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五岳

天地会创始人道宗禅师是一位伟大的神秘人物，流风余韵馨及后世，对中国近代史及今日华人世界影响极大。自顺治年间天地会开山以来，其人其事一直鲜为人知。笔者受前辈启发，多年孜孜追求，终于发现万五道宗乃是以往《会簿》所说的万云龙即达宗公，亦即卢若腾的兰交达宗上人。[1]令人惊喜的是，1993年漳州市东山、诏安等县陆续发现了新的《会簿》以及其他重要文物史迹，赞叹之余，似乎对此有进一步诠释和求索的必要。

    最早提出天地会起会与漳州万姓集团有关者，当推台湾学者郭廷以先生。1975年12月，翁同文教授在《康熙初叶“以万为姓”集团余党建立天地会》一文中，提出了天地会是蔡禄余部与长林寺僧长万五达宗在康熙甲寅十三年（1647年）于云霄一带创立的说法。[2]。可是，当时在学术界几乎没有人相信。台湾另一著名学者庄吉发先生在1984年发表的《天地会文件的发现及其中史料价值》一文中，就直截了当地批评此说“缺乏直接证据”。他说：“所谓蔡禄部下脱逃返回福建与万五达宗重聚云云，也只是一种联想。蔡禄被杀后，其部下是否由河南逃回福建？如何逃脱返回福建？如何与达宗遇合？俱未详考。”[3]平心而论，庄先生的质疑是有道理的，而翁教授不知出于何故也未曾答复。就考证的方法论而言，翁氏观点始终未跳出“影射推求法”之窠臼，同“海底派”历来惯用的类比方法如同一辙，故很难使“档案派”及“不海不档派”信服。

        他讲道宗乃“达宗之误”，也是错误的，但他论证卢若腾的友人万五达宗是天地会创始人万云龙的原型，乃发前人之未发，颇有见地。尤其重要的是，他从卢氏《留庵诗文集》中找到了《赠达宗上人》和《次韵答达宗上人》两首诗，为会内的传说人物提供了会外的证据。不妨这样认为，它是架接神话与现实、传奇稗史与洪门信史、“西鲁传说朦胧世界”与明末清初闽南社会之间的一座曲桥，对于揭开天地会起源之谜说来，其意义无疑是重要的。由于种种原因，翁先生虽然不可能全面论证万五道宗、达宗上人和万云龙乃是同一人，但他提出了这三个法号究竟是异人同名还是同人异名这样一个需要他人加以求证的命题，其本身就是饶有兴味的。

        东山县塔屿东门寺住持僧释道裕法师、东山县天地会研究会会长林友辉先生等人，从铜陵镇一位“香花僧”后裔手中发现的天地会文件，是迄今在漳州地区发现的最为原始的洪门秘籍，对揭开天地会起源之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其他所有会簿相比，它在内容上有许多不同。引人瞩目的有如下八大特点：

        一是此本只有“西闯”之称，并无“西鲁”之名；只有简短的叙事诗一则，并无演绎神话的传奇故事。请看：

    三滴水赞

    道袍血染泪痕飘，事因西闯起根苗。

    辞职不做修行善，鞑子胡人用火烧。

    少林千古山门灭，暗下奔逃至南寮。

    兵蜂湧难堪敌，得逃东来广慧潮。

    苍松上立洪鹰叫，长沙湾口雪飘零。

    举头不觉帝星照，吉兆英雄护明朝。

    五僧伺创灵王庙，插草为香把徒招。

        此诗诗风朴实，反清复明的主题明确，《三滴水赞》暗寓对洪门英雄的讴歌。其中“道袍血染泪痕飘，事因西闯起根苗”、“少林千古山门灭，暗下奔逃到南寮”，“兵蜂拥难堪敌”，“长沙湾口雪飘零”等等诗句，显然反映了某些顺康年间的历史真实，但也不是洪门缘起的信史。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所谓“苍松上立洪鹰叫”的“洪鹰”，也叫“红鹰”，是天地会人心目中的吉祥神鸟，亦即其他会薄所云“朱洪英”（李神妃之孙）的象征。此鸟在顺治九年左右由万礼所筑的东山县康美城南门顶右侧的图案石浮雕上，已有一鸟飞翔一鸟立在松柏树上的具象，说明早在顺治九年以前此地已有天地会，而不是待到康熙三至十三年以后才开始。

