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历史·宗教——明清闻香教题材小说的多维阐释

万晴川

扬州大学文学院

摘 要：明末闻香教之乱后，出现不少以之为题材的小说，具有重要的文学、历史与宗教研究价值。这些小说在艺术上承袭《三遂平妖传》，加上民间教门自身的特点及主流社会对民间教门的看法等原因，遂形成了“以神魔写时事”的叙事风格。不同于以往民间教门题材小说，这些小说的作者虽然站在正统立场上，对闻香教起事进行了根本性的否定，但又揭示出闻香教变乱的深层社会原因，从而对这一历史事件进行了部分还原，可补正史之阙。最后，这些小说还披露了闻香教一些鲜为人知的宗教特点，对闻香教诵经、做会等活动进行了较为详尽的描写。

关键词：闻香教; 文学; 历史; 宗教; 价值;

闻香教由王森于万历年间创立，曾负责调查

闻香教案的永平兵备道岳和声在《餐微子集》卷四中记述甚详：

石自然，改名王森，存日皮匠生理，移在永平滦州石佛口。生在官长男王好礼、次男王好义、三男王好贤三人。王森于先年间路遇妖狐，被鹰搏击，口作人言求救。王森收抱回家，遂断尾相谢，传下异香妖术，后称为闻香教。

闻香教立大小传头会首名色，此牵彼引，云合响应，蔓延于河北、河南、山东、山陕、四川六省，法门弟子不下二百万。万历二十三年（1585），王森被人告发，下狱论死，后用贿得释。王森出狱后，入京师投永年伯为族，又结阉宦王徳祥，改名王道森。万历四十二年（1614），王森弟子李国用将森出卖给官府，又因是年冀东大旱，王森弟子高应臣等乘机制造舆论，于清凉山起事，王森再次被捕，五年后瘐死狱中。王森死后，教权由其三子王好贤继承。天启二年（1622）五月初三日，王森大弟子徐鸿儒在巨野徐家庄发动起义，旋被镇压，王好贤被当局逮捕处死，闻香教受到沉重打击。但不久复振，王氏家族继续行教，约从清朝初年起，为躲避官府查禁，先后改名为清茶门教、大成教、白阳会等名目。嘉庆二十年（1815），直隶总督那彦成奉命查办清茶门教，滦州石佛口与卢龙安家楼王氏阖族被当局收审，被处死或充军。至此，历经二百余年的王氏传教世家方土崩瓦解。[1]

闻香教起义致使“南北梗塞，远迩震动，诚百六十年未有之大变也”[2]，加速了明王朝的灭亡，揭开了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大序幕。这起重大的历史事件，引起了当时及后世许多政治家、史学家、宗教家及文学家的关注，对明末至清期间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持续的影响，涉及闻香教题材的小说，就有长篇小说《七曜平妖全传》（天启四年，下文简称《平妖全传》）、《樵史演义》（顺治间）、《梼杌闲评》（康、雍间）、《七剑十三侠》（晚清）。文言小说有康熙年间《聊斋志异》中的“小二”“白莲教”“邢子仪”，《夜谭随录》中的“双髻道人”，晚清《夜雨秋灯录》中的“秦二官”，等等。闻香教在不同的小说中称法不一，或作“白莲教”或作“无为教”，有的人名也做了改动，如徐鸿儒在《梼杌闲评》中作“刘鸿儒”，在《七曜平妖全传》中作“徐洪儒”，“沈智”作“沈晦”，“洪聚”作“洪流”等。这些小说的创作宗旨和叙事角度虽各不相同，但都在不同程度上揭示了闻香教起义的深层原因，披露了闻香教一些鲜为人知的宗教特点，具有重要的文学、历史和宗教研究价值。

一、以神魔写时事

《平妖全传》是一部全面反映明军镇压闻香教过程的时事小说，全书六卷七十二回，题“吴兴会极清隐道士编次”，文光斗序中称“会极”为“淮南十洲沈太史公孙”[3]，“沈太史”即沈坤，字伯生，号十洲，嘉靖二十年（1541）状元，后受诬死于狱中。沈坤虽为直隶太和卫（今安徽太和）人，但原籍昆山[4]，与吴承恩为总角之交，吴承恩应邀为其父沈炜写过墓志铭，文中谓沈炜有子沈坤、沈坊；孙沈兆车、沈兆年、沈兆安；曾孙㳂庚、㳂甲、㳂辛。[5]叶德均推测“会极”是作者的字，名当为“㳂□”，庚、甲诸人疑是会极兄辈。[6]但这只是猜测，若揆之于字号，沈会极是“㳂甲”的可能性很大。

叶德均又指出：“揆其初称当时《平妖后传》，以续《三遂平妖传》者；后乃改名《平妖全传》，将‘后’字挖改为‘全’字，而挖改卷一时偶不当心移下一字，遂误‘后传’为‘后全’。”[7]实际上，曾亲自参与平叛的兖东副使徐从治就著有记述平定闻香教始末的《平妖纪事》。而且，《七曜平妖全传》除承袭《三遂平妖传》外，还对《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名著都进行了模仿。徐鸿儒山东郓城人，与宋江是同乡，曾熟读《水浒传》，是宋江的粉丝，以致在起义决策时，“先发寄家口于梁山泊，刑牲起兵”[8]；“误信梁山泊故事，巢于梁家楼”[9]。徐鸿儒由于把数十万人马屯扎在狭小的梁山泊，结果被官军全部围歼。《平妖全传》更是刻意模仿《水浒传》，如书中屡屡提到“顺天应人”的口号，把徐洪儒等闻香教头目写成是妖魔转世，而赵彦等明军将领则是北斗七星降凡，裴月娥的父亲藏有一个牌文，上面有七星和妖魔的姓名。作者在第五回分别安排相士真见鬼、术士贾神为徐鸿儒看相算命，又在第十一回写徐洪儒挖出一块石偈，上写偈语，暗示徐鸿儒灭亡的结局，这些都是《水浒传》等小说中常见的预叙手法。又如第二十八回写胡参谋遗锦囊与徐从治，第六十六回沈晦变出无数猴子与齐天大圣拿着金箍棒一路打来，如此等等，无不显示出作者受到多种小说名著的影响。

