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彦斌

【内容提要】 民间秘密语亦即隐语行话，是语言的一种社会变体，一种属于非主流文化的特定民俗语言现象。中国汉语民间秘密语滥觞于先秦，发达于唐宋，盛兴于明清，传承流变至今，是世界上诸同类语言现象中最大也是最为丰富的一系。中国民间秘密语研究的轨迹，显示了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由狭而宽、由单一向“全息”以及从经验的、实证的走向同思辨性相结合，从而进入现代科学的历程和总体趋势。

一、小引

      所谓民间秘密语（或称民间隐语行话），是某些社会集团或群体出于维护内部利益、协调内部人际关系的需要，而创制、使用的一种用于内部言语交际的，以遁辞隐义、谲譬指事为特征的封闭性或半封闭性符号体系；一种特定的民俗语言现象。从功能特质和形态特质两种视点分析，即显示出民间秘密语这样总体的、基本的本质性特征。

      无论是伦理道德标准所界定的“好人”或“坏人”，还是政治制度所认定的“敌、我、友”，或出自功利性的需要，或民俗使然（亦当属功利性的需要），几乎皆无例外地存在使用民间秘密语的历史或现实。不同时代、不同群体的民间秘密语，不免印有时代与群体的文化痕迹乃至政治、经济的烙印。然而，却是世界上几乎各种语言、各种社会文化所共有的一种非主流的语言文化现象。

      民间秘密语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语言”，尽管有的能够大体替代话语，如汉语的反切秘密语，却不能完整而准确地表现被替代话语的语言要素及其丰富的固有内涵。因而，民间秘密语是以自然语言为母体，为适应特定的交际需要而产生的一种人为的语言符号或非言语符号系统，不是独立的语言。它的功利性，即在于完成直接使用自然语言所难以承担的特定交际任务。析言之，民间秘密语不是语言，是因人为因素而派生的语言社会变体，用以部分替代相应概念语义符号的特定符号集合。

      所以，在语言学家的理论中，民间秘密语是相对地域方言而言的又一语言变体，即社会方言之一。在人类学家、社会学家看来，它是一种亚文化群体的语言代码，一种非主流文化现象。从民俗语言学视点来考察，民间秘密语则是一种属于非主流语言文化的特定民俗语言现象，一个非常值得探讨而又十分有趣的重要分支领域。

      从既存文献考察，中国汉语的民间秘密语滥觞于先秦，发达于唐宋，盛兴于明清，传承流变至今，存在一个源远流长的历史和传承流变的轨迹。其中，唐代是它的成熟时代。

        汉语是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一种语言，因而汉语民间秘密语非但历史悠久，也是世界上诸同类语言现象中最大的一系。

       就社会功能而言，汉语民间秘密语的来源大体有三，一是禁忌、避讳，二是回避人知，三是语言游戏。根据发生学分类法，汉语民间秘密语即可划分为这三种基本类型。

       就符号形态而言，汉语民间秘密语可分作五种基本类型。一为语词形态的，如《左传·哀公十三年》中“吴申叔乞粮于公孙有山氏”，以庚、癸隐指粮、水。又如唐崔令钦《教坊记》所述，当时“诸家散乐，呼天子为崖公，以欢喜为蚬斗，以每日长在至尊左右为长久入”，等等。二为话语形态的，如《列女仁智传·鲁臧孙母》所记，春秋时鲁大夫臧文仲出使齐国被拘禁写回的一封暗语信“敛小器，投诸台。食猎犬，组羊裘……”云云。三为谣诀形态的，其源可以追溯至古代隐语民谣，如《后汉书·五行志》所载的一首诅咒董卓的民谣：“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以及“风人体”、谶语诗之类。较为典型的，则是后世江湖秘密群体的盘道谣诀。四为反切式的，即反切秘密语。从汉魏至唐宋以来，这种民间秘密语历行不衰，至今仍存。所谓“徽宗语”、“捻语”、“麻雀语”等，悉属此形态或其变异形式，受方言因素影响较大。五为副语言习俗，亦即各种非言语形态的，从古代的烽火报警，到旧时商贩的“袖里吞金”指码，总括又可细别为身势情态、标志符号和特殊音响三类。凡此五种，是为汉语民间秘密语的形态分类。

