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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邪教”传教手段剖析
来源:《山东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 作者: 刘平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22-04-14

所谓“邪教”是与“正教”相对应的一个概念不同的时代、宗教、政权都有各自不同的“邪教”观。凡是被历代政府、合法宗教和主流社会所排斥的宗教教派即邪教一些打着宗教信仰旗号的民间香会、善会(实为迷信组织)及气功武术团体也往往被列入邪教行列。

明清时期形形色色的“邪教”大量滋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教首通过传教可以改善生计甚至发家致富这一途径引诱着他们的众多门徒参与进来。那些能量小的也许只能当个传头、会首成为邪教网络的一环。而能量大的高徒则另起炉灶创立新教自为教主。无怪乎明清时期大量教门、邪教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

追求经济利益只是邪教首领创教传教的主观因素要达到这一目的还必须借助一定的手段。

一、“神圣”光环下的传教家族

明清邪教传播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家族性传教。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宗教宣传相号召以攫取经济利益为目的是家族性传教的基本形式。尽管邪教打着佛教、道教旗号但绝大多数教主都是娶妻生子的俗人他们死后往往把教权交付子女而子女继承教权无异于继承一大笔“家业”。罗教教主罗梦鸿家族黄天教主李宾家族闻香教主王森家族龙华会教主姚文宇家族八卦教主刘佐臣及其各卦卦长家族莫不通过传教致富也莫不以家族权威统率教权扩展教务。

由王森创立的闻香教从明万历初年到清嘉庆二十年屡改教名历经明清两朝传承十代前后递传200余年传教范围达好几个省份在家族性传教的邪教中最为典型。至嘉庆二十年清茶门教(又名人乘教、无为教别号清净门由闻香教改名)案发王氏家族遭到重大打击。经直隶总督那彦成等调查“王秉衡、王兴建、王泳太三犯与伊族王殿魁等四出传教蔓延数省其中恐另有诡秘煽惑及图谋不法之处。该犯等何以信从之深复提樊万兴、王之玉、方四、侯大化、杨玉群等严加讯诘。据该犯等佥供:实因王秉衡等说起他是直隶滦州石佛口人祖传习教从前有人吃斋的只到他家祖先牌位前磕头就算皈依名下为徒送钱与他使用。后因犯案查抄迁居卢龙县安家楼居住。弟兄同族各自四出传教收徒”。

在明清两朝类似于上述邪教家族的情况还很多当然那些非家族性传教的邪教是以教主个人的人格与超人格魅力迷惑信徒的。这些家族、教主被经卷教义和偶像崇拜的神圣光环所笼罩迷惑了难以计数的信徒做出许多与社会格格不入的事情。

邪教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取世俗利益往往不择手段地制造教主崇拜。邪教在其出现、传播过程中利用宗教信仰、劝善迷信、治病互助等方法建立与普通民众的广泛联系劝其入教。一般老百姓在现实生活中常常受到各种问题的困扰出于消灾祈福的愿望他们把希望寄托于超现实的神力以至相信那些能与神沟通的人这是神汉巫婆在广大乡村中大行其道的前提明清邪教抓住人们的这种心理在其经卷教义中仙佛神鬼充斥;在各种聚会场合仙佛神鬼成为教主教首们刻意渲染的东西。但这是不够的。要知道那些神佛毕竟虚无缥缈而教主才是实实在在的人。为了使教徒五体投地巩固教权邪教往往刻意编造创教祖师、教主的神迹、故事使之罩上一层神圣而神秘的光环。有些教内特权家族也故意掀起自我造神运动。

邪教教主和教内骨干为了增加其教派的神秘性往往给创教祖师身上涂上一层神秘色彩。一个常见现象是他们往往把创教祖师描绘成出身贫寒自幼吃斋;不识文字却能读经写经;不入佛门却能参禅悟道;不能飞天入地却是受无生老母差遣救世的弥勒佛。所以各邪教教首不论其文化背景如何几乎都要通过神化自己或创教祖师在信徒中树立超凡脱俗、人间神仙的形象。

