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重点探讨的是会党介入乡村地方权力结构以后对于农业社会政治结构的影响和冲击。会党在家族、村落形态相当牢固的闽浙粤三省乡村兴起，利用家族内部之间、相互之间、官权与绅权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借助神权的崇拜等乡村权力的各种缝隙与机会，千方百计地争取自己的生存与发展，并试图掌握乡村政治的控制权。太平天国时期的广东红兵起义、福建红钱会起义和浙江金钱会起义留下的一些史料，为观察和分析这些隐蔽在乡间的复杂政治关系，提供了难得的线索。

关键词：乡村政治；红兵起义；红钱会；金钱会；太平天国；

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政治中，官权、绅权、族权和神权等权力的运行，一是依托于官僚行政系统，一是依托于人口聚集而形成的家族、村落、市镇等社会的和经济的系统。本文所想探讨的问题是，会党作为第三种社会势力，一旦介入地方权力结构当中，会对农业社会的政治产生何种影响和冲击。毫无疑问，太平天国运动的狂澜，既是农业社会内部深刻危机的后果，而在其推进过程中，又成为诱发波及地区政治权力结构变动的外部条件。利用这种政治权力结构的突变，要比平时日积月累、潜移默化的缓进历史过程，更容易观察传统农业社会政治结构及其互动过程。

清代的福建、广东和浙江地区，家族、村落形态相当牢固，与地方行政权力系统既有互相支持，又有分庭抗礼，形成一种相对自治的政治格局。而家族、村落之间的关系，则比较紧张复杂，既是行政权力进行调节和控制的楔入点，也是地方治理的难点。超越家族、村落形态的会党依托游民在其中滋生、发展起来，自然会影响到家族、村落的内部权力，改变政府与士绅、家族和村落的政治关系。这三个地区是太平天国运动的重要波及地区，都发生了大规模的会党起事，为我们的考察提供了比较典型的案例。

一、争夺族权、乡权

会党与族权的关系，十分微妙。根据会党的誓词、规约，其对会员的家族关系保持相当的尊重:“自入洪门之后，天伦父母第一要孝顺。和睦乡里、伯叔、兄弟、姊妹一切等亲，不得忤逆。”但会员身份则须严格保密:“会内兄弟或者回家读书，要对腰屏[凭]、衫仔[扇子]、旗色。不得父传子，兄传弟，亲戚朋友亦不得相传。”家族私仇不许带入会内:“会内兄弟有父母冤仇，今日入我洪门，不得怀恨在心，亦不得公报私仇。”甚至规定:“洪家兄弟不得思想人多倚势惹祸，横行乱作，欺负软弱，狎人不愿。”但是，“洪家兄弟”如受到“外人富强大族欺负，务要通知众兄弟出力报仇”。[1]这些规定，反映了会党寄生于乡村社会的一些基本策略，即避免与会内兄弟的家族发生冲突，不扰乱所在乡村的基本社会秩序，如受到会外“富强大族欺负”，则“洪家兄弟”会联合起来抗争。这就为闽广一带盛行的宗族械斗之风提供了一个新变数。

传统村社内部的政治关系，来源于三种不同的权力，一是由血缘关系等级而产生的以族长、族正为代表的家族权力，二是因应付公差和村社内部公共事务而形成的村首权力，三是以绅衿等为代表的文化权力。这些权力各司其职、相互制衡，对于村社内部治理相当重要，但在多数情况下，会因村庄的内部结构不同而千姿百态。在单姓村落，族长、族正虽在家族中地位崇高，但如各房之间矛盾重重，或能力众望难孚，其族权的影响力也不免失分。在多姓村落，村首可以利用各家族关系的相互牵制而获得支配权。而绅衿有功名，一般家境均好，在村社属上户、“四民之首”，能与官府打交道，族长、村首往往得看绅衿的眼色。如同一村社中有绅衿数人，而家族背景不同，则绅衿之间争夺村社权力，除了在功名等级上各显神通之外，也会利用家族势力较力。随着会党的兴起，借助会党势力争夺村社权力也成了村社政治中的“新常态”。

有关村社层面的这种政治矛盾，很少见诸私人笔记、日记。广东新会县三江乡生员赵沅英的《红兵纪事》，[2]留下了广东红兵大举起事期间三江乡会党与家族、村社关系的片段记载，弥足珍贵。为说明这段笔记，我们先了解一下位于新会县东南潮居都的三江乡的大致情况:

