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江南无为教宝卷的刊刻既有官刻本，亦有私刻本。在私刻刊本中，既有宗教团体募捐刊本，也有商业出版机构刻本，宝卷刊刻形式种类繁多，刊刻原因也各不相同。通过对江南无为教各教派宝卷的综合考察，从纵向的历史事件中发掘线索，按照年代顺序，或可阐明宝卷的地域流布情况及其流通的原因与路径。

一、江南无为教宝卷的刊刻

江南无为教宝卷的流传以刊本宝卷为主体。本文以江南无为教宝卷的刊刻为主要研究对象，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之上，依据档案史料及刊本宝卷牌记、题跋、序言等所载信息，通过解析江南无为教宝卷在刊刻过程中的一些细节和因素，从江南无为教宝卷的官刻形式、私刻形式及宝卷流通路径三个层面展开论述，从而开拓对江南无为教及其宝卷的研究路径。

（一）江南无为教宝卷的官刻形式

江南无为教宝卷的官刻形式是指在掌权太监、后宫妃嫔、王公贵族等人的资助下，由皇家内经厂对江南无为教早期经卷《五部六册》的刊印。据《三祖行脚因由宝卷·山东初度》记载：

圣上见了祖师，果有神通机妙，智变千般，七个番僧，尽皆皈依，寡人欢喜。宣张永、党、魏二臣，封他为无为宗师，五部宝卷，开造印板，御制龙牌，助五部经文颁行天下，不得阻挡。[1]

江南无为教初祖罗梦鸿在创教初期受到太监张永及党尚书、魏国公的全力支持，才使无为教得以被官方承认，罗梦鸿亦被封为无为宗师，且皇帝亲敕龙牌，助刊五部宝卷，流通天下，终于“正德十三年七月十五日，书写宝卷，印刻铜板，颁行天下，普度众生”。[2]此说虽尚待考证，但仍透露出《五部六册》经卷曾由官方组织大量刊印流播的可能。明正德伊始，无为教《五部六册》经卷卷首，在巨幅扉画“佛说法图”之后，即为三块御制龙牌。右边龙牌题“皇图永固，帝道遐昌，佛日曾辉，法轮常转”，中间题“皇帝万岁万万岁”，左题“六合清宁，七政顺序，雨晹时若万物阜丰......”等七十二字护道榜文。卷末为书牌及护法神韦陀像。

这种宝卷刊刻版式风格在《五部六册》之后的民间宗教教派刊本宝卷中皆相承袭沿用。但学者韩秉方认为：“所谓将五部经上奏皇帝，及皇帝册封罗祖，‘御制龙牌，助五部经文’等等，纯属子虚乌有，是后世罗教徒附会皇权的一种把戏。但是，在宫中有权势太监和王公大臣庇护下，假传圣旨，以御制龙牌榜文为通行证，大量刻印五部六册，发往全国，则存在着实现的可能性。这一点，对罗教迅速向全国传播，起到了巨大作用。”[3]

除罗梦鸿无为教《五部六册》经卷之外，据弘阳教经卷《混元弘阳叹世经》记载，弘阳教祖韩太湖早年传教即得到掌权太监内经厂石公、御马监程公、灰甲厂张公的皈依与护持，并在皇家内经厂大量刊印弘阳教宝卷。车锡伦先生在论及明代早期刊印的民间教派宝卷时，亦称：“有的教派，如西大乘教、弘阳教，得到后妃太监、王公贵族的支持，由皇家内经厂印制宝卷，并颁发各大寺庙。其印刷豪华富丽，梵箧装与内经厂印制的藏经无甚区别。”[4]民间教派宝卷确有在皇家内经厂刊印的事实，且其版式风格当与大藏经相同或相似，否则根本不可能混入大藏[5]，至今有个别寺庙中仍可找到混杂其间的民间教派宝卷。

