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光复会创立史料考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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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3-10-18 |
光复会是以浙江爱国志士为主体组成的反清革命团体，在辛亥革命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因缺乏原始资料，对其创立过程，以及它与其他革命团体之间的渊源关系，目前只有一些当事人和其他知情者的相关回忆资料可以作为史料依据。但各种回忆资料对史事的叙述却多有出入，甚至相互抵触，令人莫衷一是，而一些论著在引述相关史料的时候又不作考证，以讹传讹，以致谬说流传。因此，为厘清史实，有必要再做一番史料考辨的工作。
一
关于光复会的创立过程以及它与其他革命团体之间的渊源关系，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一种史料是陶成章(1877-1912)撰写的《浙案纪略》。该书早在陶成章1908年赴南洋筹款之时即曾部分刊载于缅甸仰光的《光华日报》，1910年在日本江户出版增补本，1915年由陶氏知交魏兰(1866-1928)补订再版。在此书中，陶成章对光复会的由来以及他自己加入光复会的经过作了这样的叙述：
自军国民教育会创立后，革命党人功用从此一大进步，均由鼓吹时代而渐趋于实行之一方面。湖南杨卓林(字□□)、黄兴(一名轸，字静坞，一字克强)等以军国民教育会会员归乡运动，结徒散票，别成一会，号曰华兴会，谋在长沙起事失败，遁走上海。各省军国民教育会会员亦多归居上海。军国民教育会组织有暗杀团，规则极为严密，为上海中国教育会会长蔡元培所觇知，求入其会。于是改名为光复会，又曰复古会，军国民教育会之名词亦遂销去无踪矣。当光复会成立之时，正万福华(江西人)枪击王之春(原任广西巡抚)不中之时也。先是，陶成章尝于壬寅之夏，由北京至日本，与龚味荪(原名国元，又名宝铨，味荪其别号也，秀水人)相识为莫逆交。味荪为军国民教育会会员，其时会员皆严守秘密主义，成章不以问，味荪亦不以告也。癸卯之秋，成章由日本还浙江，往游台、宁二府，旋又返日本。未几，又至内地。至甲辰冬，复渡日本，道经上海。是时蔡元培已由人望见推为光复会会长。元培与成章为同乡，成章素重元培德行。元培之组织光复会，本为暗杀计，然亦招罗暴动者，知成章于内地各秘密党中颇有结纳，故劝之入会，成章不能却其意，遂入其会。其后元培复至嘉兴劝敖嘉熊入会，嘉熊许其有事相助，而不入其会。成章介绍魏兰入会，欲以成内外交通之枢纽，元培迟疑之，兰遂以是不入其会云。①
是时，元培从弟蔡元康(字国卿)到绍兴，运动商、学二界，声言成章已入会。诸志士闻成章之入会也，亦遂群入其会，徐锡麟亦于是年冬十二月到上海，见元培于爱国女学校，入光复会为会员也。②
按照陶成章的说法，蔡元培是在“觇知”(亦即暗中了解)军国民教育会组织的暗杀团在上海活动的情况后，“求入其会”，才得以入会的，其时间是在1904年10月华兴会长沙起义失败之后。但事实上，早在1903年的拒俄运动中，时在上海的蔡元培就与东京留学生群体建立了一定的联系。当时，上海和东京是拒俄运动的两大中心。作为中国教育会副会长兼评议长及爱国学社总理、爱国女校校长，蔡元培在上海的拒俄运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4月底，当沙俄拒绝依约从东北撤兵的消息传开之后，上海爱国人士一千多人于27日在张园率先集会，表示抗议。会议由浙籍士人汪康年、蒋智由召集主持，中国教育会同人“临会者甚众”。③4月29日，留日学生在东京锦辉馆集会，决定组织义勇队，次日签名者有130余人。4月30日，上海各界人士1200余人在张园再度集会，蔡元培带领爱国学社与爱国女学两校学生列队出席，首先登台演说开会大意，后又即席宣读了留日学生刚刚发来的通电。群情激愤，决定编义勇队响应留学生。5月2日，东京留学生再度集会，改名为学生军。其后，学生军被日本神田警署下令解散。留学生们经反复讨论，并征求上海中国教育会代表汪德渊的意见，于5月11日将学生军改为军国民教育会。上海拒俄义勇队闻知，其后也将组织改名为军国民教育会。“自蔡孑民、吴稚晖、宗仰等重要会员，及年龄较长之社员，志愿入会者共96人，分为八小队，早晚训练。”④可见蔡元培此时已经在名义上加入了军国民教育会。虽然到了6月中旬，由于爱国学社与中国教育会分裂，上海的军国民教育会就已不复存在，其后，蔡元培离开上海前往青岛，又因《苏报》案发，在青岛避居了一段时间，脱离了各种事务。但在回到上海之后，他又参加了以中国教育会同仁为主体的办报、办学等活动。1903年12月间，日俄战争爆发后，中国教育会同仁创办《俄事警闻》日报，发起组织对俄同志会，蔡元培参与发起，并担任了《俄事警闻》论说撰述。次年2月26日，《俄事警闻》改名为《警钟日报》，蔡元培又担任了该报编辑。5月1日，中国教育会举行春季大会，蔡元培重新当选中国教育会会长，并应原军国民教育会发起人秦毓鎏等人之邀，担任了秦毓鎏等人创办的青年学社总教习。7月12日，教育会开评议会，议定女校由蔡元培办理。其后，女校迁至和康里新址办学，中国教育会事务所亦随之迁到该校。在此期间，蔡元培也参与了密谋反清的活动，并在陶成章、魏兰等浙江革命志士与华兴会领导人黄兴等人之间担任了居间联络的角色。