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海乐

在中国近代史上，江亢虎是一个曾名噪一时又颇多非议的复杂人物。他不仅在国内和孙中山、袁世凯、段琪瑞、汪精卫等著名政治家有过频繁交往，而且同第二国际第三国际一些活动家如片山潜、幸德秋水、列宁、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也有过直接接触。他既有在中国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创建社会主义政党的显赫历史，又有晚年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充当汪伪汉奸的不光彩记录。如何事实求是地评价这样一个复杂多变的历史人物，仍是一个有待解决的课题。本文仅就本世纪初头20年中江亢虎和中国社会党的历史关系作一些探索，以期能对全面地评价江亢虎有所裨益。

一、江亢虎的社会主义观

江亢虎，原名绍铨。1883年7月18日，出生于江西省弋阳县城西陶湾江家村一个仕绅家庭。其祖父、父亲中过进士，其父江德宣(1850-1910)当过知府，后又在北京长期供职。在这种家庭环境中，江亢虎自幼习诗文，并随其父常住北京，就读于当时出国留学生预备学校同文书院，打下了较好的外语基础。1901年，东渡日本，在西风日渐的东洋接受中学和大学教育。1904年，因病中途辍学回国，在袁世凯手下做过北洋编译局的“总办”，兼任《北洋官报》主编，从此开始和袁世凯结下历史因缘。不久，又改任刑部主事，并着手创办女子师范学堂，由此而对妇女问题发生兴趣。1907年，江亢虎再度赴日，常以中国留学生代表身份出席日本社会党集会，开始接触正在日本广泛传播的社会主义思想。他通过日本社会党人幸德秋水的评价，阅读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著名领袖倍倍尔写的名著《妇女和社会主义》，决心研究妇女和家庭问题。（注：见江亢虎：《洪水集》，上海社会星出版社1913年版第15-17页。）与此同时，江亢虎还接触了当时风靡日美的亨利·乔治的著作和主张，对其土地国有、土地单一税主张的兴趣更为浓烈。1909年，由日本转赴欧洲，游历英、法、意等国，深受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与无政府主义者接触。在此期间，江亢虎曾以“徐安成”为笔名，向在巴黎创办的无政府主义刊物《新世纪》投过两篇宣传“三无”(无宗教、无国界、无家庭)观点的文章。江亢虎经过多年的考察和耳濡目染，1910年底为奔父丧由欧洲回国时，实际上已成为一个集无政府主义、改良主义于一身的社会主义者，并以“中国社会主义者”或“中国第一个社会主义者”自许。当时，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也确曾“以为中国言社会主义者有二人焉，孙逸仙与江亢虎是也。”（注：见《中国无政府主义和中国社会党》，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4、175、100、173、208-209、173-187、202-206、212-219、243-246页。）无庸置疑，从国外回来后，江亢虎通过创办刊物、发表论著、进行讲演、成立组织，在宣传社会主义思想方面确曾下过一番功夫，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但是，江亢虎的社会主义观并非马克思主义的，而是无政府主义与改良主义的大杂烩。在其社会主义观中，有意、法等国盛行的无政府主义的烙印、英国费边主义的痕迹，也有美国乔治主义的影响，集中地反映在如下几个方面。

从其信奉的社会主义的性质看，它是和平的、非暴力的社会主义。中国社会党成立前，江亢虎曾指出：“社会主义，正大光明之主义，非秘密黑暗之主义。和平幸福之主义……非激烈危险之主义。建设之社会主义，非破坏之社会主义。”他认为，“若党同伐异，流血相寻，民族之革命，国际之战争，教团之仇杀，皆社会主义之所不取也。”（注：《社会星》第1、2号）正是这种反对革命、战争的社会主义观，使江亢虎一方面赞同共和，另一方面又反对辛亥革命所采取的起义手段；一方面接受无政府主义影响，另一方面又反对无政府主义的密谋策略。“无政府主义者以暗杀、暴动、大破坏为先锋，余则大不赞成。”（注：《江亢虎文存初稿》，现代印书馆1944年沪宁版第124页。）从这个意义上说，江亢虎的社会主义又不同于孙中山和无政府主义者的社会主义观，而接近于费边主义。因为他们都主张，和平的宣传鼓吹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唯一途径。“普遍的鼓吹，取得大多数赞成，以一致进行。”（注：见江亢虎：《洪水集》，上海社会星出版社1913年版第82页。）

