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恩良

【内容提要】贵州秘密会党起源于乾隆初年的啯噜。清末民初，贵州会党先后承担了三种不同的历史角色。首先是被自治学社与陆军小学所利用，从“反清复明”的旧式会党转变为初步接受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革命组织，进而成为辛亥贵州光复的主力军；随后又为宪政派所利用，转而与自治学社为仇，从辛亥革命的功臣转变为颠覆辛亥果实的帮凶；最后又为宪政派以“会党乱黔”作为乞请滇军入黔的口实，从而沦落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三次角色的转换，既折射出清末民初贵州党争的惨烈，同时也暴露了秘密会党缺乏明确政治目标的致命弱点。

【关 键 词】清末民初；会党；自治学社；宪政预备会

The Role-Changes of the Secret Societies in Guizhou and Other Related Questions at the End of the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OUYANG En-liang

(School of History and Politics,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 Guiyang 550001, Guizhou, China)

Abstract：At the end of the Qing dynasty and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the Secret Societies in Guizhou played three different historical roles. Firstly, used by the autonomous social group, they changed from primitive organization to revolutionary organization which initially embraced bourgeois-democratic ideology. Secondly, used by the constitutionalist party, they changed from the persons having rendered meritorious service to the 1911 revolution to the accessory of subverting that revolution. Finally, they sank into the victims of the political conflict. The three role-changes reflected the sharp party struggle and exposed the fatal weakness of the Secret Societies that lacked definite political purposes.

Keywords：the end of the Qing dynasty and early Republic of China/the Secret Societies in Guizhou/role-change/autonomous society

清末民初，贵州党争激烈，在各种政治势力的拉拢和利用下，贵州会党身不由己地踏入了政治斗争的漩涡，不自觉地先后承担了三种不同的历史角色。首先是被自治学社与陆军小学所利用，从“反清复明”的旧式会党转变为初步接受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革命组织，进而成为辛亥贵州光复的主力军；随后又为宪政派所利用，转而与自治学社为仇，从辛亥革命的功臣转变为颠覆辛亥果实的帮凶；最后又为宪政派以“会党乱黔”作为乞请滇军入黔的口实，从而沦落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三次角色的转换，既折射出清末民初贵州党争的惨烈，同时也暴露了秘密会党缺乏明确政治目标的致命弱点。①

一

    贵州秘密会党的起源可以追溯至乾隆初年兴起于川黔交界深山老林地区的啯噜组织。② 啯噜是哥老会的组织源头，乾隆十二年四月，贵州境内就有了啯噜组织活动的记载。[1] 乾隆四十六年七月初二日，贵州永顺府之龙山县禀报：贵州思南府之婺川县于闰五月十六日有啯匪多人，从四川彭水县入境，持械抢劫。捉获匪党钟鸣凤、陈正山、彭昌文，供出首匪杨老大、熊老四、李小八、刘老十、湾角九等，其伙类共九十余。二十日，追至遵义府之正安州小溪沟地方，该匪等恃众拒捕。七月十六日，文绶奏报逃入贵州的这股啯噜，经黔省截拿，由川东綦江一带逃回八九十人，当即复饬派镇道将备等各带牟兵，分头追捕，拿获21名，旋由泸州、安岳等处追至广安，又杀毙啯噜8名，生擒17名，余党俱即逃散。[2] (p51)

    由于人口的过度增长以及社会矛盾、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不断加剧，至晚清时期，贵州会党(主要是哥老会)已相当活跃，据《开阳县志稿·社团》记载，“清道咸时最盛”，《兴仁县志·大事志》称，光绪宣统之际，贵州哥老会已达到“蔓延及于穷乡，几乎无村无寨无之”的地步。

    由于反对现行统治秩序的共同需要，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资产阶级革命派与秘密会党各自怀着不同的目的，相互利用，并肩作战，开创了一片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新天地。贵州亦不例外。在贵州辛亥革命前夕，立志于推翻清朝封建统治的资产阶级各派别和团体大都把哥老会作为拉拢和利用的对象，其中又以陆军小学与自治学社最为突出。

    在以往为数不多的相关研究中，给人造成的错觉就是陆军小学与新军是贵州辛亥革命的武装力量，而陆军小学与新军之所以参与贵州辛亥革命，是由于自治学社利用哥老会为渠道对两者进行宣传发动的结果。

