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5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女学生沈宝媛到成都郊区一个叫"望镇"的地方进行秘密社会的调查，并在次年完成《一个农村社团家庭》的报告，作为其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毕业论文。此篇社会调查的完成是受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社会学和人类学在中国发展的影响。那些受西方教育和影响的早期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自称为"农村工作者"，认为要了解中国，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现状，就必须了解中国农村和中国农民，因此，他们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农村社会调查，并成为当时中国乡村建设和乡村教育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正是由于他们所开展的深入农村、深入农民的社会调查运动，为我们今天的研究留下了丰富的记录，并成为今天我们了解当时袍哥及其组织的珍贵文本和历史记忆。根据这个调查，可探索社会学在当时的政治、社会、学术方面的来龙去脉，并讨论这样的调查报告，在今天如何被作为历史资料来使用，以及通过对其的探讨，我们究竟可以在多大程度上还原那段已经逝去的记忆和那些已经被摧毁的秘密社会组织的历史。

关键词：袍哥;沈宝媛;农村调查;社会学;川西平原;

1945年夏天，燕京大学社会学系21岁的女学生沈宝媛，来到成都西北郊区“望镇”，和当地袍哥首领雷明远的家庭建立了相互信任的关系，并记录了这个家庭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其于次年4月完成一篇2万多字的社会调查报告《一个农村社团家庭》，作为她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毕业论文。从论文的封面可以得知，沈宝媛的导师是徐雍舜，论文的评阅者是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林耀华和法学院院长郑林庄。另外，在前言中，沈还特别提及廖泰初为她的调查所提供的他自己关于哥老会研究的英文论文。由此可见，和沈宝媛这篇调查有关的论文的老师，都是当时中国人类学界和社会学界的先驱者，而沈宝媛的这篇论文也反映出彼时中国社会学调查的学术状况。

作为沈宝媛社会调查的主角———袍哥，这个在四川地区历史悠久、较具影响力的秘密社会组织，在乡村社会中扮演了一个主宰的角色，虽然其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被视为与国家机器进行对抗的非法组织，但依靠深厚的历史文化土壤、严密的组织结构、广泛的社会网络和兄弟般的成员关系，这个组织迅速发展成为四川地区较具影响力的民间势力，在20世纪40年代，它的力量已经渗透、扩张到地方政府日常事务的处理中，甚至达到地方政府不得不和它进行合作的地步。因此，我们可以说，这个组织的地方首领，实际上已经成为当时地方社会基层组织的领袖。对于这样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地方社会组织，其一方面维持着地方社会和居民日常生活的稳定，另一方面其也成为地方抵抗国家控制最顽强的力量。

20世纪40年代川省的袍哥组织，在意识形态(反满)、政治目的(复明)、行动方式(秘密)等方面都已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在经历了一个复杂而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后，其已从旧时一个反清的秘密组织，逐渐演变成为一个在四川地区广泛分布、并公开活动的社会团体。1911年是其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转折点，在随后的民国时期虽然袍哥仍是一个政府明令禁止的社会组织，但实际上地方政府并没有真正采取严厉的镇压措施。在之后的二三十年中，川西平原的袍哥组织在军阀统治、动乱纷繁的环境下继续蓬勃发展，到了40年代时，地方政府已经完全没有力量控制这个组织的扩张了。

其实，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也使沈宝媛对袍哥组织的调查成为了可能。是时，一些受西方影响和教育的中国早期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自称为“农村工作者”，开始对中国农村社会进行调查，其认为想要了解中国，就必须先了解中国的农村和中国的农民。而他们关于中国农村社会的调查，也成为当时中国乡村建设和乡村教育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正是由于当时这些农村工作者深入农村、深入农民进行社会调查的行动，为我们今天的研究留下了丰富的记录，并成为我们今天了解川西平原上袍哥组织的珍贵文本和历史记忆。

对于袍哥组织领袖雷明远与青年女学生沈宝媛来说，他们原本是生活在两个不同世界的人，有着迥异的地域、教育、社会和经济背景，但是由于某种机缘，命运使他们在1945年的夏天有了交集。他们一个是被调查者和被描述者，一个是调查者和讲述者，两者的生活在那个看似平常的夏季中产生了互动，同时又记录下一段不平凡的历史。本文研究的着眼点并不在于讨论沈宝媛这个调查的具体内容，而是希望根据这个调查报告，去探索这样一个社会学调查的政治、社会和学术方面的来龙去脉及其所涉的学术研究方法。同时，本文还将讨论这样的社会调查，怎样作为我们今天研究的历史资料来使用，并在何种程度上还原那段已经逝去的历史和那些已经被摧毁的秘密社会组织的记忆。

一、沈宝媛与“农村工作者”

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中国乡村建设运动，不仅使当时的人们对中国乡村、中国农民和中国农村问题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同时，还为学者们研究中国乡村社会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作出了方法论的贡献。1926年，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平教会)在留美博士晏阳初的带领下，到河北中部的定县进行乡村教育实验。到30年代初，晏阳初利用在美国募集到的资金，把平教会的总部从北平搬到了定州城，并招募不少大学生和留学生志愿者参加平教会的实验。与此同时，1929年，梁漱溟在河南省北部的辉县创建了以乡村重建为目的的村治研究院。此后，1931年其又在邹平创办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希冀通过此来全面认识中国的乡村社会。除了创立村治研究院外，梁漱溟还参与出版了《村治》月刊，并写有《乡村建设大意》《乡村建设理论》《答乡村建设批判》等一系列著作，阐明其关于中国乡村建设的主张。除晏阳初、梁漱溟外，是时，卢作孚在重庆北碚也进行了如火如荼的乡村建设实验，并写有《四川嘉陵江三峡的乡村建设运动》。在其1930年所写的《乡村建设》一文中，卢作孚强调了教育是乡村第一要务这一原则，为此后教育运动在四川乡村地区的开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抗战全面爆发后，远在西部大后方的四川地区便成为中国乡村建设的重要基地。晏阳初所组织的平教会把试验的重点放在四川的乡村教育方面，并在1936年春和四川省政府合作，筹办组织设计委员会领导四川乡村教育运动。次年4月，四川省政府将新都定为四川乡村教育运动的实验县，直属省政府，计划在三年内完成关于此地区乡村教育运动的实验。1939年9月，国民政府公布了《县各级组织纲要》，其中，采纳了许多平教会多年来在定县、新都等地实验积累起来的经验，并计划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基于彼时四川地区的特殊情况和在抗战中的重要地位，国民政府决定在四川率先进行纲要的实施，并由平教会进行协助。1940年3月1日，在国民政府指定之下，四川全省各县开始正式实行新的县制。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全国范围内从事乡村建设工作的团体和机构大约有600个，先后在全国各地设立各种实验区上千处，如以晏阳初为代表的河北定县、以梁漱溟为代表的山东邹平、以燕京大学为代表的北平清河等地的乡村建设实验区，其中大多是以平民教育为中心。这些乡村建设计划主要关注农村教育、农村地方自治、农业改良、优良品种推广、病虫害防治等方面的工作，同时，还力图解决乡村中农民的借贷问题，如成立借贷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发放贷款，以解决农民在农业生产中所面临的资金上的困难。此外，在试验区内，乡村建设计划还提倡乡民间互助合作，帮助组织农民成立各种合作社以促进农业生产，并设立乡村医院，建立乡村公共卫生保健制度，以预防各种传染病的传播。面对乡村社会中的一些传统习俗，他们提倡教育农民移风易俗，对缠足、吸毒、赌博、早婚、买卖婚姻、溺女、婚丧等方面的陋习予以改良，达到开通民智的目的。在这种社会背景与氛围的影响下，1945年夏天，燕京大学组织老师与学生在四川成都近郊的“望镇”设立乡村补习班，以促进“望镇”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沈宝媛便是其中的参与者之一。也正是由于补习班的工作，才使得沈宝媛有机会接触并深入了解作为当地袍哥组织首领的雷氏家庭。

从一定程度上来讲，沈宝媛所做的这个社会调查，也受到了当时中国民族危机的影响。抗战全面爆发后，各地高校因战事停办的非常多，为此，国民政府颁布了战区内学校处置办法以及组织战区学校的内迁等事项。抗战初期，除燕京、辅仁等教会学校外，东南沿海各高校，大多都迁往西南和西北地区。根据国民政府教育部的统计，战事起后，迁入中国大后方复课之学校有77所之多，停课者有17所。在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原上海租界内的高校继续内迁至西部内陆地区，同时期，滞留北平的燕京大学亦迁往成都。次年，燕大于成都复校(定英文名为Yen Ching University in Chen Tu)，在战争的环境中继续进行其教育事业。对于燕京大学此次成都的复校，在选址上面颇费了些周折，最后终于选定在陕西街一个中学和小学的旧址作为校园。