从其信奉的社会主义的内容看。它是一种以不触动统治阶级现存制度为前提的改良主义。用中国社会党党纲的说法，“本党于不妨碍国家存立范围内主张纯粹社会主义”。经济上，它主张以不触动土地所有制为前提，通过推行赎买和土地单一税政策，以在中国避免资本主义，达到国家社会主义。据此，江亢虎极力赞成孙中山师承亨利·乔治思想提出的以平均地权为核心的民生主义，并将孙中山力主的“专征地税，罢免一切税”的主张，作为中国社会党的8条党纲之一。所不同的是江亢虎认为，世袭遗产制度是“人间最大的罪恶”，“一切不平等之根源”。所以，中国社会党将“破除世袭遗产制度”作为党纲的一个重要内容。（注：见《中国无政府主义和中国社会党》，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4、175、100、173、208-209、173-187、202-206、212-219、243-246页。）这一点表明，在江亢虎的社会主义观中，无政府主义尤其是巴枯宁主义仍然打下了很深的烙印。政治上，他主张以不妨碍国家和政府存立为前提，通过普遍的、长期的鼓吹、宣传、教育，使人民的大多数接受“纯粹社会主义”，并通过选举运动，在国会中取得多数。这一点，又和欧美国家社会党的议会主义相近。

从其信奉的社会主义的来源看，它是外来的社会主义词句和中国古已有之的大同主义的混合物。江亢虎自幼深受儒学熏陶，并虚构过所谓“大同之治”的理想。后来数度出国考察，又进而发现，西方盛行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主张，与他原来构想的“大同之治”，竟“暗合十之八九”，（注：见江亢虎：《洪水集》，上海社会星出版社1913年版第16页。）于是，他以中国古代大同思想尤其是孔孟之道为依据，“交通近世之言论”，以流行于欧美工人运动中的议会主义、乔治主义为蓝本，形成了一种“中国古来有之”的江亢虎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用江亢虎的话说，就是大同主义。它“已隐约发现于神话时代，周秦之间流行极盛”；“易书诗之记载，孔孟之绪言，周秦诸子之著作，其吻合社会主义者，随在而是。”（注：《社会星》第1、2号）这种社会主义，在学说上直接来源于孔孟的大同之世；在制度上因袭于孟子倡导的井田制；在风俗上渊源于古来有之的“内外分治，各尽所能，饮食同席，各取所需”的老传统。（注：《江亢虎文存初稿》，现代印书馆1944年沪宁版第126-127页。）很显然，江亢虎的这种社会主义，不仅与科学社会主义相去甚远，就是和欧美工人运动中的社会民主主义也大相迳庭。它实际上是向封建主义、复古思想的一种严重倒退。

对于江亢虎的上述社会主义主张，当时就有人对它进行抨击。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刘师复多次撰文指出，尽管江亢虎和孙中山一样，都以“社会主义家”自命，但是，他们的社会主义并非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是有违社会主义的真义。“社会主义者，反对私有财产，主张以生产机关(土地、器械等)及其产物(衣食房屋等)归之社会共有之谓也。”（注：《无政府主义资料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79页。）按照这个定义和标准，刘师复认为，孙中山和江亢虎都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其一，他们主张土地和资本国有，却不去从根本上推翻现存的社会组织，从地主、资本家手中夺回“生产机关”和“私有财产”。这样做，“根本已背乎社会主义之定义”；其二，江亢虎和孙中山一样鼓吹“专征地税”等社会政策，却不打算实行社会革命，而只是借现存政府之力来施行“补救社会之不平”的社会政策。“此种政策，不过在恶浊政治中目标一帜，不能名之为社会主义”；其三，江亢虎和中国社会党在其党纲中提出的8项党纲，连改良的社会政策也不是，只是实现“社会政策之条件，于社会主义之根本精神相去固不可以道里计。”刘师复指出，在这一点上江亢虎连圣西门也不如，因为后者还“主张土地器械公有”，而前者仅仅是宣扬破除遗产制度而已。（注：见《中国无政府主义和中国社会党》，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4、175、100、173、208-209、173-187、202-206、212-219、243-246页。）

