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青帮形成于近代长江下游，与运河潜运的解体有直接关联。长江下游地区是漕运水手行帮最重要的活动地区。清代承担漕粮的有山东、河南、江苏、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安徽等省，而江苏、浙江要承担大半，因此，江浙两省的运河码头成为漕运水手聚集场所，“各帮水手多系山东、河南无业之辈”。[1]同其他水手行帮不同，江浙水手行帮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素习罗教，”到17世纪末18世纪初，杭州和苏州成了水手中罗教信徒的两大活动中心。这些水手以庵堂为中心形成的团体，互助互济性较强，并无政治目的，只是影响社会治安”。[2]

食盐由漕船走私称为漕私。有清一代，漕私是仅次于枭私的一种贩私活动，一方面是因为漕船本身需要携带大量食盐食用，另一方面，大多数的潜船都要通过盐都扬州，甚至淮南盐抽掣所仪征，这为漕私提供了可能性。同其他盐私活动不同，漕粮为“天庚正供”，能拒绝关津检查，因而漕私有量大、隐蔽等特点。夹带漕私的有普通旗丁、舵工、水手。漕私的私盐来源很多，它也和枭私一样收集灶丁私盐和老少盐，但是和枭私明显的区别在于，潜私利用潜船跨越数省的便利，购买官盐，赚得地区差价。如嘉道时，由于长江下游的两淮盐区盐课较高，因而潜运水手行帮更多地将长芦和两浙的盐贩往两淮行盐区。“粮船夹带，非芦私即淮私，而芦私盐价值较贱，帮所带尤多”。[3]两浙行盐区的江苏南部和浙江部分地区，主要是由江浙水手行帮中的嘉白帮从宁波、舟山群岛偷运廉价盐。[4]长江下游的漕私为漕运水手行帮与盐枭的结合创造了条件，随着漕运水手行帮势力的发展，到了近代，其中的江浙罗教水手行帮和盐枭集团融合，最终发展成为近代的青帮。

近代青帮的前身是江浙罗教水手行帮。青帮的帮名很繁杂，《清门考源》所辑录的民国时的《各社会团体全宗汇集档案》中就列举了诸如”罗教”、“安庆”、“安清”、”三番子”、“清帮”、“青帮”、“家礼”、“临济道”等多种名目。[5]在近代的清档案文书中，有安清道友、巢湖帮、清帮、枭匪等混同称谓。青帮的发展历程，按青帮自己在《安清系统录》中的说法是”近代三百年来拥有中国东南半壁的一种水上社会势力”。近人也把青帮分成早、中、后三期。其实，青帮作为“从清代漕运船帮中脱胎出来的秘密结社”[6]，其真正形成也不过是近代的事，而且也只是在江浙水手行帮中。青帮形成以前的江浙罗教水手行帮并不是秘密结社，行帮并不是帮会。一方面，在漕运废止前，水手行帮，包括早期的江浙一带的罗教水手帮都是半公开的行帮组织，它主要功能除了互助、贩私外，更多的是维持漕运，因而它虽然也遭到清政府的取缔，但不是严厉打击的对象。从雍正到乾隆中叶，清政府曾多次对漕运水手中习罗教的情况进行了查禁，但是处理都较轻，仅仅是没收经卷、佛像、改庵堂为公所。从目前的档案资料来看，至少到嘉道时，清政府对漕运水手行帮还是非常了解的，而且水手行帮的一些主要活动大都得到了官府的默许，如嘉庆时有人供称”粮船上素来供奉罗祖，护庇风涛。其供奉罗祖之船名为老堂船，设有木棍一根，名为神棍，奉祀罗祖之人名为老官……不许人酗酒滋事，违者，老官取木棍责处，不服者送官责逐……”[7]道光年间，船帮间为竞争新船积怨较多，常常争斗，引起清政府的重视，但在处理上并不是当作秘密结社来对待，如镇江帮与湖州帮相互争斗，清政府只得出动军队监航，但除了分开两船，收缴刀棍外，也没有大的处罚[8]，这和同时期处理其他帮会是有根本区别的。另一方面，漕运废止后，并不是所有的水手行帮都转而贩私，形成青帮。青帮一名至少在清代档案文书中出现是在近代潜运废止以后。水手行帮是漕船普遍存在的互助性组织，而其中的罗教水手行帮只存在于长江下游的江浙水手行帮中。根据“青帮秘籍所记载的题名录，兴、礼、大三辈144人中，江淮帮20人，兴武帮47人，嘉白帮36人，嘉海卫帮14人，杭州帮14人，绍兴帮2人，湖州帮2人，嘉兴卫帮6人，镇江帮3人，都分属于江苏、浙两省的船帮。”[9]可见，罗教水手行帮只是青帮的前身，还不是青帮。