彼时，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先后由李安宅、林耀华担任，并根据当时的战时形势，组织学生进行边疆地区的社会调查、城市社会服务以及农村社会服务等工作。在这种学术大氛围的影响下，沈宝媛选择袍哥这样一个调查题目，也就顺理成章了。此外，当时燕京大学的学生，也受到了共产党思想的影响，在学生中所产生的共产党组织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1944年10月15日，来自各个大学的思想进步分子在成都成立了“成都民主青年协会”(简称“民协”)，其中便包括许多燕大的学生。由于中国共产革命的基础在农村，故而了解中国农民和中国农村一直是共产党人所强调的。所以，在当时，燕大学生进行深入农村的活动，除了受那些社会学和人类学老师们的影响外，也是响应共产党到农村去的号召。1945年春，“民协”号召在校的青年大学生到周边的农村与农民进行接触，并鼓励他们利用暑假参加“农村工作队”，到成都附近的农村从事送医送药、举办夜校、宣传抗日、进行农村调查以及了解租佃关系等活动。燕大的学生地下党员为了响应“民协”的此次号召，认真组织了下乡的活动，使参加活动的同学们初步体会到了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必要性。在活动结束后，有的同学说:“一个月的农村生活，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农村的实际教育了我，使我下决心一生走革命的道路”。虽然我没有发现直接的资料可以表明沈宝媛这次到“望镇”的考察是由共产党所组织的，但在彼时的时代背景下，他们之间可能也存在着某种联系。

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教育一向注重理论联系实际，鼓励学生深入民众，进行实地调查，对于当时的沈宝媛来说，这样的教育理念简直是求之不得的。在其自述中，沈称自己从孩提时代起，就非常向往农村的生活，喜欢田园间的自然景色，而对于熙熙攘攘的城市生活却兴趣不大。同时，她还觉得乡下人普遍淳朴，而对“城市狡猾人们”有所提防。所以当其通过学校组织的活动来到成都近郊的乡村时，乡间的青山绿水以及秀丽天成的景色，都使她找到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因此在调查中沈宝媛也承认，这次的调查，也是“由于自私的原因”，因为她觉得“在烦嚣的城市里永得不着宁静，使我更思恋于寂静的乡村生活”。与此同时，作为一个年轻的大学生，沈宝媛还深受当时在燕京大学中所盛行的左翼思想的影响，因此，其在调查过程中还怀抱着同情下层民众的情怀。当她在欣赏田园之美的同时，还会想到农民耕耘时的辛苦与劳累，心里由此产生一种“深深抱歉的感觉”。因为沈宝媛把自己看成是一位“农村工作者”，故而对农民有着“同情与爱戴”，渴望拥有“与农民一块生活，一块玩耍，一块工作的机会”。从这些自述中可以看出，当时的沈宝媛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她对自己家庭和教育的优越条件，是有一种内疚感的，并试图以“学习纯朴与勤苦来改变一下浮夸的积习，回复到人类自然的天性”，所以在她的调查中，我们可以看到其有着要为“农村服务的志向”。

的确，在当时国内环境的影响下，中国的知识分子渴望到农村中去了解农民的生活，并用自己的所学去改造农村社会，而这在当时已经成为了一种学术风气。对此，沈宝媛在其报告中写道:“一九四五年的夏天，‘知识分子下乡去’的口号到处在散播着，利用这个休闲的假期播下一点农村工作的果实，(一方面)表示对农民大众致崇高的敬礼，(并)向他们学习书本以外的知识。”例如为沈宝媛提供袍哥资料的教育系的廖泰初教授，于1943年春便率系里师生在成都北郊的崇义桥夏家寺建立起农村研究服务站(其实就是沈宝媛所调查的“望镇”)。此外，当时社会学系的主任林耀华在燕京大学成都复校的四年教学中，有三个假期都是到凉山、西康等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乡村考察。在这种氛围之中，沈宝媛关于川西平原上袍哥组织的调查便显得顺理成章，同时，其所做的这份社会调查也为我们今天研究袍哥组织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资料。

二、沈宝媛社会调查的学术渊源

当时中国所盛行的社会学和人类学农村调查的潮流，有着其深刻的学术渊源，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许许多多学术先驱者们所共同努力的结果。关于中国社会的调查研究活动，开展于20世纪初一些教会学校和一些学校中的外籍教授之中。1917年，清华学堂的美籍教授狄德莫(C.G.Dittmer)指导其学生在北京西郊展开了关于195个家庭居民生活费用的调查研究活动，并撰写成调查报告。随后，1918-1919年间，美籍教士甘溥(Sidney D.Gamble)与燕京大学教授步济时(John Stewart Burgess)也开始着手调查北京居民的社会状况，并于1921年在美国出版《北京，一个社会调查》的报告。同年，上海沪江大学教授葛学溥(Daniel H.Kulp)带领社会学系的学生在广东潮州凤凰村，对650个家庭进行调查，后集结成《华南农村生活》一书，于1925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1922年，华洋义赈会救灾总会请马伦(C.B.Malone)和戴乐尔(J.B.Tagler)教授指导9所大学的60多个学生，在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等省的240个村落进行社会调查，并于1924年出版了英文调查报告《中国农村经济研究》。1921-1925年，就职于金陵大学的卜凯(John Lossing Buck)教授组织学生调查了7个省17个县的2866个农场，并出版了英文著作《中国农家经济》;在他的组织下，这些学生还对22个省16 700多个农场进行了调查，并集结出版了英文著作《中国的土地利用》一书。在这些西方教授的带动下，中国国内的知识分子也开始将关注点转移至中国的乡村社会。

1926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在北京设立了社会调查部(1929年改为北平社会调查所)，开始对中国乡村社会进行调查。社会调查部接受美国纽约社会宗教研究院的捐助，由陶孟和、李景汉主持，对北京及京郊开始进行大量的社会调查研究工作，并先后出版了二十多种相关调查成果。30年代，南京中央研究院成立了社会科学研究所，由陈翰笙担任所长。该所于1929-1930年先后在江苏无锡、河北保定进行了农村社会调查。与此同时，前文所提及的晏阳初领导下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1926年在河北中部的定县设立实验区，1928年由李景汉担任促进会定县试验区调查部主任，开始对定县的乡村社会进行全面的社会调查，并主编出版了《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一书，该书是中国历史上首次以县为单位的大型社会调查报告，并成为后来社会学者们调查研究的典范。

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社会学的建立，一开始便是和中国的农村社会密不可分。那些早期在大学从事社会学教学和研究工作的学者，如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杨开道、李景汉、吴文藻以及他的学生费孝通等，其最初的研究重心均是放在中国的农村社会之中。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之下，不少与农村社会学相关的教材在当时得以出版。1924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顾复的《农村社会学》，这是关于中国农村社会学的第一本教材。此后，杨开道的《农村社会学》、冯和法的《农村社会学大纲》、言心哲的《农村社会学概论》相继出版。这些教材联系中国农村的实际，对于中国农村的社会性质、人口、土地、经济、金融、教育、组织、自治等问题进行了研究，为当时的中国农村社会学研究提供了良好的范本。

沈宝媛所就读的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聚集了早期中国农村社会调查最优秀的学者。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创办于1922年，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驻华同学会步济时(John Stewart Burgess)、艾德敷(D.W.Edwards)倡导发起，其目的是为美国在中国设立的社会团体及社会福利设施培养社会服务工作的专业人才。1929年，吴文藻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于同年回燕大任教。在其任教期间，吴竭力探索一种可以用来指导研究中国国情的理论构架，并希冀以此培养出研究中国国情的人才。1933年，芝加哥大学教授R.E.派克(Robert Ezra Park)受邀来燕大讲受社区调查方法，吴文藻听从其建议，于1935年邀请英国功能学派人类学创始人之一A.R.拉德克利夫-布朗(Alfred Reginald Radcliffe-Brown)到燕大社会学系讲学三个月。随后，吴文藻又派遣了中国优秀学者到国外进行人类学的学习，如安排李安宅先后到加州伯克莱大学人类学系、耶鲁大学人类学系进行学习;安排林耀华到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攻读博士学位;安排费孝通到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人类学系，随功能学派大师马林诺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攻读博士学位。希望他们能在不同的学术环境中博取众家之长。这些学生学成归来后，大部分都成了早期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界较有影响力的学者。

20世纪30年代，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师生在系主任吴文藻的带领下，以社区研究法和社会人类学的方法及理论为指导，纷纷到各地农村进行社会调查。其中，最负盛名的便是1936年费孝通在开弦弓村所进行的调查，并在其基础上完成了社会学调查的扛鼎之作《江村经济》一书。在书中，费运用社会学调查研究的方法，深入中国农村社会进行调查研究，以文化功能主义的理论和方法作为中心贯穿全书，对开弦弓村的社会结构和经济状况进行了分析。与此同时，沈宝媛的指导老师徐雍舜也发表有《东三省之移民与犯罪》等著作，成为彼时中国社会学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到了40年代，燕大社会学系主任林耀华、法学院院长郑林庄、教育学系教授廖泰初等人，均将其研究的重点放在中国农村问题之上，对中国乡村和中国农民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这些老师在学术方面所做的研究和努力均对沈宝媛关于四川乡村袍哥组织的社会调查，产生了直接且重要的影响。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结构功能学派理论和方法在学界十分盛行，并长期在中国社会学界居于主导地位。1935年，拉德克利夫-布朗在访华期间曾担任过林耀华的硕士论文指导教师，因此，林的硕士论文受其影响十分之大。林主张以结构功能主义的理论与方法去研究中国家族的形态，并注重将社会学和人类学相结合，用社区方法去研究中国乡村和城市社会的各种组织。此外，芝加哥大学的派克在燕京大学进行访问时，也对田野调查的方法和社区研究做过指导，启发了吴文藻、林耀华、费孝通等人将社会学和人类学结合起来对中国社会进行研究。在关于袍哥组织调查的论文中，沈宝媛简单提到了林耀华所教的这种“功能观点”，其以田野调查为基础，有着明显的结构功能主义倾向，这显然与上述所提及的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学术渊源有关。从林耀华关于中国家族的研究成果来看，其对于沈宝媛选择袍哥家庭这个研究对象是具有一定影响的。

