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俊美

历史作为客观存在的真实是无法改变的，然而对历史的认识却可以随着时代的变迁和新史料的不断发现而加深。在改革开放的今天，重新审视百年前在上海发生的小刀会起义，也许人们又会有一番新的见解。正是基于这些，这里就小刀会起义的原因、它与太平天国的关系、失败原因及其评价发表一点看法。

一、是城市流民暴动而非农民起义

关于上海小刀会起义（以下简称小刀会起义）的原因，过去的著作都说是因租税过重，农民不堪负担；和洋布入境，当地土布业遭到严重打击等有关，“是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逐步瓦解了中国自足自给的自然经济”。（注：《上海小刀会起义综叙》《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以下简称“汇编”），上海人民，第23页。）讲租税过重，不是无据。1851年（咸丰元年）嘉定知县陈溶、冯瀚抽查田房契税、捏征已免钱粮，激起“民怨嗷嗷”。1852年，青浦知县余龙光向当地农民强征1850年（道光三十年）前已豁免的赋税，引起民众抗粮斗争，均是事实。但若以此下结论说这就是小刀会起义的原因则未免武断。就小刀会起义的历史事实而论，小刀会起义的主要力量既不是上海和其四周邻县的农民，也不是当地的手工业者，在这次起义中，手工业者参加不多。有记载说：“（上海）城内平民对三合会党徒都远而避之”，嘉定的花农因周立春据城，影响棉花出售，奋起参加讨伐起义军。（注：雒魏林：《在华医药传道纪事》，《汇编》第621页。）一位亲眼目睹小刀会起义全过程的外国人在回忆录中也说：“安居乐业、爱好和平的上海人跟这次暴动完全无关。策动和进行叛乱的是广东、福建两帮，而福建沙船上的船夫，却是叛党的主体”。（注：约翰•斯嘉兹：《在华十二年》，《汇编》第545、620页。）“福建沙船上的船夫几乎全都是秘密会党的徒众”。这里说得再明白不过了，上海本地人与这次起义“根本无关”，（当时的上海与今天的上海是两个不同的地域概念）策划和发动这场起义的是来自广东、福建在上海的流民（游民），沙船水手、船夫。从这个意义上讲，与其说小刀会是农民起义，到不如说是外地流民（游民）策划的城市暴动来得更合适些。

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后，上海作为通商五口，正式对外开放。“迢迢申浦，商贾云集，各色人等，相率来到沪滨”。（注：《汇编》第53页。）其中又以广东、福建人为多。这些人中有做外侨仆役的，有在租界经商的，有充当洋行掮客的，但大量的是无职业的游民。游民中有失业的水手、船夫，有不满现状、放荡不羁的，也有无赖、恶棍、鸦片贩子，更有被太平军击溃流落来沪的兵勇。兵痞游民混杂，良莠不齐。“闽、广之奸民流落江南者，以护送鸦片烟土为业”，（注：袁祖志：《随国琐记》，《汇编》第1023页。）平时逐利构怨，树党相仇。“广中向有斯会（指小刀会），而流寓我邑者多无赖，因袭其号以聚众。建之泉、漳为尤横，浙东台、宁次之”。（注：黄本铨：《枭林小史》，《汇编》第972页。）当时上海小刀会共有“七党”：“闽则曰建，曰兴化；粤则曰广，曰潮，曰嘉应；浙则宁波；而土著则上海。合之数千人，居无恒产，出无执业，攘夺抢掳，而资生之具莫能问所从来”。（注：《遐迩贯珍》，《汇编》第129页。）

1853年太平军连克南京、镇江、扬州，江南震动。太平军的胜利进军，“鼓动”和“刺激”了“各地多少存在的暴乱分子自发地起来对抗官府”。由于“标兵调防四出，各属自为团练”，上海道吴健彰，原籍广东，私心自用，遂召募在上海的广勇数百人为亲兵，又“饬粤董李少卿等团练粤人，闽董李仙云等团练闽人，沪董徐紫珊等团练本邑人”。粤勇“恃乡谊，多不法”，吴氏“终姑息不坐”。广勇、闽勇中许多是小刀会成员。1853年后，太平天国忙于北伐西征，同清政府在江南的军事呈对峙状态。江南的告急形势稍稍纾缓。由于练勇需饷倍常，吴氏不得不大加裁撤。“团练既罢，游民无所归，…益思乱”。待到八月，小刀会遂“乘机起事”。

