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孝智 张根福

【内容提要】会党，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一种特殊历史现象，作者把它集中放到辛亥革命这一广阔的历史背景上，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从经济、政治、军事、意识形态诸多方面加以考察，深入地分析了会党的二重性及其在辛亥革命中的二重作用，还会党以应有的历史地位。

        会党是我国民间秘密结社天地会及其支流三合会、三点会、哥老会、庆帮等的通称。约产生于清乾隆中叶（注：参见戴逸主编《简明清史》（二）第56～57页）。最初活动主要在南方诸省，以后逐步向北发展，势力扩展到全国各地。辛亥革命时期，会党活动达到鼎盛时期。当时的会党分子，活跃于各种各样的斗争之中，尤其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的一次次武装起义，更将会党作为主要的力量。在近代中国的历史舞台上，会党扮演了一个令人瞩目的角色。在考察这场历史的变革中，究竟如何看待会党的作用，这是辛亥革命乃至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个重大课题。鉴于此，本文试图对此问题做一些分析和探讨，以为引玉之砖。

一

        会党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问题，学术界对其全盘肯定者有之，一概否定者亦有之。但考察会党在整个辛亥革命中的活动，我们认为，它基本上扮演的是一种二重的角色。表现出助力与阻力交织、进步与落后并存的矛盾特质。

        首先，会党作为一种下层群众的秘密结社，他们的长期斗争，既是瓦解清王朝统治基础的重要力量；但也存在着危害正常社会秩序的情性因素。

        会党的产生，本身就是社会矛盾激化的产物，清朝统治者自入关以来，推行残酷的种族歧视和阶级压迫政策，致使许多人流离失所，落魄江湖。为了生存，他们被迫结为秘密会社，以求互保。在斗争过程中，他们又逐步产生了“反清复明”的思想意识，与清朝统治者展开了殊死斗争。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兴起，会党的斗争更是如火如荼。当时会党的反清斗争，主要通过两种形式进行：一是积极参加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和领导的武装起义，造成风云激荡的革命形势。据统计，在同盟会成立之前，会党参加的武装起义已有5次。如兴中会成立后，孙中山领导的乙未广州起义和庚子惠州起义，“上至将帅，下至士卒，咸以会党为主力”。广州起义失败后，“牺牲者皆为洪门中人”（注：庄政《国父革命与洪门会党》，第94页）。同盟会成立后，会党更与资产阶级革命派站在一起，积极投身到革命党人发动的武装起义之中。如从1905年到1911年间爆发的20多次起义中，有会党参加的就占一半以上。刘道一、蔡绍南等同盟会会员领导的丙午萍浏醴起义，不仅起义总指挥是著名的洪江会首领龚春台，而且3万多起义者几乎全是“六龙山洪江会”的成员。丁未黄冈起义中，领导人是三合会首领许雪秋、余既成、陈涌波等，大多数将士也属会党中人（注：张朋园《清季的革命团体》，第248页）。此外，防城之役领导人王和顺也是会党首领，所率徒众皆“会党、民团”（注：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5册，第1311页）。二是积极投入风起云涌的群众斗争洪流，推动革命高潮的到来，致使清王朝陷入群众斗争的汪洋大海之中。19世纪末期以后的中国城乡，各种各样的反抗斗争遍布全国各地。轰轰烈烈的反洋教斗争，此起彼伏的抗捐抗税斗争，弥漫城乡的抢米风潮，大大小小的罢工罢市，“年年岁岁，月月日日，……无不有乱事起焉。”（注：《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第304页）

        但是，在这些反清斗争中，会党身上固有的陋习也时时暴露出来。纪律松弛，不听约束，我行我素。“劫掠之案层见叠出，良民颇怀隐忧”（注：《中外日报》，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五日）。他们常常“劫财掠夺，嚣嚣然唯以骚扰为事”（注：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第23页）。广东天地会“每于农田成熟之时，打单强索，不遂所欲，焚杀劫掳，祸即立见”（注：《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下册，第451页）。至于会党走漏消息、放浪恣肆、欺良霸善之事，更是司空见惯，不足为奇。会党的所作所为，严重地损害了革命党人的形象，给资产阶级革命带来了极大的消极影响。所以，孙中山曾喟叹曰：会党“皆知识薄弱，团体散漫，凭藉全无，只能望之为响应，不能用为原动力”（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一），第3页）。

