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渭滨

会党是盛行于我国南方的原始形式的民间秘密结社天地会及其支派的通称。在辛亥革命时期，会党始终是一支活跃的社会力量。层见迭出的抗捐抗税斗争，此起彼伏的反洋教活动，大大小小的抢米风潮，莫不与会党有所关连；尤其是它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关系，更令人侧目。前赴后继的历次反清起义，武昌首义后的各省响应，都有众多的会党分子抛洒热血、冲锋陷阵。可以说，辛亥革命时期的会党活动，是近代会党史上最璀灿的一章。然而，民国甫告成立，会党运动很快与革命脱钩，逐渐成为帝国主义、封建军阀、无耻政客用作反对中国革命的工具，这一风云际会、沉浮升降的变化，颇值得人们深思。有鉴于斯，本文拟从辛亥革命时期会党的性质、宗旨及其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关系诸问题入手，探求会党史上这一重大变化的若干原因。

（一）

会党的分支及其分布区域，情况极为繁杂，至今还没有比较完整的统计。这里，我以陶成章《教会源流考》一文中所列出的各地支派分布情况为依据（注：《数会源流考》为陶成章在南洋从事革命活动时作的演讲稿，1910年《浙案纪略》出版单行本时，作为“外纪”附入。文中所述会党分支及其分布，多为辛亥革命时期的情况，正与本文论题相合。见《辛亥革命》资料丛刊本第三册，第106页。）。据陶文称：会党分支极多，除天地会本支外，主要有三合会、三点会、哥老会、庆帮、江湖团等。其中，江湖团据我私见似不属原始性质的秘密会社，其它各主要分支的分布为：

天地会，“名称已变，其不改名称之本支，惟福建有之。”据此，可以福建作为考察天地会成员的代表性区域；

三点会，“广东最盛，福建、江西次之，广西又次之”；三合会，“广东最盛，广西次之，福建、江西又次之，湖南之邻近广江者，亦间有之。”据此，可把广东作为三点会、三合会抽样分析的代表区域：

哥老会，“湖北湖南最盛，四川、浙江、云南次之，安徽、江苏、河南、山西又次之，江西附近长江处又次之，陕西、甘肃、新疆又次之，山东、直隶亦间有之。”哥老会分布广阔，且已越出长江，北至直鲁，但既以湖南、湖北为最盛，则可以两湖地区为抽样分析的代表区域；

庆帮，“多在长江下游”（注：《数会源流考》为陶成章在南洋从事革命活动时作的演讲稿，1910年《浙案纪略》出版单行本时，作为“外纪”附入。文中所述会党分支及其分布，多为辛亥革命时期的情况，正与本文论题相合。见《辛亥革命》资料丛刊本第三册，第106页。），如江苏南部、淮南、浙东、赣东北各地都有，可以长江下游作为考察区域。

福建天地会，在清初时受到极大摧残，活动渐趋寥落。中叶后稍恢复，自太平天国时期黄德美领导的闽南小刀会起义失败后，又重归沉寂。现存文献中有关辛亥革命时期福建天地会的材料不多，很难寻绎出其成员的主要构成。邹鲁在《中国国民党史稿》中称：“当时福建军队，自咸、同时代左宗棠率兵入闽以来，所有官兵，类多湘籍；且以入哥老会者为多，均富于排满扶汉思想及冒险性质。”（注：《辛亥革命》丛刊本第七册，第277—278页。）可知福建在清末有大量哥老会众存在，成员以现役清兵为主体。联系到黄德美领导的小刀会起义，成员多为歇业的商船水手及部分自海外归来的侨眷（注：参见魏建猷《黄德美与闽南小刀会起义》，上海师院学报专辑《近代中国史论丛》第101页。），则福建天地会本支在辛亥革命时期已隐而不彰，其支派小刀会、哥老会却较为活跃，成员不是农民，而是以失业水手为主体的流民群和现役兵丁。