        二是此本表明天地会是由一批以道宗神师为首的南少林僧人组建的。这些南少林僧是东山县铜陵镇观音亭山麓古来寺临济宗的衍派。据楼胜利《东山县志》云：“此寺在东坑。明成化三年建。清康熙四十年苏公安世募修。道光十年僧日瑞又募修之。”[4]如今此寺尚在，《开山僧明雪、熙贤和尚碑记》等犹存。道光十一年寺住持日瑞所立《重修古来寺碑记》云：“铜陵古来寺，自明雪先师开山以来，拮据创建于东效之名胜，传灯奉佛。”而名曰《古来寺赞集》的天地会文件，在开篇《溯源》中这样说：

        “夫古来寺，源承兴化清源（按：今仙游县）九座寺。唐懿宗咸通年间，正觉禅师号曰智广上人倡建。凡寺舍九座相连，故称九座寺。时倡严整威仪，肃恭斋法，钵承南祖临（济）义玄禅师，广传临济正宗。寺僧五百余众，有南少林之誉。后开辟南山、广化，四众立堂，讲经说法，普利人靔（天）。

         明靔顺间，大德住持随缘赴感，拈花悟旨，亲送寺祖明雪、熙贤南下弘法。时居龙潭山涧，著忍辱铠，卧无畏床，坐法空座。时邑人赞其德，请师于苦菜寺，归众日增，名扬邑里，结文绅名士，论诗书礼乐。虑非发祥之（地），请与怀恩（今诏安县）沈公选于五都（古属诏安县，今属东山县）之东坑，鼎建寺舍。广授教徒五十余人，戒律精严，文武同修，精通妙理，法脉滋长。”

        上述记载文字简洁，叙述分明，表达天地会起源与南少林的密切关系十分清楚，而道宗神师于崇祯七年至十七年（1634～1644年）间鼎建的铜山九仙岩长林寺，正是继承了古来寺（两寺相距仅数百米）“戒律精严，文武同修，精通妙理，法脉滋长”的深厚传统，方才成为明清交替时期福建最有魅力的南少林寺。就连顺治九年道宗和尚同恩波寺戒珍和尚共同募建的观音亭外殿，也曾被郑成功部将洪旭、张进、黄廷、万礼、甘辉、余宽、卢若骥、黄兴、陈尧策、陈熙、陈六御、张魁、黄元、沈明、黄大振、肖拱辰、郑擎柱、黄梧、黄钦、黄志高、董廷、翁求多、林义、吴赐、朱振、林胜、沈奇、许德、庄忠、杨榜、李闯、林文粲、郑玉、张英、陈魁、范进、余新、陈引、陈璞、游绍缙、刘望旦等43人誉为《兴少室（山）而昌条叶”（见铜山石室《仙峤记言》碑刻）。所谓“兴少室”者，鼎建长林寺也；“昌条叶”者，募修观音亭也。而道宗禅师也于斯创造了如今流行于我国南方十几个省及海外的“洪拳”（因道宗被称为长林五祖，所以有的地方亦称为“五祖拳”）故《洪拳诗》云：“武艺出在少林中”；《二十五底诗》云：“创建少林是达宗”。[5]