据陶成章、魏兰所述，1903年12月，他们两人自日返国抵达上海时，曾“与蔡元培联络”⑤“熟商进取之法”⑥，此后，即赴浙江各地运动会党。经多方奔走，到七八月份，陶、魏等人已将浙东各府会党连为一气，并通过龚宝铨的关系，与在浙西一带颇有影响力的原爱国学社职员敖嘉熊(1874-1908)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是时湖南黄兴欲在长沙起事，期为十月初十日，告蔡元培，欲浙江协约共起。元培以告成章，成章恐有未妥，仅云为接应。遂偕兰、毓祥经嘉兴，晤龚味荪、范拱薇入杭州，旋复由杭州趋兰溪入金华，布置一切。拟后长沙期约三日起事，先以计袭取金、衢、严三府(计从略)。然后由严出皖，以扼南京，由衢出赣，以应长沙，而用金华之师，以堵塞杭城之来兵，且分道以扰绍兴、宁波、湖州之诸府，而震撼苏、杭，及探官场警信于衙役。设谋既定，而长沙乃消息无闻。成章大疑，遂疾趣杭城以探应，闻悉长沙事已于九月二十六日破案，乃急返金华，以按秘共事。然其时荣卿已以其谋告诸双龙会山主王金宝，且劝以处州应之，偕处州之师以共出江西。金宝本卤莽武夫，不能谨慎其事，遂及于难……”⑦
与此同时，蔡元培还参加了华兴会人士在上海组织的爱国协会的活动。据章士钊回忆：“尔时内地各处，东连日本东京，同人风闻克强在湘谋大举，渐次到沪会合。各招待所随分安置，而余庆里尤有人满之患。克强仍自赓续湘局，为逾年浏醴起事张本。华兴会者，以振兴实业为名，人众而机事难密，则湘中增设同仇会，联络红帮弟兄；上海别树爱国协会，招邀内层志士。如蔡孑民、陈独秀、蔡松坡等，咸在上述秘密计事处，由杨笃生监誓加盟。盖克强志切实行，恐其名重易漏，坚不肯任会长，于是众推笃生主持，而吾副焉也。所有革命计划，当然以暴动为主，而暗杀亦在讨论之列，特后者克强不甚赞成，而笃生认为必要。笃生勤攻化学，制置锅炉道具，在余庆里宅着手试验。居无何，以万福华刺王之春闻。……案发之明日，缘吾侦察不谨，牵率余庆里同人十余辈入狱，克强与道员郭人漳亦在逮。卒之人漳得南昌抚署电保，先释出；克强以随员名义，连同被放，驰赴东京。后四十日，吾亦出狱东迈，上海之局，暂告结束。时千九百零四，即光绪三十年冬初也。”⑧可见蔡元培当时参加的是杨守仁主持的爱国协会，而不是军国民教育会的暗杀团。
另据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第十四章《杨笃生蹈海》中抄录的“湘人作杨毓麟(即杨笃生)传”记载：“甲辰夏，守仁偕周来苏、苏鹏等组织暗杀队，由日携炸药进发燕京，约张继自湘至，何海樵自沪至，设机关于津门，图炸内城宫殿及颐和园，以倾动天下之耳目。守仁潜住京师，周历地形，相机待发。狙伺数月，无隙可乘，南旋至沪。八月，黄克强、宋教仁、刘揆一、陈天华谋起湘，电招守仁归。守仁与蔡元培、杭辛斋、章士钊等在沪组织机关，一面接济湖南，一面结合各省留日同志会。十月湘事败，黄兴由长沙圣公会牧师救出而会于沪，谋再举，结为爱国协会，设机关于上海之新闸路余庆里，守仁为会长。万福华刺王之春案发，余庆里机关破，检去手枪炸药名册会章，按捕黄兴等十余人。而发现杨毓麟名片多张，毓麟亦仅以身免，因改名为守仁。”⑨在书中的“黄克强武昌革命之失败”一节中，曹亚伯又称：“万福华之谋刺王之春，本蔡元培、章士钊所主持。谋刺未成，万福华被租界捕房拘去。章士钊往捕房探视万福华。捕房问章士钊与万福华有何关系，居在何处。时章士钊与蔡元培在上海办一日报，章不告以报馆之住址，特告以新闸路余庆里某号门牌。盖新闸路余庆里某号门牌，即爱国协会，为各省革命同志寄居之所。而由长沙新脱险之黄兴，亦在其内。江西统兵大员郭人漳与张继、苏凤初、朱滓淘辈共二十余人，同在一处。章士钊在捕房说出新闸路余庆里某号门牌之时，捕房即派武装巡警一大队，至该里某号门牌，将一班同志二十余人一网打尽。”⑩但据章士钊回忆，万福华谋刺王之春，是万福华先与刘师培、林少泉及青年学社学生陈自新商量停当之后，再告知他的。“适余购置一握，备豫自用，少泉厉声责余，以新枪专委自新，福华则持旧枪盾后，以备万一，余不得不承。”(11)除他和上述四人外，其他人并未与闻其谋。可见，蔡元培既不是爱国协会的领导人，更不是万福华事件的策划者。但万福华暗杀事件的失败，不但导致爱国协会机关被破获，也使青年学社因受牵连而被关闭(12)，这对担任青年学社总教习并参与了爱国协会的蔡元培来说，肯定也是有影响的。那么，蔡元培当时究竟采取了什么行动呢？他后来对自己当时的活动究竟有什么样的表述呢？
二
在1940年撰写的《自写年谱》一文中，蔡元培对自己当年发起成立光复会的经过作了这样的叙述：
我在《警钟》报馆时，曾再任爱国女学校长，那时候，我以女学作为革命党通讯与会谈的地点。各教员中与闻此事的，以从弟国亲及龚君未生为最多。龚君本随陶君焕卿(成章)，属往金、衢、严、处等地，运动会党，劝他们联合起来，待时起事。而绍兴又有一派秘密党，则为嵊县王君金发、祝[竺]君绍康所统率，而主动的是徐君伯荪(锡麟)。此两派各不相谋，而陶、徐两居[君]均与我相识，我就约二君到爱国女学，商联络的方法，浙东两派的革命党由此合作，后来遂成立光复会。(13)