1945年夏天，沈宝媛来到了成都近郊的望镇进行社会调查，她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所受的学术训练、政治思想倾向，都将毫无保留地展现在她的这个调查中。她怀着关注中国农村、中国农村问题并同情中国农民处境的初衷，来观察中国农村现实，并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思考问题。从沈宝媛的身上，我们可以发现她老师们的影子，而她所做的关于川西平原上生活的袍哥家庭的调查报告《一个农村社团家庭》，无疑是那个时代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发展过程中一个有价值的成果，虽然长期以来我们忽视了这个成果的存在。

三、调查者沈宝媛

在沈宝媛关于袍哥家庭的调查论文中，其表示这篇论文的中心是“分析一个曾经经历兴衰阶段的袍哥领袖人物的生活史，以说明秘密社会在一个社区里的控制作用及其消长兴替”以及“从雷氏家庭透视袍哥社会的真象”。在其论文中，我们可以看到主人翁雷明远是如何从一个地方有权势的袍哥首领，逐步走向衰落及其中所发生的他个人和家庭的故事，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整个袍哥组织从盛到衰的历史发展过程。如果要把沈宝媛的这个调查作为历史资料来使用，对调查者的深入了解便是十分必要的。沈宝媛生于1924年2月，也就是说1945年夏天，当她到望镇考察的时候是21岁，作为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三年级的学生，那么她22岁(1946年)从燕大毕业，正是符合彼时多数大学生毕业的年龄。

正如前面已经讨论过的，沈宝媛所从事的这个调查，是与20世纪20年代以来中外学者对中国农村问题的关注以及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发展趋势所密不可分。除此之外，从后来对沈宝媛的研究来看，大学时代的沈宝媛还明显地受到以下两方面的影响:一是燕京大学和社会学系开放的治学风气;二是左翼思想和共产党的政治主张。这些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对于沈宝媛深入成都近郊乡村进行调查，起到了一定程度上的推动和指导作用。

关于第一个因素，上文有关“沈宝媛社会调查的学术渊源”部分已经进行了分析。对于第二个因素，沈宝媛是一位左翼思想活跃的大学生，同时还是燕大海燕剧团的活跃分子。海燕剧团成立于1942年秋天，彼时燕大在成都刚刚复课不久，学校的文学研究社在当时被分为若干组，其中爱好戏剧的有十多位同学:卓顽麟、陶慧华、沈宝媛、唐振常、王世祯等。王世祯为燕京大学经济系的学生，经常带着一本厚厚的精装奥尼尔(Eugene O’Neill)原文剧本，有空就读，立志要为戏剧事业奋斗终身。由于他对戏剧的热忱，因此被选为戏剧小组的召集人。后来，这十多位戏剧爱好者决定成立海燕剧社以继续他们的戏剧活动，而其剧社名称则得名于高尔基的著名诗篇《海燕》，表达了他们希望做与暴风雨英勇搏斗的海燕。后来随着剧社规模日益扩大，海燕剧社被改组为海燕剧团。1943年春节，海燕剧社推出成立后的第一台大戏，即由阳翰笙所编的《塞上风云》。这出戏的主题是蒙汉团结抗日，反对分裂投降。其后，海燕剧社又公演了作家夏衍编的反映现代知识女性内心世界和爱情的话剧《芳草天涯》，陶慧华、沈宝媛等参加了演出。

除了海燕剧社的活动外，沈宝媛的名字还曾经出现在1945年9月29日有248名左翼文化人士签名的《成都文化界对时局的呼吁》中，这份对于时局的呼吁囊括了当时或后来中国文艺界的诸多名人，如叶圣陶、刘开渠、吴作人、黎澍、张友渔、唐振常、张天翼、马思聪、李稢人等，在呼吁中其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结束一党专政”，“无条伴保障人身、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等基本人权。值得注意地是，这个呼吁的发表时间，正是1945年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之时，想来这份文艺界的呼吁是为了配合共产党关于重庆谈判的主张而发的。

1946年，沈宝媛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毕业后，曾一度在香港基督教女青年会劳工部工作，并担任劳工妇女部干事。她于1946年到1948年间，陆续在《香港女声》杂志上发表若干篇文章，其主题都是与女青年会的活动有关，如《女青年会劳工部工作介绍》《中英友情的交响曲———记香港女青年会欢迎克里浦斯夫人大会》《友光团圣诞大会于复团典礼》《假如我是一个女工》《一个新生的嫩芽———劳工小童班》《参加劳工及民教事工研究会归来(上)(下)》等。1947年，沈宝媛还在上海《消息》杂志上发表了《圣阿连夫日游行记》一文，记叙了她出席奥斯陆世界基督教青年大会的见闻。1949年3月，沈宝媛在香港《女青》杂志上发表了《“把根据安在磐石上”———记港、穗区劳工部教师进修班》一文，讲述了其在教师进修班所经历的感受。

20世纪50年代初，因为香港当局停办了5所妇女夜校，使千余女工面临失学的困境，沈宝媛与女青年会中其他的教师和干事等33人，发布了《告社会人士书》，呼吁各地“基督教的同工们，热心支持青年会工作的社会人士们”，“一致起来，共同挽救”。不过在这个呼吁书后面还有一些更为复杂的背景，从中，我们亦可以看到沈宝媛的左翼倾向以及与共产党之间的联系。劳工妇女部于1946至1949年间，在香港的旺角、中环、铜锣湾等地开办了7所劳工妇女夜校，至1949年时共有学生1300余人，其中大多以女工为主，包括了小贩、失学、失业等女青年。妇女夜校的学制为期三年，毕业后相当于小学水平。1949年11月，深受左翼影响的香港《文汇报》刊登了一封由“女青年会劳工夜校校友”撰写的给解放军的慰问信，并同时刊登了“回国观光团”的名单，其中便有香港基督"女青年会劳工部干事参加。这份慰问信以及名单引起了港英当局的注意，其怀疑青年会的夜校已被“中共分子”渗透，于是便派大批便衣警察去搜查劳工妇女宿舍。香港当局的这些举动造成了青年会董事部宣布停办7所劳工妇女夜校，并要求劳工部干事即包括沈宝媛在内的全体"职员工等30多人离职。后来迫于学生组织抗议活动的压力，董事部于一个多月后才陆续复办其中的5所。对于这个事件，我们可以将其视为当时港英当局压制亲中共人士和团体措施的一部分，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左翼思想对于沈宝媛的影响。

但在1950年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都无法再找到有关沈宝媛活动的任何记载。而沈宝媛的名字重新出现在媒体上，已经是到了2005年以后，且多是与其父亲沈祖荣有关。沈祖荣(1883-1977)，是中国图书馆学的开创者与奠基人。2005年，沈宝媛及其亲属在中山大学设立了“沈祖荣沈宝环纪念奖学金”，以鼓励那些在当代为中国图书馆事业做出贡献的年青人。由于20世纪50年代之后，我们无法找到与沈宝媛相关的任何信息，这显然表明，其在1950年以后，并没有进入学术界，而从现存很有限的资料来看，我们仅仅能知道的是沈宝媛和她的丈夫都是燕京大学的毕业生。与其父亲相比，沈宝媛可以说是默默无闻。但即使是默默无闻，沈宝媛在70多年前所做的这个关于袍哥家庭的调查，对我们今天了解四川的秘密社会，仍然有着十分重大的资料价值。我们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她当时的这份调查，我们将永远不可能这样深入地进入到20世纪40年代的一个袍哥家庭的普通生活之中。

四、沈宝媛的调查方法

正如上文所提及的，沈宝媛当时在燕大社会学系所接受的训练，决定了她1945年在“望镇”进行调查的目的、理论和方法。关于沈宝媛在调查中所采用的方法，她自己说是运用了“运算方法(Operational Method)”(英文是她的原注)，就是“人与人之间互动关系的测量，研究不易捉摸的微妙生活关系以内的材料，以达到了解现象的目的”。其后，她还解释说这种运算方法是继批评学派(Critical Theory)与功能学派(Functionalism)以后，美国社会人类学发展中的一个新方法，这种方法是“二者观点综合以后的结晶”，即主张用功能主义的观点和数学的方法，来研究社会文化现象，“并预测未来事态之发生”。她觉得这是“一个极有趣味，具有真实意义的预测”。因此，她试图用自己的毕业论文，来对这个新的研究方法进行一个“小小应证的实验”。在论文前言中，她感谢林耀华老师教她“运算方法及功能观点”。同时她也表示，对于如何运用所收集的资料，还要根据“个案方法或生活史方法”进行再分析，这样才能从雷氏家庭来“透视袍哥社会的真象”，而这种研究方法被她称之为“关系叙述”。简单来说，就是沈宝媛认为这个论文所采取的是数学运算和关系叙述相结合的方法，而且她还认为，对于学术研究来说，关系叙述也是“科学上的任务”，是“运算方法中所必不可少的要件”。所以在她看来，两种方法是相辅相成的。

不过，通读全文，我并没有发现沈宝媛对这个新方法有所具体的运用。其实，按照A.洛曼克斯(Alan Lomax)所编的关于民歌体例和文化一书中对“Operational method”的解释来说，这种方法是民族志和文化人类学相结合的方法，利用调查者所采集的数据去确定调查的模式、形式、行为、标志、风格和文化等，再用分类、比较、个案等手段来达到认识对象的目的。不过，也可能是沈宝媛有采用这样的方法进行下一步研究的打算，但一旦其完成了毕业论文，似乎再没有机会去考虑如何进行这个课题的下一步研究了。其实，沈宝媛在调查中使用什么方法和理论并不十分重要，重要的是她怎样真实地记录下她在田野调查中的所见所闻。从她在论文中的描述来看，尽管她会不时地用现代化精英的眼光，对她所记述的人和事进行一番评论，但总的来说她在调查中的描述是公允的，不带偏见的。

