南京等地牟取暴利。凉城县民生分会会长高树德“大跑烟土买卖，获利巨万，除盖屋外，还在本县田家镇买花园一所。”〔19〕鸦片毒品的泛滥既为日军扩大侵华筹措了大量的资金，又极大地损害了沦陷区人民的身心健康，消磨了他们的抗日斗志。

（三）为日寇侵略广造舆论，毁灭民族意识。日本帝国主义在武装侵略中国的同时，制造了不少奇谈怪论，搞乱中国人的思想意识，以便其进行奴役。汉奸帮会是日寇在政治思想方面的吹鼓手。

（1）鼓吹日伪“自治”，力主分裂祖国。 天津普安协会在日本的操纵下，常在该市散发标语传单，伪造“华北自治”的“民意”，为日寇侵吞华北的阴谋服务。1933年出版的《日本侵华间谍史》说：“过去津市各种伪自治运动及散发标语传单，反对中央，捏造挑拨消息等事，皆该会所为”〔20〕。

（2）攻击合作抗日的国共两党，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中国安清同盟会在《成立宣言》中称“自蒋政权逞兵抗战，联共图存，荼毒生灵，人神共愤。”该会《告全国会员书》明确提出要“复兴安清教，把全安清教的教友，大大的团结起来，……打倒共产党。打倒联共抗日的蒋介石。拥护中日合作，拥护维新政府。”〔21〕中华洪门联合会攻击重庆国民党当局“受共产党的劫持，受英美帝国主义者的控制，甘心作东亚民族的叛徒，这已经违反了洪门的真意。”〔22〕济南安清道义会发行的《道义半月刊》的宗旨就是“应时势之需要，为文化之前锋，以站在兴亚反共最前线上，向新时代前程迈进。”〔23〕所刊内容除会务新闻外就是反共宣传。

（3）宣扬“兴亚反英”，转移民众视线。1940 年洪帮汉奸李子峰在所编《海底》一书的卷首公然宣称要以“兴亚反英”作为洪门“新的时代精神”。1941年3月晋北兴亚道义会组建西北公论社， 出版《西北公论》，专事进行兴亚亲日的宣传。中华洪门联合会也提出要把“我们洪门中人所抱负的民族主义范围，……扩大为东亚民族主义”，〔24〕把洪门狭义的民族思想转到大亚洲主义方面〔25〕。1942年1 月日本人大川周明出版了《美英侵略东亚史》，封吹“大东亚战争”是“解放亚细亚”、“复兴亚细亚”的正义战争。帮会汉奸随即鹦鹉学舌，把中国近代史上洪帮的反洋教斗争称之为“中国民间第一次兴起的反对英美侵略的义师”，大谈英美势力在清末对中国的“土地侵略、经济侵略、文化侵略”，〔26〕只字不提日本帝国主义自甲午战争以来对中国的野蛮侵略和掠夺，企图转移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锋芒。

（4）鼓吹“和平运动”，维护日伪殖民统治。 中国安清同盟会《告全国会员书》宣布要“实行祖师的救国救民政策，而谋东亚的永久和平”。〔27〕“该会改组为中国安清总会后自1940年7 月起出版《民报》，《民报》的宗旨是“宣扬国策，……以安清人士为核心，逐步推进，使每一个人民对和平之真谛皆有正确之认识与中心之信仰，唤起民众觉悟盲目抗战之非。”〔28〕中华洪门联合会也把“协助政府完成和平运动”作为该会的主要目标，并别有用心地宣传大汉奸汪精卫搞的“和平运动”秉承了孙中山“和平奋斗救中国”的主张〔29〕。这种所谓的“和平运动”的实质是要中国人民放弃一切反抗，安分守己地做日寇及其傀儡政权的顺民，帮助日寇灭亡中国。