应该说，刘师复对江亢虎的社会主义的抨击，其基本方面是正确的。但是，他并非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从维护无政府主义理论而抨击江亢虎的，他在强调东西方国家间社会主义的同一性时，却忽视了社会主义在东方尤其在中国的历史特殊性，从而无视甚至抹煞了孙中山、江亢虎这样的中国社会主义者在宣传、鼓吹三民主义和推翻帝制、实现共和中所起的特殊的历史作用。

二、中国社会党的建立和解散

中国社会党是中国有史以来一切政治团体中第一个“自承认为党者”，（注：怀霜：《中国果有党争乎?》，《天铎报》1912年3月13日。）也是首次以社会主义为旗帜，以社会主义者为成员的政党。它的创建者和奠基人就是江亢虎。

1911年6月1日，刚从国外回来不久的江亢虎，应邀在杭州惠兴女校作题为“社会主义与女学之关系”的演讲，首次在中国亮出社会主义旗号，公开鼓吹“社会主义要从女子做起”。（注：《时评廿则》，《社会星》第2号。）这个江亢虎自称为“中国国内有关社会主义问题的第一次讲演”，即为浙江巡抚获悉并下令将其驱逐出境，消息传出，江亢虎因此而声名大振，加快了他决心在中国倡导社会主义、倡言社会党的进程。7月10日，江亢虎在上海妇女团体“惜阴社”和《天铎报》的支持下，仿照日本社会党人片山潜、幸德秋水组织团体的办法，于上海张园正式宣告成立“社会主义研究会”，公开宣称以研究“广义的社会主义”及大同主义为宗旨，其任务是：“介绍西来之学说，发挥古人之思想，交通近世之言论，以公平的眼光伦理学的论法出之。”（注：《社会星》第1、2号）当场签名赞成宣言并表示加入研究会的有50余人，是为尔后中国社会党的核心。

社会主义研究会成立不久，江亢虎即着手建立中国社会党。还在1911年9月15日，他即草拟了该党的宣言《中国社会党宣告》；辛亥革命胜利不久、上海宣告独立的第3天，即1911年11月5日，他又在上海召开特别会议，决定将研究会改组为中国社会党。会议接受了江亢虎起草的宣言，强调在民族民主革命即政治革命胜利之后，“社会革命尤为万事根本”，并指出：“社会主义欧美极盛，在中国则本党实最初惟一之机关团体。”同时，会议决定以《宣告》中的8条主张为中国社会党的党纲，即：“赞同共和”、“融化种界”、“改良法律”、“破除世袭遗产制度”、“普及平民教育”、“振兴事业”、“专征地税”、“限制军备”等。该党的具体任务是：“发行杂志、新闻、传单、小册子；“常时或临时开讲演会”；“开社会主义研究会及传学所”；“流动鼓吹”；“交通各国社会党加入世界社会党大会”(即加入第二国际～引注)；“联络中外宗旨极相近之各团体”等。（注：见《中国无政府主义和中国社会党》，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4、175、100、173、208-209、173-187、202-206、212-219、243-246页。）会议确定该党中央本部驻上海，江亢虎被公推为中央本部的本部长，《人道》是其中央机关刊物。

中国社会党成立后，其组织发展很快。1912年8月，其所属支部已属400个，党员愈20万，1913年初，其所属支部有490个，党员52.3万（注：同②。党员数实际包括其拥护者的听讲人数。）。它在上海、北京、天津、苏州、盛泽、南昌、绍兴、重庆、张家口、广州等地都设立了分部或支部。它们相继开展了多方面的活动，包括举行公众集会，讲演“社会主义本质”、“欧洲社会主义形式”等；发行或自办日报、周刊和小册子；开展支持孙中山的“平均地权”主张，成立地税研究会；开办平民夜校和免费托儿所；着手组织工会；发动文艺工作者下乡巡回演出以宣传社会主义等。为保持各地分部或支部同中央本部的联系，地方组织还从其收入中以总数的5%上交上海本部。（注：见豪普特等主编：《第二国际和东方》，1967年法文版。）

