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日本官方直接关注中国会道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23年红卍字会的东京之行，在大本教教团的支持下不久成立了红卍字会日本总会。1925年5月，又在北京成立“世界宗教联合会”。“九·一八”事变后，日本逐渐在东北、华北伪化会道门。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日本又把这一工作延伸到华北和华中。日军的会道门工作是其对华“总力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手法是鼓吹信教自由，掌控会道门团体，奴化中国民众，巩固在沦陷区的殖民统治，破坏抗日根据地建设和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以此推行“以华制华”的策略。

关键词：日本；会道门；侵略；中国；

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华战争时期多方利用中国会道门为其服务，实为抗日战争史上一个值得注意的历史现象。对此，学术界的研究很少，拙著《中国会道门》和陆仲伟的《中国秘密社会第五卷民国会道门》虽有对汉奸会道门的介绍，但不够系统完整，梁家贵的《抗日战争时期山东秘密社会研究》虽对此课题进行了较为系统完整的研究，但根据书名提示，仍有区域的局限性。本文旨在探讨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会道门的关系始末，揭示历史真相，以警示世人。

一

中国会道门历史悠久，直接引起日本官方关注是在1923年。这年日本发生关东大地震后，红卍字会立即筹措钱粮，派人赴东京慰问。在这之前，日本驻南京领事出口林出贤二郎于11月分别向本国外务省和大本教教团详细介绍了红卍字会的情况。大本教教主出口王仁三郎后来会见了红卍字会的慰问团，不久成立了红卍字会日本总会，出口王仁三郎任会长，黑龙会首领内田良平任责任会长，头山满担任顾问。内田良平和头山满有着在华扩张日本侵略权益的企图。内田良平企图借助大本教的资金和组织来实现其“满蒙独立”的政治野心。大本教在与红卍字会建立关系后则乘机向中国大陆扩张。1925年5月，在出口王仁三郎与中国方面的几个亲日宗教团体策划下，在北京悟善社内成立“世界宗教联合会”。日本陆军大将田中义一本人、内田良平和头山满派出的代表参与此事。中国方面参加该联合会的有道教、佛教、回教、基督教、救世新教（悟善社）和道院等团体和人士，大本教、道院、悟善社、喇嘛教、道教、佛教、回教的代表还担任了该联合会的理事。“世界宗教联合会”的出台是日本大本教以宗教征服世界的计划的一个重要方面，出口王仁三郎称：“名称是神也好，佛也好，基督也好，随便什么都行。所有的宗教团体及其思想只要顺应大本教的意志，用大本教统一世界就可以了。”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内田良平声称：“无疑只有红卍字会才是满蒙独立国建设的最佳的精神基础，通过满蒙乐土的建设，它应该成为日支蒙民族之间提携亲善和共存共荣的精神纽带。”1934年8月，哈尔滨理教联合总会经日伪当局批准成立，日本侵略者后又指使该会创设日语学校，教授日语初级会话课程，进行奴化教育。1936年，日本侵略者又授意将万国道德会在东北的组织改组为伪满洲国道德会，以伪满司法部大臣冯涵清为董事长，关东军宪兵司令部翻译桔光三任顾问。该会各市县分会均由伪满地方官员任会长，作为日本在东北进行殖民统治的重要工具。1937年4月，伪满治安部开始整理各种结社团体，对红卍字会等的活动实行许可制，此后在东北红卍字会从“扶乩”得到的坛训里，开始出现了因应时势，歌颂伪满洲国及其大东亚战争的文字。1938年夏，红卍字会、道德总会、理善总会等会道门由伪满协和会出面组成“宣抚班”，每个会道门选出两个宣抚员，利用原有的信仰关系，动员归屯并户地区的民众搬家，否则就报告关东军进行镇压。