        其次，会党的斗争，一方面为武昌起义的成功和各省的迅速光复创造了条件，为中华民国的建立做出了贡献；但另一方面，却也成为加速辛亥革命最终失败的一支催化剂。

        武昌起义的迅速胜利，虽由多种因素促成，但不可否认它与会党的积极参与和活动息息相关。众所周知，两湖地区是会党活动的主要地区之一。仅湖北武昌一带，就有哥老会、三点会、洪江会、江湖会、红灯会等几支会党力量，其中哥老会势力最大，“上起荆岳，下至武汉以下，皆已联为一气”（注：《张文襄公全集》卷31，奏议31）。革命党人对这一地区的会党历来比较重视。早在自立军起事前，兴中会就曾派史坚如偕同毕永年到长江中游一带，与哥老会联系，结交会党豪客与湘鄂间志士。孙中山在同朱和中等商讨革命策略时，也认为今后应在湖北等地会党、新军中“双方并进”（注：《辛亥革命回忆录》（六），第5～6页）。湖北革命党人响应孙中山的号召，担负起了宣传组织和联络的任务。刘静庵、张难先等先后投入马队营、工程营为兵，运动新军和会党。日知会、军队同盟会、群治学社、振武学社、文学社等组织的骨干，也纷纷入伍。共进会成立后，对会党也很重视，其发起人焦达峰、孙武、吴玉章等几乎都是过去同长江流域一带会党有联系的同盟会会员。经过长期努力，共进会在长江流域逐渐形成了一个紧密的联系网，上下相结，互通声气。到武昌起义前，文学社、共进会的人数已达5000余人，占当时湖北新军总数的1/3以上。此时的武汉三镇，已形成“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另外，焦达峰还在湖南发展洪江会、洪福会会员2万多人，为武昌起义后湖南的光复准备了充足的力量。

        武昌起义爆发后，各地会党纷纷投入起义之中。湖北一带，江湖会群起响应，连克光化、襄阳、枣阳、谷城、宜城诸州县；湖南于武昌起义后，焦达峰出任都督，会党分子趋之若鹜，纷纷前往投军，“浏阳醴陵人闻风来省投效者，络绎于途。”（注：冯自由《革命逸史》（二），第261页）并相继光复衡阳、湘西等地；陕西在湖南独立的同时，当地哥老会也举起义旗，很快占领西安、临潼、凤翔、宝鸡、兴安等地，“一时泉涌风发，如铜山西崩，洛钟东应，关中四十余县，数日之间，莫不义旗高揭矣。”（注：《辛亥革命纪事》，《西北革命史征稿》卷上）此外，江西等省，也在当地会党的参与下次第光复。1912年1月，中华民国在清王朝的废墟上诞生了。

        但是，随着斗争的进一步深入，特别是会党分子掌握一定权力后，其消极性便逐步暴露出来。居功自傲、坐分其利、皇权主义、打天下者坐天下等封建思想意识开始膨胀起来。“在长沙起义后的一个短时期内，进出都督府的人，车水马龙，熙熙攘攘，吃大锅饭，要求安置”。衡阳以南各属会党更是得意洋洋，认为“‘焦大哥做了都督，今天是我们洪家天下了’”（注：《文史资料选辑》第34辑，第134页）。贵州宣布独立不久，哥老会受宪政党人利用，大开公口，“竟明目张胆，占据民房衙署，以立公口，仪式陈设，比于官厅”（注：《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第165页）。许多会党还公然和旧官僚站在一起，与革命党人分庭抗礼。在陕西，哥老会遍设码头，“兼办粮台，派款项，有的还理讼事，设私刑，其权居然在县官以上。”（注：《陕西辛亥革命回忆录》，第52页）会党首领更是“恃功骄恣，气焰日张，即以为纯系会党之功，且不知民主共和为何事，误以为会党出头之日也”（注：《近代史资料》，第72页）。在四川，一些哥老会也是飞扬跋扈，为所欲为，“沿街所见，打英雄结，插花蝴蝶者，比比皆是”（注：《辛亥革命回忆录》（三），第137页）。为了争权夺利，会党之间更是互相攻讦，以致发展到内讧和械斗。更有甚者，一些会党分子还被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无耻政客利用，大肆屠杀革命党人，变成了反对革命、颠覆新生政权的蛀虫。会党的迅速逆转和反动，不仅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深入发展的阻力，而且也严重削弱了新生政权的力量和基础，加速了辛亥革命的失败。