中国社会党及其初期活动，立即引起孙中山的注意。还在1911年12月31日，应江亢虎之请，孙在上海寓所与江进行了一次交谈。在听取江关于社会党历史及其对社会主义的看法后，孙当即表示竭力赞成，并表示对社会党提倡的社会主义“必为鼓吹，使其理论普及全国人民心中”。当江声称孙的以平均地权为核心的民生主义与中国社会党的宗旨相同时，孙中山明确地说：“余实完全社会主义家也”，并表示“其余需与贵党讨论者尚甚多”，希望再作长谈。临别时，孙说要送几本欧美最新出版的社会主义著作给江，“愿贵党之精晓西文者代为译述、刊行，为鼓吹之材料。”两天后，孙即派人送来《社会主义概论》、《社会主义之理论与实行》、《社会主义发达史》和《地税原论》等4本新从国外带回的著作。（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79-580页。）1912年8月20日，孙中山获悉中国社会党上海崇明支部组成地税研究会悉心研究他所力主的单一税理论一事时，专门致函该研究会，感谢为之呼应，希望继续努力，同时特意指出：“江亢虎先生峻才雅藻，卓荦一时，发起社会主义，深具救国之婆心，诸君子以志同道合，相与组织社会党支部于尊处，弘毅致远，我道为不孤矣。”同年10月14-16日，孙中山又应社会党之约，在其上海中央本部作了持续3天的讲演。在这个讲演中，孙中山再次公开声明他信奉社会主义，高度评价马克思为“社会主义之教父”，声称共产主义为一切社会主义者之最高理想，同时，孙中山还阐述了以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民生主义)纲领。（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06-524页。）

孙中山之所以如此看重江亢虎和中国社会党，除了两人在社会主义观上有共同语言都是改良的社会主义信徒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孙中山试图利用当时已拥有相当力量的中国社会党以对付日益严峻的袁世凯的威胁。可是，事态的发展却辜负了孙中山的期望。

中国社会党党员号称数十万之众，实际上，它并非是一个有统一思想、严密组织、严明纪律的社会主义政党。其中，既有无政府主义者，又有国家社会主义者；既有江亢虎这样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改良主义者，也有决心冲破旧社会藩篱的革命者李大钊(当时任中国社会党天津分部干事)……由于成员混杂，政见不一，该党成立伊始即蕴含着分岐。1912年10月，中国社会党在上海召开的第二次联合大会进一步使这种分歧表面化，并形成两种根本对立的主张。一部分党员拥护国家社会主义，提议将党改为在合法范围内活动的改良政党；另一部分持无政府主义立场的党员，则认为现有的党纲不激进，建议修改以符合真正的社会主义。在这场争论中，江亢虎试图中立和调停，他主张在“中国社会党”的名称下将党分为“无治党”和“民主党”两部分，都应遵守原来的8条党纲，他还提议在党的章程(《规章》)中加入合法活动和党员得从事政治活动的词句。11月制定颁布的《中国社会党规章》即体现了江亢虎的上述主张。《规章》明确地规定：“中国社会党为社会党在中国组织之团体”，并重申了党的8条党纲，同时《规章》还就党的任务、党员的条件权利、义务、党的经费、领导机构和联合大会制度等作了阐述，从而在组织上进一步完善了中国社会党。

以医科大学生沙淦(愤愤)为代表的党内无政府主义者，对江亢虎的社会主义和党的纲领十分不满，并坚决反对江亢虎推行的议会策略和合法、改良活动的主张，要求修改党的纲领。由于分歧很大、裂痕很深，难于弥合。第二次联合大会后，沙淦等无政府主义者决定与中国社会党分离，另外组建“纯粹的社会党”。它以“纯粹社会主义”为宗旨，以“消灭阶级、实行共产、尊重个人、教育平等、破除界限、国无远近、家无亲疏、教无迷信”为纲领。党的任务是：“鼓吹(杂志、书籍、讲演)、破坏(实行铲除强权、预备世界大革命)、建设(育婴院、幼稚院、学校、医院、养老院、农工场、公园)”。该党还对党员规定了“不作官吏、不作议员、不入政党、不充军警、不奉族姓、不婚姻(已婚姻者，以二人同意解除夫妇名义)”的“六不”戒约。

沙淦等人发起的“纯粹社会党”刚成立1个月，袁世凯即于1912年11月13日根据侦探团的报告，以该党主张“实行共产，铲除强权，必致劫掠煽乱。解除夫妇名义，必致天伦伤化。至预备世界大革命，则意在破坏现在之秩序，为万国之公敌”为由，饬令警察总长分饬地方巡警官吏，按法律严行戒禁，“以遏乱萌”。（注：见《中国无政府主义和中国社会党》，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4、175、100、173、208-209、173-187、202-206、212-219、243-246页。）