明万历年间，太监专权，朝政败坏，掌权太监皈依无为教，助刊《五部六册》经卷大有可能。清·黄育楩更是对明末太监口诛笔伐，认为内经厂邪经的印行，罪在太监，“刊印邪经，又系明末太监。太监之害，明末最烈，又刊邪经以害后世，心毒极炎”。[6]其《破邪详辩》又载，“至明朝万历以后，有飘高、净空、无为、四维......等匪相继并出，皆馅事太监，讴骗银钱，遂各捏造邪经互相争胜。”[7]无为、四维即罗梦鸿无为教，其经卷内经厂的刊印传播，太监之功，不可忽视。除太监外，朝中党尚书也参与其中，雍正七年（1729），罗文举合校《五部六册》，据《叹世无为卷》卷末后言记载，采用对校的板本即是党尚书家藏北板，应与原板接近，错讹较少。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重刊折本《破邪显证钥匙卷》二卷二十四品，卷末牌记亦书“万历四十二年南春月□京党尚书家原板”[8]字样。可见，党尚书参与《五部六册》经卷刊刻的可能性极大。

从板式风格来看，明皇家内经厂刊印的早期无为教《五部六册》经卷，装帧精美，基本为木刻经折装，字大行疏，纸墨精良，板式特征与大藏经无异。明正德以后至清康熙年间，民间宗教教派宝卷刊印的数量非常之多，自清康熙至咸丰年间，民间宗教教派宝卷几度遭清廷查剿、焚烧、毁板，再无官方刊印宝卷的史籍记录。此处述及的宝卷刊刻的官刻形式专指明中叶由皇家内经厂刊造雕板的早期江南无为教宝卷《五部六册》，刊印地点在北京，宝卷刊印的参与者有皇帝、掌权太监张永、党尚书、魏国公等人，属于官方刻书的性质。

（二）江南无为教宝卷的私刻形式

江南无为教宝卷的私刻形式是指民间机构、团体、个人或家庭等对宝卷的刊刻与流传。今按其刊印者有无宗教信仰的不同，分为两类：一是宗教机构和个人刊刻，一是商业出版机构和个人刊刻。

1、宗教机构和个人刊刻

江南无为教宝卷宗教机构和个人刊刻形式可细分为寺院经坊刊刻、民间教派庵堂刊刻、“奉佛弟子”捐资助刻、教徒助资刊印，它是以民间宗教机构、社群和信徒个人的力量集资刊印的宝卷。

（1）寺院经坊刊刻

经坊产生于唐代，兴盛于明清时期，是专门从事宗教文献及其相关典籍的写刻、印行和流通的书坊，亦称经铺或经房。明清之际，江浙地区经坊尤盛，据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记载：

今海内凡书聚之地有四：燕市也，金陵也，阊阖也，临安也。闽楚滇黔则余间得其梓，秦晋川洛则余时友其人。旁诹阅历，大概非四方比矣。[9]

有明一朝，北京、南京、苏州、杭州四地，政治清明，经济发达、文化繁盛，书肆林立，已然成为全国刻书、印书、贩书集散中心，非其他各地可比。其中，浙江杭州、江苏南京、苏州三地的经坊，对江南地区宗教典籍的刊印与传布贡献重大。

寺院与经坊的关系密切，有些经坊即设在寺院里，由寺院经营或依附于寺院，与其保持长期合作关系，例如杭州玛瑙寺的明台经房，昭庆寺的慧空经房，崇安寺万松院经房等。寺院经坊不仅刊印佛教典籍，在其发展过程中还刊刻民间宝卷。“宝卷者，宝者法宝，卷乃经卷”[10]，民间宗教教派宝卷几乎拥有与正统佛、道经籍同等崇高的地位，极为庄严，受人供奉。因此，宗教宝卷的传抄与刻印也即成为普通民众出资积聚功德的一种有效方式，寺院经房很大程度满足了信众出资请经、刻经，积累功德的现实需要。清刻本江南无为教宝卷《天缘结经注解》，扉页左下角即题“杭州玛瑙经坊”字样，由杭州玛瑙寺经房刊刻印造。