从明代到清代闻香教王姓家族不停地制造教主王森神迹其子王好贤更是“僭称弥勒佛主之尊号”其后代则称说“四正文佛落在王门”。黄天教经卷《太刚开天立极亿化诸佛归一宝卷》也称普明夫妇为普照大地的“太阳”。该经作者即李宾次女普照她自称“太阴”乃是“阴光之首群星领袖万圣班头”。八卦教门自清初创立其教主刘佐臣的形象被不断放大他被奉为弥勒佛转世被尊为“先天圣人”、“圣帝老爷”被比作普照万物生灵的太阳。在八卦教内每年二月初一日被定为太阳的生日教众集体作会设斋焚香膜拜。教内设有先天、中天、后天牌位。教内称刘佐臣为先天老爷称其曾孙刘省过为后天老爷。云南鸡足山张保太大乘教所崇拜的三尊神祗是无极圣祖、玉皇大帝、弥勒佛其职分各有所司:无极圣祖是世界万物的创造者和主宰玉皇大帝是天宫主宰弥勒佛是兜率天下生的未来佛将由他拯救世人出离末劫之苦。在大乘教那里二者实际上是合而为一的都代表着一种创世救世的神秘力量而教主则是它们在人世间的代表。

邪教教主教首为了保持其在民众中的神奇魅力一方面为自己的身世罩上神秘的浓雾另一方面在经卷说教中透露自己系神佛转世的玄机。他们的所作所为目的都在于向普通信众炫耀使之陷于迷信以诱使他们产生对教主的神往贡献出自己的一切。

邪教传教者本身大多为贫苦阶层中的一员不排除他们有个人的信仰追求但更主要的是由于传教是一种改变生活处境甚至发家致富的好“职业”才驱使诸多教首传头孜孜以求。我们要注意的是许多“邪教”并不停留于敛钱这一步当教内势力达到一定规模时教主的个人野心迅速膨胀。打开史书由教门教主谋反作乱、称王称帝的事件可谓不绝如缕。

二、“修道”与互助

明清邪教把天象变化水旱地震瘟疫灾异兵荒马乱等天灾人祸都说成“灾劫”而且世界末劫已经来临只有入教才能避劫。邪教引人入教的手段也包括类似宗教信仰的“修道”内容。

反观一般民众他们确实是把加入邪教视为一种宗教修行的。对此台湾学者王尔敏有一段很精辟的论述:“民间秘密宗教的传行及在民间的影响力很大。它与民众有如此深厚的关系完全在于与民众的宗教情感、宗教意识的沟通已经切中民众信仰的脉搏知道怎样安抚焦渴的心灵以什么样的宗教宣传更能争取更多的信众。烧香诵经为信徒家人消灾免难。严行茹素戒杀生重放生免灾避劫。敬祀佛祖求神保佑。医病疗人除病消灾避祸致福。传授道术代行神命假借神权。扶助孤苦以利相诱等等传教手段实际上并不高明但却迎合了民众低等动机的生存需求故而极易打动人心。”

明清诸多邪教都很讲究修道层次而且修道层次的提高是与交纳金钱挂钩的。

弘阳教(为避清高宗弘历之名又叫红阳教)之教首与教徒往往以道士面目出现在社会上其修道之法就是为人做道场。每当村民有丧葬事情就请他们去斋醮礼忏一切科仪都与道士行为相仿但念的经都是弘阳教经卷。《混元红阳明心宝忏》云:“众生三毒孽深十恶障重死后打入地狱受尽苦难永无出期。若请红阳道众启建红阳道场或一日二日三七日拜礼《红阳明心宝忏》即福降祸散百祥来臻。”也正因为弘阳教以“道流”自居其活动一般都是公开的村民都乐于就便请来做法事。许多弘阳教徒即以此为生。

应继南无为教和姚文宇龙华会都有“三乘教法”。“三乘”这一术语指的是佛教小乘“声闻”中乘“缘觉”大乘“菩萨”的三级修持之道。但应继南无为教受黄天教影响其“三乘”实为“三佛应劫”的教义而非修行之法。姚文宇龙华会信奉龙华三会说并相应地提出了三乘教法即三步修行法:“头一层功夫名小乘二十八字偈语第二层功夫名大乘念一百八字偈语上乘没偈语单是坐功。”

有些邪教的修行比较特殊往往为一般社会中人所侧目。例如“有所谓糍团教者当诵经之时不作粥饭惟制极大糍团群捧而噉之。有所谓果子教者教中人纳钱于教首示期摆斋咸集斋堂喃喃诵梵呗饥则啖果子若猕猴然竟日水米不得沾唇夜分始散。有所谓大被教者其首每年二次巡行各村聚入教者于一室制成大被长短广窄恰与室符夜集被中默念南无阿弥陀佛。然深自掩饰惟自称吃素人亦能为人超荐阴魂解禳星宿始而乡曲颛愚信奉之凡遇丧病延之讽经礼忏且诋僧道为不虔继而士大夫亦有崇之者而大被之教遂密布南方各州县中矣。”