“纯粹社会党”被戒禁后，江亢虎的“中国社会党”仍然继续存在，并向国民议会呈递一系列阐释，修正其纲领主张的**书。1913年春，江亢虎还专程去北京，多方拉拢倾向于社会主义的议员，以在国民议会中通过社会党的提案。只是由于袁世凯与孙中山的对立日益严重而未果。1913年5月1日，中国社会党在上海举行的庆祝“五一”集会上，还曾请一位比利时社会党人作关于比利时形势的报告。与此同时，被戒禁的“纯粹社会党”同其他两个激进团体也举行了揭露袁世凯政府横征暴敛的群众集会。

为了使中国社会党得以继续存在和发展，江亢虎利用与袁世凯的老关系竭力与其靠拢，甚至不顾孙中山对中国社会党的支持，拼命地吹捧和取信于已掌握大权的袁世凯。还在中国社会党成立之前，江亢虎就曾在《与袁廷慰书》中把自己与袁比作孟子和齐王，称袁“不仅为中国之伟人，而为全球之伟人”，“以宫保(指袁)之地位之才识，本足为全球万世之伟人。”中国社会党成立之后，他又于1912年5月间写信给袁世凯，从10个方面说明他的社会主义及其政党均系和平性质，“于民国前途有百利而无一害”，希望袁为国家和人民计，对社会党“慨表同情”。（注：该信载《社会世界》第12期(1912年5月15日)。）同时，江虎亢还当面乞求袁世凯实行国家社会主义，“使政府成强有力之政府，国家成强有力之国家”。（注：《社会》杂志第9期(1912年8月)。）1913年3月，袁世凯指使特务暗害著名的革命党人宋教仁，并准备向帝国主义国家借款，用武力镇压孙中山等革命派。为此，孙中山在云南发动武装反袁的“二次革命”。对于这样一个重大的事件，江亢虎却公开站在袁世凯一边，竭力反对和阻止孙发动的反袁武装革命，鼓吹宋教仁被害案要依袁世凯政府的法律“谋正当的解决”。为此，中国社会党专门发表了《本党对宋案借款两事反对兵力解决宣言》。尽管江亢虎从各个方面竭力向袁世凯作出“友好表示”和“忠顺”姿态，中国社会党仍然没有逃脱被取缔的厄运。

实际上，中国社会党及其各分部(支部)成立后，一直未被反动当局所承认。为此，江亢虎1912年7月26日，中国社会党上海本部以及苏州、绍兴、南昌、盛泽、重庆、新市、北京等分部(支部)于8月初，曾向有关察厅作过说明。内务部仍于8月23日以该党在“社会主义名称下含有种种破坏现社会之主张”为由，再次坚持通行各省不准立案。（注：见《中国无政府主义和中国社会党》，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4、175、100、173、208-209、173-187、202-206、212-219、243-246页。）在此期间，江亢虎曾四出活动，周旋、游说于许多政要之间，对于他所陈述的社会主义主张，“袁(世凯)氏闻之，颇为动容”，甚至打算给他安排个官职；（注：《民铎报》，1912年7月30日。）当时的总理赵秉钧也对江颇感兴趣，“深信社会主义决为有利无害，日见发达，断不可加之压抑”，并满口答应将告天津警厅，“以后天津社会党开会事勿加干涉；”（注：《民立报》，1912年8月4日。）在武汉的黎元洪对江也“改容优礼”，允许中国社会党湖北分部“一律复兴”。（注：见江亢虎：《洪水集》，上海社会星出版社1913年版第80页。）但是，警察和内务部当局仍对该党存有戒心。1913年4月-5月间，直隶行政公署以在逃女犯的秘密活动和查出的《无政府党纲》均与社会党有密切关系为由，经呈报内务部于7月4日强行解散社会党天津分部；社会党北京分部负责人和北方党务主持人陈翼龙，由于反对袁世凯镇压革命，响应孙中山的“二次革命”，并积极联络拟举行起义以予配合，结果为袁之侦探发现，于7月25日将其逮捕，最后以“勾通俄国虚无党踪迹诡密，潜图叛乱等因”，将陈于8月4日处决。据此，京师警厅于8月5日向内务部报告：“查社会党系乱党机关，证明有案，自应克日解散，以杜乱萌，而保治安。”8月7日，袁世凯正式签署《大总统解散中国社会党令》。该令指控中国社会党“勾通外国虚无党，妨碍国际和平情事，显系倡乱行动，迥非文明各邦社会党研究学理者可比，若不从严禁止，必致酿成巨祸，破坏大局。”该令要求“将所有社会党本部、支部，一律严行查禁。”此外，一切党会如有扰害煽乱，与该党相类似者，也勒令解散，分别惩治，以继秩序，而保公安。（注：见《中国无政府主义和中国社会党》，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4、175、100、173、208-209、173-187、202-206、212-219、243-246页。）