三江村[乡]山多而名少，只有马山、白坟山，大都村名即山名也。有沙岗（梁姓）、茶园（聂姓）、洋美（容姓）、步头（林姓）、临潮（林、陈二姓）、大崎（余姓）、和坑（李姓）、皮子（区、陈、叶三姓）、官田（钟、汤二姓）、外澳（潘姓）、谢冲（李姓），新村、良则冲又有仁和里、东头、恒美里、齿德里诸村（俱赵姓）。

在三江乡之外，潮居都还有一个赵姓村落霞露（旧名北到）。潮居都共有四个墟市，分别是古井、三江、睦州、大萌。[3]三江乡墟市位于赵姓聚居的村落，自然也是该乡的“政治中心”了。

下面我们就赵沅英的片段记载进行具体分析。

三江有阿妈相者，前太平时，与邑学斗苏贺立香主会，诡妄不伦，设坛于华坑。中山叔君贤当族务，逐散之，藏会匪词帖于郡王祠柜中以志其功。沅曰:“藏之是灭门之祸”，甲寅秋乃索而焚之。苏贺今拜会于古井，人密报于陈尹，尹招贺杖杀之。

所谓“阿妈相”，是两广地方对天地会主盟人的俗称。“设坛于华坑”，华坑，即县志记载的和坑，是李姓村，后文提到的少骛烈就是华坑村的捐生。当时三江墟赵姓族务由赵贤管理，不许“阿妈相”在三江墟活动，并收缴了有关天地会的文书，藏于郡王祠（郑成功封延平郡王，故郡王祠即郑成功祠），作为自己驱散会匪的功劳保存下来。赵沅英嗣后认为，保存这类东西会招致灭门之祸，索而焚之。苏贺后来自行在古井村立会，被知县陈某招而杀之。古井，既是墟市所在，又是黄姓村落。墟市是一乡经济社会活动的中心，“阿妈相”和苏贺两位天地会首领均选择在墟市拜会，显然具有耸动一乡的意图。赵姓采取果断措施，禁止“阿妈相”在三江墟活动，固然由于天地会系官府所禁，但在村社政治中，该墟市既在赵家地盘、由赵姓管理，岂容李姓的天地会在此横行?

阿妈相欲拜会于乡中，父老不许，乃拜于皮子村关帝庙前，其党共五六百人，中有监生职员十余人，或畏祸而从焉，或逐利而趋焉。

皮子村同在三江乡，但非赵姓家族范围，且系区、陈、叶三姓的杂姓村，“阿妈相”的拜会于是成功。一次拜会即达五六百人，归附的监生职员也有十余人，说明“阿妈相”的势力已经不小。拜会成功之后，“阿妈相”便伺机想夺取乡权。

七月二十五（1854年8月18日）会匪聚饮于白庙，背关帝而拜贼僧祖宗，来借太祖祠碗箸。沅与叔贤不许。一二族长畏其势力，阴与之。后阿妈相虑房分势孤，不敢为首，让于少骛烈及咸鱼鳞。烈，监生，平之子也；咸鱼鳞，以贩咸鱼起家，捐监生，族皆强大，两人遂纵横。保正濂入会，助鱼鳞甚力。

由这段记载可知，赵家所属村社，各房分支立族，族长并非一个，对于“会匪”和红兵的态度并不一致。赵沅英和其叔赵贤对于村社事务具有很大的发言权，很可能是由于两人均是科班出身的绅衿。[4]“阿妈相”拜会成功后，势力大增，便“问鼎”于赵家祖祠，赵家人明拒暗借，出现了分歧。为夺取三江乡的控制权，“阿妈相”以退为进，推少骛烈和咸鱼鳞出头。这两人都是捐生，虽说也在绅衿之列，但从其绰号来看，根本不具备科班士绅所享有的文化权力。但如果有几个姓族通过天地会而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赵家，加上村首保正赵濂也转而依附，族内人心动摇，三江乡的乡权转移也就在顷刻之间了。

当红兵包围新会县城之后，三江乡的赵姓家族面临着内外交困的严峻形势。赵姓家族在祖祠召开了一次宗族会议，以决定家族的政治取向。赵沅英也由县城赶回祖祠。

土匪围邑城，遂急归筹策。族正长五人，多老迈柔软，复推三人为助，其一为中山叔贤，其二姑取其稔匪徒而驾驭之，然卒不敢禁匪或反党匪。族中有恶少自贼营来，谓接洪顺堂之旗令，可保一乡无事，以语大进族正愉。愉素与仆某结契，仆亦从贼也，朝暮怂恿，愉畏而信之。一二长老，从风而靡。其读书少年多不愿，连城族正羊羽兄及瑜兄等亦不以为然，沅则矢死不从也。