郑振铎在评价《平妖全传》时说：“今徐鸿儒事，发生不满三载，战血方腥，书中人犹多健在，而已被写得玄幻至此，实为奇事。”[10]《平妖全传》的完成虽然离事件发生的时间不远，但有些史实已不清楚，如关于徐鸿儒被捕的经过就有不同的说法。作者根据自己对史料的解读，对一些史料做了文学化的处理。如《平妖全传》中的徐鸿儒，起初是个吃喝嫖赌的无赖，并不是闻香教领袖，龙华会、闻香会、白莲会教首沈晦、高糜欲联手起事，但苦于未寻访到真主，所以迟迟没有动手，后来遇到携妓逃跑的徐洪儒，见他有天日之表，龙凤之姿，因而拥戴他为王。《樵史演义》中的徐鸿儒教原是秀才，“有一二十万家私”。《梼杌闲评》中的刘鸿儒则是个广有田地的庄主，又是白莲教的首领。又如“洪流”的原型应是“洪聚”（一作“洪众”），《罪惟录》和《明史纪事本末》等书都说洪聚是四川“白莲妖贼”，他曾起兵响应徐鸿儒[11]，不是山东白莲教传头。

胡鹤龄和许定国、裴月娥、周如玉是《平妖全传》中的核心人物，胡鹤龄是开国元勋胡大海的后裔，博学多才，料事如神，是参将许定国的老师和军师。许定国则英俊潇洒，勇敢善战。裴月娥、周如玉两个女子原是闻香教的人，她们法术高超，因为爱慕许定国而向官军投诚，并甘愿做许定国的妻妾。这些都是作者向壁虚构的。胡鹤龄实有其人，明方孔照《全边略记》中载录征讨闻香教阵亡将士五十三人，其中就有胡鹤龄[12]，但除此之外，找不到其它资料。据目前所见文献判断，在平定闻香教之乱中，许定国根本算不上什么重要人物，相关记载极少提及他。巡抚赵彦、总兵杨肇基、都司杨国栋和廖栋、副使徐从治才是核心人物，如沈国元《两朝从信录》卷一六录赵彦疏称：“总兵杨肇基当机审而谋出万全，料敌明而功收百胜；东兖监军副使主从义、兖州监军副使徐从治、天津监军佥事来斯行运筹则群策群力，兼收督阵则八战八克。并奏山东都司杨国栋、佥书廖栋、天津都司刘永昌冒险冲锋而力战，复扫巢穴以成功。”[13]《明史纪事本末》《全边略记》《明史》等书中有关记载都只字未提许定国。王源《居业堂文集》卷一中只有一句：巡抚“令许定国、梁廷栋以精骑五千讨白莲贼，悉平之”。[14]《平妖纪事》中表彰了许多在平定闻香教叛乱中有功的文官武将，重点突出总兵杨肇基、登将王化溥、梁汝霖等，涉及许定国的只有两句简单的文字，一次记许定国臂膀中弹，回卧府中修养；另一次是沛县告急，遣许定国、江朝栋、梁汝霖、蒋绍芳等率兵往援。结尾表彰的名单中，没有许定国的名字。[15]由此可见，许定国在平定闻香教之乱中功绩不彰。相反，从现存文献记载看来，他可谓声名狼藉，较为正面的文字只是肯定他的武技，绝大部分是负面的记载，有的说他桀骜不驯，如郑廉《豫变纪略》卷七记“许定国为总兵官，性骄倨不能御下，故其军数噪。”李自成围开封，许定国去见总帅侯恂，因为帅府门开启不及时，他就拳殴中军副将邱磊，谒见侯时犹出言不逊。恂子方域劝父立斩之以明军法，恂不听。[16]明钱士馨《甲申传信录》卷六记崇祯十五年七月，开封被围，形势危急，诏命许定国驰援，他不敢渡河，师次沁水，一夕师溃。[17]姜采《敬亭集》卷八云：“许定国中州人，身长八尺，多诈。崇祯朝佩大将军印绶，命中州杀贼，军中掠杀百姓，下吏当斩，乃以三千金赂相魏藻德，会上延问将材，藻德举定国，时天子方贵幸藻德，遂用定国。”[18]通政使徐石麒在《又十一月初三日题为飞报晋兵鼓噪等事山东司案呈覆侯恂题前事》中斥骂许定国“平生弱骨，见小寇而即惊；满腹贪涎，见穷军而必克；慕说钤妄，信巵言为实事。又善以羔贽买名，苞苴营贵，此其所以屡踬屡起、屡起屡偾、屡偾屡脱，视国法如儿戏，甘纵逃而不顾也”。杀掠百姓，临敌逃跑，失误军机。[19]特别是他为报个人私怨杀死高杰、卖国求荣之事，更为时人所不齿，史惇《恸余杂记》等书记此事甚详。[20]

由此看来，自称“目睹其颠末”[21]的沈会极，把许定国塑造成征讨闻香教的灵魂人物，实在难以理解。由于资料所限，目前无法弄清其中原委，但可以由此断定，小说的完成当在许定国杀死高杰、投降清军之前。作者欲美化许定国及其妻妾，但又没有史实作为支撑，因而只能依靠文学想象，进行虚构，进而形成了这部小说以神魔写时事的文体特点。

《平妖全传》写徐鸿儒等闻香教首是应劫而生的妖魔，是邪恶的代表；而赵彦、许定国等是应劫而生的星宿，是正义的代表。通过正邪双方的较量，“维世匡时，感发惩创”[22]。以神魔的笔法曲折反映平定闻香教之乱的全过程，正邪双方都精通法术，有御敌的法宝，战斗过程被演绎成斗法，道高一丈，魔高一尺，官军最终取胜，完全是神魔小说的叙事模式。小说中正反两派人物多拥有神奇的法术，如洪流的追魂摄魄之法，周如玉的定身法，裴月娥能拷鬼搜神，胡鹤龄天文五行无所不通，徐洪儒包围峄县时，他借周围百里水退兵。而且都善能变化，裴月娥曾先后化为骊山老母、铁面天神等。作法时皆是披发仗剑、口中念念有词的套路；常使用牲畜之血并秽溺等物破妖法。总之不出神魔小说的套路，当然也不乏精彩之笔，如第五十七回写裴月娥与沈晦斗法。