    这种观点是不准确的。陆军小学参与贵州辛亥革命与自治学社并无太大的关系，新军的加盟固然与自治学社的活动密不可分，但把新军拉入到革命的阵营，陆军小学的功劳并不亚于自治学社。虽然一些陆军小学成员认为除了陆军小学外，“在起义以前的一切秘密活动，不闻有其他政党政团参与这项运动，或予以任何支持”[3] (p424)的说法未免过于绝对，但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陆军小学当时运动新军起义的活动是独立进行的，并无其他组织的引导和领导。

    贵州陆军小学是在清末废科举、兴学校的历史背景下，于1906年仿效日本陆军制度开办的，“学生是由各府、厅、州、县保送，旧绿营的武官也可以保送子弟。年龄大都是十五岁到十八岁的青年……在报纸、杂志方面，初次看到了《民报》等新刊物，读到了不少提倡革新政治、民族独立平等、扫雪国耻、挽救危亡的议论。因此，我们不少同学在思想上起了很大的变化，不再想做清朝的‘武官’或‘忠臣’，而倾向于孙中山的革命运动了”。[4] (三，p479～480)“陆军小学第一期学生，受了《民报》的影响，便在校中酝酿革命. 但事机不密，丁未春为贵州巡抚庞鸿书所知，一次就开除了三十余人，占第一期学生总数的二分之一”。[3] (p412)

    陆军小学之所以要联络哥老会，看中的是哥老会的势力，“当时袍哥的潜势力很大，新军、防营及社会各阶层都有他们的成员，他们与满清政府在有形无形中，是一种对立的姿态。要革满清政府的命，如果不争取他们，联合他们，显然是失策的。”[3] (p409)

    但陆军小学联合哥老会并不是以一种平等的眼光把哥老会作为自己的同盟军，而主要是把哥老会作为一种可资利用的工具。下面一段回忆，把陆军小学当时对待会党的心态动机描述得可谓是淋漓尽致了：

    “要想执干戈与满人决胜负，还不能不预备大批的亡命之徒和武装斗士，因而联络枪杆阶级，富有战斗力的新军一标，就成为我们的首要任务。新军的头目(班长)和士兵，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袍哥阶级，假使不加入袍哥，便不能接近他们，联络他们。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只有与他们合流。但‘归标’他们么，则须受他们的制约，而且他们的某些规章习惯俗不可耐，高尚人士，尝诋毁他们为下流，自好者，雅不屑为。两全之道，只有自立公口。因而由席正铭写信回他的本县，取得袍哥证件。③ 遂假贵阳城内王家巷朱勇烈公祠(即朱岷、朱崧弟兄的家祠)成立‘皇汉公’码头。席正铭任龙头，阎崇阶、朱少甫分任正副钱粮……这就展开了与新军一标相互往还的道路。从而新军一标的排长谭梦芝、班长戴文光、林松柏、张树臣等，先后归标到皇汉公码头来。每逢星期，都有一二人来朱勇烈公祠归标的，为我们联络新军的理想奠定了基础……后在新军中又发展了标本部的两个密查：金渭滨，市中区的钱粮；庄鹏程，市中区的执法管事，都是贵阳有名的袍哥……为我们拉拢贵阳城内外的各个公口，使‘皇汉公’得到蓬勃发展。”[3] (p420～421)

    1910年春，被陆军小学开除学籍的第一期学生李元著考入新军测绘队作队员，这就为“汇英公”④ 联络新军又“开辟了另一个途径”，“由是每逢假期，都由阎崇阶挈领姚蕴山、张少荃、杨匡平等赴新军，借访李元著、谭梦芝为名，广泛交游，这就结识了一批热心革命事业的同志……更由于康俊武、张柏西热心串联，利用当时一般青年所喜的拜把子、结金兰的习尚，因此及彼，辗转介绍，每周都有新的结识……革命力量在原有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发展。”[3] (p422)

    贵州自治学社成立于1907年11月，其对哥老会的联络与利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 直接吸纳哥老会成员为自治学社社员。

    这项工作与自治学社的实际领导者张百麟密切相关。张百麟“幼即倜傥，抱大志，善交游，所至为众所推服。尤善结绿林，而伏其雄”。[5] (p276)因而，“对哥老会的组织情况、社会活动方式、传统革命任务和它潜在的群众力量有了了解”。1902年至1903年间，张百麟由贵阳前往兴义府坡脚省亲，结识了安顺的哥老会会员方策、陈燮春，在兴义府城又结识了郭润生、曾宪章、许可权等哥老会成员，又前往贞丰访问了当地仁学会的各会友，结识了当地哥老会同济公的许多成员。这些人以后都成了自治学社的重要社员和地方的有力骨干。[4] (三，p467～468)