邪教不仅奉行一定的修行方式还竭力劝人修道如同一般宗教劝人行善积德一样其目的是为了在老百姓中树立一个慈善的形象扩大本教影响。乡村民众知识缺乏消息闭塞难以区分正邪往往堕入邪教彀中。

邪教教主以“信教”、“修道”招徕教徒可以视为“信仰”的一面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必须以世俗利益诱惑。这里不妨先从邪教内的“互助”问题说起。

教门、邪教以互助作为吸引民众入教的手段渊源有自。早在汉末五斗米道时期“教以诚信不欺诈有病自首其过大都与黄巾相似。诸祭酒皆作义会如今之亭传又置义米肉悬于义舍行路者皆量腹取足若过多鬼道辄病之。犯法者三原然后乃行刑。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民夷便乐之”(《张鲁传》)。这种以神鬼设教、道民互助、政教合一的社会反映了底层民众最基本的生活愿望。

我们知道分散的小农经济是难以抵挡天灾人祸的打击的如果为他们提供一种集体环境哪怕是与一般社会信条不相吻合的环境他们为了生存也愿意冒险一试。山东巡抚阎敬铭在谈到黄崖山张积中一案时说:(张积中)素之才名祗以伪托诗书高谈性命乃至缙绅为之延誉愚氓受其欺蒙其家本无厚资来东不过十载遂能跨郡连乡遍列布肆挟术诓骗。为收集亡命之资从其教者倾产荡家挟资往赴入山依处不下百数十家生为倾资死为尽命实未解所操何术所习何教而能惑人如是之深。”张积中被官方视为“教匪”跟随他的徒众大多战死但从上述一段话及有关史料可见张积中是在战乱年代实行了一种“乌托邦”制度尽管与现行秩序相抵触那些生活不下去的老百姓却情愿投入其中。

雍正、乾隆年间江浙等地曾屡破大乘教、无为教案(均为罗教分支)。两教早在清初就在运河沿线尤其是苏杭地段建有许多庵堂“平时有各处驾船水手入教往来每至堂住宿给与香钱多寡从便。惟驾船外出回空时助报数两及数钱不等以作堂费。其中有老病无归者即留堂长寄。死后代为埋葬”“积习相沿视为常业”。漕运水手与罗教庵堂关系密切实际上是一种经济互助在其中发挥作用。

川陕白莲教起义时“闻教匪之所以愚民者真空家乡无生老母八字其词无理而悖比守襄阳有‘逢三不开口逢三不出手’之隐语暗记。习其教者有患相救有难相死不持一钱可以周行天卜故愚民陷焉其伪造经咒犹末也。”有些邪教则用以富济贫之法行其教。雍正初年有官员奏称:“臣闻直隶南四府连接山东、河南、山西地方颇有邪教踪迹诡秘名号多端。……称为神传、为尽礼、为混元、为八狗(当为八卦之误)等号。其诱人之法若富者入教令其输钱;贫者入教反与之钱。贫民贪利自然乐从。又恐同居之人泄漏必令举室之人尽皆愿从方许入教。”

一个陷于困境的人或家庭如果能在一个团体中找到温暖得到救助那么他们一般是不会去理会这个团体是不是邪教的。不少邪教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常常以扶危救贫、互帮互助的福利功能来吸引那些生活艰难的民众。

三、现世利益的诱惑

现实生活中的农民是很讲究功利的要想让他们入教仅仅许诺遥远的未来是不够的还必须予以一定的眼前利益。侯杰等认为:“由于中国民众的宗教情感常常只停留在福祸相长的低等动机上所以对于信仰所持的功利态度往往毫不掩饰。熟悉民众心理的教门领袖便采用一些不甚高明的小恩小惠的方法诱人入教再制造些异乎寻常的现象来迷惑民众使人们真的相信捐献平日积攒的血汗钱就能换来大富大贵免去大难大劫。”