按照蔡元培的这种说法，光复会的成立是他对陶成章、徐锡麟两派会党加以整合的结果，其时间是在他与陶成章、徐锡麟在爱国女校会面之后。这与陶成章的说法显然很不一致。而且，据陶成章所述，他与徐锡麟最初是在日本东京的一次聚会上认识的。当时，苏报案发未久，“浙江学生因章炳麟言革命入狱事，开会于牛込区赤城元町清风亭，锡麟出资赞助其事。会所中遇陶成章、龚味荪，相谈颇洽。散会后，即偕其徒张某访陶成章于驹込追分町浪花馆。成章导之以见松江纽永建(字铁生，前为义勇队代表人)，相谈宇内之大势，锡麟大悦，颠复清政府之念由此益专，遂购图书、刀剑以归……甲辰冬，以事过上海，寓于五马路周昌记，因至虹口爱国女学校访蔡元培，成章亦在焉。时元培与皖、宁诸志士组织一秘密会，名曰光复，邀锡麟入会，从之。成章因尽以己所经营者告之锡麟。锡麟归绍兴，始以兵法部勒其子弟矣……”(14)由此可见，蔡元培所说的那次聚会的确是存在的，但那是在光复会成立之后，而不是在光复会成立之前——如果按照蔡元培的说法，光复会是在这次会议之后成立的，那陶成章与徐锡麟应该都是光复会的创始人，以陶成章的个性，他是不可能刻意隐瞒这一段光荣的历史，编造出自己和徐锡麟都是应蔡元培之邀方才加入光复会的情形。再者，陶成章撰写《浙案纪略》时，距光复会成立的时间只过了4年，如果光复会是蔡元培与他及徐锡麟一同发起创立的，他肯定不会忘记这么重要的一件大事，更没有理由将光复会的成立与跟自己没有关系的军国民教育会联系起来。而蔡元培撰写《自写年谱》时，离光复会成立的时间已过了36年，记忆错误的可能性本来就比较大，而且，当时许多当事人包括陶成章、徐锡麟和龚未生都早已不在，即使他记载有误，也没有其他当事人可以订正。因此，笔者认为，蔡说不如陶说可信。在此，我们不妨引述蔡元培的另一则回忆录作为旁证。
在1919年8月间所作的《口述传略》中，蔡元培曾经这样讲述自己加入同盟会以后所从事的革命活动：
自东京同盟会成立后，杨笃生君、何海樵君、苏凤初君等，立志从暗杀下手。乃集同志六人，学制造炸弹法于某日人，立互相鉴察之例，甚严。何君到上海，访孑民密谈数次。先介绍入同盟会，次介绍入暗杀团。并告以苏君将来上海转授所学于其他同志。其后苏君偕同志数人至，投孑民。孑民为赁屋，并介绍钟宪鬯君入会，以钟君精化学，且可于科学仪器馆购仪器、药品也。开会时，设黄帝位，写誓言若干纸，如人数，各签名每纸上，宰一鸡，洒血于纸，跪而宣誓，并和鸡血于酒而饮之。其誓言，则每人各藏一纸。乃教授制炸药法，若干日而毕。然能造药矣，而苦无弹壳。未几，黄克强、蒯若木、段□书诸君先后自东京来，携弹壳十余枚。是时王小徐君、孙少侯君已介绍入会，乃由孙君携弹药至南京隐僻处，试之，不适用。其后杨笃生君来，于此事尤极热心，乃又别赁屋作机关，日与王、钟诸君研究弹壳之改良。其时费用，多由孙君担任，而经营机关，则孑民与其弟元康任之。元康既由孑民介绍入会，则更介绍其同乡王子余、俞英厓、王叔枚、裘吉生及徐伯荪诸君。徐君是时已联络嵊、天台诸会党，而金、衢、严、处诸府会党，则为陶焕卿君所运动。孑民既介绍陶君入会，则乘徐、陶二君同到上海之机会，由孑民与元康介绍陶君于徐君，而浙江会党始联合焉。制弹久不成，杨君奋然北行。抵保定，识吴樾君及其他同志三人，介绍入会。并为吴君介绍于孑民，言吴君将送其妹来上海，进爱国女学校。吴君后来函，言有事不能即来。未久而中国第一炸弹，发于考察宪政五大臣车上。孑民等既知发者为吴君，则弹必出杨君手，恐其不能出京。孙少侯君乃借捐官事北上，访杨君于译学馆。知已被嫌疑，有监察者。其后杨君卒以计，得充李木斋君随员而南下。(15)
值得注意的是，蔡元培在这里也谈到了自己在上海爱国女校介绍陶成章和徐锡麟结识一事，并将此事发生的时间放在同盟会成立之后。但众所周知，同盟会在东京成立的时间是1905年8月20日。如果蔡元培在东京同盟会成立之后，先加入该会，后加入暗杀团，再介绍陶成章入会和徐锡麟认识，从而实现浙江会党的联合，而按照他在《自写年谱》中的说法，这个联合的结果就是组成光复会，那岂不是先有同盟会才有光复会？可见此说定然有误。
据孟岘考证，蔡元培加入同盟会的具体日期是“乙巳九月二十九日”，即1905年10月27日，吴樾炸五大臣一事却发生在1905年10月24日，亦即蔡氏加盟前三天，并非如其《传略》所说是在他人会后颇久才发生的。此外，杨笃生、苏凤初(鹏)两人加入同盟会是在蔡元培之后，孙少侯加入同盟会之日与蔡同时，陶成章是在1907年入会，徐伯荪(锡麟)则从未加入同盟会。这些情况与蔡元培的回忆都正好相反。因此，孟岘推测，蔡元培所说的那个试制炸药的暗杀小组，事实上并不是同盟会组织，而是陶成章所说的那个军国民教育会的暗杀团。(16)但事实上，据章士钊的回忆，蔡元培当时加入的是爱国协会。考虑到章士钊与爱国学社及苏报的深厚渊源，他在华兴会中的地位，以及他因万福华案被捕的事实，笔者认为他的说法是可信的。因此，我们有必要把光复会的成立与爱国协会的活动联系起来进行思考。
从章士钊的回忆资料和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中转录的杨笃生传记资料来看，杨笃生率暗杀团(队)赴沪，是在八月间。其后，杨笃生又与章士钊等人发起成立爱国协会，“招邀”蔡元培等内层人士入会。在这个过程中，杨笃生始终是居于领导地位的。而蔡元培则只是一个成员而已，并不是爱国协会的领导者，在情理上也不可能在爱国协会组织存在的情况下将其改为光复会。而在爱国协会机关被破获，章士钊、杨笃生、黄兴、张继、苏凤初等十二人尽皆被捕的情况下，要将爱国协会改成光复会，恐怕也不可能。因此，笔者推断：光复会是蔡元培等人在爱国协会之外成立的一个新的组织，其主体即为蔡元培当时掌控的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女校的部分成员(17)。因龚未生有军国民教育会的背景，蔡元培此前也加入了爱国协会的活动，而爱国协会主要成员又大多有军国民教育会的背景，故陶成章推测光复会是从军国民教育会演变而来的。但陶成章自己并非军国民教育会会员，也没有加入爱国协会，对这两个机构的内情并不了解，所述亦不足为据。可以确定的只是他到上海时“蔡元培已由人望见推为光复会会长”的事实。