    2. 利用具有哥老会身份的自治学社社员分赴各县联络、组织分社。

    据当时自治学社的重要成员、贞丰同济公的红旗管事(五爷)胡刚回忆：“(自治学社)分赴各县联络、组织分社的人，大部分是由有关哥老会成员的社员去进行的，并且多以当地的哥老会成员为主要对象……否则在当时像自治学社的这样一个社会团体，很不容易拥有一万四千余人的成员。”[4] (三，p472)

    3. 依靠哥老会势力，开展与宪政党的政治角逐。

    贵州预备会成立于1909年10月，以唐尔鎔、任可澄为首，参加的多为官绅，“从阶级划分上看，他们应属于向民族资产阶级上层转化中的人物”。[6] 与作为“成长中的资产阶级中下层政治代表”的自治学社之间必然会产生一些矛盾和斗争。据学者考证，虽然这种斗争在1910年以前并未上升到革命与改良的高度，有些甚至“就是为了争当贵州拥护宪政的第一块牌子”[6]，但两者之间的争夺依然相当激烈。而在贵州光复前的历次权利之争中，自治学社依靠哥老会的支持和活动，屡屡击败对手从而处于主动有利的地位。

    1909年贵州谘议局选举，39席中自治学社获得了33席。同年贵州谘议局成立，召开第一次会议，该会局内选举，常驻议员自治学社又占了最大多数，常驻办事处书记钟昌祚、孙镜等四人皆为自治学社社员。而宪政会会员仅弁琳得副议长一席，整个谘议局完全控制在自治学社手中。1910年，清政府资政院成立，两派竞选出席北京的议员，结果为自治学社刘荣勋当选。北京组织各省谘议局联合会，两派在谘议局竞选，又为自治学社社员获胜。

    自治学社能获得这种优势，同各州县哥老会的活动是分不开的。因为省议员是由个州县选出来的，各州县的选举工作又大多操纵在哥老会的手中。自治学社利用哥老会的势力参与竞选，他们自己也并不否认。如在1909年教育总会正副会长的选举中，自治学社又出奇制胜，面对宪政会叫嚣“花钱雇出流氓，前来开撵”的威胁，自治学社也公开应对：“果然到此地步，我们也会找帮上弟兄出头相助。”[5] (p154)

    4. 利用哥老会作为联系新军的纽带。

    据当时自治学社重要成员吴雪俦、胡刚回忆：贵州自治学社，为积极筹备革命工作，决定以运动新军为第一要务，先是推荐具有哥老会身份的黄泽霖为新军标统袁义保书记官，配合新军中具有哥老会身份的队官赵德全、书记官蓝鑫、司书生艾树池、马繁素、正目杨树青、见习饶成厚等，在内鼓吹活动。原贞丰同济公的龙头大爷邓金昶，在参加自治学社后，也通过关系，进入胡锦裳巡防营，任营部总文案。

    在联络新军的过程中，自治学社采取“内外双层拉拢”的策略。在打入新军内部的同时，派张泽锦、胡刚、谭景、彭景祥、陈康等，或以友谊关系，或以会党关系，在外联络接洽。胡刚等以李辅臣的饯房饭厅为据点，嘱杨树青、艾树池等每星期放假，即约集新军中血性青年若干人，找他饮酒。“即以此为基础，以后逐渐扩大、串通，把新军中革命的空气发动起来。”为灌输反满革命思想，胡刚甚至将酒令也改成了与时事密切相关的内容，如：“过去出大指叫一定，今拟以独立代替”；“过去出手相同叫对手，今拟以平等代替”；“过去的六合同春等，今拟代以六君子”；“过去的全家福、十全十美等，今拟代以大同世界”等等。如此一来，“新军越来越多，由猜拳行令，进而讨论国家时局、世界大事，由外国压迫、官吏腐败，进而讨论康梁维新、孙中山革命以及贵州青年应该采取的抱负。最后归结到革命是中国及贵州当时最急需最有效的办法。”[5] (p181～182)

