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国辉

中国秘密社会的产生、发展史是中国民间社会史的一个缩影。近年来，关于秘密社会史研究已有不少有价值的成果出现，这一领域也越来越被研究者重视。因此，本文尝试对目前的研究状况进行梳理，以期能够让研究进一步的深入和发展。

一、关于秘密社会的概念

秘密社会，也称秘密结社，是“历史上一些下层民众为了谋求精神寄托或生活互助，在秘密状态下结成的各种名目不同的社会群体或组织”。①中国秘密社会名目繁多，但学术界习惯从类型上将其分为两大系统，即以白莲教为主体的教门系统，和以天地会、哥老会为主体的会党系统，“在旧中国，就是一些异端的教派和会党组织，也就是统治者所说的‘教匪’和‘会匪’”。②

教门，指的是社会中一部分人为了寻求经济互助、精神寄托或为实现某种政治目的而结成的反社会团体，③它一般有严格的内部规范和约束机制，有着独立的亚文化和经济实力，独立于正统社会又往往从事反正统社会的秘密活动，通常为统治者和正统社会法律所不容，是一种具有准宗教性质的封建迷信色彩很浓的秘密结社组织。教门又可细分为“会门”如大刀会、红枪会、小刀会等和“道门”如九宫道、先天道、一贯道等两种。

会党，又称帮会，是一种以开堂、结盟拜会的方式招募群众，崇尚忠义，以散兵游勇、江湖侠客为首领，以破产劳动者为主要成员的游民结社组织。它的产生在封建社会濒临解体的历史条件下，在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后空前发展起来。帮会的组织形式深受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细胞——封建家族制度的影响。可以说，封建帮会就是模仿封建家族制度建立起来的，具体而言，“帮”以师徒宗法关系为纽带，是封建行会的变异形态；“会”以兄弟结义为纽带，是血缘家族的变异形态。④19世纪中叶以来，帮与会互相渗透、混合生长，人们便将二者统称为“帮会”。教门与会党这两个系统在组织状态、思想信仰、基本成员和分布地区等方面有着一定的差异，但在实际发展过程中，二者之间往往发生某种渗透和融合。

二、研究涉及的主要问题

秘密社会史的研究，除了以往较受关注的天地会、白莲教以外，其他各种民间教派、会党组织，也纷纷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在整体研究和微观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这些论文梳理出了秘密社会的基本系统、内部结构和组织文化，大致的发展脉络，以及秘密社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重大活动。

(一)关于秘密教门的研究

秘密教门是秘密社会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他们隐秘时，藏在社会深处，不为人注意；公开活动时，就意味着被镇压与反抗，给社会带来极大的动乱。不少学者对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任何事物的产生发展都不是偶然的，必然有适宜其生存的土壤，都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秦宝琦认为明清秘密教门中的“无生老母”信仰，是罗教教主罗梦鸿在否定当时民间所流传的无生老母即是阿弥陀佛的基础上，杂糅儒释道三家经典中的某些内容，加以改造、创造而成，后经罗教弟子及黄天教等的发展，变得更加具体和丰富。⑤对明清教门信仰的理解，离不开宏观的制度性思考。曹新宇从明清秘密教门核心的“灾难神话”出发，考察它在整个传统社会信仰制度中的位置，分析出明清教门在传统社会中的生存土壤和活动逻辑。⑥孔祥涛认为明清时期之华北，乃是许多民间教门的发源地和活动中心。这里不仅教派众多，群众基础雄厚，而且对朝廷威胁最大。⑦清代是中国民间教门发展的鼎盛时期，教门名目数以百计，信仰民众不可胜数。杜景珍探讨了民间教门对信教民众的闲暇生活、思想观念、心理及行为等许多方面产生影响，这些影响起到一定的心理慰藉、丰富生活等作用。⑧刘平认为清代教门“反清复明”思想的根源，显然受到传统的儒家思想中“严华夷之辨”观念的影响，但秘密教门进行了改造，掺入了弥勒信仰、“劫变”等观念。⑨

民间教门虽然也像正统宗教一样以从根本上超越和克服现实人生的有限性为目标，但它所确立的让人们信仰和崇拜的神圣偶像和神圣世界则往往与现实世界直接联系在一起。欧阳恩良认为从本质上来说，教门起事是因宗教势力而膨胀起政治野心的教首引诱和利用虔诚愚昧的信徒与现世统治集团争权夺利的斗争，对土地的要求与平均主义思想并无顾及，因而与农民起义有着显著的差异。⑩陆勇认为晚清的秘密教门从其宗教色彩、组织结构和与会门的关系来看，应该处于由民间秘密宗教向民间秘密结社的转变期。(11)义和团运动的发展阶段主要在直隶境内展开，继而往天津扩张，乾坎卦教开始浮现。路遥认为集聚在乾、坎二卦旗帜下的拳教，同圣贤道、九宫道等各自展开活动，它们与清廷之间表现出错综复杂的关系；并认为义和团虽以民间秘密教门为依托，但不应把这场运动视为是一场宗教战争。(12)何孔蛟认为当义和团运动被镇压下去以后，民间秘密结社的反洋教斗争尤其十分引人注目，而且性质和特点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内容上已经远远超出了反洋教的范围。(13)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逐渐在东北、华北伪化会道门。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日本又把这一工作延伸到华北和华中。邵雍认为日军的会道门工作是其对华“总力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手法是鼓吹信教自由，掌控会道门团体，奴化中国民众，巩固在沦陷区的殖民统治，破坏抗日根据地建设和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以此推行“以华制华”的策略。(14)日本侵占与统治南京的近八年期间，是南京帮会、教门活动的一个高峰，也是其作恶最多的时期。经盛鸿系统论述了日伪时期南京各帮会、教门的组织与活动情况；分析了日伪当局利用青、红帮的差别与矛盾，分别驾驭与利用，为其侵华战争与殖民主义统治服务的险恶用心。(15)抗日战争期间，山东的政治、社会均出现了极为混乱的局面。梁家贵探讨了为维护在山东的殖民统治，日本侵略者曾竭力利用、操纵在民间拥有相当势力、历史悠久的会道门。中外反动势力的勾结，给山东乃至全国的抗战造成了巨大的损害。(16)刘勇认为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为了抢夺抗战胜利果实，消灭中共及其领导下的民主力量，实现一党专政，加强了对会道门的控制、扶植和利用，使山东会道门得到迅速发展，山东会道门也乐于投靠国民党，成为国民党反共的忠实工具，给中共领导的人民解放事业造成了巨大危害。(17)