由上可知，小刀会起义的原因，“其端萌于五口通商，其机煽于三城（金陵、镇江、扬州）失守，其祸速于松、太乡民抗粮肇衅”。（注：吴绍箕：《四梦汇谈》，《汇编》第1017页。）大批流寓沪上、加入小刀会的广东、福建流民（游民）利用太平天国进军江南的胜利形势和青浦、嘉定、松江等县的农民的抗粮斗争，最终在上海发动了小刀会起义。

二、与太平天国不存在任何关系

有史书说小刀会起义“是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注：《汇编》第26页。）但就历史事实而言，它根本不属于太平天国运动，它只是当时在太平天国运动影响下的遍及全国各地众多民变中的一个。

说小刀会不属于太平天国运动，主要基于下列两点：

小刀会是三合会的一支，早于太平天国的拜上帝教而秘密存在于中国南部广大的区域，是一个与太平天国教旨根本不同的秘密结社。在上海小刀会的“七党”中，有称百龙党的，有称双钱会的，有称青巾会的，有称红巾会的，也有称编钱会的，名称虽异，但统称小刀会，且均以反清复明为宗旨。小刀会起义后发布的文告也能印证它与太平天国宗旨的不同。在这些文告中，小刀会建号“大明国”，纪年为“大明国开运元年”，文告内容一再宣称“鞑虏当灭，明朝当兴”，“推翻妖孽，匡复明室”，“兴义灭胡，剪除贪暴”，“缅怀大明皇帝，定衣冠之制”，（注：《小刀会起义文献》，《汇编》第8页。）等等。由于清朝定鼎中原已200多年，当初反清志士早已作古，明朝在人们头脑中的印象早已变得模糊不清，而单纯为一姓王朝而兴兵，已不能容纳和解决当时民众的实际苦难、希望和要求。所以三合会、天地会这类秘密会党始终成不了大的气候。

小刀会与太平天国在组织上毫无任何联系。小刀会起义后，刘丽川有见太平军势如破竹，连连打垮清军南北大营，又遣师北伐，认为清朝灭亡为期不远，深感自己的“大明国”局处偏僻海隅，兵钝粮匮，自己人微言轻，不足以号令民众，决意“改从太平天国，好成大业”。（注：《小刀会起义文献》，《汇编》第11页。）出于这一目的，于1853年9月，以“未受职臣”名义给洪秀全写了一道“奏呈”。奏中说自己早在1850年（道光三十年）在香港经传教士“传斗”，信奉基督教，要求洪秀全“册封”他。据夏燮在《中西纪事》一书中说，刘氏的这道“奏呈”是委托一位名叫温那治的领事送往天京的。不幸的是，温那治的坐船因装载军火，在镇江被清军截住，刘氏上洪秀全的这道“奏呈”也同时被查获，呈缴到两江总督恰良手里。水路失败后，刘氏后来又企图从陆路同太平天国建立联系，但也未有下文。（注：夏燮：《中西纪事》，《汇编》第1000页。）

尽管刘氏未同太平天国建立任何联系，但此后在文告中不再使用“大明国”的国号，公然打出“太平天国”的旗号，以“太平天国统理政教招讨大元帅”的名义发号施令，甚至在与英、美、法领事的交谈时，声称“彼是隶属于太平王而受其指挥，且已与通款者”。后来洪秀全得知此事后，十分恼火，并“发表一项声明，斥责他们的不道德习惯和恶劣嗜好，拒绝承认他们是他的信徒”。（注：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上海书店，第514页。）为了表示自己是太平天国的“臣子”，和取悦外国人，刘氏还发布了一道《昭示人类起源》的告示，要小刀会成员放弃信奉道教、佛教之类的“邪教”，改而“虔诚崇拜”天父上帝。这里它只是说明在小刀会成员内有部分人对太平天国拜上帝教有赞成倾向，但并不能说明小刀会同太平天国有任何联系，更不可以说小刀会就是太平天国的一部分。由于小刀会成员基本信奉道、佛，这道告示直接同他们的信奉相抵触，所以贴出后，“周围的人在言语中…无不表示轻视”。（注：《北华捷报》第199期。）具有讽刺意味的，在小刀会内部，除了刘丽川（陈阿林偶尔也借用太平天国名号）外，几乎其他将帅如李咸池、潘起亮、徐耀、林阿福、蔡世良、张汉宾等发布告示时，都仍旧使用“大明国”的国号和年号，而拒绝使用太平天国的国号和年号。在现存可见的小刀会发布的25件文告中，只有7件使用了太平天国的国号和年号，而这7件几乎全出自刘丽川之手。由此也可见，小刀会同太平天国之间不存在任何联系。