她力图去了解被调查对象的日常生活和他们的内心世界，对他们进行客观的观察。因此，在我看来，在这篇调查中，她更多采取的是田野调查中的微观方法，即进行个别访问和观察的调查方法。在这种方法的运用中，观察调查对象及其生活是十分重要的，从其中所记录的各种细节，我们可以发现被调查者的经济情况、社会地位、性格爱好、宗教信仰等。

虽然，沈宝媛在论文中提到林耀华教她用数学运算的方法去进行田野调查，但是林在全面总结自己研究的《社会人类学讲义》一书中，对这个方法的描述着墨不多，只是在评论人类学批评派的时候说“惟在研究技术方面，应用统计数字去分析文化，因而复原民族文化的历史，似嫌机械化，且与事实毫无补益”。不过，在燕京大学成都复校时期林耀华所教的学生的论文中，倒是反复提到在林教授的指导下运用这个理论来完成社会调查报告，如杨树因在其论文《一个农村手工业的家庭———石羊场杜家实地研究报告》中提及，在1942-1943年“社会制度”的课中，林耀华教授将这个观点“介绍给同学”，并称这一理论是“在注重文化功能研究、实地描写之外，同时考察历史过程”的方法，同时其也运用了比较的数学方法，“用划一的单位来考察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并预测未来”。此外，林耀华的学生中用这个方法撰写的论文还有《厂工研究———成都市一个制版印刷工厂》《杂谷脑的喇嘛寺院》等。

除了上述所提及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外，沈宝媛在论文中也清楚地表明，她写这篇论文的目的是“研究一个秘密社团，及其旧有领袖之一的家庭概况”，其动机是“纯为学术上之探求，与兴趣之趋使”，而并非有任何“发掘个人，家庭或社团之隐秘，是非和明暗，用以作为政治报告，或供给侦探材料，或任何不利个人或团体的举动”。虽然沈的调查报告是抱着学术的目的，但是袍哥们“对于泄露帮内秘密常有戒心，对于询问者发生疑惧心理”。所以初认识雷明远时，沈宝媛“未敢公然露出详细调查的意思，唯恐生疑”。随着此后交往渐深，沈“始敢逐渐探问，故此材料之取得需时极多”。但即便如此，她对于调查的进度仍然颇不满意，因为“规定的期望往往不能达到”，有时花费了许多时间，“与其周旋”，却“未能获得丝毫材料”，经常是“煞费苦心才得到一点零星消息”。由此可见彼时沈宝媛关于袍哥家庭的这个考察的不易。

平心而论，沈宝媛选择的这个题目是具有相当的挑战性的。从当时社会学和人类学调查的题目看，她的这个可以说是最难的之一。当时，大多数社会学与人类学的调查都集中在行业、经济、生活方式、风俗等方面，一般在这些领域中被调查的对象是没有对调查本身产生特别的敏感和排斥的，因此，在提供信息方面的顾虑要少得多。但是沈宝媛对袍哥的调查却不一样，虽然在民国时期袍哥已经是近半公开的一个地方组织，但其毕竟是政府所明令取缔的秘密会社，而且这个组织内部有着自身一套严密的帮规，在这种情形之下，任何的违规行为都可能受到来自组织的惩罚，由此，我们可想而知想要获得其内部信息之难。当然，沈宝媛的这个调查也有其有利之处，特别是她的调查地点离成都很近，这为其提供了很大的便利，不像她的老师林耀华，曾经于1943-1945年间三次到四川小凉山、西康等地进行考察，而这些地方大都是路途遥远，交通极不方便，在调查的过程中其不仅要忍受路途的千辛万苦，更要面临若干次生命之险。除了林之外，费孝通在1935年和新婚妻子王同惠到广西大瑶山进行考察，其妻子遇险而亡，更是业内所知晓的悲惨故事。这样的调查环境对于刚刚踏入社会学领域的沈宝媛来说，无疑是更大的挑战，因此她选择成都近郊的“望镇”进行田野考察对其来说不失为一个明智的选择。而也正是由于沈所选择的调查地点距离成都不远，使得其即使是在考察结束后，还是可以与主人翁的家庭保持着频繁的交往。我们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后期与雷明远家庭的继续交往，沈宝媛所做的这个调查的质量，特别是对于1945年夏天调查之后所发生事情的记录，很可能就要大打折扣了。

在调查报告中，从沈宝媛自己的描述来看，她在下乡之前要调查什么内容、毕业论文要写什么并不是很清楚，但当她真的来到乡村之中，却发现袍哥及其组织无处不在，而且当人们需要了解地方权力关系的时候，袍哥正是处于这个关系网的中心。彼时四川乡村地方社会的这个现象，引起了沈宝媛“对此种会社研究的兴趣，愿意借着这个机会搜集有关的材料”，而这也是她“作此文的正式动机”。从沈所记录的选题过程中，也可以看出当时袍哥在地方社会中强大的势力。由此，我们也许可以这么认为，如果想要了解20世纪40年代川西平原的乡村社会，就不得不对袍哥及其组织进行深入的考察和研究。

为了顺利地进行乡村社会调查，沈宝媛和同伴们决定在当地的工作首先要从打好基础开始，为此，他们必须先要和乡民们建立起“友谊的交往”，并尽量了解“农村生活的概括，农民家庭的情形，地方势力的梗概等”方面的情况。此外，他们还意识到，要真正了解这个地区“地方势力”的情况，还必须从“上面”着手，打通“地方关系”，因此他们先拜访了“地方首长们”，做了简单的自我介绍，以“作为对工作的引见”。而在“望镇”，她们首先需要去拜访哪些人呢?乡亲们告诉他们，必须先去拜访本乡的乡长、保安队长以及保甲长等“人物”，而这些人“多属于‘入社会’的人物”。这里所谓的“入社会”，便是加入了秘密社会，或者秘密会社，即那些“本地袍哥内的首长份子”。

就是在这样的机缘下，沈宝媛认识了当地袍哥的领袖———雷明远。雷“是当地社会上的人物”，家就住在燕京大学暑期活动办事处不远的地方。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沈的报告中，甚至是此次报告的题目，经常会使用“社团”和“社会”这两个词，后者除了在表述“社会、经济、文化”这类含义的时候是我们常用的“社会”一词的意思外，大多数情况下，“社会”就是袍哥组织的另一种说法。因此，这里所谓的“社会上的人物”，就是加入了袍哥组织的意思。其实，这里也含有第二层意思，即是说作为一个袍哥组织的成员(特别是那些首领人物)，自加入组织时起，他们在地方社会中(这里是指一般意义的社会)，便成为了一个“人物”，也就是说他们是当地社会中有影响、有地位的社会成员了。

在沈宝媛的调查中，其更多的是接触雷明远的妻子和女儿，并通过雷明远妻子———她称之为“雷大娘”———来认识这个家庭。在报告中，她说雷大娘为人“精明厉害”，同时热心参与当地的事务。由于雷家的女儿和儿子都报名参加了她们的农村补习学校，有了这一层师生关系，使沈宝媛有更多机会去接近和了解雷明远和他的家庭。因此，她将雷明远的家庭“作为对袍哥社会研究的开端”。关于燕京大学在“望镇”的暑期补习学校，其每天上午是补习班上课时间，学生大都是小学及初中程度的农村孩子。虽然当时城市近郊农民的孩子已经有机会上学，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农村的孩子在放学后都要帮助家里劳动，比如在田里拾稻麦穗、打猪草、打柴、带弟妹等，加之其缺乏家庭的辅导，因此他们的学习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困难。当下乡的大学生为他们提供这样的暑假补习学校时，这对当地的农民来说，真是求之不得。为此，雷家夫妇还对学校提供了热情的帮助，所以沈宝媛在调查中说，“我们补习学校的筹办仰赖于雷家夫妇的许多助力”，例如向当地小学商借和搬抬桌椅等事都由雷家夫妇经手，同时雷家夫妇还成为“学校的义务宣传员”，并且在学校人手不够的时候，帮助管理学生。虽然，沈宝媛觉得他们的管理方法并“不很得当”，但是却无法否认雷家夫妇的协助的确给予了他们的工作“极大的助力”。

虽然雷明远是一个大老粗，但他还是“相当尊崇读书人”，尤其是对于沈宝媛等几个在乡下服务的学生更是表示出“极端的友善”。他曾经津津乐道地和这些年轻人谈论枪炮和军事方面的知识，他有一只白郎宁手枪，每天用油布仔细擦拭，他自称枪法极佳，并时常教这些学生们射击。但在报告中沈宝媛也提到，这只枪跟随雷明远将近20年，他曾经用它“杀死无数条生命”。