        其三，以游民为核心的会党，在辛亥革命中，既是联系资产阶级革命派与农民的“桥梁”；有时却又成了阻隔两者的“栏栅”。

        中国向来是一个以农立国的国家，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农民参加革命，自然能极大地提高资产阶级革命的声威，壮大革命的力量。在辛亥革命中，资产阶级虽不愿深入农村发动和组织农民，但却又想在发动起义的过程中利用和动员农民来参加。这样，以下层群众为主体的会党就成为联系两者的桥梁，会党在这方面也确曾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如1900年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惠州起义时，会党曾动员了许多农民参加，“村民踊跃来投者五六千人”。又如四川保路运动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也是通过会党发动和组织了一支以农民为主体的保路同志军。这支群众队伍不仅在四川掀起了大规模的反对清政府卖国的斗争，而且也为武昌起义后革命党人推翻清王朝在四川的统治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同志军为兴汉首功，死者巨万”（注：《四川保路运动史料》，第504页）。会党的这种“桥梁”作用，在很大程度上使资产阶级革命派接触了农民，从而加速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高潮的迅速来临。

        然而，在这些斗争中，会党分子却又常常烧杀焚掠，严重危及农民利益，因而使广大农民丧失了对资产阶级革命的信心。譬如，1908年马笃山起义时，会党分子梁瑞阳、梁少廷部，“皆曾杀人越货”，“瑞曾于其乡掳人之牛，数及十头，此次乡人绝不欢迎”，“故极好之乡，亦止一宿而已”（注：冯自由《革命逸史》（五），第136页）。再如1909年湘鄂两省举事中，参加起义的会党首领柯玉山，“出则四人大轿，前后拥卫，鸣金放炮，毫无顾忌”，“人民遭其荼毒，莫不切齿”（注：《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选辑》，第424页）。此时的会党，无疑变成了资产阶级动员农民、争取农民的障碍，在中国新兴的资产阶级与农民之间划下了一条鸿沟。

二

        综上所述，会党在辛亥革命中既是助力，又是阻力。这种二重作用，贯穿于辛亥革命时期会党的全部斗争之中。前者推动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展，为革命派推翻清王朝的统治立下了汗马功劳；而后者则阻止了革命的深入发展，并成了导致辛亥革命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彼此矛盾的现象呢？

        首先，从会党的构成成分看。会党成立之初，主要成员包括运输工人、小商小贩、手工业者、无业游民和农民。后来，随着天地会力量的壮大，许多穷苦的下层知识分子、僧侣、差役等也加入进来，但主要的成员仍以小商小贩、农民、手工业者为主（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嘉道年间天地会系统首领和骨干职业构成资料，见《历史档案》，1981年第1期）。但到辛亥革命时期，由于连年战争和统治者的穷奢极欲，中国农村经济进一步破产，工商业更加凋敝，大批农民、手工业者和小商小贩被完全抛出自己原有的行业，成了沦落江湖的无业游民。再加上封建政府不断遣散多余的兵丁，使一大批散兵游勇涌入会党。所以，此时的会党，主要成员变成了无业游民和散兵游勇。当时的光复会首领陶成章就曾指出：会党“专收下等社会”（注：《辛亥革命》（三），第190页）。这些“下等社会”包括“惊（相命者）、培（卖草药者）、瓢（变相行乞者）、猜（设赌局者）、风（设骗局者）、火（炼金者）、爵（卖假官者）、耀（行骗者）、僧、隶、卒、戏、解（卖艺者）、幻（神道巫术之人）”（注：《文史资料选辑》第38辑，第214页）等辈。这些人不管其名称何异，谋生手段有什么不同，但无疑均属于无业游民之类。恰如资产阶级革命家陈天华所言：“那些走江湖的，种类很多，就哥老会、三合会，各省游民最占多数”（注：《陈天华集》，第84页）。再从各地会党的成分考察，情况也完全如此。前述哥老会聚集最众的两湖地区，“素多匪类，然皆军营散勇、无业游民”（注：《辛亥革命》（一），第271页）。广西是三合会分布较广的地区，但会党中游勇成分却占绝大比例。据有人回忆，“广西全省几乎尽为游勇纵横驰骋的区域”。加入游勇行列的，有遣散的兵勇、无业游民、衙门差役及乡绅殷富，尤以前两者为主。当地著名的会党人物关仁甫、何伍、梁亚珠、韦元卿等，均为游勇首领。长江流域的庆帮，则“多两湖三江散勇在内”。其成员还有“脚夫、船户、肩贩、手艺及游民、游勇者流；借烟馆、赌场、茶坊、小押为巢穴，行劫为非，声气甚广”（注：陈锦《勤读文牍》，转引自《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944页）。至于三点会、三合会最为集中的广东，会众虽有大量农民，但“挂名会籍者甚多”，甚至有“全乡被迫入会”的情况，真正在当地会党中起作用的仍是游民和游勇。

