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现“成化禁书”与白莲教的关系——兼答王见川教授问题

曹新宇

摘 要：2013年笔者首次公布了1475年明“成化禁书”目录上的4种经卷,该目录的“禁书”是明代中央颁行全国的“妖书”名单,对研究明代早期的教派运动非常重要。王见川教授以该书单上另一种经卷《三煞截鬼经》的几种现存版本为例,说明民间抄本之篡改、冒用,是常见的现象,并提出应慎重对待民间经卷的真伪及断代。本文梳理包括《三煞截鬼经》在内的现存“成化禁书”,进而指出:“成化禁书”的内部线索,加上传统的版本证据,才是判断其时代与真伪的更好标准。而新发现的“成化禁书”各抄本,与《三煞截鬼经》的最早抄本,完全可以相互印证,展现了这些经卷内在的统一性。

关键词：成化禁书; 教派文献断代; 早期白莲教;

2013年笔者公布了田野调查中发现的一批民间文书。其中包括明“成化禁书”目录上的同名经卷民国精抄本4种,另有未见目录的同函抄本1种,性质相近,应为未经著录的同时代经卷。[1]上述“禁书”是都察院左都御史李宾于成化十年年底 ( 1475年1月20日) 奏请榜示天下的“妖书”名单,经明宪宗批准,颁行全国。鉴于此前学界并无公认的明正德 ( 1506—1521)之前的白莲教文献,[2]这份90余种禁书的名单,是研究明代早期白莲教运动的重要目录文献。

新发现文献出版公布后,王见川对其“关键性”的史料价值予以肯定; 但稍后指出,应慎重推断民间抄本与“成化禁书”名单同名经卷的关系。[3]他以《九莲经》,特别是“成化禁书”单上另一种《三煞截鬼经》的几种现存版本为例,说明民间抄本之篡改、冒用,是常见的现象。见川的这些看法是长期研究民间文献者的经验之谈,值得重视。《九莲经》笔者十多年前曾发表过有关研究,由于篇幅所限,对见川提出的新问题拟另文专述。这里专门讨论“成化禁书”。因为有关文献都是近年来学界的新发现,加上民间文书的背景又格外复杂,所说不妥之处,祈请方家指正。

《三煞截鬼经》与“成化禁书”的关系

王见川等学者首次公布《三煞截鬼经》 ( “杨至善、李运明重刻”本,以下略为“杨李本”) ,[4]笔者即指出该经卷与“成化禁书”目录的关系。文章发表后, 《台湾宗教研究通讯》全文转载。[5]而近年来陆续发现该书其他版本后,王见川注意到, “现存的《三煞截鬼经》并非成化禁书经目中的《三煞截鬼经》的覆刻或重刊”,可能仅借其名而已。

王见川敏锐地指出,几种版本中,要以首次影印公布的“杨李本”最早。而“民国戊寅( 1938) 滇西弥阳彭成章助刊”本 ( 下称“戊寅本”) 及“民国二十二年癸酉 ( 1933) 花月重刊”本 ( 下称“癸酉本”) 较晚。理由是“杨李本”中的四帅信仰“马赵关温”,在戊寅等本写作“马赵岳温”。这显然是受到“万历四十二年 ( 1614) 关公受封为“关圣帝君”,民间传言岳飞替补关公地位的影响”。现公布几个版本,确如王见川所说,要以“杨李本”为早出。笔者也注意到,“杨李本”通篇“寜”字,均作“寍”,应是避道光皇帝“旻寜”之讳的阙笔。这是清抄本的痕迹,而其他两种,均为民国刊本。

那么,目前能否推断早出的“杨李本”《三煞截鬼经》是 ( 或大体上是) “成化禁书”名单上的同名经卷呢? 王见川表示怀疑。因为经卷中出现“无生老母”、“云城”等词,学界倾向认为流行于万历前后。或有学者认为,“无生老母”是正德时期的民间教派创造出的神祇,而“云城”一词,早期多称“银城”。当然,民间文献的缺环很多,流变复杂,上述观点是部分学者研读民间文书的体会,并非定论。此外,民间文书中的改动、增削是很常见的,没有更早版本比对,不排除后出的抄本可能改动过某些字句。[6]