    在联系新军的过程中，除自治学社内部的哥老会成员发挥了重要作用外，一些不属于自治学社的哥老会成员也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和帮助。兹举一例，“何宾侯……贵阳西乡王官堡人。清时为典吏，富赀，好江湖任侠之说，故入哥老会，凡军人大多与于哥老，故军中多与宾侯通往还者，宾侯乃隐为之首。反正之前，张石麒与哥老密结，多假座于桂少莲家，而宾侯之于桂家，复通世宜，故石麒与新军为衣裳之会，而宾侯则为东道主。”[5] (p282)

    通过不同的途径，自治学社利用哥老会联系新军的工作取得了预期的效果，“大约三四个月，新军合作的革命空气，遂高涨起来，为九月起义创造了成熟的条件”。[5] (p182)

    5. 整编哥老会势力作为武装依靠。

    为了更好地发挥哥老会的作用，自治学社决定将分散的哥老会各山堂进行整合。为此，贵州光复前夕，自治学社在黔南合资会社⑤ 开会，出席的有李立鉴、孔鹏、陈南生、胡刚、黎克荣、吴冠和贵阳府四位差头，“都是哥老会的重要成员”，会议的中心议题就是决定通过谘议局提出训练乡兵方案，由各地哥老会实际掌握，同时决定整编各地哥老会势力作为自治学社自己领导的武装为革命基本力量。当时推定李立鉴联系黔北；孔鹏联系黔西北威(宁)水(城)毕(节)大(定)；陈南生联系南路；胡刚联系盘江(即兴义)五属；方策、陈矍春联系安化七属。这一布置，即是起义前后的新五路巡防营建制的开端。

    同年六月初，自治学社领导人张百麟认为形势急迫，遂内定黄泽霖为新巡防营总统，李立鉴为北路巡防分统，孔鹏为西路巡防分统，陈南生为南路巡防分统，黎克荣为东路巡防分统，吴冠为中路巡防分统。[4] (三，p475～476)五路巡防营从士兵到各级军官几乎是清一色的哥老会分子，也可以说，五路巡防营实际就是武装起来的哥老会。12月下旬，杨荩茗率领新军出援湖北，五路巡防营便成了贵州光复后自治学社所依靠的惟一的一支武装力量。

二

    辛亥贵州光复，哥老会功不可没。“开第一枪的是杨树青，吹紧急集合号作起义准备决定大事的是董司号长，支持自治学社的决定鼓励大家即时动作的是艾树池、马繁素等(他们都是哥老会成员)，从而支援了陆小，发动了全城首义的大举，完成了贵州光复大业……革命活动中一切奋不顾身的冒险工作，几乎绝大部分由哥老会成员的社员担任。”[4] (三，p471)

    贵州光复以后，自治学社掌握了刚成立的大汉贵州军政府的主动权，但它并没有像有些学者所描述的那样迅速弃会党于不顾，至少采取了如下措施：

    1. 由于“未光复之前，由张百麟、黄茀卿、陈南生三人，分函各县调集哥老分子来省。反正之日，有七八百人抵达省垣”[7]。对这一部分力量，已成军的拨入新军，扩充为三个标。

    2. 对起义期间“首先发难有功”的几个新军哥老会成员如杨树青、艾树池、马繁素等皆被任命为新标的营长。

    3. 对来黔哥老会中未成军的则编入五路巡防营。

    4. 对那些未来省城仍留在各县的哥老会成员，鉴于他们虽然分散但仍具有相当的势力，“为着团结这一部分力量，安定他们的情绪和解决他们的生活，李、孔、黎、陈、吴等共同建议军政府，应当即时派出得力人员前往各地宣慰，要他们安居乡里，爱惜自己的家乡，保持地方秩序”。为把这件事办得更好，“大家因又建议，应该在省城组织一个总公口，由自治学社内部人士领导，即由总公口选派会内弟兄前往各路安抚，比派军政府人员前往更加有效，并可以长期保有并发展、利用这一个全省性的力量。张百麟、黄泽霖同意了这个建议。当由黄泽霖首先参加了哥老会，取得一字(起码大爷)，在光复后两日，即在皇殿开光汉公成立大会，⑥ 黄泽霖被推为龙头大爷，曹仲武(四川人，参加过两个山堂)任红旗管事，一切哥老会内部事务布置由曹负责。光汉公成立后，选派了负责会友前往各路安抚、宣慰，地方秩序极为平靖”。[4] (三，p476～477)

    但自治学社终究未能处理好与哥老会的关系。起义不久，主要由哥老会组编的五路巡防营便因军饷问题同军政府产生了对立情绪。由于军政府刚刚成立，一些规章制度尚不完善，致使巡防营一度“领饷无着，兵队大哗，中下级军官及士兵，闹到枢密院向空开枪示威，到立法院以枪托触泄愤。”[5] (p163)