        无业游民和散兵游勇，是一个被压在社会最底层的庞杂群体。他们突出的特点，一是穷困潦倒；一是流动性极强。这种特点，构成了矛盾的双重特性，一方面，因他们穷，是一帮浪迹江湖、衣食无着、又惨遭统治者的压迫欺凌和社会的冷落歧视的社会弃儿，这种境遇，造就了他们愤世嫉俗、追求平等、且见义勇为的思想品格。因此，他们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往往能勇敢无畏，视死如归。另一方面，流民无产者的特性，又使他们将谋生作为第一要著，把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作为奋斗的终极目标。因此，在他们的性格特征中，又严重存在着自私自利、贪图富贵、寡廉鲜耻乃至卖身求荣的劣根性，因此、在革命的关键时刻，他们又往往走上破坏革命、阻碍进步的歧路。因此，以无业游民和散兵游勇为主要成分的会党，始终是中国社会中既具有战斗力又具有破坏性、既具有活力又不安分的社会势力。前述会党在辛亥革命中表现出的二重性，就再充分不过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其次，从会党奉行的宗旨看。有些论者认为、会党自成立之初，就是一个高举“反清复明”大旗的政治性团体。这似乎是抬高了会党的政治意识。事实上，会党成立之初，只是一个带有浓厚自卫自助性质的民间秘密结社。据乾隆五十三年（公元1788年）被捕的严烟（首先在台湾传播天地会），在供词中承认：“要入这会的缘故，原为有婚姻丧葬事情，可以资助钱财；与人打架，可以相帮出力：若遇抢劫，一闻同教暗号，便不相犯；将来传教与人，又可得人酬谢，所以愿入会者甚多。”（注：《严烟供词笔录》，《天地会》（一），第111页）直到乾隆五十一年（公元1786年）爆发的林爽文起义被镇压后，会党分子才正式提出了“反清复明”的口号。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清王朝社会政治、经济的日趋稳定，“复明”的观念在人们的脑海中日渐淡漠，但“反清”的宗旨却与互卫互助的原则一齐保留了下来。所以，到辛亥革命时期，一方面，他们响应兴中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誓词，“定纲领三则，啜鸠立誓之”（注：宫崎滔天著、林启彦译《二十三年之梦》，第170页）。另一方面，他们又严格规定所谓“三十六誓”、“二十一则”的会规。所以，深谙会党情况的孙中山就曾指出：“以博爱施之，使彼手足相顾，患难相扶，此最合江湖旅客、无家游子之需要也。”（注：《孙中山选集》，第195页）会党的这一特点，一方面使他们与革命派在反满斗争中具有共同的思想基础。许多革命党人认为。“洪门宗旨，与吾党主义无殊”，具有“同一排满宗旨”（注：《辛亥革命》（四），第227页）。“内地之人，共闻革命排满之言不以为怪者，祗有会党中人耳”（注：《辛亥革命》（一），第368页），“故予先从联络会党入手”（注：《孙中山全书》，第1册《传略》，第25页，广益书局印行）。但另一方面，由于他们把互保互助作为行动的准则，因此，他们把参加革命看作是谋取小团体利益的唯一途径，在他们的心目中，患难与共，有福同享，“打天下者坐天下”、“大哥当总督，小弟共享福”等都是天经地义、无可非议的事情。抱着这样的态度，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后，他们便立刻走上了吃喝玩乐、放荡不羁、为所欲为的老路。而他们的要求一旦得不到满足，便立刻反目为仇，进行疯狂的报复和破坏。这种极其浓厚的土匪山大王习气，自然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理想南辕北辙，格格不入。从根本上讲，中国资产阶级虽然并非一个先进的阶级，但他们与封建主义相比，却是一个代表先进生产力的阶级，他们为之奋斗的，是要在中国大地上建立一个资产阶级的共和国，而决不能与会党分子的鼠目寸光相提并论。正是由于这种目标上的不一致，导致了二者在原则上的根本分歧，最终走上了决裂的道路。

        再次，从会党与资产阶级革命派联合的基础看，学术界较多的人认为，会党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联合，是由于彼此都有反满的斗争目标。这一点无疑是正确的，这也是会党能与资产阶级携手斗争的一个重要思想基础。但是，不能否认的则是，会党与资产阶级的联合，又表现出一种互相利用而类似雇佣的合作关系。这本身又是一种矛盾的二重变奏。