广东的三点会、三合会成员，据遂溪知县李钟珏（平书）在一八九八年时称，“以一县计之，大约三点有四成。”（注：《广东历史资料》1959年第2期，第65页。）三点会成员占全县人口十分之四。粤东潮汕地区会党成员“多属地方苦力”（注：丘权正、杜春和选编：《辛亥革命史料选辑》上册，第280页。）潮、嘉、惠三府“人民十居八九已入反清复明之会　”（注：《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183页。）“一月之内可集山林剽悍之徒三四十万。”（注：《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183页。）粤北韶州“素为会党渊薮，不特民间大半拜会，即衙役勇丁亦有入会者。”（注：《宣统三年闰六月二十一日两广总督张鸣歧致内阁电》，《辛亥革命》第七册，第256页。）可知广东三点、三合会成员有苦力、绿林、胥吏、兵丁等，但以农民为大多，不少农村“挂名会籍者甚多”（注：《岭东日报》1905年12月17日，9月8日。），“甚至有全乡被迫入会”（注：《岭东日报》1905年12月17日，9月8日。）的情况，真正在会党中起作用的是游民。所以《最近支那革命运动》一文说：“三合会于广东之内地，到处跋扈……其人素无恒产，又无恒业。”如曾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有密切联系的广东会党首领王和顺、黄明堂、李福林等人，或为绿林好汉，或为散兵游勇，都可列入游民一层。

广西是三合会次盛之区，会党成员中游勇成份比例之大，它省难以比拟。据辛亥老人林宝航的回忆，“自一八九五到一九○四年的八、九年间，在左右两江流域及云南、贵州、南北盘江流域大为活动的游勇，声势是相当浩大的。”除桂东漓江流域各县及省会桂林外，“广西全省几乎尽为游勇纵横驰骋的区域。”加入游勇行列的，有遣散的兵勇、无业游民、衙门差役，以至乡绅殷富。兼容并蓄、良莠不齐。广西著名的会党人物如关仁甫、何伍、梁亚珠、韦元卿等，全都是游勇首领。

两湖地区哥老会的主要成分，据湖南巡抚俞廉三在一九○○年的一件奏折称：“窃查湖北地方，素多匪类，然皆军营散勇、无业游民”（注：《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二十一日湖南巡抚俞廉三奏折》《辛亥革命》第一册，约271页。）；同年，湖厂总督张之洞也奏称：“窃臣访闻湖南岳州文武衙署、水陆兵勇各营，多有富有票匪混迹其间”（注：《光绪二十六年八月三十日湖广总督张之洞奏折》，《辛亥革命》第一册，第270页。），湖北“襄阳、枣阳、随州、应山等处，界连豫边，素多刀匪，豫省年来旱荒，饥民颇众，亦遂有会匪开堂放飘之事”（注：《光绪二十六年八月二十日湖广总督张之洞，湖北巡抚于荫□奏折》，《辛亥革命》第一册，第268页。）张之洞所说的“富有票匪”，实是接受唐才常自立军领导的哥老会众；所说的“刀匪”，虽不全是哥老会，但成员多为饥民则无疑。可知两湖地区自二十世纪初年起，其成员中无业游民、散兵游勇和饥民等占了相当大的数量。

长江下游各省的庆帮，有所谓清帮、围帮之分。清帮讹为青帮，“半东皖徐海一带青皮光棍”；围帮俗称红帮，即哥老会众，“多两湖三江散勇在内”。无论青帮、红帮，其成员多从事私盐贩运，号称枭贩。此外，操下九流职业者也很多。早在同治年间即有人指出：“及撤防益久，匪务益横，曰哥老会，曰安清道友，多脚夫、船户、肩贩、手艺及游民、游勇者流，借烟馆、猪场、茶坊、小押为巢穴，行劫为非，声气甚广……此类根底为（扬州）仙女庙，枝叶于苏、沪，蔓延于京、瓜、清、淮，萌孽于金陵、芜六。”（注：陈锦：《勤读文牍》，转引自《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944页。）

综上各地区各支派的成员构成，除广东三点会、三合会，文献记载有大量农民参加外，其余如哥老会、庆帮等，是一个庞杂的游民群体。正如陈天华所说：“那些走江湖的，种类很多，就中哥老会、三合会，各省游民最占多数。”（注：《陈天华集》第84页。）当然，会党分支极多，各省各地山堂、帮口的成员构成不尽相同，但若就共性而言，会党主要成分并非附着于土地的农民，而是被称为“下等社会”的游民者流。