在抗战时期，面对全民族统一抗战的时代大潮，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会道门组织发生了分化。张桂华认为中共采取了政治说服、宽大为怀和打击消灭等策略方针，对会道门组织进行了改编，成效显著，表现了灵活的政治原则和高度的智慧。(18)郭晓平、闵娟探讨了抗战爆发后，天门会在豫北突然复兴，迅速庞大，成为华北地区持续时间最长的大规模枪会组织。天门会有其复杂的历史背景，也对边缘地区的政治与军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9)解放初期，皖北地区的反动会道门广泛散布谣言，并多次发动暴乱，严重威胁了新生的人民政权。梁家贵、罗国辉认为人民政权通过孤立和打击反动道首，团结广大会众，发展生产、改善和提高广大群众生活水平，以及广泛开展政治教育活动等措施，沉重打击了反动会道门的势力，从而有力地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20)

(二)关于秘密会党的研究

关于秘密会党，研究者的视野不仅限于中国秘密社会，还开始关注区域秘密社会的传播和流变。近代两湖哥老会、抗战时期山东秘密社会、湖南秘密会党、广东秘密会党，都有学者进行专门探讨。

哥老会是近代中国活跃于长江流域，声势和影响都很大的一个秘密结社组织。吴善中认为清同治年间，哥老会在两湖地区首先崛起，规模和声势已凌驾于活动不多、处于相对沉寂状态的天地会以及斋教等秘密社会组织之上；约在光绪朝中、晚期，哥老会势力从湖广地区伸展到长江下游。(21)吴波探讨了哥老会在甘肃地区的传播发展状况；分析在清末民初社会大变革背景下，哥老会在甘肃地区的活动对其时西北历史的影响和作用。(22)辛亥革命前夕，各地连绵不断的反抗斗争强烈冲击了晚清的黑暗统治。曹盟、杜娟认为新疆在资产阶级革命思潮的影响下，也掀起了革命高潮。哥老会积极参加了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迪化起义、伊犁起义以及在南疆发动了以哥老会为主的反对封建统治的戕官运动。(23)朴尚洙通过对陕甘宁边区哥老会与共产主义运动关系的例证考察，重新检讨以往的“连续性论(亲和性论)”，“非连续性论(不溶性论)”和“竞争关系论”等观点。长征以前，当地的革命家们试图去适应秘密结社所植根的农村底层文化。长征后，中共中央进一步试图对哥老会进行全面公开的政治化。在这一政治化进程中，哥老会固有的政治、道德口号成为重要的连接纽带。(24)

会党作为中国近代社会最活跃、最具影响的民间秘密团体，参与并领导了抗租抗税及反洋教斗争，支持、联合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发动多次武装起义，站在近代反帝反封建的前列。谢忠强认为晚清会党在反洋教斗争中，往往能够依据当时的社会发展趋势以及当时下层民众普遍的反洋教的社会情绪，采取较为灵活的斗争策略对外来侵略势力和清政府都给予了不同程度的打击。(25)黎霞分析了秘密社会组织在谷城教案中担任的角色，并对秘密社会组织反对西方教会的原因进行深入探究。(26)清末十年，广东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加速转型，官绅对城乡控制能力减弱，社会普遍动荡不安，造成会党、绿林十分活跃。沈晓敏认为广东会党作为革命党的同盟者和雇佣军，为辛亥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但也存在着不少问题；作为“乱民”和“土匪”，既是清王朝的反抗者，又是一般民众的劫掠者。(27)李景恩认为江西会党在辛亥革命前的反清斗争，为辛亥革命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但辛亥革命后走向了反面，起了分裂革命、破坏新生政权的消极作用。(28)长期以来，红帮和浙东会党的活动情况为学者们所瞩目，而浙西青帮较少得到研究者的眷顾。戴佩娟深入探讨了以余孟庭为首的浙西青帮在辛亥革命前夜的活动。(29)邵雍以五四运动为例，说明了在民族矛盾激化的情况下，帮会同样具有爱国救亡的意识，而且不乏发动民众、参与政治的能力与能量。上海工人阶级在它成为“自为”的阶级之前，与帮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受着帮会的政治影响。(30)

