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上海抗日救亡运动中杜月笙的表现总体上是积极的。他参与组建并主持了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等机构，这些机构在“一二八”和“八一三”两次淞沪抗战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杜月笙本人也因此一跃成为上海显赫的地方领袖。杜月笙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奔走呼号慷慨解囊的主要原因是他当时已经是上海资产阶级的一员，在对日关系方面杜月笙的言行较多地表达了资产阶级的愿望，而不是出于帮会的利益。

关键词：杜月笙；上海；抗日救亡；

一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上海人民掀起了抗日的怒潮。9月19日上海各业公会、市商会等发表宣言，呼吁各界奋起，急谋抵抗。以杜月笙、张啸林为首的上海法租界纳税华人会、法租界公董局华人联谊社也分别发出了抗日救国的宣言。9月26日上海各界800余团体20万人举行集会游行，要求武装民众、对日宣战、永远对日经济绝交等。反映民族资产阶级意志的上海《申报》多次发表评论，抨击南京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在这种背景下，与民族资本有相当密切联系的杜月笙参与发起并参加了上海市抗日救国会。1932年1月20日，杜月笙又在上海市国难救济会成立大会上当选为理事，与全体会员承担起以实力救济东北义勇军的任务。[1]4月义勇军将领马占山再起抗日后，杜月笙、黄金荣等为之“大声疾呼，唤醒民众，齐赋同仇，誓为后盾”。5月3日马占山来电表示感谢，并称，“占山今已决心……秉国府之意旨，率部属而奋斗，以与沪上各军遥为声援”。[2]7月间马占山一行到上海时受到了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数月后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等人根据蒋介石的授意，特约马占山同去莫干山杜月笙的别墅休养。8月间杜月笙领导的浦东同乡会在救济本埠兵灾同乡任务繁重的情况下仍决定为东北义勇军募捐，两个月后已募集捐款1万元。[3]10月10日上海市东北难民救济会成立，杜月笙出任该会理事会五位主席之一。10月26日上海市东北难民救济会发表开展月捐运动宣言，决定扩大范围，加大力度，支援东北同胞的抗日斗争和日常生活。1933年2月3日杜月笙还加入了东北协会，并担任理事，“研究东北问题，救济东北同胞”。[4]

日军侵占我国东三省后杜月笙等人的经济利益受到了直接的损害，有人乘乱在哈尔滨多次将英华牌唱片冒充长城唱片公司的长城牌唱片出售，使原先“发行以来，销路其畅”的长城唱片公司的生意大受影响。杜月笙等董事愤而上告法庭，但“被告藉口推销伪片地点在哈尔滨，上海法院无权受理”，企图“利用日伪之力量来破坏司法”。[5]此事极大地刺激了长城唱片公司及杜月笙本人，助长了杜月笙的反日情绪。因此1936年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准备在漕河泾举行“九一八”纪念碑奠基礼时，杜月笙当即表示了积极的支持态度。[6]

杜月笙对上海抗日更为热心。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他公开致函奋起抗敌的十九路军，赞扬“公等铁心为国，使全市民气为之大振，雪仇湔耻，端在公等，沪人咸箪食壶浆，争颂功德，誓死为公等后盾，尚望公等再接再励，灭此朝食，则国人之爱戴公等，永无既极。此间各界正作种种准备，为公援助。”[7]杜月笙等人“念上海处全国经济之中心，交通之总纽，其胜其败，国之存亡系焉”[8]，发起组织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该会于2月1日正式成立，“念前方将士之舍身杀敌，设慰劳组聊献壶浆箪食之诚，念劫余民众之载道流离，设救济组借供衣食医药之用”[9]，认为“唯抵抗可以生存，唯团结可以抵抗”。[10]2月1日当天杜月笙即会同王晓籁、黄炎培等人代表上海各界前往十九路军军部慰劳，“赠送米食及物品甚多”。[11]当他获悉驻军第五军缺乏交通通讯工具后，旋即捐出电话总机1部、分机10部、机器脚踏车4辆，供前线军用。法国驻上海总领事葛格林见杜月笙如此鲜明地支持中国军队抗日，唯恐得罪日方，便提出要杜辞去法租界公董局董事一职。2月15日杜月笙致函法租界当局，同意辞职。