        如前所述，会党是以无业游民和散兵游勇为主体的一个庞杂群体，低下的社会地位和落魄江湖的生活境遇，使他们抱着绝对实用主义的思想和强烈功利主义的价值观，寻找改变自己处境的时机。一方面，会党自开创山堂以来，到辛亥革命时第一次遇到了一支超过自己、又较为先进的社会力量——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党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曾唤起他们强烈的民族意识，并使他们的斗争逐步摆脱了自发、孤立的困境，开始走上了团结联合的轨道。但另一方面，他们又不愿意完全放弃自己固有的积习，只是在反满的旗号下，试图通过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合作，利用资产阶级革命派提供的装备、资金，为自己将来在社会上找到一席之位而图谋打算。至于资产阶级革命派所倡导的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纲领，对他们来说却无丝毫吸引力，只是被当作欺世盗名的口号而已。

        就资产阶级革命派来说，作为一个既年轻又力量薄弱的阶级，从诞生之日起，严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灾难就把他们推上了革命的舞台，要革命就必须有依靠的力量，资产阶级没有能力，也不愿意去发动广大的农民阶级参加革命。环顾当时的中国，人数众多，又相对有一定组织的会党自然成了一支唯一可资利用的现成力量，他们“多认为联络会党为运动革命之捷径”（注：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册，第161页）。“支那民族经营革命之事业者，必以下等社会为根据地”（注：《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第408—409页）。当时的革命党人，争取和利用会党的途径主要有两条：一是遍访各地会党山堂和建立各种秘密机关与会党联络。前者如谭人凤之游说长江流域会党（注：谭人凤《石叟牌词叙录》，《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3期），陶成章、魏兰之遍访浙东哥老会等，后者如光复会在上海、兴中会在两湖之设立联络站等。二是采用加入会党组织和争取会党首领参加革命组织的手段，发动会党参加反清起义。如孙中山便曾加入洪门致公党，受封为“洪棍”（掌刑），陈少白也曾加入三合会，被封为“白扇”（军师），其他如黄兴、陈其美、秋瑾等也都曾加入会党，被封为大小不等的头目。针对吸引会党加入革命组织的问题，1906年改订的同盟会章程规定：“凡国人所立各会党，其宗旨与本会相同，愿联为一体者，概认为同盟会员。”（注：《辛亥革命》（二），第8页）这一规定，为会党加入革命组织敞开了大门，所以，在冯自由统计的286名早期革命党人中，会党分子就有44人，占将近1/6（注：《兴中会时期之革命同志》，冯自由《革命逸史》（三））。当然，如果说资产阶级革命派对会党只是利用，未加改造，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革命党人在利用会党的同时，也曾进行过一些改造工作。如孙中山曾以同盟会宗旨改订美洲致公堂章程，秋瑾举力大通学堂训练浙东会党并组建光复军等等，都是革命党人在这方面的有益尝试。但是，从根本上讲，资产阶级革命派与会党的联合，仍是以利用为主，改造为次。他们对会党的主要态度是“只可以偏用，而不可视为本营”（注：曹亚伯《武昌革命前史》前编上册，第29页）。对会党组织缺乏根本改造的认识和方案，特别是在革命过程中，只是动员会党分子参加反清起义，而对他们的江湖义气、山头主义、帝王思想等落后乃至反动的东西却采取姑息容忍、熟视无睹的态度，如陶成章甚至规定：“会党成员入光复会者，所有会党口号、暗号，各家各教一切仍其旧，一切照洪家、潘家的旧规。”（注：《辛亥革命回忆录》（四），第135页）

        正因为如此，所以在资产阶级革命派与会党的联合中，既没有统一的组织形式，也没有共同的纲领，只是采取一种求同存异、互相协商的方式。但又因会党内部严格的等级观念和对上级绝对服从的习惯，革命派与会党之间的协商，又主要在首领之间进行，根本不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全面动员。这种既互相利用，又缺乏群众基础的联合，不仅十分脆弱，而且也潜伏着危机。一旦社会条件和革命形势发生变化，双方的合作便会破裂，会党也就由资产阶级革命的主要依靠力量，一变而为破坏革命、阻碍社会发展的消极因素。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辛亥革命后，资产阶级曾在全国范围内掀起过一股镇压会党的狂潮，这既是资产阶级的本性使然，同时也是会党二重性发展变化的必然结果。所有这一切，都充分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不彻底性。

文章出处：《西北师大学报：社科版》1994年第3期，第13～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