罗教水手行帮，更多意义上应理解为教门系统，可以看成是罗教的分支。首先它称“帮”是沿袭了原来漕运的官方称谓，而非一般所谓“帮会”。清制，漕运组织以省或粮道为单位，每粮道或省下分设若干个卫，卫是由一府或数府组成，如江安粮道下辖江淮卫、兴武卫、安庆卫、新安卫、建阳卫等。帮是卫属的基层单位，一卫有数帮，如江淮卫有9帮、嘉兴卫有3帮。每帮船数有船30到60不等。水手行帮一般都是根据所属船帮命名。陈国屏《清门考源》第五章“粮帮组织”所列举的粮帮组织分布情况其实即是清时漕运基层组织的建制。

其次，罗教水手行帮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对于罗教水手行帮的性质，学者往往多从其组成人员、组织结构及活动方式变化定性为帮会组织。其实从乾隆三十三年，清政府废除庵堂，罗教水手行帮活动转向老堂船后，其作为教门的基本特征并没有改变。其师徒传承、吃斋诵经，收敛钱财直到嘉道时没有太大的变化。道光十六年潜运总督恩物亨额称：“帮内之巢穴即老官师傅盘踞之船，名为老堂船，藏有经卷、神像，传徒敛钱。”[10]罗教水手行帮在清中叶表现出来的成分复杂、组织强化、暴力色彩严重这些特点，这和清代中叶以来其他教门系统，如八卦教、清茶门教、圆顿教及青莲教等的发展演变基本是一致的。宗教色彩淡漠是清代中叶以后，秘密教门系统的一个重要特点[11]，非独罗教水手行帮才有。和其他教门系统不同的是，罗教水手行帮由于本身行业的特点，它反政府意识较淡，维系其生存的除了敛财外，更多的是通过贩私活动，这也正是它以后能和盐枭集团结合，形成青帮的前提条件。

二

长江下游江浙水手行帮中的罗教水手行帮与势力膨胀的盐枭集团结合后，随着漕运的停废，青帮终于形成了。在青帮的形成过程中，盐枭起了载体和媒介的作用。

道、咸年间，清政府改革漕运制度，即改东南河运为海运。咸丰三年(1853年)南漕全部改为海运。停漕后，清政府对潜运水手也进行过安置：一是给资遣散。镇江帮在扬州知府桂万超告示后“水手安静，给资回籍无异言”[11]；二是由清政府招募为水勇。潜运总督杨以增在扬州一带“挑选精壮水手一千五百名，又招募壮勇一千五百名，派令前任淮安府知府福林管带。”[12]但是对于大部分的漕运水手而言，生活无着落，沦为盗匪。“三年春，江南被兵，南漕改折，或海运，纤夫游民数十万，无可仰食。丰北苏河连年溃决，饥民亦数万，弱者转沟壑，壮者沦而为匪，剿劫益炽。”[13]原来的江浙漕船中的罗教水手行帮开始向旱码头发展，史载”粮船停废，其族无以为生，即散处各州县，名曰站码头，萃聚亡命，藐法殃民。”[14]最终在长江下游地区完成由罗教水手行帮向青帮的过渡。

青帮之所以在长江下游地区形成，因素很多，包括两淮盐场对失业水手的吸引，太平天国所引发长江下游地区的社会秩序混乱，但这些都是青帮形成的外部条件，从根本上讲，青帮的形成是近代以来会门与教门系统相互融合及长江下游盐枭势力发展的必然结果。

