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代秘密社会的发生有着思想、文化、宗教和社会生存等多种因素。秘密社会具有社会整合、精神归属、道德教化和健身强体等功能，能在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吸引众多的群众加入。秘密社会的发展规律是乱盛治衰。秘密社会与民主革命存在着互动的关系。由于斗争形势和某些政治思想观念的大体相似，秘密社会与革命政党存在着短时段的合作关系；又由于双方的本质和终极目标不同，秘密社会与革命政党存在着长时段的对抗关系。在当前越来越趋向多元的社会里，在消除秘密社会的实际影响方面仍要进行长期的艰苦工作。

秘密社会与中国革命事实上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然而解放以后，由于种种原因，对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期间与秘密社会的关系讳莫如深，基本不再提及，只有在旧民主革命的研究中还谈一点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与会党的关系。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历史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1987年中华书局出版了蔡少卿的《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其中《新民主主义时期会党问题概述》一文最先较系统、完整地论述了会党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关系，开辟了新民主主义时期会党研究的新天地。199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帮会史》设有“帮会与辛亥革命”、“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帮会工作”、“十年内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帮会工作”、“中国共产党争取帮会共同抗日”、“中国共产党解决帮会问题的历史功绩”等章节。199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会道门》也设有“国共两党与红枪会的关系”、“国共两党与会道门的关系”、“人民政府取缔会道门的斗争”等节和目。从20世纪80年代起，境外也出现了一些相关的学术专著，美国有刘伟森的《孙中山与美加华侨》（主要介绍了孙中山与美、加华人帮会致公堂的合作）和裴义理的《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其中第六章讨论了在淮北的共产党和红枪会的关系）；在日本有三谷孝的《秘密结社与中国革命》（重点讨论了天门会等华北会道门组织）。

上述论著均把秘密社会分为帮会和会道门两大系统论述，但事实上帮会和会道门同处在同一时代背景中，有着基本相同的群众基础；它们的活动方式有交叉叠合之处；在组织和权力结构上，两者都受到传统宗法等级制度的影响；在长期的演变过程中两者也出现过互相融合、互相渗透的趋势。按照系统论的观点，将帮会和会道门这秘密社会的两大系统综合起来通盘考虑，可能使原本比较模糊的历史变得清晰一些。另外，从社会结构运行的整体性看，秘密社会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大社会，在某种意义上是大社会控制体系和防范机制有效与否的晴雨表。乱盛治衰是秘密社会的发展规律。大社会控制体系有效运行时，秘密社会一般处于潜行默运状态；大社会防范机制失灵时，秘密社会就会重新崛起，呼风唤雨，大显神通。因此应该更多地考虑整个大社会与秘密社会的关系，从而展示近代整个大社会在各方面的重大变迁。

一

秘密社会在中国根深蒂固，源远流长，学术界一般认为有秘密会党（帮会）和会道门两大系统。其中会道门在明代正德年间正式产生，而帮会中资格最老的清帮其前身只是会道门始祖罗清所创罗教的一支。至于天地会产生的时间更晚，是在清代康熙年间才问世。因此就资格而言，帮比会要老，会道门比帮会更老。帮会与会道门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均拥有成千上万的徒众，不过两者的主要成分是不同的。前者以游民为主，后者以农民为主。前者以江湖义气为标榜，以反清复明为宗旨，以打家劫舍为生活来源，有较强的不稳定性；后者以宗教（尤其是异端宗教）信仰为精神纽带，以互相帮助为号召，以安贫乐道为生活方式，有较强的稳定性。

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中，封建统治者总是实行君主专制，处心积虑地防范臣民越轨造反，因此一切反政府的或与当时价值观念、话语体系不合的民间组织在统治阶级看来都是非法的组织，经常遭到查禁，因此它们通常处于秘密的状态。然而由于封建经济的式微，地主土地兼并的发展，自然灾害的流行，当时满族对汉族民族压迫的产生和发展，总有一些人经济破产，流离失所，被抛出了传统的农业社会，无业可居，时时为自己的生计而烦恼。即便是暂时尚可度日的小农，虽无近忧，亦有远虑，年年为交租纳粮、生老病死而发愁。这就是中国秘密社会产生的社会土壤。在封建专制主义的高压下，农民和游民通常采用加入秘密社会的方式来表现自己的不满与反抗。因此不管官方怎样地不喜欢，怎样地查禁，秘密社会的产生和发展是不可避免的。

