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五一

摘要：近年来，明清会社研究取得了较为瞩目的成就，涌现了许多颇具学术价值和特色的成果。诸如，会社的分类、会社的功用，以及善堂善会的发展演变和文人结社等方面研究已经相当深入系统，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仍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可以预见，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会社仍将是社会史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

关键词：会社／功能／文人结社／善会善堂

中国民间的会社组织发生于战国两汉，此后在曲折中发展，至明清达到了兴盛。形形色色的会社使原有的社会结构和组织体系更加复杂化，并在社会运行和演进过程中扮演着不同角色。会社的发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变迁的历史轨迹。会社作为社会史的一项专题研究，曾一度受到学术界的关注，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明清会社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不断推进，成果相继涌现。本文拟对明清会社研究(秘密社会与行会是否属于会社组织尚存争议，故暂不纳入本文介绍)作一简要回顾，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一、明清会社研究的发展概况

(一)1949年以前的研究

    明清会社的研究可以追溯至20世纪初，随着科学民主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西方的民俗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学等对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些学者试图采用西方的学术理论解释中国的会社，涌现出一批成果，主要表现在庙会、文人结社及合会三个方面。

    1、庙会研究。较早有顾颉刚先生，在1928年所主编的《妙峰山》中，收录了他本人、容肇祖、孙伏园、容庚等人的采风所得，其中以顾颉刚的《妙峰山的香会》最有价值，他从历史学和民俗学的角度对香会作了详尽的探讨和介绍，追溯了庙会的起源、妙峰山香会在明清的主要情况，诠释了妙峰山进香活动的历史脉络，阐释了庙会的宗教、娱乐功能。此外，林用中、章松寿《老东岳庙会的调查报告》(1936年)和王宜昌编的《北平庙会调查报告》①，都部分涉及到明清时期庙会的考察。纵观这一时期庙会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搜集、分析资料方面，多为民俗事象的铺陈。

    2、文人结社研究。李元庚考察了望社②，朱倓先后对杭州读书社、南应社、桐城中江社进行了探析③。其中，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④最为突出，该书较为翔实地考证了明清之际的复社、几社等多种文人结社。这一时期的文人结社研究皆侧重于“考”，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主要是在当时学术背景下曾兴起考据风气。需要指出的是，自李元庚以来诸先生所作的考证工作，为后来学者深入地进行这一方面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比如郭绍虞《明代文人集团》一文，旁征博引，搜罗整理明代诗社、文社达176家，至今仍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3、合会研究。主要体现在王宗培《中国之合会》⑤和杨西孟《中国合会之研究》⑥两书，其中王宗培对明清合会的种类、组织、会规与会利进行了非常系统的探讨。王氏开中国合会研究之先河，后来关于合会的研究多以此为基础。

    (二)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前，明清会社研究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改革开放的实施与深入，学术环境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学术界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投入到新时期的会社史研究之中。善会善堂史首先引起学界的关注。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⑦专辟一章对传教士在华的慈善事业作了重新审视。囿于当时的环境与条件，顾著有关教会慈善事业的评介有些肯定的内容，总体上仍持否定态度。冯尔康也对明清慈善事业进行了探讨，论析了清代善堂的管理运作及其社会作用。特别需提出的是，张秀蓉《清代慈善事业之意理研究》⑧一文，对清代官方慈善事业的意识形态、非官方慈善事业的意识形态和传教士新慈善观的介绍与改变这三个方面有详尽论述，是不可多得的佳作。

