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社会一直作为下层民众的“聚合体”而存在，影响伸展到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领域，在中国历史进程中扮演着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因而引起了各方政治势力的重视。反动落后势力竭力拉拢利诱它们，革命进步力量也积极团结争取它们。本文拟以“黔东事变”中的同善社为例，探讨秘密社会与政治势力之博弈，以期展示丰富多彩的历史景象，再现历史的完整进程，避免“政治”与“历史”的“碎片化”诠释。

一

1941年至1943年，全国各地的同善社纷纷组织暴动，“黔东事变”就是这一时期同善社发动全国性暴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萌发于1942年春，结束于1943年夏，活动于湘西和贵州梵净山至雷公山的广大地域内，参加民众达到数万人。起事队伍先后围攻凤凰、松桃、镇远等24县，全歼国民党两个保安团，部分县、区、乡官吏被打死，使这些地方的基层“政治机构强半被摧毁”。国民党政府动用陆军一一九师、独立第一旅、保安团、税警团及相关县的保警队、江防队、宪兵队、特务队等参与平乱，血剿十余苗、侗村寨，焚毁数千栋民房，杀害群众数千人，最后使起事得以平息。同善社的暴动归因于抗战时期国民党的反动政策。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迫于全国人民的压力，实行“坚持抗战”的路线，并借此扩充军备，大肆抓兵派款，苛捐杂税繁重，人民负担急剧增加，地处偏远西南的贵州亦不可幸免。

(一)烟禁、吏治与粮款。

抗战时期担任贵州省主席的吴鼎昌，是“政学系”的重要成员和江浙财阀，由实业部长调任贵州省主席后，积极奉行国民政府的各项政策。他以厉行禁烟为幌子，挟其官僚资本势力，在贵州大量收购烟土，更以提前禁绝烟毒为手段，使烟土价格一二年间陡涨数倍(从1939年的每两大洋1元涨至1941年的每两大洋5元)，这不仅没能使贵州的烟土禁绝，反而助长了全省偷种偷运烟土之风。同时，由于宣传力度不够，对烟户补偿不能到位，吴鼎昌的禁烟、铲烟举措在少数民族聚居区遭到了非常大的抵抗。

吴鼎昌以“行新政，用新人”为名，大力拉拢CC系，排斥本省军政人员，将CC系统的政治大学学生大量委任为各地、各部门县长、处长、科长、秘书等，以此辈“新人”推行“新政”，用提前或超前完成兵、工、粮、款任务以取信于国民政府。至于各县区、乡、镇长，不是当地豪门恶霸充任，便是由贿赂得来。耀武扬威，贪污中饱，势所必然。对此，即便是贵州当局事后也承认吏治的腐败是引起事变的一个主要原因，并描述当时的情况是:贪官污吏以“官府为护符”，“视人民为鱼肉，苛罚滥派，无孔不入，敲骨吸髓，无微不至”；乡、保人员，“或关津盘踞，护送保商，或假借政令，横征暴敛，或明团明匪，无作不恶”；反动军警“随时无故肆其虐民手段”，“凶狠如虎”；地方当局在推行国民政府的战时要政时，“执行者于事先又未能尽量宣传，甚或不免行之操切或失平之处。”

在征粮方面，吴鼎昌推行“大包军米”制，每包200市斤，由各保分派到户，少则一包，多至二三包。富豪之家，可以豁免，而贫苦农民则是硬摊硬派。仓库收粮，浮算浮收，弊端重重。粮政机关处处勒索，粮政人员个个贪婪，以致有“从政不如从粮”之民谣。为了多征粮款，各级官吏想方设法。以松桃为例，民国二十八年(1939)以前，松桃全县人口仅22.5276万人，可耕面积三十余万亩，粮额6000余元。为增征粮款，贵州省政府认为松桃田亩自清朝以来，尚未重新丈量，粮额过低，遂以支持抗战的名义，实行“按田计税”的政策，将全县土地全面进行丈量。有些编查人员畏难苟安，有的田土未经丈量，即凭空估算；有的向业主勒索钱财，未能得逞，乘机报复，多算面积，提高等级。从而使松桃的田赋达到39924市石6斗3升，折粮款提高到117418元，较1939年猛增了20倍。其他如强迫修马路、修飞机场、拉夫运输等无偿劳役更为频繁。