二、秘密语研究的70年简略回顾

      中国民间秘密语的研究，类如某些传统学术所显示的轨迹，不外是一个从经验的、实证的走向同思辨性相结合，从而进入现代科学的基本历程。率先将这种语言文化现象纳入科学视野的，是民俗学家容肇祖于1924年发表在《歌谣》周刊第52期的《反切的秘密语》一文，和语言学家赵元任于1931年发表于《史语所集刊》第2本3分册的《反切语八种》一文。这两位民俗学家或语言学家不谋而同地从反切式秘密语形态切入，拉开了用现代科学视点研究中国民间秘密语的序幕。于此尚应谈到的是，略早于容文发表之前，即同年1月，上海东陆图书公司出版了一部吴汉痴主编的《全国各界切口大词典》，辑释诸行语词形态民间秘密语18大类376子类，凡10余万言。据卷首署“癸亥初冬缶老人”所撰序言称：“近顷坊间之出版物夥矣，同独未及于切口，何也？岂以事属渺小为无足道耶！果如是，则谬矣。……我知坊间之所以乏此著作者，实以社会之大，事业之夥，切口秘奥，无以侦得之耳。”这样对专门工具书的期求，无疑也透示着必须对这一语言文化现象给予科学阐释和科学梳理的社会要求。民俗学、语言学及现代科学引入本土，为中国民间秘密语研究纳入实证与思辨相结合的轨道提供了历史契机。可见，容、赵这两篇开创这一科学领域研究论文的出现，有其相应的社会基础和历史机遇，并非偶然。

        约10年前，我在题为《中国民间秘密语漫说》（《中国文化报》1987年12月23日4版）的文末说到：“半世纪前容肇祖、赵元任等曾发表一些有关研究成果，而近半世纪却鲜见有人问津此道，中国民间秘密语研究成了科学园中一隅荒芜空白之所。愿与有志于此道的同行，共同拓垦这块荒置已久的科学园地。”事实也的确如此。在此数十年间，除《中国语文》杂志于1957年第4、5两期，组织了一次关于“社会习惯语”和“社会方言”问题的语言学讨论外，零散所见有关这一问题的专门学术文章，不过数十篇，寥若晨星。主要有：许蕙芬《名堂语》（北平《晨报》1933年5月22日），曾周《词的秘密语》（北平《世界周报·国语周刊》1934年12月22日），陈志良《上海的反切语》（《说文月刊》第1卷合订书，1939—1940年），陈叔丰《潮汕的反切语》（《中国语文》第3期，1940年），黄金义《“拆字口语”》（《语文知识》1953年第4期），陈祺生《旧时代无锡粮食业的常用切口》（《语文知识》1957年第12期），陈振寰、刘村汉《论民间反语》（《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叶骏《简论捻语》（《上海师院学报》1982年2期》），陈振寰、刘村汉《襄阳捻语》（《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84年第3期），高玉堂《浅谈隐语》（《大庆师专学报》1984年第2期），张天堡《切语初探》（《淮北煤师院学报》1985年第3期》），潘家懿、赵宏因《一个特殊的隐语区——夏县东浒“延话”（隐语）调查纪实》（《语文研究》1986年第3期），白维国《〈金瓶梅〉和市语》（《明清小说论丛》第4辑，1986年），安家驹《盲人秘语》（《汉语学习》1986年第6期）等。虽然有些语言学著作注意到了这种语言现象，如高名凯的《普通语言学》（增订本，1957年），张永言的《词汇学简论》（1982年），武占坤、王勤的《现代汉语词汇概要》（1983年），陈原的《社会语言学》（1983年）等，但是却无一部专门的学术专著问世。然而，国外语言学著作对同类现象的注意要早得多，如法国语言学家房德里耶斯(Joseph·Vendryes,1875—1960)1921年出版的《语言论·历史的语言学导论》，即将行业话、宗教语和隐语统称为“特殊语言”加以论述。

        这一时期的中国民间秘密语研究，除比较冷寂外，基本上属于单一的语言学视点的研究，并且偏重于反切秘密语形态，缺乏多学科交叉的多维视野的综合性考察研究。这种状况，对于所拥有的源远流长，蕴藏丰富，至今仍在许多社会层面传承乃至生生不息的汉语民间秘密语来说，显然是不相适应的。这是多种因素所造成的遗憾。

        然而，冷寂往往是一种积聚和准备的过程，而不是静止。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本土经济的发展，现代科学思想的导入和众多新兴边缘科学大量出现，这种政治、经济和学术的活跃局面，也为中国民间秘密语这一微观而又“多缘性”的领域的科学研究提供了一次新的历史机遇，使之出现了一个在本领域学术史上空前活跃和繁荣的阶段。

        相对前一时期而言，这一时期中国民间秘密语研究有着令人瞩目的两大显著特点：一是研究成果的种类、数量均远远超过了前一时期的总和，并且展示了新的研究水平；二是在继承以往成就的基础上，突破了单一的语言学视点，借鉴、导入了许多相关学科的思想、方法和成果，力求开展多维视野的综合性全方位立体式的“全息研究”。