    这一时期，日本学者的一批研究成果，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其中夫马进在明清善会善堂史研究领域影响很大。1982年，夫马进在《史林》杂志发表了《同善会小史》、《明末清初同善会在中国社会福利史上的地位》等文，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此后连续发表了多篇高质量的论文，在既有研究基础上，夫马进又作了深入探讨，最后撰成专著《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⑨。该书兼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立足社会福利事业和市民社会形成互相关联的两大层面，具体细致地揭示了善会善堂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情形，善会善堂的形成结构、内涵，善会善堂行善的范围和运作实态，善会善堂与国家、行会、都市行政乃至地方社会的关系，善会善堂在近代化过程中的作用影响，善会善堂研究对于中国社会福利史、结社史、人际关系史的重要意义和现实价值。该书取材宏富，考辨有力，论述精辟，大大深化和推动了明清慈善公益事业的研究。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由于社会史研究的复兴，明清会社研究发展较快，成果纷呈，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1、有关明清会社研究的著作纷纷涌现。陈宝良开中国会社通史研究之先河，他的《中国的社与会》⑩一书，全面、系统地考察会社的起源与发展，分析了各类会社的功能、特点及管理运作，探析了会社产生的思想根源，认为会社都“源自‘人以群分’这种群体意识”。该书虽是通史性会社著作，但其大部分论述了明清会社，它的出版在某种程度上仍可看作现阶段明清会社研究取得进一步发展的一个标志。台湾学者梁其姿于1997年出版了《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⑾一书，该书全面而翔实地考察了明末到清中后期各类慈善组织产生、发展、衍变的动态过程，并以独特的视角对存在于善会善堂史中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诸如雍正乾隆以后慈善组织制度化、官僚化、儒生化过程，以及有关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的争论等进行了深入探讨。该书是近年来明清慈善史研究领域中颇具学术价值的一部重要作品。王卫平、黄鸿山《中国古代传统社会保障与慈善事业》⑿一书，采取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明清时期的江南地区为中心，分别就中国古代慈善事业的思想基础、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慈善事业、清代苏州的慈善事业、清代江南市镇慈善事业、清代江南地区的育婴事业与育婴事业图、清代普济堂的运营实态等诸多课题进行了考察，在勾勒出明清时期江南城乡慈善事业整体面貌的同时，对慈善机构的设立与运营、功能与作用等方面进行了细致分析。赵世瑜于2002年出版《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⒀一书，该书大量运用西方现代社会学和史学理论，从问题意识到方法论都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作者的研究以明清庙会为切人点，重点探讨了民间社会的信仰问题，许多论述给人以启发。何宗美《明末清初的文人结社研究》⒁一书，从文学视角，分别在晚明社会衍变与文人结社、复社与文学、遗民结社、流人结社等四个方面作了深入探讨。由于作者从文学角度审视文人结社，致使该书带有某些文学史印迹。此外，常建华、冯尔康《清人社会生活》⒂、周秋光《中国慈善简史》⒃、王世刚主编的《中国社团史》⒄等书都有专章叙述明清两代会社组织。

2、研究领域大为拓展，深度不断推进。20世纪90年代以来，多学科的参与，扩展了会社的研究视野，致使成果迭出。据不完全统计，90年代后发表有关明清会社方面论文已逾90篇，领域拓展到各种类型的会社，诸如政治性会社、经济性会社、慈善公益性会社、文化娱乐性会社、祭祀性会社、军事性会社等无不纳入研究范围，而且研究更加深入，一些学者注意吸收历史人类学方法，注重田野考察及民间契约文书的搜集与利用，往往选题微小而论证深刻；注意各种因素的横向联系与纵向变迁，思考和探讨过去会社研究未曾涉及的一些问题，例如华北庙会与江南庙会比较研究、徽州会社与宗族的关系、善会善堂的历史演变及其特征、文会与会馆的关系、会社个案等，不少学者对此发表专文，从不同角度进行探讨和争鸣，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学术观点。

二、明清会社研究的主要成果

回顾学术界对明清会社的研究，必须了解近百年来研究中学者主要探讨了哪些问题?取得了哪些成果?兹从以下几个方面作一简略介绍：

(一)会社的分类

    明清时期会社名目繁多，遍布城乡各地，如何进行分类，是探讨会社的一个基本问题。陈宝良在考察明代众多会社后，认为明代会社可分为讲学会、文人结社、民间的结会、善会、城市游民的结社及游戏怡老之会等六大类⒅。陈氏还曾将明清会社分为政治性会社、经济性会社、军事性会社、宗教性会社及文化性会社等五类⒆。这种分类得到很多学者认同。但是各地会社在发展中也呈现出区域性特征，其分类也就难以划一。日本学者涩谷裕子通过对徽州文书的分析，认为徽州会组织可分为祭祀组织、金融组织、文化组织三种类型⒇。王日根认为徽州会社大体可分为节日会、英烈会、赈济会、宗教会和其他会几种类型[21]。卞利则认为徽州会社应分为文会、祭祀性会社、经济性会社、慈善和公益性会社、宗教性会社等五大类[22]。邵鸿以乐安县流坑村为例，探讨明清江西农村地区会社组织，认为会社可以分为教育类会社、经济类会社、宗教祭祀类会社及娱乐类会社等四大类[23]。宋德剑分析了客家地区的众会，认为众会有宗教社会型众会、军事型众会、经济互助型及其他类型众会等类型[24]。