对于小刀会同太平天国之间没有联系这一点，当时外国人在他们的书中也有所记载。米其在《阿礼国传》中写道：“这样一群暴民，出其不意地起事，夺取了上海县城。…与太平军主力毫无联系”。（注：米其：《阿礼国传》，《汇编》第601页。）雒魏林在《在华医药传道纪事》一书中说得更明确，他说：三合会的将领们“虽然他们力图与南京叛军的首领太平王结成联盟，派员递送乞求庇护的奏折，并且报道太平军已派部队驰缓驻防县城，但是他们之间从来不曾有过什么联系，太平军断然拒绝援助他们，或者跟他们交往”。（注：约翰•斯嘉兹：《在华十二年》，《汇编》第545、620页。）

总而言之，无论从那一点来看，小刀会同太平天国都不存有任何关系。

三、起义的失败还与自身的先天不足有关

关于小刀会起义失败的原因，先前不少文章都归结是中外反动势力联合镇压所致。“外国侵略者要挟清朝地方政府出卖各种权利，当侵略者的欲望得到满足时，就揭下中立的假面具，帮助清军镇压了上海小刀会起义”。（注：《上海小刀会起义综叙》，《汇编》第25页。）“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农民起义不可能取得胜利”。（注：《上海小刀会起义综叙》，《汇编》第27页。）这样讲，当然不错，尤其是中外反动势力勾结，一手扑灭小刀会起义，事实斑斑可考。小刀会起义严重影响了西方列强的对华贸易，严重干扰了英、美、法租界的“殖民秩序”，引起了它们严重不安。英、美、法本来就想扩张租界，于是便不失时机，在向清政府进行种种勒索之后，便毫不犹豫地与清政府联手围困县城，扑灭了起义。

小刀会起义的失败，除了这些外部因素外，还与它自身内部的问题有关。它自身诸多的先天不足，从起义开始的那一天起，就已注定它不可能成功。

首先，小刀会起义缺乏坚实的社会基础。在晚清，会党不是一个健康的社会组织，而是一个病态的社会组织。正如前面所说，小刀会起义虽有不少本地诸多因素，如青浦、嘉定农民抗粮等，但就上海县本身来讲，主要还是由外来流动人口的问题引起的。这些流民（游民）据不完全统计，约有数万人。他们聚集在县城大小东门内外，游离于社会生产之外，从事鸦片贩运走私，赌博、抢掠等非生产营利活动，立字派、别尊卑，汇聚亡命，藐法殃民，构成对社会的破坏。小刀会起义基本队伍主要来自这些人。而会党盲目的、自发的冲动往往使他们好走极端，而不为当地民众所认同。小刀会起义后，上海当地绅商、平民态度基本冷淡，不予支持。商人关门歇业，民众纷纷迁避，或往乡间，或入租界。小刀会在上海既无民众基础，和上海四邻县份的农民也无切身利害关系，其失败也就在所不免了。

其次，小刀会起义“没有声望卓著的人来领导”。所有的领袖，素质极差，很不得人望。刘丽川本是糖业掮客，外号阿混，“是一个积重难返的鸦片烟鬼”。（注：约翰•斯嘉兹：《在华十二年》，《汇编》第545、620页。）名为总领导、大元帅，但因部众没有陈阿林多，所以实权很小。潘起亮，外号小禁子，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恶棍、无赖，因屡犯法，被知县袁祖德重罚，后因人保释出狱，伺机报复。起义当天，亲手杀死袁氏，被封为大将军。徐耀本为窃贱，因在南翔大德寺盗窃被抓获，脱逃后纠集匪徒，为害乡里，人所不齿，起义后封为副元帅。林阿福原为小南门城堞扬旗的，本系地棍，起义后封为副元帅兼署上海县事，竟“毫无一谋”。周立春原为青浦白鹤乡的“土豪”，因广帮中小刀会成员贩运鸦片往苏州，途经黄渡时船货被扣，他从中调解，因而与刘丽川等“深相结纳”。彼此有相互利用之意，并无共同合作的基础。由于起义领导人本是“无大志”的“一伙乌合之众”（注：黄本铨：《枭林小史》，《汇编》第975页。），品质如此卑劣低下，当然不受绅民欢迎和拥戴。所以，起义不久，就有人指出：“彼等仅得弹丸之邑，席尚未暖，而辄敢异徽号，改服饰，先自满矣，立见其蹶也”。（注：《上海小刀会起事本末》，《汇编》第37页。）“沐猴而冠，真堪笑也”。（注：《上海小刀会起事本末》，《汇编》第45页。）预见其必败无疑。