赵姓家族分为三支，有族正长五人，赵贤已不当值三江祖祠堂，仍与议族事，当与其绅衿身份有关。另请参议的两人，只是因为他们有会党人脉。赵沅英作为生员，当然有权参与。会议中大进族正赵瑜及两名族长同意接洪顺堂令，连城族正赵羊羽及赵沅英、赵贤等明确反对，其他人态度犹豫。双方僵持不下，遂决定在祠堂集会公议。“既集祠，老幼议论纷纷。”毕竟事关宗族命运，很难取舍。众人的忧虑有二:一是一旦拒绝受令，乡族不保；一是如果受令，官军前来，难免受诛于官。赵沅英一一剖析利害之后，又有阳拒令而阴接令，乃至随大流的意见，众人又是一番争论。之后，赵瑜提议，求筊于太祖:“若不许接令，愿赐胜筊。”一场决定宗族命运的争论，最终付诸一掷。最后，“幸得胜筊”，成为太祖公的意思，全族人便全副精力投入了抗拒红兵的防御准备中去。三江、大进、连城三个赵氏村社，共四五千人，互为联保，抗拒红兵，很快影响到附近其他各村社的态度。

三江在邑南方，较诸村稍大，人每望而效焉。人有诳那伏高、赵二姓曰:“三江受洪门令矣。”赵宗来问，乃知非是，遂坚不受令。但那伏、古井、梅湾等处，地隔一江，难于呼应。附近陆居者则有谢冲、外墺、容美、沙岗、皮子、官田诸村，爰通传到皮子关帝庙耆衿会议。

会议的结果当然是各村庄联合抵御红兵。

赵姓家族祠堂会议的决定对于少骛烈和咸鱼鳞夺取乡权是个很大的打击，他们便威胁族正，哄闹于祠堂。

咸鱼鳞引皋头族匪武生泥线香归德都皋头乡的赵姓村落有市心、完璧、正埠、截水、仁美、新基、顺天等里，也是赵家的大聚落。在太祖祠胜筊之后，赵姓各族皆拒接令。等到郡王祖祠，谓“在大营当事，不接令必扫平其乡”，以欺吓族正，族正或欲从之，而众多守前议。……咸鱼鳞初欲树红旗，其父兄或许或不许，妻亦苦谏。中山君贤弟龄复抗词与鳞党等哄于祠堂，其势稍沮。鳞遂不敢为首，以首归于少骛烈，而恃强如故。烈将率众树旗矣，族人或欲率众斩其旗。烈母华坑李氏劝其子不可背父叛族，烈不从，母遂投身雷山溪中，烈乃恐，负母而上。母居沙坪与烈异处，……伯叔分田给之，顺其所欲，遂不出。

咸鱼鳞、少骛烈在家族和家庭的坚决抵制下，终于退缩了。

从广东红兵起事期间三江乡的事例，我们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一个乡村的基本构造和政治生态在应付内外事变过程中的互动。赵姓家族在三江乡一姓独大，所在聚落，既为三江墟市，是各村交易集散和活动中心，且是祖祠所在，影响及于新会各都赵家村落。因此，赵家对于三江乡的权力控制，不仅在于社会经济层面，而且有其庞大的家族体系支撑。在三江乡的李姓、梁姓等族，虽然在新会境内支脉甚多，堪称强宗大族，但在三江乡，只是其分支，亦非祖祠所在，贸然挑衅赵家权势，未必会引起赵姓全族的一致行动。像少骛烈、咸鱼鳞这类捐生，既不能决定族内事务，想凭借天地会的势力来夺取族权，也未能成功，最终在家族的压力之下彻底退缩了。而赵家在这场事变中能躲过一劫，固然有赵沅英等正经绅衿的主观努力，但如果没有太祖祠前的胜筊，恐怕也难以摆脱接令迎贼的厄运。神权在乡村社会中作为一种神秘而现实的存在，是一个家族维护其统一的现实需要。

赵沅英比较详细地提供了一些在家族中失意的绅衿利用天地会组织夺取族权、乡权的失败案例，但并不排斥在红兵起事期间，他们在新会乃至广东地区许多乡村获得的成功:

邑之初被围也，四乡拜会之匪甚炽。山谷渔夫悉为妖氛。东方潮连诘里举人生员，亦入洪门之会。有举人李式金为匪会师长，诱诸生入议守御事，尽劫之拜会，均哭不欲拜，卒不得免。有举人容铣先几[机]脱去，得免于污辱。西门外沙堤里有文士钟群兴者，党西方匪首黄连，每奇连状貌，谓可享九五之尊，……鱼肉乡族。

这些利用天地会势力夺取族权、乡权的士绅，在红兵起事被镇压后，因为参与谋叛，大都受到了惩处。但是，在乡村社会中发生的这一历史过程，却不会因为红兵失败戛然而止。

二、宗族械斗环境下的生存之道

乡村会党成员大都生存于家族社会之中，乡村家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对于会党的生存发展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闽广一带，由于吏治腐败，家族之间的矛盾得不到妥善协调解决，极易发生械斗的剧烈冲突。冲突一旦发生，累世不解其仇。小姓联宗以抗衡大族，一时成为风气。这种家族世仇，在会党大起事期间，会对家族的政治取向产生重大影响。敌对家族的一方如果接令举旗，另一方极易拒绝接令而倒向清军。家族之间的血仇，在起义和镇压过程中，以更加惨烈的形式表现出来。虽然，小姓的联宗乃至结纳天地会以抗衡大姓，为天地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环境，但在会党起事过程中，家族世仇作为政治因素而介入，对于起义胜败，影响甚大。在家族基础上发生的更大规模的土客械斗，情况则更为严重。以广东为例，“海丰所属远近村乡大姓巨族向分红黑二旗，夙因械斗致积深仇，已有数十年之久。此次红旗匪类拜会被拿，纠众滋事，黑旗起而拒之”。[5]恩平土著接令举旗后，“客家转为白兵，假官兵杀本地”，“将本地村庄尽行杀绝，以掠银钱田地之利”，继而开平、高明、鹤山、新兴、高要、四会、恩平共七县都发生了客家杀土著的严重事态。[6]福建红钱会在起事期间处理会党与家族血仇之间的关系，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会党生存环境与抉择的分析案例。

与赵沅英《红兵纪事》对家族内部动态的记录不同，闽中红钱会起事的过程尚无这类史料，民国时采访形成的《福建红钱军领袖林万青传记》过多英雄传记式的溢美之词，又缺乏社会背景的叙述，故我们只能从更宽泛的视角做一些结构性的分析。

林俊（又名林万青），出生于永春的一个武举家庭，自幼习武，1852年壬子乡试不中，便到德化县开了一个鸦片烟店。1853年烟店遭到查封，他怒而举事。据说，在起事之前，林俊说服了永春世代相仇的乌旗和白旗共同反清，联合红钱、乌钱会众数百人攻占了德化县城，三日后撤出。与此同时，其徒党先后攻占大田、永安、沙县，并合攻延平府城。林俊撤出德化后，攻占尤溪、永春，继而转战仙游。陈湖为首的乌钱会不愿同往仙游，据说是林俊派人把陈湖刺杀了。嗣后，因清军和乡团反扑，林俊退守帽顶寨。1854年春，帽顶寨被清兵攻克，林俊率余众潜伏到了南安炉内。1857年，太平军进入福建，林俊率部投奔，在顺昌仁寿桥地方遭遇团练截击，中炮身亡。这是林俊起义的大致经过情况。

就红钱会起义涉及乡村政治的问题，有三点值得注意:

第一，林俊如何平息永春地区的宗族械斗?据民国《永春县志》记载:“嘉庆间，沿海有朱濆、蔡牵之乱，永春大小姓械斗亦起于是时，盖寖染漳、泉弊俗也。”[7]似乎永春地区宗族械斗的历史并不长。其实不然，早在乾隆年间，当地的械斗就非常严重了。永春“率聚族而居，以姓之大小为强弱。始则大姓欺凌小姓，近则众小姓相为要结，大姓反有受其虐者”。[8]因为械斗之风盛行，所以永春地方的习武风气也十分浓厚。据《福建红钱军领袖林万青传记》，林俊劝和乌、白两旗息仇反清，先后召开了三次会议，第一、二次分别在永春的魁星岩和山门岩，应该都是庙宇。第三次正式盟会，是在金峰殿。金峰殿位于永春县城西，是林俊习永春白鹤拳的武馆所在地，也是陈姓家族聚居的地方。有关乌、白两旗村社的械斗历史，尚待地方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根据这两条线索，我们只能初步推测，林俊除了运用钱会关系之外，很可能还利用了拳会的师门关系说动乌、白两旗。[9]陈湖本人是永春龙头乡人，[10]属于金峰陈氏家族，那么，乌旗愿意在金峰殿结盟，很可能是由于红钱、乌钱两会结合造成形势对于白旗不利，不得不屈服。而白旗之所以愿意放下世仇与乌旗结盟，也是为了防止在起义发生后乌旗倒向清方。

