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沦陷时期的民间宗教和秘密结社的产生、兴衰与当时东北的社会环境、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息息相关，有着非常复杂的相互作用关系。民间宗教和秘密结社对东北沦陷时期政治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民间宗教和秘密结社成为或明或暗的政治斗争的工具，而民间宗教和秘密结社的盛衰也往往受当时政治形势的直接影响。在社会斗争、民族矛盾激烈复杂的形势下，东北的民间宗教和秘密结社因地方差异在政治倾向上出现明显的不同，有的地方民间宗教兴盛活跃，成为抗日救国的有生力量;有的地方保持民间群众团体的属性成为社会的进步势力;有的地方完全成为日伪反动当局所利用的工具。但是大部分民间宗教和秘密结社遭受当时日伪政权的镇压和打击，逐渐走向衰落。

东北沦陷时期民间宗教和秘密结社的状况

民间宗教是宗教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一般民众的民间信仰而生存。普通民众处在等级社会的最下层，承受着社会最大的苦难，忍受各种压迫和剥削，而又看不到任何现实的光明前景，不能不到宗教里寻找精神寄托和归宿。然而，他们又没有接受教育的机会，难以领略正统宗教中的玄机妙理，因此他们的信仰庞杂而易变。民间宗教祭祀的神灵包括天神祖灵、佛祖菩萨、老君吕仙、各种自然神、人物神、器物神、职业神以及野鬼杂神，凡是从事生产活动、进行年节庆典、有关人生礼仪等，都加进了鬼神祭拜的内容，从而形成浓厚的民间宗教风俗。民间宗教有广大的信徒人口，往往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有求诸神皆烧香。民间宗教之中，无组织的便是民间宗教风俗，有组织的便是各种民间教门，因民间教门在历史上经常受到统治者和宗法性传统宗教的压制和排斥，而往往成为秘密结社。

民间宗教在历史上受到高压，它的活动常常同社会下层反抗运动联系在一起，曾经成为社会改革和下层反抗运动的旗帜和组织活动方式，其中的一部分转化为秘密结社。大多数秘密结社是在政治压制、经济形势严峻、民族矛盾上升的情况下，由下层民众组成党徒而形成的，往往在地下策划秘密的暴力行动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辛亥革命以后，由于国家事实上没有一个统一的政权，加之军阀混战，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压制民间宗教存在和发展的上层阻力有所减弱。各种社会势力和外国侵略者根据自己的需要对民间宗教和秘密结社加以利用和控制，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有利于民间宗教和秘密结社发展的政治环境。日寇入侵、社会动荡，经济危机、民生凋敝，使东北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民众依靠民间宗教自信自救的需要比以往更加强烈，这又扩大了民间宗教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基础。因此，民间宗教和秘密结社在东北沦陷时期有所膨胀和发展，加快了旧教派的分化和新教派的出现速度。其中，既有热爱祖国、维护统一的，也有勾结日伪势力、进行分裂活动的，从而造成民间宗教和秘密结社的政治复杂性。

东北沦陷时期的民间宗教性组织和秘密结社主要有:在理教、青帮(在家里)、红枪会、道院、同善社、一贯道、大刀会、万国道德会等。

1. 在理教。

在理教脱胎于道教，又称理门、理教、理善会、白衣道、八方道等。创于清初，创始人杨来如，教内称为杨祖(或羊祖)。在理教遵循的公理是“儒释道三教之理”，即所谓“奉佛教之法，修道教之行，习儒教之礼”。在理教在思想上将禅宗的澄心、道教的炼气和阴阳五行学说结合起来，注重人的修身养性，强调清静内观，可谓是一种心性之学，成为戒烟戒酒诸戒律的理论基础。戒律有八条:一不吸烟，二不饮酒，三不烧香草，四不焚纸帛，五不拜偶像，六不吹打念唱，七不书写符咒，八不养鸡猫犬。其中以戒烟戒酒为修身之先，最为严格。在理教在清末民国盛行不衰，形成全国性规模，主要原因是主张和实行戒烟戒酒，符合劳动人民的愿望。1933年初，全国性的领导机构“中华全国理教联合会”成立，信徒总数约为500万。当时东北地区约有300多个在理教公所，由北平总会统辖，1933年11月在日伪政权授意下脱离北平总会，分裂出来，在新京(长春)成立了伪满洲总会，管辖东北各地分会。