2月4日和3月26日杜月笙分别以理事、副会长的身份在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致国民政府的电报上署名，强烈要求政府方面采取实际行动支援十九路军抗日。2月4日的电报说：“十九路军连日血战，各公团迭电请援，迄未见复，全市惶恐，究竟政府通令各军抵抗以后，对于悬沪孤军有何援应办法?上海三百万市民现几濒于绝境，无上海即无全国，置十九路军于不顾，岂特弃我三百万市民?试问全国失此经济中心，今后将何以自立?”[12]3月26日的电报则称，“连日沪战剧烈，为开战以来所仅有，前线诸军，浴血奋斗，而敌军继续而来”，为此吁请政府“准予赶速抽调，星夜赴援，多一兵增一分力量，早一刻免失土地”。[13]

杜月笙的这种强硬态度一则是日军进攻上海严重威胁到了杜月笙赖以安身立命的根据地。上海是杜月笙的“发祥地”，他的帮会徒众、事业资产主要集中在此。为了保住多年来苦心经营建立起来的关系、地位和势力，杜月笙不得不全力抗争。二则当时全权指挥上海行政人员的宋子文力主抗日，对杜的影响很大。宋子文1月31日对报界发表谈话称要“以举国一致之力量，对外来侵略，作最后之抵御”，“尺土寸草，不使损失”。[14]宋子文还把财政部税警团主动调来淞沪前线参加抗日。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也致电西迁洛阳的国民党中央，抗议蒋介石不支持十九路军抗日。因此作为宋子文的好友杜月笙作此强硬姿态也在情理之中。然而上述两电发出后国民政府仍不给十九路军以实际的支援，反而借口国难严重税收减少而停发该军军饷，并截留各地支援十九路军抗战的捐款，意在限制该军的抗日作战。事实上即使是原先拨付该军每月30余万元的经费也是不足以维持对日军作战的各种实际需要的。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在3个月之内将募得的救国捐大洋27万元送交十九路军以解燃眉之急。4月间广州《银晶日报》刊出“十九路军特刊”，内有“杜月笙小史”，高度赞扬杜月笙“能率其徒侣共赴国难”。[15]

杜月笙对战地救护工作也较为重视。他捐资在自己开办的正始中学内创办了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临时第四医院，共收治受伤官兵275人。杜月笙夫人会同孔祥熙夫人等也筹建了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第一医院，共收治受伤官兵541人。[16]

在一二八战事中，因日军的狂轰滥炸和疯狂烧杀，不少人家破人亡，流离失所，工厂商店大多遭到破坏，全市工人因此而失业者高达8/10。[17]上海停战后杜月笙为尽快医治战争创伤做出了自己的努力。4月间他为上海市战区失业工人救济会特捐了2000元[18]；5月间为商务印书馆职工被难善后会捐助白米50担[19]；6月又欣然接受推举就任中国红十字会第一、第二时疫医院院董，着手进行战后防疫。[20]为了遣送、救济战后的难民，杜月笙联合黄金荣、张啸林等帮会票友于8月间联合发起演剧助赈，“议决假一座大舞台，表演三天，所有戏馆场面班底，一概义务助赈，为发起人认销戏券，每人约二千元”，预定筹满金额为6万元。[21]为了妥善处理善后事宜，杜月笙等人又发起组建卫国将士遗族抚育金，杜本人任该会常务委员。1932年6月19日抚育会在《申报》上发表启事，指出“一二八”前敌将士“为民族争生存，奋不顾身的牺牲生命，我们应该怎样的抚慰其遗族，以显示我们的民族性”。该会声明，“已代我同胞拟就抚慰的办法了，希望同胞们倾囊相助，共襄本会的义举!”5年后杜月笙又出任“一二八”无名英雄董事会董事[22]，可见他对于为国捐躯的爱国将士是有深厚感情的。