    同时宪政会也不甘心失败，加紧了利用哥老会对付自治学社的步伐，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利用哥老会广开公口，扰乱社会秩序。

    贵州光复前，宪政会对哥老会并无多少联系，但大汉贵州军政府成立之后，他们却一反常态，对哥老会大加吹捧。耆老会会长郭重光在立法院登台演说：“谓今日之贵州，非公口不足以立国，贵州之政府及社会非公口不足以辅助而保全。此语既出，不两日而省内外公口已达百余处之多。郭复举黔汉公龙头温瑞廷招兵五百以保商路，保某汉公龙头某人招兵数百，以保盐路。如陈钟岳、陈廷芬、冯汝骏等……亦洋洋得意开斌汉公、懋华公，自充龙头。并袭取满官威仪，设大堂，摆公案，俨与政府对垒。”[5] (p214～215)

    在公口大开的过程中，哥老会固有的毛病也暴露无遗。“各党会竟明目张胆占据民房衙署，以立公口，仪式陈设，比于官厅，而头戴英雄结，鬓插杨梅花，腰围战裙，足穿麻儿草鞋之辈，招摇过市，有如戏场。”[5] (p165)“一家不入公口，号曰漏户；一人不入公口，詈以白衣。轻则吊打罚金，重则致死。民身受其毒，苦诉无门，竞入党籍，以求自保。”[3] (p374)

    如此一来，“整个贵州，成了袍哥世界，不规则的现象，不合法的举动，日有所闻，社会秩序大乱，为民诟病”。[3] (p410)

    哥老会的行为，不仅扰乱了社会秩序，同时也造成了军队内部的混乱，“因为许多小兵小卒，本来在会中的地位很高，所谓官长的资格，差得很远。说起辈分，见着小兵，还要敬一个礼，试问如何统治呢……照哥老会的例规，本来很严，犯了会规，要受着三刀六个眼睛的惩罚。但是一到开明组织，人人都可入会，会的精神便没有了。何况乌合之众，有什么纪律可说”。[3] (p355)

    2. 利用黄泽霖惩处不法会党分子的机会，拨弄是非，使两者的矛盾尖锐化。

    贵州光复后，军事大权基本为自治学社所控制，黄泽霖为总统的五路巡防营成为军政府所依靠的最主要的武装力量。为了达到瓦解自治学社军事基础的目的，宪政党派《黔报》主笔陈秩书、新军标统陈宗岳，“以哥会名目滥交军人，私结军心”，“时以谣言煽动军心，一般军人崇拜其哥会首领，遂日以犒赏事要求都督”。[3] (p455)

    为了制造更大的混乱，宪政党甚至将遵义一带的巨匪罗魁召集来贵阳，罗魁等“沿途抢骡马数十头，命匪党联骑直驱入省，名为马队。入城后，扬言苟不当标统当杀都督保刘统领(指刘显世)”，这就使得社会各界更加惶惶不安。

    黄泽霖为制止混乱，稳定社会秩序，在四川会馆设计将罗魁处决。同时，又整肃军纪，坚持“厉行裁制，不听者杀之”的原则，不放纵公口的不法活动，尤其对五路巡防营更是严加约束。如“东路兵与旧提督何东山家有隙，七人持抢磕诈，何氏家人赴君司令处鸣冤，君愤极，亲率卫兵至何宅擒乱兵。临刑时，东路兵请赦七人死命，君曰：‘养兵所以保民，兵先磕诈，焉能治匪，何以对同胞乎？’仍下令悉行枪毙”。[3] (p455)这些措施，虽然使普通百姓“称颂不绝”，但哥老会各公口在宪政党的挑拨下，对黄泽霖却“皆大怨望”。[5] (p211)

    3. 利用哥老会成员作为发动“二·二政变”的帮凶。

    1912年1月，哥老会“元堂”、东路巡防哨官唐灿章和原贵阳著名袍哥李先春不满黄泽霖对其部众的惩处，怀恨在心，宪政派遂乘机“暗收罗匪党羽及东路乱兵党羽，劝其报仇，并以七千金为奖赏”。2月2日，巡防营中被宪政派所收买的谭德骥派数十人为刺杀队，分三小队执行。一队攻入田家巷张百麟的住宅，张百麟先起入厕，闻枪声有变，隐匿幸免于难。卫队长彭尔坤闻变赶来，死于难。二队由唐灿章等十人伪称捕获逃犯，请黄泽霖亲自审讯。黄刚一升堂，叛卒即开枪将其打死。旋又剜目断手，肢解尸体而去。三队闯进张泽钧家，误杀寓客学生田有光一人。自此，张泽钧长期逃亡在外，不敢回家。