但更重要的是,首先应该明确“成化禁书”有何特点。由于文献不足,这一点是以往学界的盲点。但通过对新发现文献的研究,笔者意识到,目前公布的几种“成化禁书”,实为一个有机的整体。[7]各文本间关系密切,完全可以作统一的分析。就拿王见川置疑的《三煞截鬼经》“杨李本”为例,其中不少重要线索,就反映出这样的特点。

如果“释名”的话,《三煞截鬼经》是因经卷所载神话而来。经中说: 弥勒降世时, “释迦不满退位”,放出“三十六洞鬼”,降下种种瘟疫恶疾,引起劫变。[8]而信徒只有崇奉“弥勒”,方能祛除恶鬼。因此,经卷极为尊崇弥勒,每颂其尊号,都要“九遍九叩”。[9]弥勒还被称为“后佛”、“后祖”、“十公”。[10]经卷描绘此“后佛”形象,称其“三头六臂”、“左手执日,右手执月”; 又说: “口似朱砂牙似剑,头似法身大火轮。手执钢刀诸鬼怕,劈破邪魔万鬼惊。”这一“法相”有密教色彩,与整个经卷多杂咒术 ( 卷末专颂“佛母准提咒”) 相应,这不是万历时期教派宝卷常见的弥勒形象,显然不是明后期经卷的特点。

“杨李本”虽然也有类似民间教派流行的“三阳劫变”的说法,但并不是后期经卷常见的“过去、现在、未来”三佛,以及“青阳、红阳、白阳”三会。该经卷说过去佛是“过去七佛”,共九劫,“燃灯”掌教。接下来是“黄阳”掌教,似乎就是释迦。“黄阳”换位时,发下三灾,放出恶鬼,以应劫变。这位黄阳,对应的是“六佛”。此后接替他掌教的是“十公”,代领诸天、二十八宿下凡传会,即“末劫祖”, “十祖公”,也就是弥勒。[11]七佛、六佛、十公,特别是“黄阳教”的说法,是早期教派的特征之一。明嘉靖间创教的华北教派黄天道的教义,对此即有所继承。到清代,闽浙一带还有“黄阳教”的遗存。[12]这类反映明前期教派特征的“词汇”出现在《三煞截鬼经》里,不是偶然现象。

又如,经文中反复出现“翻天揭地搜鬼精”,或“翻天揭地细搜寻”等不常见的说法,[13]参考“成化禁书”目录,才发现一种经卷名称即作《翻天揭地搜神记》。这种词语上的一致,似乎反映二者有内在的联系。

此外,笔者发现重要证据,更直接反映出《三煞截鬼经》与其他“成化禁书”经卷的关联。“杨李本”记载了一句“暗语”,指出“末劫祖师”的出处。这几句是:失乡遭末劫,祖传无字经。答 ( 搭) 救吾门子,四牲 ( 生) 不知闻。开发九龙岗,牛钩曲藏身。普度男共女,迷人那 ( 哪) 知闻。[14]“暗语”中“牛钩曲藏身”一句,字面上殊不可解。这句话,民国“戊寅本”写作“伴经典藏身”,显然是抄经者由于字句费解而径改。但九龙岗、牛钩曲,是一对紧密联系的“暗语”,实为“成化禁书”的核心信仰之一,并非笔误。