钱新之后来回忆说：“九一八、一二八之变迭起，先生以上海全国经济重镇、交通总枢，国家存亡所系，发起组织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接应军需，安定金融，扶伤济难，募款征物，无不悉如所期，飞挽无缺。”[23]其中虽有过誉之处，但总体上还是符合史实的。

二

1933年初，日本帝国主义继续推行在中国的侵略计划，首先进犯山海关，接着向长城各口发起进攻。3月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宋哲元率部在喜峰口奋起抗敌。杜月笙闻讯后特向二十九军捐赠了4辆载重汽车以示支援。宋哲元为此专门发来了感谢电。[24]6月20日杜月笙又与张啸林等人发出紧急启事，呼吁帮助华北长城战区的难民。7月中旬冯玉祥率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与日军激战，收复重镇多伦，然而蒋介石却要置这支异己军队于死地。杜月笙等人得悉后即于7月22日以废止内战大同盟的名义向南京国民政府发出快邮代电，坚决反对出兵消灭抗日同盟军。快邮代电称：“外侮未己，匪乱日炽，而对察又闻有用兵之说，曷胜骇惧。敝会之愚，以为冯氏果志切抗日，则保障察境应予容纳，设或别有主张，亦当以政治手腕解决，避免武力。总之，国家元气不可再自斫伤，应留实力，以御外侮。”[25]

废止内战大同盟是1932年8月正式成立的，宗旨是“集合全国人民为废止内战之运动”，明确反对南京国民政府的武力统一。杜月笙是大同盟的发起人之一，又是大同盟处理日常事务的5个常委之一兼专门负责筹集反内战捐款的经济委员会委员。在大同盟内对于剿共算不算内战存有很大的分歧，不过曾经通过“请政府容共废战以收复东北”的提案。[26]1933年11月福建人民政府成立后，杜月笙于12月1日出席了大同盟的常务委员会议，讨论弭止闽变发生战事的办法。会上常委们虽不赞成这次反蒋斗争，也反对南京国民政府在国难当头时对福建用兵，于是决定分电双方请免使用武力。结果蒋介石以大同盟反对攻闽有“助逆”嫌疑为由，勒令大同盟停止活动。经此打击后，杜月笙未改初衷。1935年他在恒社成立三周年时特意警示全体社员，“强邻虎视，朝不保夕，于此非常时期中凡属中国国民皆当卧薪尝胆，忠于国家”，并望他们“鉴此危亡，其各发挥能力以复兴民族为己任必矣”。[27]1936年6月两广事变发生后，他主持的地方协会会同市商会等团体联名电请蒋介石与西南方面精诚团结，一致御侮。11月间傅作义率部在绥远抗击日伪军时，杜月笙当选为由上海市商会、地方协会、红十字会三方合组的绥远慰劳救护委员会主席委员，随即致函阎锡山称，“日内偕王晓籁等飞并劳军，并任捐款十万”[28]，受到阎锡山的复电欢迎。

出于振兴民族的良好愿望，杜月笙对国民党发起的航空救国运动亦颇为热心。他是1936年元旦在上海成立的中国航空协会的理事之一。1月14日该会议决发起“一二八”航空救国运动号召人民捐款购机后，杜月笙身体力行，决定个人捐机两架。次年3月18日杜捐赠的飞机在上海虹桥机场举行了命名授受典礼，分别命名为月辉号、月文号。