繁重的苛捐杂役及吏治的腐败，激起了广大民众的愤慨和抵触，使政府与民众的关系日趋紧张，起而反抗在所难免。黔东事变前一年，剑河县长高焕升即在该县南明乡长期勒收捐款，当场被苗民杀死，随行县府科、秘、保警队长无一生还；事变同年，望谟县长钱文蔚，因强迫人民修筑紫(云)望(谟)公路，严冬既无任何照顾，而且不许民工回家过年，以致群情激怒，起而攻打望谟县城[3]183-190。这些无疑是黔东事变的前奏。

(二)兵役。

征兵是当时贵州各县保警队和乡保甲十分棘手而又紧迫的任务，尽管制订了“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独子不征，抽签入伍”的征兵原则，但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却是贫富有别，花样百出。富厚狡诈者，逢迎有法，多子不饬抽签。贫苦忠朴者，阿谀无术，独子应役。有势者三四人免差，无钱者丝毫难免。略有家产的人家卖田卖地，请人代役，有的倾家荡产也未能逃脱。据统计，三穗这样一个只有6万人口的小县，1937年、1938年不足两年的时间，就征兵1003名，占总人口的1.7%以上，当时是月月征兵，有时甚至要预征下一月或下两个月的兵，加之一些征兵官吏从中大饱私囊，更激起了民众的愤慨。壮丁入伍后，亦备受虐待，尤其是少数民族士兵更遭歧视。新兵吃不饱饭，还经常受军官打骂、关押。有的新兵经受不住这种非人的折磨，就开小差逃跑。而国民党军队对开小差逃跑者一经抓获，当众枪杀。因此老百姓对国民党的征兵极为畏惧，为了逃避当兵，买人顶替者有之，举家远迁者有之，公然抗拒者亦有之，甚至出现有自毁手脚眼目的极端之举。就连当时的政府也承认:“役政办理欠善，豪者规避，富者贿顶，经征人员良莠不齐，畏强凌弱，人民积怨，主管者只顾事成，未察民隐。”

就“黔东事变”而言，刘伯龙的暴行是一个直接原因。刘伯龙，贵州龙里人，是蒋介石集团著名特务头子康泽的亲信。1933年10月，国民党军委会南昌行营别动队(后改称军委会别动队)在庐山成立时，刘伯龙就担任了总队部的参谋长，以其反共最力，而得宠于蒋、康，并于1937年接替康泽提升为总队长。抗战爆发后，别动队改编为新编二八师、二九师，刘伯龙任新编二八师师长。蒋介石为了彻底实现“贵州中央化”，于1939年特地选派刘伯龙率军回黔东，在清江河、舞阳河流域沿县驻扎。

刘伯龙向有“杀人魔王”之称。驻扎黔东后，刘伯龙即派便衣队、缉私队等以查匪、缉私为名，四处骚扰学校，清查户口，设置关卡。在黄平、旧州两中学，杀害对政局有不满言论的进步学生十余名；在施洞一村寨，将赶船归来的船家四十余人，连成一串，用机枪扫射。部队所到，即设关放卡，凡来往行人，无论男女老幼，非经严密盘查，不准过关。对所携金银物资不多者，没收放走；多而无法隐瞒者，连人带货，押送师部，或暗杀，或借辞枪毙，几无人幸免。1940年夏，该师一个营从石阡开赴镇远，一路烧杀，数十公里地段，竟空无一人。

1942年春，德江庙头苗民将县府派去督铲鸦片烟的官员及四个保警分队的人员悉数杀死，德江县府请刘伯龙出兵进剿。刘伯龙为“杀人示威”，从县属监狱挑出6人，并派便衣队从各客栈查出湖南籍“漏税”商贩20余人，在集市上一律予以砍头示众，后又在庙头将躲藏在山洞中的二三百名苗众用辣椒焚烟活活熏死，旋即清山搜寨，下令除12岁以下孩子外，其余皆斩尽杀绝。

当时任贵州省保安处第一科科长的程奎朗后来也承认:“由于刘伯龙的嗜杀成性，更加强了少数民族的仇恨和反抗，满怀愤怒的斗争情绪，已如待火之聚薪，张满待发之机括，这是事变之所以在黔东爆发起来，迅速展开的重要原因。”