笔者新发现“成化禁书”目录上的《照仙炉经》,开经即赞颂:有人曾见照仙炉,便是神仙下阎浮。二千五百年限至,九龙岗上拜真佛。[15]同书另有一段非常重要的预言,详述一系列神秘的“地名”。经上说:……二千五百年终,弥勒出世之日,燕南赵北,无影山前,牛跔之曲,凤凰之坡,落漉泉边,三心圣地,十号名山前,上有九九盘龙华盖,下有仙 [鸾] 飞凤之形。返 ( 迺) 崆峒山师傅目 ( 因) 无世界,至於日选下。东平西高、南阔北窄,内有七百余里,乃天地日月,用水定平,其地有九龙游戏,名是九龙岗下,鸾飞凤集,名曰落漉泉边。天地之 ( 玄)黄,人缘聚会,趓避三灾迯八难。其地无远无近,无高无下,南占赵北,在天金牛宫,在地邯郸。又曰玉仙宅。[16]上述两段都是预言,开宗明义,都说“九龙岗”是末劫来临,“真佛”弥勒的降生之地。第二段预言略有抄写讹误之处,但整段话文意清晰。大意说: 崆峒山师傅 ( 即民间教派所说“阿弥陀佛”) ,在未创设天地之前,就选下方圆七百余里一处圣地。准备未来劫变,弥勒出世时,众位信徒前往避劫。经卷中地名“南占赵北”,有抄本也作“燕南赵北”。其地理方位,上应“金牛宫”,下为邯郸。但具体之处,至为神秘,“无远无近、无高无下”,大概只有信徒才能看到。而“隐语”所说的“无影山前,牛跔之曲,九龙岗下,落漉泉边”,就是“圣地”中的具体地名。

同书又有一段预言,称弥勒菩萨曾令弟子文鸾菩萨、火圣菩萨、月光菩萨,各统领神兵等候“时年”。“直至二千五百年出世子 (之) 时,西南有一贤人,身穿青衣,骑青马,打青旗,执定青号,掳入中心地上,无影之山,落漉之泉,凤凰之坡,无木桥边,一条大涧,六道深沟,三心圣地,十号神山,昆仑顶上,透仙宅中,此处立银城一座七百里,召集贤人,南阎浮世,九十二亿皇胎子女,实善男子,敬信之女,趓三灾迯八难,九龙岗上,红莲下,参拜十代明王。”

综合这四段预言可以看出,“九龙岗”、“牛跔曲”等地,实际上就是整个教派神话中七百里“银城”的位置,即民间教派所说的末劫时分“避难圣地”的所在。届时信徒投奔“九龙岗”,方可参拜“明王”。[17]

弄清这一点,《三煞截鬼经》“杨李本”内无法释读的“九龙岗”和“牛钩曲”等字句,便可迎刃而解。显然,“杨李本”中的“牛钩曲”,就是《照仙炉经》所说的“牛跔曲”。[18]

再者,上述《照仙炉经》还称: 有“三十六鬼王”,曾随佛下生东土,劫后还要返回“焰魔天宫”。[19]一同下界的,还包括众比丘、神将、九曜、二十八宿,甚至儒家七十二贤。[20]关于“三十六鬼王”,下面有一段韵文对其做了进一步说明。经文道:天宫诸健将,下界降阎浮。三十六洞鬼,投降在门户。浮生宫眷属,日夜喰儿女。斗米价千钱,饥饿难行步。[21]可见, “三十六鬼王”即“三十六洞鬼”,诸鬼下界侵害众生,都是劫数所定。《三煞截鬼经》神话母题的源头至此分明: 末劫时分,上天派下三十六洞鬼在东土引发灾难。而且通过新发现“成化禁书”《照仙炉经》对这一神话意旨的交代,整个脉络更加完整: 三十六洞鬼在劫数来临,被派出祸害人间。而交劫过度之后,它们还会被天所收,返回天宫。

“成化禁书”的档案线索

“成化禁书”《明实录》收录其全目。明人余继登《典故纪闻》[22]、朱国祯《涌幢小品》亦存其目,李世瑜《宝卷综录》 ( 1961年) 转录《涌幢小品》,这一目录始为学者广知。[23]但《涌幢小品》称: 都察院左都御史李宾奏请录出“妖书”,为成化年间明廷查办山西崞县王良、李钺一案所得。其说大谬! [24]因为李宾奏准榜示妖书,事在成化十年十二月 ( 1475年1月) ,而李宾上奏原本,存于明代官书所录出刑部 档案之副 本。题本原文 明确指出: 妖书目录 是成化八 年( 1472) 、十二年 ( 1476) 审结于福全、陈福礼二起案件中录出。而山西王良、李钺一案,已经到了成化二十三年 ( 1487) ,[25]朱国祯张冠李戴,为“妖书”谱系,埋下一桩公案。王良、李钺案与嘉靖初年震惊朝野的李福达 ( 张寅) 案关系密切,在明代教派历史上关系匪浅。但这个错误,现在仍被学者沿袭。[26]