        据不完全统计，仅1987年至1992年6月间，大陆学术界发表中国民间秘密语专题研究论文20余篇，如郭青萍《“徽宗语”》（《殷都学刊》1987年第3期），侯精一《山西理发社群行话的研究报告》（《中国语文》1988年第2期），潘家懿《山西晋南的秘密语“言子话”》（《运城师专学报》1988年第3期），王希杰《黑话说略》（《汉语学习》1989年第1期），曲彦斌《民间秘密语与民族文化》（《民间文学论坛》1988年第5、6期）、《中国民间秘密语辞书概说》（《辞书研究》1990年第6期）、《隐语行话与民间文化》（《民间文艺季刊》1990年第4期）、《隐语行话的传承与行帮群体》（《百科知识》1991年第1期），余云华《当代地下行业及其隐语》（《民间文艺季刊》1990年第1期），赵丽明《湘西苗语中的隐婉话》（《民族语文》1990年第5期），曹聪孙《汉语隐语说略》（《中国语文》1992年第1期），王军《隐语：形态结构与逻辑转换》（《中国人民警官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张天堡《语文学的奇葩——读〈中国民间秘密语〉》（《淮北煤师院学报》1992年第2期），柯小杰《荆楚木瓦工行话浅析》（《民俗研究》1992年第4期），章虹宇《滇西解放前土匪黑话、行规及其禁忌》（《民间文学论坛》1993年第2期），沈明《现代隐语的社会语言学考察》（《民俗研究》1994年第3期），及张天堡《淮河流域民间反切语》（《淮北煤师院学报》社科版1996年第3期），等等。出版学术专著3种，即曲彦斌的《中国民间秘密语》（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出版）、《江湖隐语行话的神秘世界》（“中国民俗语言文化丛书”一种，署名冷学人，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中国民间隐语行话》（“神州文化丛书”一种，新华出版社1991年出版）；介绍性读物，雪漠编著的《江湖内幕黑话考》（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出版）；专科词典《中国秘语行话词典》（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出版）字数超过百万言，出版前言称本书是在吸取前人、近人所撰有关辞书、调查报告等丰富材料的基础上编著而成，所收语词从唐宋到近代约12000多条，可称大观。近些年来，这方面成系统的新工具书尚属阙如，此书具有填补空白以应读者急需的性质。此外，上海文艺出版社不仅影印出版了旧籍《切口大词典》，还影印了云游客出版于30年代末的《江湖丛谈》这部主要从江湖秘密语揭示了京津地区江湖社会内幕的要籍。中国戏曲曲艺出版社和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亦先后出版了《江湖丛谈》的整理校订新版本，为研究使用该书提供了方便。1994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语海·秘密语分册》，学林出版社出版了潘庆云主编的《中华隐语大全》。1995年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隐语行话大辞典》，从古今近200种有关文献、调查资料和研究报告中，选释了唐宋以来至当代市井诸行、江湖秘密社会及各种犯罪团伙的隐语行话约2万余条。评论称该辞典资料丰富，古今连贯，注释简明、准确，信息含量大，集学术性、知识性、资料性和工具性于一体，具有较强的稳定性。除正编外，续编有均为首次公开发表的第一种《隐语行话研究事典》、《中国隐语行话编年纪事简表》和《中国隐语行话简明地图》，以及话语形态、谣诀形态、副语言习俗形态的隐语行话和反切秘密语文献选辑，从而在这部辞典中比较全面地综合展示了中国隐语行话的古今概貌。1996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俚语隐语行话词典》，同1889年西方出版的《俚语行话和切口词典》异曲同工。

        此外，多学科视点的中国民间秘密语研究，以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并重的势态，显示了学术界和社会有关方面对这一科学领域的关注与需要。除上述理论建设外，基础研究还表现在古今中外民间秘密语文字和口头资料的发掘、采集与整理方面。