日本侵略者对华北等地会道门的利用始于1935年春。这年4月日寇策动冀南伪华北民众自治团首领刘式南煽动大名县红枪会头目赵德怀、赵德容弟兄组成黄沙会金生道，于6月间以取消农民各种负担为词，煽惑愚民起事抗官，进占金滩镇。黄沙会旋即打出“保大民众自治军”的旗号，武装对抗国民政府军，日军参谋长曾乘机三次前往金滩镇，允诺接济枪械子弹金钱，为之打气输血。

日寇还大力扶植一心天道龙华圣教会（即长毛道），将该会会址安置在天津日租界内，由日方供养的会首马士伟大力向河南、山东推进会务。1937年7月初，河南彰德、安阳的长毛道为配合日军侵华，散发宣传帝制、诋毁民国的宣传品，诱惑愚民，阴谋扰乱治安。与此同时，已被国民政府通缉的皖北圣贤道首领、汉奸顾师元等人也在日本侵华势力的驱使下潜入安徽怀远县禹耳塘，进行特务活动，图谋不轨。上述两起案件均因被及时破获，日方才未得逞。

“七七”事变后，日寇大力鼓吹信教自由，“修庙敬神信佛”，全力消除唯物主义的影响，“确掌迷信、宗教、帮会等团体”，推行“以华制华”的策略，破坏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1939年春，华北方面军提出“治安肃正计划”，同时在日本国内颁发“告总力战国民书”，于是开始了“军政会民一体”所谓的“总力战”。从1940年到1943年秋，日军在不断进行“总力战”的同时，“组织迷信封建团体——青红帮、长毛道、一心堂、孔子道、关刀会……等。……垃圾秽桶，无廉寡耻，王八乌龟，应有尽有”。同年3月，日本华北方面军参谋部支持伪华北临时政府治安总署宣抚专员江洪涛在北平发起先天道总会和先天道防共救国会。1940年初，伪华北农民佛教会在石门日本宪兵部门的策动下并入先天道总会。华北先天道总会和华北明道总会、华北理道总会等团体成立后先后向新民会履行了备案手续。同年秋，中国理教总会在伪兴亚院的支持下于北平成立。也是在这一年，日伪当局召“一贯道”道首张光璧前往北平，允许该道在沦陷区合法存在和发展。汪伪政府成立后，聘请“一贯道”道首张光璧为“外交顾问”。汪伪政府伪外交部长褚民谊、警政部长周佛海、伪考试院院长王揖唐等政要以及伪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李长江、伪军事委员会委员孙祥夫、伪警政部部长李福久等先后加入该道，并担任要职。褚民谊还担任“一贯道”南京总堂——“崇华堂”的董事长。在1943年入道的孙祥夫很快就担任了点传师与“崇华堂”的董事。1941年，张光璧的小老婆、大道首孙率贞来南京视察道务，日伪当局派出伪警察、伪水警到车站、码头列队迎送，造成很大的影响。

1941年，日本兴亚宗教协会在对中国民间组织进行长期、深入的调查之后，编定了《华北宗教年鉴》，以便区别对待，更好地利用。日军这年在华北开展“治安强化”运动后，采取了有组织的侵略政策，其内容之一就是在“万教归一”的旗号下，开始统一华北各地的封建迷信组织。在天津，敌寇组织了佛教总会，利用人民的各种宗教习惯，进行普遍的汉奸活动。天津的东亚佛教总会是三次治安强化运动中实际统一的会门组织的指导机关，是“反共特殊组织”。同年12月，一心天道龙华圣教会由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内务总署备案，在山东济南成立“大东亚佛教联合总会”，后又在山东、甘肃设立了分会。山东的会道门“大部统一于‘佛教总会’”。接着日寇又将一心天道龙华圣教会、红卍字会、一贯道等会道门拼凑成为伪山东宗教联合会。他们在山东先后制造了道德会、协合会、大同会、新生会等数十种汉奸会门，还专设“道会教育所”，进行训练；同时向一贯道、秘密教、提篮子会等旧有的会门派出政工人员，进行伪化改造，使其名不变而质变；并利用铁板道、归一道等二十多种会道门。在山东七十多种会道门中，“只有一十来种未为敌使用”。1942年6月，京师普济佛教会会首李书田在日军支持下，在天津将该会改名为未来和平宗教会。两年后李书田又在北平建立弥勒会总会，以日本特务正兼菊太为顾问，下设北平、天津、唐山3个支部和张家口、大同、石家庄3个联络部。稍后日伪军长李英在河南彰德新民会内设红枪会指挥部，后定名为新民会红枪会。豫西沦陷后，日军头目左左田指使天仙庙道道首朱全福，在登封县城成立了“天仙庙道反共救国仁义社河南省仁义总社”。河南总社由朱全福任参议长，张宝同任社长，左左田自任顾问。