寺院经房刊刻宝卷的费用来源主要有寺院香火、刊印经籍收入，权贵捐助，普通信士募捐和民众请经纳银等。清刻本《明宗孝义达本宝卷》上下二卷，卷末即题“光绪九年四月佛诞日净业弟子许自然募刊”、“板存杭城玛瑙经房”字样，并记助刊者姓名、捐资和印送部数。江南无为教《明宗孝义达本宝卷》板藏杭州玛瑙经房，概为信众许自然带头募捐，由众人集资、印送，杭州玛瑙寺经房刊刻的宝卷，系属寺院请经、刻经活动范畴。

宝卷在寺院经房的刊印与佛教典籍类似，不单纯是为营利，寺院护持经板，劝善、度化群迷，民众出资积累功德是宝卷刊印的直接动因。日本学者泽田瑞穗认为：佛书别于世俗之书，被认为是神圣的，因此很少在坊间营利刊刻。通常，有能力的寺院刊行时，还会受到后妃、太监、名人、富豪等有权有钱人的帮助。助印的名目有供养祖先，病愈还愿等各种情况，但实际上更多的是接受了僧尼的劝化而进行喜舍的。另外，还有许多人怀着各种的动机，向收藏板木的寺院交纳银子，让寺院刊刻所需的部数，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施本。[11]

（2）民间教派庵堂刊刻

民间教派庵堂也积极刊刻宝卷，江南无为教二祖应继南“无极正派”祖堂设在丽水，三祖姚文宇“灵山正派”祖堂在庆元、温州两地，四祖潘三多“觉性正宗派”以金华为基地建立祖堂“明镜堂”。除祖堂之外，江南无为教各教派在传教地域皆建有分堂，如，姚门教化师普宵于崇祯十二年（1639），曾被派到福建、江西两省传教，仅在两年之中，即开设四十九堂。庵堂组织刊印宝卷的直接目的一是为了门徒的自身修炼，二是为了更好宣传江南无为教，招揽信众，扩大其影响。如兰风注解，王源静补注，光绪十二年（1886）刻本《五部六册》经卷，扉页题“莆邑湖里通明堂藏板”，卷首为《补注开心法要日用家风叙》，次之为《祖经法要补注宗教会元序》，卷末为《重集补注开心法要跋语》及“嘉庆七年岁次壬戌夏月复刊于古杭选贤堂”、“民国六九年仲春复刊于台中明德堂”字样。可知，古杭选贤堂，台中明德堂皆曾刊印过《五部六册》经卷开心法要版。

又如《罗祖宝卷》，一卷，光绪二十六年（1900）重刻本，书封左下题“江苏昆陵普济堂藏板”，如图六，卷末题“光绪壬寅年十一月十七日通领五号敬承堂”字样；江南无为教“觉性正宗派”核心宝卷《四世行脚觉性宝卷》，上下二卷，清刻本，版心下白口题“金华朱集成堂代印”，上卷卷尾题“浙江太史第明镜堂藏版”；清康熙孟冬刊本《科仪宝卷》，“板藏裮省南门光信堂”，经文空隙处盖有“朝天堂”印章。

以上所述宝卷均藏板于民间宗教教派庵堂之内。民间教派庵堂刊印的江南无为教宝卷，其一显著特征即经板仍归庵堂所有且板藏于庵堂之中，以便于随时付板印造宝卷。清刻本《四世行脚觉性宝卷》，即由金华潘氏无为教祖堂“明镜堂”委托朱集成堂代为印刷，朱集成堂只负责刊印事务，经板所属权仍归祖堂且藏板于祖堂之中。

（3）“奉佛弟子”捐资助刻

“奉佛弟子”捐资助刻也是江南无为教宝卷刊印的主要形式之一，其视宝卷为佛经，同等崇奉，捐资助刻宝卷也就有了与佛教典籍助刊相同的意义。以奉佛弟子资助刊印佛经为例，如国家图书馆藏原柏林寺本《碛砂藏》中载有：

大明国北京顺天府大兴县居贤坊居住奉佛信士董福成谨发诚心，在于□江杭州府后朝门许大藏尊经一藏，不为自求，喜舍资财，上报四恩，下资三宥，法界有情，同圆种志者。奉三宝信士董福成一家眷等，谨发诚心，眷属王氏、弟董旺、眷属黎氏、男董福兴、眷属聂氏、侄男董黑拓、外生女妙玉、孙男董福安、侄女善尼。宣德七年八月吉日，助缘人杨安。[12]