中国近代是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社会的转型时期，社会矛盾激化加上帝国主义的外来侵略，民族矛盾十分尖锐。社会的转型造成了越来越多的失了土地的农民和失了工作机会的手工业工人，使他们成了人类生活中最不安定的游民无产者。这一流动性很强的弱势群体在弱肉强食的旧社会，为了生存只好结成秘密团体以自保。近代秘密社会就其产生机制而言，都是社会失控的产物。近代以来战争频繁、外敌入侵、军阀割据和外国租界的存在客观上均为秘密社会各种组织的产生和发展创造了条件。

秘密社会组织是与社会文明相悖的亚文化群体。它能在旧中国吸引众多的群众加入，是因为在相当一部分参加者看来，秘密社会具有为当时主流社会的正规社会组织所不具备的某些社会功能。这些社会功能主要有社会整合、精神归属、道德教化及健身强体。

长期以来，中国农民一直从事着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这种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使得广大农民群众缺乏凝聚性和组织性，呈现出一盘散沙式的局面。而会道门宣称，只要入道就能祛病消灾，避祸致福，进入美好的彼岸世界。共同的信仰和风俗使民众有一种社会认同感和归属感，农民在现实世界找不到出路的情况下，只能寄希望于鼓吹“天国”的会道门，从北方到南方，不少地方通常是不分男女老幼，举家入道。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一盘散沙似的农民大众的结合。存在于工人群体中的帮会，清楚不过地表明了传统与近代、乡村与城市的整合轨迹。离乡背井来到近代工厂的工人在经历了生存环境急剧变化之后，通过帮会虚拟的血缘关系，建立了一种实质仍是传统的人际关系和交往方式，获得了安全的保障和情感的归宿，感受到群体整合的力量，加强了反抗行动的份量。

马克思说过，“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心境，正像它是无精神活力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宇宙世界的神奇莫测与现实生活的病痛苦难是神鬼信仰产生与存在的永恒的基础，对神秘力量的崇拜及借以获得冥冥中无形力量的安抚、护佑是人类的一种本能的需要，这种意识不仅仅存在于特定宗教组织之中，也广泛地存在于那些没有特定教派信仰和宗教组织的普通民众之中。”其中“没有特定教派信仰”就包括会道门信仰。上述传统信仰通过想像和情感认同把个人的心灵整合到某种文化传承的集体表象中，从而获得精神归属感。它的价值在于特定文化群体的精神认同。在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提高之前，帮会的“义气”有强烈的精神感召力，被认为是联络的纽带。秘密社会的信仰给民众提供了某种安全感和心理慰藉，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他们对贫困、动荡、死亡等灾难的焦虑与恐惧。

一些具有社会公益功能的会道门组织发挥了缓解精神苦恼、校正心理失衡和劝人改恶从善的教化作用，寄托了广大民众的所思所想，并在某种程度上规范了民众的所行所为。部分具有社会公益功能的会道门在从事准宗教活动时，能将自己的思想信仰与传统民间习俗、解决现实社会生活重要问题巧妙地结合起来，注重发挥道德约束、幸福追求和终极关切的社会功能，因而受到祈求神灵保佑、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老人孩子无灾无病、一家平安的普通民众的欢迎。帮会的义气实际上也是一种道德的约束。

帮会中流行武术。会道门中流传坐功运气的修炼术，相当于今天的气功，不仅可以治病，还能有效调节人体各部身体机能，促进良性循环，起到健身强体延年益寿的功效。这种带有浓厚神秘色彩的巫术化气功，不需花费钱财而具有某种精神治疗或健身自卫的作用，对于贫病无告、缺乏安全感的民众自然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二

中国的民主革命正式地来说，是从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开始的，一直到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胜利结束。列宁指出：“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革命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用暴力打碎陈旧的政治上层建筑，即打碎那种由于同新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而到一定的时候就要瓦解的上层建筑。”现代汉语对“革命”的解释是“被压迫阶级用暴力夺取政权，摧毁旧的腐朽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进步的社会制度。革命破坏旧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生产关系”。因此，严格意义上的革命就是采取暴力手段，打碎严重妨碍生产力发展的旧的生产关系，代之以新的生产关系。在兴中会成立前，包括太平天国在内的中国历次自发的农民起义均不具备这一根本特征。因此，从1840年到1894年兴中会成立前的历史时段一般地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准备阶段。