二

黔东事变是当时同善社所发动的全国性暴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善社是黔东事变总的策划者和具体的领导者。正如刘时范所言:“黔东事变，以同善社汉奸为之主干。”参与事变的一些主要头目在事后回忆中也无不认为:“1942年发生的‘黔东事变’是由同善社组织和发动起来的”。

据时人回忆，黔东同善社起始于铜仁，“铜仁‘同善社’，是1920年秋，由四川长寿县‘琼林阁’号首姚学震、孙本端派遣杨恒兴经松桃来铜仁进行‘开化’后，即着手筹办，于同年冬正式成立的。善堂初设万寿宫吕祖殿，次迁道坳上，再迁复仁坳。”此后，由于军阀政府的支持，同善社在黔东迅速蔓延，“省、县一级先后创设起‘同善社’组织机构，有的乡、镇亦建立起‘同善社’事务所，积极发展‘众生’。入社信徒多属商人、市民、农民，军政人员亦有少数加入。”而“黔东同善社的发展，首推三穗、镇远、松桃，次为岑巩、黄平、江口、玉屏、施秉、台江各县。三穗除县城外，长吉、雪洞、瓦寨等乡镇，均有其组织，筑善堂，置产业，敬神打坐，趋之若鹜，‘天恩’多至7人，与镇远齐驱并驾，而松桃之石宝山，台江之陈信斋，则又递加至‘证恩’，为黔东地位最高之恩职，其他虽非‘天恩’，而笃信不渝，且与黔东事变有直接关系者，如三穗之陆少川、黄仲达、郑大英、秦震寰，镇远之杨树勋、杨玉和、舒佐卿，施秉之朱平阶、朱伯屏，台江之张金培、陈治明、杨文勋，玉屏之罗殿卿、马和林，其行动均极显著，而综统全局发纵指使者，则晃县吴宗尧也。”

事实上，与黔东事变有直接关系之同善社头目，远不止上述各人，如松桃，据时人回忆，松桃同善社参加黔东事变的恩职人员即有“证恩”4人:石宝山、龙昌元、雷祖泉、闻德三；“天恩”15人:余宗文、杨再芝、杨洪方、龙炳安、杨光富、曹祖槐、杨春芳、余宗成、龙恩培、张朝俊、李熙英、龙布林、田树芬、熊世恩、麻国高。其他各县的情况也大抵差不多。

同善社在1927年曾被武汉国民政府以传播迷信和勾结北洋军阀为由严令取缔，同善社汉口总社“合一会”被捣毁，长江以南各省号被查封。以后，同善社对外改称各种商号名称如洪信祥号、回太春号、回太和号、同德药堂等，或改称大同社、大道社、协道社、大刀会、神兵大刀队等，甚至借用其他会道门名称如归根道、一贯道、佛教诵经堂、白莲教等，进行半秘密活动。为了加强武装力量，尽快实现政治目的，同善社在30年代又组织各省恩众到四川训练神兵。同善社师尊彭元龙还降谕各省、区社，大力吸收退伍军人入道，甚至将组织渗透到现役军队之中。

进入1940年代后，同善社开始实施全国性的暴动计划。1940年，同善社善长刘巨川、周海寰等，成立“神兵大刀队”，在永川、汉寿等地首先起事，结果神兵大刀队被击溃，汉寿同善社善长及县公安局局长被国民政府枪决，四川总社被查封。彭元龙遭到通缉，隐匿重庆，在顶航夏德馨、李焕章等人护送下，由重庆至贵阳，经广西到达湖南，在衡阳、邵阳、常德、湘潭、大庸、慈利、石门各地“发恩”(发展恩职骨干)，并在衡阳秘密召开同善社骨干会议。彭元龙在会上声称:“弥勒佛不肯下凡，要办好‘收园’手续，才肯接盘治世。”于是湖南各地同善社善长纷纷组织会坐，办理“收园”。