在江南，日军利用大刀会、同善社、佛教会等封建迷信武装向农村扩充势力，“以灰色的方法，掩蔽汉奸秘密行动……把军民抗敌合作拆散，以达到日寇安定农村的目的”。道德学社与日本特务机关勾结，在南京建立中华洪道社，又在北平、天津、宛平、密云、上海、广州等43处设立分社，次年改名为“大东亚民族复兴会”。日伪还用“新民会”的名义发出外围运动指导原理，宣称：“利用特殊宗教团体（如红枪会、一贯道等）进行武装反共，利用慈善团体（如红卍字会、万国道德会等）进行怀柔反共。”

二

形形色色的汉奸会道门在日寇的全力支持和百般怂恿下集封建性、反动性、破坏性于一体，为虎作伥，胡作非为，对祖国和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一）为日寇侵华广造舆论，毁灭民族意识

日军利用落后农民的迷信，谈天命，讲劫数，助长苟安意识，培养顺民思想。在冀西，日本侵略者利用会门进行公开麻痹的宣传，提出“入教者皇军不杀”，“大灾难来了，抗日没下场”等口号。在江南，日本侵略者派汉奸向大刀会首领表示：“你们相信菩萨，皇军也相信菩萨，我们都是一家人……只要不帮助新四军，维护‘皇军’，你们维持地方治安，‘皇军’不仅不打你们，而且还可以供给金钱和枪支。”

一贯道鼓吹“中日同种”、“中日亲善”、“日蒙亲善”的论调，说日本侵华是“天数使然”。该道宣称：“日本人是秦始皇派往东海取长生不老药的徐福所带领的五百童男童女的后裔，原来是一家人，现在日本人是回家来了。”在宁波，他们宣传说：“中国人与日本人都是老申的原子，一申之子四海之内皆同胞，老申是一视同仁的。”万国道德会宣称日军在华的杀戮“不是残酷，是应当的手续。像天道一样，有春夏的和煦，便有秋冬之凛洌”，公然为日本的侵华暴行开脱。一贯道也把日军在中国杀人放火，强奸妇女的种种暴行，说成“现在是三期末劫，大算万年清账，有冤报冤、有仇报仇，一切夙冤、夙缘必须现在了却”。道徒如遭到日军或汪伪军的抢劫、强奸，则说成是“道高一尺，魔高千丈，是考验修道之人”。道徒被杀，说是：“上天在三期末劫，须要收回原子。”点传师讲道时要道徒们只管自我修身，“千万不能先管国事”，反抗日军侵略。万国道德会则要求会员诵读《观音劝世文》、《感应篇灵异记》、《玉皇心印经》等，要他们忍受日本帝国主义的残酷压迫。