（四）收集情报，侦缉抗日人员。青红帮会人数众多，分布面广，特别在车站码头、酒楼饭庄、茶馆戏院、浴室旅店乃至赌场妓院都有其触角，与各色人员打交道。日寇侵华期间利用帮会这一硕大无朋的社会网络，强化在华的谍报工作。天津普安协会利用青帮网络，侦缉国民党蓝衣社分子，然后秘密绑架凶杀抛尸海河。据说蓝衣社分子死于普安协会之手的有10余人〔30〕。西北哥老会设有情报股，后升格为情报处，以商贩、驼户为掩护，派情报员到旅店、皮毛店、货栈、渡口盘查询问过往包头的客商，还派人前往陕北、河套、蒙旗等地调查收集当地驻军番号、兵力、装备、驻地、工事等军事情报和交通、山川、隘口等地理情报。整理成文后报送日本军、宪、特机关〔31〕。上海黄道会“专事招集海员公会人员、工厂码头工人及包探等，使令侦察暗杀搜索中央要人及其地产”〔32〕。在日寇的指使下黄道会多次向上海租界内的中国旅行社、中央储蓄会、中国国货公司、沪东无线电台等单位投掷炸弹。暗杀《社会晚报》经理、中共地下党员蔡钓徒，沪江大学校长、中国基督教难民救济委员会主席刘湛恩等人。黄道会还派人赴江北、武汉等地“探察华军驻地及游击队人数行踪”，伺机进行暗杀。〔33〕国民政府国防部二厅专门为此发出通报，称黄道会深入内地进行特务活动，要求各地“宜注意防范”〔34〕。中国安清同盟会浙江分会的会长由华籍日本特务余祥桢担任，在该会担任头目的还有华籍特务袁百川、莫金标、阮金水等8 人〔35〕。伪浙江省警务处处长王治平是该会在杭州的头目，他广招青帮会员加入警务处任情报员，搜捕抗日便衣队成员。武汉洪兴正义会本身就是个汉奸帮会特务组织，专门设有特务训练班，学员受训后化装潜入重庆等地刺探军情，以后转交汉口日本陆军特务部情报班。另外，秦皇岛的中华安清研究会、北平普安协会、天津青帮同义会、石家庄中华共进会、烟台青帮义气千秋社、烟台哥老会、广州的五州华侨洪门西南本部等汉奸帮会无一不是日本特务机关的外围组织，充当着日寇鹰犬的可耻角色。

（五）策反分化抗日武装，拼凑伪军。日军侵占包头后，哥老会曾利用帮会关系策动瓦解一些国民党部队叛国投敌。民生总会成立后也按日寇的旨意写信并派人赴傅作义军营劝降，信中希望傅作义“以地方人民的和平幸福为重，不要再继续抵抗，如果能速来归顺皇军，绥远的军政大权，可仍归你执掌。”〔36〕1938年春原国民革命军二十六军军长、太湖青帮首领周凤岐奉日寇之命“在松江开会，计划以威逼利诱种种卑鄙手段，分化并收买我民间武力。”周凤岐在中日两军太湖沿岸交战时曾“策动他的羽翼，把敌寇引到港道纵横的我军后路与侧面来袭击我军”，导致中国军队失利〔37〕。安清同盟会蚌埠分会骨干赵汇川在日寇指使下策动在蚌埠西南活动的徒弟、土匪头子沈席儒投敌，继任蚌埠地区伪军司令。沈部7000余人改编为绥靖军第六师。1939年武汉洪门大洪山山主丁子璜率抗日游击队投降后，先后利用洪门帮会的关系策反复兴社外围组织“武汉抗日铁血工作组”以及原受新四军领导的应城第六团团长郭仁泰、连长张耀光等叛国投敌。1942年5 月华北安清道义总会在日军向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时，分别委任青帮头子戴月波、徐二为衡水、深县日伪司令，配合日军行动。〔38〕