        继已故钱南扬教授《汉上宦文存》（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出版）“市语汇钞”辑录的11种宋代以来诸行秘密语之后，先后校订标点出《新刻江湖切要》（见所著《江湖隐语行话的神秘世界》下卷）、《江湖走镖隐语行话谱》（见所著《中国民间隐语行话》附编），以及《剃发须知》等稀见珍贵文献。语言学、民间文艺、地方志及公安等方面，还结合本领域的研究分别调查、采录了一些至今仍在不同社会层面群体中流行的大量鲜活语料，发表了一些颇有份量的调查报告，有的已编辑出了专题资料汇集，凡此发掘、积累和抢救性的工作，不仅是学科的重要基础建设，尚具有明显的历史价值。此间的基础建设和本领域学术活跃的另一重要标志，即1990年秋辽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办了“中国民间秘密语行话专题学术研讨会”和专题学术讲座。次年春，在第二届“中国民俗语言学基础理论与应用研究学术讨论会”期间，不仅再次举办了专题讲座，还成立了“中国隐语行话研究会”（中国民俗语言学会的专业委员会之一）。某高校一位教师在讲习班后，根据所学知识为本校学生也开了一次专题课，颇受欢迎。有的院校，还组织学生利用假期作社会调查，直接采集民间秘密语资料。凡此，无疑是不应忽视的基础建设，是这门科学领域进步与发达的征象。

三、秘密语研究的近期特点与趋向

        多学科视点的导入和研究领域的开拓，尤其有助于中国民间秘密语研究的深化和发展。这是现阶段这一领域的一个突出特点，主要表现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语言学的研究。民间秘密语是一种特殊的语言文化现象，这一根本属性决定了无论从语言学还是从文化学视点的研究，都是首要的、基础的本体性研究。它是语言的一种社会变体，因而语言学家首先将其纳入科学视野，是极其自然而又似乎是“责无旁贷”的，以往几乎是语言学单一视点“一家言”的局面，是不足为怪的。这一阶段民间秘密语的语言学研究，从过去偏重于语音学的研究，如大量的反切形态秘密语研究，已逐渐转为较全面的关注，如词型构造、语义转换、词源、辞书编纂、正字正音及社会文化背景等。尤其是根据其地域性特点运用方言学的方法所进行的调查和分析描写，使民间秘密语语料的采集整理更趋系统、准确而具有科学性。有的重要调查报告，就是结合方言调查进行的，或是在方言调查中发现而形成的专项研究，如《藤县倒语三种》、《灌阳方言的二字语》、《山西理发社群行话的研究报告》、《山西晋南的秘密语——“言话”》等。

        第二，文化学的研究。主要是民俗学的研究，因为民间秘密语主要表现为一种非主流的亚文化现象。当初容肇祖《反切秘密语》已开先河，但直至中国民俗学科近年正式建立以来，才重新将这一视点导入本领域，其成果如《隐语行话与民间文化》、《隐语与群体文化心理》、《隐语行话的传承与行帮群体》、《当今地下行业及其隐语》等。

        第三，历史学的研究。主要表现为近代会党史和文化史研究，就民间秘密语作为透视某些社会历史现象的“窗口”和“语言化石”。例如，蔡少卿的《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中华书局1987年出版）、《中国秘密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即充分注意到对有关民间秘密结社当行秘密语功能的考察，前书并附录了《新刻江湖切要》，认为是“当时流传于南方秘密会党的江湖切口行话”。又如《中国乞丐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出版）、《中国典当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出版），均设有考察当行秘密语并以此揭示有关现象的专章或专节，将其语料视为文化史的“语言化石”。

        第四，民族学的研究。拙文《民间秘密语与民族文化》虽切入了民族学意识，但所使用的仅是汉语民间秘密语材料。近年来已有人进行中国少数民族的民间秘密语的调查，虽然尚限于个别少数民族语种，却是个可喜的开端。孙宏开《僜人使用的隐语》（《语言美》1982年第7期）及赵丽明的《湘西苗族隐语的使用情况和社会功能》（载《语言·社会·文化》论文集，语文出版社1991年出版），即为其例。多民族的民间秘密语的调查研究，是亟待开发拓展的领域，是中国民间秘密语研究的有机组成方面。