如果结合遗存的会党文献及已整理出版的清方档案进一步考察，这一结论就有更多的佐证。天地会文献中有所谓“三十六誓”、“二十一则”等誓词会规。其中如“江湖之客到来，必要留一餐两餐”；“兄弟患难之时，无银走路，必要相帮”（注：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第44－45页。）等等，明显地证明了天地会是个以江湖之客、无业之民为主的团体。至于文献中的手语、指诀、茶阵、入会问答、诗歌对联、隐语黑话乃至路遇盘诘、入会仪式等等，无不流露出游民无产者的生活方式及相互照顾的江湖义气。所以，对会党有深切了解的孙中山曾指出：会党“固结团体，则以博爱施之，使彼手足相顾，患难相扶，此最合江湖旅客、无家游子之需要也。”（注：《孙中山选集》1981年版，第195页）

已经出版的天地会清方档案表明，被清政府俘获的天地会成员，几乎没有一个是附着于土地的农民。如乾隆末年拿获的许阿协、赖阿边，是“以贩曲度日”的酒贩子；林阿俊及其子林阿真，“向在漳州福兴班唱戏”；涂阿番“平日趁墟卖饭”，无固定职业；林功裕“平时到漳浦、平和各县唱戏度活”；张破脸狗“向无行业，以开场窝赌为生”；严烟，“向来卖布为生”（注：《天地会》第一册，第70、71、69、104、110页。）等等。他们的供词，都没有说到农民入会和土地要求。这说明，早在乾隆末年时，复兴的天地会已是游民为主体的秘密结社。

游民无产者既不是一个阶级，也不是一个阶层，而是中国社会中处于底层、具有极大流动性的庞杂群体。生活方式的不稳定性和活动区域的不固定性是这一群体最基本的特点；解决温饱，改变受歧视的社会地位是他们的第一需要。他们在会党这一原始形式的秘密结社中，受到的是江湖义气、迷信思想和封建等级观念的熏染，养成了盲目服从与凶狠好斗、愤嫉世俗与谋求私利、见义勇为与卖友攀附、恪守帮规与吃里扒外等极端矛盾的思想和扭曲分裂的性格。在特定条件下，这些特点、需求、思想和性格就会向各自相反的方向转化。所以，以流民为主要成份的会党，始终是中国社会中既具战斗力又具破坏性，既有活动力又最不安份的社会势力。辛亥革命后会党之纷纷叛革命而去，从根本上说，正是因为其主要成份本身隐伏着危险的基因。

（二）

学术界普遍认为，辛亥革命时期会党所以能与资产阶级革命派结合，是由于它的“反清复明”宗旨与革命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有共同语言。

从现存天地会文献、已出版的清方天地会档案及其它史料看，我认为天地会及其支派的反清复明宗旨，自乾隆朝后期已在成员中十分模糊，到辛亥革命时期，绝大多数会党成员早已没有反清复明思想；大多数会党组织成了生活上互助互济的秘密团体。他们之与革命派结合，主要不是因为反清宗旨明确，而是革命派出于反清革命的需要，去唤醒他们的原有宗旨并加以改造的结果。