杜月笙在抗日救亡运动中还坚持倡用国货，以经济手段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斗争，这既符合中华民族的利益，也符合杜月笙本人的经济利益。自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开始，杜月笙大量投资近代工商业、金融业，其中较重要的企业有浦东商业储备银行、中汇银行、通汇信托公司、霖记木行、大达轮船公司、洽茂冷藏厂股份有限公司、长城唱片公司、清油灯公司、中华国产棉布市场股份有限公司、大兴运输公司等。[29]在经济上杜月笙与上海民族资产阶级的其他人士有着相同的利益。早在1933年1月8日杜月笙主持下的浦东同乡会第二届会员大会，就通过了鼓励前敌抗日将士和抵制日货等议案。7月22日杜月笙又在《申报》上发表了提倡国货的主张。1934年4月21日杜月笙与史量才、荣宗敬等人合组的中华国产棉布市场股份有限公司开张时，杜月笙以公司董事长的身份明确表示该公司旨在抵制外货、推销国产棉布以挽回利权，并要维持市郊机户的生计。另外，从1934年2月至1937年7月，杜月笙先后为国产杏仁糖、补力多、久丰绸缎局、王大生香号等华商商品、商号热情题词作广告，对提高国货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杜月笙的所作所为得到了上海资产阶级的认同。1936年6、7月间他先后当选为市商会第七届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委员、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1937年初日本海军军令部长永野修身访欧归国途径上海时特意与杜月笙会面，先是提出出资3000万日元，与杜合办中日建设银公司，与宋子文的中国建设银公司相抗衡。此议遭到杜月笙婉拒后，永野转而提出第二方案，即日方出资3000万日元供杜月笙个人出面组织公司。对于日方的经济诱惑，杜月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上再次予以抵制。上述情况表明，杜月笙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夕，在倡用国货、发展民族工商业、反对日本经济侵略等方面与上海的其他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达成了广泛的明确的共识。

然而杜月笙这个帮会大享毕竟是依靠国民党的权势跻身上海上流社会的。就经济领域而言，他出任中国通商银行董事长、法币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委员、上海渔市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银行官股董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董事等要职完全是出于宋子文、孔祥熙等国民党要人的保荐。此外杜月笙还与宋子文、孔祥熙等人合办了一些公司企业。[30]因此杜月笙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同样要维护官僚资本的利益。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后，上海市政府先是多方阻止大学生搭乘火车晋京请愿，后又与淞沪警备司令都一道宣布局部戒严、中学一律提早放假，百般阻挠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杜月笙作为地方领袖竟然对此表态称，“市政府之一切处置为适当”。[31]1936年11月下旬杜月笙又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联手策划，以煽动罢工、危害民国的罪名逮捕了力主抗日的救国会领袖“七君子”。次年春夏之交，杜月笙等人秉承南京国民政府之意，对七君子多次进行政治诱降和迫降。遭到抵制而未果。西安事变发生后，杜月笙在蒋介石和张学良之间选择了蒋介石。他致电以前的好友张学良，向张施加压力，宣称愿以自身为人质换蒋介石回到南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杜月笙又约人专程赴南京晋谒蒋介石，再次向蒋表示同情和慰问。杜月笙的上述举动反映出他在从事抗日救亡运动的时候有消极的一面。