《平妖全传》“以神魔写时事”特点的形成，除《三遂平妖传》等神魔小说的影响外，还与秘密教门的特点及当时主流社会对秘密宗教的认识有关。民间教门普遍崇拜巫术，教首们一般出身低微，他们需要借助巫术神化其人其教，以达到聚众敛财甚至反叛之目的。因此，在统治者和一般民众的眼里，其人是“妖人”，其教是“邪教”，其术是“妖术”，其书是“妖书”。因为这一观念，以民间教门为题材的小说就自然演绎成了神魔小说，并成为神魔小说中的重要一支，如以宋代王则弥勒教起义为原型创作的《三遂平妖传》，根据明初唐赛儿白莲教起义故事而改编的《女仙外史》，讲述白莲教起义故事的《归莲岸》，描写万历年间林兆恩三一教的《三教归正开迷演义》，等等，以闻香教为题材的小说也无不如是，如《聊斋志异》卷三中小二“知书善解，凡纸兵豆马之术一见辄精”。卷六说白莲首领徐鸿儒得左道之书，能役鬼神。《夜谭随录》卷三写白莲道人“能登云作雾，唤雨呼风，召神役鬼等术”。《樵史演义》中闻香教女首领丁寡妇能剪纸为人。《梼杌闲评》中的刘鸿儒因有“妖道”元元子和真真子的帮助，一路势如破竹。后来官军请来法术更高的空空儿助阵，才“破法除妖”。在闻香教系列小说中，都写到闻香教崇拜宝镜，以镜或水照出人的三生。如《平妖全传》中沈晦、《梼杌闲评》中玉支和尚、《聊斋志异》卷六中徐鸿儒等，而据文献记载，闻香教确以巫术吸引信众。如《餐微子集》卷四记闻香教主王森等“驾言阴符鬼术，驱电霆于掌上。”[23]《平妖纪事》记徐鸿儒“祖瓜刀悬镜之术，以水贮盆，令男妇持斋，授以俚偈，熟诵往照，观出前后幻身，狰民眼热心稠，奉为瞿昙，罗拜而愿为之死。”[24]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记擒获曹州闻香教头目张世佩时，“其身旁匿纸人数千。”[25]总之，历史上几乎所有民间教门的教义、信仰、仪式和活动，都存在着大量的巫术内容，既是教门暴动的催化剂，也是官府称他们为“邪教”或“左道”的原因。恩格斯曾说，在中世纪，“任何的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都不得不采取神学的形式。群众的感情惟一是宗教‘食粮’来滋养的；所以，为了引起暴风雨般的运动，就必须使这些群众的自身利益穿上宗教的外衣。”[26]弗洛依德进一步指出：“魔法具有多种用途——它必须使自然现象服从人的意志，他必须保护人们免受敌人的攻击和遭受危害，同时，它必须给予人们以力量来伤害他的敌人。”[27]民间教首懂得如何按照民众的期待与需要来塑造自己，深知多数信徒之所以入教，不是被教义所吸引，而是因为对“术”有兴趣，所以只有通过神化自己，才能使徒众产生教首就是“神”的幻觉，引起他们的信任、追随、膜拜，最终形成一个信仰共同体。这样，以秘密教门为题材的神魔小说，就大致形成了固定的叙事模式。一般都是写教门领袖因掌握了“妖术”，遂萌发了称孤道寡的野心，教军和官军的战斗过程被曲解为斗法过程，但代表正义一方的官军往往得到法术更为高超者的帮助。葛兆光先生曾指出：道的妖邪之别，在于“那学了与民间却除妖害的，便是正法，若是去为非作歹的，便是妖术。”他进一步说：“这里区分正道、妖道的标准是价值判断，并不是法术有妖邪，而是用的‘道’有正邪，这是小说中的看法。”[28]实际上，古代小说作者早就发表过类似的看法，如凌蒙初在《初刻北拍案惊奇》卷一七中说：“那学了与民间祛妖祛害的，便是正法；若是去为非作歹的，只叫得妖术。”《三教开迷归正演义》也借道士灵明之口说：“依小道看来幻诈之术也出神化，只是正则为仙，邪则为怪。”在古代小说中，“妖道”的共同特征都是或反抗天庭和朝廷，或运用法术骗财渔色。

《平妖全传》集时事小说、神魔小说和才子佳人小说于一体，也与当时读者的审美趣味演变不无关系。明末清初，小说的文体特征越来越模糊，作者喜欢将历史、神魔、世情等各种内容融于一炉，万历年间描写平定播州之乱的时事小说《征播奏捷传》就有神魔化的倾向。书商也抓住这个噱头进行促销，如闭户先生认为《鼓掌绝尘》兼有世情小说《金瓶梅》和英雄传奇《水浒传》的特色。[29]雁宕山樵认为《水浒后传》具有《庄子》《离骚》《楞严经》《西厢记》四书的一些优点。[30]有的序跋不但说本书集诸名家之长，而且避诸家之短，如子称《林兰香》：“有《三国》之计谋，而未邻于谲诡；有《水浒》之放浪，而未流于猖狂；有《西游》之鬼神，而未出于荒诞；有《金瓶》之粉腻，而未及于妖淫。”[31]所以，《平妖全传》以神魔写时事的文体特点之形成，是多种因素合力影响的结果。

二、闻香教事变的史实揭示

《平妖全传》虽以神魔写时事，但是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完成的，所以有很强的现实感。不像之前一些以民间教门为题材的小说，作者或完全站在官方的立场上，对教门进行歪曲和污化，或因对教门“邪术”的过度兴趣，致使其真实面目被遮蔽。闻香教系列小说则不同，有些描写可补正史之阙，如《平妖全传》《梼杌闲评》中都写到徐鸿儒有个姓乜（乜巢儿、乜淑英）的女人，前者还写到闻香教女教徒裴月英、周如玉反正，《聊斋志异·小二》中写到“女子师事徐者六人”，其中小儿“以徐高足主军务，昼夜出入”，这些描写必有所据。另外，这些小说还把闻香教事件与当时的太监专政联系在一起，如《梼杌闲评》写在万历四十三年（1615）闻香教支派红封教徒刺杀太子朱常洛的“梃击案”中，太监魏进忠挺身救驾，勇斗刺客，成为他发迹的起点。《樵史演义》写赵彦平定闻香教之乱后，天启帝归功于魏忠贤，荫一子锦衣卫指挥。当然，这些小说最重要的历史价值，是揭示了闻香教变乱之深层原因。

明代自嘉靖朝开始，朝政日非。嘉靖三十八年（1559）章焕在《经略中原疏》中说：“民穷财尽，邑无安居之户，里无乐业之家。”[32]次年叶向高《再请止矿税疏》中说：“今日域中遂无一乐土，即向者通邑大都、市㕓喧闹之处，亦萧条凋耗无异穷乡。”[33]嘉靖年间东南沿海发生倭乱，万历年间，又发生平播州、征哱拜、援朝鲜三次大规模军事行动，给百姓带来了深重灾难。至天启年间，皇朝内忧外患，风雨飘摇，熹宗不问政事，宦官趁机弄权，“滥赏淫刑，忠良惨祸，亿兆离心，虽欲不亡，何可得哉”。[34]山东地区乃当时全国的缩影，有明一代，天灾人祸不断，据济南市政协文史委编辑的《济南古今大事记》统计，在1400—1642年间，仅济南地区就发生地震21次，水灾18次，旱灾19次，蝗灾18次，瘟疫6次，雪灾4次，风灾3次，饥荒4次，尤其在天启、崇祯年间，灾害更加频繁。由于辽东战事，成千上万的难民涌入山东，加剧了人们的生存竞争压力。明王朝各级官府对人民的苦难不但漠视不管，而且为筹措军饷，加派赋税。人民无以为生，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剧。万历四十三年（1615），山东郯城等地发生蝗灾，“禾稼一空，遂成大饥，人相食，父子夫妻兄弟不相保聚，或数十文钱即鬻其妻，一二馒首即鬻其子，流亡载道，非常之灾”。[35]天启元年（1621），山东大旱，“民相食，骨肉不相得聚”[36]。天启二年（1622）二月，济南、东昌、兖州等府所属之地，又发生了百年未有的大地震。但官府不仅不及时救灾，反而借与清兵作战为名，从山东加派辽饷，又乘机勒索，滥杀无辜。山东频繁发生的天灾给明末清初人留下了痛苦的记忆，清初小说《归莲梦》《女仙外史》《聊斋志异》《续金瓶梅》《醒世姻缘传》等，都有大量关于山东地区天灾的描述。