起义内部帮派林立，缺乏统一指挥。小刀会的领导因属不同帮派，彼此之间，争权夺利，矛盾很深。“七党之人，各怀意见，令出多门”。（注：《上海小刀会起事本末》，《汇编》第37页。）这从起义发布的告示看得再清楚不过了，几乎每一个帮主都以个人名义发布过告示。广帮和闽帮为起义的主干，广帮帮主刘丽川，闽帮帮主李咸池。起义后，闽帮查获道库银20万两，主张两帮均分。广帮指其为“私己”，表示反对，主张留作起义活动经费。于是闽帮退出城守，双方关系紧，几致决裂。上海道吴健彰被捕后，闽帮力主杀掉，广邦念其为同乡，坚决表示反对。此后两帮各自为党，貌合神离，离心离德。周立春率众数千前来上海，及“见闽、广两党不和，遂去”。（注：《上海小刀会起事本末》，《汇编》第41页。）刘丽川和闽帮的陈阿林之间隔阂很深，彼此猜疑，互不信任。据说在小刀会起义军撤出城围前，陈阿林的部队枪杀了刘丽川的重要助手，刘氏危不自安，遂决计突围而去。小刀会内部的派系分歧和矛盾对立，严重削弱了反清斗争的力量，加速了自己的败亡。

缺乏坚持斗争的物质基础。上海滨江临海，地势卑下，非战守之地，自古以来很少发生农民起义。开埠通商后，逐渐成为一个商品集散的消费性城市。“上邑弹丸之地，本非产米之区，向来靠外县贩运，以资接济”。小刀会起义后，县城四厢之路被清军和外国租界当局封堵，物资供应完全断绝。在久围之后，终于无法坚持而被迫撤退。

一些过左的作法，粗暴地干涉了起义者和普通民众的信仰自由，引起了内部的不服和民众的不满。刘丽川为了讨好租界当局，争取太平天国的支持，布令“兵丁士民人等，洗心革面”，放弃信奉道、佛而改崇基督上帝，在布令中竟指道、佛为“邪教”，大敌当前，凝聚人心为上，改变信仰为不急之务。因此，此举严重挫伤了小刀会起义者斗争的积极性，和民众对起义的支持，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教训。

此外，小刀会起义“队伍中的华洋雇员的奸诈”，各种奸杀抢劫犯罪行为，也是加速起义失败的一个不可勿视的因素。约翰斯嘉兹在《在华十二年》一书中写道：“如果作者说得不错的话，叛党队伍中的外国雇佣兵的所作所为，弄得叛党声名狼藉，最后终于导致他们的灭亡”。（注：约翰•斯嘉兹：《在华十二年》，《汇编》第545、620页。）

小刀会起义就是在上述这些内外不利的因素下，在经历一年半的艰难战斗后失败了。

四、给中国近代社会带来的严重后果不可低估

对于小刀会起义，先前史书文章往往从阶级斗争的立场出发，都肯定它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农民革命斗争，认为它“不仅在经济上打击了外国侵略者，而且在政治上也否定了外国侵略者的在华特权”。（注：《小刀会起义文献》，《汇编》第24页。）然而对一个历史事件的评判不光是要看它发布的文告，领导者的言论，更重要的是看它在当时乃至后来所产生的影响和社会后果。