三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进入了全面抗战时期。这对杜月笙来说是个很大的鼓舞。在上海，各种群众性的救亡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杜月笙的浦东同乡、好友黄炎培建议杜月笙利用其在社会上的影响发起组织抗敌后援会。杜月笙与他的门徒、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常委兼组织部长吴开先密商后发起组织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国民党方面的意图是将上海各抗日民众团体置于它的控制之下，将上海人民的救亡运动限制在国民党许可的范围内。7月22日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正式成立，杜月笙担任该会主席团成员兼任筹募委员会主任委员。7月下旬抗敌后援会发出了征募救国捐的宣言，8月7日杜月笙为此赴电台作了专题广播演讲。[32]八一三抗战开始后杜月笙以高度的爱国热情加紧筹集资金，并输送给养支援前线，收容和安置难民，以各种方式支持中国军队对日作战。8月19日他在报纸上发布征募救国捐和金银物品的告示。仅月余时间杜月笙主持的筹募会就筹集得救国捐150余万元，有力地支援了前方的抗战。24日杜月笙又参与了新成立的救国公债劝募委员会总会的工作。他多次在报刊、电台发表谈话，呼吁市民“毁家纾难”、“援助政府”。在一次演讲中杜月笙强调说：“从九一八到现在，匆匆地已经七年了，这七年中间，备受了敌人的压迫，我们常常卧薪尝胆地刻苦自励，同时还期待着世界的公论。然而侵略者的野心，并没有为了世界公论而削弱，只有变本加厉地格外侵略得厉害”，因此“我们绝不能存着依赖心来希望人家帮忙，救国完全要靠我们自己的力量”。[33]杜月笙主动将杜美路的私宅借给财政部“劝募委员会”作办公地点，自任上海市民劝募总队队长、上海商界劝募总队副队长。经杜月笙等人全力奔走，上海共认购了救国公债7500万元，几占全部发行量的1/6。

当时国民革命军数万人马汇集上海对日作战，日用品损耗短缺十分严重。10月1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上海市党部密令市各界抗敌后援会迅募皮棉背心、青布鞋袜、卫生衣裤、手套耳套及棉毯等汇解军事委员会配发前方。为了完全这一任务，杜月笙于10月3日通过电台播音劝募棉背心，同一天又担任新组建的浦东棉花运输会常委，负责支前。[34]“八一三”抗战时杜月笙个人出资1万多元买了1辆装甲汽车送给淞沪战场右翼军总司令张发奎。八一三抗战后期杜月笙得知驻守在四行仓库的谢晋元团缺乏食品时，仅用了一天时间即向谢团送去了光饼20万只。谢晋元为此致函杜月笙转告广大市民：“最好购买救国公债，或捐助现金，作全国抗战牺牲官兵之抚恤，以免浪费而切实际。”[35]杜月笙在抗敌后援会期间经手筹募的钱款是大量的，工作是有成效的。事后蒋介石认为杜在抗敌后援会中曾有“赔垫”，特拨了现款10万元作为“补偿”。[36]值得一提的是，1937年10月时任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主席的杜月笙应八路军驻沪代表潘汉年的要求，向晋北前线的八路军将士捐赠荷兰进口的防毒面具1000套[37]，对共产党表示了合作的态度。

八一三抗战期间如何收容、安置越来越多的难民也是必须予以及时解决的重大问题。杜月笙对此极为重视，认真予以办理。9月9日他以上海市地方协会负责人的身份参加了上海市救济会。嗣后因难民越来越多，设于仁济堂的市救济会办公处的工作人员猛增至100余人，难以照常开展工作。杜月笙获悉后即同意将救济会办公处迁至浦东同乡会二楼，使该会“一切均上轨道”。[38]

杜月笙还直接参与了部分军事行动。八一三抗战爆发后不久，戴笠奉蒋介石之命与杜月笙合谋，利用帮会组织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9月间杜月笙通过恒社发出通告，号召愿意参加实际抗日工作的恒社社员踊跃报名加入该会。一些恒社骨干在苏浙行动委员会成立后与军统组织接上了关系，其中于松乔当上了军统上海行动股股长。在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的5个支队中第一、二、三支队的司令均是杜月笙的门生，支队成员中有不少是因帮会关系而被拉去参加的。11月10日日军在浦东登陆后猛攻南市，次日夜间国民革命军撤出上海。别动队曾在南市及上海近郊阻击过日军，终因寡不敌众而失利，一部撤入法租界，另一部撤出上海，后改组为忠义救国军。上海沦陷后，战局急转直下，蒋介石为了阻止日本海军大规模溯江西侵提出了封锁长江的计划。杜月笙顾全大局，率先指令自己的大达轮船公司开出几艘轮船行驶至江面凿沉。在杜月笙的带领下，其他轮船公司也纷起响应，凿船沉江，阻塞了长江航道[39]，迟滞了日军的进攻。