在农业社会，人们靠天吃饭，无力抗击天灾，政府也没有完善的应急救济机制，于是民间教门趁机以“灾难劫数吓人入教”[37]。民间教门的创教神话就多据此而构建，他们声称，一切灾难都是天数，是宇宙万物的最高主宰——无生老母意志的体现，即所谓的“古佛显教，立下三元劫数”。所谓“三元劫数”分别对应于过去、现在、未来和无极上元甲子、太极中元甲子、皇极下元甲子三极世界。在闻香教支派圆顿教的经卷《龙华宝经》中，“三元劫数”又分别称之为“草芽劫”“胡麻劫”“芥子劫”（或“辘辘劫”）。特别是下元甲子劫数，灾难更为严重，天下大荒，人民饥馑，干戈不停，白骨堆山，“山东人民人吃人，人人扶墙而死，夫妻不顾，父子分离。来在北直，又遇饥馑而死”，壬午年之后，“又遇灾劫痨病年成，山摇地动，黄河水潮淹死人民。蝗虫荒乱，阴雨连绵，房倒屋漏，无处安身”。[38]大地众生，不论富贵贫贱，若逢末劫之灾，无处可逃，只有入教才能免遭劫难。因此，一旦出现天灾，教门领袖便乘机纠众立教，揭竿而起。这一特征也反映在《平妖全传》中，如作者开头借城隍社令之口，把闻香教之变归咎于“东省之民，愚憨自逞，拗掘不回，不作善缘，专思枉道，以致了（遭？）上帝谴责，降魔为虐，鬼神亦不敢违天悖命”。但是，作者不满足于对灾难做简单的描述，而是着意暴露统治者对于在痛苦中呻吟的百姓的漠视甚至雪上加霜，彰显闻香教起事的深层原因。小说开头，白莲教首高糜为徐洪儒分析天下形势道：“民穷财尽，国家气数可知。淮徐水灾，浙中火变。处处官司催科，加添辽饷愈急。民不聊生，山东尤甚。山东膏腴之地，贵者八两一百亩，少次五两一百亩，甚有地亩无人耕种。大粮辽饷，差人一次到集镇，动要钱四五十串。穷民无钱，卖地无人要，先卖儿女，次典地，八十文一亩典与人，不够买酒与差人吃。一年两三次下乡，差人逼索官粮，又不能完，田地儿女都卖了，还要送仓（官？）比较，只得借贷使用，坐辖牢。十室九空，望无烟火。就是纳了粮的，在家食用，不过是树皮草根，略略放些豆沫秫糁而已。穿又没的穿，吃又没的吃，钱粮又被公差把天地都弄尽了。况有本地乡官土豪侵占欺骗。如此光景，人心思乱。主公一呼，揭竿而起，无不响应。……此正英雄扼腕、豪杰解体之时也。俺们上应天时，下顺人心，从中而起，取天下如反掌耳。”闻香教正是趁着“辽阳失陷、内地空虚”[39]、灾害频仍而起事的。

激起民变的导火索是滕县董尚书之子董一经，他诨名“董钟”，性如烈火，“平日霸占良家子女，放子母债，准折人家田产、羊羔起利，倚势欺贫，县官是他家小厮，但是少他利债，迟了一日就送在县中拷打，那怕他就卖儿女妻子，比官钱粮还不同，也没有一个人敢议论他。这的是不成世界了”。他已有89个妾，还要抢夺闻香教法师周臣之女，凑成90。董一经的原型是故延绥巡抚董国光子之子董二。《明史·姬文允传》记滕县知县姬文允问百姓何故从贼，答曰：董二居乡贪暴，民不聊生，故从贼。[40]《梼杌闲评》也描写了“人祸”在闻香教事变中的重要作用：刘鸿儒起初做会不过欲敛财渔色，无意谋反。地方官吏屡屡勒索，刘鸿儒多次行贿。但东阿知县田尔耕为报私怨，仍然强行对刘鸿儒实施抓捕，终于酿成巨变。