    (二)会社的功能与作用

    会社一旦形成并开展运作，就会对内或对外产生影响力。陈宝良按照社会学中功能理论观点，认为会社的社会功能有：第一，维护一个社会的传统；第二，维持社会系统的整合；第三，达成社会所树立的目标；第四，促进社会的适应能力；第五，扩大人们社会交往，丰富人们生活内容；第六，体现在团体与团体的相互行动[25]。

    会社在各地的发展演变凸现出浓郁的地方特色，其功能与作用也有不同之处。卞利探析了徽州各类会社，认为会社有联合人群、联络感情的娱乐功能、祭祀功能、经济功能、教化和裁判功能[26]。邵鸿以流坑村各类会社为个案，说明会已成为流坑社会内的一种经常性功能群体，会社可以使宗族社区内部的特定事务得到重视和保障，可以为乡村事务提供有效服务，还为乡村中经济文化上的优越者提供抬高个人地位的机会[27]。

    各种会社因结会的宗旨不一而产生不同的功能作用，兹从以下四个主要方面加以叙述。

    1、庙会的功能与作用

    庙会，又称“庙市”，它与佛道寺观的宗教活动有着密切关系，又伴随着民间信仰活动而发展、完善和普及。庙会的迅速发展是在明清时代。庙会功能与作用，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关注。陈宝良认为庙会具有宗教功能、文化娱乐功能、经济功能和社交功能[28]。赵世瑜将西方地理学中的中心地学说应用于庙会研究中，认为庙会有迷信崇拜功能、文化娱乐功能、商品贸易功能及整合功能。赵氏还开庙会研究中横向对比研究的先河，分析了华北庙会与江南庙会功能的差异，认为明清时期华北庙会的经济功能要强于江南地区，而江南庙会的娱乐功能及与地方宗族的关系则要强于华北庙会[29]。王兴亚、马怀云在考察明清时期河南庙会的分布、会期、组织管理及商品贸易等方面后，指出庙会促进了河南城乡物质交流，促进了地方经济、民间文艺、寺庙文化的发展，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交往[30]。吴海燕专门论述了豫北民问传统庙会，认为首先表现的是一种民俗的文化现象，是乡村百姓满足精神需要的重要方式，同时，大量民间贸易充斥其中，因此，它又有调剂余缺、通商惠工等经济功能，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它又具备多种社会调节功能[31]。

    由上可以发现，各地庙会的功能大同小异，都具有商贸功能与文化娱乐功能，可以说这是庙会的共性。

    2、文会的功能与作用

    文会，又称文社，是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一种重要的社会组织，具有悠久的历史，《论语·颜渊》中有“君子以文会友”一语。但文会作为一种制度化的特殊的教育组织形式，并在城乡各地广为设立，则始于明中后期。对文会的性质，学者们意见基本一致，都认为文会是应对科举考试的一种社会团体。但对于文会的功能与作用，学者们的观点并不完全一致。何宗美从文学角度论述了文会，认为结社之兴促使一部分士人形成博学苦思的精神和扎实稳当的学风，文社输送了大量举人进士，并在培养各类人才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文会还促使八股文风的变化，给散文的发展也带来一定的影响[32]。葛庆华根据徽州方志及其他资料，深入剖析了文会的功能，认为徽州文会除具有一般文会的教育功能外，还有教化、仲裁功能[33]。施兴和和李琳琦也持有类似观点，指出，随着参加人员范围的扩大，尤其是缙绅士大夫的参与，文会从比较单纯的科举教育机构，逐渐演变成集教育、教化、仲裁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乡村组织[34]。陈联考察徽州文会的沿袭、内容、宗旨后，也赞同上述观点，同时他又强调徽州文会已成为一种基层权利系统[35]。熊远报则认为徽州文会逐渐变成了村落社会的一种公共性的代表[36]。不过，也有学者对文会的仲裁功能表示质疑，提出文会功能只有对本族本村的重大事项进行决策的功能，而没有发现如许承尧所说的“乡有争竞，始则鸣族，不能决，则诉于文会，听约束焉”的司法功能[37]。

    3、善会善堂的功能与作用

    善会善堂是近年来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对其功能与作用，学者们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台湾学者梁其姿对善会善堂的功用进行了系统全面的分析，认为明清的善会善堂有“施善和教化两大功能”，并指出它“在一定程度上由前者向后者的历史演变”[38]。美国学者兰金利用哈贝马斯的理论探讨了慈善组织的功用，认为“善会善堂归属于既非官方亦非私人的公共领域，在清末地方自治中发挥了一定作用”[39]。另一位美国学者罗威廉则提出“善堂已成为协调中国城市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40]。