彭元龙在湘布置就绪后，通过道金课长证恩彭福泰的活动，由长沙出发秘密通过国民党封锁线到沦陷区，来往于京沪之间，在沦陷区策划、指挥后方同善社暴动。于是，全国各地“民变”此伏彼起。据已有资料记载，1941年至1942年间，同善社与各地会道门、地方团队、惯匪相勾结，以“同善社”、“大道会”、“大刀会”、“协道会”等名目，或与红枪会、白莲教等结合，在陇东、甘陕、川康、豫、鲁、苏、皖、湘、鄂、黔、桂、闽各地都实施了暴动。暴动口号除各地附加的内容外，共同的口号均为“抗兵、抗粮、推翻国民政府”。

1941年冬，李焕章护送彭元龙到北京后，即奉命潜回湖南，在邵阳办“会坐”一个月，2月又先后到衡阳、益阳、湘乡、郴州等地“会坐”，传达彭元龙关于积极办理收园手续的口谕。1942年3月至4月，李焕章率湖北号首刘海、湖南省号庶务课长林荫武、湖南省号文牍课长荣幸民、邵阳区社善长李笏山等，先后两次到洪江，召集洪江、黔阳、晃县、通道、绥宁、会同、麻阳、凤凰、芷江、松桃、三穗、镇远、锦屏等县(市)恩职人员“会坐”。在会上，李焕章宣称:“真命天子已经下降，天命委之各名山洞府、剑仙、侠客和同善社诸等人物，辅助办理。各恩众应遵命奉行，须知顺天者存，逆天者亡，候机待命，慎勿泄露，免受黑煞神之谴责。”

因第二次洪江会议，吴宗尧没有参加，荣幸民等又令吴到辰溪会晤。1942年6月15日，晃县胡秀柏偕吴宗尧及三穗天恩周凯、江口天恩严道修等，到达辰溪。荣幸民宣布:已组织“救国救民先行定国军”两军，湖南为第二军，下辖五路:第一路司令林荫武与荣幸民负责长沙附近；第二路司令刘泽济负责常德、桃源一带；第三路司令彭锡三负责洪江、靖县、绥宁、通道各县；第四路司令张思之负责凤凰、麻阳、铜仁、松桃等县；委吴宗尧为第五路司令，杨世弼为经理长，杨福田任秘书长。并授予吴宗尧等黑旗百余面、符录二百张、咒语一道。同时宣布:8月21日真命天子登基，各路准时一齐行动。之后，吴宗尧又与杨福田连夜赶赴长沙，秘密会晤李焕章。

1942年7月3日，吴宗尧在晃县凉伞乡马鬃岭家召集芷江的杨世弼，晃县的杨福田、吴敦明、秦宗炳，松桃的石宝山，施秉的朱伯屏，三穗的汪世臣，台江的陈信斋，镇远的杨玉和，江口的严昌照，玉屏的罗殿卿等定国军第二军第五路的全部负责人开会。会上传达了洪江会议和辰溪受命内容，宣布成立“救国救民先行定国军第二军第五路司令部”，发布作战任务、计划、政策、编组军队、授予黑旗，布置分工联络等。黔东事变，呼之欲出。

黔东事变期间，起事队伍众多，且大多以同善社“恩职”人员为其领导，其中最为重要者，主要有7支:(1)救国救民先行定国军第二军第五路，司令吴宗尧(同善社天恩)；(2)中元左翼军黔东总司令部，司令石宝山(同善社证恩)；(3)抗敌救国除暴安良义勇军，司令胡秀柏(同善社保恩)；(4)杨玉和(同善社天恩)、杨树勋部(同善社天恩)，旗号不明；(5)大中华定国军第二军第五路左翼军总指挥部。总指挥朱伯屏(同善社天恩)；(6)救国救民军第六军，军长陈信斋(同善社证恩)；(7)湘黔边区民团自卫总指挥部，总指挥邰胜江。

以上队伍，在其影响之内的各县又分别成立分支队伍，如在石宝山“中元左翼军黔东总司令部”所辖的江口县，起事队伍以张家坡为根据地，由同善社“天恩”严道修统一领导，下辖四个大队:第一大队设张家坡，严吉三、严俊民、严德昌领导；第二大队设骆家屯，易国清、文兴隆领导；第三大队设龙眉、大坪，刘思福、吴野猫领导；第四大队设落满(松属)，吴晓南、向海子领导。