袁世凯的解散令一下，本来就不甚严整的中国社会党及其所属组织遂作鸟兽散。正如当时一位无政府主义者所描绘的：“中国社会党已经纷然而散，溃不成军了。那40万党员仅只剩下20-30人还敢谈论社会主义，而这些人且有若干位正参加到我们行列中来。”江亢虎本人也由该党一次非常会议推选于8月31日再度出国，以同其他社会党建立联系，并出席拟于1914年维也纳举行的第二国际第10次代表大会(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未开成)。实际上，江亢虎并未赴欧洲履行上述使命，而是跑到美国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当上了中国文化课的讲师。

第二国际的领导机构社会党国际局，曾密切地注视中国党的活动。当获悉该党成立的消息，国际局内许多人认为，江亢虎的党并不是一个政党，更非社会主义政党，因此不同意接纳它加入第二国际及其国际局，只有当它在自己的纲领中加入下述条文：“一切生产与交换资料都应成为公共财产，”才能予以考虑。1912年11月间，该党召开第二次联合大会并公布《规章》之后，驻沪的一位英国记者杰·阿·杰克逊曾向国际局书记处发去一封信，内称：“这里有一个由中国人组成的社会主义小政党，我正在把他们的章程译成英文……不幸是，该党已经分裂，出现了一个其观点更为激进、成员更为纯粹的小政党。”（注：见豪普特等主编：《第二国际和东方》，1967年法文版。）国际局1913年的工作报告也曾提及：“上海(中国)成立了一个社会党。可惜它分裂了，而两个组织都要求加入社会党国际局。我们把有关的程序告诉了他们，同时希望他们先联合起来。”这个报告表明，第二国际及其国际局确实了解中国社会党的情况，中国社会党包括分裂后组建的“纯粹社会党”，曾与国际局有过直接的联系，并作过加入第二国际及其国际局的尝试。只是由于袁世凯的取缔，未及联合起来，就从中国政治舞台上消失了。还有一个史料足以证明中国社会党与国际局的关系。1914年，在谈到筹备中的第二国际维也纳代表大会时，国际局书记胡斯曼曾在书记处工作报告中提及：“过去从未派代表出席大会的国家和大陆，这次也宣布参加，包括中国、波斯以及许多拉美国家。”（注：豪普特编：《未开成的代表大会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国际》(文件部分)，1967年维也纳版。）在上述名单中，中国被排在首位，足见国际局书记处对中国的重视。同时，这也和中国社会党非常会议关于派江亢虎去参加第二国际维也纳大会的决定相吻合。只是由于江亢虎没有履约，维也纳大会也未开成，因而中国社会党与第二国际及其国际局在组织上的关系刚刚开始又迅速中断了。

三、中国社会党的复活

中国社会党被解散后，江亢虎一直蛰居美国，到1920年才回国。这时，“五四”运动高潮刚过，十月革命和共产主义思想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中国共产党也在筹组之中。面对这种形势，江亢虎为鼓吹自己的主张、搜罗旧部以重整旗鼓作过一些努力。但是，毕竟抵不过正在中国大地日益扩大的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因此，江亢虎在国内盘桓未久，又经徐世昌介绍于1921年4月再次出国。他先到苏维埃俄国，以中国社会党名义出席共产国际大会，与其领导人列宁、托洛茨基、布哈林、越飞等接触，试图通过加入共产国际借列宁等人的威望以扩大自己在中国的影响。终因看法相去甚远，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江亢虎遂于1922年春再度旅欧，同当时国际工人运动中很有影响的第二国际、第二半国际(维也纳国际)的成员及其领导人广泛交往，深受他们的影响。同年8月，江亢虎回国后，在其《回国宣言》中又提出“新民主主义”和“新社会主义”。正是以此为出发点，他开始了复活中国社会党的活动，并于1924年6月15日正式宣告重建中国社会党。