    赵建群对清代育婴组织的作用进行了分析，认为清代育婴组织拯救了一批女婴生命，但是溺女现象作为一个突出社会问题，却始终困扰着清代社会[41]。熊秋良探讨了湖南慈善机构的特征与作用，认为湖南慈善事业契约化、制度化特征，不仅仅是慈善事业管理方式的进步，而且也意味着城市市民社会新的发展，它缓解了社会的波动，促使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向良性互动方向发展[42]。

    但是，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看法。刘瑞芳、郭文明论述了清代直隶慈善组织的功用，认为直隶的慈善是为了维护传统的社会秩序，加强对地方游民的控制，减少社会不安定因素，同时，慈善事业保护了封建伦理的森严性，慈善机构成为封建政权扼杀妇女权益的“帮凶”[43]。雷妮、王日根具体分析清代湖南宝庆府慈善机构时，指出宝庆府社会慈善系统因为缺乏强有力的经济作为保障，无法胜任巨大灾荒、疾疫所导致社会失衡的治理工作，加上外界纷乱局面的影响，宝庆地区时常出现社会失范现象[44]。

    4、合会的功能与作用

    合会是我国民间信用借贷的一种组织，名称千差万别，有钱会、赊会、摊会、轮会、摇会、邀会等，又可通称为“义助会”。合会的功能与作用引起一些学者的关注。陈宝良在《中国的会与社》一书中，认为合会体现了中国民间的一种互助精神，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民分散的势孤力单的局面，将农民组织成为一个互助的整体，共同抵御天灾人祸。同时，合会的出现养成了一种乡里互助之风，善风由此大炽。徐越、方光禄具体论述了徽州邀会的性质与功用，认为邀会是基于互助的基础上，以血缘、地缘和业缘为纽带的经济活动，对于解决他们暂时的经济困难，甚至获得发展的机会都极为有利，对防止家庭经济破产和维护社会稳定都产生积极的影响[45]。胡中生对徽州钱会作了探讨，指出钱会已成人们经济生活的一部分，发挥着融资与救助的双重功能，有利于基层社会的稳定和民间工商业的发展[46]。

    (三)会社与其他组织的关系

    目前对于会社与其他社会组织的关系的探讨，成果不多，主要集中在会社与会馆、公所，会社与宗族等方面。

    1、会社与会馆、公所。对于文会与会馆、公所的关系，有学者提出“文会为会馆的源流之一”的观点，但赞同者不多。葛庆华在分析徽州文会时，指出会馆与文会虽然名称相似，在作用上有极大相通性，在组织结构方面也有相似之处，但由此得出“文会为会馆的源流之一”的结论未免有些武断。会馆在发展过程中曾受到文会的影响则是可以肯定的[47]。方福祥、顾宪法还探讨了慈善组织与会馆、公所的关联，认为两类组织名称相关，事业相联，特征相似，背景相通。至于两者的不同之处，作者未作分析[48]。

    2、会社与宗族。对于会社与宗族的关系，学者的观点并不一致，有学者认为会社就是跳出家族范围，追求基层社会达到安定的社会组织。这一结论并未得到多数学者的认同。邵鸿专门考察江西乐安县流坑村的各类会社，认为会已成为流坑社会内的一种经常性功能群体，它们往往与宗族组织相为表里，形成了复杂的组织结构和互动关系，是巩固和发展宗族的一个重要途径和体现[49]。

    夏爱军通过考察徽州祝圣会的情况，指出明清时期徽州宗族为了加强对其成员的控制，把原来靠血缘维持的祭祀行为转换成以会的形式进行祭祀，从而使宗族的祭祖行为变得更加规范。同时，宗族利用徽州特有的地方信仰，通过祭祀不仅加强了宗族自身的凝聚力，还把这种凝聚力扩散到整个徽州[50]。刘淼对徽州宗族与会的关系作了研究，认为传统的以门派血缘关系祭祀的形式已不适应宗族祭祀活动的需要，所以以“会”的组织形式作为门派祭祀的补充。同时，由于会的大量出现，这本身又意味着宗族生活已开始出现分化，势必对传统的宗族组织产生冲突[51]。

    3、会社与宗教。宋军以嘉庆年问直隶顺天府通州为中心，探析了庙会与红阳教的关系，认为红阳教与庙宇有着较深的关联，这使得他们有可能积极举办或参与所在地区的庙会活动，身兼普通农民与宗教结社成员双重角色的人员也在流动，人们通过与其结识的接触而体会到某种感动与诱惑，于是，包括红阳教在内的宗教结社便在这一移动网络中实现了其传播[52]。