三

从1942年开始中国抗日战争进入了最艰苦最困难的时期，时任“委员长”的蒋介石称:“现在抗战方酣，建国伊始，而内外环境，艰困重重”。日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发动了疯狂的“大扫荡”；对正面战场发动了浙赣攻势，并加强了对重庆国民党政府的诱降。正是在这种举步维艰的历史关头，大后方的民变蜂起，“黔东事变”更是引人注目。如何正确对待和处理这些民变活动，成为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其结果直接关系到整个抗日战争的进程。

为了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的团结，中共中央坚持认为中日民族矛盾仍然是当前的主要矛盾，党的基本任务仍是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当时主持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的周恩来对于全国各地的民变情况均陆续向中共中央情报部作了电告，并认真进行了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中共中央通过《新华日报》社论的形式，向全国人民表明了对民变的基本态度，即不支持、不幸灾乐祸，并希望国民政府彻底转变其反共反人民的国内政策，从根本上消除民变产生的社会根源。

1943年5月2日、5日，《新华日报》先后发表了《巩固后方》和《巩固国内团结》两篇社论，强调:“巩固的前线，更有赖于巩固的后方。没有巩固的后方，就很难有坚强的前线。”“抗战的国策和各项措施，如果没有全国一致的支持，是不可能彻底的全部的实现的。在这种情况之下，全国的坚持团结，是一切问题的基础。”因此，“谁个破坏后方的秩序和安宁，谁就破坏了抗战，违背了民族的利益，违背了人民的意志。这就是给敌寇汉奸的挑拨阴谋和扰乱后方的诡计以可乘之机，在客观上也就有被敌寇汉奸利用的可能。”社论号召全国人民要充分认识政策的“意义和内容，要衷心的拥护和执行”，同时也希望国民党政府的“一切政策和办法，要做到合乎理，顺乎情。所谓合乎理，就是以抗战的利益为利益，从实际的情况为出发。所谓顺乎情，就是以人民的意志为意志，以当时当地的可能为依据。”只有这样，“政府威信亦必随之而更为提高”，“政府和人民间的互信和团结，也必能日益坚强”。社论分析了当时抗战所面临的艰苦困难，指出:“日寇在集中力量，准备决战的基本方针下，首先对中国采取了更积极的行动。它打算发动对华新的军事进攻，以‘解决中国问题’。在政治上，日寇加紧挑拨国共关系和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在军事行动上，采取对我全面性和协同性的进攻，企图巩固和扩大其占领区，消灭或减弱我军事力量。”而在国内，“无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增加了一些新的困难。各地严重的灾荒，人民生活的艰苦，和外援因交通不畅，而不能大量的获得。”在这种情况下，“摆在我们面前的急迫任务，主要的有两个，一个是粉碎敌人任何新的阴谋企图，一个是克服财政经济方面的困难。这两者的主要关键，则在于巩固国内团结。”为了完成第一个任务，社论号召:“全国军队要在最高统帅的领导下，做到各战区积极战斗，协同出击，互相呼应，到处进行局部反攻。”针对第二个任务，社论提出要“实行精兵简政，增加生产，疏畅交通，调剂有无，严惩贪污囤积等办法。”而所有这些，“无一不需要各方面的团结合作”，因为，“巩固团结，是抗战胜利的关键”。

1943年6月21日，周恩来就大后方民变致电中共中央情报部，对发生于1942年各地的民变进行汇总摘报，共列举了11起，其中涉及“黔东事变”的就达6起，分别介绍了龙潭、松桃、湘晃、玉屏、青溪、镇远、施秉、台拱等地的基本情况，由此亦可窥见黔东事变的影响和中共对这一事件的重视程度。在该电报中，周恩来阐述了“对民变之估计及我们意见”。

从《新华日报》的两篇社论及周恩来关于大后方民变问题致中共中央情报部的电报中可以看出中共中央对于“黔东事变”和类似的民变的基本态度，既分析了民变的根本原因，也指出了敌伪利用民变破坏抗战路线和民族统一战线的复杂性，同时提出了如何应对这一复杂局面的基本策略和方法。

在中共中央对“黔东事变”采取坚决反对、决不幸灾乐祸的基本立场的同时，黔东各地下党组织则与部分起事头领进行了秘密接触，给予了一定的关注和支持。在起事失败后，黔东地下党又对部分被国民党地方政府追捕的起事人员予以掩护。