汉奸会道门竭力否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正义性。1938年9月，红卍字会镇江分会会员沈运松以会长名义发表宣言，称：“此次战争，乃系吾人同族同种之中华军阀与邻邦日本之同室操戈。党阀受第三国际之挑拨，而起仇日抗战之心”。他扬言要“驱逐惩诛”“人类大敌蒋介石”。该宣言出笼后日本宪兵下令广为散发，并在电台中反复播送。万国道德会在其编印的《敬告同胞书》中攻击国共合作抗日“为祸国殃民之结合……同恶相济，与日本打仗，造成亡国惨祸”，并胡说日本是“协助我人民打倒国民党，建设新中国”。河南仁义总社也组织庙道道徒潜入农村，进行亲日反共宣传，提出“打倒共产党”、“打倒蒋介石”、“中日亲善”等汉奸口号，散布不抵抗思想，劝说老百姓做日军的顺民。万国道德会编印的《研究中日之将来》还污蔑抗日游击队是“土匪”，是“变相的义和团”。1941年初皖南事变发生后，涉县会门公开贴出标语，说“新四军全被消灭”了，八路军、中央军均靠不住，“八路军要走了”，“只有依靠神才能抗日”。

在汉奸会道门头目看来，只有入会修道，逆来顺受，才是“良民”。汪伪政权出笼后，一贯道称汪伪的“国旗”是“承天奉运的杏黄旗”，还说：“杏黄旗帜空中飘，三千大同乐逍遥。”至于九宫道系统的“未来宗教和平会”，从其会名即可知道它是专为响应日本在中国策动的“和平运动”，维持日伪殖民统治而设立的。

汉奸会道门四处散布失败主义的悲观论调，主张逆来顺受地当日寇的“顺民”。华北汉奸大刀会、红枪会利用宗教符咒，宣称“中国是白日，日本是红日，白日一定打不过红日”等邪说妖言，破坏我民族自信心。当八路军在山东扩大组织民众团体时，会道门造谣说“推背图”上写着：“单看龙蛇跨马，五洋大闹中华；西方佛子回去，胡儿对对还家。”意思是，上天说的五洋各国进攻中华是天命，是“气数”，非得等到“西方”的“佛子”回去以后，鬼子（胡子）自然就出去了，当然也不用参加什么抗日了。当八路军反“扫荡”胜利，宣传扩军时，他们又出了谣言，说天书上写着：“牛八领兵下江东，十八子把帝封。”意思为朱德（牛八）领兵到黄河以东打天下，但是将来朱德不能成功，是姓李的（十八子）得了天下。因此当然就不必干八路了。当日军发动“扫荡”时，沂蒙的秘密教又散布恐日歌谣：“春到五月桃花开（因为是五月‘扫荡’），遍地死尸没人埋，俊俏佳人身无主，绫罗缎匹无人爱。”

（二）为日寇收集情报，维护殖民统治

日寇深悉中国会道门在民间拥有根深蒂固的潜在势力，刻意安抚怀柔，以利用其维护殖民统治。一贯道道首张光璧在1937年天津沦陷后即指使天津道首霍永平、王义等人叛国投敌，充当日本特务。霍永平因事敌不遗余力，曾获大汉奸王揖唐发的奖状。天津南大道坛坛主运永来勾结汉奸特务王士海组织“义侠队”，杀害抗日志士。在山东充任伪省教育厅长的坛主郝书暄则把各地道坛作为他的情报站。1939年张光璧应邀从济南乘机赴北平，接受日本主子向一贯道全面布置的特务工作。唐山一贯道协会成立后，就在新民会指导部的指导下经常性地派遣道徒混入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收集情报，同时在根据地内大量使用伪钞，扰乱金融。

华北先天道明确规定：“以本会会员为基础，组织秘报网，供给附近驻守中日军警确实之情报，俾资早日肃清共匪。”该道顺义县等分会每天派人到各村收集八路军的情报，汇总后上报北平，由总会整理后报告日华北参谋部、北平防卫司令部和北平宪兵队。该道还积极配合日军对冀东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封锁，经常洗劫八路军秘密交通线运输的军需物资，杀害运输人员。

天津的“世界新佛教会”、“大东正佛教联合总会”是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冈村宁次搞情报工作的得力助手。设在北平的九宫道弥勒总会的主要任务也是以会道门为掩护，为日军收集情报。