    事发后，张百麟在巡防营南路分统陈守廉的陪同下，到都督府会见代都督赵德全，要求派兵缉拿凶手。可刘显世早已“通过哥老会关系，联络都督卫兵，临时挟制赵督，使命令不行”，都督卫兵甚至对张百麟也怀有极大的“敌意”。张只好同陈守廉回营。次日，檄令各路巡防营出兵共讨叛军，但命令发出后各分统俱不听令，经再三催促，“至者寥寥”。张百麟见大势已去，被迫同陈守廉离开贵州。军政府陷入半瘫痪状态。

三

    贵州“二·二政变”后，宪政派认为秘密会党已失去了利用的价值，不仅如此，如果听任秘密会党继续活动，迟早会发展为心腹之患。宪政派同时意识到自己此时的力量也还不足以彻底摧毁自治学社在贵州的地位。由于这两个方面的原因，宪政派乞请滇军入黔。

    1911年12月中旬，耆老会会长郭重光等人以全黔人民代表的名义向云南都督府发出请兵密电。不久，曾经办云南锡业公司、此时任贵州枢密院枢密员兼军事股副主任的戴戡，又以枢密院名义向云南发出密电。1912年1月，戴戡以贵阳绅耆代表身份去昆明，与前云南知府、现云南军都督府外交司司长、贵州人周沅等，联合向蔡锷陈诉贵州的情况，他们详细地列举哥老会罪状十二条，以作“会匪乱黔之真相”，“谓黔军不能治匪，人民推伊到滇**，要求滇军北伐队，经过贵州代为治匪”。并且大肆宣扬“贵州土匪擅权，黔危滇亦不安”的观点。

    在宪政派的极力游说与多方活动下，时任云南都督的蔡锷确信“黔省反正后，匪势甚张，劫掠奸淫，全境糜烂”。[5] (p145)出于安定西南社会秩序，巩固反清革命后方，然后再集中兵力北伐的战略意图，蔡锷作出了“滇虽竭蹶，自当以全力协助，以期恢复治安”[5] (p146)的决定，于1912年1月28日以云南都督府参谋部次长唐继尧为司令，派兵入黔“允为戡乱，解此倒悬”。⑦

    当滇北伐军出发之时，贵州自治学社原社长钟昌祚及刘荣勋、安健等人从上海绕道云南回黔，恰于这时到达昆明。他们深知，滇军为宪政会耆老会所邀，假道入黔，凶多吉少，乃上书蔡锷，痛陈贵州时局原委及滇军入黔之危害：“盖黔人之有两党，数年来欲兴革命党狱，演杀人惨剧者，已非一次矣……滇黔两省，唇齿相倚，利害相系，滇义助黔人军械，则当使黔人实受其赐，而不当使一而跋扈土豪利用之，滇既能举行北伐，则当早使满虏扫除……不当为党人利用，妄杀同胞，挑动战祸。此等传说不实则亦已耳，如果属实，恐助黔反令黔乱，安黔而反令黔危，枪声一举，盗贼乘机，七八百万人之生命财产，从兹灰烬。以两党人之争权夺势，竟不恤黔人之无辜受殃，抑可惨矣。”[5] (p208～209)贵州自治学社人士亦连电蔡锷声明：“贵省垂念之殷，感激不尽，至大兵之来，尚请暂作罢论。”[4] (六，p223)自治学社的劝阻虽使蔡锷打消了入黔平乱的成令，但野心勃勃的唐继尧却已是“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了。因而自治学社的努力终究未能延缓滇军入黔的步伐。

    滇军于1912年2月27日抵达贵阳近郊，宪政会、耆老会的头面人物任可澄、郭重光等及其控制的部分军队列队迎候。其时，贵州代都督赵德全却还沉醉在一片幻想之中，并未作抵御的准备，反而认为：“国家方危，兄弟急难，彼兵以义动，吾何为挠之！”[8] (p7)滇军抵达贵阳时，赵德全亦派代表参加，并犒赏滇军。