无可否认，雷家夫妇的参与对沈宝媛的调查和论文的最后完成作出了“决定性的作用”。她每天上午在补习班进行教学，下午便在村子里进行调查，拜访各方面人物，到了晚上，沈宝媛便会整理这一天的调查日志。在调查的过程中，沈宝媛发现，她应该把论文的范围限定在雷明远“这个家庭”上，并以这个家庭“作为中心”，来了解当地袍哥的世界，因此，她将注意的焦点集中在“收集及整理雷家的材料方面”。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沈宝媛对于其调查范围限定，对我看重这个资料的价值并用此做进一步的学术研究是至关重要的。虽然我们经常说与袍哥组织相关的资料不系统，寻找起来也有一定的困难，但是如果是一般性地谈袍哥和一些地方的著名袍哥首领以及他们所干的惊天动地的事情，这些资料还是能够找到的。沈宝媛这个调查的独特之处，即在于其能够进入到他们家庭的内部，了解袍哥们在轰轰烈烈活动的背后，他们的日常行为和生活以及他们所面临的困境。

即便有了补习老师的身份，在访谈的最开始，沈宝媛还是遇到了一定的困难，毕竟袍哥组织在当地是一种带有秘密色彩的社团，其成员并不是可以开诚布公地讲出他们自己的故事，故而沈宝媛的调查工作面临着“地方势力的支助或阻挠”，所以如何运用调查的策略就显得格外重要。为了解决这个可能出现的难题，沈宝媛尽量把调查变成日常的聊天，通过对袍哥“有意无意的询问”，来得到他们“全盘真诚的回答”。例如她有时会故意询问雷大娘一些老的药方，或者在厨房中向她学习如何做菜，竭力创造可以与之亲近的机会，由此逐渐了解这个袍哥家庭的生活情形，以及“袍哥社会的一般内幕”。在问问题的时候，沈宝媛尽量运用“含蓄的询问方法，异常随和的态度”，以期得到他们“真实的回答”。此外，沈宝媛并没有向他们说明她是为了收集论文资料而进行谈话，而只是向他们说了解这些情况是“为了好奇心的趋使”。

因此，沈宝媛对自己的调查能够得到真实的信息还是充满信心的，她觉得她所做的调查对了解“袍哥会社有了一个清晰与整体的认识”。在调查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从早到晚，雷氏夫妇几乎成了我们经常的客人”。同时，沈也经常到他们家里去拜访他们，“在许多个漫漫的黄昏，当夕阳的光辉斜照在金黄色的稻田中的时候，我在他们家里作着客人”。由于雷明远的女儿雷淑英要到沈宝媛那里去补习英文，这样使得沈宝媛与雷家的交往非常密切，同时由于淑英经常会到燕京大学暑期办事处，故而她与沈宝媛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友谊建立有更深的基础”。

沈宝媛在望镇只待了一个月零十天，由于暑期的时间有限，她不能像真正的人类学家那样长时间待在村子里。不过，由于成都和望镇距离并不远，而且在调查过程中她还和这个袍哥家庭建立起了一个密切的关系，所以在暑期学校结束以后，沈宝媛还继续和这个家庭保持着往来，而其调查报告中所讲到的许多事情，也并不都是在当时发生的，而是在调查结束以后的持续交往中，雷的妻子和女儿给她讲述的。虽然，这是一个没有结尾的故事，但根据后来的政治环境我们大体也可以预测到这个调查中主人翁的结局。

在暑期考察结束以后，沈宝媛曾在1945年8月和9月的几个星期天，特意下乡去看过雷家几次。此外，1945年11月15日，雷大娘还与她的女儿淑英亲自到燕京大学成都校园探访沈宝媛，12月8日雷淑英又自己到沈的学校玩了一整天，当晚她还观看了学校学生演出的话剧《芳草天涯》，并住在学校内，第二天才回家。对于社会调查来说，这些后来的交往，也是沈了解对方的一部分，毕竟她在乡下只待了一个多月，而后期的这种持续的交往，才能使她材料的收集“有了大体的轮廓”。由于摆脱了“望镇”的环境，沈宝媛与雷家母女之间的谈话并没有局限于日常的闲聊，而是“可以更深入的说到许多具体的东西”。次年即1946年的1月19日，沈宝媛又带着一个叫克来礼的英国女士及一位叫锦娟的学友一同到望镇探望，并受到了“乡下友人们热诚招待”。在当天下午，沈宝媛又带着雷淑英一同回校，并让淑英在校内住了一晚，于次日午后才回家。1月26日，淑英又进城看望沈宝媛，给她讲述了“许多新鲜的材料”。以后的几乎每一个星期日，雷淑英都会到学校来，有时是同她的母亲一起，有时是她独自前来。而在“XX中学开学以后，她(雷淑英)更搬到了陕西街”，这样淑英与沈宝媛就可以每天见面，使得沈宝媛在后期资料收集方面更为方便，因此也最终助其顺利完成在燕大社会学系的毕业论文。

在报告中，虽然沈宝媛没有透露淑英到成都上的中学的名字，而以“XX”来代替，但可以确认淑英上的学校是陕西街27号的教会学校“华美女中”。抗战期间，因为空袭，华美女中和隔壁的启化小学都被迫停课疏散，后燕京大学在成都复课就是使用的这两个学校的原址。而华美女中的疏散地，应该就是“望镇”(即崇义桥)，因此淑英进入华美女中学习，便是顺理成章的了。根据1940年11月18日叶圣陶的日记记叙，他“与颉刚至崇义桥华美女中，颉刚应其校长范希纯之招宴，余则从子杰之嘱，顺便往视其校之国文教学”。而现今崇义桥下辖的13村中，其中之一就被称为“华美”，很可能就是由于这个中学抗战期间曾经迁来到这里的缘故。战后，华美女中在成都的陕西街复校。而淑英此时也“搬到了陕西街”，开始了其住校的生活。在这段时间里，沈宝媛其实和雷淑英就住在同一个地方，而此时沈宝媛论文资料的收集也快完成了。

五、作为历史资料的沈宝媛调查报告

过去研究中国的秘密社会，可以依靠的资料大概有以下几种:档案、个人记录和回忆、文史资料、报刊、社会调查等。随着新文化史的兴起，文学资料也逐步进入历史学家的视野。虽然档案是历史研究的最基本资料，也是关于历史的最可靠记录，但是随着对档案解读工作的加深，历史学家们越来越认识到档案的局限性，因为档案的记录亦属于主观行为，其在形成过程中必然会出现曲解历史事实的情况。关于档案的记录与解读，娜塔莉·戴维斯在其名著《档案中的虚构》中对这个问题曾有过深入的阐述。此外，孔飞力在其《叫魂》一书中，也曾指出清刑部档案中的许多供状，多是苦打成招的结果，因此，不足为信。另外，我们在使用档案的时候，一方面，需要把其作为历史的记录来进行梳理，另一方面也需要将其作为一种分析的文本来看待。对于第一方面，当我们把一份档案作为历史资料使用的时候，一定要尽量清楚这个档案后面的故事，包括其是怎样被制作并保存下来的。而对于另外一方面，当我们把其视为一种文本来看待的时候，就需要问这个档案为什么会出现，并探寻其制作和保存下来的背后的隐藏含义。

与其他的历史资料相比，关于袍哥的档案资料可以说并不丰富，档案馆中保存的资料多是情报性质的信息，其中一些是由政府所收集，另一些则是地方上所谓“绅民”的密报，而这些信息往往只有动态的记录，缺乏细节的描述。但是沈宝媛关于袍哥的这份社会学调查，通过对雷明远故事的记录，为我们提供了生动的袍哥生活的细节。正如我们所知，从清朝到民国时期，政府对于秘密社会的态度始终是敌对的，而关于这些组织情报的收集，大部分也是为了进一步控制这些地方势力。对于地方“绅民”关于袍哥的密报，有着多种可能性:一是按照政府的法令，知情者必须报告，否则将会受到惩罚;二是可能受到当地袍哥的侵扰，要求政府施加保护;三是地方权力的竞争者，试图以密报的形式，利用国家的力量，在权力的争夺中，将对手置于死地。不过，无论这些信息收集的初衷如何，从档案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政府对袍哥活动的信息掌握情况以及其对于袍哥组织的态度。

关于袍哥及其组织的描述，有着各种不同的叙事和叙事方法。我们可以通过比较与之相关的记载，从不同的角度来构建这个已经消失的秘密社会的历史。这些不同的叙事，有着不同的叙述时间，不同的目的，不同的观察角度，不同的政治背景等，因此它们对袍哥的叙事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是毫不奇怪的。在袍哥的叙事中，有些是当时人们留下来的记录，可以显示出同时期人们对袍哥的不同看法以及不同的观察角度。此外，还有一些是官方的，一些是知识分子的。当然，也有不少是1949年以后的记述，离故事发生的年代已经有了相当的距离，这些记述中包括了袍哥个人亲身经历的回忆，或者是别人为袍哥们所撰写的历史。对于这些保存下来的资料，虽然我们都不能简单地将其看作是信史，但是它们却为我们了解彼时袍哥及其组织提供了不同的视角，因此这些资料都应当被我们视为了解秘密社会的珍贵记录。

在对袍哥的研究中，我将沈宝媛的调查作为基本资料，同时也使用了上述各种形式的资料，力图多维度地为读者展现彼时的袍哥及其组织的概况。认识历史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每一种资料都为我们提供了历史事件和人物的一种文本，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时代背景、不同的意识形态以及不同的描写方法，去呈现对袍哥的不同认识。尽管这些资料对我们来说弥足珍贵，但是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真实和虚构两方面的因素，即使这种虚构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是在无意识中产生的，但我们无法否认它们在帮助我们了解历史真实的同时，也可能误导我们对其真实性的探索。