如果说，1911年江亢虎创建中国社会党时尚未提出自己独立的理论主张，只是照搬改良主义和无政会主义的“杂拌”的话；那么，时隔10多年之后，特别是旅欧期间，“参观各国社会党而吾见其首领要人”，再加上自己潜心研究、演讲鼓吹，“本其半生来学问、思辩、策行之结果，遂形成所谓江亢虎学说，即“新民主主义”和“新社会主义”学说，从而为复活中国社会党，为达到该党“根本改造政治与经济制度”这一目的，奠定了理论基础。（注：见《中国无政府主义和中国社会党》，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4、175、100、173、208-209、173-187、202-206、212-219、243-246页。）

所谓“新民主主义”，它是江亢虎用来消除旧民主主义流弊以从根本上改造现存政治制度的基本主张，其核心是“选民政治”，它包括“选民参政”、“职业代议”、“立法一权”等要点。所谓“新社会主义”，是江亢虎用来消除旧社会主义(欧美的改良社会主义和苏俄的急进社会主义)所造成的后果以根本改造现存经济制度的基本主张，其精髓是“资产公有”，它包括“资产公有”、“劳动报酬”、“教养普及”等要点。（注：见《中国无政府主义和中国社会党》，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4、175、100、173、208-209、173-187、202-206、212-219、243-246页。）这些主张，被江亢虎标榜为新学说、新理论，以区别于早在欧美各国蓬勃兴起并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实际上，上述主张除了处处显露出旧的痕迹外，并无多少新的内容。

从思想来源看，它是一度在国际工人运动中流行过的陈旧理论的翻版。所谓“新民主主义”，实际上因袭了法国大革命时期广为传播的议会民主制，包括代议制学说和英国的责任内阁制理论；所谓“新社会主义”，实际上是照搬英国费边社会主义即市政社会主义理论和美国亨利·乔治的单一地价税学说。这些学说和理论，发展到20世纪20年代，在其发源地也已失去市场，江亢虎却把它原封不动地引进中国，这不仅严重地脱离当时中国发展的实际，也不符合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社会民主主义日趋左倾的进步潮流。从社会主义思想发展的历史看，是一种严重的倒退。

从主要内容看，复活的中国社会党多次声称，它以根本改造现存政治、经济制度为目的。实际上，却以不触动现存制度为原则。该党一面宣告与现政府绝不妥协合作；另一方面又认为不应推翻现政府，只是对其“处于监督与批评之地位”；它一面主张必须根本改造资本主义制度，另一方面又强调，“对于资本家个人及其事宜，并不攻击或妨碍之”；它一面提出应通过各种运动取得政权，另一方面又重申，“务用公开的、合法的宣传式、指导式手段，从事于政治运动，并及文化运动、劳动运动。”很显然，按照中国社会党的实际政策和主张，不可能根本触动现存制度，更谈不到由社会党夺取政权、实现社会主义，而只能是在现存制度允许的范围内，从局部、个别问题上进行统治阶级所能容许的社会改良。

从政治倾向看，中国社会党公开声称，“对于第二国际、第三国际均持友谊的关系，而保留独立的资格”；“对于其他政党或革命党，宗旨不同者尊重之，宗旨相近者提携之。除发表或辩论政说外，决不附和，亦不讥评。”（注：见《中国无政府主义和中国社会党》，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4、175、100、173、208-209、173-187、202-206、212-219、243-246页。）看起来很公允，实际上，它有着极其鲜明的反共倾向。还在1921年即复活中国社会党之前，江亢虎从苏俄回来，即“深感赤化侵略之危机”，于是“奔起呼号，力谋补救”，结果，不仅遭到共产党人的回击，而且“朝野舆论，漠然无动，或且诋为神经过敏，无病呻吟。”中国社会党复活后其宣言又明确指出，它之所以认为复活之不可缓，对内是为了对付来自左的方面的“无政府党、共产党及其他政党过激之主张与运动”，对外是为了抵御“国际帝国主义、国际资本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之侵入”。江亢虎在各项文献中也多次强调，他之所以主张政治经济改造同时进行，是为了防止发生“社会革命之惨剧”；他之所以宣传“新民主主义”和“新社会主义”，是为了抵御共产党人主张的“劳动专政”和“倒行逆施”，力主急进改造的苏俄社会主义。这种反共倾向，到1925年初则进而演化为反共的实际行动。