“黔东事变”期间，黔东地下党组织正值贯彻执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白区工作十六字方针。组织起事的陈信斋、侯教之等，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影响下，已具有了一定程度的靠拢共产党的思想基础。“事变”前，陈信斋、侯教之、陈学海(陈信斋长子，时任丹江区区长)曾分别前往凯里地下党负责人李长青、吕书南、陈忠林家，找凯里地下党商议有关起事事宜，并写信给麻江县陈光远(国民党黔军八十五师副营长，地下党员李光庭的同事，时任有地下党背景的“荣通酒精厂”厂长)，要求支援枪支弹药，李光庭见信后，即动员陈光远筹措资金，在大良田借保护酒精厂为名，与撤退经过当地的国民党广西部队，购得部分枪弹。因经费不够，又由赵维楼(陈光远亲戚)资助了四五百元大洋，分别装备了西江、台江起事军队伍。地下党员李长青，除由凯里“开米斯”烟厂抽出四百元大洋支援外，还与孙礼镛亲自到桂丁鱼寨、台江展里，动员杨光亚、顾怀林率队与陈学海联合，一起领导和掌握起事队伍，陈学海任指挥部参谋长，杨光亚、顾怀林分别任大队长。为了发动国民党基层干部参与起事，陈信斋、侯教之还积极活动西江区区长侯兴华、黄里联保主任向振华、震威联保主任汤泰清等，当向振华问到“政治上有无依靠”时，陈信斋明确表示“政治背景就是共产党里的周先生，他就是我们的人”。凯里地下党员喻雷，还趁运“开米斯”香烟至剑河之机，找当时已打入国民党瓮安县任指导员的地下党员关炯明联系，告之以“黔东农民即将起义，这是我们地下党内部掌握发动的，我们不露面，也不直接参加，只是对起义军首领朱伯屏、杨玉和、陈信斋、侯教之等参与联系活动，你能帮什么忙就帮什么忙。”关炯明即写信动员其同学邰秀清之父率队参与起事。1942年12月间，当施秉、镇远、三穗、玉屏等地起事群众遭国民党重兵围剿，形势不利时，雷山、台江、剑河等县起事队伍，则在地下党支持下，有了新的发展。

“黔东事变”失败后，贵州省保安团驻扎西江、凯里，大肆搜捕参加事变的有关人员，起事指挥部军需熊承勋及其两个子女和侯教之的女儿侯慕贤、儿子侯正玺，均由地下党先后转移到麻江“荣通造酒厂”陈光远家隐蔽而脱险。

有关黔东地下党与黔东事变的关系及对侯教之儿女的保护，作为当事人之一的侯幕贤(解放后为都匀市小学教师)亦曾回忆:当时凯里地下党，为了掩护革命活动和筹集革命经费，在麻江大良田开办了一个“荣通酒精厂”，陈光远是厂长，冯治安是经理，他两是郎舅关系，李光庭则是凯里地下党的负责人。黔东事变失败后，侯慕贤和其弟弟侯正玺在陈光远家隐藏了约半年时间。后因为冯治安利欲熏心，想独吞荣通酒精厂的财产，便向国民党保安团密告陈光远私通共产党以及隐藏转移黔东事变亲属。地下党得知后，派陈光远、熊承勋先将侯正玺转移至遵义，途径贵阳时，侯正玺被安全转移，而陈光远却被逮捕进了保安处监狱致死。后侯慕贤也被保警兵抓住，关进了麻江县监狱。地下党知道后，又通过陈光远家中丫头，经常给她送些吃的、用的，使其“度过了苦难的狱中生活”。

因此，结合以上事实，尽管中国共产党当时为了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外宣称坚决反对这一时期的民变事件，但事实上，各地的地下党组织对这些民变事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还是采取了支持的态度。

四

国民政府对黔东事变的善后工作在事变尚在如火如荼开展的时候就已开始，时任贵州省政府主席的吴鼎昌，在军事进剿全面铺开以后，政治安抚工作也立即配合进行。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一)成立黔东灾区救济队。黔东灾区救济队于1942年12月由贵州省政府、省党部、省救济会共同组成，由省社会处科长胡搏九任队长，省党部许承宁、赈济会贾少群任副队长，队员有民政厅的张斐然，社会处的周鲁侯和刘楚凡。