所以，沈会极对闻香教的矛盾心理，在通俗小说家中具有相当的典型性。由于作者站在正统思想的立场上，所以对教门进行歪曲和诬蔑；由于作者有时坚持了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所以又有同情甚至肯定，从而或多或少对这一历史事件进行了现场还原。作者基本从封建统治者的视域，对闻香教起事进行了根本性的否定。在《平妖全传》的作者笔下，闻香教首全是妖魔转世，徐洪儒的母亲和妻子与人滥交。《樵史演义》《梼杌闲评》都写到刘鸿儒奸宿教徒，夺人妻室。《樵史演义》中丁寡妇介绍白莲教道：“凡入了这教，再不分你我了，东西大家吃，衣服大家穿，银钱大家用，就是汉子老婆，也大家可以轮流换转，不像常人这样认真，故此叫做白莲教，又叫做无碍教。”小说还揭露了闻香教抢掠杀戮的行为，如《平妖全传》写教军攻入滕县后，“掳掠子女家私，尽行劫抢。老幼行不动的，尽行杀戮；壮者拿来入教”。《梼杌闲评》写教军：“无妻室者，强娶民间妇女，凡美貌者，不论贵贱，有夫无夫，一概掳抢。”这些描写都有一定的史实依据，曾参与平定于弘志之乱、巡抚天津的李邦华就记载：“妖贼聚众约四千有余，妇女老弱不堪为兵者，即便烧死，或腰斩尸解，极其惨酷。”[41]但当作者直面历史时，又对教军的某些行为做出了与统治当局不尽相同的评判。如《平妖全传》第一十四回写教军进入滕县时，百姓头顶香花迎接。第二十一回听说徐洪儒僭号称王，“东省远近愚民闻风响应，就是淮扬南直庐凤邳徐各处地方，只因他邪术惑人，半月之间，哨聚有二十余万人”。作者认定民众纷纷冒死从教是因为闻香教“邪术惑人”，或服用了一种“便就杀了他爹娘，也不怨恨”的药水，但如实描写了教军痛惩贪官污吏，宽待清官廉吏的行为。如为官清廉的峄县大尹徐弘基被俘后，教军头领嵇光先“晓得百姓感仰他，心中便不肯妄杀官长、人民”，马青要杀徐弘基，稽光先急喝住说：“这位大爷只吃了俺县里一口水，二爷四爷见大爷清正，都不敢要钱，不曾害民，不要伤他。要不肯杀他，并把他放了。”作者同时抨击封建士大夫道德败坏，官军残暴凶横。《平妖全传》中说滕县“这满县士大夫之家，都有些损人利己”。官军攻破邹县，捕获徐洪儒后，“却将城内老弱男子尽行杀了，止存妇女”。《樵史演义》写刘子孝领兵到了邹县，进城歇马，“兵丁骚挠居民，号哭震天，那里禁约得住”。城外居民，也被劫掠一空。徐州杨兵备听说白莲教军将到，吓得面如土色，抖个不停。知州汪心渊只得升堂发令，代兵备行事。平定叛乱后，杨兵备自觉羞惭，反勾同阉党崔呈秀，坐汪知州三万赃下狱。徐鸿儒被镇压后，官军又滥施淫威，对凡是吃斋念佛者一律惩处，百姓如惊弓之鸟，“但有吃素之人，即时斩首，不论在会不在会，到处随擒随斩。那个再敢吃斋？那些原吃斋的人，牛羊猪，五荤三厌，一齐都吃了。那些道妈妈把那五部大册书，日里不敢烧，夜里都烧了。穷的当件东西也买些荤腥在家放着，怕官府有人来查点”。而徐鸿儒出城投降时，“只求饶了城中百姓，山东一带地方才得太平”。其中有些描写可与史实参证，黄尊素就指出：“妖贼徐鸿儒之乱，百姓死于贼者十三，而死于官兵者十五。夏镇富户有一女，贼胁妻之，其治河主簿以富户通妖擅斩于市，尽掠其赀，主簿又以功迁，土人言之泪下。道长李河岑山东人，言妖贼乱时，其本卫武弁觇良家子女有姿色者，即指父兄为妖杀而夺之，地方官虽觉亦不敢也。”最高统帅赵彦在弥乱后，把战死的官兵、起义民众及无辜被杀的平民尸体都收集起来，当做战功，立碑为记。黄尊素愤怒质问道：“良民罹锋镝者甚众，幸而成功，赵明宇得升，杂收战地之尸，筑为京观，立碑纪之。夫邲之战，楚收晋尸，尚不敢为京观，而赵乃取我锋镝之赤子，号为鲸鲵，一已之富贵宁无尽？”[42]即便《明史》也不讳言“诸将多杀良民冒功”[43]。这一悲剧给山东人民留下了惨痛的记忆，清初山东人丁耀亢在《续金瓶梅》中描写金兵大肆杀戮，就有赵彦的影子：“真是杀的这百姓尸山血海，倒街卧巷，不计其数。大凡行兵的法：杀的人多了，俘掳不尽，将这死人堆垛在一处，如山一般，谓之‘京观’，夸他用兵有威震敌国之胆。”

《平妖全传》的作者还不时在行文中穿插一些议论，批判一些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如第三十一回写白莲教要放火烧孔林，孔子的神灵知道了，便和他的弟子们商量对策。原宪道：横逆之祸，无妄之灾，“但当顺受，不可报复”，因为“此贼积恨焚林有因，皆后世生徒不遵遗训，有悖典谟”，特别是大明以文章取士，这世上生徒靠几篇狗屁文章，混得一官半职后，就去虐民害民，不为朝廷干一毫正事，“以致世上百姓恨这起读书的人，波及吾师之林，也只好随他烧去便了”。孔子只得命子路去处理此事。子路自到孔林里边，将草头神点了数千，将文山竹子截来做笔杆枪，散与草头神。草头神曰：“这笔杆枪济得甚事？”子路曰：“你这些毛神，不知笔杆枪的厉害。这些读书的并那些吏书，但是弄笔头子并那写状子的人害起人来，比刀还狠些哩。你只管拿了用不妨。”徐洪儒被赶跑，他边跑边说：“孔夫子这等灵圣，若是跑的慢些，拿去杀也不怕，剐也不怕，若还出个题目叫我做文章，就剐死我了。”作者通过孔子与弟子们的一番对话，辛辣嘲笑了八股文一无用处，揭露士子们文行脱节的虚伪，并影射当时文人相互倾轧的现实。又如第五十四回写孙知府以退妖平虏为题考生员，那些差役们听说要考试，抱怨说：“那些酸子咬文嚼字的，说分上，放私债，骂人狗弟子孩儿倒会，听见白莲教道人杀来，屎尿都吓出来了……有甚么高见。”果不其然，众秀才们的答卷皆是一派胡言。一个叫胡谈的生员要求派出妓女，引诱妖道纵欲，再令胡参谋作法下起雷雨，敌人淋雨后必得阴症而死。生员邹史则建议把鸡鸭蛋弄空，熬滚油装入，击打妖贼。还有人说在食品中投毒，毒死白莲教徒。作者用戏谑的手法，嘲讽读书人无德无能。作者还猛烈抨击吏治的腐败，如第三十五回负责招兵的钱神和韦仁到处骗钱，待出征时，说最好的办法就是官府派快手押着这些新兵，因为快手“鸡犬也害怕的”，敌人见了必定也害怕。第二十七回讽刺卖官鬻爵的现象，“有二百金费用，便是病夫也做了领兵官”。这些武将克扣军士常例，又“央请几个识字的篾片山人，剽窃旧书，拾人余唾，胡乱纂成兵垣边图武策武志，写自己的姓名，刻成书板，加上红圈绿点，就如私巢子搽烟摸粉偷人养汉的一般”。天启年间正是太监最为肆虐的时期，作者以极大的勇气，痛骂太监专权误国。如第十八回写马青痛骂押送龙衣的太监道：“你这伙焦尾巴，平日进贡这些马船，没有半船东西，到装一二十船私货，沿路要夫马，前站光棍又要常例钱压马钱赶牵钱，扰害驿递，苦累百姓。你这没卵子的倚着皇帝势儿，天不怕，地不怕。”其实在这些滑稽、诙谐的笔墨背后,隐含着作者对当时社会极端黑暗和腐败的激愤和无奈之情。