2. 红枪会。

红枪会是民间宗教性的农村农民自卫组织，民国5年最先出现在河南省，其后非常迅速地流行在山西、河北、山东等地。红枪会崇敬红色，故常着红头巾，持红缨枪，系红飘带，以示吉庆。红枪会的基本成员为有家业的中小农民，不脱离生产，不离开家乡，而无业、盗窃、奸淫、吸毒者，一概不许参加。入会者要通过一定的宗教仪式，要斋戒、沐浴，练功练武100天，老师授予护身符，会员礼拜念咒后，焚符和水吞下，并苦练出一身过硬功夫。红枪会所敬奉的神灵十分庞杂，不同地区也有诸多差别。东北地区的红枪会承袭山东地区的敬奉特点，继承义和拳组织系统，又采用八卦编列组织，分8门传授。各门又分文武团部，设文武传师，文管传道文事，武管练兵打仗。经过中国共产党的教育整顿，红枪会明确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的政治目标，成为一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力量，抗日战争中，红枪会发展为拥有数百万众的武装抗日力量，他们在“抗日高于一切”、“保卫家乡”的口号下，奋勇杀敌，立下了不灭的功绩。红枪会大部分成员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的骨干力量。使日伪政权提及“红枪会”便恼火不已。但是红枪会内由于农民的分散落后性及成员的混杂，也有乱打乱杀的现象发生，不能一概肯定，但基本倾向是好的，保持了中国民族农民的良好本色。

与红枪会相关的农民自卫团还有大刀会、小刀会、八卦教等。民国17年这些民间宗教团体进入东北，在通化、集安、宽甸、恒仁等地开始流传。辽宁省庄河县的大刀会(由山东招远县逃避而来的“红枪会”数十名人员组建的)于1932年春成立，因大刀会会员武艺高强，纪律严明，虽然宣传刀枪不入，带有浓重的迷信色彩，但是其“天上不吃雁鸽鸠，地上不吃狗骡马驴牛，吃素不吃荤，金银财宝不爱”的规定，在一定意义上迎合了当时的民众心理，对收引和组织民众加入大刀会有着很强的号召力，也容易唤起和激发民众爱国抗日的血气之勇。半年时间，会员发展到3 000多人，总团下设10个分团。大刀会在与日伪侵略者的斗争中，控制并占领了庄河县1/2地方。在日本关东军多次发兵讨伐中，巧妙地与侵略者周旋斗争，1932年冬季，大刀会击毙了日军靖安游击联队长森秀树陆军少将，在东北抗日战争历史上，增添了辉煌的一页。兴京地方的大刀会，以王彤轩为首领千余人与部分朝鲜革命军及当地农民自卫队联合，1932年3月成功地阻击兴京县日本侵略者，并乘胜占领了西永陵街、木奇、黑牛、上夹河等城镇。此后，中朝紧密合作，共同对敌，连续打击日本侵略者。据不完全统计，从1932年4月至7月，大刀会等联合抗日武装，在兴京、抚松、通化等进行了十余次战斗，给日本侵略者以很大打击。黑龙江地区的大刀会、红枪会自伪满初期以来，一直是抗日救国的进步民间组织，不断地骚扰驻地的日伪侵略者，使当时的日伪政权极为头痛。1936年阿什河、绥芬河、宾县等地区的大刀会和红枪会加入了赵尚志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成为一支抗日救国的重要力量。

3. 青帮(在家里)。

起源于清朝雍正和乾隆时期，与康熙十二三年(公元1673、1674年)企图恢复明朝的吴三桂等组织的哥老会有渊源关系。青帮的活动由一个被称为老师的首脑人物指挥，有着十分严格的帮规。入会需要履行十分庄严的手续，有十大帮规。青帮是最大的秘密结社，上海是青帮的总部。“九·一八”事变前官吏、军人、商人等加入青帮的不少，而且由于在全国联系广泛，所以势力十分强大。东北地区把青帮称为“在家里”。青帮和在家里的祖师爷相同，都是罗祖。“九·一八”事变后，青帮的组织内容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家里”的活动逐渐转入地下，后来成为一个秘密结社，东北地区以哈尔滨的会员数最多，奉天(沈阳)、新京(长春)、吉林以及大连、营口、安东等地各有3 000名以上的帮众。日伪时期，商人、官吏、教育工作者、军人以及富豪入会者逐渐减少，大部分帮众是下层民众，东北地区的会员数约为30万人。日本侵略东北后，青帮趋炎附势，随波逐流，为反动的国内外敌人所利用，变为反动的力量，不但充当过国民党特务的外围，并且当了日寇的汉奸工具，即使有某些好的表现，也只是个别人的问题，而不是青帮本身有什么好的政治指导作用。1931年2年2月，在日伪当局操纵的大连东亚佛教会的名称下，青帮建立了一所学校，协助日本侵略军，宣扬佛教化的主张和“皇道教化”，企图“教化”大批中青年为日伪政权推行“王道乐土”服务。嚣尘至上，当时的会员达到2 000名。同年7月，日伪政权为进一步强化殖民意识，指派大连地区的“在家里”代表以及随员赴日，进行所谓的参观学习。因地区差异，南满地区的青帮受日伪政权的控制，已成为奴役工具;北满地区的青帮组织虽然弱小，但还有比较强的反日倾向，如依兰、呼兰、牡丹江等地的青帮开展了一些秘密的抗日活动，因此遭到日伪政权的镇压打击，逐渐衰落下去。