李宾的题本 ( 成化十年十二月十二日) ,为《皇明条法事类纂》“刑部类”收录,据载:

山东道呈准锦衣卫镇抚司手本开: 问得犯人陈福礼,招系山东兖州府济宁州民。景泰年间,因避差役,带男陈益逃移,四散潜住,收集各项妖书,令陈益用朱墨誊画“银城图样”、并龙凤朝章、勘合,上填“延龙元年”名号,妖言惑众,骗钱使用。成化八年,到于柏乡县民人马文斌家住歇,收到逃民刘恭,跟随使用,在彼同住三年。陈益看得妖书精熟,起谋逆心,用铁铸成“孙子隐形”印,木刻“韩信安营”印、“孙膑干水”印、“定身”印等六颗。又用黄白等绢做成旗号、小幡,并做“休粮药丸”等件。但人将钱拜投,福礼不合惑说: “后有朝章、勘合的,跟入倒马寨聚会,不愁没饭吃。我今见有绝食丹药,服一丸,饱四年日。”马文斌不合听惑拜投,给与朝章、勘合、妖书等件。成化十年三月,恐怕事发,又到赞皇县民人安长家,亦不合容留住歇讲论。……有男闻知,邢台县灵霄寺私自披剃为僧人赫元贞上山拾柴,赶蛇到崖下,见石匣内有《刘太保天书》三本,一向寻访。本年九月内,寻见赫元贞,同到下处。福礼指元贞说: “西南一窝狗,燕南趋北来,合口又赫府,神附赫元口。”出恶逆妖言。彼有余丁范俊,亦被福礼等惑动,给与朝章、勘合。陈益又令赫元贞等黄道日跟随上寨,祭赛旗印,又用木做七星飞剑一把,要行用铁打造间,致被范俊来京报锦衣卫行事人捉送到卫,追出《翻天揭地搜神记经》等项妖书,龙凤勘合、朝章,并“休粮药丸”等件。……犯人陈福礼等敢回往妄捏写妖书,造成“龙凤勘合”,煽惑人心,设立坛场,伪称年号,私造印信,谋为不轨,法难宥死。及查得节次问过妖书、妖言人犯,多系河间等府并山东地方民人。……今陈福礼亦系彼处民人,行妖言煽惑众。诚恐军、卫有司不体朝廷悯生民之意,将所降圣旨榜文奉行未至,山野小民一时不得周知,遭罹刑宪。乞敕都察院,查得前项榜文,备将妖书、勘合、图本等件,开载于榜,通行直隶等处巡按监察御史,着落军卫有司,照式翻刊,于市镇乡村道店屯堡处张挂,晓谕军民人等遵守等因。[27]

此本奏准之后,左都御史李宾又将都察院最近奏准另一案,即成化八年锦衣卫镇抚司查获直隶东光县民刘通从山东武定州于福全处所得《九龙战江神图》、《通天玩海珠》等项“妖书”,一并奏请榜示天下。[28]后开列二案“已发各项妖书、图本等件”90余种。日后各种明代官书、笔记所记“妖书”目录,即源于此。[29]

李宾题本因是“原奏”,更多地保存了“成化禁书”的珍贵信息。题本中所谓“银城图獉獉獉样獉”、“朝章獉獉”( 璋) 、“勘合獉獉”,均为“朱墨誊画”,极可能都是单张的图,因此开列“妖书”名单上称: “‘朝章’十四张、‘龙凤勘合’二十八张”; 而这些内容,在明廷正式公布的“妖书”榜上都作省文,仅列名目而已。[30]从名单上可以判断,类似的单张符咒、图本,还应包括“朱书符式”等。