    3月3日，滇军与黔军刘显世及已倒向滇军的原属于“大汉公”的胡锦棠城防营，联合向贵州军政府发动了突然袭击。由于贵州军政府毫无准备，仓促应战，加上兵力单薄，同时，属于“光汉公”的五路巡防营除李立鉴一部在黔灵山进行了比较激烈的自卫外，其余各营各公口“竟于滇军至省之前一夕，各自销灭”。[3] (p110)因此，滇军只用了半天时间就占领了贵阳。而在贵阳之战中，贵州军政府、自治学社及哥老会成员死者“尸积成丘，血流波道”。至今民间称螺丝山麓为万人坑，即由此而来。

    3月4日，唐继尧被推为贵州临时都督，总揽全省军政大权，宪政会、耆老会头目纷纷担任要职，如戴戡、任可澄分别出任左、右参赞，刘显世为军政部长，周沆为政务部长，郭重光为内务司长。同时宪政会组织的哥老会公口，如斌汉公的陈钟岳、陈廷芬，懋华公的马汝骏等，或任之为秘书，或委之为统领，或举之为参议。[5] (p215)这样，由自治学社把持的贵州军政府就被以唐继尧为首的滇军军人与贵州宪政派和旧官僚的联合政权所代替。

    滇军占领贵阳后，到处搜捕哥老会会员、自治学社社员及光复有功之人，并施之以惨无人道的屠杀。“军警局长为梅若愚(滇人)。军警局大量搜捕哥老会，杀戮无算，每日局前聚集多人，拥挤不堪，都是来看杀人的。”[4] (三，p449)“在省死伊手者近千人，至遵亦仍行其贪酷手段，惯罗织人罪，以济其贪酷之心。”[4] (三，p499)钟昌祚回黔，尚经蔡锷当面保证安全无事，但行至中途，即被唐继尧派兵杀害。赵德全潜逃至修文县毛栗铺，为滇军所侦悉，旋即被害。贵州光复时开第一枪的功臣哥老会员杨树青，援川胜利回黔后，亦被刘显世诱杀于军警局。其他如彭心德、蔡奎祥、田有光、肖道生、伍伟章、杨肃安、张富山、饶毅、王子林、曾应堂、宁秉钧、胡德明、李鼎成、刘谨权等数十人，都无一幸免。[9] (p404～405)早已辞职乡居的何宾侯，亦被指为哥老会首领而遇难。对其他逃亡外省的哥老会与自治学社成员，刘显世只要探明其行止，即电请当地官吏捕杀。如艾树池在湖南被捕入武陵狱，后被唐生智杀害。李怀安出亡广东，刘显世电请龙济光除之，张秉衡、方知白也分别被刘显世电请袁世凯捕杀于四川、浙江。[5] (p207)不特贵阳，就是各县曾与自治学社有关系的人士，宪政派也假任可澄的势力要求地方官搜捕，而地方官不敢不办。使得自治学社成员东躲西藏，惶惶不能终日。并且全省不论何种机构，凡自治学社的人一律不用。一些政府成员中有从未参加过两派组织的人，“恐他们报复太过，积怨太深，将来循环报复，地方将受其累，对自治派择优任用，以期逐渐化解，为地方保存元气，亦受到宪政派的攻击……到了这个时候，贵州就成了滇军和宪政派的天下了”。[4] (三，p449)

    “滇军入黔，开创了民国成立以来，以武力夺取邻省政权的先例，是辛亥革命时期的重大政治事件之一。”[10] 贵州从此开始了历时二十余年的军阀统治。经过清末民初的一波三折，贵州会党亦元气大伤，从此进入了一个相当长的蛰伏时期。

注释：

    ①以往学术界对辛亥革命前后贵州会党的研究还很薄弱，除一些通论性的著作如秦宝琦的《中国地下社会》第二卷(学苑出版社2005年版)、蔡少卿的《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中华书局1987年版)、邵雍的《民国帮会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胡珠生的《清代洪门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肖先治等主编的《辛亥革命在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等中有所提及外，专题性的研究成果只有周春元的《辛亥革命时期的贵州哥老会》(载《贵阳师院学报》1981年第3期)和杜文铎的《哥老会与贵州辛亥革命》(载《贵州社会科学》1983年第4期)两篇文章，两篇文章分别论述了贵州哥老会与自治学社的结合、贵州哥老会的功绩、贵州哥老会的两面派行为、贵州哥老会的劫难等，但由于时代及作者研究旨趣的限制，两篇专题性文章中存在着一些明显的不足之处，如将哥老会作为天地会的支派、把灯花教看成是白莲教的分支，认为哥老会的成员“最初都是政治上的优秀人物”，过分强调会党组织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一致性，对陆军小学、新军、自治学社之间的关系模糊不清等等，这些无疑是有违历史事实的。