《平妖全传》中还透露出闻香教通后金之事。第八回白莲教主高糜说：“俺们上应天时，下顺人心，从中而起，取天下如反掌耳。再东连□□，西结□□，天下事未可知也。”“东连”和“西接”之后疑挖去“夷酋”“鞑虏”字样，《平妖全传》有多处对违碍字眼进行了挖改，如第十二回周臣骂董一经道：“你又不是倭子□□蛮子苗子野人”，空二字。第十四回徐洪儒人马行军而来，“那些割麦的人看见，只说□□来了，尽行逃窜”，也空二字。这些空白处应是“胡虏”“鞑子”等诋毁清廷的字词，挖去后又没有填补。这说明明刊本《平妖全传》已非原貌。高糜劝徐洪儒东连后金、西结蒙古取天下的想法，也有史可据。历史学家孟森曾著文揭出“善友会”即闻香教叛附后金之事，可与《平妖全传》中高糜的话互相映证。崇德元年（1636）十月，后金和硕睿亲王多尔衮、和硕豫亲王多铎，统兵征明，驻扎锦州城外。当时有个叫崔应时的人，在城内与党羽五十人，预谋献城于后金。崔应时遣同党胡有升持书献于豫亲王，书中云：“佛言朱氏之统业将终，故天遣真主下界，拨乱反正。今大金之后，天聪皇帝出而御世，是为英明皇帝，安天下之民。”表示愿为内应，“扶助天聪皇帝即皇帝位”。多铎等人此时正围攻锦州，忽得崔应时书，喜从天降，在回书中称崔应时的投靠之举可与孔有德、尚可喜、耿精忠媲美。崔应时后再次致书多铎，约于十月二十二日夜举事为内应。[44]但他的行动被明军发现，被执下狱，胡有升等人归顺后金。

此份满文老档案译件因未对照崔应时信之原件进行翻译，与原件不尽相同。清太宗第一次修改圣训时，再次将崔应时书由满文译成汉文，译文中称崔应时为“善友”，并出现了“古佛”“劫尽”“八牛”“收聚缘人”等民间宗教特有的词汇，马西沙、韩秉文认为善友会是闻香教的别名，崔应时是闻香教徒，可能是受石佛口闻香教主王好义之子王可就指使。“十河王”或“西河王府”暗指闻香教主王氏。康熙初年，王好礼之子王可就曾任山东抚标游击、陕西延安府延安营参将和杭州城守副将，后来被人刺杀，康熙皇帝亲自“赐祭”并荫封其二子。连其祖父王森夫妇也受到康熙帝的追认，并在其家乡滦州石佛口建立墓碑。[45]岳和声《餐微子集》中也记王好贤、王如纶“向冒衣巾，假借辽民，久在地方潜伏”[46]。可见王好贤冒充辽民，其实是充当后金间谍。

总之，小说中的这些描写，对我们全面认识闻香教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三、对闻香教特征的描写

小说中对闻香教的描写，涉及经卷、仪轨、活动规律等，是研究民间秘密宗教的珍贵资料。

1．组织

在历史上，白莲教、黄天教、圆顿教、龙天教等都曾卷入了徐鸿儒起义。《平妖全传》中沈晦称“天下共有三大会，龙华会、闻香会、白莲会”，其实都是闻香教的异名，他们发展成一股强大的势力，“真定县、辽阳县、衡水县、枣强县、武强县、武邑等处妖道，有龙华会，有闻香会、无为会”。《樵史演义》中写到丁寡妇借往泰山进香为名，发展会众。她挑选十个能干的人做香头，制作十面旗子，每个香头一面，招那些进香的入旗。她又用三十两银子，请济宁一个翰林院官员的夫人给郓城知县写信，说连年荒歉，今有善信男女虔诚往泰山进香行礼，保一境太平，要求知县在每面旗上盖上官印。最后竟纠集二千多人，用三十面大锣，五十面小锣，一路打着锣，高声念佛，好不热闹，一路上又纠合了好些人入伙。

教门成员以贫苦农民为主体，并有大量衙役快手加入，据《樵史演义》中所说，“教门不论男子女人，只要会骑马、会射箭、不吃牛肉猪肉，就收用了”。闻香教的头目则多出身世家大族，《平妖全传》第五十九回写到真定县、遶阳县、衡水县、枣强县、武强县、武邑县等处妖道渠魁“都是世家愚裔”，他们“实有一种妖法，能惑动愚民，是以远近相从，聚有二万徒弟，散住各府州县村镇乡堡，就是衙门中吏书皂夫，大半是他弟子，可以朝呼夕至的”。知府田唯嘉差典史宋秉国密拿河北总传头周印，宋秉国禀曰：“老爷叫小的所拿之人乃是大族之家，交游世宦，无限钱财，手下有数百个手脚了得的乡兵，小官怎的敢拿他？”宋秉国拿了周印后，周印家人上下使钱，使宋秉国考评不合格而被撤职，在回老家的路上，闻香教余党假装强盗，将宋秉国家小围住，进行抢劫和围殴。闻香教也的确喜欢结交豪族，头目阎福来就生于世袭武官之家，据岳和声《餐微子集》卷四记载，王好贤逃亡扬州时，“只身藏匿于势豪密宅内，容留数时而转递于山东”，即扬州刘举人家。[47]另外，秘密教门称死后为“归空”，就是回到真空家乡，如罗教《苦功悟道卷》中云：“不思想，不挂丝，归空就是。”[48]《七曜平妖全传》第六十四回云：“妖道无知，但是有紧急就说有俺；但遇杀了，就说归空去了。”

2. 经济

闻香教的经济来源主要靠信徒的捐献和缴纳会费，他们想尽一切办法骗钱。梁清远《雕丘杂录》卷六中描绘道：“教主（王森）坐佛堂上高台帐内，枝头先暗报来人银若干，计几块，今日吃何饭，作何事，引拜毕，献银，教主在内明指银块数与所食所作事，果无差谬，愚民惊服慧眼。”[49]在闻香教中，各会的会首、传头每年四季敛钱，交于总会首、总掌教处，然后再向上递送。《餐微子集》卷四记：“太师周印传徒分为五会，会各数千人，每四季敛钱解赴周印处，转解滦州石佛口，称弥勒王王好贤，听其支用。”[50]徐从治《平妖纪事》说王森“片语而醵金数千缗立至”[51]。经多方盘剥，王森很快便从一个贫苦皮匠变成富埒公卿的暴发富，府第“周围墙垣用石垒砌，屹然如城”，家里奴仆如云，还厮养了一批打手。据李济贤统计，王森、王好贤父子仅在广平府永年县、真定府饶阳县就有房产十一处、田产九处，这还只是其家业的一部分。[52]因此，教职越大，油水也就越多，而所奉银两越多，教职就升迁越快。万历四十八年（1620），许应龙同善友多名凑银送与王好贤“做好事”，王便“以应龙教法广行，升为会头”，于是前往石佛口送银者络绎不绝。分布在各地的教职人员，不仅负责催收银钱或谷类等实物地租和房租，还要代王森放高利贷。既做中保，又要按期收取本息，为教主保管储粮和粜卖。因此，各教门领袖凭着他们在教中的权势，大量聚敛钱财，少则几年，多则十几年，便成为富甲一方的大户。教权世袭的目的就是要世代保住这种利益。