辛亥革命时期，秘密会党始终是一支活跃的社会力量，资产阶级革命派曾以各种方式在会党中开展工作，联络发动会党起来参加革命。周建超认为会党接受革命派的领导，奋起参加反清的武装斗争，在一定程度上将农民、工人以及其他下层群众卷进革命洪流，使武昌起义获得成功。(31)但欧阳跃峰认为会党是当时社会成员异化的结果，广大农民对会党的诡异行为普遍持恐惧、戒备、鄙夷心理；会党的种种不法行为只能使之成为革命党人动员农民的障碍，而不是什么纽带。革命党人对会党纯粹是“利用”，根本没有想到要去改造会党，进而结成政治同盟。(32)廖大伟认为帮会可以是革命的同盟者，但绝非新时代的建设者，对社会转型中的帮会问题，革命党人本应慎重行事。(33)彭先国分析了民初会党与革命党人分裂这幕历史剧的演出，是当时形势发展的必然。(34)邵雍认为帮会的介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上海辛亥革命的结局，上海辛亥革命的历程表明帮会具有巨大的活动能量，同时又难为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所驾驭。(35)民国时期帮会社团化、政党化倾向显著。忻平分析了上海帮会的大发展，是与上海新旧并存的社会环境、人口失控与社会失调以及帮会与政权相互需求等因素有密切的关系。(36)吴学文认为这一时期，帮会内部构成也出现较大变化，其中下层中来自劳工界、商界和知识界成员比重大大增加，他们有较稳定的职业，也较安分；其上层人物已基本上按统治者需要清洗而分化、重新整合。(37)罗国辉、李丽娟认为这一时期，虽然政党、社团之类的名称不同，但有其共同的特点。众多社团的产生和存在，不可避免地对帮会的组织体系和制度造成巨大的冲击，对帮会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38)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为了抗日、反共，同时为了稳定社会秩序、维护自己的统治，对教门、帮会先后采取了利用、控制与取缔的策略。梁家贵分析了国民党的这种策略未能取得成功，由此导致政治更加黑暗、治安秩序更加混乱，成为国民党在国、共两党殊死搏斗中最终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39)帮会工作一直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面临的实际问题和政策策略问题。周建超认为华中新四军不仅提出和制定了正确的争取、利用和改造帮会的政策和策略，而且还有效地实施了这一政策，使帮会中的大多数成员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员，从而为抗日的胜利作出了可贵的贡献。(40)刘平认为抗战时期，帮会在实际的斗争中，抗敌御辱、保家卫国的民族意识和政治觉悟不断提高。(41)张皓、张子琴探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时期，中共对帮会的政策是随着主要矛盾的变化而变化。(42)

 (三)关于社会转型与秘密社会

秘密社会一般指那些具有秘密宗旨和教义，按照严格秘密仪轨从事“反社会”活动的下层团体。它的活跃是清末民初社会实现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化社会转化的社会变迁的产物。近年来，一些学者不仅关注社会转型与秘密社会的关系，而且还注意到对秘密社会进行比较研究。

在清代以输送粮食为主的官方漕运业中，存在着近十万人的职业水手，这些人既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劳动者，也是当时颇具破坏性的社会阶层之一。陈峰认为他们最初结帮活动的目的具有明显的互助共济性，但到清中叶以后，在日益浓厚的流氓作风的影响下，其帮会活动的方向逐渐转向排他性和破坏性，从而对运河两岸广大地区带来了相当严重的危害，晚清漕运终结后，原来水手的帮会组织遂演变成“青帮”这一著名的黑社会组织。(43)清代会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其整体结构的分散性。潮龙起认为清代会党整体结构的这种分散性是与中国传统社会小农经济的分散性有关，是与会党结社的简易性有关，也是它为逃避清政府的追捕而有意更改名目所采取的一种策略。(44)李锦峰分析了中国会党在各地的产生和发展不是偶然的历史现象。它一方面是由于国家对社会的游民缺乏制度供给的产物，另一方面也是中国传统的小农安土重迁的寻求稳定性和确定性的民族性格所决定。(45)哥老会是清末中国的最大秘密会党之一，祝碧衡分析了哥老会自身的局限性，认为它还不能成为当时中国完成社会转型所需要的那种自下而上的推动力量，而只能成为这种力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辅助工具。(46)