那么，这些不同的资料从哪些方面让我们看到了袍哥的不同面相呢?从官方的角度来说，虽然政府也采取了一些措施限制袍哥活动，但收效甚微，直到1949年年末共产党接管四川之时，地方政府都未能阻止袍哥势力的扩张。虽然在民国时期，政府公布了许多禁止哥老会的禁令，但在档案中我们却看不到真正意义上对这个组织进行打击的行动，这和1949年以后的情况是截然不同的。因此，可以说，民国时期袍哥组织之所以能够在地方社会中有如此大的发展，与地方政府这种纵容的态度是密不可分的。当然，袍哥组织之所以在民国时期的四川有如此大的发展，和四川当地的历史也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知道，1935年以后，四川才真正被纳入国民政府的管辖之下，而在此前的军阀混战时期，袍哥及其组织在四川地区已奠定了其权力的坚实基础。由于缺乏一个统一的强有力的政府，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袍哥及其组织便弥补了地方权力的真空，包括参与税收和地方治安。可以说，如果没有袍哥，人们在社区的日常生活将会更加混乱。当国民政府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夕终于把四川置于统辖范围内之后，袍哥组织在地方社会已经发展到史无前例的规模，刚刚接管四川地区的国民政府不但无法对他们进行有效地控制和打击，在一些地方事务的处理上还不得不依靠这股社会力量。

而沈宝媛这份关于袍哥的社会学调查则再次证明，在抗战时期的四川，地方社会上的领袖几乎都是袍哥组织的成员，其中，“望镇”乡保甲、治安头面人物的袍哥身份便是最好的证明。同时，这也印证了廖泰初1947年在《太平洋事务》(Pacific Affairs)上发表的关于袍哥在四川男性成年人中比例非常高的说法。沈宝媛在其报告中，描述了雷明远如何捉匪的事迹，使我们看到，在地方上，袍哥是土匪们的克星，在地方社会的安全中，他们扮演了一个十分活跃且重要的角色。但在官方———从清代、到民国，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历史记述中，袍哥却经常与土匪联系在一起，特别是在清代，官方政权干脆就称哥老会为“会匪”。在这样的语境中，1949年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也基本继承了这个传统。关于这个现象，可以有若干种解释:其一，由于袍哥背景的复杂性，不可否认某些袍哥成员是同时具有土匪背景的，这极容易引发人们对于两者之间的联想;加之官方话语的影响，使得袍哥消极的方面被放大。其二，1949年以后对袍哥形象的再创造，也使得人们对袍哥组织产生了一定程度上的误解。在现代国家的话语中，袍哥几乎都被描述为无恶不作的恶棍，但是沈宝媛这个年轻的女大学生却和这样的家庭建立了友谊，这是否暗示了当时这些袍哥们的形象并没有官方描述的那么可怕，或者说相当大部分的袍哥，看起来和一般平民也差不多。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沈宝媛在其报告中给了我们最好的解答。在报告中，沈宝媛向我们描述了雷明远家庭的经济情况，由于雷家没有按时交租，失去了维持生计的租佃的田，从而导致了其经济来源的中断，而这也是雷明远在当地袍哥中权力走向衰落的一个转折点。沈宝媛对于这件事情的记录是耐人寻味的。在我们的概念中，作为一个袍哥首领，雷明远似乎可以用其在当地的权力轻易地迫使地主继续给他承租这些田地，但事实上却并非如此。尽管雷明远可以在当地因为地方事务的处理而杀人，但是他在佃田问题上却是无能为力的。这充分显示了，在民国时期的川西平原，地方上的一些习惯是如此的根深蒂固，即使是在地方社会上势力庞大的袍哥组织，也并非就是我们所理解的那样可以为所欲为。

袍哥组织在20世纪上半叶的剧烈扩张，其实和中国现代国家政权的建构以及实现现代化过程是紧密联系的。过去，在四川地方社会中有着各种各样的民间组织，它们在地方治安、经济、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如过去的清明会、土地会等。但是开始于晚清民国时期的现代化，摧毁了这些组织，而当地政府却又无力填补地方上所留下的权力真空，从而给袍哥组织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此外，当时地方社会上还有一些袍哥进入了地方政权，特别是低级政权之中，沈宝媛调查的主角雷明远，就是其中一个较好的例子，彼时他作为“望镇”袍哥首领，同时也担任了“望镇”副乡长的职位。除了进入地方政权中，他们中还有一些人甚至通过地方选举，进入到地方议政机构。从当时所存留的资料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虽然袍哥是政府所宣布的非法组织，但是这个组织却在相当程度上为政府服务，而地方上也有许多事务需要依靠他们来实行。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袍哥及其组织在四川乡村的权力结构中，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当研究关注边缘化的人群时，我们都会面临怎样发现他们自己“声音”的问题，因为在传统的历史资料中鲜有关于这些普通人真实的记录。即使我们有时会发现一些与之有关的信息，但其也几乎都是由精英们记录的。过去，我们关于中国秘密社会的研究，大量地利用了档案资料，特别是那些地方官(包括从总督到知县各级官员)的报告，及那些苦打成招的供词。而在这些资料中，我们往往会发现下层人民的声音消失了。正如C.金斯伯格(Carlo Ginzburg)所指出的:“我们所能知道的(如果可能的话)过去农夫和手工工匠的思想、信仰以及期望，几乎都经过了扭曲的观点和中介来得到的”。这也导致G.C.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发出“庶民是否能讲话”的疑问。而在这个问题提出之前，在20世纪50年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E.J.霍布斯鲍姆(E.J.Hobsbawm)在研究“原始叛乱”(primitive rebels)时，便把叛乱者的信件、谈话、秘密誓词等作为“他们自己的声音”，力图使用这些人自己的语言去建构这些被边缘人群的历史(3)。沈宝媛关于袍哥的这个调查，也可以被视为是找到袍哥群体自己声音的一种努力。在这篇社会调查中，沈从家庭生活的角度，来发现一个乡村社会中普通袍哥领袖及其家人的日常生活以及他们在那个时代所经历的喜怒哀乐。

六、沈宝媛对袍哥命运的认识

在霍布斯鲍姆看来，绿林好汉和盗匪都是反抗政府的力量，他们经常在不公平的社会中寻求正义。这些侠盗们往往是农民出身，被政府与地主乡绅视为罪犯，但“民众却把他们作为英雄来崇拜”。因为在民众的眼中，他们成为了“勇士和复仇者，献身正义的勇敢斗士”，甚至是为了“自由的领路人”，所以他们能够“得到崇拜和帮助”。此外，这些侠盗们还经常会得到当地士绅豪族的援助，因此，对于这个群体来说，他们的侠、盗活动并不是那么的泾渭分明，“普通农民与匪徒、暴民之间的关系”也由此变得十分复杂。同时，霍布斯鲍姆还认为在传统农业社会已不复存在的情况下，侠盗活动也会随着其一起消失。例如在欧洲，17世纪以后人们完全看不到之前像罗宾汉那样的侠客了。

当代一些学者在四川地区所做的关于袍哥的调查和口述资料，在相当程度上为我们展示出霍氏所指出的那种侠盗的面相。而20世纪40年代地方报刊在关于袍哥的报道中，也曾出现过类似的例子。如李沐风在1947年所写的《略谈四川的“袍哥”》一文中，便称“袍哥之所以具有坚强的团结力量，数百年而不绝，其原因乃是一个‘义’字”。袍哥最重要的信条是不奸淫，尤其是对自己弟兄的妻女，“如犯有此种罪行，往往格杀不论”。另外，袍哥也不允许掳掠，更要“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但这还并不是四川地区袍哥势力壮大的最基本原因，其“最基本的原因是由于四川连年内战，强梁载道，民生不宁。如果不是用团体的力量来保护自己，实在使大家都没有法子活下去”。例如一个普通人被欺侮，要到法院里去打官司，对他来说种种的法律程序非但会使他迷糊不清，而且还会费时费钱。可是如果采取社会上“吃讲茶”的办法，请出“大哥”来评理，“无论天大的事情，‘大哥’都有一言立决的力量，从没看到过‘不服上诉’”的情况，这样，地方上很多类似的事情处理起来便会方便很多。

同样，在《原始的叛乱》一书中，霍布斯鲍姆发现，绿林好汉几乎都产生于乡村而不是城市，他们对于社会上所出现的贫富、强弱、治者与被治者的情况，都很了解。民众们几乎不会帮助当权者去逮捕杀富济贫的盗匪，反而是保护他们。而只有那些扰民的盗匪才会被人出卖。在《盗匪》一书中，霍氏继续阐述类似的观点。在其笔下，侠盗并不是“因为犯罪而走向匪徒的道路”，恰恰相反，他们往往是“违法行为的牺牲品”，这些盗匪大部分是因为触犯了“权贵的利益”，而非是“侵犯了老百姓”的利益，“深受迫害”。因此，当他们被迫成为盗匪之后，能够“锄恶扬善”“劫富济贫”。此外，他们除了自卫和复仇，“从来不滥杀无辜”。而当他们金盆洗手以后，还会回到曾经生活过的社区，成为一个“被人尊敬的普通居民”。霍氏所描写的这些特质，和我们所熟知的被“逼上梁山”的梁山好汉们，如出一辙。由此，可以看出，无论是霍氏笔下的盗匪，还是过去被逼上梁山的好汉，这个意义上的“匪徒”，和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犯罪分子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因为对这些人来说，他们更渴望的是建立起一种“正义”的世界。此外，霍氏在其书中还指出，侠盗属于农民，如果不了解农民社会，就不能深入了解这些匪徒。