第二，红钱会与乌钱会的性质及其相互关系。红钱会之名，见于闽中地区的是在嘉庆年间发现的“洪钱会”。到1846年，江西人李先迓在建阳成立一个会党组织，“用银珠将铜钱涂红，每人各给一枚为入会凭据”，[11]直接以红钱会命名。至于陈湖为首的乌（黑）钱会，尚未找到官方文书的记载。在清代秘密结社的暗语中，红钱系白日抢劫的号令，黑钱是黑夜抢劫的号令。因此，以红钱、黑钱为会名，多少反映了这两个会党的基本活动特性。道光时任延津邵道徐继畬记载:

延、建一带抢劫各案，其首伙籍隶永春、德化、大田者十居八九，本境之人十无二三。细访其故，缘永春州三属万山丛杂，田土瘠隘，居民资生无策，关游食于延、建两府，或小贩，或佣工，或入茶山，或拉短纤，匪徒杂处其间，勾诱徒党，乘便肆劫。得赃之后，星夜窜回乡里。迨州县勘明差缉，早已飞行出界矣。永、德一带，山路岐岖，杂以深林密箐。延、建兵捕，地形不熟，眼线难求，越境捕贼，往往望洋而返。其盗首相约在本土不许犯案，故来延、建，则累劫之枭贼，回乡里则负贩之良民。[12]

永春、德化、大田一带的游民，前往延平、建宁一带抢劫，“星夜窜回乡里”，显然是在白天作案。作案的目标，自然由混杂在小贩、佣工、纤夫中的红钱会员确定，而由永春、德化、大田一带的本地游民实施抢劫。因在异地他乡作案，当地人不识，无虑白天作案。而乌钱会则多在本地作案，必须借助夜色掩护。这两个会党的这种活动特点，多少反映了其基本群众构成。红钱会的活动范围和流动性远大于乌钱会。当时有谚语:“红钱无生长，转来当乡勇。乡勇无趁钱，跑去做红钱。”[13]说明在乡勇中，也有相当多的红钱会众。

林俊率红钱会在尤溪败退永春，官军追至，陈湖率乌钱会众支援，加以乡勇倒戈，令官军在桂洋大败。红钱会和乌钱会的联合作战，仅限于永春、德化两县，“既而俊约陈湖往攻仙游，湖不肯”，甚至有“俊令其党暗刺之”的传说。[14]由此我们可以推测，乌钱会成员基本上还是未脱离乡土的农民，而红钱会成员的主要生计来源已不再是土地，其构成也较少受到家族血缘关系纽带的制约。也就是说，红钱会可以吸纳乌、白两旗村社的人员，而乌钱会则很难涵盖分类械斗团体的成员，而且其抢劫的对象也往往是对立一方的村社。说服乌、白两旗息仇联合，对红钱会而言也是保持其内部团结的客观需要。

第三，乡村政治结构中的神权因素。林俊由于自幼习武和经销鸦片，见多识广，交友广泛，是江湖豪杰式的人物。但他年龄不过二十几岁，要成为耸动各乡联合起事的领袖人物，神权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在林俊起义之先，即有神奇传说。据说，林俊之父林捷先知林俊有反志，曾三次缚林俊送往官府，但知州崔洲均以温言相劝而释放，“俊其及其党益自憙，咸信为王者不死矣”。[15]林俊攻打德化县后，一度被民团俘获，知县申逢吉“令欲先讯追印信，不即正法”，[16]第二次被红钱军救出，“王者不死”的传言再次得到验证。林俊从福鼎乡帽顶寨撤退到南安炉内，固然有炉内潘姓红钱会众的接应，但潘姓族人有怕连累者，“间有一二不服者，俟林帅睡时，私致火药于床下，拟以火药焚林。岂知英雄未该遭难，香线将及火药时，居然告灭。次日林帅无恙，谋害之人相顾骇然，一时宣传数县，咸谓林帅真主，归者更众。间有一二善奉迎者，拜称林帅为皇帝”。[17]清兵在炉内追捕林俊时，又有巨蛇、赤虎现身掩护林俊的传说。这种篝火狐鸣的神奇传说，是乡村社会中的信仰化为现实权力的渊薮。因此，林俊在1857年复出时，直接打出了太平天国英烈王的旗号，这既是投向太平军的政治选择，也是对乡间“王者”传闻的一种回应。无论是红兵起义时新会三江赵姓家族的“胜筊”，还是福建红钱会起义中有关林俊为“王者”的神奇故事，都说明了农业社会中的一般信仰是乡村政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会党团练，夺绅权