据魏兰回忆，陶成章为策应华兴会长沙起义，十月初一直随戏班在义乌、金华间行走。十月初十，始与会党领袖言明湘、鄂之事。“过数日，湘、鄂杳无动静。先生遂由义乌经诸暨而至杭城，阅上海各报，始知湖南事败，湖北、福建按兵不动，先生仍由杭城而至义乌，往返四日，每日步行一百一十里之多……(其后)由义乌至永康，又由永康至东阳之玉山尖，与大开和尚等接洽，复由台州而至上海。”推算起来，陶成章到上海的时间大概是在十一月间，则蔡元培等人发起成立光复会的具体时间应该是在农历十月，其商议地点亦应在爱国女校内。至于具体日期则很难确定，既有可能在万福华枪击王之春事件发生之前，也有可能在事件发生之后。(18)如果是在枪击案前，则可视为响应华兴会长沙起义之举，因当时浙江革命志士并无统一组织，蔡元培在爱国协会中并没有担任领导角色，在华兴会与陶成章等人之间也只是居间联络，而陶成章等人在与会党联络的时候也没有以组织为依托，在此情形下，如果蔡元培等人决定另起炉灶，在以湖南革命志士为主体的华兴会和爱国协会之外建立一个以浙江革命志士为主体的新的组织，那也是合情合理的。当然，如果蔡元培等人是在枪击案发生之后发起成立光复会，那也是因为此时爱国协会已经解体，华兴会人士被捕，出狱后又相继东渡日本，而浙江革命志士则基本上没有暴露，在这种情况下，建立一个以浙江革命志士为主体的新的秘密组织，是既有可能，也有必要的。
由于缺乏相关史料，对于光复会成立的具体经过，后人已经不得而知。但从蔡元培和陶成章的相关表述来看，蔡元培等人在发起成立光复会的时候，恐怕只是私下里商量了一下，定了一个大体的宗旨和名目，并没有举行什么正式的会议，就连正式名称也没有确定下来。这正是陶成章称光复会又名“复古会”的原因。按照陶成章的说法，“元培之组织光复会，本为暗杀计，然亦招罗暴动者”。而要组织暴动，就势必要以秘密会党为主体。因此，蔡元培在发起成立光复会后，即力邀与两浙会党颇有结纳的陶成章、敖嘉熊两人加入，后来又吸收徐锡麟等人参加，其目的就是想通过他们与浙江各地的秘密会党进行联络，并将会党力量收于麾下。对蔡元培来说，会党的加入是光复会真正成形的标志，如果没有陶成章和徐锡麟等这些对会党有影响的人士加入，那光复会就只是一个空的名目，或者只是以蔡元培为核心的中国教育会部分人士和爱国女校部分教员的一个缺乏行动力的小圈子而已。这也正是蔡元培那么注重他十二月间在爱国女校与陶成章、徐锡麟的那次聚会，并将光复会的成立时间放在那次聚会之后的原因。
但是，从蔡元培力邀敖嘉熊入会未成及陶成章介绍魏兰入会却不被蔡接纳这两件事来看，蔡与陶、敖、魏之间其实还是相当隔膜的。(19)在陶成章的心目中，“元培德行有余，而方略颇短，性又好学，不耐人事烦扰”(20)，并不是一个合适的以暗杀和暴动为宗旨的革命组织的领导人。他之所以接受蔡元培的邀请加入光复会，恐怕主要还是因为光复会的宗旨和构成对他有吸引力(21)。但蔡一方面力邀他入会，另一方面又不接受他推荐的魏兰入会，这不能不使他感到为难，因为他此前一直是和魏兰合作运动会党的，与魏兰关系最为深厚，不可能撇开魏兰。事实上，就在加入光复会之后，陶成章也是与魏兰同进退的。据魏兰所述：“十二月(22)，先生(按：指陶成章)约兰赴日本，与诸志士筹商。兰因变卖田产，偕毓祥等腊杪始至上海，而先生则先期而行。乙巳正月，始晤于东京，并与黄兴、蒋智由、陈威、陈毅、秋瑾、彭金门各志士商议办法。先生因中国人迷信最深，乃约陈大齐在东京学习催眠术，以为立会联络之信用，并著有《催眠术精义》一书。夏间归国，设讲习所于上海。既而兰亦言旋。时敖嘉熊力图扩张势力，欲借温、台人之团体，以起义师，在嘉兴创设温台处会馆，招冯豹、陈乃新为千事。先生荐兰为总理。兰与毓祥复引丁锋、魏毓蕃、赵卓、昌逢樵、许绍南等为执事员。先生偕龚宝铨、徐锡麟至绍兴创办大通师范学堂。因温州人之冲突，会馆不能成立。先生乃引吕逢樵、赵卓等，先后而至绍兴。后荐兰为东湖学堂总教习，兰以母病电招归去，不果行。先生与锡麟等密商，招集金、处、绍各府会党人，为大通学堂学生，设体操专修科，朝夕训练。”(23)可见当时陶成章和魏兰等人并不是在蔡元培的领导下进行活动的，在蔡元培担任会长期间，光复会的组织结构还是比较松散的。
三
除了陶成章、蔡元培以外，章太炎、龚宝铨、陈魏、俞子夷、沈瓞民等人也曾以当事人或知情者的身份先后写过一些有关光复会的回忆录，对光复会的来历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说法。
据汤仁泽《光复会与浙江》一文分析，章太炎对光复会的来历有多种说法，其中似乎有些自相矛盾：
光复会重组后的会长章太炎，则在辛亥革命前修订《訄书》为《检论》时，于卷九《大过》中说：光复会“实余与蔡元培为之尸”。民国成立，陶成章被刺，章太炎发表谈话，以为陶成章是“光复会中最重要之一会员。光复会之起，在癸卯年，先于同盟会，以蔡元培为会长。其后同盟兴，光复会渐散，陶君亦兼入同盟会。”1913年，在《光复军志序》却说：光复会初立，实余与蔡元培为之魁，陶成章、李燮和继之。1915年代拟《龚未生事略》又云：“癸卯春，以争俄约事，游学诸生相联为军国民教育会，则黄克强、杨笃生、纽惕生、陶焕卿、汤尔和皆在焉，余亦加入会中；而内地有外舅章太炎先生及蔡鹤卿、吴稚晖诸君，以复汉之帜相与倡和。……及苏报案作，上海同志散亡略尽，惟鹤卿以清静不竞，得留故国。焕卿潜与同志有约，为光复会。”(24)