        三是此本《法事仪规》云：“祖宗公倡仪，肃恭斋法，严整威仪，佛事以香花为本，宏（弘）法与开堂，普度众生。”在中国历史上首次披露了有所谓“香花僧”集团的存在。所谓“香花僧”，就是源于南宗禅而又不似南宗禅，钵承临济宗又是临济宗的异化，男可娶妻，女不落发，介乎僧尼与居士之间，属于丛林之外的小寺小庵的僧尼社团。在信仰上，它包罗万象，合三千大教而不嫌其繁，融儒家的仁义礼智信、道家的金木水火土、释家的生老病死苦于一炉，带有浓重的三一教色彩。同时，它又把宇宙万物一分为三而不厌其简，举凡天地人之三，儒道释之三，日月星之三，欲界、色界、无色界之三……等等都备受青睐，而“三滴水共一”便是个“洪”字，这也是“香花僧”之所以把天地会称做“洪门”、“洪家”的原因之一。从而表现出它的极大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在社会结构层次上，它“结文绅名士，论诗书礼乐”，活跃于上层社会，从中华文化传统汲取雨露甘泉。在发展组织时，则广招徒弟于中下层社会的三教九流，衍化成黑云、红云、紫云、白云、绿云等“五云房派”，也就是天地会会薄所说的乌、红、赤、白、绿等旗号，其中白云白旗即是从北方传入的秘密民间宗教团体白莲教。从而表现出它的广泛的群众性和适应性。在时代背景上，由于它诞生于明清王朝更替的乱世和处在清王朝的文网高压下的逆境中，多采取秘密结社的方式，他们身在江湖，政治上志同道合，经济上互相帮助，思想上完全一致，一方有难，四方帮助，风雨同舟，生死与共。从而表现出它的高度的隐蔽性和自律性。由此可见，由道宗开创的“香花文化”，实质上就是后来传遍世界各地的洪门文化。我们之所以说郑成功、陈永华等等并非洪门开山者，就在于他们根本不是南少林和尚和“香花僧”。

        四是此本有一则《禅后论偈》，为其他天地会会薄所无。

        佛法来东土，衣钵领头传。翠竹黄花总是空。禅无心，犹未然，疑中悟，定埊（地）磨镜砖。

        日映禅关生彩霞，閒游野衲胜仙家。夜深静看秋波月，洞里遍开万叶花。

        半间云边屋，一枝尘外灯。世上清閒惟有僧。僧无比，了生死，真堪羡，碧潭秋月明。

        仙居曲曲集烟霞，净处山巅老衲家。趺坐夜深僧望月，看来尽是满靔花。

        半间云边屋，两函松下经。万叠青山作画屏。僧片心，閒更静，经尘里，有谁知此情。

        铜山石室吐烟霞，天外奇观古佛家。深夜潮生僧望月，神州四大空虚花。

        远公结莲社，晋朝十八贤。同心念佛五更前。莲思归，急如弦，西方景，绝无生死缘。

        飞来嶙石驾烟霞，不比人间富宦家。秋水湖中常引月，晨天日出石开花。

        上述四首诗，除诗前小词而外，以《述林文穆先生游铜山九仙岩诗》为题，《閒韵》、《步韵》为副题，都镌刻在九仙岩道宗手栽的榕树浓荫掩蔽下的石壁上，落款“僧道宗”。道宗的文思才华、骚风雅韵，于此可见一斑。其诗词有的摩崖有的不摩，可能为了内外有别。卢若腾《次韵答达宗上人》诗云：“忆昔相逢臭味亲，谁分德士宰官身。遭时翳景苍天醉，老我繁霜白发新。丧乱伤心空有泪，凄凉说法向何人。开椷喜接旧朋侣，偈语传来字字真。”[6]这里所讲的偈语，可能就指上述诗词。卢氏告诉他：你我意气相投，肝胆相照，灵犀相通，生死相同，生逢乱世，苍天昏醉，岁月催人，时不我待，伤心何益，说法谁听？不如抓紧时机，壮大洪家为好。很可能他为了保护挚友，给他涂上一层保护色，遂改称道宗为达宗上人，反正多一道“弯弯绕”，便添一点朦胧感。从此以后，为了“真人不露相”，洪家弟子也就有人改称师尊为万云龙、达宗公、万提起、万提喜即洪二和尚等等别名别号了。而东山本则因撰写得早，来不及改，也就保存其原始面貌。

        五是此本与其他手抄本不同点之一是，它提到“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在《红花亭赞曲·骷髅歌》中说：“旷野閒游，触目惊心，叠叠黄沙，层层白骨，却原来是个种种骷髅，又不知餐风吃露几多愁。”“窃以汝等英灵，抵抗一束头发，即能掀动（自抵抗下疑有脱文），天下可均，爵禄可辞，白刃可蹈，彼所云（英）豪杰士。”一方面，它满腔热情地讴歌：“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此之谓大丈夫！”另一方面，它又万分悲愤地说：

        “呜呼哀哉！惨木鸡之年，‘嘉定三屠’，‘扬州十日’，骨血遍野，皇天见怜。今倖（幸）我佛慈悲，启建红花亭联盟法会。　香花请。”