奉佛信士董福成及其家眷出资刊助佛经的原因不在于为自身祈求福佑，而是为上报四恩，下资三宥，弘扬佛法，同赴法界正觉。以上所引为真正佛教徒崇奉助刊佛经，有些奉佛弟子系属假托。但与舍资刊印佛经一样，“奉佛弟子”亦举家捐资助刊民间宗教教派宝卷。例如，民国初年山西石印本《破邪显证钥匙经会解》，上卷卷末即刊：

南京应天府句容县奉佛弟子张世芳，同妻徐氏、男张尚德发心助刊《破邪会解》上卷。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惟愿见闻者，悉发菩提心，佛光常住照，三业尽水清，存亡皆吉庆，祖道永隆兴。崇祯元年正月上元日刊。[13]

南京应天府句容县“奉佛弟子”张世芳及其家眷谨发诚心捐资助刊江南无为教经卷《破邪会解》上卷，其刊刻宝卷的直接目的与佛籍相同，上报四恩，下济三苦，祈愿佛光普照，道法昌隆。

又如，明崇祯二年（1629）刻本《巍巍不动太山深根结果经会解》，二卷二册。上卷卷末刊：

南京应天府句容县奉佛弟子强守礼等，捐资助刻《巍巍会解》一卷。上祝皇图巩固，帝道遐昌，佛日增辉，法轮常转，普愿一切众生，共入毗卢性海。

助刻姓氏:强守礼、陈氏、唐永正、周仲贤、王尚俭、王之俊、王之杰、赵氏、丛性诚（泰州）、叶性德（江西）。崇祯二年孟冬四日助刻。[14]

下卷卷末刊：

南京应天府漂水县、句容县奉佛弟子张廷珠等各出净资，募众善信，助刻《巍巍会解》下卷。祈保各家，现在者增延福寿，过去者离苦生天，同游华藏庄严海，共入菩提大道场。

助刻芳名:张廷珠、张文仓、周道禄、傅守宁、经邦杰、朱用诚、许伯储、王嘉访。

崇祯二年十月八日助刻。[15]

由此可见，明崇祯年间，南京应天府漂水县、句容县“奉佛弟子”中盛行捐资助刻经卷，助刊内容可以是整部宝卷，也可以是一部宝卷中的上卷或下卷，江南无为教早期经卷《五部六册》均有“奉佛弟子”在南京捐资助刻流传。

除社群助刻宝卷外，也有“奉佛弟子”以个人之力捐刻龙牌或宝卷。例如，《五部六册》经卷雍正七年合校本之《叹世无为卷》，首页绘一信徒膜拜释迦摩尼象，旁题“佛弟子官荣胜助刻龙牌，祈求净土之资也”，次页是御赐龙牌，旁题“佛弟子官荣先助刻龙牌，祈求老母福寿康宁”，接着是《五部六册》正文。卷末记载，此板由党尚书家藏北板对校，余会值、汤明镜重修的罗祖经而成的新版，较符合罗祖《五部六册》原本。御赐龙牌为“奉佛弟子”官荣胜、官荣先二人各自助刊。又如，明崇祯二年（1629），南京应天府句容县“奉佛信女”魏如空、孔氏诚心募刊《正信除疑无修证自在经会解》，其中上卷卷末题“句容县奉佛信女魏如空募刻”字样。下卷卷末刊：

南京应天府句容县奉佛信女孔氏捐己净财，刻经一部，赞曰：句曲王门孔氏，虔心助刻斯经，先亡由此得超生，现在咸增吉庆，他世菩提果就，多生冤业水清，一心精进办前程，毕竟转凡成圣。崇祯二年四月八日助刻。