天地会创始于清初，原是个奉行“反清复明”宗旨的秘密结社，有强烈的政治色彩。随着南明抗清政权次第覆灭和东南沿海抗清斗争日趋沉寂，备受清王朝摧残的天地会本支秘密转移，分支增多而宗旨日晦。乾隆中叶，福建漳浦县僧洪二和尚复兴天地会时，虽有恢复反清复明宗旨之意，但因怕罹遭清政府高压，只得化为隐语、联缀成诗，授之党徒，以冀流传。然而，当时入会者成份滥杂，目的需求各异，久之，复兴的天地会政治色彩日薄而互助互济特色日强。乾隆五十二年被俘的天地会成员许阿协供称，他因怕被人抢劫才加入天地会。同伙告诉他，入会不仅可免抢，而且被抢的银子亦可要回；“如遇抢劫，伸出大姆指来，便是天字，要抢的人必定将小姆指伸出，就是地字，彼此照会就不抢了。”会内教了他四句诗，他说只记得其中一句是“木立斗世知天下”（注：《天地会》第一册，第70、71、69、104、110页。）。许阿协的供词说明，天地会在当时的互助互济色彩已很重，会中人讲江湖义气，而对诗句的意义多不理解，也不重视。同案犯赖阿恩供词也大体相同，但他记得四句诗中的三句：“头一句是日月车马三千里，第二句忘了，第三句是木立斗世知天下，第四句是替天行道合和同。”（注：《天地会》第一册，第70、71、69、104、110页。）两人供出的诗句，正是复兴天地会隐含的反清复明宗旨。其头一句日月两字合起来便是“明”字，第三句木立斗世，按其隐义，代表清灭之意。“木”字由十及八两字合成，隐含顺治一朝共十八年；“立”字由六及一两字合成，隐含康熙在位六十一年；“斗”字由十及三字合成，隐含雍正一朝十三年；“世”字由卅及二字合成，隐含乾隆一朝将在三十二年寿终正寝。全诗的隐义是，清王朝将在乾隆三十二年覆灭，明朝将届时复兴，天地会就是替天行道的组织。（注：以上解释“木立斗世”的含义，均按天地会传统说法。现存天地会文献中，有“木立斗世清皆绝”，“天下知世清该绝”等，俱与所引隐诗含又相同。）很明显，这是乾隆二十六年间复兴天地会煞费苦心将奉行的宗旨编成的隐诗，可悲的是到乾隆五十二年，天地会成员们对此已经不甚了然。

清王朝自嘉道年间起，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交相迭现，社会日见动荡，但天地会各支派成员对会内原有宗旨并未完全复苏。其中一部份人，在反清起义中重新揭出了“反清复明”的旗号；另一部分却背道而驰、投靠清军，参与镇压农民起义。如太平天国时期广西的天地会员大头羊张钊、大鲤鱼田芳及张嘉祥等人都是。所以，一八五二年太平天国东王杨秀清曾指出：“盍思洪门歃血，实为同心同力以灭清，未闻结义拜盟而反北面于仇敌者也。”（注：罗尔纲：《太平天国文选》第74页。）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各地民变中虽多有会党参与，但打出反清复明宗旨的会党起义，则并不多见。到辛亥革命时期，情况依然如此。因此，陶成章在浙东联络会党时反复晓以反清大义，在所写的《龙华会章程》中，竭力宣传会党原有的宗旨；孙中山也说：“会党之宗旨本在反清复明，近日宗旨已晦，予等当然为之阐明，使恢复原状，且为改良其条数，俾尔辈学生亦得参加。”（注：《与旅比中国留学生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71页。）不少革命党人抱着对会党“导之而起伏者也”的态度，积极引导会党徒众复苏原有的宗旨，使之纳入革命派反清的“民族革命”的轨道。

会党何以反清复明宗旨日晦、政治色彩日削？这与清王朝统一大业的渐次完成、政权日趋巩固，国内矛盾的转化和会党成份日见滥杂等因素有直接关系。清代前期经顺、康、雍三朝，奠定了统一大业。其对内政策也屡经调整，逐步改变入关初期采取的种族高压手段，改用怀柔、笼络汉族地主阶级及其知识阶层的方法，松驰了原先极度紧张的满汉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到乾隆中叶，清王朝国力达于鼎盛，社会经济繁荣。原先以反清争取复明为职志组织起来的秘密结社，自然日益失去它激荡人心的魅力。“复明”的大目标既有揽月之难，反清的手段便成为无可傍依的盲干。日见滥杂的党徒们既然不可能理解社会主要矛盾早已复归于阶级之间的相博而作出自觉的反应，那么，互济互助以求得生存也就成了他们在会吃会的第一要义。近代史上，会党举行的反清斗争屡见不绝，但很难说都是宗旨明确的自觉行动。把他们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结合归结为自觉的反清斗争的需要，似乎过高地估计了会党成员的政治意识。