作为四民之首的士绅，在乡村社会中介于官民之间的有利地位，垄断了乡村社会大部分的公共权力。在家族体系内部，具有功名的士绅为族中翘楚，在家族事务中具有很大的发言权和决策权；在村社公共事务方面，他们因为上通官府，广有人脉，具有一定的行政知识和经验，具有一定的号召力和组织力。绅权作为村社间一种无形而客观的存在，是士绅的重要财源之一，通过诸如包揽田赋、整治河道、架桥修路、干预词讼、保甲团练，等等，他们可以染指大量的经费。会党在乡间社会的兴起，自然会对绅权形成有力的挑战。浙江平阳金钱会的崛起及其与绅权的激烈冲突，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考察范例。

金钱会，是1858年石达开太平军进入浙江时以赵启为首成立的一个会党组织。根据黄体芳的记载:

赵启，平[阳]之钱仓人，充钱江船埠，其家临江设饭铺。秀三，平之江南河前人，卖药为活，粗知医。二人少习拳棒。先是，金华有卖笔者周荣，久客钱仓，诡称于某山得金钱七，异日当大贵，遂与赵、朱等私铸金钱，招村民入会。复有塑像者缪元，鬻囗囗者孔广珍，与其党谢公达、刘汝凤、张元等三人，均合谋，钱仓汛外委朱鸣邦亦与焉。其地有北山庙，祀五显神，众对神结盟，无长幼俱呼为兄弟。每入会者，先诣赵启饭铺，受金钱一，出制钱五百文，归诸会首。当立会时，托捍御长毛为名，私刻“精忠报国”印，以故众为所惑。[18]

金钱会立会不久，内部就发生分裂。“平之十八都人王秀锦，从赵启取金钱数百，为分给万全诸乡，自是万全一带延及瑞[安]之港乡，所领钱均出秀锦手。赵、朱等寻闻其有私，虑事败，因指为冒充金钱，摈勿与共事。秀锦乃自为会，然人数远不及钱仓。”[19]嗣后，因王秀锦党与程殿英企图恃众劫狱，赵启等率众阻止，并烧毁了程家房屋，知县翟惟本感激不尽，建议其改为金（乡）钱（仓）民团。金钱会遂以民团名义公开活动，势力大增。一帮江湖人物在平阳大肆扩张民团，引起了士绅集团的分裂。一批士绅转而投靠金钱会，以维持其在地方上的权势。而另一批绅士则凭借其家族势力与金钱会相抗衡。如“雷渎尽温姓，合渔塘及三大厂丁壮不下五千人。其地敦族谊，好勇仗义，强盛之势甲于平阳。合族戒勿受金钱，诸会党无敢扰其境”。[20]1861年孙鸣锵奉旨在籍办理团练，便联络士绅筹办团练以图抵制，平阳附生渔塘余书勋、雷渎温和钧等人成为其骨干人物。

时侍读孙锵鸣以奉旨团练在籍，谋散其党，使村各为团，人执义团白布一方以为号，凡入团者，不许入会。林垟绅士至城，孙侍读劝之团，因领郡县谕札，归与绅民竖义旗。[21]

一个是由知县支持的江湖民团，一个是由奉旨在籍官员办的士绅民团，均在同一地区发展，“隐若敌国”，彼此斗争不断。林垟白布会首陈安澜首先派人拔金钱会旗，“且取多金以作兵费”[22]，这成了白布、金钱两会冲突的导火线。赵启大怒，拨众千余向陈安澜进攻，将陈家房屋焚毁。陈安澜逃到温州告官，道台、知府都认为这只是两会之间争夺地方权力的冲突，并不认为是金钱会谋叛，“殊不为意”。[23]陈安澜便转谋于内侄武举游飞鹏，设计诱害赵启。不料赵启识破阴谋，认为孙锵鸣为主谋，调三千人攻打安义堡，焚毁了孙家宅院，之后又捣毁了雷渎的白布会巢穴。金钱会的势力在“瑞邑则林垟、郭巷、小篁竹、沙洲、下林、八甲、沙垟、金角山、渡头、仙降、岭温、由曹村，平邑则江南、金乡、前[钱]仓、六尺、万金坪，泰邑[即泰顺]则管屡，统共约一万人。瑞安一带归大总头赵启掌管”。[24]