有些邪教以日后封官进爵为诱饵引人入教。一般农民既不可能通过科举、也不可能通过军功找到进身之阶猛然间得知无中生有以后或者来世能得富贵其代价只是数十上百文铜钱就很容易上当受骗。冯进京、王会混元教就用这种空手套白狼的手段封了数百位男女老少王侯、将军、总兵的职位。其教内人说王会散给人家合同凡是“度的人多钱多就封他做王、做公、做总兵了”。道光年间河南虞城县敬添会教首之一廉方成平日语言虚妄自称神仙转世能画符咒能遣动纸人“无知之徒往往被其诱惑。并因邵东明之子误食砒信经廉方成呵气治愈同教之人更加信服”。廉方成又使人捏说自己能知劫数不久天地昏暗七日七夜不分明无来历人均要闷死惟有出钱入会拜旗方可避劫。如肯多出钱文不但可以避劫甚至天地复明之后闷死人多财物地土无人收管同会之人并可掠取钱财粮食分得地亩。临起事前廉方成命人制彩旗一面由廉在旗中添画黑符又剪纸人七个又画白纸黑符一张说是‘三皇治世图’众徒弟向廉方成叩头称为‘神仙’”。由于事起仓猝敬添会很快被镇压。

在邪教准备起事的过程中首领们不仅给予今后进入天国的许诺更答应事成后“加封官职给与地亩”在林清、李文成叛乱一案中有位被捕的范采他是因为听信了传教人的“归教有好处”的劝说而入教的。他供称:“刘进亭劝我归教说有好处我允从了。他叫我给他钱一百文他叫我念过八个字后来我又给过他钱文。今年九月初一日刘进亭们说林姓要帮河南人坐朝廷邀我们大家帮扶事成给我们地亩。”另外一位骨干刘宗林也供称:“林清约令谋反许以事成之日封(自己)为一品大宗师。凡教内之人俱加封官职给与地亩共计男女大小三千八百余名口皆曾送过钱文粮食设有号簿。”

正是由于邪教教首的不断引诱生活在农业土地上的芸芸众生为了现世与来世的利益纷纷入教。明清时期邪教名目众多入教者难以计数。列宁曾经说过:农民是一个特殊阶级。他们是劳动者是资本主义剥削的敌人但同时又是私有者。……农民作为劳动者有摆脱剥削、压迫向往平等、获得温饱的强烈意愿;但作为私有者又经常产生不满足温饱希望发家一朝有出头之日获得特权使自己成为有资产的人。发家、出头是愿望而邪教为他们提供了实现其愿望的便捷途径至于这条路到底通向何方他们却茫然无所知。

四、气功与医疗

教主教首传教收徒敛钱其手段百出花样繁多或劝人学好行善或指点消灾祈福之法或诱以今生来世的利益多为虚无缥缈、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但有两样内容很实在那就是传授气功和行医治病。

“坐功运气”在教门、邪教中占有重要位置是不争事实。

行气之法早在先秦时代已经出现。古人称“吹呴呼吸吐故纳新”为行炁“熊经鸟申”之配合动作为导引。加上服气、存神、守一、胎息等修炼方术皆可归于气功的范畴之内。后来气功成为道教的一项主要修炼内容。至宋元时期道教内部形成了一整套气功修炼方法即内丹术并与以“服食”为主的“炼丹术”相对应此即道教内部的内丹派、外丹派。

佛教中的禅定修习实际上也是一种气功“借气束心令心不散”。宋元明清时期儒释道三教合一。儒教大师周敦颐、邵雍、程灏、程颐、朱熹等人将佛教的坐禅、参禅及道家内丹术等内容引入儒教创立理学。儒教中人修炼至一定程度就能达到“止、定、静”。

儒释道三教及民间气功往往被希冀长寿者、心存虚妄者等辈所利用。明清时期搀杂“邪道”的气功就像春风野草一样在民间尤其是邪教中流传。清代有的邪教如静空教、先天教普遍吸收了佛教禅静气功但更为普遍的是练习道教内丹派气功邪教中的著名经典如《皇极金丹九莲正信归真还乡宝卷》、《古佛天真考证龙华宝经》、《普静如来钥匙宝卷》、《五女传道书》等都包含了大量道教内丹思想及修炼方法。从《皇极金丹九莲正信归真还乡宝卷》的经名就可看出只有修炼“金丹”才能“归真”才能“还乡”。八卦教的经典《五女传道》(即《五女传道书》)一书通篇都是讲的如何“修炼”成功去见“无生老母”的事。