清末民初是长江下游青帮快速发展的时期。杨呈胜、陆勇认为长江下游的青帮不同于红帮，它的反清活动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更多的是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破坏性。(47)汪润元从分析产生晚清江湖帮会的社会生态环境入手，对会党在太平天国运动、反洋教斗争以及辛亥革命时期所起的作用进行了论述；并对江湖帮会的组织原则和山堂制度做了简要的分析。(48)方连英认为这一时期，秘密会党既表现出下层民众传统的反抗压迫、剥削和反对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列强积极作用的一面，也暴露了其对社会建设不足破坏有余的落后消极的一面。(49)近代以降，天地会、哥老会、白莲教以及青帮、洪帮等渐次进入湖南，并以较快的速度发展、壮大，充分体现了后发优势。饶怀民、霍修勇认为湖南近代秘密社会扩展路径比较清晰、组织系统相当完备、蔓延速度十分惊人、入会人员比较庞杂。(50)彭先国、刘斌认为会党与近代湖南时局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会党在经历着自身的百年嬗变的同时，也影响着近代湖南历史的百年变迁。(51)晚清时期，广东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加速转型，官绅对城乡控制能力大为减弱，社会普遍动荡不安，造成民怨沸腾，“民变”蜂起。沈晓敏认为“民变”作为人民群众自发的反抗斗争，既打击了清王朝在广东的基层统治，促进革命形势的高涨，但同时又有很大的破坏性和局限性。(52)清代会党是清代社会经济变迁的产物，它是以破产劳动者、移民、游民为主要成分的组织。潮龙起认为由于会党活动地区地形复杂，政府难以稽查与控制；地跨多个行政区划，地方政府之间各自为政，行动难以取得统一；远离控制中心的边陲地区及交界地带，行政设置滞后，政府控制力量薄弱。(53)民国时期，码头工人加入帮会是一种普遍现象。刘秋阳分析了码头工人加入帮会既是码头工人自身的心理需要，也是其经济政治需要。但是帮会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码头的政治和安全需要的同时，也增强了码头工人对其在各方面的依附性。(54)刘韦萍探讨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帮会与蒋介石政权紧密勾结，充当了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急先锋，帮助蒋介石政权取得了对上海金融工商业的控制，巩固了蒋介石政权的统治。同时，恶势力也不断膨胀，由地位卑微的黑社会组织发展成为国民党政府的“党国新贵”、“地方政要”和上海金融工商界的领袖，给中国社会带来极坏影响。(55)

民间宗教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广大民众共有或相通的宗教情感与心理，秘密结社是清中叶以来不断发展壮大的民间社会团体。周辉湘认为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近代中国历史发展与民间宗教和秘密结社的关系就十分密切，宗教与社会政治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紧密联系，任何民间的民众的群体活动，尽管表现形式上有秘密结社的方式，但宗教都是作为重要的思想武器而发挥作用。(56)民间教门与秘密会党是中国封建社会晚期两股重要的社会力量，并共同形成了中国秘密社会的基本形态。尽管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外学术界对中国秘密社会史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对民间教门与秘密会党的比较研究仍然处于一个非常薄弱的环节。欧阳恩良认为尽管民间教门与秘密会党内部都是实行“家长制统治”，但就权力系统而言，两者存在较大的区别。(57)秦宝琦从社会史角度，将秘密教门与其他社会群体，如宗教、异端教派、农民起义组织及秘密会党的关系，作了初步探讨。(58)

清代会党是一个以游民为主体的民间结社团体，它受游民的影响很大。潮龙起认为大量游民的贫困化和无组织性催化了秘密会党的滋生；游民地域上的频繁流动促进了清代会党的迅速发展和广泛传播；游民生存手段的寄生性和非法性决定了会党对社会有极大的破坏性。(59)刘平认为近代会党与土匪之间关系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历史时期，即天地会从产生到发展时期、哥老会崛起时期、土匪势力迅猛时期。(60)会党对早期政党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邵宇认为在思想上，早期政党借用了会党反满思想的意识形态资源为其所用；在组织上，早期政党借用会党既有的、相对完备的组织结构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早期政党的先天组织结构的不成熟性；在人力上，会党的加盟使早期政党的组织成员得到充实，扩大了政党的群众基础；在经费上，会党为早期政党活动的顺利进行提供了物质保证。(61)

(四)人物与秘密社会的研究

在中国会党史的研究中，曾国藩应是一个值得重视的人物。彭先国、何凌认为曾国藩虽然不曾加入会党，但却熟知会党的一切，由于曾身踞清廷高位，因而他对会党的态度如何实际可以反映出那一时期会党在清政治格局中的位置及变化，可以折射出统治者对被统治阶级的一种基本态度。(62)邵雍认为张謇作为地方知名人士，在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和北洋军阀时期，均对会党及会党人物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张謇在对外关系紧张期间利用会党是为了攘外安内。(63)在袁世凯执政时期，邵雍认为袁世凯对秘密社会查禁的重点是与革命党合作的洪门帮会，与革命党基本上没什么关系的青帮则安然无恙，对秘密社会中的会道门总体上则采取了暗中放纵的态度，给相当一部分的会道门以改头换面取得合法地位的机会。(64)冯玉祥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有名的爱国将军，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然而，人们很少知道他也是一位帮会首领。冯菊红探讨了在转战长城内外的戎马生涯中，特殊时代背景使得冯玉祥与哥老会这一秘密社会组织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65)