    对于会社与其它社会组织的关系的探讨，还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特别是会社与乡约、保甲，会社与地方官府，会社在社会变迁中的作用及影响等问题，颇有研究的必要。然而目前尚未引起学术界足够关注。

(四)某些会社领域研究的突出成果

1、善会善堂的发展与演变

    从已有的研究成果看，多数学者认为中国的善会善堂产生于明末。然而在发展过程中，善会善堂并非一成不变，特别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政府相关政策的演变，善会善堂也产生了诸多值得重视的变化，对于这些具体问题，学者们的意见并不完全一致。

    日本学者夫马进对善会善堂的探讨，可谓全面系统、深入具体，认为明末善会善堂的出现，并非源于国家的鳏寡孤独政策，而是发轫于明末的同善会，并指出育婴堂最初起源于被称为“育婴社”的结社组织，那种认为“育婴堂首先由皇帝创建，随后推广于全国”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到了清朝，善会善堂得以蓬勃发展，育婴堂、清节堂、放生会、掩骼会、辅元堂等各种堂会，在官府之外，为弱势群体提供着持续的救济。随着时间的推移，善堂的官营化与善举的徭役化趋势开始出现[53]。梁其姿也全面而翔实地考察了明末至清中后期各类慈善组织产生发展及衍变的动态过程，认为明末善会的出现其实就是地方士绅重整社会秩序的一种策略。入清以后，由于朝廷禁止文人结社，以同善会为代表的一类慈善组织发展遇到挫折，渐至销声匿迹，但民间的慈善活动并未因此中断。乾隆中后期以后，善堂发展呈现出另一种风貌，可称之为“儒生化”。嘉庆以后，善堂发展又呈现出“社区化”倾向[54]。不过，朱浒对“社区化”倾向表示质疑，认为晚清时期出现了江南善会善堂向华北移植的现象，表明“那种试图通过把握‘小社区’内部脉络来分析‘大社会’的做法，未免给人以先行画地为牢之感”[55]。

    明清时期，江南地区慈善事业最为发达，王卫平对此进行了系统研究，认为明代江南地区慈善事业存在由官营向民营转移、从个别富人的义举发展到有组织的团体机构等特点。在明代的基础上，清代江南地区的民间慈善事业进一步发展，表现于民间慈善组织数量众多、种类齐全、财力充足、参与阶层广泛、活动经常等方面[56]。

    慈善组织在晚清的衍变，也吸引一些研究者的兴趣。朱英专门探讨戊戌时期民间慈善事业，认为l9世纪末，在维新变法运动的影响下，民间慈善事业不仅产生了相关的新思想，而且某些传统的慈善组织也发生了变化，诞生了许多民间公益团体，其活动内容也有异于以往单纯的慈善义举，显得更为多元化，其社会影响也较过去更为广泛[57]。周秋光考察了晚清时期中国红十字会，指出慈善也是一种社会动力，是调节社会不可或缺的手段[58]。

    2、文人结社与文化

    文人结社不仅是会社史的相关内容，也是文学史研究的重要领域，许多文学史的研究都涉及到这个问题，这里仅将文人结社与文化关系的成果简要总结。郭英德分析了明代文人结社的文化功能，认为就其自身而言，表现为深及骨髓的宗法特征和党同伐异的宗派纷争，就其与社会的关系而言，则表现为牵动时局，关乎政治，并指出明代文人结社的兴盛，无疑是明代文坛风气的产物，同时也对明代的文学面貌产生了显著影响[59]。何宗美也持类似的观点，认为明代出现众多流派和思想派别，与文人结社风气的盛行有重要的关系[60]。

    惊隐诗社是清初重要的遗民诗社，也是具有浓厚爱国精神的文人社团。谢国桢对此进行了专门考证[61]。何宗美分析了惊隐诗社文学创作的艺术风格，指出惊隐诗社的文学创作有着鲜明的遗民色彩，在清初的明遗民文学中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62]。何氏还探讨了明代怡老诗社，认为怡老诗社在明代的兴起，不仅反映了明代文化的一个侧面，而且反映了当时政治、经济背景下文人特有的生存方式和生活情趣，并对明代文学产生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影响[63]。