4. 道院。

起源于民国5年，山东省滨县知县吴福林用乩示来判定公私一切事物，相信神灵的威力，从而因为相信降灵术而产生一个新的民间宗教，并迅速地传播到各地。号称有信徒300多万，在东北就有80多个道院，信徒达到6 000人以上。在东北，民国11年6月，张作霖政府的要员谭国恒在奉天设立了道院的满洲总院以及红卐字会远东总会。谭国恒在张作霖手下历任秘书长、教育总长等，政治地位很高，这有利于传教，因此，当时有很多达官富豪等社会上层人物入教，如许蓝洲、马龙谭、张海鹏、张景惠、熊希龄等军政界巨头。满洲总院作为道院的中心在东北各地大力开展工作，设立分院，在新京(长春)、吉林、哈尔滨等地设立了分院。第二年在承德、营口、安东、大连等地设立分院，其后数年间在全东北设立了30多所分院。日本大正13年(1915年)在神户创立了道院，在东京创立了东京总院。日本人认为，道院和日本的大本教在教义上有相吻合之处，因此，采取积极培植、充分利用的政策，并于1928年在东北的沈阳市由日本大本教的人类爱善会和道院签定了成立世界卐字会的协议。成为配合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东北地区的反动民间文化组织。“九·一八”事变后，在1934年2月，东北地区道院在日伪政权的操纵下，中断与中国道院总部的联系，成立了伪满洲总院，在长春市设立伪满洲总行主会，成为日伪政权控制的一个独立的民间团体。伪满洲道院在“九·一八”事变中，充当了日本侵略者的急先锋，为侵略者大肆鼓噪、宣扬，并组成了所谓救济队，自称救助难民，并作为组织者与当时东北的20余个所谓“慈善”团体联合组成维持会，为建立“满洲国”而大效犬马之劳。伪道院得到日伪当局的大力扶植，完全成为日本侵略者的宣传工具、传声筒。尽管如此，在北满地区道院的秘密组织中，还有一些抗日活动，因此受到日伪当局的严厉监控和镇压，北满地区的道院组织逐渐衰落和消亡。

世界红卐字会与道院密切相关，是道院所谓的修炼“外功”的机关，以从事所谓“慈善、博爱、教育”等社会活动为由，积极协助日伪政权推行殖民文化政策。东北地区以沈阳道院为东北主会。

5. 同善社。

先天道支派，活跃于民国时期，创始人是彭汝珍，该教崇拜无生老母，宣传“用儒教礼节，做道家工夫，而证释教果位”。1917年同善社经北洋政府批准成立总社。到1923年，各地均有省级组织。由于北洋政府的支持，一批军政官吏、地主豪绅纷纷入社，但社众大多数仍然是农民，号称拥有道徒3 000万。“九·一八”事变后，1931年日本侵略者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同善社表示拥戴溥仪，要为溥仪入关复辟效力，得到伪满洲皇帝的嘉奖。同善社还与日本关东军的特务机关勾结，训练信徒等候日本侵略者的调遣，充分暴露了其反动嘴脸。

6. 一贯道。

一贯道发起于清末，创始人王觉一。一贯道在民国时期势力发展较快，不仅形成一整套组织系统和宗教形式，而且教徒众多，势力遍及全国。1937年“七·七”事变后，其头目张天然投靠日寇，成为日伪政府的“外交顾问”，并吸收大汉奸楮民谊、周佛海等入会，积极配合日寇的侵华政策，向道徒宣传日寇的“王道乐土”、“东亚共荣”等，以图消蚀人民的抗日意志，甚得日寇的赏识。因而在沦陷区取得合法地位，并得到日伪政府的积极支持和大力扶植，大批发展教徒，积极扩充势力。一贯道的上层头目，多数与日本特务勾结来往，为日本侵略者摇旗呐喊，所以，一贯道得以空前发展，他们公开活动，成为一个反动帮派。

7. 万国道德会。

民国7年创立，民国16年在东北设立分会，结集了一批资本家和社会上层人士。东北万国道德会1934年在日伪政权的指使下脱离全国济南总会，在新京设立伪满洲总本部，并在各县城、乡镇设立了分会。