总体观之，“奉佛弟子”们捐资助刊经卷的祈愿词基本上大同小异，刊刻动机相似。

（4）教徒助资刊印

江南潘氏无为教核心经卷《问答宝卷》，一卷一册，民国十六年（1927）石印本，即由“觉性正宗派”部分门徒集体助资刊印发行，其目的在于宣扬无为教义，普度群迷，劝人为善。宝卷开端有阁山王氏非非子所撰前序，称“兹采其信徒亲录四祖口诀一本，缄诀未行，幸兹各友，同发慈善，筹集腋资，发刊广行，俾众搜览，务祈禅心觉领，庶几有德，不负苦望云尔”。[16]民国时期刊印的江南无为教宝卷兼有善书的性质，认为宝卷刊刻也是积累功德，祈福求贵的一种有效途径。《问答宝卷》卷次尾页刊有“同发善心”字样，卷末载各助资门徒名姓，皆以“普”字为法名，乃觉性正宗派门徒“普乘同众善友仰石印局刊印百本流传，望祈诸君同发善心，重刊印板，功德万春”。[17]左下脚题“丽水启明代印”字样。

“丽水启明”不仅刊刻代印江南无为教宝卷，还于民国十五年（1926）铅印一部浙江《丽水县志》，其下书口题“丽水启明印刷所代印”字样。可见，民国时期宝卷的刊刻印造与一般善书、地方志等的刊刻无异，较为透明，可进行公开的商业印刷。

江南无为教姚文宇“灵山正派”核心经卷《三祖行脚因由宝卷》，由灵山正派嗣法耻眷越山华山道人济阳普浩辑梓，首次刊印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光绪元年（1875）重刊，卷尾载普浩《松源实录跋》，卷末为刊记。清光绪重刻本《三祖行脚因由宝卷》卷末刊记详载敬募刊刻宝卷的信士名姓、助资及钱洋用途，包括纸张数量、句读圈点、刻工费用等信息，宝卷刊印费用全部由信士募捐而来。除捐资助刊外，印送宝卷也是部分信士出资功德的积极表现。

（二）商业出版机构和个人刊刻

江南无为教宝卷的商业出版机构和个人刊刻，是指个人、家塾、经铺或书肆等以私人之力投资刊刻之经卷，主要为经铺经营者刻经印售。

经铺不仅刊售佛、道教典籍，还刊刻印售民间宗教教派宝卷。明代中后期至清早期是江南无为教《五部六册》经卷盛行之时，民间私家经铺刊印《五部六册》经卷的直接目的是售卖、谋取利润，有些经铺甚至专门以刊售《五部六册》为业。乾隆三十三年（1768），苏州查获大乘等教经堂，据清廷档案记载：

案犯缪世选供称，经卷十二部系苏州徐涵辉家买来，又《正信经》六卷有姑苏陈子衡刊买字样等语，臣随密饬搜拿，旋据皋司查覆，卖经铺户徐恒辉之故祖徐涵辉及陈尧章之故父陈子衡，俱于生前翻刻罗经刷买。……[18]

姑苏私家经坊刊刻印售民间教派经卷尤为昌盛，如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重刊折本《破邪显证钥匙卷》，二卷二册，二十四品，卷末书牌即载“万历四十二南春月□京党尚书家原板，今康熙三十七年夏月姑苏陈老二房北寺南经坊校正重刊”字样。徐涵辉、陈子衡、陈老二等经坊业主们为谋取利润，曾暗地印刷《五部六册》经卷售卖，这表明当时姑苏无为教之兴盛，市场对罗祖经卷需求之大，有利可图，才使其甘愿冒着查禁的风险刊刻“邪经”。

乾隆三十九年（1774），江苏查明罗经《五部六册》刊印情况，清廷档案详载此事：

获象州民人区仕彰等，搜出伪造护道榜文……供得自苏州护龙街桃花桥经坊周姓……当于徐万九铺内起获护道榜文面签及榜文前面圣谕十六条，刻板两块，又伪造护道戒经两本，新旧板片六块，陈盛章铺内起出不全罗经板四块。究明护道榜文系陈盛章故伯陈松伪造，同罗经并行，徐万九等俱各翻刻印卖。并究出徐万九将祖遗戒经，另作序头，捏造文党禅师奏准通行语句，刻板刷买。[19]