道光年间宿州龙山县民人张义法同其子张兴锐及刘光贵均拜从河南永城县人魏中沅传习大乘教。据张义法等供认:拜师后魏中沅写给歌词一纸口授《弹花》、《织布》两歌并令盘腿静坐名为“坐莲花”两手捧腹名为“捧太极图”一日三次并默诵歌词名为“用吾日三省之功死后不致下降畜类”。此案中所云《弹花歌》、《织布歌》均系从《五仙传道》中改编而来。

嘉庆年间加入义和门的季八供称:“王世清……还教我坐功运气修炼鼻眼耳舌。说人头上有三道横纹为三道紫金锁眉丛中为人之性脸为钥匙气为簧运气冲开头顶三道紫金箍本性从囱门出修炼真性以修来世。”

在气功修炼到一定程度后不但能治病练习者还能体验到前所未有的快意领略到难以形容的奇妙景象。如果练功方法得当气功不失为一条强身健体的可行之路。古人在“发明”气功时就已经感受到了其中的好处并对其中的美妙感觉多有形容。如《太乙金华要旨》云:“久坐忘所知忽觉月在地。泠泠天风来蓦然到肝肺俯视一泓水澄湛无物蔽中有千鳞游默默自相契。”这在气功中叫做“坐忘”这种快意和景象的出现绝非一种脱离物质世界的纯精神现象相反它是人体能量的长期积累而在刹那间发生变异性转化产生的一种特殊感觉。这种特殊感觉的产生在一个没有科学和理性的世界在一种崇信神灵和充满宗教感情的世界人们很难对之作出合乎实际的解释只能陷入神秘主义和荒诞追求。

修炼成仙在道家内丹术中已经被证明是不可能的而且如果修炼不当就会出偏差即走火入魔。气功在明清邪教中大行其道是因为邪教中人(当然主要是教众)不必通过他们所缺乏的钱财就可达到强身、“致幻”、“升天”的目的。所以练功治病、引人入教成为邪教发展势力的一种重要手段。可以说邪教中人练气功后得到的感觉使他们自己站在了有异于常人的位置上甚或认为已踏上“通天”之路。辗转相传教主引人入教正其时矣——这就是邪教中人从练功治病强身到入教信教直至走上战场的主要推动力。

在邪教中比气功更常见的手段是行医疗病。一般百姓在遭遇种种不幸后在邪教中得到了诸多“抚慰”其中最能赢得人心的是不少教首以“行医”为名传教或者妄称某种法术具有医疗的功能缺医少药的乡民很容易轻信但也常常酿成悲剧。生老病死与人们的现世关系最为密切。巫术与医学的结合大约在巫术出现时就开始了。从汉代的太平道、五斗米道到明清时期种种名目的教门、邪教以“符水疗病”等巫术作为引人入教、起事造反的手段可谓不绝如缕。

道光十八年直隶深州县等处破获红阳教该教“学习盘坐功夫借画茶治病煽惑乡愚”。教首王洛增在病人求他治病时令病人跪在佛前自己面北烧香将茶叶一撮供于桌上用手掐诀代为祈祷念咒病人右首与中间如有凉气俱与医治;左边若有凉气即不与治。念毕令将茶叶煎服。其祷告语句为“弟子磕头求药王、药圣、十大名医、达摩老祖、灵丹华陀老祖、妙药观音大士圣水留在坛中下在茶中百病皆好万痛绝根保佑病好离床日久与老祖报效。”该案中张洛笃因妻病、张玉通因腹痛向另一教首裴洛金求治被“诱令入教”。其余如霍达礼、李丙辰等均因此而入教。

据说红阳教祖师“飘高祖”韩太湖素有“正德明医真人”的敕号其图像也画成(或塑成)颇似药王的形象俨然是一位包治百病的神医。从飘高祖师起递传到后世的各级教首们都以为人治病为手段吸收教徒扩大影响。其方法不过是诵经求神喝供奉过飘高祖师的茶水之类。

乾隆年间山东人刘昌吉之妻母陈常氏曾在单县八卦教刘省过之徒弟李文进家学习烧香念咒并演唱养身歌诀。后来刘昌吉之母患眼疾经陈常氏医好刘昌吉遂令其妻陈氏及次子刘坦随同习教陈氏之弟陈世则、干儿邵守印并侄儿邵希礼、亲戚朝法等人也纷纷入教学习。

传教师傅掌握一些粗疏的治病方法施医舍药按摩针灸再加上一些类似巫术的神秘手段使教门更具有吸引力不少信徒竟然是因病被治好而入教的。贫困的民众在疾病中不花或花不多的钱就能得到治疗自然使人们增加了对教主教首“通神”能力的信任自愿加入其所属教门。

五、“妖术”加骗术

对于邪教形形色色的表现封建统治者一概视之为“妖言邪术”、“左道惑众”。那么邪教是如何以“妖言邪术”惑众的呢?