此外，绥远哥老会头目王英为首的“大汉义军”、“绥西自治联军”，洪帮头目伪满军政部顾问徐铁珊在徐州组建的“自治联军”，西北哥老会会长郗效周任司令的鄂尔多斯警队，山西和平救国军，武汉洪兴正义军，何行健为首的伪和平救国军第一路，李长江为首的伪第一集团军，杨仲华为首的伪第二集团军，胡肇汉为首的苏南忠义救国军无一不是日寇利用帮会首领收编的汉奸帮会武装。〔39〕这些伪化的帮会武装是日寇在军事上实施“以华制华”的工具和炮灰。

三

日本侵略者利用中国帮会由来已久。青红帮会源远流长，盘根错节，分布面广，社会潜能大，多次进行过反对清政府的斗争和反洋教斗争，它的声势、规模引起了日本侵略者的注意。

早在1887年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第一局局长小川又次大佐在《清国征讨方略》中提出“广东有三合会，……中央以南有哥老会、贩卖私盐团伙。此党有数万之众，实清延之所惧，”日本若在侵华战争中直接攻击明朝故都南京，“此党将蜂起于各地，抗拒清廷。至此，小党相率云起，清廷必出现土崩瓦解之势。”〔40〕当时日本军人荒尾精在汉口设立乐善堂特务机关，执行军部下达的刺探军事情报的任务，同时要求其外勤人员将触角伸进哥老会、九龙会等秘密社团中去，与“豪杰”、“侠客”结交，调查其思想组织及实力等状况。”〔41〕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加强了对中国帮会的调查和研究。战后日本外务省又拨出一大笔秘密经费委托犬养毅深入调查哥老会等中国帮会，犬养毅又转派平山周等人赴中国南方执行。在兴中会的帮助下，平山周得以结交湖南、湖北、浙江等地的哥老会首领，写出了《中国秘密社会史》，1911年11月作为《日本及日本人》志《附录》出版，次年中国的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它的汉译本。稍后，1910年受日本外务省派遣来华调查东南一带秘密帮会的山口昇也提出了长达500页的调查报告， 题为《清国形势与秘密结社》，其中有些内容是平山周不曾收集到的。上述调查资料对日寇了解民国帮会的习性、特点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也是他们继续调查的新起点。

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夜，末光高义于8 月间在旅顺写成了《支那的秘密结社与慈善结社》，该书于次年5月由满洲评论社正式出版， 其中第一编秘密结社详细介绍了青帮、红帮等帮会组织的起源、规约、入会手续、组织体系。至1940年10月该书已出了四版。几乎与此同时，富永启堂将青帮手册《通漕》译成日文，于1932年在大阪公开发行，以后也多次再版。在日文版《通漕》卷首刊有富永启堂、土肥原和他们的师父青帮大字辈魏大可的照片，书后时有国民党军统局和C.C.组织概况，“号召日本人参加青帮”同国民党争夺中国的帮会。〔42〕

在实地调查的同时，一些别有用心的日本人纷纷打入帮会。早在甲午战争前夕就有日本人相泽谦在南京加入了哥老会。1894年9月1日日本《时事新报》以《哥老会中的一日本人》为题发表了此人回国后的谈话录。1921年3月，日本特务土肥原、 富永启堂在中国拜青帮大字辈魏大可为师，加入青帮。〔43〕九一八事变后，中尾一德拜青帮大字辈张英华为师，加入北平安清道义会。1932年春，小日向白郎在沈阳拜青帮大字辈王约瑟为师。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特务武月清、松海登等人在沈阳加入青帮。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为了迅速伪化帮会，加强社会控制，日本军、宪、特机关人员加入青帮更是有增无减，有的也加入了洪帮，如日本特务宫城宇平在武汉参加了以丁子璜为山主的大洪山。日本侵略者在中国拜师入帮，表面上降低了他们的身份，满足了帮会首领的虚荣心，而实质上此举使他们得以深入帮会组织内部，夺取实际控制权，必要时抛开会首直接驱使帮会的徒众。