团练权的争夺，既是地方权势的争夺，也是由此产生的团费属谁的争夺。金钱会作为一个会党，入会要交五百文钱换取金钱一枚，以为入会凭据。其聚众上万，这无疑是一笔相当可观的财富。再加上，金钱会以团费名义摊派乡间，使其势力得以在地方横行数年之久。金钱会的筹资方式有，“威胁诸富户，使出钱谷助军资”，[25]“设局勒捐”，[26]以及控制市牙。林垟“牙户俱入金钱建旗，首以禁谷偷漏为名”；陈安澜即因“每年籴谷为牙户所抑勒”，[27]企图借白布会势力打击牙户，这自然威胁到金钱会在当地的经济利益和权势。这种基层社会的权势和利益的搅动，看起来纷乱无序，其实与更高层面的政治逻辑并无二致。孙锵鸣为首的一班士绅和族党认为是会党擅夺绅权，视会党为反叛。而地方官僚本来甚少干预基层社会事务，对于会党兴起而引起的地方权势转移，只要不危及官衙权力，并不愿动兵动枪。再加上太平军入浙，官府应付为难，故反而责怪孙锵鸣等多事。“郡守坚弗从”，“并谓杀人放火，报复之常，祸由[孙]侍读，无与郡县事”。[28]于是，以孙锵鸣为主谋，林垟陈、谢两族和雷渎温姓、渔塘余姓等族的士绅们便自行其是，筹款数千，另外雇水师炮船30余艘，募雇闽勇两百人，并率各族壮丁数千人，水陆并进攻打钱仓。赵启率一部分金钱会众转移之后，钱仓“乡民畏罪争缴钱。雷渎人昂其赎罪之直，专意射利，不复以入穴取子为事，众心稍懈，贼党因之复聚”。[29]地方权势之争，变成了赤裸裸的金钱勒索。此举引起了金钱会众更大规模的报复，他们首先打毁朱家栈的团董朱汉冕家；之后突袭雷渎，三大厂和渔塘不及救援，温族损失惨重，温和钧合家老少被溺于江中。诸绅赴温州告救，温州知府黄维诰反怪“瑞人好事”，永嘉知县高梁材甚至与平阳知县孙惟本商议，“反坐陈、谢以激变之罪”。[30]府县地方官僚的看法高度一致，反映了官绅之间的深刻分裂。士绅们集众百余包围了县衙，高梁材不敢出头，孙惟本也紧急召回了向上司的申文。

但是，随即发生了金钱会大举进攻温州府的事件，事态遂脱出了会党与士绅争夺地方权势的范围。金钱会的活动，从1858年创立到1861年10月攻打温州府城，时近四年，而赵启一伙在钱仓横行的时间更长，因此，认为它从一开始就是蓄谋反清的会党组织，有点牵强。太平军在浙江的活动以及金钱会与白布会的激烈争斗，是金钱会脱轨的外因和内因，但由于我们缺乏更加直接的内幕史料，故无从进一步分析了。

四、结语

从上述广东红兵、闽中红钱会和浙江金钱会的事例，我们可以看到，乡村社会的会党是在官权、绅权、族权和神权等复杂政治结构的缝隙中生长起来的。官权不下村社，但其既要抑制绅权、族权的嚣张，又要依赖绅权、族权的支持。乡间的士绅，也从来不是一个团结、牢固的整体，地方上的绅权总是集中在与官府关系密切、社会地位和声望较高的少数强宗大族的士绅之手。在内部纷歧而家族或村社生存面临重大抉择之际，理性判断往往让位于卜筮或神魅。这些缝隙，为会党的生存、发展乃至突破提供了相当的空间。