中国是一个封闭的农业社会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为基础。小农生产具有分散性和脆弱性两个特征广大农民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只能乞灵于自然与神灵。在整个社会的信仰领域都笼罩着一层厚厚的巫术与宗教迷雾。

考察历史要注重文化传统。巫术是原始社会生产力低下阶段的产物它当然也是那个时代文化的体现。在后来的社会发展中由于存在着地区差异和人们观念形态的差异尽管有宗教、科学的出现但巫术一直存在并对民众生活产生多方面的影响。拿民间道教的产生来说尽管从道教史的角度来讲道教的出现还受到了儒、佛、墨、阴阳等派的影响但民间的鬼神观与巫术显然是发挥了主要作用的。而且巫术与道术在后来的历史中一直是互相影响、有时甚至是融为一体的。

那么巫术与教门、邪教的关系又是怎样呢?我们认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巫术信仰构成了教门、邪教思想信仰的来源之一如巫术中的鬼神观念、禁忌观念等;二是利用巫术、符咒作为引人入教信教的手段:三是利用法术、咒语作为维系组织、在起事时提高战斗力的工具。当然巫术往往是在与其他宗教信仰混合后才在教门中大行其道的。巫术是一个统称它作为一种习俗一种民间信仰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如巫医、跳神、走阴、关亡、圆光、扶乩等等。就明清邪教而言仅仅在其教义中描绘一个美好的“真空家乡”是不够的要使人信教、入教使人为教首或整个邪教组织的利益捐钱纳物、献身、直至走上叛乱之路就必须引入那些神秘的、具有超自然力量的“妖术”如“剪纸为马”、“撒豆成兵”、“刀枪不入”之类。

平素胼手胝足于田间的“蚩蚩小民”一旦有人以巫术感召往往迷信有加接踵其后。如明代唐赛儿“得妖书宝剑知未来事能剪纸为人马相战斗衣食皆以术运”。[19](卷一七五)附会、传说难免而唐赛儿本人或其骨干“以邪术惑人”则实有其事。有资料在谈到王好贤、徐鸿儒闻香教的情况时说:“钜野闻香教首徐鸿儒以妖术煽惑设水盆照人头面使各自见其为帝王将相衣冠。惑而从者数万人有司莫禁。”徐鸿儒“自称闻香教即白莲教异名也。其术能使人目见金山、银山、面山、米山、油泉、酒泉。谓有皈依之者终身不贫。愚民听其煽惑争先附之”。

邪教首领不但借用宗教的说教和仪式而且也借用了巫术的语言和行为为他们的传教活动铺路更将此种内容引入他们的叛乱活动。川陕白莲教起义时每逢战斗前教门首领将徒众的姓名写在纸上“摊于长桌以鸡冠嵌破顺滴有血浸在姓名上者即曰得佛宝能避刀枪”。在战斗过程中会法术的道士、和尚、巫师便拿出姜太公、诸葛亮步罡踏斗、掐诀念咒、仗剑作法的本事鼓舞士气。

应该说教门、邪教充分利用了其生存环境中的种种文化因素巫术也被他们顺手拿来运用自如但官方及一般民众往往冠之以“妖术”、“邪术”之名。

“妖术”之外邪教还经常使用骗术邪教中行使的许多骗术是以传统巫术或江湖把戏作为基础的嘉庆年间山东武城县的姜明传一炷香教又名如意会他以燃香速度的快慢来检验教徒是否“虔诚”。据知情教徒供称:“每年三月三、六月六、九月九三个大会凡入他教的人俱至他家讲道。……跪香之时姜明坐在椅子上教中的人都在姜明前打跹领香跪在院内谁的香先著尽了算谁的心虔。姜明这香有五寸长内有定做的中间配着火药点至火药一亮香尽便算这人心虔。”