霍布斯鲍姆发现，这些侠盗的活动，一般有其固定的模式。他们想“维护传统”，试图把被打破的社会秩序恢复到“其原来应该的那个样子”，所以他们“锄恶扬善，匡扶正义”。而在进行这些活动的时候，他们是试图在穷人与富人之间、强者与弱者之间，建立“一种公平和公正的原则”。这样的原则在他们看来一点都不激进，例如社会允许富人剥削穷人，只是在被传统认识所接受的“公平”范围之中;其也允许强者去压迫弱者，但却不能超过一定的限度;同时，富人与强者还会被要求加强社会良知以及道德责任感。因此在这种意义上，“侠盗们只是改革者，而并不是革命家”。但无论是作为改革者，还是作为革命家，匪徒们活动的本身“并不会造成一种社会运动”，也许其“不过是社会运动的一种替代者”。此外，霍布斯鲍姆还指出，最容易产生匪徒的地方，是那些对劳动力的需求较少，或是穷得雇不起当地劳力的农村，即在那些农村剩余劳动力过多的地方，同时，他还注意到游牧经济、山区、贫瘠的地区最容易产生这种剩余劳动力。另外还有一些无法融入主流农业社会，处于“社会的边缘状态”的人，也容易成为匪徒(2)。

而我们在川西平原上所看到的袍哥，与霍布斯鲍姆笔下的盗匪，既有着十分相似的地方，亦有很多不同之处。如果我们把清代的袍哥和霍氏的侠徒进行比较的话，会发现他们都是反体制的团体，同时也都是和国家机器、权贵抗争的勇士。如果说霍氏笔下的侠客多来自农村，那么四川的袍哥却在城乡都有广泛分布。但是，到了20世纪40年代，四川地区的袍哥，与霍氏所论述的盗匪已经有了很明显的区别。袍哥在乡村社会中，已经成为地方权威的一部分。对于这些地方上的袍哥组织，一方面他们并不是政府承认的合法社团，另一方面他们却又在地方上行政，特别是在乡及其以下的管理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在1949年以前，报纸上关于袍哥的文章一般是誉多毁少，或者至少是毁誉参半，这和1949年以后媒体上的记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昔日的袍哥成员，现今几乎都一一作古，只有极个别的留下了自己的回忆，而这些回忆大部分还是在1949年以后特定的政治话语中形成的。目前我们对袍哥的认识，基本是依靠历史上所保存下来的资料，这些资料多以官方的档案为主，及其他与之有关的公私记录。这些现存的资料，跨越从清初到现在三百多年的时间，成为政府和精英阶层对袍哥形象塑造的一部分。毫无疑问，这种他者的塑造，使我们对这个团体的观察经常只是从资料记录者的角度去了解、认知，这必然会妨碍我们对于袍哥组织的整体认识。既然现存的资料是多元的，那么，我们对袍哥的认识也应该是多元的。由于我们现在从所保存的资料中所了解到的袍哥的历史，只是他们真实存在并发生过的历史和故事中的非常微小的一部分，因此也就使我们对他们的认识十分有限，而这种认识无非是对现存资料解读中的一种。不过，我们依然可以通过这种解读，对他们的认识逐步深入下去。

在沈宝媛的调查中，袍哥首领雷明远留给我们一个真实具体的形象，成为袍哥历史记忆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调查中沈宝媛，雷明远以及他的家庭已经走向了衰落。对于雷明远的衰落，沈宝媛认为是袍哥内部“新陈代谢力量”的结果。尽管她并没有具体介绍这个新陈代谢的过程是怎样发生的，但是依据现存的资料，我们可以知道，一个袍哥首领是依靠道德(忠义)、力量(暴力)、财力来支撑他在组织中的领导权的，这三个方面对于一个袍哥首领而言是相辅相成的，每一个环节都不能中断。当雷明远在财力上出现问题的时候，袍哥内部便会有人利用这个机会填补其留下的空隙。沈宝媛在报告中提到，作为袍哥首领，雷明远每年春节都要宴请他的袍哥小兄弟们，但随着其经济上的衰落，雷不得不取消过去一贯举行的春节期间的宴会。面对雷所留下的空缺，当地的袍哥中自然有人会去填补，而雷明远往昔的小兄弟们也因此可以觉察到雷家所发生的变化。当这些弟兄们在财力上得到另一个人更多的关照时，那么他们的忠心也自然会发生转移。所以沈宝媛预测到了，“也许在最近一二年中，雷大爷在这新环境中更会销声匿迹，雷大爷的前途无疑是可悲哀的，而类似雷大爷这种人物的其他社团领袖的前途也是可悲哀的”。

当然，袍哥走向衰落，并不是雷明远一个人的问题，沈宝媛认为其根本原因，是在于袍哥已经抛弃了其“反清反贪官的宗旨”，忘掉了他们“本身的历史意义与价值”。以前，这个组织是一个“从人民中生长起来”的，“富有革命性”的以及具有“维新意义”的团体，但是现在他们却“背叛了人民的利益”，而与“腐朽的官僚集团”同流合污。如果他们再这样继续“腐化、恶化、死化下去”，不积极进行自我改造的话，那么，他们就会成为一群没有“前进的目标，不事生产，而只聚会了一堆无业游民，小偷，强盗，到处耍枪逞凶，贩烟土，开赌局，强刮民脂民膏”的团体，由此，这个组织在未来也将不可避免地会走向死亡。特别是当时还出现了“乡长以袍哥及地方首长双重资格刮地皮，不合理征赋税入腰包”的现象。此外，还有一些袍哥“欺压妇女”，干“无耻的勾当”，这些不法的现象都使“望镇社团命运遭受打击”，并成为他们的首领们“声誉趋向于没落”的主要原因。在调查的最后，沈宝媛认为自己的调查，其实就是揭露了“一个乡村中很可悲哀的在衰颓中的袍哥内幕”，而“这个乡村腐朽的社团将要淹没在新时代的浪潮里”，这是她根据“功能观点而观察出的一个未来事态的预测”。在调查报告中，这些对袍哥组织的描述非常清楚地显示出，沈宝媛对望镇袍哥社会存在的价值，基本上是持否定态度的。而沈宝媛对袍哥的这些评价，无疑与1949年以后共产党对于袍哥的定义非常接近。虽然，作为一个学社会学的大学生，沈宝媛在记录考察对象的时候，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政治判断，但是在其进行具体分析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政治倾向性还是非常明显的。

沈宝媛写下这些话的时间是1946年，也许她当时并没有想到再过三年，整个中国就会改朝换代，当然，她也没有想到那将为袍哥带来灭顶之灾。但是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沈宝媛至少感觉到了“望镇”这样的袍哥不可避免地会面临危机，这个前现代社会中的秘密组织，很难在急剧发展的现代化浪潮中继续生存和发展。当然，沈宝媛也并不是认为袍哥的前程是看不到一丝光明的，她认为在其他地方，还有“那些富有进取及革命意识的袍哥社团”，那些“开明进步的袍哥集社让人兴奋”，而他们的成员也“正走向光明的途中”。为此，她举例说成都发行的《大义周刊》，就代表着一个“言论正确”“态度严肃”的袍哥机关报。这个周刊上所发表的文章，皆以“发扬袍哥固有美德及精神为前提”，并阐述袍哥“结社之理论基础”，尤其是这个周刊对中国“和平民主团结运动呼吁不遗余力”，其思想也“颇多精辟独到之处，是值得一般民众所学习的”。因此，在沈宝媛看来，这样的袍哥团体“是值得赞扬的”，因为他们“没有脱离中国人民”。而像《大义周刊》所表达的这种袍哥发展方向，才是袍哥未来的走向。

沈宝媛从《大义周刊》中看到了袍哥组织“光明”的一面。其实，这家周刊是由中国共产党人以中国民主同盟的名义、由其主席张澜领衔创办的袍哥刊物。关于这个刊物创办的内幕，直到很多年以后才被披露出来。1944年9月，原“民主政团同盟”改组，正式成立为“中国民主同盟”。当时，中国共产党上级党组织认为，国共合作虽然已经成为过去，但是在民盟中的共产党员身份是“绝对不宜暴露”的。为了便于以后在知识分子中“进行民主活动”和“统战工作”，共产党上级组织认为需要“民主人士”出面进行宣传工作，特别是以出版公开发行的刊物来达到其活动的目的。故而，其让拥有袍哥身份的共产党人杜重石加入了民盟，并开始筹办一个与之宣传相配合的刊物。杜重石为此专门面见了当时的民盟主席张澜，并向他详细叙述了自己受共产党委派，到成都组织袍哥“蜀德社”，以在川康军政人员中做“统一战线工作”的任务。因此，其打算以袍哥社团为背景，创办《大义周刊》，希望由张澜领衔作为周刊的发起人，来达到团结进步人士以及思想宣传的目的。除了张澜以外，周刊中其他的发起人都是川康将领中的袍哥大爷。同时，为了得到国民党的批准，他们声称办此刊物的宗旨是“宣扬袍哥的民族意识、爱国思想，激励袍哥抗日救亡”。

这个杂志的确在国共斗争中起到了宣传的作用。1946年7月，国民党特务在昆明先后杀害了李公朴和闻一多。两大血案，震动全国，在成都举行的对李和闻的追悼会上，杜重石送了一副悼念挽联:“怪!拥护三民主义，竟遭毒手，应留者未留，何弗思国中人群，要誓死争回民主。妙!维持法西斯政权，定下阴谋，该杀的不杀，试环顾海外局势，应狠心抛却独裁。”这副挽联当天就被军警派人搜去，继而查封了《大义周刊》，并以“袍哥流氓，包庇烟赌”的罪名，逮捕了杜重石。直到同年冬天，杜重石才被营救出狱。