    复社影响于明清之际数十年社局和朝局，诸如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无不受之牵动。长期以来，学界对于复社的关注尤多。谢国桢对复社进行了系统考证[64]。何宗美论述了复社的文学思想，认为复社的文学思想不仅是其“兴复古学”思想的基本组成部分，而且是明清之际文学思想发展进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并指出复社对当时的诸多方面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领袖文坛，主宰风气[65]。

    3、香会、香社

    香会、香社与庙会紧密相联，丰富多彩的庙会促使了各种香会、香社应运而生。周谦考察了民间泰山香社，认为泰山香社源于汉唐，兴于宋代中期，到明清进入全盛时期。民间泰山香社分为三类：第一，下层人民为了生存而自发组织的纯民间香社；第二，带有浓厚官方色彩的香社，它一般由士绅发起，有的甚至直接在官方授意下成立，成为政治上和经济上愚弄、盘剥农民的工具；第三，以村或行业为单位自发组织的信仰香社。周氏认为香社发生在民间信仰与民问结社的交叉点上，纵向研究，可见我国民间信仰、结社的渊源；横向剖析，可窥见民间信仰、结社之大略[66]。刘小萌通过对较少有人涉及的清代北京旗人香会的研究，分析了香会组织、会首、会费的范围及构成问题，描述了普通旗人日常生活的一个侧面，对于理解清代民间满汉关系很有启发[67]。吴效群探讨了清代的皇会，认为皇会在香会中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不仅在于它们可以拥有帝国王朝专有的象征物品，还在于在等级秩序上它们天然地高出其他香会一等，荣受皇封成为行香走会者追逐的最高目标[68]。

    4、祭祀性会社

    赵世瑜探讨了黑山会这一祭祀组织，指出黑山会的故事说明，宦官对寺庙情有独钟，并通过寺庙与民间社会发生密切联系，成为宫廷与民间社会之间的特殊中介[69]。赵氏又进一步考察了北京鲁班会，认为鲁班会既是行业色彩很浓的祭祀组织，又是一个超越具体行业的组织。拥有共同的鲁班信仰而走到一起的不同行业组织，由于行业问独立发展和可能的利益冲突，导致了原有祭祀组织的分化，但是，从清进人民国初年的一段时间内，这种分化并没有导致祭祀组织功能完全消失及组织彻底解体[70]。赵世瑜还对华北地区的社与以社为活动单元的表演活动之间的关系作了系统研究，认为传统的社祭活动对乡村基层组织有莫大的干系，发挥了“文化社区”或“民俗社区”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着、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对抗着国家设置的基层行政系统[71]。王兆乾通过对安徽贵池社祭源流、社祭与傩仪、社祭祀圈等方面考察，认为明代池州一带傩事活动已与社祭相结合，并以社为活动中心，傩事活动始终贯穿着对宗族土地的祭祀仪式，公傩祭以社祭为依托为内核，因而贵池傩戏也是一种具有浓厚宗法色彩的“社戏”[72]。

    明清时期，徽州祭祀性会社组织较为发达，遍布城乡各地。刘淼考察了清代祁门县善和里安仁社程氏宗族的“会”组织，认为明清时代“会”或“社”在旧有传统的会社基础上得到很大发展，反映了明清时代人们各不相同的社会价值取向，指出“会”组织的主体功能是以小祭祀团体建构适宜于现实的族人群的生活圈，以祭祀形式表现出来的与神灵交往的活动，实际上反映了当时族人希图扩大其生活范围的意识与要求[73]。

郑力民以歙县孝女会为例，探讨了祠社关系和社庙结构，认为社屋是作为地方神的文化载体而存在于人们的世俗生活中[74]。王振忠通过一份社祭菜单的介绍，对徽州的春祈祭社进行了考察[75]。

三、明清会社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通过以上回顾可以看出，在众多学者的不懈努力下，明清会社研究取得了较为瞩目的成就，一些研究已经相当深入系统，涌现了许多颇有学术价值和特色的成果。但也应看到，虽然目前的研究已步入新的发展阶段，但是仍存在薄弱之处。

    第一，在国内的一些研究中还存在就会社论会社的情况，而没有能够从社会整体的角度去考察会社问题。因此，也就使得对会社的研究简单停留于一些表面现象的描述上，而难以发现更深层次的问题。

    第二，与上述倾向不同的是，在另外一些研究中又存在着随意套用其他学科概念的做法，往往使人高深莫测。借鉴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进行会社研究是无可厚非的，特别是社会学的一些概念及它的田野调查的方法，这往往能使在研究中得到意想不到的收获。但是，理论和方法不能替代研究本身，没有扎实的实证研究，所谓的新理论并无任何实际意义。实际上，新的理论框架在很大程度上主要提供新的研究视野和研究角度，完善我们的研究方法，帮助我们更加全面深入地开展实证研究。