苏州周、徐、陈等经铺，从康熙四十一年（1702）至乾隆三十九年（1774），在长达七十二年的时间里，为了谋取利润，不惜私下改换原板护道榜文年号或另作他序，不停刊刻印售《五部六册》经卷。民间私家经铺刊刻宝卷数量之多，流传范围之广，实难估算。

除苏州外，北京、南京等地经铺亦刊售江南无为教经卷。诸如，北京黄字牌经铺曾于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刊刻折本《叹世无为卷》，一卷一册。南京三山街第一家经房胡仰山于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刊罗文举校证本《五部六册》经卷，现仅存《叹世无为卷》，一卷；《破邪显证钥匙卷》，二卷二十四品；《巍巍不动太山深根结果宝卷》，一卷二十四品。南京三山街至内桥一带，是明代南京城内最繁华的地段，书肆林立，据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卷四记载“凡金陵书肆多在三山街及太学前”，书坊、经铺之盛，可见一斑。南京三山街第一家经房刊本《五部六册》卷末书牌。由牌记可知，南京三山街第一家经房胡仰山印行的《五部六册》经卷，严格遵循古板重刊印造，甚至期许一字无差，彰显宝卷的庄严与神圣，以取信于人，其中也存在广告宣传成分。其字数统计，此时并非为满足计算刻工费用之需，而是为提供标准定本为日后重新刊印时校正讹误提供方便。

二、江南无为教宝卷的地域流布

民间宝卷是一个变化、动态、开放的系统，江南无为教宝卷的地域流布与江南无为教各教派的传教活动关系密切，甚至可以说江南无为教各教派的传播、发展史即宝卷的地域流布史。故此主要以浙江、江苏两省的江南无为教传播为地域研究范围，且简略涉及福建、江西、安徽、台湾诸省的江南无为教传播状况，以江南无为教各教派为考察中心，从纵向的历史事件中发掘线索，按照年代顺序，探究江南无为教宝卷的地域流布情况。

（一）无为教《五部六册》经卷的南传

江南无为教初祖罗梦鸿历时十三载，昼夜苦修，终于明成化十八年（1482年）十月十八日参透悟道，始觉明心。自此，罗梦鸿开始四处宣扬无为大道，并编撰《五部六册》经卷，即《苦功悟道卷》《叹世无为卷》《破邪显证钥匙卷》上下二卷《正信除疑无修证自在宝卷》《巍巍不动太山深根结果宝卷》，普度群迷。罗梦鸿祖籍山东即墨县，后至北直隶密云卫充当运粮军人，故其成道后，主要传教区域即在密云卫一带，而当地的戍边军人、运粮军人、漕运水手及周边普通百姓也即成为无为教的最初信众。罗梦鸿《五部六册》经卷是其宗教思想的集中体现，内容述及自身苦功悟道过程、人生空苦观、破除有为之法等，劝谏世人信奉无为教，超脱生死轮回之苦，并主张不烧香、不念经、不扬幡、不设经堂、不供佛像、不作道场等拘于外在形式的修行方式，提倡心悟自觉、清净无为的修行法门，颇有禅宗风度。这与佛、道二教墨守陈规陋习，讲究繁文缛节、靡费腐化的宗教仪式形成鲜明对比，更易为普通民众乃至下层僧侣所接受和信奉，因此无为教传播异常迅速。明高僧德清《憨山老人自序年谱实录》所载可证：

予年四十，东人从来不知僧。予居山中，则黄氏族最大，诸子渐渐亲近。方今所云外道罗清者，乃山下之城阳人，外道生长地，故其教遍行东方，绝不知有三宝。予居此，渐渐摄化，久之凡为彼师长者，率众来归。自此始知有佛法，乃予开创之始也。[20]

憨山德清曾到罗梦鸿家乡山东即墨县地界弘扬佛法，发现此地乡民遍习无为教却不知有佛教，德清经过长时间的慢慢摄化，在地方黄氏大族的援助下，才开创了一小片佛土。可见当地无为教信奉之盛，正统佛教欲与之竞争，抢夺教徒，相当困难。