据当时出版的《快活林》上的一篇文章记载，张澜当时也参加了这次悼念会，同时，这篇文章还介绍了张澜的生平。张澜，四川南充人，早年留学日本，在四川历任省长、成都大学校长、国民参政员。众所周知，“川省的哥老会，全国知名，简称袍哥”，张则是川省袍哥的“大哥”。由于他年高位重，外加可以“领导袍哥”，所以民主同盟推举他做主席。但随后这篇文章也讥讽道:“想不到在袍哥当中知名的大哥，最近会在成都追悼闻一多李公朴大会上，挨了打，这一打‘不打紧’，岂不坍了袍哥的台!”究竟是谁打了张澜，这篇文章并没有说。对于张参与川省政治的做法，作者似乎非常不满，称“袍哥的组织，是很严密的，轻易不预闻政治，专心注重社会内层，这张大哥，凭着袍哥领导者身份，要往政治圈里钻，放着社会事业不干，要上政治舞台，同一救国，应该从底层做起，这回挨打，岂不辜负了袍哥”。根据另一记载，在追悼会上，当由张澜代表民盟及李公朴、闻一多家属致谢词时，台下口哨声以及“打倒共产党的走狗民主同盟”的口号声响成一片，“特务们纷纷敲打桌椅，制造噪音，登时秩序大乱”。混乱中，有特务向张澜投掷秽物，并撕悬挂在会场上的挽联。在这样混乱的环境中，杜重石为闻、李所写的挽联，也被特务分子抢走了。

虽然不同的记载对这个事件的描述略有出入，但是却证实了张澜和杜重石的确参与了闻一多和李公朴的追悼会，而会上也的确发生了冲突。以张澜当时的背景和声望，参加反对国民党一党专制的民主运动，自然是有相当的号召力，而这当然会引起有些人的不满。《快活林》上的这篇文章就是对他持批评态度的，认为他不应该以袍哥大哥身份介入政治。但是，袍哥介入政治并不是一两天的事情，而令这篇文章作者真正不满的地方，是张澜不像大多数袍哥一样站在政府和地方权威一边，却成为了一个左翼分子，站在共产党那边。当然，1949年在共产党取得政权以后，给予张澜所做的工作以充分的肯定，而其后，张澜亦在新政权中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一职。

然而，在沈宝媛看来，雷明远和“望镇”的袍哥永远也不会走上《正义周刊》所指出的“光明”道路。在调查报告的结尾，沈宝媛总结了雷明远的一生，并表明可以把这篇报告看作是“他一部简略的传记式的兴衰史”。而与此同时，雷明远个人的兴衰却是与袍哥紧密联系在一起，雷明远的“成长与没落和社团势力的增减起互相刺激的功能关系”。在“望镇”，雷明远之所以在地方上是一个人物，是因为他在袍哥中的角色和地位，是他的一众兄弟们把他“捧上了社团舞台”，而当他没有了可以挥霍的金钱，没有了同伴们武力的支持，没有了社团才能的显示，没有了心腹的帮助，同时也正是他的这些弟兄们将他“遗弃在大众的鄙视里”。

对于雷明远在新政权下的结局，我们无法得知，我们甚至都无从知道他是否活到了1949年共产党政权的到来。鉴于雷明远有吸食鸦片的恶习，加之鸦片是如此地摧残他的身体，我们可以想象，年老之后的雷明远是不可能颐养天年的。从沈宝媛的调查报告中，我们只能看到他1946年2月以前的经历，但仅是1946年2月以前的经历也已经充分显示了他当时的困境，我们甚至可以估计出他在“望镇”袍哥中副舵把子的地位，很难再保持下去。

在沈宝媛的调查中所记载的雷明远，远不及许多文史资料中所描写的袍哥首领那样劣迹斑斑。在雷明远的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复杂的人物。他曾经为地方的安全，和土匪进行过搏斗;也曾经作为一个袍哥首领，在地方享受威望和受人尊重;他杀死自己的女儿，被人看成是一个冷血狠心的父亲;但他也热心帮助燕京大学下乡的学生，俨然是一个朴实的农民;他保守固执，哪怕是亲戚违反了他心目中的道德准则，也不惜致人于死地;他是一个鸦片烟鬼，由于长期吸食鸦片，使他从一个英雄式的角色，变成一个羸弱的病人;他还是一个说一不二的人物，但是在泼辣的老婆那里，也经常妥协;同时，他也是一个佃农，娶有两个老婆，还打算娶第三个，最后由于二老婆的强烈反对而作罢;他曾经豪请各方来客，但是有时家里老婆竟然没有钱买菜;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因此，我们很难用简单的好坏来判断像雷明远这样一个复杂的个体。如同雷明远一样，袍哥这样的秘密社会组织，也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复合体，如何判定它在历史上的角色和作用，经常需要我们根据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事件，不同个人，不同前因后果等，才能作出接近这个组织和人物真面目的判断。

七、结语

在关于袍哥的调查中，沈宝媛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农村工作者”，这正是当时许多关心中国农村问题的学者、特别是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先驱者们的自我定位。他们从一开始，就有着认识和改造中国农村的目标。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学术渊源上来看，沈宝媛关于自我的定位，以及其所进行的这项关于四川袍哥的调查，应该说不是偶然的，是20世纪20至40年代中国乡村教育运动和中国早期社会学与人类学重视中国乡村社会调查的一个延续。

本文根据沈宝媛关于袍哥的记录，试图揭示中国早期社会学和人类学者对中国农村社会及其问题的认识。通过对沈宝媛报告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民国时期中国的知识分子怎样努力认识中国乡村，怎样试图解决中国的乡村问题，同时西方人类学是怎样影响他们对中国乡村的认识以及中国早期乡村调查与沈宝媛调查之间的关系，等等。从表面上来看，本文似乎只是聚焦于一个孤立的、同国家命运和发展关系不大的秘密社会中的普通家庭，但实际上这个家庭的命运是与民国时期许多知识精英联系在一起的;而“望镇”这个小地方，也是同整个中国这个大社会联系在一起的。

本文通过对四川地区较有影响力的社会组织———袍哥中一个普通首领和他的家庭的观察，展示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各种交错和内在关系，对我们认识过去特别是民国时期的中国社会、文化、社区控制以及今天中国社会的许多问题，都会有较大的启发。作为一个反清的政治组织，袍哥在其长期的生存和斗争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身一整套特有的仪式、语言和行为模式，并将其渗透到各种社会、经济活动之中。虽然这个组织垄断了许多地方政治和经济资源，但也为当地许多平民提供了保护伞，所以大量的乡村与城市民众加入到这个组织中，并创造了其独特的次文化，这种次文化至今仍然潜伏在中国的社会之中。通过对这个课题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深入理解中国的地方社会，理解秘密社会在其中的长远影响，揭露一个秘密社会内部的秘密，展示一个地区在一个长时期内的社会控制机制，并考察一个占中国人口相当大比例的乡村社会中人们的思想、文化和生活。

应该指出的是，沈宝媛这篇关于袍哥组织的调查报告，在论述上还是很表面的，毕竟其当时只是一个尚未毕业的大学生，所使用的理论和方法还不成熟，故而没有真正进行深入地分析和细致地论述。但她这篇论文仍有其可取之处，这种可取之处在于其所学到的理论和方法，促使她去提出与思考问题，尽管她对这些问题的综合分析能力是有限的，但她所记录下来的资料却是非常珍贵的。从一定程度上说，我的研究就是接着完成沈宝媛所未能完成的任务，尽管这已经是70多年以后的事情了。但尽管跨越了70余年，我们依然吃惊地发现，7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对于袍哥及其组织的了解，仍旧是如此之少，虽然今天的文史资料为我们了解这个团体提供了许许多多的个案，但是如果想要深入到袍哥内部，去观察他们日常生活的细节，他们的家庭背景，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家庭经济，则需要进一步的资料。尽管沈宝媛在论文中希望“以社会制约的研究作为中心引索”，但是纵观其论文，她的这条主线并不清晰，而其也只是尽量把收集的资料如实地叙述出来。作为一篇社会学系的毕业论文，沈宝媛关于这个袍哥家庭的调查或许不能算是非常成功，但也正是因为她彼时缺乏整合以及处理资料的能力，才最大限度地保持了这个调查报告的真实性。当然，在调查中，她对所调查的主人翁雷明远的评论，也使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她对袍哥及其组织的态度和看法，同时，也有助于我们对袍哥及其组织所发挥的社会功能和作用进行基本的理解。总的来说，作为了解中国秘密社会的一份历史性资料，沈宝媛关于袍哥家庭的调查报告的价值是难以估量的。

对于1949年后袍哥组织的覆没，其固然是国家机器打击的结果，但也可以说是这个组织传统地与国家机器对抗所导致的必然归途。虽然在民国时期，这个组织曾经试图与地方权力相结合，并希望借此扩张其规模和影响，但随着国民党的溃败，他们曾经在地方社会上的影响力也随之减弱并逐渐消失。在1949年后，也曾有袍哥试图与共产党进行合作，但对于共产党政权来说，是绝对不允许这种陈旧、顽固且有着与国家机器对抗实力的地方势力继续存在的。因此，在新政权初始时期，这个组织便被摧毁了，但由其所遗留下的许多社会问题，仍然值得我们去认真地思考与解答。

【本文注释从略，详见原文】

上传者：郑静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