在乡间社会形成的会党，会根据乡村政治环境选择不同的发展策略。广东新会三江乡的天地会采取的夺取族权的策略虽然失败，但在红兵起义时期，“会乡”林立，说明有相当部分是成功的。福建红钱会的活动，有效地利用了乡村社会家族分类械斗、相互牵制的社会环境。至于浙江金钱会的发展，则首先采取了帮助官权抑制巨绅大族的策略，得以在平阳、瑞安迅速发展起来，这引起巨绅大族的强烈抵制，造成激烈的冲突。但如果金钱会不直接触动官权，攻打府城，它的命运还是未定之数。三江乡赵姓家族以掷筊问卜于先祖，林俊的“王者”光环，赵启于山中得金钱的神话，这些非理性的信仰因素对于乡间政治的影响也同样是真实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

太平天国运动风暴之后，各地会党依旧在各地蔓延发展，潜移默化地扎根在乡村社会之中，日益坐大，其生存策略及其与当地社会政治构造的关系，很值得深入研究。[31]

注释

[1]萧一山:《近代秘密社会史料》，卷三，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223—224、229页。

[2]原件以《赵沅英手稿》之书名藏广东图书馆，《近代史资料》1955年第3期（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摘编其中一部分以《红兵纪事》刊载，以下所引相关文献不再一一加注，均据此。

[3]道光《新会县志》，卷一，清道光二十一年刊本，第35页。

[4]赵沅英是科班生员无疑，赵贤是否绅衿，尚难确定。当时广东习惯上称举人为“君”，称生员为“生”，赵沅英前文有“中山叔君贤”一语，可能隐指其举人身份。

[5]军机处录副奏折:两广总督叶名琛等咸丰四年十一月初四日奏。

[6]毛鸿宾:《安插就抚客民并土人先抗后遵情形折》，见《毛尚书奏稿》，卷十六，宣统二年刻本。

[7]民国《永春县志》，卷三，1930年排印本，第15页。

[8]乾隆《永春州志》，卷十六《风俗》，乾隆二十二年刻本，第3页。

[9]乌白两旗族姓待考。据闽浙总督王懿德奏:“仙游乌白旗匪首朱三、陈尾始终助逆抗拒。”以此推测，朱姓为乌旗，陈姓为白旗。

[10]民国《永春县志》，卷三，第16页。

[11]宫中档朱批奏折:福建巡抚徐继畬道光二十八年三月二十八日奏。

[12]徐继畬:《商办盗案上刘次白中丞》，载《松龛先生全集》之《奏疏卷下》。《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42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第145页。

[13]民国《永春县志》，卷十六，第11页。

[14]民国《德化县志》，卷十一，见《中国地方志集成·福建府县志辑》第2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1页。

[15]民国《永春县志》，卷三，第16页。

[16]民国《德化县志》，卷十一，第10页。

[17]《福建红钱军领袖林万青传记》，《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6期，第12-13页。

[18]黄体芳:《钱虏爰书》，载聂崇歧编:《金钱会资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页。

[19]黄体芳:《钱虏爰书》，载聂崇歧编:《金钱会资料》，第2页。

[20]黄体芳:《钱虏爰书》，载聂崇歧编:《金钱会资料》，第4-5页。

[21]黄体芳:《钱虏爰书》，载聂崇歧编:《金钱会资料》，第3页。

[22]刘祝封:《金钱会纪略》，《近代史资料》1955年第3期，第148-149页。

[23]孙衣言:《会匪纪略》，载聂崇歧编:《金钱会资料》，第47页。

[24]赵之谦:《金钱会琐记》，载聂崇歧编:《金钱会资料》，第44页。

[25]黄体芳:《钱虏爰书》，载聂崇歧编:《金钱会资料》，第2页。

[26]黄体芳:《钱虏爰书》，载聂崇歧编:《金钱会资料》，第11页。

[27]刘祝封:《金钱会纪略》，第148页。刘祝封的叙述并不明晰。牙户“禁谷偷漏为名”，说明以往绅富出籴米谷都有偷漏行为，牙户投靠金钱会后便敢与绅富相抗，禁止偷漏，绅富陈安澜等便有受到“抑勒”之感。金钱会为牙户撑腰，自然不免有“保护费”在。

[28]黄体芳:《钱虏爰书》，载聂崇歧编:《金钱会资料》，第6页。

[29]黄体芳:《钱虏爰书》，载聂崇歧编:《金钱会资料》，第8页。

[30]黄体芳:《钱虏爰书》，载聂崇歧编:《金钱会资料》，第9页。

[31]（1）在刚结束本文时，看到了王笛先生的《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和秩序》（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展现了川西哥老会经过一个多世纪发展的面貌和结局。

上传者：郑静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