民间教派的“银城图样”实物,笔者最近已经公布一例。[31]而其他图本,上述“成化禁书”《照仙炉经》也有记载。经文说:佛又曰: 三心圣地,十号山前,四蛮付 ( 八) 国,两宫来间,立起天堂,青幡为号,红票为信,此建三阳大会,有阳神关,金楼玉殿上,各神祇台位,以南阎浮世九十二亿皇胎之子,信心之人,能持五戒十善之人,都赴九阳关上,有健将神君,各问功凭獉獉、印信獉獉、勾獉筹獉、朱獉[书獉] 符式獉獉,圣曲獉獉( 典獉) 神经獉獉、朝璋獉獉、如意獉獉。上有神兵健将诸仙佛子把守,勘合相同,直过九关。有轗天王衣 ( 依) 于安阳门上,神霄台谢。时之 ( 文) 鸾菩萨检验,圣典[不] 差,即登品极,位列天宫。[32]其后又说:净庄严王佛言曰: 菩萨你如何不知,南阎浮世界,东土九十二亿皇胎之子,孝顺儿孙,皆在人间知法受戒受偈,神经圣典上中下三卷,八百玄文,有: 朱书符式獉獉獉獉、印信獉獉、勾璹獉獉、獉璋獉、如意、香花、净水、素食祭献高真上圣,各家门首宅上,悬挂白虎神幡一只,神光结成万像,华盖上冲天府,或显紫务 ( 雾) 神光之色,诸邪恶鬼,见者远离,并不敢为殃害也。[33]对比李宾题本与新发现的“禁书”抄本《照仙炉经》的内容,即可知前述明廷查抄到的“勘合、朝璋、朱书符式、银城图样”等符咒、图本的意义。而这些符咒图本,都是末劫时年,信徒们赶赴“银城”避劫的“信物”!

李宾还提到一种绝食丹药“休粮药”,在成化初年的妖书案中屡屡发现。除上文陈福礼传有“休粮药”丸之外,嘉靖年间北方又查获有散发“休粮药”( 省粮药) 的情况。明人笔记称:( 嘉靖) 四十三年,京中白莲教有逆谋。其党执伪告身二卷、省粮药一包首之。首揆徐存斋闻之兵部杨虞坡,以兵往。北人皆奉此教。传有飞刀、飞枪之法,无敢前者。徐之家人与原首人挺身往,乃就缚。[34]与成化妖书案当中陈福礼案的情况类似, “休粮药”常常被当做“妖人”案的物证,而遭到收缴。这种药丸在明代教派活动中之常见,由此可见一斑。

休粮药,又称“省粮药”,早在唐人修炼术中,即见以此辅助绝食辟谷。宋代医家,有以“铁脚凤尾草蒸黑豆”配制“休粮药”方子。[35]明代教派活动中的“休粮药”,似与内丹修炼有关。但其具体如何,学界不得其详。而在《照仙炉经》中,亦有休粮药方,不仅有制造方法,而且指明其用途,专为“同坛一会”的信徒所备。经中记载:尔时净庄严王曰: 欲要卫身除灾,于太平之年安乐之日,先制造金蜂丹药,神符妙饵,可免其饥寒也。轗天王曰: 用何法物以制造? 净庄严王曰: 取七月中元日米一升,煮成熟饭,祭佛以 ( 已) 毕,于净器盛放阴干。下元日取米一升,煮成熟粥,祭佛以 ( 已) 毕,放净器内阴干,与中元米饭相合一处,到来年上元日,取黑豆一升煮熟,祭佛以 ( 已) 毕,与二元日米饭相合一处,于五月五日,七姓童女七个,面朝东,捣一千杵为末,炼蜜为丸,如相子大,阴干与瓷器内,放在大限之年用之,一人服一丸,一百日不饥。若教南阎同坛一会之人服之,亦复如是。若服二丸,二百四十日不饥。若南阎浮大德贤良之人,太平之时治此神丹,元旦食之,除百病,去千灾。发白又黑,返老还童。九九服之,加入丁香、沉香、白耳、松香各七钱,久服之人,寿活千岁。一年喰之,一年无病。二年喰之,二年无病。年年喰之,年年无病。若久服之人,遇大雪大 ( 不) 冷,炎阳不热,刀兵不能伤害,鬼神千里避之,毒虫恶兽不能害,一切邪魔并不敢 [侵],入身千军万马,如无人之境也。[36]