在小刀会起义期间，根据《清实录》记载，广东、福建、浙江等沿海省区均发生过类似小刀会那样戕官、夺取县城的农民起义，但这些起义都局限于某一个县城，影响也不大。小刀会起义就不同了，论其规模虽然同厦门、潮阳、漳州等地发生的三合会起义差不多，但其对近代上海乃至近代中国社会所带来的社会后果和重大影响则要远远超过这些起义。

小刀会起义导致中国海关权力的丧失。在小刀会起义前，关税协定，值百抽五的税率虽不合理，但海关的管理权仍掌握在中国手里。小刀会起义期间，江海关遭抢被毁。江海关的税收是清军江南大营军饷的主要来源，它的被毁，无疑是对清政府的一个重大打击。但海关的存否事关税收，1853年9月9日英、美等国领事以“海关行政既陷于停顿，我们就没有遵守海关规章或缴纳关税的义务”为借口，自行颁布《船舶结关临时规则六条》，拒绝向中国纳税，而由领事馆代为征收。次年6月29日，英、美、法三国领事又强迫上海道吴健彰签订《海关征税规则》9条，规定由三国领事指派威妥玛、卡尔、史密斯三人为税务司，组成“关税管理委员会”，江海关管理权就此落入英、美、法之手。这一制度后来又被推广到其他通商口岸。第二次鸦片战后，清政府正式委任英人李泰国为海关总税务司，至此中国的海关完全操纵在西方列强手中。

小刀会起义造成中国在租界的行政权、司法权的丧失。小刀会起义打破了上海市民的平静生活。起义期间，由于敌我双方交战，大批民房被毁，殷实商户遭抢，或被勒索摊派，吴健彰所统广勇“大肆焚掠，由小南门至大小东门，纵火延烧，通一宵达旦，百年富庶繁华，席卷殆尽”。（注：姚际唐：《避氛后集》，《汇编》第1037页。）为了躲避战火，绅民纷纷逃入租界，一时租界内人满为患。英、美、法殖民侵略者本来就处心积虑地想扩大租界，认为小刀会起义是难得的好机会，一位西方商人幸灾乐祸地说：是小刀会起义“帮助”租界“繁荣”起来。（注：《北华捷报》第199期。）英、美、法三国领事遂以“上海地方行政已经解体，无丝毫力量可言”，借口为了保护租界侨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也是为了维持租界的“殖民秩序”，要求扩大租界的权力。1854年7月5日，清政府承认上海英、美、法租界地皮章程，允许外国在租界内拥有行政管理权、警察和司法权。“凡中国人被控以事涉英、美人民的犯罪案件，都由各该关系国领事自行处理，凡事关整个社会的警察案件，则由该两国领事共同分担”。（注：《北华捷报》第197期。）此后英美租界和法租界先后设立了类似政府机构的工部局和公董局，造成上海地方政府在租界内的部分权力丧失。

小刀会起义还造成“上海地方商业陷于停顿”，（注：高龙倍勒：《江南传教史》，《汇编》第941页。）中外贸易下降。商业的停顿和贸易下降，受影响的不仅是西方列强，同时也对中国对外进出口带来巨大的损失。小刀会起义期间（当然也与太平天国起义有关），上海的进口贸易完全解体。“通往镇江以上整个扬子江流域的路径，和通往大半个浙江的路径，都已杜绝，上海进口货在那里的消费市场已被封闭了。甚至在上海附近的那些比较还没有受骚扰的地区，也由于人心惶惶，大大地限制了货物的购买”。起义使上海及四周邻县的丝、茶出口受阻，造成丝、茶大量积压和滞销。由于进出口货受阻，列强为了扭转这种不利的贸易形势，向中国大量输入鸦片，以致造成鸦片走私活动日益猖獗。（注：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上海书店，第514页。）

小刀会起义距今已有150年，重新审视这场起义，可以清楚地看到它并没有给上海近代社会发展留下什么积极的东西。起义虽然曾对近代上海以至近代中国带来不少负面影响和严重社会后果，不过所庆幸的是，由于中国人民前仆后继的奋斗努力，列强利用小刀会起义趁机夺取的中国海关权和扩张建立的租界，早已被中国人民收回了。如今的上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变得更加繁荣昌盛。

历史是一面镜子，它具有重要的教育功能。客观地分析和总结小刀会起义的发生，也许对我们今天的市政建设，尤其是对外来人口的管理也不无教益。

文章来源：《历史教学问题》200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