        由此可见，天地会确实是顺治初年十分尖锐激烈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织在一起的产物。先有清王朝的屠城立威，推行野蛮的民族高压政策，然后才有道宗等人的红花亭结盟，因果关系是十分清楚的。“档案派”无视天地会的悠久历史，把它腰斩了一百多年，硬说是迟到乾隆二十六年才有的下层劳动人民的经济互助团体，是完全不符合历史真实的。

        六是此本不讲少林寺僧习武技击，退敌立功，清帝负火，放火烧寺，五僧逃亡，承蒙神仙搭救等神话故事，而是引用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黄宗羲、王船山、顾亭林、黄道周关于“天地正气”、“为天地立心”的言论：

    南雷曰：通天地，恒古今，无非一气而已。

    船山曰：阴阳二气充满太虚，天之象，地之形，皆其范围也。

    亭林曰：盈天埊之间者气也。

    联曰：

    人须与（于）剥复后见天地心；

    我岂若畎亩此（中）乐尧舜道。

        故而得知，天地会之所以起名天地会，是因为它有崇高的人生追求和历史责任感，就是在民族危机严重的关键时刻，能不计较个人与家庭的得失，为正义和理想而战斗，而献身，弘扬天地阳刚正气。事实上，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家庭和每一个人都要有一点阳刚正气，否则，就会导致“尊严自戕”，卑躬屈膝，甚至背叛自己的民族和祖国。有清一代，天地会缘何屡蹶屡起，具有任何统治者都难以消灭的不可摧毁性，就在于它继承着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为五千年的中华文明所铸造。

       七是此本明确地记载，“斗灯名木杨城”，其中有“柳枝、桃剑、凉伞、剪刀、小镜、明镜、清水、尺、称、灯火、火油、烛台、鲜花、五菓、全盒、神砂、硃笔、筊、竹篐、八卦、茶、菜烘、牲醴酒、红员、长钱、金香、烛炮、花瓶、香柴、红黾（米粿）、饼馔。”这是一种奇特的祭祀民俗，带有浓厚的“香花文化”色彩。请看它对木杨城是如何解释的呢？

    木杨城曲词

    说木杨来讲木杨，说起木杨根本长。

    遇（周）围四百八十里，深有十里零三分。

    本邑有座高溪庙，西山有座古林池。

    左边有对桃李树，右边有对松柏林。

    庙前有座三仙塔，庙后有个古林泉。

    专意虔诚到此地，特来拜见五祖宗。

    兄弟来到木杨城，指引树下同结拜。

    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

    四方八面都来到，高溪庙内把炉烧。

        在这首《木杨城曲词》中，最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是它非常清楚地指出：“本邑有座高溪庙”，由于铜山古城以西以南的大片土地，当时属于诏安县五都，而且此本又是“嘉庆戊寅年（1818年）阳月僧泽安书于（诏安）凤山报国禅寺忠祖堂”，因此可以推断，天地会会簿通常所指的高溪庙及红花亭，肯定是在诏安县境内而不在云霄县之高溪村。而以东山县的“名山慧灯”长林寺可能性最大。当时，该寺位于观音亭山巅之阳，地镇高岗，寺前有小涧蜿蜒而下，注入台湾海峡的铜山湾。山上栽有刺桐多株，花开时鲜红娇艳无比，故称为红花亭极有可能。二是它宣称天地会起会的目的，“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表明天地会并非一个狭隘的为小集团谋利益的民间秘密帮会组织，而是代表全国大多数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反封建体制的政治性社团，且是一个“结万姓盟，合万人心，排万众忧，谋万家乐”的进步性群众团体。

        尤其难得的是，此本提供了顺治年间参加天地会的人员名单及其化名，为我们窥探其组织成员及结构此一迷惘研究领域送来了一束亮光。

        花会歌（化莲堂名称歌）

        在此三十六人中，包括有三种人：一是精神崇拜人物，如王船山、黄南雷（宗羲）等；二是少林寺僧人及信士，如洪太岁、万九泽、方大洪、郑道德、姚必达、郑君达、李式池、释和尚、朱道长等；三是郑成功部曲、如洪旭、陈六御、郑擎柱、肖拱宸、黄志高、林义、翁求多、陈引、刘望旦、余新、周全斌等。就象卢若腾这样进士出身、弘光时官至右佥都御史的诗人也都参加其秘密组织，可见其社会结构层次和人格品位之高。因此可以肯定地说，天地会开山时绝非什么下层社会贫苦劳动人民的经济互助组织，更不是所谓社会不稳定力量的城乡游民团伙。