但笔者经查证却发现，《检论》中的《大过》一文首句即为“民国既兴三年”，可见其写作时间并非辛亥革命前，而且其正文中亦未有一语提及光复会。光复会“实余与蔡元培为之尸”一语事实上是出自《大过》篇后所附的《光复军志序》，其原文为：“光复会初立，实余与蔡元培为之尸，陶成章、李燮和继之。”(25)可见汤文所说的第一则材料其实并不存在，与第三则材料的矛盾也是不存在的。而《龚未生事略》一文事实上也非章太炎“代拟”之作，而是章太炎在龚未生(即味荪)1922年去世之后据龚氏自述改作的纪传文，该文发表在1923年10月15日出版的《华国》杂志第二卷第一期上，后收入《太炎文录续编》卷四。汤文所引，实为龚未生自述中语。其“代拟”一说，出自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第758页对其附录的龚氏“平生大略”所作的说明，盖因汤志钧所见者为太炎之手稿也，但手稿亦有自撰稿与抄录稿之分，依常情常理，太炎与未生为师徒兼翁婿关系，有可能为未生修改稿件，但为其代拟稿件的可能性却是很低的。故笔者认为此文应系龚未生之作。但此文尚有另一版本流传后世，收入1981年出版的《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文中有几处与前述《章太炎政论选集》附录中所载略有不同。兹抄录如下：
余自庚子联军之变即怀光复，年十七，东赴日本，而同志尚寡。癸卯春，以争俄约事，游学诸生相联为军国民教育会，则黄克强、杨笃生、钮惕生、陶焕卿、汤尔和皆在焉。余亦加入会中。(26)而内地有外舅章太炎先生及蔡鹤卿、吴稚晖诸君，以复汉之职相与倡和。是时大义萌芽，人皆选练。及《苏报》案作，上海同志散亡略尽，唯鹤卿以清静不竞，得留故国，因相与联合为光复会。乙巳之春，徐伯荪约余与焕卿谋实行事，伯荪谓在野无以措手，必稍得政权而后可，由是集资捐纳，各得一官，其后伯荪果有诛恩铭事，而余终守直道，不欲诡政权藉以倾覆人，故与焕卿终身在野。数岁之间，提皮包，蹑草履，行浙东诸县，一日或八、九十里，交其豪俊，数频危难，亦有天幸得免于祸。时同县敖梦姜，亦善结客，相与维持，故光复会势日盛。乙巳冬，光复并入同盟，鹤卿亦往欧洲，余及焕卿始为同盟会党员，然光复会团体故在也。(27)
此处所述“唯鹤卿以清静不竞，得留故国，因相与联合为光复会”，与《章太炎政论选集》中附录龚氏“平生大略”中所述“惟鹤卿以清静不竞，得留故国。焕卿潜与同志有约，为光复会”，实质上就有很大的不同。若按前说，光复会应系龚宝铨与蔡元培等人相与联合创办；若按后说，则光复会为陶成章与其同志所创，不能确定龚、蔡两人是否参与。但据陶成章《浙案纪略》所述，光复会非其所创，他本人也是应会长蔡元培之邀加入的，则可知“焕卿潜与同志有约，为光复会”一说不能成立。比较可信的还是龚宝铨等军国民教育会同志与留在内地的蔡元培等人“相与联合为光复会”的说法，这比陶成章的蔡元培“求人”军国民教育会又将其改为光复会的说法更合乎情理。
作为光复会早期成员，陈魏(1885-1971)在1961年间也曾以知情者的身份撰写了一篇回忆文章。据其所述，光复会的“成立经过和入会仪式”是这样的：
光复会的前身是军国民教育会，而军国民教育会的前身则是支那亡国纪念会，这个会是在日本的章太炎、冯自由为了挽救祖国的危亡而组织的。后因日本政府不许其他国家的人民在他的国土上进行政治活动，军国民教育会就迁来上海。适值蔡元培先生来沪，闻有这个组织，即来参加入会。后经商讨，改名为光复会，蔡被选为光复会会长。
光复会最初选择会友极严格，会内制度亦极严。会友彼此都不相识，只有在共同参加多次会议和秘密工作之后，才互相知道是会友。会员入会时，须选一极秘密的地方举行入会仪式；要刺血和对天发誓，表示革命的决心。记得我入会时，曾对天发誓说过这样四句话：“光复汉族，还我河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28)
陈魏名德毅、德谷，字俶南，号显升，绍兴东浦镇人。1905年9月徐锡麟在绍兴开办绍兴大通师范学堂，陈魏曾“从中襄助”(29)。10月间，陶成章向徐锡麟提议一同捐官到日本学习陆军，陈魏和龚未生、陈伯平三人也参与其中。据徐锡麟之弟徐伟供称，陈魏与陶成章、龚未生、陈子英一样，都是“锡麟革命同党”，“此四人与锡麟交甚密，以革命为口头禅，按照革命拿办，明正典刑，决不冤枉”(30)，则陈魏为革命党人应属无疑。但他是在陶成章、徐锡麟之后加入光复会的，对此前的情况并不了解，因而在谈到光复会与军国民教育会的关系时，他只能沿袭陶成章的说法，并加上一些自己的发挥。而他对支那亡国纪念会与军国民教育会关系的描述，也是一种牵强附会的说法。事实上，支那亡国纪念会只是一个集会活动，并不是一个组织机构，其集会目的是纪念明朝汉人政权的灭亡，而军国民教育会则是在1903年的拒俄运动中由拒俄义勇队和学生军演变而来的，其最初宗旨是要“养成尚武精神，实行民族主义”，与支那亡国纪念会的集会宗旨并不相同。虽说其后军国民教育会部分成员趋向激进的排满革命，在思想上与章太炎等人有渊源关系，但这并不能说明支那亡国纪念会是军国民教育会的前身。至于说到光复会的入会仪式和誓词，因为没有别的材料可以对陈魏的回忆录加以证实或证伪，我们恐怕也不能轻易下什么结论。如果是事实，也不一定是光复会在上海成立时期的状况，而更有可能是在其重心移到绍兴后的情形。
对于蔡元培在光复会草创时期的活动，他的学生俞子夷(1885-1970)曾在1961年间写过一篇回忆文章，作了比较详细的叙述。由于这篇文章被选入多种文集，常为人引证，流传颇广，故特将有关章节抄录于下：
1903年夏，蔡元培师为《苏报》案避青岛。是年冬，返沪办一日报，名《俄事警闻》。次年，日俄开战，日报改名《警钟》。是年秋，蔡师再度主持爱国女学(在爱国学社执教时兼长女学)。我则于爱国学社散后随同学往日本。初秋，由宗仰师(亦避至日本，与孙中山先生同寓横滨)介绍至横滨华侨所办中学学堂任教。1905年初夏，我回上海，由蔡师介绍至新民学堂当教师。此校初创，由安徽万福华主持，实为其从事革命活动的机关。初冬，万枪击王之春，未中被逮，新民解散，蔡师招我至爱国女学。