日军在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时，山西长治特务机关长深尾亲率离卦道头子杨书奎以及新民会、宪兵、警察等到黎城推动特务工作，特别散布灭亡人心的恐日病。刘伯承在《关于太行军区的建设与作战问题》一文中指出：“敌人方面特别是邯郸、石家庄、太原、沁县、长治敌人的特务机关，却正在拼命进行秘密的间谍工作与内奸政策，他们在抗战区内，公开发动土匪与布置神道的组织，作为间谍及其第五部队的基点，平寿交界试塘的会门，黎涉交界之熊耳山的土匪，他们都为敌人散布的情报网，捣毁抗战区的秩序，制造谣言，发动骚乱。”1942年9月22日汉奸组织“长毛道”被黎城县政府破获。

另外，杭州、上海等地的一贯道，多伦、烟台等地的万国道德会，开封、洛阳的天仙庙道反共救国仁义社都是日本特务机关的外围组织。

（三）向日军提供军用物资，供其“以战养战”

抗日战争期间，伪滨江省大同佛教会曾在哈尔滨召集40余县的头目开会，动员道徒为日本关东军捐款购买飞机。该会妇女部长刘沿航一人就捐了两架，获得了伪滨江省第四军区司令颁发的奖状，并照相登报，广为宣传。

未来宗教和平会于1942年10月间改名资财献纳委员会。该会以会众献纳财物的多少划分四个等级，鼓励会员积极献纳。会内明文规定，头等会员每人须“献纳”296元，头等以下的会员若要“升级”亦须出钱。该会还恫吓会员如不出钱献纳就是“不真心”，就不能“躲劫避难”，以此帮助日寇搜刮民脂民膏。九宫道鲁中道首裴贤太把持沂水、临沂等地的资财献纳委员会，威逼道徒向日伪当局大力献纳，致使一些道徒走投无路，倾家荡产。

华北先天道也组织道徒为日本侵略军搜集军用品。该道强行规定，每人要献出12两铜，曾一次就向日军上缴了6000斤铜、2000斤硝和大批的牛皮等，使日军紧缺的军用物资得到了补充。

（四）协助日军，进攻抗日根据地

日军“首先以循环煽动土匪与会门互相仇杀以腐烂抗战力量，以后才消灭土匪，扮演自己是‘王者之师’，藉此又利用会门扩大伪军”。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在军情报告中认为，“华北地区有许多红枪会、黄枪会、哥老会、青帮及其它宗教团体等农民封建团体。为使这些团体同中共水火不容，同时利用这些势力结成反共战线”，应“加强自治自卫的措施”。因此，伪化了的会道门大多有自己的武装，他们是日寇在军事上“以华制华”的鹰犬。

会道门协助日寇进攻抗日根据地的恶性事件在河北、山东、河南等地不时发生。在河北，暗中勾结日军的邢台县路罗镇红枪会总团部公然杀害了八路军一一五师6名侦察员，还聚众抢劫八路军的军粮，甚至私立苛捐杂税，剥削村民。在山东曹县西北汪村，红枪会发动暴乱，杀害中共安陵区委书记，火烧鲁西南抗日救国总会会长家的房屋，扬言要杀绝共产党，把“工作团迁出鲁西南”。九宫道外九天系统还组建以高北辰为司令的“山东保卫团”，协助日军进攻山东抗日根据地，鼓动道徒与八路军对抗。山东五莲的九宫道首王善德组织的道徒连续五次夜袭根据地党政机关，杀害抗日军政干部。在河南南浚县善堂一带，红枪会头领孙步月主动配合日军大扫荡，实行“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河南天仙庙道反共救国仁义总社也有一个“道教自卫团”，有一千三百多人、一百余支枪，还节制红枪会梅素贞部下一千多人。该总社先后4次袭扰豫西抗日根据地。