第三，在研究内容上也存在畸轻畸重的现象，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对善会善堂、庙会及文人结社方面有较为深入系统的研究，但对经济互助性会社、祭祀性会社及军事性会社的研究薄弱，成果不多；其次，对江南、华北地区的会社研究大大超过其他地区的公社研究；再次，对会社与地方官府、会社与其他社会组织、会社与社会变迁之间关系以及会社的比较研究方面关注不够。

第四，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有机结合不够，是会社史研究方法论中存在的另一个问题。尤其是相关的定量统计，在已有的会社史研究成果中十分缺乏。目前所见比较普通的情况，大多是一种定性的研究。有些论著虽有一些统计，但主要是限于对个别地区的会与社数量的统计，这一统计尽管也有其意义，但对阐明会社的各方面具体情况并无多大作用。在研究中应分作若干方面，对会社进行具体的定量分析，特别是可以做量化分析的资料，不宜用一般的定性分析取代。

第五，资料的整理与出版尚待加强。近百年来，史学界一部分学者为搜集和编纂会社资料付出了辛勤的努力，其中包括早期外国学者通过实地调查的方式搜集资料，然后加以整理出版。这些资料的出版，特别是多种方志、文书、碑刻资料问世之后，为更多学者研究会社创造了便利的条件。历史研究最基本的前提即是史料的搜集。可以说，不同历史时期取得的会社史研究成果，都与当时相关史料的发掘、编纂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与历史学其他分支学科的资料的整理与出版相比较，会社史资料的编纂与出版仍显得比较滞后，特别是一些文书资料，由于种种原因，目前仍封锁严重，查阅不便，有些单位就连相关的收藏目录，亦多不愿向外公布，更谈不上编纂出版了。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限制了社会研究领域的进一步拓展和深化。

总之，会社问题作为考察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独特视角，对审视社会与国家之间的互动、对立以及对立中发展的演进过程，有较强的理论意义。可以预见，在未来一个时期，会社仍将是社会史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

注释：

    ①北平民国学院1937年版。

    ②李元庚：《望社姓氏考》，《国粹学报》第71期，宣统二年上海神州国光社。

    ③朱恢：《明季杭州读书社考》，北京大学《国学季刊》，1919年第2卷第2号；《明季南应社考》，北京大学《国学季刊》，1920年第2卷第3号；《明季桐城中江社考》，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20年第1本；《明季党社研究》，上海商务印书馆1945年版。

④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

⑤中国合作学社1935年版。

⑥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

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⑧《中山学术文化集刊》第26期，1980年。

⑨同朋舍1997年版。

    ⑩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⑾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⑿群言出版社2004年版。

    ⒀三联书店2002年版。

⒁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⒂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⒃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⒄安徽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⒅陈宝良：《明代的社与会》，《历史研究》1999年第5期。

⒆[2][28]陈宝良：《中国的社与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⒇(日)涩谷裕子：《从徽州文书中所见“会”组织》，《史学》第67卷，第1号，1997年；《明清徽州农村的“会”组织》，载《95’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安徽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21]王日根：《明清徽州会社经济举隅》，《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2期。

    [22][26]卞利：《明清徽州会社初探》，《安徽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

    [23][27]邵鸿：《明清江西农村社区中的会——以乐安县流坑村为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1期。

    [24]宋德剑：《试论客家民间社会保障：以众会为例》，《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29]《明清时期华北庙会研究》，《历史研究》1995年第5期；《明清时期江南庙会与华北庙会的几点比较》，《史学集刊》1995年第1期；《庙会与明清以来的城乡关系》，《清史研究》1997年第1期。

    [30]王兴亚、马怀云：《明清河南庙会研究》，《天中学刊》1995年第2、3期。

    [31]吴海燕：《豫北民间传统庙会及社会功能探析》，《新乡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第1期。

    [32]何宗美：《明末清初文人结社研究》。

[33]葛庆华：《徽州文会初探》，《江淮论坛》1997年第4期。

[34]施兴和、李琳琦：《明清徽州的书屋、文会及其教育功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

    [35]陈联：《徽州文会与徽州社会》，《文史知识》2001年第11期。

    [36]熊远报：《清代徽州地域社会史研究——境域·集团·网络与社会秩序》，东京汲古书院2003年版。

    [37]马勇虎：《和谐有序的乡村社区——呈坎》，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38]梁其姿：《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