我们这里不妨将姜明之法与江湖上一种焚符法作个比较:表演时有黄纸符一道捻香一炷遍烫香洞“忽而就香洞内发焰遽焚其符”。其道理是“预以硫黄()水涂符纸之下端晒干之初时以香遍烫符上固无妨也后乃着其硫黄()则点燃矣。”

混元教首冯进京也从本村一位姓杨的人那里搞到一本《将军箭命书》学会一种香火变幻的小魔术。凡人家生孩子时请他去算卦冯就说婴儿犯了“将军箭”他可设法克之。方法是用一盆火把香火粘在碗里盖在水中占验若未灭是有救灭就不救了“盖时小的先把香火弄熄掀起来就是灭的等他许谢再做掀起来就是着的。那水原泡不着香怎能灭呢?”这完全是一种骗人的把戏。

对于邪教教主、会首那些不算高明的骗术明眼人是不难识破的但在那些迷信而追求功利的人那里却往往奏效。

六、“妖言惑众”

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与宗教尤其是秘密宗教有着密切关系其中在这类所谓宗教性农民起义中谶语在发动民众的过程中作用尤大统治者往往把秘密宗教、邪教制造的经卷、灵文、咒语、谶语、谣言及其传播一概视为“妖言惑众”。尽管经卷、灵文等也属“妖言”但谶语与起事造反有着直接的关系这里就对邪教中的谶语做些分析。

谶语是一种政治性预言出现于先秦盛行于两汉(属所谓谶纬神学范畴)。魏晋以后谶纬屡遭查禁。谶纬神学向着两个方向发展:一面为道教、佛教所吸收在宗教笼罩下继续存在;一方面则在民间信仰中进行传播。在下层社会特别是在民间宗教中谶语、真言大行其道历久不衰。

在社会矛盾激化的时候谶纬、“妖言”总会不断出现。到了乱世衰世有的人不满现实内心愤懑而暗中制造、散布谶语。一般老百姓则因苦不到头盼望圣人、明王出来救世或是憋够了受欺受苦之口恶气惟恐天下不乱又不知前途如何。不论哪类人都急于想听到神佛是怎样说的对受苦受难的老百姓有什么指点。这就是谶语有很大市场的原因。

明中期以后社会动乱人心思变谶语也不断制造出来。教门、邪教经卷中多有谈劫变的谶语往往可以震慑人心使之赶紧皈依入教而将经卷教义与社会现实结合起来而造作的政治性谶语则往往成为造反的先声。

在邪教中谶纬性预言往往说到末世就要来临。《五公经》是唐末、五代动乱时期出现的一本谶纬书元末白莲教奉为自己的经典明清邪教也每多习用如明清之际福建闽县等地多有无为教活动据《榕城纪闻》称:(顺治)乙未十二年无为教兴有《五公经》言图谶变乱之事从之者众”。又如乾隆年间官府在传播罗教案内的吴慕周家所藏经书内检出“邪教逆经”《五公尊经》抄本一本、《护道榜文》抄本一本、《红炉连续》抄本一本中多“悖逆语句”。经中的谶语每每为有野心的邪教教首所利用:

造恶祸相连骨肉满山川明王出世朝宝殿万象鬼神现。

明王出不久只在牛头后

但逢寅卯明王出庶人如见佛。

明清邪教中的谶语基本上都是围绕教义中的“三佛应劫”、“龙华三会”编造出来的或是针对当时乱世衰象制造谶语。拿明末创立的龙门教(又名龙天教)来说教内有《九品收元卷》、《家谱宝卷》等经卷其中内容有:“卯金刀八牛江山不坚牢”;“刘赶猪十八家头目出来把人杀”其斗争目标显然是直指朱明王朝的。

乾隆三十九年王伦清水教起义之前曾有“四十五日大劫”之谶:“八月之后有四十五日大劫从我都可得免。”当时山东、河南、直隶八卦教流传的经书内都有不少“悖逆”的词句有些就是谶语如河南八卦教案内的“平胡不出周刘户进在戊辰己巳年”之句。山东孔己案内“邪书”中有“走肖木易卯金刀来争战”、“贼星八牛焚幽燕”、“朝廷离幽燕建康城里排筵宴”等句。可见八卦教及其分支有强烈的改朝换代的思想。

这些“妖言”谶语的出笼与邪教当时的处境、尤其是教主的个人野心有着直接关系。他们为了特定目的将编造的谶语、谣言、口号等向大众传播在大众中制造一定的效应以便从中起事。

上传者:郑静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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