日伪政权对民间宗教和秘密结社所采取的策略

日伪时期，日本侵略者对中国民间宗教和秘密结社的态度从日伪满铁总局情报课所编的《满洲宗教调查》中可一见端倪:“中国历来是秘密结社的摇篮地。自上古时代开始在社会里随政治、军事革命而暗中发展起来的结社就非常多。这些结社基本是在传统宗教基础上附加迷信，把地方上无知的民众纠合在一起组成一个大集团，这种团体煽动的结果往往造成世界性的风波。……这些党徒相当无知蒙昧，而且相当强悍，其性情相当执拗，……即使对于这种小团体，由于他们严守秘密的社规，因此扫荡、根除他们都不容易，而且这种团体在不知不觉中容易形成一股潜在的势力，直至惹起大事。”由此可见，日伪政权深知民间宗教团体是潜在的巨大的民族势力，从未掉以轻心，并对此采取了种种办法和手段，力图把民间宗教和秘密结社纳入到日伪政权的政治、文化、思想的殖民统治之中。

日伪政府根据侵略政策的需要，对民间宗教采取控制利用与压制取缔并用的政策，打击、镇压、铲除进步的抗日救国的民间宗教团体，如，“广为人知的团体中‘性质恶劣’的是红枪会、大刀会”;控制、拉拢、扶植一批比较反动的民间宗教势力，如，他们精心扶植多年的“属于比较稳健的有大连一带的青帮和在家里，以及宗教性的在理教、万国道德会，还有在秘密结社团体中有特殊存在价值的道院和红卐字会。”利用他们为日寇的侵略目的服务。如在日本占领绥远后，开始对青帮尚无暇顾及，从1939年起就着手利用它，指使青帮首领在张家口成立“民生总会”，目的是要把伪蒙疆的青帮成员统一组织起来，在张家口特务机关的直接领导下做特务工作。首先由华北的特务机关从北京把青帮大字辈的首领蒋万春等人请到张家口，把他们推举成民生会的元老，号召一切;叫张家口通字辈的青帮首领祖呈琨负责民生会的实际工作。祖呈琨是华北著名汉奸殷汝耕的亲信，在殷汝耕成立冀东自治政府、分裂祖国国土、献媚敌人时，祖担任殷的秘书，大发国难财。在成立大会上，张家口的宪兵大队负责人和伪蒙疆政府内务部部长都到会讲话，说成立民生会就是为了把青帮这些“大大有用”的人组织起来，主要任务是要调查中国抗战军队的方向、距离、人数、兵种、装备及活动的情形，特别是要调查共产党的八路军。日本人特许“照顾”民生会每年包卖历书、月份牌等，作为经费补贴。由于受日伪政府的指使和扶持，民生会的声势顿为扩大，赤裸裸地当了侵略者镇抚的工具。

东北沦陷时期，日伪政权全面取缔并讨伐、镇压红枪会、大刀会等民间宗教团体，因为这些秘密结社的抗日救国活动在东北地区最为活跃，使日本侵略者深感威胁，在《满洲宗教调查报告》中写道:“‘满洲事变’时有红枪会匪(在中国模仿红枪会还有绿枪会、黄枪会、白枪会、黑枪会等结社)和花篮枪会匪(由一个妇女发起，在战场上右手持刀，左手提花篮，迷信枪弹能落到蓝中)横行”，“在东北现存的匪贼中，最具有思想背景的是红枪会、大刀会等败残匪的余部，由于受共产主义的影响，更加膘悍而且执拗。……他们由于遭到数回讨伐，而受到重创，但得到苏联的援助，得以保存若干命脉，目前仅在满洲的东北部地区活动”。在日本侵略者耗费大量精力、物力进行大规模讨伐之后，还保存了有生力量，继续与日本侵略者周旋，日伪政权不得不承认:“红枪会利用宗教迷信加上无知教众的凶悍在‘满洲建国’之初和反满、抗日的旧政权的残兵败将等暴徒合流，一时间把地方搅乱。近年来经过屡次讨匪行动虽几乎歼灭，但现在还有少数仍在活动。”在敌人分化瓦解与重兵讨伐之下，红枪会、大刀会被暂时镇压下去了，但是却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它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充分表现了中国广大民众不忍凌辱的反日救国的民族精神，在中国东北历史上记下了光辉的一页。

关于东北沦陷时期民间宗教的研究目前在国内还很少见，只有一些零散资料。深入了解与认识东北沦陷时期的民间宗教和秘密结社的活动，有助于我们认清日本军国主义的殖民文化政策和侵略的本质特征，教育国人。

注释略，详见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