        八是此本没有出现诸如“万云龙”、“达宗公”、“陈近南”以及万礼、蔡禄、郭义等万姓集团主要成员的名字，而是直呼其为“长林五祖”“仙道皈宗”、“明儒释道宗”、“坛主”等等。在“”下没有“达宗公和尚塔”等字，说明此手抄本当成书于道宗生前。又如：

    源头曲词　录自长林五祖曲词

    靔为大公，人在其中，三才并立，一理皆同。埊本威风，万水朝宗，伸头露脚，一心尽忠。会人曾僧，名山慧灯，十八口日，一片利人。

    建坛赞倡

    恭维主合三千大教，明儒释道宗，皎皎端严，昭昭悬空慧日。今则开演十八因缘，调诗书礼乐种种，徧现凛凛应世慈风。

    煌花灯菩萨和摩诃萨　同盟会

    浑身气节宏开壮士之怀

    仙道皈宗

    一片丹心惊破奸雄之胆

    忠君报国，勇猛丈夫，呵护佛法外魔除；

    僧众永安，居进道，无虞万世作金堤。

        道宗缘何被称为“长林五祖”，在于他于崇祯末叶在铜山九仙岩建座长林寺，后因铜山乃海防重镇，兵家必争之地，旋又于顺治九年到诏安官陂乌山山麓建了第二座长林寺及化莲堂，作为退路及万姓集团留守处。康熙甲午《长林寺记》云：“长林宝刹□□第五道宗也。”乙未《长林寺弟报恩题名记》又说：“禅弟第五和尚建立梵刹，称长林寺。”依闽南福佬及客家方言用语习惯，所谓“长林五祖”即可理解为“长林寺第五和尚”，即使在万姓集团中他也排行第五嘛。因而可以推断“长林五祖”即万五道宗。而《源头曲词》乃道宗所作，三句偈语之首都分别嵌入“靔（天）”、“”（地）、“会”三字，可证天地会确为其人手创。如今九仙岩仍保存道宗的摩崖石刻“源头”两字，与此完全相符。尤其在《建坛赞偈》中，更明白无误地称其为“明儒释道宗”，是一位“合三千大教”，“皎皎端严，昭昭悬空慧日”的洪门坛主和领袖人物。同卢若腾《赠达宗上人诗·小序》称其为“俊杰”，诏安官陂万古庙碑记称其为“豪杰”完全吻合。在九仙岩上，道宗的墨汁题刻“仙道皈宗”，与《天地会源头曲词》的“万水朝宗”，都是指人而不是单纯指宗。可谓人是宗的物化，宗是人的法号，宗即人，人即宗，人宗一致，不分你我。在《煌花灯（即红花亭）菩萨和摩诃摩·同盟会》中，在“仙道皈宗”四字之前，冠以“浑身正气宏开壮士之怀，一片丹心惊破奸雄之胆”等20字；又，另一对联称其为“忠君报国”、“勇猛丈夫”，更是指人而不是指宗，道宗乃天地会创始人至此明矣。