（五）发动武装叛乱，对抗抗日政权

日本侵略者往往利用道门、会门封建组织作为其在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暴动之资本。其阴谋之一就是“用反捐税及军队骚扰等口号，挑拨民众——特别会门反对政府和抗日部队”。日本在山东的特务机关梅花公馆设有会门工作部，专门负责利用会道门的工作，企图利用会道门的力量进行反共，曾经策动过泰西和泰山区的会门叛变。在南方，1940年8月1日，日伪策动江宁县横山地区反动刀会围攻中共江当溧县委机关和新四军新三团，制造“横山事件”。此外，日寇还利用会道门在山西黎城、冀西抗日根据地、太岳根据地发动武装叛乱，而1942年河南安阳一带的会道门组成的“同盟一心团”尤为嚣张。

1942年，河南大旱，夏粮无收，秋苗枯死，不少村庄人畜吃水都非常困难，地处干旱缺水山区的安阳县抗日根据地，灾情更为严重。日军为了摧垮安阳抗日根据地，一面加紧“扫荡”抗日根据地；一面拉拢收买一些会道门头目，指使他们在根据地内发动暴乱。9月，日军收买梁××，派其潜入公光村一带活动。他利用灾荒年人心不稳，散布大量谣言，说：“现在是灾荒年，日本人实行粮食配给制，八路军却控制粮食，是想饿死我们老百姓!”共产党是“共产共妻，哥哥妹子一块睡”，煽动群众闹事，“组织起来”与八路军作斗争。梁××用日军发给的活动经费收买会门头子张万庆、路存贵等人，纠集安阳西部的红枪会、孙真会、老君道、圣道、天地道、黄娘道等会道门，组成了“同盟一心团”。他们对安阳县抗日民主政府的忠告置若罔闻，至9月下旬，“同盟一心团”的活动更加嚣张。他们声称：“我们受北平同善社的指示，和林县铁龙会一起，联合皇协军和一切会门组织，要赶走八路军!”并叫嚣：“我们四省的会门联合起来，在一千多里的平汉铁路线上，有数十万人，八路军算个啥!”自25日开始，梁××带领“同盟一心团”四处抓丁抢粮，并吓唬群众说：“谁不加入同盟一心团，就铡刀分身!”又派人到付家沟，威胁村长说：“火速送上团丁20名，否则立即回来神兵200人，全村剜心。”10月1日，他们以“八路便探”的“罪名”，惨杀了八区区干队员牛清魁。在古井村外，乱枪刺死八区区干队员张希武。观台的日军奖励梁××伪币7000元，要求他把“同盟一心团”发展到3000至5000人。驻安阳的日军，也集中了二百多灾民，准备派往安阳抗日根据地，配合“同盟一心团”活动。得到日军赏识的梁××，变本加厉，狂妄地向安阳县抗日民主政府提出：“7天内让出任村以东的地盘……日本军、皇协军、××军联合一切会门，今年打败八路军。”他计划组织会门武装分三路进攻根据地。为达到目的，他们到各村庄强迫群众加入“同盟一心团”，并洗劫群众财物。10月2日，张万庆率100名信徒，围攻马辛庄的八区区公所，残杀了区干队员赵楼。同天，“同盟一心团”二百余人进攻都里村，洗劫了抗日民主政府办的煤矿。直到11月11日夜，八路军新一旅一团和安阳县独立营突然包围了古井村，彻底消灭了“同盟一心团”的头目和骨干分子，暴乱才算平息。

中国共产党以及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对形形色色的汉奸会道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42年初，鉴于各地的会道门多为日伪军利用，山东、晋冀鲁豫等抗日根据地先后宣布取缔会道门。1945年8月日本投降，汉奸会道门很快土崩瓦解如鸟兽散，遭到了应有的清算和惩罚，但是这段历史留给我们的经验和教训是值得认真反思的。

（本文注释从略，详见原文）

上传者：郑静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