1905年8月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创建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自同盟会成立以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继续联合会党，在反清斗争中取得了一些成就，造成了较大的革命声势。同盟会与秘密社会联手有着历史的必然性。一方面游民和农民都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他们所领导的帮会和会道门的各种起事并不具有严格意义上的革命的性质，也不能真正把贫苦民众解救出来，走上自由、平等、民主的幸福之路。另一方面近代民主革命初起时，革命力量往往比较弱小，而革命的对立面——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势力往往比较强大，革命一方如果不能及时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共同奋斗的话，革命成功的希望是十分渺茫的。而秘密社会拥有成千上万的群众，具有巨大的潜力，能否将其争取过来，为革命所用，关系到人心的向背、力量的整合。因此秘密社会工作是革命统一战线一个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革命党人联合秘密社会是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是当时革命斗争的重要策略之一。

秘密社会长期在社会上处于受歧视、压迫、打击的地位，因此在政治思想上通常对现实统治秩序有对抗的情绪。另一方面，秘密社会成员的分散、经济地位的落后、文化水平的蒙昧闭塞，极大限制了他们的政治眼光。秘密社会的伦理道德观念和价值取向既有与现存统治思想一致的地方，也有不一致的地方，如辛亥革命时期的帮会中既有皇权主义的思想也有反清复明的理想，因此他们对同盟会总理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较易引为同调，而对民权主义则较难接受。革命党能不能与秘密社会合作以及合作到什么程度，取决于如何取得共识，如何采取措施，增加秘密社会成员的群体心理因素中的理性成分。事实证明，要求秘密社会的成员全面地、准确地接受革命的理论是一个艰难的过程，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决非易事。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虽然取得了推翻清朝、结束帝制、建立民主共和国的伟大胜利，可是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并未改变。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没有真正找到国家和民族的出路。这一任务，只能历史地落在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与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不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因此，这个革命领导者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革命的参加者是包括了秘密社会的基本群众在内的中国最广大的人民大众；而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本国的地主买办阶级及其走狗。敌、我、友三者十分明确。中国无产阶级虽然是最有觉悟、最有组织性和最有战斗力的阶级，但是毕竟占少数，单凭自己阶级的力量，是不能战胜异常强大的敌人的。这就必须在各种不同情况下团结一切革命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或在敌人内部矛盾尖锐化的时候，秘密社会是可以参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的，无产阶级为了集中力量反对当前的主要敌人应当同他们建立统一战线。在中国，建立如此广泛的统一战线不但完全必要也是很有可能的。

“即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政党是代表某个阶级、阶层或集团并为实现其利益而进行斗争的政治组织。武昌起义前在海内外出现过革命党和会党互相参加的情况，但真正在组织上加入同盟会的只是秘密会党中的一小部分人。“同盟会的组织，一部分是海外华侨工人，一部分是内地的会党，另一部分则为小地主子弟出身的留学生、小地主子弟出身的内地学生及自耕农子弟出身的内地学生，总之同盟会的成分，乃无产阶级（会党）、半无产阶级（侨工）、小资产阶级（一部分内地学生）、中产阶级（留学生及一部分内地学生）这四个阶级的集合体。”但是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辛亥革命时期既不敢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又急于同在革命高潮时表示赞同推翻清朝实行共和制度的立宪派、旧官僚实行妥协，幻想以此实现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想。他们没有广泛地发动和组织包括秘密社会在内的下层群众参加革命，从根本上触动封建旧制度的根基。总体上说参加辛亥革命的只是部分的秘密会党，会道门系统基本没有参与。因为急于妥协，革命党还在上海、江西等地压制和打击包括秘密社会在内的下层群众自发的反封建斗争。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共产党要站住脚跟必须加强与人民群众的关系：要有群众基础、群众掩护和拥护。共产党既要积极在汪洋大海的农民、游民中而不是无产阶级中主动地与有着广大群众的秘密社会打交道、做工作，必要时还要不失时机地派遣党员加入进去，以便更有效地在秘密社会内部展开工作，同此又要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防止和抵御秘密社会的影响和侵蚀。