除正统佛、道教之外，明当局也对急剧发展的无为教颇为忧虑，许多官员一度奏请禁断无为教。据万历十五年（1587）督察院左都御史辛自修奏：

白莲教、无为教、罗教。蔓引株连，流传愈广，踪迹诡秘。北直隶、山东、河南颇众。值此凶年，实为隐忧。请命下五城御史及咨各省直抚按官督令军卫，严行访拿。[21]

万历三十一年（1603），陕西道御史康丕扬上书奏请禁止白莲教、无为教、罗道教，称“山人、游客、僧道、亡命，勿得隐藏禁地，请一切禁止，以绝褐源”。[22]此处，无为教、罗教是同教异名，实为一教。万历年间，无为教已流传至北直隶、山东、河南等地。除华北地区外，无为教传播区域逐渐延展至东北、华东、华南、华中、西南等除西藏、新疆以外的全国绝大部分地区[23]，以华南地区为例，据万历十三年（1585）史料记载：

广东程乡县妖人立无为教社，聚党为乱，官军攻之，斩获七十余人，首恶逃逸。[24]

由材料可知，万历十三年，无为教已南传至广东，罗梦鸿《五部六册》经卷亦随之流布至上述区域。

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无为教经卷《五部六册》在南京造板印刷，广泛流传。南京礼部为教化人心、匡正风俗，特意颁发《毁无为教告示》，焚毁《五部六册》经卷及板刻,告示具载如下：

刊刻《五部六册》等板九百六十六块，夤缘混入大藏……近复窥伺，希图刷印广行者，甚矣，人心之难化也!除将各板督令掌印僧官当堂查毁外，合行出示晓谕。[25]

一直被当局查禁的无为教，竟在南京有教徒私自刻印《五部六册》经卷，骗取钱财，企图混入《大藏经》中，刊刻经版数量之多，影响范围之广，非同一般。可见，当时南京等地已经成为无为教经卷刻印、流传的重要场域。无为教虽遭多次禁断，毁板焚经，然并未能阻止其继续由华北逐渐向江南地区扩展的趋势。

据学者马西沙研究，罗梦鸿故后，无为教的传布主要有四支，其中向南发展的有两支：一是大运河运粮军工，由北向南传播，是为“青帮”的前身；二为在浙、闽、赣等省形成江南的斋教。[26]京杭大运河北起北京，南抵杭州，且罗梦鸿早年的运粮军人身份，使得漕运水手成为无为教最初的信众，该教沿京杭大运河南下传播也就不足为奇了。另据先天教经卷记载罗梦鸿曾一度至浙江传教[27]，是否确实，尚待考证。浙江无为教传入始于明末，据清廷档案载：

明季时，有密云人钱姓、翁姓、松江潘姓三人，流寓杭州，共兴罗教，即于该地各建一庵，供奉佛像，吃素念经。于是有钱庵、翁庵、潘庵之名，因该处逼近粮船水次，有水手人等借居其中，以致日久相率皈教。[28]

明末，无为教传入浙江杭州，设有庵堂。钱、翁、潘三人均非浙江人，钱、翁二人来自罗梦鸿传教的密云卫，潘姓来自江苏松江。三人均在运河终点杭州拱宸桥设立斋堂，方便来往漕运水手栖息，供奉佛像，茹素念经，传习无为教。杭州因此成为无为教的传布中心之一，《五部六册》经卷亦在该地区流传开来。此外，据史籍记载，明嘉靖年间，无为教已传入浙江处州地区。江南无为教二祖应继南，创立该教“无极正派”，传播无为教，宣讲无为教经卷，网罗民众，其主要信众为广大农民及小手工业者，使得处州成为江南无为教最重要的布教中心。此后，江南无为教以浙江为地域中心，广泛传播，最终形成以初祖罗梦鸿——二祖应继南——三祖姚文宇——四祖潘三多为核心的传教谱系，江南无为教经卷也在该区域不断习诵、流传。

上传者：郑静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