国民革命军撤出上海前，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曾召开市国民对日经济绝交委员会成立大会，通电全国组织对日经济绝交执行机关。杜月笙等27人被推选为绝交委员会执行委员。10月19日上海银行业根据绝交委员会的决议通知各行庄停止对日汇兑证券交易时，杜月笙主持的中汇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等单位一体照办。

杜月笙认为，“战争的最后胜利，不在军队一时之进退，不在一时军事占领之广狭，死伤之多寡”，只要“我国力战不已，则无论战在沿海、战在沿江，或战在内地，我国皆在胜利之中途也”；“任何事业、任何斗争，谁能持久，谁能得到最后胜利”。[40]为了争取最后胜利，杜月笙在上海沦陷后以市各界抗敌委员会负责人的身份仍在租界内坚持了一段时间。他曾不惜巨资买了不少中共党组织设法出版的《西行漫记》、《鲁迅全集》等进步书籍，烫上“杜月笙赠”的金字送给租界内的各大图书馆[41]，支持抗日宣传，为广大市民提供抗日救亡的精神食粮。

1937年11月26日晚，杜月笙抛下了所有的家属，与宋子文、俞鸿钧等人秘密乘船赴香港，继续进行抗日救亡工作。

四

杜月笙在香港期间一直把上海作为继续从事抗日救亡工作的重要据点。他通过专用电台与上海保持联系，对上海的情况了如指掌。杜月笙利用中央赈济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的合法身份在港设立赈济委员会第九区赈济事务所和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借以暗中帮助军统开展工作。1939年底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督察长薛耕莘赴港，两次到杜月笙处介绍上海的复杂情况。杜月笙介绍薛与军统特务王新衡会面，薛根据杜月笙的意见在会面时向王表示：“决不与日伪方面发生任何关系，并尽可能与重庆政府人员保持联络，遇有重大问题随时商量处理”。薛耕莘从杜月笙、王新衡处领了贴补旅费回沪后，曾掩护过军统、中统在上海设立的秘密电台。[42]

当时国民党上海市地下党部的大部分委员在汪精卫的引诱拉拢下投逆，参加所谓“和平运动”。蒋介石对此极为震怒，下令重建国民党在上海的地下组织。1939年8月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吴开先奉命潜入上海，收拾残局。杜月笙事先为吴开先安排去上海的路线，指定在沪管家万墨林就地接应，并为吴提供住处和自备汽车。无奈吴开先在上海住了半年，迟迟打不开局面。1940年夏吴开先返渝述职途经香港，对杜月笙谈及国民党在沪派系众多协调不易，杜月笙当即提议中央设一总的机构，全盘负责上海的地下工作。蒋介石很快采纳了这一建议，决定成立以杜月笙为主任、吴开先为书记长的上海敌后工作统一委员会，统一指导在沪的国民党、三青团、军统、中统以及帮会组织。蒋介石还通过吴开先传达他的口信，“上海的阵地是不能失的，以后请月笙先生多偏劳了”。[43]蒋介石让杜月笙当此重任是因为杜在上海有潜伏势力可资利用，更与杜月笙成功地策反高宗武、陶希圣脱离汪精卫集团有关。

1939年11月杜月笙从留沪门徒徐采丞处获悉高、陶有反正意向后，急飞重庆向蒋介石汇报。返港后杜与高、陶代表黄群接触面谈后再次飞抵重庆向蒋汇报，请示机宜。1940年1月高、陶二人在杜月笙的周密安排下秘密离沪赴港。不久陶希圣滞留在上海的3个孩子亦经杜月笙、万墨林的筹划抵达香港。1月21日高、陶揭露的“日汪密约”由中央社公开曝光，此举沉重打击了汪精卫卖国集团，全国各地纷纷掀起讨汪运动。蒋介石为此特拨款20万元给杜月笙，以资酬劳。