在会党中，有比较明确的宗旨与种族复仇意识的，是一部分山堂首领。革命派正是通过对会党首领做艰苦的说服教育，才得以争取到会党群众集于反清“民族革命”的旗帜之下。会党是以首领为核心、以江湖义气为维系纽带的秘密团伙。首领大多是有一定文化、社会地位和家产的人，也有少数无身家财产但有血性、有一技之长、有号召力的人物。革命党人对两类人物不分彼此，专择有影响、有实力者努力争取。会党首领倒向革命或加入革命党后，徒众也就跟着附从革命。反之，若首领不愿合作，或合作后与革命党分道扬镳，徒众也就或公开抵制革命，或随首领以去。所以，革命派对会党的争取，根本上是对会党首领的争取。辛亥革命时期，从未出现过未经革命派对首领进行艰苦说服教育，因首领出于反清需要而主动倒向革命的事实；更未出现过会党群众出于反清复明宗旨而主动为革命派反清起义效命的史实。

会众何以依首领的意志为转移？这与会党所固有的特点有关。

作为原始形式的民间秘密结社，会党长期来形成并凝聚着以下三个主要特点：

其一是江湖义气。会党成员多数是没有文化的下层群众，社会地位低下，生活无着，势不得不相互依靠、相互照顾。这就形成了会众之间取法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同生共死的心态。所以，会党分子推崇《三国演义》，以江湖义气相标榜，会内皆称兄弟，入会者一体对待，不象北方秘密结社教门那样以严格的宗法制度相维系，会党组织的结构比较松散，别开山堂也较容易。会众既以兄弟相称，首领自成大哥，会众咸属兄弟；会众既以义气相维，大哥的意志也就成了是否有义的准则；

其二是山头主义。会党成员既多为生活飘零、无固定职业的游民，为互助互济，自需要相对稳定的聚集处以资联络，这就形成了会众取法《水浒传》中梁山泊聚义的需求。所以，会党各支派山堂林立，互不统属，互不节制，各依首领为中心，霸占一方土，缺乏如教门那样一以贯之的组织系统，往往因维护小山头私利闹矛盾、搞械斗，养成了恶性的山头主义；

其三是封建帝王思想。会党在清初产生时，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服从于反清复明的需要，这就形成了会众取法《说唐》中瓦岗寨聚义、辅佐帝王建功立业的思想。所以，会党各支派的内部组织机构，大都效法封建王朝组织机构的名称而略加变动。如哥老会有坐堂左相大爷、盟证中堂大爷、陪堂坐相大爷、理堂东阁大爷、刑堂西阁大爷、执堂尚书大爷、京内外军帅、京外总督粮饷、三江总理粮饷军机等各级职衔（注：徐珂：《清稗类钞·会党类》。）。山堂的首领俨然如小朝廷的头头，上下之间，等级、名分层层相递，各掌职司，各有责任。

十分明显，会党的上述特点都离不开首领而存在，这就客观上、传统上赋予了首领以特殊的身份与地位。所以，绝不可能出现没有首领的山堂，而一个首领兼领几个山堂的情况则屡见不鲜。正是由于会党的这些特点，才使它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既易为革命派所争取，也易被反动阶级利用，成为中国社会的一股恶势力。

（三）

辛亥革命时期是会党运动史上的黄金时代。会党自清初开创山堂、秘密团伙的二百多年来，第一次遇到了一个比以往任何政治指导者更高明、更先进的阶级力量。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指导下的会党运动，摆脱了历来处于单纯自发、孤立无援的斗争困境，并面临着通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洪流的冲刷以荡涤自身污垢的宝贵机会。

在辛亥革命准备阶段和爆发阶段，会党与资产阶级革命派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从革命派方面说，主要是利用会党这一现存的社会力量，并试图改造其落后性与痼疾，使之适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需要。其基本态度是利用，改造是次要的；从会党方面说，他们在一定限度上接受了革命派的部分政治主张，并积极参与了反清革命，但同时又固守着自己的特点，其基本态度是合作而不是溶化。结果，指导者只是采用实用主义态度，被指导者又嗜痂成癖。良机失去，会党走到了自己的反面。