1942年12月27日，黔东灾区救济队携带大批的宣传品、现款和实物，从贵阳出发，29日到达镇远，随保安部队跟进，足迹遍及镇远、施秉、台江、剑河、三穗及松桃等县的大部分村寨。每到一地，救济队员就召集灾民讲解贵州省主席吴鼎昌的《敬告黔东父老兄弟书》，其内容大意，除了明确指出黔东事变是汉奸诱惑良民破坏政令所导致外，同时承认抗战期间民众负担甚重，加之下级不肖官吏额外需索，以致激起民愤，主要责任不在民众而在少数行政人员，现在事变基本平息，希望各安生业。宣讲完毕后，即当场发给每户旧法币200元、块盐2市斤。只要是该保或该乡之人，不管受灾轻重，每户一份。特别是那些僻乡远寨，平时县乡工作人员从来不敢去的，救济队员也并没有忽略，挨家挨户送钱送盐，于人无损。经统计，当时救济队发放盐款人户共计9千余家。

救济队从1942年12月到黔东，到1943年5月结束，前后共约半年时间[18]293-299。

(二)派军增防，搜缴民间武器。黔东事变，始于晃县凉伞，蔓延镇、施、台、剑、穗五县，保安团先有白鸡坡、内寨之败，后有台江、西江、施洞之围，重庆国民党政府鉴于情势严重，祸在肘腋，乃应吴鼎昌之请，将黔东划归鄂湘川黔边区清剿区。1943年1月，第六战区长官部电告吴鼎昌调一九九师驻防黔东，任务是补充兵源同时平息暴乱，协助清乡。

一九九师属十八军，是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的嫡系部队，下辖3个团，约1万多兵力。1942年，该师在宜昌前线对日作战中失利，损失惨重，接到调防黔东的命令后，迟迟未采取行动，而在较长时间内驻扎在芷江，观望黔东事变的情况。一直到事变接近尾声，形势基本稳定，已进入清乡铲烟阶段，该师才于3月份沿湘黔公路开进三穗。

因黔东事变已基本结束，一九九师的主要工作就是清乡。按照上级指示，清乡“以宣抚为主，不使用武力剿办”，因此该师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第一，宣传国民政府的三民主义和民族政策，对放下武器的一律从宽处理，上层乡绅愿意为国出力的，准许参加工作；第二，该师每到一地，都要地方区乡保长集合当地民众观看军事演习，展出各种机枪大炮，并进行实弹轰击表演，以此威慑群众，使他们相信国民党军队的强大实力；第三，下令收缴武器。地方政府明确要求将所有散落民间的武器一律收缴，规定:不管是参加起事的，还是没有参加起事的，只要自动交出武器，由乡、保长挨户清点登记，一律不予追究，违者重处；收缴的武器，由专人护送至三穗，集中存放一九九师军械处。后经统计，共收缴步枪2550支，大多是土造夹板枪、喂子枪、单针枪等，此外，还收缴砍牛刀300多把。

(三)调整地方官吏。吴鼎昌以第三行政区(兴仁)专员刘时范与徐实圃对调；镇远县长赵金山调省，以关岭县长刘开铭接充；剑河县长彭晓甫弃城逃走撤职，以保安处上校视察阮略接充；台江县长王堂信失城撤职，以刘琦接充。刘时范，江西人，外号刘花脸，原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秘书，由侍从室主任钱大钧推荐至黔，故与国民党中央联系密切。他久历官场，机智圆滑，工权术，精舌辩，善于与地方士绅周旋，同时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相当造诣，当时称为“干”员，黔东事变的善后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刘开铭、阮略、刘琦均系黔籍军人，并曾在保安处工作，多事之区，任用军人充县长，足以应变，同时亦有缓和地方人民与外籍官吏矛盾之意。

(四)调整行政区划。当时贵州行政区划，分为省直辖县及五个行政督察专区。专区以第一区辖区最大，西起黄平东至玉屏，北至松桃、沿河，南至台江、剑河，共有18个县。区域过大，指挥不便，特别是松桃、沿河等县，偏处东北隅，难于控制。根据韩文焕建议，对行政区划作以下调整:

增设第六行政督察专区。将铜仁、玉屏、松桃、江口、沿河、印江、思南、石阡、德江等九县划出，另成立一个专区。专署设在铜仁，以惠水县长谢贯一为专员。

增设雷山县。雷公山为苗族聚居区，其主要部分原属丹江县。吴鼎昌主黔后，实行新县制，将丹江县撤销，分别划归台拱、八寨两县改为台江、丹寨县。鉴于事变，加强边隅控制，增设雷山县(最初为设治局，以省府视察杨西横为设治局长)。

(五)封闭善堂，安抚地方士绅及同善社骨干。1943年2月初，刘时范到任后，即张贴布告，指出黔东事变是受“奸伪策动”，且“托迹于善堂”，宣布各县善堂为非法组织，一律封闭，房屋财产由财委会接收管理，并限令所有参加善堂的成员，在2月15日前到各县政府登记，办理自新手续。之后，军事上由韩文焕、刘鹤鸣负责，刘时范则专事善后安抚工作。各县士绅和地方有力分子，先后被刘时范邀来镇远交谈，了解地方情况，征求善后意见。当时镇远之甘凤章、聂友兰，天柱之王天生，石阡之吴河清，黄平之周仲良，施秉之潘尧年，岑巩之王瀛洲，都先后应邀到镇远。旋即召开以各县非善堂派绅士为主的善后会议，参加者有各县县长、县参议长、士绅，会议由刘时范主持，韩文焕曾出席讲话，主要阐述既往不咎的安抚方针，呼吁各方人士努力恢复地方秩序。

为缓解前任专员徐实圃所造成的官府与士绅间的矛盾，刘时范与地方士绅频繁交往，相晤之际，除畅谈招抚政事外，还每每评古论今，颂诗做文，逢场显示风雅襟怀，以博取地方人士好感。同时经常微服私访，不期而至下属乡、镇公所、赋税部门、学校，了解具体情况，并现场解决一些问题，夜间又常到街头小吃，与民众立谈。他的这些做法，一方面起到了一定的整肃作用，使一些下级不肖官吏大为敛迹，另一方面又很大程度上安定了人心。

1943年6月1日，刘时范又召集全专区同善社骨干分子到镇远受训，“届时到署聆训者65人，皆天恩善长执事，而‘众生’、‘道友’不与焉。年龄半在60以上苍髯雪鬓，仪态万殊。自6月2日上午7时起，至6月3日下午6时止，前后致训23小时，龙钟端坐，毫无倦容。训毕齐集国父遗像前举行集体宣誓，发布宣言，永远脱离同善社关系。”

为感化在黔东事变中投诚的同善社头目，刘时范授意各地方政府对这些人的工作进行了妥善安排。如在松桃首难中自首的龙中文被曹恺之委任为县府指导员，高竹梅为普觉乡乡长，辜万育为平兴乡乡长，李正纪为平兴乡民政干事，石世杰为太平乡副乡长，石宝山、龙昌元等因年纪过大而没有分派职务。施秉暴动中的朱仲屏，自首后被任命为临时铲剿队队长。1943年冬，贵州省主席吴鼎昌到镇远视察时，下令召见黔东事变的主要首领吴宗尧和杨玉和，这两个人都是刘时范通过与当地士绅的私人关系说服招降的，为保证两人的生命安全，刘时范暗中派人劝说两人在接受召见时向吴鼎昌行跪拜之礼。届时，刘时范亲自引见，博得了吴鼎昌的欢心，后吴宗尧被任命为湘黔边境联防指挥。经刘时范安排，黔东事变中投诚的另一领导人邰胜江也被任命为雷山县保警大队长。其他如三穗县同善社天恩周凯、郑大英等的工作都是经刘时范授意后安排的。

通过以上措施，黔东的同善社组织，从此基本瓦解，大部分同善社成员开始转入秘密活动。

与此同时，全国其他地区的同善社暴动也纷纷平息下来。随着抗战形势的进一步明朗，政治势力加大了对包括同善社在内的秘密社会的打击力度，使得秘密社会在与政治势力的博弈中彻底败下阵。它们或者转入地下活动，等待新的发展时机，或者攀附反动政治势力，走上了对抗进步力量，阻碍历史前进的道路。

注释略，详见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