上海敌后工作统一委员会建立后采取各种办法迫使上海资产阶级的头面人物虞洽卿等人离沪赴渝，制止了黄金荣公开出任伪职，对上海巨大的人力资源免为敌人利用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吴开先后来在回忆中称“终汪逆之世，上海所有银钱业较知名之士，无一敢冒不韪而参加敌伪之金融组织者。此事第一由于孔庸之部长之运用得力；第二应归功于杜月笙先生之鼓励成功”。[44]

杜月笙还积极支持军统上海区的锄奸工作。原中国通商银行负责人傅筱庵1938年10月出任日伪上海市市长后，准备下手破坏杜月笙任董事长的通商银行和中汇银行。杜月笙闻讯后立即致电警告傅筱庵。迫使其暂时罢手。1940年10月杜党策动傅筱庵的厨师朱升源杀死傅筱庵，在此之前，“新亚和平促进会”负责人张啸林卖国资敌，“不听从好友杜月笙之劝，反而与梁鸿志、陈群等逆勾结，向敌献媚……破坏抗战及派人赴港刺杜月笙”[45]，结果被军统联络的私人保镖林怀布击毙。杜月笙对于这个老把兄之死一直讳莫如深，但还是对人透露过，“这一定是陈默他们交给林怀布的，由我的徒弟杀了我的老把兄，论江湖义气，我实在站不住道理!”[46]

1940年12月上海统一委员会总交通万墨林被76号汪伪特务机关诱捕以及1942年3月上海统一委员会书记长吴开先被日军逮捕后，杜月笙均尽全力打通关节进行营救。吴开先承认，杜月笙为了营救他“个人耗费三百万元以上”。[47]深知杜月笙与蒋介石有着特殊关系的日本侵略者为了利用杜月笙，试图通过杜引诱蒋介石集团和谈，故意对杜月笙网开一面。万墨林和吴开先两人最后都是日本军方同意释放的。同样，1943年杜月笙筹设通济公司，计划从上海等沦陷区运去棉纱，再从国统区运进日军所需要的战略物资，派驻沪代表徐采丞就此与日本交涉时也没有遇到太多的麻烦。杜月笙此举是经与戴笠商议，得到蒋介石认可的。当时的历史背景是遭受日伪经济封锁的大后方物资奇缺，物价昂贵，民不聊生，饷用匮乏，蒋介石铤而走险，“乃有向沦陷区抢购抢运物资、挹注后方的经济决策”，并指定由戴笠设法“切实办理”。[48]勿庸讳言，杜月笙受命组建通济公司在缓解大后方物资匮乏的同时也给日本侵略者解决了一些经济问题，故人们斥责杜月笙借机大发国难财并非无中生有。

杜月笙在抗战时期与蒋、日、伪、帮之间的特殊关系还表现在1941年调解蒋、汪对双方银行职员的暗杀上。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及客观效果来讲，处在地下状态的蒋方特工长期在上海与汪伪特工死打硬拼，进行消耗战是得不偿失无以为继的。因而此次由蒋方主动提议经过杜月笙斡旋达成罢战默契，对蒋方是最有利的。自然，这种妥协对汪伪特务来讲也是一种解脱，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人们谴责杜月笙勾结日伪也不无道理。

1945年4月杜月笙在重庆受到蒋介石的召见，命其驰赴东南，预为布置，准备抢夺抗战胜利果实。杜月笙于是赶往浙江淳安，一方面固然是想配合盟军登陆，为国民政府再作点贡献，以提高自己在战后的地位，另一方面是自感多年离沪，他的人马分化极大，再不趁早收拢，胜利之后很难在上海重新叱咤风云。然而正当杜月笙匆忙行动，急欲有所表现时，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尽管如此，杜月笙对上海抗战胜利后的一些重大善后问题，“如伪军警之处置，伪币之流通，以及严防奸宄乘机骚动，均周密策划”[49]，并电告了蒋介石。对于国民党重返上海，杜月笙确实做了一些事情。