3. 经卷

小说中还写到闻香教念诵的经卷。《平妖全传》第十二回写闻香教法师周臣五月五日做榴花会：“他众人自吃饭，只是来听些五部六册的糟粕，胡谈道也都有些规矩。至初六日早，男女罗拜叩首，跪着说法，以迷引迷，以讹误讹。说法的不明，听法的不懂，糊里糊涂，各各赞扬。”第五十九回徐鸿儒起义被镇压后，“那些道妈把那五部大册书，日里不敢烧，夜里却都烧了”。

“五部六册”指的是罗教创始人罗梦鸿所撰《五部六册》，可见，闻香教讲经时使用的是罗教经卷，由此透露出闻香教是由罗教发展而来的史实。《梼杌闲评》第二十五回玉支和尚对信徒说：“况我等这教，何以谓之混同、无为，只为无物无我，不分男女人物，贵贱贤愚，总皆混同一样。”可见“无为教”和“混同教”名虽二而实为一，“无为教”又是罗教的别称。对于徐鸿儒起义，明末清初的史籍、笔记和小说等一概称之为“白莲邪教”，近现代许多学者也多称之为白莲教。但是，有些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马西沙、韩秉文先生即认为，闻香教是罗教的一个分支。王森的祖籍蓟州西北是密云卫，正北一百余里则是雾灵山，罗梦鸿曾在此苦修十三载，后来他的女儿佛广又以蓟州盘山为依托，修行传教。佛广是大乘教的开派祖师，他的女婿王善人从时间上来看与王森年龄相合。另外，他提出了三条证据：第一，据岳和声《餐微子集》卷四说，王好贤大弟子王福、魏汝平“号召乡民，夜聚晓散，将山东即墨发来经卷，并妄造妖言《来子解》，与众人密讲”。[53]“即墨”是罗梦鸿的老家，也是刊刻罗教经卷的中心。可见在万历、天启间，闻香教内讲经时仍然使用罗教经卷。第二，闻香教在组织上与罗教保持着一定联系。教内任太师的周印，先是拜京城无为教首安保为师，入无为教，称“大传徒”。后又拜王好贤为师，掌教内大权。而安保又是王森的高足。第三，王森部分大乘教经卷直接传自盘山佛广的无为庵。[54]又据嘉庆年间被捕的龙天教徒李和修供称，该教源自罗教。相传罗祖传过十八支，后来十三支无传，只剩下五支。其中一支是京东滦州石佛口王姓，教内之人每年到石佛口一次55。小说中的描写可与文献记载相互印证。

4．做会

民间宗教群体内的活动形式，可分为“做会”和“日课”两种。所谓“做会”是由若干人或更多的人共同参与的一种宗教活动；而日课是指教徒个人每日所做的宗教内容。两者形式不同，但却是统一的宗教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

自明中后期，民间教门的“做会”异常活跃。据《梼杌闲评》中刘鸿儒称，他家做会“已相传四代”，“小庄一年也做好几次会”。《平妖全传》第十二回描写了周臣等白莲教徒计议五月五日做榴花会：

至日都来了。男的女的，老的小的，村的俏的。有挑着粮食的，有驱驼的，有马背的，有车子推的。就似蚂蚁，黑阵阵的，一簇一簇家来。这一来，男妇到有六七千人，那里有这些厨灶房屋安插。原来各人都带有着秫席，挑着锅灶，到了庄，左右前后搭盖窝棚，埋锅造饭，就似挑河的夫子一般，顷刻间四面八方就有数千栅厂。……他们久有不轨之心，都假着做会操演停当了的。他众人自吃饭，只是来听些五部六册的糟粕，胡谈道也都有些规矩。至初六日早，男女罗拜叩首，跪着说法，以迷引迷，以讹误讹。说法的不明，听法的不懂，糊里糊涂，各各赞扬。

《梼杌闲评》中写刘鸿儒“收了许多钱粮”后，聘请当时的四大名僧之一憨山禅师开讲，结果憨山因患目疾不能前来，荐玉支代讲。刘鸿儒次日即往九龙山园上，收拾坛场，庄严佛像。叫四个为首的斋公，远近传香，订于天启二年正月元旦吉日，开讲《法华》妙品真经，“至日纷纷拥拥，远近赴会者不计其数”，讲经之后，玉支叫执事僧众，“取洁净缸一口，放在方丈当中，满贮清水，焚香念咒，书符三道焚之。叫大众入来各衔一口，慢慢咽下，回去宁神打坐。那和尚却也古怪，不知用何法术，人人所为之事，一生善恶皆见，吓得众人毛骨悚然”。

刘鸿儒原计划要宣讲完《法华经》和《楞伽经》，但《法华经》尚未讲完，钱粮已不敷日用。刘鸿儒对周氏母女“抛舍不得”，不愿散会，但此时正值农忙，人人有事。跛李深知刘鸿儒之意，于是设计使“新雕的大佛座上安的一面镜光上火光迸出”，如同大火。大伙睡梦中被惊醒，披衣出来，刘鸿儒对众人称“这是我们的功德感动菩萨，降祥光普照众生”。结果“引得那些愚民，皆死心塌地。十数日间，四外传遍这个消息。那三山五岳的人，都引了来。每日人山人海，施舍金银、财帛，不计其数。米粮车载，堆积如山。也不讲经，只是照镜”。刘鸿儒镜中照出头戴冲天冠，身穿龙袍，腰系玉带之像。于是玉支道：“数皆前定，你我俱是一会之人。富贵福禄各人分定，强勉不得。尔等愿留者可到池边去照各人的官爵，不愿者即今便行，不可在此搅扰”。那些被镜子照过的，早已心动，于是跟着刘鸿儒一起造反。据《平妖全传》和《梼杌闲评》等小说描写，做会地点可在家中，也可在寺庙；讲说的经卷既有罗教的“五部六册”，也有佛典《法华经》和《楞伽经》。信徒自带粮食和卧具，食宿由组织者统一安排。《梼杌闲评》中还写到了信徒听讲的三种形式和进程：开始是“初讲”；“初讲”后，情愿精修者须报名登记，以便统一安排；有些“不能领略”的信众，还可要求单独“面墙”，即单独辅导。