民国之前，洪门会党遍布于海外华侨社会，它们具有封建落后与豪侠爱国的两重性。争取该组织及广大成员支持革命，是孙中山开展革命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任贵祥认为孙中山对海外洪门会党的争取和改造基本上是成功的，是他领导辛亥革命的组成部分；孙中山使广大海外洪门获得了新生，成为以后支援祖国革命的一支重要力量；孙中山对南洋会党侧重争取他们支持和参加反清起义；对美洲会党则侧重思想转化，进而使他们加入革命组织。(66)同盟会期间，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不仅在国内依靠洪门会党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而且把海外洪门也作为一支重要的依靠力量。郭绪印探讨了孙中山是采用哪些措施对海外洪门实行领导、整顿、改造，并将其引向民主革命道路的；海外洪门在孙中山领导下，对辛亥革命起了怎样的作用。(67)秋瑾是辛亥革命时期最著名的女革命家。豪侠的英雄气概是她和会党的共同文化背景，狭隘的种族主义意识是她和会党的共同政治语言。邵雍认为秋瑾除了具有英雄主义的个人气质外，对于洪门会党内部的仪式规章也十分熟悉，早在1904年她在日本亲身加入有孙中山背景的洪门三合会后已经具有了军师身份，她是革命派从事国内会党工作的最佳人选之一。继陶成章、徐锡麟之后，秋瑾事实上担任了兴中会、光复会在浙江的会党工作总指挥。(68)方平认为学术界虽然肯定了陈其美联络会党进行民主革命的历史功绩，但大多数论者目光集中在民国肇建之前陈对会党的笼络、利用，而对二者之间错综复杂的依违关系缺乏整体性的深入把握。(69)朱执信是革命党中与会党关系密切的革命者，他注意把会党作为革命的依靠力量之一。朱云平认为在辛亥革命前后，朱执信与广东会党进行了大量的接触，使广东会党在广东光复和二次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70)

欧阳恩良认为不能单纯从会党在辛亥革命中所起的作用着手，而必须对其参与辛亥革命的心态和动机及其在辛亥革命后逆历史潮流的所作所为加以足够的重视；不能过分谴责革命派这样那样的缺点，而必须看到，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它毕竟是中国先进生产力及其生产关系的代表，引领着时代发展的方向。(71)邵雍认为在上海抗日救亡运动中杜月笙的表现总体上是积极的。他参与组建并主持了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等机构，这些机构在“一·二八”和“八·一三”两次淞沪抗战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杜月笙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奔走呼号慷慨解囊的主要原因是他当时已经是上海资产阶级的一员，在对日关系方面杜月笙的言行较多地表达了资产阶级的愿望，而不是出于帮会的利益考虑。(72)

(五)文化视角下的秘密社会

帮派文化是传统文化的“恶之花”。帮派文化产生的源头是家族宗法文化，它的产生和发展是和拉帮结派、秘密结社等非制度性社会群体联系在一起的。帮派文化产生于先秦，其主要特征是异姓结拜。帮派之所以能以帮会的形式出现，主要靠的是帮派文化，而维持其生存的核心价值是“义气”。

刘平认为会党是下层社会组织，无法从上层文化中吸取营养，民间文学、民间戏剧就成为他们建立帮会文化的当然来源。会党利用并改造了民间普遍存在的兄弟结拜、江湖义气等内容，为自己的组织、活动、反抗目标服务。(73)忠义思想是秘密会党伦理思想的核心，秘密会党忠义伦理思想的内容直接取材于清代繁荣的民间文艺作品。欧阳恩良认为秘密会党的忠义思想在其盟书誓词、入会仪式、诗词歌诀、隐语暗号及日常活动中均有充分的体现。但秘密会党的“忠”与“义”完全是以其小集团的是非恩怨为标准的，对会内成员要求行忠重义，对会外群众则可以为所欲为，既不忠，也无义。(74)彭先国认为帮会意识是一种封建团体意识，内容庞杂，“反清复明”代表了它思想上的认识水平，在时间与效用上是持久的、不变的。排他互助则是它的生存意识，并由此形成一套完整的隐语、暗号与帮规，通过帮规组成一个庞大有序的秘密团体，到清代，帮会意识实际上是封建意识的体现者。(75)尹恩子认为哥老会吸收并利用以往的秘密社会以及大众文化等因素，以寺庙为活动中心，在乡村社会形成自己的关系网，发挥了自身的影响力。(76)张尊健、金强从文化史的角度，引入政治学中政治文化的概念，从而分析归纳出清末民初秘密社会势力膨胀的三点原因：(一)崇拜偶像的倒塌和政治信仰的迷失；(二)主流文化弱化，亚文化崛起的产物；(三)文化转型期文化惰性作用的结果。(77)

帮派文化的另一个特点就是除了崇尚暴力外，都借助神灵的力量。周庆智认为帮派文化滋长的结果就是“黑社会”的出现，分析黑社会必须注意乡土文化，因为乡土文化是以家族文化为特征的，而家族文化是帮派文化的源头。(78)郭莹认为“帮会文化”属于“社会文化”范畴；“帮会文化”是一种游离于中国传统大文化和小文化之外的特殊形态的亚文化；“帮会文化”是具有非制度性和反文化性的病态文化。(79)黄清根认为帮会是近代中国的一种巨大社会势力，也是一种亚文化群体；并对帮会与中国文化传统作一番深入的考察。(80)潮龙起对帮会活动的主要场所——茶馆进行剖析，指出其在帮会的往来交接、信息传达、组织传播及日常娱乐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其次是对帮会独特的手势、隐语、茶诗、茶碗阵等帮会茶文化加以论述，指出帮会具有落后的封建性及较强的互济互助性。(81)近代会党之所以与革命党人联合，参与资产阶级革命，与传统文化尤其是墨子学说的影响不无关系。陈媛认为墨子学说与近代会党在时代、阶级、组织等外在形式上有着天然契合，墨子学说在近代会党革命意识的成长中有着内在促进作用，加上革命党人又是以墨子学说感染、号召会党投身民主革命。(82)