    ②贵州的秘密会党起于何时，以前学术界有三种不同的说法。一种依据陶成章《教会源流考》认为：“贵州哥老会，早在首领万云龙死后，依照陈近南的指示‘众兄弟分散各省，隐藏埋名’，来贵州(一作洲，增加三点是另有用意，不是错误)的是左营洪太岁。”也就是说，贵州会党自清初康熙雍正年间即已存在。(周春元：《辛亥革命时期的贵州哥老会》，载《贵阳师院学报》，1981年第3期)另一种意见认为：“天地会传入贵州的时间，较以上各省(指福建、广东、广西、云南等省)为晚”，最早见到的是嘉庆十七年二月，“广东程乡县人凌国珍与镇平县人罗载扬等共六十一人结拜天地会。”(秦宝琦：《中国地下社会》，学苑出版社1993年版，第461页)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贵州帮会发展较迟……创始于清咸丰、同治年间。在咸同期间，贵州少数民族纷纷起义，满地风烟，后由湖南调席宝田、田兴恕、周达武统率大批湘军镇压起义。军事既平，湘军留在兴义一带屯田安居，军中帮会传于贵州民间。”(蓝克安：《贵州帮会五十年记略》，载河北文史资料编辑部主编：《近代中国帮会内幕》，群众出版社1992年版，第157页)对于以上三种观点，第一种既把天地会与哥老会相混淆，同时也找不出其他具体的史料依据，况且天地会起源于康熙说已被秦宝琦等学者以可靠的档案史料予以否定，因此而不足信。第二种和第三种意见也是不正确的。即如天地会，早在嘉庆十二年，广东的天地会就已传入贵州，当时有一个叫罗半仙的广东人，“自嘉庆十二年以星命游荔波，说人吉凶奇中，人多附之。嗣后有林疤颈、陈茗萨十余人以赌博拳棒由粤至，与半仙同寓会馆，附和盖众，设天地会，推半仙为首”。[(清)郑珍：《荔波县志稿》]但嘉庆十二年荔波天地会也并非就是贵州秘密会党的开始，事实上，贵州秘密会党的起源必须追溯至乾隆初年兴起于川黔交界深山老林地区的啯噜组织。关于啯噜在贵州境内如何演化为哥老会的过程，尚有待考证。

    ③席为陆军小学二期学生，早在入校之前即在其家乡沿河县参加了哥老会。杜文铎《哥老会与贵州辛亥革命》一文中说他“参加自治学社，以后联合同学阎崇阶、刘莘园等组织‘历史研究会’进行反满宣传活动”。言下之意就是陆军小学的反清宣传活动是在自治学社的引导下进行的。但自治学社成立于1907年冬，而席正铭等在此之前即已开始了反清行动，并且考之史实，笔者亦未曾找到席等参加自治学社的任何文字记载。

    ④1909年冬由哥老会“皇汉公”改名而来。

    ⑤黔南合资会社是贞丰同济公所组织经营的书店，用以掩护购运革命书报为传播革命思想言论之用。

    ⑥光汉公成立的原因，有些史料记载是为了对抗宪政党的黔汉公。见《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第227页。

    ⑦关于蔡锷派滇军入黔的动机和责任，学术界颇多分歧。限于篇幅，本文在此不作探讨。

【参考文献】

    [1]朱批奏折[Z]. 乾隆十二年四月十二日贵州巡抚张广泗奏折.

    [2]乾隆四十六年八月尚书周煌折[A]. 清中期五省白莲教起义资料(四)[C].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

    [3]贵州辛亥革命资料选编[C].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1.

    [4]辛亥革命回忆录[C]. 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

    [5]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C]. 北京：科学出版社，1951.

    [6]冯祖贻. 论贵州辛亥革命的失败[J]. 贵州社会科学，1983，(1).

    [7]贵州民意月刊[J]. 卷四一二期合刊，民国三十六年十二月.

    [8]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Z].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1.

    [9]辛亥革命(六)[C].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10]谢本书. 辛亥起义后滇军入黔问题探讨[J]. 贵州社会科学，1981，(2).

【原文出处】《史学月刊》，2007年2期，第42～48页。

【作者简介】欧阳恩良，历史学博士，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