爱国女学发起比爱国学社早些，开学比较迟些，学生很少，我去时暂教低班国文。蔡师知道我对化学有兴趣，嘱我研制毒药，所需器材由科学仪器馆供应。这是当时上海唯一的国人自办的理化器材供应机构，当然绝大多数是日本进口货，但已有工场开始仿制及修配……我课余读书，实验，试制氰酸，一试即成。蔡师嘱工友弄来一猫，强令其服，只几滴，猫即中毒死。蔡师认为液体毒药，使用不便，易被人发觉，必须改制固体粉末。于是向日本邮购了一批药物学、生药学、法医学等书，从事研究，但无大进展，而研究的对象，不久即转向炸药。
试制炸药有个秘密组织，人数不多，地点在冷僻的弄里，邻近全是贴召租的空屋。何海樵是熟识的，爱国学社时教过我们兵操。另一位是苏凤初，系初相识。开始时，举行过类似会党里的“歃血为盟”的庄严仪式。实验室陈设简单，桌凳外，全是药瓶及玻璃器皿。每天定时学习，先制雷银；第一次成功，第二次浓烟上喷而失败，第三次又成功。棉火药颇易制，硝酸甘油则屡试不成。反复研究，原因是硝酸、硫酸不够浓。钟先生处只有普通试验用的。打听到外国药房有强酸出售，利用我短发西装，可以冒充日本人出入采购，不易惹人注目。外自大桥堍的“大英药房”有上好强酸，“科发药房”的甘油很纯，三种东西分作三次买。用这等药品一试即成，连试连成。我们只有一部江南制造局译印的《化学大成》作参考，日文书关于炸药的远不如关于毒药的易得。学完暂告一段落，此后着重各自分别研究。末一种爆炸力极大，何曾把玻璃研成粉末，与制成品拌和，突然爆炸，满面受伤，久治始愈。日文化学书提到此种液状物宜用“硅藻土”吸收，但我们无法弄到。
这个小组只管试制炸药，弹壳问题是否另有小组负责不得而知。组织极端秘密而严格，同组共有几人我也不知；所知者，只是同时试制的二人。杨笃生同组，久后始知。但是我亦为弹壳事做过一次居间人。蔡师拿一份何海樵绘的图样嘱我设法接洽一个工厂试制。经常往来的薛立生表示过他厂内无法试制。探询数处后，最后我往科学仪器馆接洽，店员允交工场研究后再决定。临行前，我给以英文地址、姓名，几日不见答复，往询原经手店员，他说：工场不能做，已将原件邮寄退回。……弹壳做不成，贻误了大事，后来得知杨笃生为此事致函蔡师催促，北京方面正待使用(即指是年九月吴樾事言)。
将近寒假前，蔡师与我谈起组织问题，他提示几点纲要，嘱我起草一种章程，会名定“光复”，以示光复我们汉族祖国之意。写成他斟酌修改后，我用氯化钴液誊在六行二十格的老式文格上。章程在行间，格内另有墨笔抄一篇古文。氯化钴写时带红色，烘干即无色，喷水受潮，又现淡红色。
章程以外，有一套通信用的暗语，多以商业中词汇语句作代，例如：“销路畅”代“工作顺利”，“生意不好”代“情势不利”之类。成员亦各有一类似店号的代用姓名，例如我的代号是“怡康”。更有一套相见时探询用的暗语，例如：你认识黄先生吗？(是否成员)何时认识？(参加年月)何地认识？(入会地点)问答时，必须做些手势，例如问答那一题时，右手伸中指，无名指，小指并置右膝上，问答另一题则须头向左看看。据说此种方式均是模仿会党的做法。从此等情况看，那时发起组织的光复会，是个秘密的暗杀团体。(31)
俞子夷的这篇回忆录，写得绘声绘色，活灵活现，言之凿凿，给人印象十分深刻。但推究起来，却有几个大的破绽。其中最大的一个破绽，就是“1905年”这个时间点。文中称万福华枪击王之春是在1905年初冬，光复会成立是在“将近寒假前”，与两个事件真正发生的时间都差了一年。而且，因受万福华案牵连被解散的那个学校的校名并不是新民学堂，而是青年学社，该校也不是由万福华主持，而是由秦毓鎏等人创办的。俞子夷如果真的在该校任过教职，按说不应该误记该校校名。如果说文中的“1905年”字样是“1904年”的笔误，那倒也说得过去，可是，在谈到组织问题前，文中还说到了“是年九月吴樾事”，也就是光复会会员吴樾谋刺五大臣的事件，这却是发生在1905年的事件。俞子夷将此事放在草拟光复会章程一事前进行叙述，表明在他的认知里，光复会的成立是在吴樾谋刺五大臣之后，这显然是个很大的错误(32)。但这个错误并不能用笔误或误记等原因来解释，因为它是与试制炸药的相关情节联系在一起的，其目的是要加深读者对作者亲身参与历史事件的印象。从上面的行文来看，作者对事件的细节和发生的时间顺序都是比较注意的。可是，恰恰是在几个大的关节点上，却出现了严重的史实错误。这不能不使人怀疑：作者是否真的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亲身参与了文中描述的那些危险的秘密活动，他对光复会草创时期的历史究竟又有多少第一手的了解？
如果说，俞子夷的疏漏很有可能是因不知情而又牵强附会所致，那么，沈瓞民的光复会出于浙学会一说则颇有作伪之嫌。据其《光复会二三事》一文记载：
光复会的酝酿、密商、策划、组织，实肇始日本东京。……一九○三(癸卯)年十月，日俄战争即将爆发，我们认为战争势将延长，这是中国革命的好机会。在东京的浙学会的会员，聚集在王嘉祎的寓所密商。第一次参加的有王嘉祎(字伟人，浙江求是书院同学)、蒋尊簋(字百器，求是书院同学)、许寿裳(字季黼，求是书院同学)和我(求是书院教习)等十余人。……浙学会原设在杭州，鼓吹革命，旋被清朝政府下令通缉，于是一部分会员恐惧万分，登报声明退会；有一部分会员继续斗争，由陈汉第(字仲恕，求是书院监院)改名浙学会，以为掩护，仍继续工作。浙学会留日会员，在那天讨论的结果，决定另行组织秘密的革命团体，目的不仅要加强革命宣传工作，首要在于力行，要用暴力发动武装起义。我们认为应先选择湖南、安徽或浙江一省，实行武装占领，作为根据地，再逐渐扩大。最后认为要另组一革命团体，应邀请浙江志士参加。当时陶成章(焕卿)正在东京，军国民教育会魏兰(石山)、龚宝铨(味荪)不久将回国，周树人(豫才)在弘文学院读书，都是坚决走革命道路的人士，分别联络。同年十一月，又在王嘉祎寓所举行第二次密商，陶成章等均参加。为了取得革命武装根据地，决定陶成章、魏兰分往浙江、安徽二地，龚宝铨往上海，张雄夫(开会时张在上海)和我往湖南长沙，与华兴会领袖黄兴联系，因黄兴已在长沙暗策革命，武装起义，庶可首尾相应也。两次会议，虽以浙学会名义召开，还没有正式命名为光复会，实则光复会肇始于东京。……