信众们虔诚而迷狂的宗教热情，往往被一些别有用心的野心家所利用。《平妖全传》中写道：“那些上会的道人，男女不分，混在一处，长裙短袄，搽胭抹粉，伸头缩颈的，跪在地下，七上八下的磕头。你扯我拉的，起来戳上几下，一个个拖腰撒跨，挤眉弄眼，和那年少的后生挨挨擦擦，唧唧哝哝，不知说的甚么，那里看得上眼。”所以在统治者看来，民间教门的做会不仅是一种败坏道德的行为，更重要的是一种有可能诱发谋逆的严重政治行为。如清代黄育楩在其《破邪详辩》中，屡屡提及“邪教”做会的情况，在他看来，做会的目的“均为财色”。[56]岳和声《餐微子集》卷四写闻香教做会时，“妇女左袒而前引之暗室，供其淫污”。[57]

综而言之，以《七曜平妖全传》为代表的闻香教题材小说，融文学、历史和宗教价值为一体，不但揭示了闻香教变乱的深层原因，而且展现了闻香教诵经、做会等种种特征；这些小说以神魔写时事，在文体上也别具一格，具有重要的小说史意义。对文学、历史和宗教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注释

[1]以上内容参见岳和声：《餐微子集》卷四（台北：伟文图书出版公司，1976年，第615-720页）、黄尊素：《说略》卷六（《余姚黄忠端公集六卷附集五种》，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5辑第41册，合肥：黄山书社，2015年，第548页）、那彦成：《那文毅公奏议》卷四二（美国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藏清道光十四年（1834）刊本，第1-54页）。

[2]沈国元：《两朝从信录》卷一六，《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30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第352-353页。

[3(1)]文光斗：《皇明通俗演义七曜平妖全传序》，《古本小说集成》第3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8页。

[4(2)]王世贞：《弇州史料》后集卷四四，明万历四十二年刻本。

[5(3)]刘修业辑校：《吴承恩诗文集》，北京：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105页。

[6(4)]叶德均：《戏曲小说丛考》，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604-605页。

[7(5)叶德均：《戏曲小说丛考》，第604页。

[8(6)]傅维麟：《明书》卷之三一，《二十五别史》，济南：齐鲁书社，1998年，第2912-2913页。

[9(7)]毛奇龄：《后鉴录》卷四，《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43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236页。

[10(8)]郑振铎：《记一九三三年间的古籍发现》，《中国文学研究》，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453页。

[11(1)]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历代纪事本末》，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2417页。

[12(2)]方孔照：《全边略记》卷一一，《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738册，第614页。

[13(3)]沈国元：《两朝从信录》卷一六，第353页。

[14(4)]王源：《居业堂文集》卷一《谭参政传》，《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7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6页。

[15(5)]徐从治：《平妖纪事》，清抄本，浙江图书馆藏。

[16(6)]郑廉：《豫变纪略》卷七，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182-183页。

[17(7)]钱士馨：《甲申传信录》卷六，上海书店，1982年，第104页。

[18(8)]姜采：《敬亭集》卷八《张侍郎传》，《清代诗文集汇编》第25册，第183页。

[19(9)]徐石麒：《可经堂集》卷二，《四库禁毁丛刊集部》第72册，第79页。

[20(1)]史惇：《恸余杂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85-86页。

[21(2)]文光斗：《皇明通俗演义七曜平妖全传序》，第7页。

[22(3)]文光斗：《皇明通俗演义七曜平妖全传序》，第10页。

[23(4)]岳和声：《餐微子集》卷四“奏议”，第683页。

[24(5)]徐从治：《平妖纪事》，清抄本，浙江图书馆藏。

[25(6)]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七〇，第2417页。

[26(7)]恩格斯：《费尔巴哈与德国哲学的终结》，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65-66页。

[27(1)]弗洛依德：《图腾与禁忌》，杨庸一译，北京：中国民间文学出版社，1986年，第101页。

[28(2)]鲍涛：《妖道与妖术--清华大学葛兆光教授谈小说、历史与现实中的道教批判》，《中国国情国力》1999年第12期，第5页。

[29(3)]《鼓掌绝尘·题辞》，《明清小说序跋选》，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3年，第6页。

[30(4)]《水浒后传·叙》，《明清小说序跋选》，第178-179页。

[31(5)]■子：《林兰香·序》，《明清小说序跋选》，第112页。

[32(6)]《明实录》第四十七编，《世宗实录》卷四八六“嘉靖三十九年七月壬辰条”。

[33(1)]叶向高：《纶扉奏草》卷一，《四库禁毁丛刊史部》第36册，第506页。

[34(2)]《明史》卷二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07页。

[35(3)]张三俊修、冯可参纂：《郯城县志》卷九“灾祥”，康熙十二年（1673）刻本，第266页。

[36(4)]《巨野县志》卷二“编年”，清道光二十年（1840）本。

[37(5)]《朱批档》，嘉庆十年五月初五日陕西巡抚方维甸奏折。

[38(6)]《古佛天真考证龙华宝经》，王见川、林万传：《明清民间宗教经卷文献》第5册，台北：新文丰出版社，1999年，第731-732页，第713页。

[39(1)]岳和声：《餐微子集》卷四“奏议”，第654页。

[40(2)]《明史》卷二九〇《姬文允传》，第7449页。

[41(3)]李邦华：《李忠肃公集》卷之三，《四库禁毁丛刊集部》第81册，第49-50页。

[42(1)]黄尊素：《说略》卷六，《余姚黄忠端公集六卷附集五种》，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5辑第41册，第548页。

[43(2)]《明史》卷二五七《赵彦传》，第6623页。

[44(1)]孟森：《满洲老档案译件论证之一》，《益世报·读书周刊》（天津）第23期，1935年11月7日。

[45(2)]参见马西沙、韩秉文：《中国民间宗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578-584页。

[46(3)]岳和声：《餐微子集》，第703页。

[47(1)]岳和声：《餐微子集》卷四“奏议”，第625-626页。

[48(2)]《苦功悟道卷》，王见川、林万传：《明清民间宗教经卷文献》第2册，第31页。

[49(3)]梁清远：《雕丘杂录》卷六，《四库存目丛书子部》第113册，济南：齐鲁书社，1995年，第719页。

[50(4)]岳和声：《餐微子集》卷四，第617-618页。

[51(5)]徐从治：《平妖纪事》，清抄本，浙江图书馆藏。

[52(6)]马西沙、韩秉方：《中国民间宗教史》，第566页。

[53(1)]岳和声：《餐微子集》卷四，第651页。

[54(2)]参见马西沙、韩秉文：《中国民间宗教史》，第552-556页。

[55(3)]《军录》中直隶总督那彦成折，嘉庆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一日。

[56(1)]黄育楩：《又续破邪详辩》卷一，见《清史资料》第三辑，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20-122页。

[57(2])岳和声：《餐微子集》卷四“奏议”，第6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