革命派利用会党作为反清武装力量，是做过艰苦工作的。纵观辛亥革命准备阶段各地革命党人对会党的主要工作方式，有如下四种：一是走访各山堂，进行民主革命的说服动员。如陶成章、魏兰之遍访浙东哥老会诸堂口（注：参见陶成章：《浙案纪略》第三章《进取纪事》。），万武、刘道一之亲往湘潭密访马福益（注：万武：《策动马福益起义的经过》，《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二册，第245—247页。）；谭人凤之游说长江会党（注：谭人凤：《石叟牌词叙录》，《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3期。），黄申芗、居正之联络湖北会党等（注：贺觉非：《辛亥武昌人物传》上册，《黄申芗传》《居正传》。），都属于这种方式的例证；二是打进去，以个人身份参加会党组织，取得党徒的信任，获取对首领进言、参谋的地位。如陈少白之参加三合会受封为“白扇”（军师）（注：杨鸿钧是金龙山堂的龙头，李云彪是腾龙山堂的龙头，在长江流域，这两个山堂势力很大。张尧卿、事鸿恩系两湖哥老会首领。参见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井勿幕在西安与哥老会首领歃血为盟、结成三十六弟兄（注：朱叙五、党自新：《陕西辛亥革命回忆》，《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五册，第2页。），秋瑾、刘复权等人之参加横滨三合会，　受封为“白扇”、“洪棍”（掌刑）、“掌鞋”（将军）（注：王时泽：《回忆秋瑾》，《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四册，第225页。），林述唐、黄兴之在湘、鄂入哥老会被封为“龙头”（首领）（注：冯自由：《革命逸史》第六集，第42页。），陈其美之在上海加入青帮成为大头目等（注：莫永明：《陈其美传》，第24页。），都是属于躬亲深入的例证；三是拉出来，使会党分子加入革命组织，进而通过作为革命党人的会党首领得以指挥其所属的山头，这是革命派争取会党最重要的一法。仅以兴中会为例，在有姓名、事迹可考的兴中会二百八十六名成员中，会党分子入会者共四十四人，超过了六分之一。（注：据冯自由，《兴中会时期之革命同志》一文列名统计，见《革命逸史》第三集。）四是建立联络会党的秘密机关或外围组织，前者如光复会在浙江利用温台处会馆并在上海设立联络点，兴中会在广州设立咸虾栏、张公馆为秘密机关等，后者如兴中会为联络长江流域、两广地区的会党而成立兴汉会，华兴会为团聚两湖哥老会而成立同仇会等。

由于革命党人的艰苦努力，不少会党的山堂成了革命派得以依靠的重要反清起义力量。可以说，没有会党的支持、参加，辛亥革命很难迅速取得全国性的胜利。武昌起义后，长江以南绝大多数省份和地区的光复，都得益于会党的积极参加与勇敢战斗。革命派的艰苦运动取得了应有的成果，会党在其历史上因此而留下光荣的一页。

革命派在利用会党的同时，确实有过改造会党反清复明宗旨与分散主义山头主义的意图和行动。对会党原有宗旨的改造，主要通过民主主义的宣传教育。其内容，一是痛陈民族危机和清政府的腐败，以唤醒会党首领和徒众的反清意识；二是宣传历史发展的大势，以冀改变会党原有的“复明”宗旨，使之接受革命派建立民国的主张和同盟会的民权主义思想；三是强调各山堂联合的必要，以改求变各自为政互不统属的山头主义。对会党组织的改造，主要采取求同存异、协商讨论的方法，使会党在可以接受的前提下组织起来。组织的形式，因时因地制宜，即使如同盟会这样具有全国性的统一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也没有对会党拟定出改造模式，所以，各地革命党各行其是，形式各别。有的是以革命团体为中心，把若干会党山堂联成大团，充作外围，如兴中会之组织兴汉会，华兴会之设立同仇会，光复会之倡建五省会党大联合的革命协会等；有的以办学方式对会党成员进行军事和组织方面的训练，使之编入革命武装，如秋瑾举办大通学堂训练浙东会党并组建光复军；有的以代为修订宗旨、章程的方式，使之接受革命党主张而不同于以往的性质，如孙中山之改订美洲致公堂章程，规定其宗旨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建民国、平均地权”，并申明：“凡国人所立各会党，其宗旨与本堂相同者，本堂当认作益友，互相提携。其宗旨与本堂相反者，　本堂当视为公敌，不得附和。”（注：《致公堂重订新章要义》，《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62页。）有的则是以会党开山放票的旧形式，以革命为宗旨组织一个新的山堂，如焦达峰、张百祥之组织共进会；胡寿山之在贵州组织贞丰同济会，“想以哥老会的组织从事对清朝专制的革命”（注：胡寿山：《自治学社与哥老会》，《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三集，467页。）等。