会道门作为中国明清以来一种独特的社会现象，在它的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特殊的会道门文化。赵莹莹、罗国辉认为会道门文化属于社会文化和亚文化范畴。它具有封建性、通俗包容性、神秘欺骗性、反叛破坏性等特征。(83)在中国民间信仰的众多神祇中，关帝、观音、妈祖是信众广泛的大神，它们的信仰都具有悠久的历史。蔡少卿认为信仰崇拜的原因在于人避灾祈祷的功利实用目的和态度。它们在社会生活中可以给人们精神支柱，起安定社会的作用。(84)刘平认为儒家的宗教性仪式主要体现在祭天、祭孔与祭祖方面，祭孔和祭祖两项深深影响了普通民众与秘密社会。儒家伦理思想在清代秘密社会中有两种表现方式：一是成为秘密社会教义中的光环；二是成为秘密社会内部日常行为准则。(85)梁家贵认为民间信仰与会道门有着几近相同的精神诉求、社会基础，民间信仰的存在有利于会道门的产生，但又制约其发展，二者的关系特征为政府制定和采取相关政策提供了必要的依据。(86)隐语是随着犯罪和某些秘密社团的产生而滥觞的一种亚文化。潘庆云认为同普通语言相比，隐语具有诡异性、歪曲性和封闭性的特征；隐语是使用者的一种超常行为与生存手段，反映其价值观念、文化心态。(87)

三、深化研究：有关的五个问题

从上述研究成果中，我们不难看出，近年来不少学者对于秘密社会史的研究给予了相当的关注，对于秘密社会的基本系统、内部结构和组织文化等问题均予以较为详尽的考察、分析和有益的思考。作为一个相对专门的知识体系，秘密社会史已经确立了自己的基本框架，并呈现出越来越丰富的内容。与此同时，这一领域依然存在若干问题，值得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一)要注重宏观研究与专题研究的相关性和相融性。目前，有关中国秘密社会的研究存在着宏观与微观相互脱节、通史与断代史分裂的缺陷，有关的论著大多从一个较长的时段着眼，从全国或者一个较大区域入手，忽略了各个历史阶段秘密社会丰富多样的特点。近代社会变迁具有完全不同于传统社会的许多特征和深刻内涵，对于秘密社会史的研究，需要在理论体系上和专题领域上同时展开。秘密社会的组织及其活动构成了中国近代秘密社会史的主要内容，但是，过去除了对个别影响较大，声势广的组织曾有一些专门著述和资料汇编外，对秘密社会中更多组织及其活动缺乏足够的研究。从已有的成果看，研究者多侧重于对白莲教、天地会、哥老会等著名的大型结社，而对较小的地方性组织和某些著名结社的支脉派别则较少关注。

(二)区域社会文化环境与秘密社会兴起、发展的关系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近年来，区域社会史研究日见繁盛，并呈现出中国社会史研究路向选取的区域化特征。区域史是史学研究自身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史学服务于地方社会文化发展需求的客观要求。近代秘密社会的重要特点是名目多，覆盖面广，而且往往随着社会的重大变动而有所消长。他们既具有全国共有的共性，也由于地域和时期的较大差异而各具特色。秘密会党发展壮大，一方面需要借助下层民众中普遍存在的一般文化传统，另一方面还要有特定的文化环境来催动。上述研究成果多是从全国范围内着眼，个案研究较少，且侧重于河南、山东、广东等地。如果能选择更多的区域社会文化体系，例如福建漳泉地区、江淮地区、川陕地区进行区域性、综合性的个案研究，可望将现有的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当然，这种区域性的研究，需要更加重视方法论问题，以避免简单的资料堆砌，或者为“地方”情结所困。

(三)要理解一个系统，特别是像秘密社会这样复杂的大系统的整体特征和规律，就必须剖析这个系统形成时的纵向关联，也就是分析大系统的动态演变历程与演变规律，注重其发展的纵向关联。会党史的研究以往侧重会党的性质，宗旨的取向不同，而会党的社会结构、社会功能、会党与相关民间结社的联系等问题论述很少。在研究秘密社会的过程时，把它的形成与演变的过程、纵向关联分解成时空交错的几个子系统：秘密社会结构、秘密社会活动、秘密社会关联，重点揭示这几个子系统间的纵向关联。一定历史阶段的秘密社会总是与一定历史阶段的社会相联系；反过来，秘密社会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社会的发展和构成。另外，秘密社会作为下层群众的组织，天然地与统治阶级对立，自然具有强烈的斗争精神，于是得到了较高的评价。在意识形态的影响下，这种认识又成为学者们的“共识”，从而影响了秘密社会史的研究。只有抛弃那些明显意识形态化的认识，分解那些隐性意识形态的影响，学术研究才能真正具有客观性、科学性。

(四)秘密社会史研究还有赖于资料进一步的发掘与整理。历史研究的基本要求，就是要对历史的实态进行客观描述，而对历史的描述又必须建立在扎实的史料基础之上，每一个结论的得出都必须要有充分的史料作支撑。这就要求研究者必须充分占有、挖掘、消化甄别史料，在充分占有和把握史料的基础上，重构历史。资料的有无与多少决定历史的研究进展，登不了“大雅之堂”的下层史，可供使用的现成资料并不多，需要在资料上下一番大力气。(88)由于自身隐秘这一特殊性，流传于世的中国秘密社会资料历来不多，加之能够被世人看到的大多晦涩难懂，而且历代统治者又着意封锁，因此可供给后人开展相关研究的资料极为有限。上述成果中有不少都属于开创性研究，概括性论述的成分较多，还需要更多微观性考察加以充实。所以，秘密社会史研究需要进一步发掘新的资料，在史事层面展开细致的实证研究。