1925年1月，江亢虎将复活不到1年的中国社会党改组为“中国新社会民主党”，以进一步鼓吹其“新民主主义”和“新社会主义”，并以新党总理的身份，发表关于时局的第二次宣言，公开投靠以段琪瑞为首的北洋政府，支持段召开善后会议，以与中国共产党人倡导、孙中山坚决主张召开的国民会议相对抗。2月底至4月中旬，江亢虎及其党通过讲演、宣言又进一步阐述了上述主张，同时认为应以“新民主主义”和“新社会主义”作为起草新宪法的指针。因此，得到北洋军阀尤其是段琪瑞的青睐。江亢虎不仅被吸收参加善后会议，还成为新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从而把一个以社会主义为旗帜的中国社会党绑到北洋军阀反共、反人民的战车之上。5月31日，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刚从北京南下抵沪的江亢虎，在惨案发生的第4天即6月3日，“为请迅筹扑灭共产党‘祸变’办法”，特意向段琪瑞写信。该信声称，“五卅”运动的“起因与内幕，全由俄共产党人向学界煽动而起。今成燎原之势，将见(现)第二次拳匪(义和团引注)之祸变。政府所派专员交涉，殊无满意解决之希望，天下将从此益多事矣。”同时，江亢虎还指出，在京时曾多次向段进言，应注意“共产党人运动学界、工界之危机”，由于未采纳他的建议致有今日，因此他再次提醒段，这种“危机”，“勿视为一时一地之事，迅筹根本救济之策。”（注：见《中国无政府主义和中国社会党》，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4、175、100、173、208-209、173-187、202-206、212-219、243-246页。）这封信并不长，却集中地暴露了他坚决反共的立场。

与公开投靠北洋政府的同时，江亢虎及其党还进一步与国民党右翼“西山会议派”勾结。这些行动，使中国新社会民主党的名声江河日下，特别是江亢虎通过满人金梁向末代皇帝及已没落的清廷表示祝愿一事被揭露后，更引起强烈的反感和抨击。江亢虎任校长的上海南方大学师生指出了关于谴责并撤销其校长职务的要求；江西同乡会也决定开除其会籍。在众怒难犯、群起攻击的情况下，江被迫辞去校长职务，并于1927年跑到加拿大当教授去了，由他复活不久的中国社会党又随之土崩瓦解。

1933年，江亢虎从国外一回来，即投身于蒋介石门下，积极参与“新生活运动”；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又于1940年投靠日本帝国主义，成为南京汪伪政权的核心成员；抗战胜利后，因犯汉奸罪被追捕归案；全国解放后，从南京转押上海监狱，1954年死于狱中。

纵观江亢虎一生，尽管其晚节不忠，沦为时代和历史的罪人。但是，在前期活动尤其是在本世纪初年的活动中，江亢虎对于在中国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创建社会主义政党确曾起过历史作用，应予充分肯定。当然，江亢虎所宣传和坚持的。并非科学社会主义，而是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明显的无政府主义烙印的社会民主主义；他所创建或复活的中国社会党，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社会民主党，而是带有封建朋党性质的改良主义政党。江亢虎的这种社会主义和社会党实际上是外来的社会主义思想与中国的传统思想的折衷混合物；而不是中西文化相互交融的有机体。因此它缺乏坚固的凝聚力和强大的生命力。可能喧嚣一时，为时不久即烟消云散。这样一种特定的、转瞬即逝的历史现象表明，中国并非不需要社会主义，而是排除那种脱离实际、生搬硬套、哗众取宠的非科学的社会主义。试图以中国(东方)传统文化来改造取代西方文化，或以西方文化为教条来排除东方(中国)传统文化，都不可能在中国坚持真正科学的社会主义和缔造真正革命的社会主义政党。

文章出处：《江西社会科学》1989年第1期，第138～1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