而从最新刊布的文献来看, “休粮药”这一传统,似乎在华北民间教派当中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从上述档案线索和民间文书的互相印证中可见,新发现《照仙炉经》等经卷,很大程度上就是“成化禁书”的原抄。

“成化禁书”与白莲教的关系

明代档案、官书等史料记载表明: 成化年间山东、直隶等华北地区出现一股不小的“妖书热”。早在明代成化五年 ( 1469) 审结的案件中,就有山东民人刘得云 ( 卖药为业) ,曾把孔景顺传给的“《金璋紫绶》等书,及龙凤勘合、符印,与州人传观,谓人藏此能免灾难。”[37]甚至明廷榜示“妖书”目录之后,这场运动仍在暗中继续。成化十二年 ( 1476) 李子龙内府传教被诛一案再次揭出,军匠杨道仙在太监当中传徒,并暗地发放“伪朝章、勘合、并勾筹、符印”。[38]

上述记载都说明,这些“勘合”、“勾 ( 钩) 筹”辗转流传,渊源甚早,并非始于成化时代。只是在成化十年前后,出现了泛滥的态势。前揭李宾题本中也称: 山东兖州民人陈福礼所收集的各项“妖书”,是“景泰”年间 ( 1450—1456年) 之事。[39]

这些符咒图本,似乎长期在民间潜行。清乾隆年间直隶官方收缴的教派经卷中,再次发现了类似的“玽璹、半印”。[40]而当时更多的案卷当中,将此种“勘合”、“玽璹”称为“三角真印”。此次笔者公布的多件清乾隆时期黄天道帛书,即保存了这些符咒图本的原貌,其形制与清代档案记载吻合。根据我们实地调查发现,华北地区的这类“符咒”,一直延用到20世纪40年代。

限于文献不足之故,学界虽然认识到“成化禁书”目录在民间宗教文献学上的重要性,但总体上,这方面的研究尚处于目录研究阶段,[41]甚至在如何点校这份禁书目录方面,学者也无共识。王见川称,笔者最新刊布经卷中,《聚宝经》、《照贤经》等,已有同名经卷著录公布,[42]但检视其所刊印几种影本,可知其本晚出,例如: 其中《照贤经》已被清末民初九宫道大量篡改。[43]但民间抄本内在联系,往往不绝如缕,如有研究者将有关各本细致对照,将必有所得。最近的田野调查,印证了历史档案的记载,也见证了民间教派文献惊人的延续性。民间文书虽然没有传统文献学意义上的“定本”,但通过学界同仁不断努力,挖掘抢救珍贵的文献,我们同样可以在民间文书充满改动的断裂性表象之下,探索其顽强的延续性特征。也许随着学界越来越重视对民间文献的发掘整理,明前期,甚至更早的白莲教研究,终将出现新的局面。

注释：

[1]参见拙稿《新发现的重要明清秘密宗教文献:代导言》，载曹新宇主编:《明清秘密社会史料撷珍·黄天道卷》第1册，台北:博扬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13年。这批文献发现的概况，参见拙稿:《明清民间教门的地方化:鲜为人知的黄天道历史》，载《清史研究》，2013年第2期。

[2]如路工先生所藏《佛说皇极结果宝卷》内题“宣德五年”(1430)刊本，有较多的关于白莲教组织、神明的描述，而且与清档所藏清乾隆年间查抄到的《立天卷》有密切的联系(见Daniel Overmyer，Precious Volumes: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Sectarian Scriptures from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Co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pp．50—91;及曹新宇等著:《中国秘密社会》第三卷《清代教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8—27页)等等。李世瑜先生最初相信这个“宣德五年”刊刻年代，但后来公开否定自己先前的观点;见《〈宝卷辑本〉导论》，载氏著《宝卷论集》，台北:兰台出版社，2007年第55页;对几种带有早期年代款识的宝卷的“辨伪”，参见车锡伦《中国宝卷研究》，桂林:广西师大出版社，2009年，第506—518页。

[3]参见“王见川序言”，载《明清秘密社会史料撷珍·黄天道卷》;以及氏著《民间宗教经卷的年代及真伪问题———以〈九莲经〉、〈三煞截鬼经〉为例》。

[4]王见川等主编:《明清民间宗教经卷文献·续编》第2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2005年。