(五)跨学科研究也是这一领域使用的比较普遍的研究方法。在研究中将吸收或借鉴的其他学科理论与传统的历史研究方法融会贯通而不喧宾夺主，应是我们今后研究的目标之一。要推动秘密社会史研究发展，要借鉴和吸收社会学、政治学、宗教学、心理学等社会科学相关理论方法。多学科的交叉融通会使得秘密社会史拥有持久的活力和研究领域的拓展。秘密社会史研究必须进一步拓展思路和观察范围，将研究对象置于更广阔的时代和社会环境当中，进行多角度、多侧面的综合考察，并注重理论层面的参证、提炼和升华。在继承已有成果的基础上，角度的转换、方法的更新，不仅可能带来对该问题的新理解，而且可能是秘密社会史研究走向新发展的契机。

从20世纪80年代始，就有关注历史学命运的学者，敲响了“史学危机”的警钟，从此历史学向何处去，一直萦绕在史学工作者心头。迈入新世纪以后，历史学将如何发展，更牵动着广大史学工作者的心。一些传统的研究领域往往因为研究多年而变得难以为继，甚至被认为不再具有研究价值。其实，如果运用一些新理论和新方法，是可以使它们重获生机的。近年来，秘密社会史研究领域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但如何开展、深化秘密社会史研究，应该是值得研究者继续深入思考的问题。

注释：

①秦宝琦、谭松林：《中国秘密社会》(第一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页。

②蔡少卿：《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中华书局，1987年，第2页。

③教门又称秘密宗教、秘密教门、秘密教、秘密社会宗教、秘密宗教会社、秘密宗教社会、秘密宗教结社、宗教的修养结社、秘密经会、秘密宗教团体，甚至下等宗教、低级宗教、迷信集团、异端宗门、伪会、邪教、魔教、歪道，民间俗称教门或道门等。