应该承认，革命派对会党的改造是有成绩的。凡经革命党人工作过的会党，大都成了反清武装起义中有战斗力的队伍；不少会党首领和骨干成了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革命者。但是，革命派工作中的弱点和缺陷也极为明显。首先，革命派对会党的根本态度只是“可以信用，而不可视为本营”（注：此为陈天华绝命书中语，见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前编，第四章《陈天华投海》，上海书店影印本上册，第29页。），所以从未在思想上有过把会党组织改造为革命团体的认识和方案。其次，革命派只是为了发动反清武装起义而争取会党，对会党的江湖义气、帝王思想、山头主义的痼疾，往往采取宽容姑息的态度。即使是吸取了会党参加革命组织，也仍然让他们保持原有的旧规，如光复会对浙东会党的争取中，由陶成章主持、反复商讨后，“规定会党成员入光复会者，所有会党口号、暗号、各家各教一切仍其旧，一切照洪家、潘家的旧规。”（注：沈□民：《记光复会二三事》，《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四集，第135页。）再次，革命派虽然在历次反清武装起义中看到了会党的弱点和劣性，但只是消极地把工作重心从会党转移到策反新军上，知难而退，没有能肩起以往自承领导“下等社会”的责任。所以，革命党对会党的改造，至多只唤醒了会党成员反清排满的意识，使之明白“复明”宗旨之不合时趋，接受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主义纲领，至于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的内容，并未为会党所接受。一旦推翻清王朝、革命派对会党的兴趣日减，会党则自恃反清有功，更加独立不羁，两者关系日见疏远，终至脱钩。

从会党方面说，在革命派的宣传教育下，确也曾激发了革命热情，并接受过革命党的部分纲领，但他们不愿放弃山头，尤重江湖义气，即使在与革命党合作组成联合体后，也往往以小山头利益为转移，或不听调遣、自行其是（注：如苏北一带的春宝山堂堂主徐宝山，在接受革命派款编后，仍独立不羁，自行其是。），或任意脱离、依然故我（注：如与兴中会联合组成兴权会的长江哥老会首领杨鸿钧等，不久即参加唐才常的自立会活动。），或与其它革命团体取不合作主义（注：如共进会与文学社之间一直关系不洽，共进会不愿与之合作。）。所以经过革命派工作之后的会党，并没有象平山周所说的那样：“三合会其宗旨始不过反清复明，自孙途仙变化其思想，至易而为近世之革命党”；“三合会化为革命党，哥老会亦复为革命党，于是全国各省之会党，悉统一而为革命党焉（注：平山周：《中国秘寄社会史》，第29页，80—81页。）”其实，会党并没有因接受革命派的反清宗旨而融化了它固有的江湖义气、山头主义和帝王思想；也没有因此改变其国有的宗教色彩、礼教色彩和互助共济色彩。革命派缺乏强大的思想武器，无法真正肩起改造会党的责任；会党的特点是历史的社会的落后、消极因素长期积淀的产物，具有极大的惰性，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有根本改变，特别是它的封建性所得以寄寓的组织形式没有破坏以前，要根本上把会党改造成民主主义的团体，更为困难。所以，当我们分析辛亥革命时期会党与资产阶级关系时，既不能把革命派的成绩估计过低，但也不可忽视会党固有的落后性和破坏性，革命派在呼唤会党的政治潜力，释放其活动能量时，没有也不可能对它进行真正有效的改造。当民国成立后会党在反动阶级利诱下走向自己的反面时，它固有的邪恶危险的基因随之恶性膨胀，终于变成了潘多拉盒子里释放出来的魔鬼。

文章出处：《复旦学报：社科版》1987年第5期，第41～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