[5]拙稿《从非常态到常态历史:清代秘密社会史近著述评》，《清史研究》2008年第2期;及《台湾宗教研究通讯》第九期，台北:兰台出版社，2011年，第213—226页。

[6]罗教祖师罗孟鸿自述曾念八年“无生父母”(或“无生老母”)，显然这个概念在民间的流行，并不始于正德;银城之说，早在唐代即有记载，目前并无文献证明民间何时改称其为“云城”。关于银城、云城最新的研究，参见拙稿:《明清民間教派の“避劫銀城”》，载武内房司编《戦争·災害と近代東アジアの民衆宗教》，东京:有志舍，2014年。

[7]李宾奏请将查抄到的“妖书”榜示天下，是成化年间华北“妖书案”浪潮的反映，案发地集中在直、鲁等地。

[8]《明清秘密社会史料撷珍·黄天道卷》第2册，第419页。

[9]《明清秘密社会史料撷珍·黄天道卷》第2册，第416页。

[10]《明清秘密社会史料撷珍·黄天道卷》第2册，第417页、418页。

[11]《明清秘密社会史料撷珍·黄天道卷》第2册，第408—409页。

[12]曹新宇等著:《中国秘密社会·清代教门》，第268页。

[13]《明清秘密社会史料撷珍·黄天道卷》第2册，第411页及421页。

[14]《明清秘密社会史料撷珍·黄天道卷》第2册，第420页。作者标点，()内为改正讹误的文字，［］内为增补文字。下同，不另注出。

[15]《明清秘密社会史料撷珍·黄天道卷》第2册，第167页。

[16]《明清秘密社会史料撷珍·黄天道卷》第2册，第168页。

[17]由于文献不足，史学界对元末白莲教“明王出世”起义口号的来源，一直聚颂纷纷。此处以末劫时分，明王“九龙岗”上以待信徒，可备一说。

[18]笔者文献调查中所见的其他民间抄本中，“牛跔曲”还有“牛玽曲”、“牛拘曲”、“牛齟曲”等写法。

[19]《明清秘密社会史料撷珍·黄天道卷》第2册，第167页。

[20]七十二贤下生，具有民间“儒童菩萨”的信仰特征。而儒童菩萨以及上述“月光菩萨”(又称月光童子)，是敦煌遗书当中“弥勒救世”教义的明显继承。

[21]《明清秘密社会史料撷珍·黄天道卷》第2册，第177页。

[22]余继登著，顾思点校:《典故纪闻》，卷15，中华书局，1981年，第266—267页。点校者“禁书目录”与笔者断句略有不同。

[23]李世瑜先生据《涌幢小品》将这份目录点校为88种。后车锡伦先生转录李说。参见李世瑜《宝卷综录》，中华书局，1961年;车锡伦《中国宝卷总目》，燕山出版社，2000年。

[24]朱国祯:《涌幢小品》，中华书局，1959年，第765页。

[25]《钦明大狱录》，缪氏艺风堂藏明抄本(哈佛－燕京图书馆善本部收藏)，上卷，《都察院题为劾武职重臣恃势嘱托重情罪犯事》。

[26]如车锡伦《中国宝卷总目》，燕山出版社，第382页。

[27]《皇明条法事类纂》卷32《刑部》类，载杨一凡主编:《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丛书总主编:刘海年、杨一凡)乙编第五册《皇明条法事类纂》(卷26至卷50)，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242—243页;引文中着重号系笔者所加，下同。

[28]杨一凡主编:《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乙编第五册《皇明条法事类纂》卷32，第243—245页。

[29]《明实录》的妖书名单与题本略有不同，见《明宪宗实录》卷136，成化十年十二月甲午。

[30]另外，朝璋与勘合，形制一定最近，李宾题本上也有称“龙凤朝章、勘合”的情况。见杨一凡主编:《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乙编第五册《皇明条法事类纂》卷32，第246页。