        值得一提的是，在《建坛赞偈》一则中，还有一副对联称：“金鸡叫一声，万国九州清醒；玉兔临三界，恒沙诸佛皈依”，后来此联又被镌刻在诏安官陂长林寺化莲堂的石柱上，说明道宗及其传灯弟子对此联十分重视。究其原因，恐怕大有名堂。却原来“木鸡之年，惨嘉定三屠、扬州十日”，正是顺治二年（1645年），清帝下令薙发，“留发不留头”，清兵暴行激起反清起义风起云涌也是这一年，于是，洪家开山者有如是说。可是，经过道宗、卢若腾、洪旭、周全斌等人策划，“启建红花亭联盟法会”，已经到了“水兔之年”，即顺治辛卯八年（1651年）。此时，“玉兔临三界（天地人、欲界、色界、无色界），恒沙诸佛皈依”，正是“红花亭（观音亭）联盟法会”之日。时铜山孤悬海上，乃郑成功经略闽南粤东的重要根据地之一，其部曲经常云集或出入海岛，为道宗从中物色志同道合的信士秘密组建天地会提供了理想的场所和社会环境。东山本会簿《水灯章海边　五月十三日　红花亭曲词》云：“英雄本是洪英子，风虎云龙总兄弟。”原来“风虎”、“云龙”却是一种对洪门壮士的形容词，并非某人的真名实姓，就连所谓“万云龙”也不外如此。又，卢若腾《赠达宗上人诗》称：“军旅喧阗处，长林未改幽”，也完全说得正确，只略嫌其诗虽终而意未尽。幽者秘也，道宗正好于此时策划于密室，征友于虎群，神不知鬼不觉地组织起反清复明的地下军，终于成为对中国近代史和今日世界华人社会产生过巨大而深远影响的一代天骄。

        据上所述不难得知，道宗是长林寺住持僧自称的法号；万云龙是形容他如“天马行空”，能驾驭风云的他称绰号；达宗上人是卢若腾为保护知心朋友道宗而替他改称的僧名；姚大羔本所谓“师尊万提起”是指起会之人；暗指道宗禅师；“万提喜”是“万提起”的讹转或音转；“万提喜即洪二和尚”则是后代洪门供奉祖师爷牌位上的称谓。至于为什么道宗会被其传灯弟子称作“洪二和尚”？诏安长林寺所谓第一、二、三、四禅师究竟是谁？因目前尚无史料可查，故不敢妄测，有待今后进一步研究。

        以上剖析就是笔者对翁同文教授关于天地会创始人道宗禅师、万云龙和达宗上人是否同一人这一学术命题的答卷。不过，也许有人要问：道宗既然是“忠君报国”、“勇猛丈夫”的反清领袖人物，为什么在铜山之变时又要怂恿万二、万七反郑投清呢？我以为对江日升《台湾外记》所云要作具体分析，其中有真也有假，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因为一来江氏并非亲历其境，乃淂之于乃父江美鳌的传述，在体裁上又属于历史小说范畴，难免有所夸张与虚构，且内容多有后人纂改与增删者。二来郑经是器量狭小之人，他痛恨黄梧当年之献海澄，在康熙十四年十月破漳州城时，出黄梧尸于棺，与其子芳度尸同磔于市，即是一例。而道宗在康熙十四年粤东新墟战役中，收尸三千余具，竟能见容于郑经，可见江氏所云未必全真。三来卢若腾是拳拳于故国的坚定反清志士，倘若道宗确已中途变节，他缘何又赠诗于他并收入自己著作中，还替他改法号给予打掩护呢？可证江氏之言不可尽信。

        总而言之，东山县天地会文件以及漳州一带有关天地会起源诸多文物古迹的陆续发现，对于解开天地会起源之谜说来，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它为道宗禅师在顺治八年于东山县长林寺起会提供了直接的证据。这就是我经几度柳暗花明的艰难摸索之后，对这一著名的历史疑难公案的新认识，然而这并非我的最终结论，随着新史料的发现，我还可能作某些修正。不过，倘若有人能拿出更多的天地会为他地他人他时所创立的确证，我将随时准备修改自己的观点，并心悦诚服，而决不固步自封，抱残守缺。

        （本文承蒙释道裕法师、林友辉先生、罗炤教授等提供许多信息，漳州市政协文史资料编纂委员会肖林先生、福建省文史馆馆员黄超云先生给予审阅，一并在此志谢。）

参考文献：

[1]曾五岳：《天地会创始人与起会年代考证》，《东南文化》　1993年第一期。

[2][6]翁同文：《康熙初叶“以万为姓”集团余党建立天地会》，南洋大学研究院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所文件，1975年12月。

[3]庄吉发：《天地会文件的发现及其史料价值》，台湾《大陆》杂志1984年第4期。

[4]楼胜利：《东山县志》卷10，《名迹志》。

[5]肖一山：《近代秘密社会史料》，第318、324页。^

原文出处：《东南文化》，1994年06期，第15-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