综上所述，在中华民族存亡继绝的严重关头，杜月笙以民族大义为重，奋起从事抗日救亡运动是难能可贵的。从总体上看，杜月笙在这一时期对上海乃至全国的抗战是功大于过，有所贡献的。对杜月笙与蒋、日、伪、帮之间的特殊关系要具体分析，要从是否有利于增强中国抗战的总体实力、是否有利于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的角度来考虑问题。毫无疑问，当蒋介石和帮会势力在力主抗战时与之合作是无可厚非的。不宜因存在着某些阴暗面和消极面而对这一时期的杜月笙加以全盘否定。

注释

[1]《时事新报》1932年1月21日。

[2]王鸿宾等：《马占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7页。

[3]《申报》1932年10月13日。

[4]《申报》1933年2月25日。

[5]《申报》1934年10月4日。

[6]《救亡情报》1936年9月22日。

[7]《申报》1932年1月30日。

[8]庆祝杜月笙先生六秩寿辰筹备委员会编：《杜月笙先生六十年大事记》（1947年），上海图书馆馆藏。

[9]《申报》1932年2月5日。

[10]《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报告书》，原件藏上海市图书馆。

[11]《蔡廷锴自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79页。

[12]《申报》1932年2月6日。

[13]《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政治（四），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391页。

[14]《申报》1932年2月1日。

[15]梅臻等：《海上闻人杜月笙》，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31页。

[16]《“九·一八”——“一·二八”上海军民抗日运动史料》，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62页。

[17]唐振常主编：《上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712页。

[18]《申报》1932年4月17日。

[19]《申报》1932年5月9日。

[20]《申报》1932年6月19日。

[21]《申报》1932年8月29日。

[22]《申报》1937年7月10日。

[23]恒社编：《杜月笙先生纪念集初集》，香港1952年版，第4页。

[24]《申报》1932年4月27日。

[25]《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军事（五），第718页。

[26]刘惠吾主编：《上海近代史》下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62页。

[27]《恒社月刊》纪念号，第1页。

[28]《申报》1936年11月22日。

[29]参见周育民、邵雍：《中国帮会史》，上海人民1993年版，第544—545页。

[30]参见周育民、邵雍《中国帮会史》，第545—546页；吴景平：《宋子文政治生涯编年》，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00、322页。

[31]《申报》1935年12月26日。

[32]《申报》1937年8月8日。

[33]《演词及抗战后援会告全国同胞书》，转引自刘才赋：《通天教主》，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73页。

[34]《申报》1937年10月4日。

[35]转引自张开：《中日大战记》，重庆出版社1945年版，第47—48页。

[36]梅臻等：《海上闻人杜月笙》，第146页。

[37]《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档案出版社1990年版，第189页。

[38]《救亡日报》1937年9月16日。

[39]参见胡训珉、贺建：《上海帮会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4页。

[40]《演词及抗战后援会告全国同胞书》，转引自刘才赋：《通天教主》，第173页。

[41]《杨帆自述》，群众出版社1989年版，第295页。

[42]《列强在中国的租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74—75页。

[43]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第29辑，第82页。

[44]前引恒社编：《杜月笙先生纪念集初集》，第18页。

[45]林怀布自述，转引自刘才赋《通天教主》，第200页。

[46]梅臻等：《海上闻人杜月笙》，第190页。

[47]吴开先：《抗战期中我所见的杜月笙先生》，转引自《海上闻人杜月笙》，第203页。

[48]《戴笠的几个战场》（三），转引自刘才赋《通天教主》，第210页。

[49]前引《杜月笙先生六十年大事记》（1947年）。

上传者：郑静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