陶成章、魏兰回国后，奔走浙江各地，联络会党，策划革命。……成章之叔陶大森，系清朝政府官吏所谓“时务人员”。……大森到日本后，与留日监督汪大燮勾结，认为陶成章系革命派主要人物之一，阴施釜底抽薪之计，诱陶成章往北京。成章至北京，始知受骗，立即出奔，竟五天未进食，然革命意志未尝稍懈，于是光复会咸推为党的首脑。一九零四年八月，陶成章联络各地会党参加革命的工作，略有头绪，就到上海和黄兴、蔡元培密谋，决定十月十四日“万圣节”实行武装革命。……龚宝铨也在上海组织暗杀团，与陶成章、敖嘉熊、黄兴暗中配合。暗杀团成立后，人数极少，力量单薄。龚宝铨想扩大组织，是时陶成章来上海，龚、陶在东京时，已成刎颈之交，两人密商后，根据东京浙学会的原议，组织一革命团体。因章炳麟在狱中，惟蔡元培系清朝翰林院编修，声望素高，欲推为首领，以资号召。陶素知蔡书生气重，恐不能相容，反使工作造成不利，于是由龚宝铨先与蔡元培商讨，决定扩大暗杀团组织，并由蔡元培自动提出邀陶成章参加，于是光复会遂在上海正式成立。(33)
沈瓞民的上述说法，与陶成章《浙案纪略》所述显然有着很大的不同。对此，他是这样解释的：“陶成章《浙案纪略》所述光复会成立事，稍有出入者，雅不愿自居首功而已。”但问题是，他的说法与陶的说法并不只是“稍有出入”，而是相去甚远。按照陶的说法，他是在光复会成立之后才应蔡元培之邀加入的；但依照沈的说法，陶却是在被光复会“推为党的首脑之后”，又组织一革命团体，推出蔡元培为首领，并由蔡元培自动提出邀陶成章参加，于是光复会遂在上海正式成立的——我们姑且假定，沈瓞民这里所说的光复会咸推陶成章为党的首脑的说法只是一个笔误，意思是指“浙学会”当时已经把陶成章当成了还未成立的新的革命团体的首脑，但是，如果陶成章已经决定要成立一个新的组织，并且要推蔡元培出来担任会长，那他为何自己不去直接和蔡元培商量，反而要间接地通过龚宝铨以暗杀团的名义和蔡元培商讨，然后再由蔡元培自动提出让他参加呢？如果这样，那陶成章岂不是在算计蔡元培，这与陶成章的个性相吻合吗？要是蔡元培不自动提出邀陶成章参加，那陶的如意算盘不就落空了吗？更关键的是，如果陶成章真的如沈瓞民所说的那样，是应所谓浙学会之命到国内组织新的革命团体的，他之所以没有谈论自己在发起成立光复会过程中的作用，只是不愿“自居首功”，那他将军国民教育会当作光复会的前身，岂不是张冠李戴，刻意掩盖事实真相，有意埋没了浙学会的历史功绩？由此可见，沈瓞民关于陶成章的说法在逻辑上显然是不能成立的，在事实上也是没有依据的。
而在关于浙学会的问题上，沈瓞民的说法也是不能成立的。据其所述，“浙学会原设在杭州，鼓吹革命，旋被清朝政府下令通缉，于是一部分会员恐惧万分，登报声明退会”，则按理应有通缉令和报纸声明为据，但事实上，求是书院当时只出过一个“罪辫文案”，并没有所谓通缉浙学会一事，也没有任何“登报声明退会”的事情发生。除了沈瓞民以外，包括许寿裳、蒋百器等人都从来没有提到求是书院有个什么“浙学会”。浙江近代史上与“浙学会”名称相类似的只有章太炎、宋恕、汤寿潜等人在1897年间发起成立的“兴浙会”(又名“兴浙学会”)(34)，这跟沈瓞民所说的“浙学会”根本不是一回事。而且，若依沈瓞民之说，求是书院浙学会被清政府通缉，那“由陈汉第改名为浙学会”又如何可能？所谓“改名”岂不成了将“浙学会”改名为“浙学会”？由此可见，沈瓞民的这个说法在逻辑上也是经不起推敲的。
对于沈瓞民的光复会源于浙学会一说，有学者早在1984年发表的《“光复会肇始于东京浙学会”说质疑》一文中就已提出了质疑。(35)笔者在2005年发表的《鲁迅与光复会关系考辨》一文中也对其史实舛误做了订正，认定其说并不可信。(36)但不少与光复会及浙江辛亥革命史有关的论著，却在未作史料考证的情况下，就将沈瓞民的所谓回忆录当做信史看待，毫不顾及他的说法与其他相关史料之间的矛盾，我认为这是很不妥当的，也是需要订正的。
注释：
①据魏兰《陶焕卿先生行述》一文所述，光绪三十年(1904)八月间，他曾到上海面见蔡元培，商谈起义事宜，“彼此相左”。(汤志钧编：《陶成章集》，中华书局，1986年，第431页。)这应该是蔡不想让他加入光复会的主要原因。
②陶成章：《浙案纪略》，《陶成章集》，第333—334页。
③《海上热力史》，《苏报》1903年5月6日，杨天石、王学庄编：《拒俄运动(1901-190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72页。
④蒋维乔：《中国教育会之回忆》，《东方杂志》第33卷第1号，1936年1月。
⑤⑦陶成章：《浙案纪略》，《陶成章集》，第340、341页。
⑥魏兰：《陶焕卿先生行述》，《陶成章集》，第430页。