        第五，文学的研究。首先是对文学作品中出现的民间秘密语的研究，除白维国《〈金瓶梅〉和市语》外，尚有傅憎享《〈金瓶梅〉隐语揭秘》（见《社会科学辑刊》1990年第5期）。宋元以来，中国戏曲小说中诸行民间秘密语屡见不鲜，元明杂剧、明清时调、《水浒传》、《金瓶梅》、《拍案惊奇》、《醒世姻缘》、《说唐》、《海上花列传》，以及现代的《李自成》、《林海雪原》、《昙花梦》等，都不同程度地运用民间秘密语材料。然而，相关的研究却远远不够。其次，是作家对这一现象的关注、研究和利用，近几年颇有一些值得注意的成果。例如熹葆的长篇作品《江湖黑话》（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1年出版），通过揭示江湖黑话所系结的种种内幕，暴露了千奇百怪的骗术，赞扬了富有正义感的江湖能人。曾有江湖朋友找上门向作者介绍了许多江湖奇闻轶事，但关照他不可写江湖“秘诀”（民间秘密语），以给众人留碗饭吃，否则会有可怕后果（据卷末语）。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民间秘密语同社会生活的密切联系，尤其是同亚文化群体利益的切合与紧要。一部以揭露上海青帮内幕为内容的历史作品《青帮大亨》（傅湘源著，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出版）亦曾有通过译解青帮秘密语的写实段落，用以说明史事。80年代末，贾鲁生的一篇报告文学《黑话》（见《报告文学》1989年第1期），曾在读者中引起很大反响和评论界的注意。这篇作品中的“黑话”，大都不是我们所说的那种民间秘密语，而多数是对某些暗指所不便言明事物的话语的借称，旨在由此透析、抨击时弊。即如蔡毅在《黑话不黑》一文中所说的，“他对‘黑话’和黑话现象所做的鞭辟入里的分析以及在语义上对‘黑话’所做的定义般的界说，使我们感到，即使从社会学、语言学方面去理解认识它，也仍不失作品的光辉。”显然，《黑话》的作者巧妙地利用了“黑话”这个词词义的模糊性，及其作为术语的不规范、不科学的缺陷，因而别出心裁地将真假“黑话”合糅一体，获得了特别的艺术效果。这样超常手段，亦正是其艺术效果的一个基础。

        第六，公安言语识别的研究。使用秘密语的未必不是“好人”，但秘密社会群体、各种犯罪群体往往都有其当行秘密语。掌握这种语料，是侦破、打击各类犯罪活动的言语识别技术所看重的内容，是识别、揭露、制止有关犯罪活动的手段之一，乃至依法惩治的证据。近年来，有关部门汇编了多种“犯罪隐话”资料，一些科研、教学人员还发表了一些专题论文，如唐松波《汉语隐语及其构造特点》、王亮《三种社会方言词的识别》等。前述两次中国民间秘密语研究的学术活动（会议、讲习班）的与会者或学员中，公安部门即占有约半数之多，有工程师、侦察员，也有公安院校教师。民间秘密语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已经并正在为维护法律、制止犯罪的领域发挥其科学的直接效用。

        第七，以民俗语言学为基点的多方位综合研究。直接由民俗学和语言学孕育而出的民俗语言学，是一门借鉴了多种传统科学和现代科学发展而来的新兴人文科学，其广泛的边缘性和开放性，必然地导致了对作为一种特定的民俗语言现象的民间秘密语研究的多方位综合性研究倾向。这种倾向，在首部《中国民间秘密语》论著中已反映得比较明晰。除绪论中运用了符号学理论外，其余各章专题分别是：中国民间秘密语的语言学考察，非言语的及其它形式的民间秘密语，民间秘密语与文学艺术，民间秘密语与科学技术史，民间秘密语与工商业职事集团，民间秘密语与市井变态文化，民间秘密语与民族文化等。即如佐夫在《浙江学刊》1991年第1期上的评论所指出的，“‘隐语行话学’既很有专门性，又颇有外部联系的广泛性，是历史学、语言学、社会学、文学、民间文艺学、民俗学、考据学、文化学、以及公安司法的预审学、语言识别、言语鉴定科学及至自然科学等多种学科科研教学和实际应用部门所共同关注的领域，并且也是海外中国学（汉学）研究关注而不易解决的课题。本书（《中国民间秘密语》）运用民俗语言学的科学方法，将民间秘密语置于民族文化这个基本大背景中加以梳理、探讨，对民间秘密语的性质、源流、类型、构造方式、社会功能与民族文化的关系及其传承、扩布的基本规律诸方面，以历史、语言、民间文化、社会心理等多维视野，进行‘立体式’综合研究、透析，运用符号学等现代科学方法进行阐述……使之集中而系统化，从而展示了中国民间秘密语的全景。”

凡此，中国民间秘密语研究约70年的历史轨迹，显示了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由狭而宽、由单一向“全息”的总体趋向，在继承与创新的过程中不断深化基础理论和拓宽应用研究领域。不过，目前仍存在许多亟待开拓的课题，如少数民族民间秘密语，宗教与民间秘密语，中外民间秘密语比较分析，民间秘密语与现实经济活动，民间秘密语与当代社会犯罪，民间秘密语与语言政策，等等。其中，很多课题需要多方协作才能完成，还需要专家学者们付出相当艰苦的努力。我相信，中国民间秘密语研究领域将不断为社会奉献出自己特有的新成果，有所新建树。

【原文出处】《社会科学辑刊》，1997年1期，第41-47页。

【作者简介】曲彦斌，辽宁社会科学院中国民俗语言文化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