在旧中国，内部没有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和议会可以利用，没有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饱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革命党的主要任务就是联合尽可能多的同盟军，开展武装斗争。一切愿意革命的秘密社会的组织和成员理应成为革命战争浩浩荡荡的同盟军。在辛亥革命的进程中，同盟会始终没有建立起一支具有共同革命理想和严格组织纪律的革命军队。它习惯雇佣现成的会党武装，尽管知道他们不会严守纪律，听从指挥，也没有花时间和精力对他们进行必要的军政训练，用三民主义武装他们。一些会党在革命后居功自傲，扩大了他们固有的消极面。在加强党自身的组织建设时，同样面临着上述问题。因此只有不断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断地从错误和挫折中学习并总结经验教训，共产党才能变得坚强有力和无往不胜。同盟会联系的部分新军中，秘密会党的潜在势力很大。“共和成立，军队之功，实洪家之力也，盖其厕身军界者多。”武昌起义后，新军中一些革命分子掌握了很大的权力，有的依托秘密会党演变为新的地方军阀。孙中山后来承认：“不明白革命主义的军队，究竟不能除却自私自利的观念，如果和他们本身的利害相反，马上便靠不住；所以我们的革命，总是失败。”

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是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在红军、八路军、新四军的初创时期，根据革命斗争的需要适当收编、改造某些秘密社会的现成武装，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它为人民军队的跳跃式发展注入了新的力量，是这支队伍从无到有、由小到大、由弱变强的重要因素之一。先后参军的井冈山地区的王佐、袁文才，江西东固的段起凤，黔东神兵冉少波，四川土著武装任玮璋等人是其中的突出代表，他们的业绩永载中国革命的史册。

三

在整个民主革命阶段，在革命的高潮时期，秘密社会的归附和参加是极有可能的。而在革命的低潮时期，秘密社会就会脱离、叛变。总之，秘密社会是根据革命时期各派军政实力的消长，作出自己的抉择。

归附和参加是一种积极的互动关系，在这方面洪帮和会门多一些；脱离与叛变是一种消极的互动关系，在这方面清帮和道门（或教门）多一些。另外，置身事外，不过问当前政治，不参与现实斗争，也是一种消极的互动关系，在这方面某些慈善性公益性的道门（或教门）特别突出，以至于很难找到他们与革命政党有联系的材料。之所以产生这种重大的差别，原因在于帮会与会道门两大系统的产生时间不一样，它们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而且在各自系统中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就帮会而论，洪帮特别是哥老会革命的因素多一些，清帮在晚清几乎没有什么革命的表现。清帮前身是罗教的一支，当属于会道门系统，只是到了近代才完成了向帮会的转型，因此直到今天一些著作中仍有将清帮归类于会道门的。就会道门而言，它是一个准宗教组织，时而近于巫术、时而貌似宗教，其中会门特别是大刀会、红枪会的进步作用大一点，道门（在一段时期又被称为教门）的消极作用强一些。因此，秘密社会各系统、各分支组织与革命政党、革命运动的关系有的联系有先有后，有的则根本没有联系。

由于斗争形势和某些政治思想观念的大体相似，秘密社会与革命政党存在着短时段的合作关系。又由于双方的本质和终极目标不同，秘密社会与革命政党存在着长时段的对抗关系。

秘密社会与革命政党存在着短时段的合作关系是进入民主革命时期后秘密社会产生部分质变的重要表现，即从自发状态转向寻求与革命政党合作。合作的基础是双方有契合点。在清末，革命党自身实力不足，它的目标是推翻清朝政权，本身并不是某一地区的统治力量，因此它和帮会徒众在反清这一点是相同的，彼此之间并无利害冲突，容易互相接近、互相合作。革命党还急需大量的帮会组成民军，为他们打天下。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认为“应透过哥老会与清帮传统的口号和形式来进行党的宣传工作，如利用‘反清复明’的口号来进行反日反满的宣传，以提高他们的民族意识。利用‘打富济贫’的口号来进行反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顽固分子宣传，以激发他们中下层的阶级意识，以及利用他们‘济困扶危’的口号和‘互相帮助’的行动，来解释共产主义的好处及道德等”。

在合作过程中存在着双方谁影响谁、谁改造谁的问题。

在同盟会成立之前，孙中山在海外结纳同志，经常利用三合会的形式。国民革命时期，已有个别共产党员打入红枪会，掌控红枪会，有的还创造性地组织革命的“红学”，积极开展农民运动。土地革命时期，有的共产党支部组织革命的“红团”，进行反抗地主军阀的斗争。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员开山堂、开香堂更是一种有组织有计划的系列活动，屡见不鲜，有利地促进了全民族的抗日斗争。革命政党为了实现其革命目标，对秘密社会一般采取利用其组织，争取其首领，夺取其群众的方针。即使不能把秘密社会结合在反帝反封建的旗帜下，也必须先夺取其群众，以防被革命的敌人所利用。革命政党利用秘密社会有多种途径：可以发展其首领、骨干入党；亦可以派党员打入其内部，伺机夺取其领导权或者干脆自行利用其组织形式，打着其旗号，注入新的革命内容，进行革命的活动。