为了控制汉奸帮会，日本侵略者还在物质方面加以利诱。如沦陷时期，粮食、食盐、洋布紧缺。日寇为了笼络人心，规定凡青帮成员每月到可合作社买一些白面、食盐和洋布等。“于是又有不少大小买卖人、工人、农民、为了能买到一袋白面也都在了‘家礼’，参加到青帮里来。〔44〕此外日寇还在一些地方通过汉奸故意放出“皇军下乡不向帮会成员烧杀”的风声〔45〕，用这种欺骗性的宣传来愚弄民众，诱使他们落水加入汉奸帮会以换取虚假的安全感。

对一些帮会首领来说，他们本身出身流氓地痞，其游民特性决定了他们没有一贯的政治立场。他们专事逢迎各个时期的反动统治者，以图保护和扩展其小集团的私利，而往往置社会的民众的利益于不顾，在流氓无产阶级思想意识的影响下，容易被阶级的民族的敌人所利用。抗战战争时期，每当日军侵占某一城市往往有一些帮会首领主动出任伪职，协助日寇奴役中国人民。九一八事变后沈阳青帮头目祖宪廷出任辽宁四民维持会副会长，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常玉清等人在闸北组织“上海北市人民地方维持会，”1937年11月日军占领上海后，黄金荣命其徒杨正心任漕河泾维持会会长，1938年武汉沦陷后，青帮大学辈杨缵绪任武昌治安维持会会长，青帮通字辈计国桢任武汉市治安维持会会长，都是最明显的例证。再加上外界日寇的蓄意利用，威胁利诱，强化控制，一部分帮会首领脱离全民族抗战阵营，裹胁大批在帮群众从事反动的卖国的汉奸活动是不足为奇的。

日本侵略者利用中国帮会破坏抗战的历史事实从反面告诉我们，加强民族意识，振奋民族精神，提高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对于挽救民族危亡，振兴中华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注释：

〔1〕〔2〕〔3〕伪满洲国民生部社会司编印：《宗教调查资料》第2辑，1937年11月。

〔4〕〔20〕钟鹤鸣：《日本侵华之间谍史》华中图书公司1938 年第211页、第211页。

〔5〕《五台县志》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14页。

〔6〕〔31〕《包头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第79页、第83—84页。

〔7〕〔19〕〔36〕〔44〕《近代中国帮会内幕》上卷　群众出版社1992年版第522至523页、第538页、第527页、第625页。

〔8〕〔9〕〔12〕〔18〕〔21〕〔27〕〔32〕〔33〕《民国帮会要录》档案出版社1993年版，第150页、第121至141页、第142至149页、第104页、第106至107页、第107页、第99至100页。

〔10〕〔38〕参见《近代中国土匪实录》中卷，群众出版社1992年版第206页、第206页、第154页。

〔11〕〔14〕〔17〕〔35〕《侵华日军间谍特务活动记实》北京出版社1993年版，第125页、第128页、第104页。

〔13〕〔28〕《中国安清总会一周年纪念特刊》（1941年5月）第11至13页、16页。

〔15〕湖南省档案馆藏：《国民党中华海员特别党部长沙区党部交通站情报员报告书》（1945年6月）。

〔16〕〔30〕〔41〕参见《日本军国主义侵华人物》，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148至149页、第149页、第6至13页。

〔22〕〔24〕〔25〕〔26〕〔29〕《中华洪门联合会成立大会特刊》（1943年12月）第11页、第9页、第1页、第3页、第7页。

〔23〕《帮会奇观》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年第240页。

〔34〕《什邡县志》四川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7页。

〔37〕王晋伯：《抗战与帮会》重庆正中书局1938年版，第12页。

〔39〕关于帮会与伪军的关系参见《中国帮会史》下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17至720页。

〔40〕《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1期第215至216页。

〔42〕〔43〕《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四辑，第223页。

〔45〕参见《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第1辑，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81页。

文章出处：《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年第4期，第51～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