④周育民、邵雍：《中国帮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页。
    ⑤秦宝琦：《明清时期秘密教门信仰体系与基本教义的形成与发展》，《邵阳学院学报》2002年第5期。
    ⑥曹新宇：《传统中国社会的“灾难信仰制度”与秘密教门的“灾难神话”》，《清史研究》2003年第2期。
    ⑦孔祥涛：《论清代华北民间教门长期延续的原因》，《山东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
    ⑧杜景珍：《浅谈清代民间秘密教门对信教农民的影响》，《中国农史》1999年第4期。
    ⑨刘平：《论清代教门的“反清复明”思想》，《史学月刊》2002年第3期。
    ⑩欧阳恩良：《神权与王权的交结——民间教门本质特征新论》，《贵州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11)陆勇：《晚清秘密教门与近代社会变迁》，《云南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
    (12)路遥：《义和团运动发展阶段中的民间秘密教门》，《历史研究》2002年第5期。
    (13)何孔蛟：《义和团运动后的民间秘密结社与反洋教斗争》，《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
    (14)邵雍：《日寇利用中国会道门侵华述论》，《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15)经盛鸿：《日伪时期的南京帮会教门及其活动》，《南京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
    (16)梁家贵：《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利用操纵山东会道门述论》，《抗日战争研究》2003年第3期。
    (17)刘勇：《略论民国后期国民党对山东会道门的策略论析趋向》，《聊城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18)张桂华：《会道门组织在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演变述略》，《抗日战争研究》2003年第3期。
    (19)郭晓平、闵娟：《抗日战争时期的豫北天门会》，《史学月刊》1999年第6期。
    (20)梁家贵、罗国辉：《解放初期人民政权对皖北地区会道门的取缔》，《阜阳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
    (21)吴善中：《哥老会在长江中下游的崛起》，《扬州大学学报》2001年第5期。
    (22)吴波：《清末民初甘肃哥老会述略》，《宁夏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
    (23)曹盟、杜娟：《哥老会与新疆辛亥革命》，《石河子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24)朴尚洙：《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共在陕甘宁边区与哥老会关系论析》，《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6期。
    (25)谢忠强：《晚清“会党”的反洋教斗争》，《绥化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26)黎霞：《晚清教案中的秘密社会——以1892年谷城教案为例》，《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27)沈晓敏：《清末广东会党、绿林活动述略》，《政法学刊》2003年第2期。
    (28)李景恩：《辛亥革命前后的江西会党》，《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
    (29)戴佩娟：《辛亥革命前夕的浙西青帮》，《档案春秋》2005年第9期。
    (30)邵雍：《五四运动与青红帮会》，《史林》2005年第3期。
    (31)周建超：《论辛亥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与秘密会党的联合》，《社会科学研究》2001年第2期。
    (32)欧阳跃峰：《利用会党：辛亥革命的一个误区》，《史学月刊》2007年第2期。
    (33)廖大伟：《论民初帮会与社会的紧张——以共进会与刺宋案为中心》，《史林》2005年第1期。
    (34)彭先国：《试论民初会党与革命党的分裂》，《民国档案》1998年第3期。
    (35)邵雍：《辛亥革命时期的上海帮会》，《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
    (36)忻平：《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边缘化现象——透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帮会》，《史学月刊》2002年第10期。
    (37)吴学文：《论民国帮会走向社团化、政党化的原因》，《西南交通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38)罗国辉、李丽娟：《解放战争时期帮会的分化及其特点》，《菏泽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
    (39)梁家贵：《利用、控制与取缔：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对教门、帮会的策略——以苏鲁皖为中心之探讨》，《阜阳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5期。
    (40)周建超：《新四军争取帮会抗日的方针与实践》，《安徽史学》2006年第5期。
    (41)刘平：《略论抗战时期中共对苏南帮会的改造》，《江苏社会科学》1995年第2期。
    (42)张皓、张子琴：《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对帮会政策的演变》，《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学报》2004年第5期。
    (43)陈峰：《清代漕运水手的结帮活动及其对社会的危害》，《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第2期。
    (44)潮龙起：《清代会党整体结构的分散性及其原因探析》，《江苏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45)李锦峰：《20世纪初期地方会党存在的社会基础分析》，《理论界》2007年第8期。
    (46)祝碧衡：《晚清哥老会势力的分布及其产生的社会条件》，《四川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
    (47)杨呈胜、陆勇：《清末民初的社会变迁与长江下游青帮之演变》，《许昌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48)汪润元：《试论晚清江湖帮会的组织特征及演进轨迹》，《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
    (49)方连英：《清末民初秘密会党的嬗变》，《张家口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50)饶怀民、霍修勇：《清末民初湖南秘密社会的分布及其发展趋势》，《湖南城市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51)彭先国、刘斌：《会党与晚清湖南时局》，《湘潭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
    (52)沈晓敏：《清末社会转型与广东“民变”》，《韶关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
    (53)潮龙起：《清代会党的地域环境与清政府的社会控制》，《史学月刊》2004年第4期。
    (54)刘秋阳：《民国时期的码头工人与帮会》，《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55)刘韦萍：《上海帮会与蒋介石政权》，《广东教育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
    (56)周辉湘：《近代中国政治中的民间宗教与秘密结社论略》，《南华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
    (57)欧阳恩良：《民间教门与秘密会党权力系统之比较》，《文史哲》2005年第2期。
    (58)秦宝琦：《中国传统社会中秘密教门与其他社会群体的关系》，《清史研究》1997年第2期。
    (59)潮龙起：《试析清代的游民与会党》，《贵州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
    (60)刘平：《论近代会党与土匪的关系》，《社会科学战线》1999年第1期。
    (61)邵宇：《试论会党与中国早期政党》，《重庆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62)彭先国、何凌：《曾国藩与会党》，《求索》2006年第5期。
    (63)邵雍：《张謇论会党》，《盐城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
    (64)邵雍：《袁世凯执政时期对秘密社会的政策》，《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6期。
    (65)冯菊红：《冯玉祥与哥老会》，《档案与史学》2001年第1期。
    (66)任贵祥：《民国前孙中山对海外洪门会党的争取和改造》，《史学月刊》1998年第2期。
    (67)郭绪印：《论兴中会、同盟会期间孙中山与海外洪门》，《民国档案》1996年第2期。
    (68)邵雍：《论秋瑾与会党的关系》，《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
    (69)方平：《陈其美与会党关系述论》，《江海学刊》1994年第2期。
    (70)朱云平：《朱执信与广东会党》，《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
    (71)欧阳恩良：《也论民初会党与革命党的分裂——〈试论民初会党与革命党的分裂〉驳议》，《邵阳学院学报》2002年第5期。
    (72)邵雍：《杜月笙与上海抗日救亡运动》，《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2期。
    (73)刘平：《民间文化、江湖义气与会党的关系》，《清史研究》2002年第1期。
    (74)欧阳恩良：《清代民间文艺的繁荣与秘密会党伦理价值取向》，《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
    (75)彭先国：《浅论帮会意识》，《邵阳学院学报》1995年第1期。
    (76)尹恩子：《清代哥老会与乡村寺庙》，《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
    (77)张尊健、金强：《试论清末民初秘密社会膨胀的文化原因》，《贵州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
    (78)周庆智：《论帮派文化及其影响》，《中州学刊》2000年第6期。
    (79)郭莹：《“帮会文化”略论》，《湖北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
    (80)黄清根：《帮会与中国文化》，《江汉论坛》1994年第2期。
    (81)潮龙起：《近代帮会的茶馆与茶文化》，《江苏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
    (82)陈媛：《墨子学说与近代会党：以辛亥革命为中心》，《历史教学问题》2005年第4期。
    (83)赵莹莹、罗国辉：《论会道门文化及其特征》，《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
    (84)蔡少卿：《中国民间信仰的特点与社会功能——以关帝、观音和妈祖为例》，《江苏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
    (85)刘平：《“儒教”对民众、对清代秘密社会的影响》，《江苏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
    (86)梁家贵：《试论民间信仰与会道门的关系》，《贵州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
    (87)潘庆云：《隐语与秘密社团文化》，《海南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
    (88)彭南生：《关于新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如何深入思考》，《史学月刊》2004年第6期。

文章出处：《社会科学评论》2008年第2期，第119～128页。

作者简介：罗国辉，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 200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