秘密社会的加盟推进了民主革命的历史进程，但秘密社会的一些不良作风也会侵蚀革命党。1908年部分同盟会员仿效哥老会的样式组织共进会，表现出由革命党向秘密会党后退的倾向。1914年孙中山组织中华革命党时，借鉴了封建帮会昭信誓的套路，要求参加者在誓词上打手印，遭到不少革命同志的坚决抵制。革命党内的某些人把民主原则和程序扔在一边，动不动以武力威胁，甚至学习帮会“包作人”的下三滥做法，对自己的同志行凶暗杀。上海光复时，青洪帮头目刘福彪首开恶例，武力胁迫与会者，使同盟会上海负责人陈其美当上了沪军都督。1912年初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陈其美又派蒋介石、王竹卿刺死光复会领袖陶成章，造成了国民党与帮会相结合的流氓政治的始基。原先制定的民主原则和程序被严重破坏，革命队伍内部原本就已紧张的关系更加恶化，最后在敌人的进逼下，致使革命功败垂成。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某些地区某些阶段共产党也受到了秘密社会的不良影响。土地革命时期，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势力从中心城市进入偏僻农村地区以后，在农村中大力发展党员，开始时也出现过一些偏差。在发展组织工作中，有的地方受帮会的影响，采取帮会入会的办法；有的地方党组织亲族观念、地方观念很浓，家长制的作风反映到党内。在抗日战争异常艰苦的环境里，一些党组织特别是一些农村基层党组织中明显暴露出一些与秘密社会有关的思想、作风和组织不纯的问题。在某些地区，有的党员把党组织看作是军队组织的封建团体，甚至是道门团体，有的中共基层干部加入了会道门。一些会门组织在根据地内有一定影响，甚至深入党的基层组织中。上述问题在1942年开始的全党整风运动中大多得到了较好的解决。

秘密社会对人民军队的建设也有一定的影响。在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中，流寇思想、非组织观点、个人主义、盲动主义均与秘密社会有一定的关系。红军建军初期有的部队中还有洪门帮会的遗留，有的是靠收编帮会土著武装组建起来的，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浓厚的封建影响和不良习气。这些问题后来是靠加强党在军队中的领导，做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才逐步解决的。

秘密社会与革命党存在着长时段的对抗关系，这是双方的本质和终极目标所决定的。这里的长时段指整个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革命政党党内有纪律、执政后有法律，均要求坚决执行。革命党执政后（不管在局部地区还是全国范围），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必须设法解决秘密社会问题，从而引起双方利益的矛盾和冲突。秘密社会在接受革命政党领导之前，它所领导的各种起事至多是造反，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革命。从根本上来讲，革命政党对其的方针只能是解散其组织，争取其首领，夺取其群众。

革命党的终极目标是解放生产力，建立新的生产关系，改善人民生活。从帮会方面来说，它不是新的生产方式的代表，其领导层游民阶层在国民生产交换中不占任何位置。帮会是少数人的利益集团，在圈子里面讲究“义气”，互相帮助，但对圈子外面的人就凶相毕露，肆意妄为。尽管有些帮会参加革命，有功于革命，但是离开了先进阶级政党的领导在政治上不可能会有新的改造和进步。会道门表面上讲普度众生，但其少数教首的终极目标只是他们自己及其亲属受益。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在越来越趋向多元的社会里，社会控制也越来越具有多重性的特点。对会道门必须坚持正确的政策和策略，要用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逐步改变人们特别是农民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排除形而上学、神灵鬼怪对人的精神控制。在这方面仍要进行长期的艰苦的工作，任何灭此朝食的空想都是不切实际的和有害的。另一方面，如果个人自由没有与社会平等真正结合起来，如果一些人感到自己的生活远未达到满意和充实的程度，就可能产生破坏社会的越轨行为。因此，只要注意遏制贫富悬殊现象，适度解决流动人口与弱势群体的就业、再就业问题，少量新生的帮会就会失去生存的土壤，成为无源之水、无根之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就更有保证。

（本文注释从略，详见原文）

上传者：郑静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