[31]参见拙稿:《明清民间教派の“避劫银城”》。

[32]《明清秘密社会史料撷珍·黄天道卷》第2册，第169页。

[33]《明清秘密社会史料撷珍·黄天道卷》第2册，第171—172页;勾璹，或写作钩筹，玽璹。

[34]朱国祯:《涌幢小品》卷32，第769页。

[35]王介:《履巉岩本草》，收休粮药方:“铁脚凤尾草:性温无毒，即休粮药，每用同黑豆蒸熟，拣去凤尾草，每食五七粒后，终日自然忘食。”载《续修四库全书》，第099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15页。

[36]《明清秘密社会史料撷珍·黄天道卷》第2册，第174—175页。

[37]《明宪宗实录》卷66，成化五年四月庚辰。

[38]《明宪宗实录》卷157，成化十二年九月乙酉。

[39]《皇明条法事类纂》卷32，第242页。

[40]乾隆二十八年四月十三日兆惠奏折附供单及查抄经卷清单，《历史档案》1990年第1期。

[41]以往中文有关研究，主要还在李世瑜《宝卷综录》的影响之下。而西方唯一一篇讨论该目录重要性的文献，只有田海 ( ter Haar) 的 一 篇 书 评，见 Barend J．ter Haar，“Review to Precious Volumes: 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Sectarian Scriptures from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by Daniel L. Overmyer，”T’oung Pao 通报，Second Series, 89 ( 2003) : 204．

[42]王见川、宋军、范纯武主编:《中国预言救劫书汇编》第5册。

[43]例如，该民国抄本《佛说照贤经》记载“大清国有九头一十八尾，末后绪小主”;以及“五台山李向善”为“末后收元准一家”等语。见王见川、宋军、范纯武主编:《中国预言救劫书汇编》，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2010年，第5册，第448—451页。

主要参考文献

［1］曹新宇等:《中国秘密社会》，第3卷，《清代教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

［2］曹新宇:《从非常态到常态历史:清代秘密社会史近著述评》，《清史研究》2008年第2期，亦载《台湾宗教研究通讯》第9期，台北:兰台出版社，2011年，213—226页。

［3］曹新宇:《明清民间教门的地方化:鲜为人知的黄天道历史》，《清史研究》2013年第2期。

［4］曹新宇:《新发现的重要明清秘密宗教文献:代导言》，载曹新宇主编:《明清秘密社会史料撷珍·黄天道卷》第1册，台北:博扬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13年。

［5］曹新宇编:《明清秘密社会史料撷珍·黄天道卷》7册，台北:博扬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13年。

［6］曹新宇:《明清民間教派の“避劫銀城”》，载武内房司编:《戦争·災害と近代東アジアの民衆宗教》，东京:有志舍，2014年3月。

［7］车锡伦:《中国宝卷研究》桂林:广西师大出版社，2009年。

［8］车锡伦:《中国宝卷总目》，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

［9］《皇明条法事类纂》卷32《刑部》类，载杨一凡主编:《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丛书总主编:刘海年、杨一凡)乙编第5册《皇明条法事类纂》(卷26至卷50)，北京:科学出版社，1994年。

［10］李世瑜:《宝卷综录》，上海:中华书局，1961年。

［11］李世瑜:《〈宝卷辑本〉导论》，载李世瑜:《宝卷论集》，台北:兰台出版社，2007年。

［12］《钦明大狱录》，缪氏艺风堂藏明抄本(“哈佛－燕京图书馆”藏)。

［13］《明宪宗实录》，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

［14］王见川、宋军、范纯武主编:《中国预言救劫书汇编》，第5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2010年。

［15］王见川等主编:《明清民间宗教经卷文献·续编》第2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2005年。

［16］王介:《履巉岩本草》，《续修四库全书》，第099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17］余继登:《典故纪闻》，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18］朱国祯:《涌幢小品》，上海:中华书局，1959年。

［19］Overmyer，Daniel ( 1999) ． Precious Volumes: 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Sectarian Scriptures from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Cambridge，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ter Haar，Barend J． ( 2003) ． “Ｒeview to Precious Volumes: 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Sectarian Scriptures from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by Daniel L． Overmyer，”T’oung Pao 通报，Second Series，89: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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