    [39]兰金(M·B·Rankin)：《精英积极行为主义与政治的转变》，1986年。

    [40]罗威廉(Willian·T·Rowe)：《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与协调(1865—1911)》，1989年。

    [41]赵建群：《试论清代拯救女婴的社会措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4期。

    [42]熊秋良：《清代湖南的慈善事业》，《史学月刊》2002年第12期。

    [43]刘瑞芳、郭文明：《从地方志看清代直隶的慈善事业》，《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5期。

    [44]雷妮、王日根：《清代宝庆府社会救济机构建设中的官民合作——以育婴堂和养济院为中心》，《清史研究》2004年第3期。

    [45]徐越、方光禄：《清末和民国徽州民间的经济互助——以徽州文书为中心》，《黄山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46]胡中生：《钱会与近代徽州社会》，《史学月刊》2006年第9期。

[47]葛庆华：《徽州文会初探》，《江淮论坛》1997年第4期。

[48]方福祥、顾宪法：《试论明清慈善组织与会馆、公所的关联》，《档案与史学》2003年第6期。

    [49]邵鸿：《明清江西农村社区中的会——以乐安县流坑村为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1期。

    [50]夏爱军：《明清时期民间迎神赛会个案研究——<祝圣会簿>及其反映的祝圣会》，《安徽史学》2004年第6期。

    [51]刘淼：《清代祁门善和里程氏宗族的“会”组织》，《文物研究》第8辑；《清代徽州的“会”与“会祭”——以祁门善和里程氏为中心》，《江淮论坛》1995年第4期；《中国传统社会的资产运作形态——关于徽州宗族“族会”会产处置》，《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2期。

    [52]宋军：《集市．庙会与红阳教的传播——以嘉庆年间直隶顺天府通州为中心》，《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7年第2期。

    [53](日)夫马进：《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

    [54]梁其姿：《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

    [55]朱浒：《跨地方的地方性实践——江南善会善堂向华北移植》，《青年学术论坛》(2005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56]王卫平：《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民间慈善事业》，《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1期；《清代苏州的慈善事业》，《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3期；《中国古代传统社会保障与慈善事业》(与黄鸿山合著)，群言出版社2004年版；《清代江南地区的育婴事业图》，《清史研究》2000年第1期。

    [57]朱英：《戊戌时期民间慈善公益事业的发展》，《江汉论坛》1999年第11期。

    [58]周秋光：《晚清时期的中国红十字会述论》，《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3期。

    [59]郭英德：《明代文人结社说略》，《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

    [60][63]何宗美：《明代文人结社综论》，《中国文学研究》2002年第2期；《明代遗老诗社综论》，《南开学报》2002年第3期；《明代的台阁雅集与遗老诗社》，《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

    [61]谢国桢：《顾炎武与惊影诗社》，《中华文史论丛》第8辑，1978年。

[62]何宗美：《明末清初文人结社研究》。

[64]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

[65]何宗美：《复社的文学思想初探——以钱、张、吴、陈等为对象》，《中国文学研究》2004年第2期；《载酒征歌、交游文物——复社文学活动及其影响》，《社会科学辑刊》2003年第4期。

    [66]周谦：《民间泰山香社初探》，《民俗研究》1989年第4期。

    [67]刘小萌：《清代北京旗人与香会—根据碑刻史料的考察》，《燕京学报》2002年第12期。

    [68]吴效群：《妙峰山：北京民间社会的历史变迁》，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69]赵世瑜、张宏艳：《黑山会的故事：明清宦官政治与民间社会》，《历史研究》2000年第4期。

    [70]赵世瑜、邓庆平：《鲁班会：清至民国初年北京的祭祀组织与行业组织》，《清史研究》2001年第1期。

    [71]赵世瑜：《明清华北的社与社火——关于地缘组织、仪式表演以及二者的关系》，《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3期。

    [72]王兆乾：《安徽贵池的社祭祀圈》，《池州师范专科学校学报》1997年第4期。

    [73]刘淼：《清代祁门善和里程氏宗族的“会”组织》，《文物研究》第8辑。

    [74]郑力民：《徽州社屋的诸侧面——以歙南孝女会田野个案为例》，《江淮论坛》1995年第4、5期。

[75]王振忠：《徽州的春祈祭社——介绍一份社祭菜单》，《华南研究资料中心通讯》第25期，2001年10月25日。

作者简介：史五一，安徽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安徽合肥230039)

原载《安徽史学》(合肥)，2008．2．30～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