⑧章士钊：《与黄克强相交始末》，《章士钊全集》第八卷，文汇出版社，2000年，第312—313页。另据《宋教仁日记》记载，十月十一日，他在武昌街头碰到胡经五，胡告诉他：“(华兴会)诸同志至上海后，又相共立一上海新马路余庆里，颜而曰‘启华译书局’。”十五日，宋抵上海后，欲寻书局而未得，次日“辰正，至新马路寻余庆里之书局。良久，始寻得，则见其门已闭，一英捕立守门外。……既思东大陆图书局章行严在内，往问之，必知。遂至昌寿里东大陆局访之。至则局中人皆云不知。余闷甚，又思《警钟报》社原属同宗旨，或可闻知，又至该社问之。至则晤得李春波、戴□□二人，谈及此事，李春波始告余曰：‘昨夜万福华刺王之春事，启华译书局内人已牵涉大半，皆被捕矣！至其详细，则犹未知也。’余辞去，乃至昌明公司晤得万午亭。余乃托言有交章行严之信，君知章君否？午亭言：‘行严已被捕矣，子从何处来者？’余答以湖南。午亭半晌遽反身入，良久复出，则请余登楼细谈。既登，则见刘林生在焉。余惊喜，遂细询其由。林生言：‘昨夜巡捕掩至，黄庆午、徐运奎皆被捕去，共计被捕者十二人。余以剧迟归幸免’云云。余始知此事原由，则大恼，然亦无可如何。”(见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古代近代史研究室校注：《宋教仁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3—14页。)
⑨⑩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前编》，上海中华书局，1930年，第371—372、8—9页。
(11)章士钊：《书甲辰三谋杀案》，《章士钊全集》第八卷，第174页。
(12)章士钊、刘师培、林少泉三人为青年学社教师，陈自新亦为青年学社学生。故案发后，青年学社亦受牵连而被迫解散。
(13)蔡元培：《自写年谱》，《蔡元培全集》第十七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448页。
(14)陶成章：《浙案纪略·列传二·徐锡麟》，《陶成章集》，第372页。按：徐锡麟安庆起义失败后，其弟徐伟被捕后亦曾供称：“锡麟于癸卯年同绍兴府学堂东文教习日本人名平贺深造到东京大阪，赴博览会，才认识陶焕卿、龚味荪。回国后，即放言无忌。”(见《浙案纪略》第二集《清吏案牍》(三)“徐伟供”，《陶成章集》，第400页。)
(15)蔡元培：《传略(上)》，《蔡元培全集》第三卷，第664—665页。
(16)孟岘：《蔡元培与军国民教育会及光复会》，《复旦学报》1981年6期。
(17)前引蔡元培语(“那时候，我以女学作为革命党通讯与会谈的地点。各教员中与闻此事的，以从弟国亲及龚君未生为最多”)可为佐证。
(18)事实上，陶成章说的“正万福华枪击王之春不中之时”也只是大致时间，可是，有的论者却据此断定光复会成立时间就在案发之日的1904年11月19日，并且认为成立地点是在上海新闸路余庆里启华译书局内。(此说出自晨朵：《光复会成立日期、地址考》，《浙江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殊不知万福华案发次日，爱国协会机关就被破获，光复会若于案发当日在启华译书局内成立，次日亦难免会被清吏一并破获。况且，蔡元培等人要成立一个与爱国协会并不相属的组织，恐怕也没有放在爱国协会机关的道理。
(19)据魏兰回忆，光绪三十年(1904)八月间，他曾到上海面见蔡元培，商谈起义事宜，彼此意见相左。(见《陶焕卿先生行述》)这应该是蔡不想让他加入光复会的主要原因。
(20)陶成章：《浙案纪略》，《陶成章集》，第334页。
(21)陶成章与蔡元培系绍兴同乡，留学日本时曾接受过蔡元培的资助，后来又曾与蔡密谋革命，这也是他接受蔡邀请加入光复会的一个原因。
(22)即陶成章与蔡元培、徐锡麟在爱国女校会谈的当月。
(23)魏兰：《陶焕卿先生行述》，《陶成章集》，第431—432页。
(24)汤仁泽：《光复会和浙江》，《史林》2005年第1期。
(25)章太炎：《光复军志序》，《章太炎全集》，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23页。
(26)据陶成章自述，他并未加入军国民教育会。现存军国民教育会成员名单中亦未见其名，但有“龚国元”之名。
(27)《龚味荪自叙革命历史》，见《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04页。
(28)陈魏：《光复会前期的活动片段》，《辛亥革命回忆录》，第4集，中华书局，1962年，第127页。
(29)(30)见《浙案纪略》第二集《清吏案牍》(三)“徐伟供”，《陶成章集》，第402页。
(31)俞子夷：《回忆蔡元培先生和草创时的光复会》，《文史资料选辑》第77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1年，第9—11页。
(32)事实上，同盟会倒是在吴樾谋刺五大臣事件发生后不久成立的。
(33)沈瓞民：《光复会二三事》，《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四辑，第132—134页。
(34)1897年创办的《经世报》在当年七月份出版的第二、三两册中曾刊出《兴浙学会序并章程》，在八月份出版的第五、六两期中又刊出《续拟兴浙学会章程》。由此看来，该会当时尚在筹备阶段。
(35)见姚辉《“光复会肇始于东京浙学会”说质疑》，《浙江学刊》1984年第2期。
(36)项义华：《鲁迅与光复会关系考辨》，《鲁迅研究月刊》2005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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