中国的秘密社会的两大系统在地区分布上，“教门主要分布在中国的北方……会党主要活动在中国的南方……因此有‘北教南会之说’。”[15]这和南北之间的物质生活条件和地理环境不同所引起的文化差异有密切关系。民国时学者王培棠在《江苏省乡土志》中曾就江苏南北文化进行评述，指出“以民情而言，江南柔而淮北刚，淮南江北界于刚柔之间。以言语看，则江南多吴语，江北多扬州语，而淮北多齐鲁语；以言风俗习惯，则江南奢侈纤巧，淮北则朴实无华，而淮南江北亦间于两者之间，如扬州已近于江南，而淮阴、淮安有相同于徐海。言宗教迷信，则江南以民智较开观念比较淡薄，淮北则迟钝保守，故宗教迷信观念，尚极浓厚，淮南江北则成一种中和态度，较江南为过，较淮北已不及矣。”[16]近代以前的罗

教水手行帮虽然地处江浙一带，但仍可以理解为属北方的教门系统。一方面，水手行帮特别是江浙一带的罗教水手行帮中，水手大多数都是北方山东、河南、河北等一带的农民，江浙南方一带的人很少；另一方面，罗教水手行帮虽然名为江浙一带的船帮，但是并不固定在江浙一带，他们通常要伴随漕船四处飘泊，居无定所。漕运解体后，南方的水手行帮解散后，一部分水手回到北方原籍，流而为匪。而水手行帮中的罗教水手行帮则凭借其原有的组织系统在江浙一带适应生存下来，并迅速向会门系统演化。促成这种演化的媒介就是长江下游日益膨胀的盐泉。首先，罗教水手行帮作为一种教门系统，由于南北文化的差异，在江浙一带社会基础很薄弱，而长江下游盐泉集团虽然在近代以后江浙一带人也很多，但就主体而言仍然是以北方一带的无业游民为主，这为罗教水手行帮融人并改造盐枭集团，形成青帮的一个重要原因。其次，罗教水手行帮本身主要依靠盐私维系其生存，水手更习惯水上生活，漕运解体后，江浙一带复杂水面环境更适应其生存，而盐枭集团长期以来一直是这一带的水上霸主，这是罗教水手行帮以盐枭为载体的重要前提。和普通的水手行帮不同，罗教水手行帮在以盐枭集团为载体时，嫁接了自身的组织系统，并完成了自身的改造，形成了亦教亦会的秘密结社。

近代青帮的形成是在罗教水手行帮与长江下游盐枭相互融合中完成的。

漕船中水手行帮包括罗教水手行帮出于贩私的需要，和盐枭的勾结由来已久。从顺治年间起，回空粮船就开始了大规模的贩卖私盐活动。“回空粮船约六、七千支，皆出年瓜、仪二闸。一帮夹私盐奚止数十万斤，会有计亡，实浸淮商数十万引盐之地为害甚大。”[17]适应漕私规模的扩大，康熙、雍正时水手行帮开始与积枭“风客”勾结：“贩卖私盐之弊在粮船为尤甚，有一种积枭，名为风客，惯与粮船串通，搭有货物运至淮扬，托其本地奸徒，令其卖货买盐，予屯水次。待回空之时一路装载。并所售之价则风客与丁舵水手三七朋分。粮船贪风客之余利，风客恃粮船为护符。”“漕船回空带私为历来之瘤弊，并有随帮风客除本分利、坐占淮扬数十万纲额，勾引泉匪，肆行无忌。”[18]适应粮船水手和风客贩私的需要，嘉庆、道光年间名为“青皮”的盐枭集团出现。“有一种土著匪盘踞码头，专为浪船通线散销，从中取利，名为青皮。其著名码头如当涂之四合山、桐城之从阳镇、五倡拐望之华阳镇、无为之土桥最为扼要。”[19]仁川水手行帮与盐桌结合在漕运解体前，只能说是相互利用，这是因为漕运水手生活虽然艰辛，但漕运毕竟是“天庚正供”，水手收人相对较为稳定，贩盐不是漕运水手的主要生活来源。因此，至少“在道咸之交，这种结合还处于初步阶段，没有融合在一起，因此，清吏对他们还是连类并称所谓‘青皮党’、‘安清道友’。”[20]漕运改革后，长江下游失业的漕运水手更多的是以贩私盐维系生存，此时，罗教水手行帮开始与长江下游的盐泉集团融合起来。其主要标志是江北里下河一带的安清道友和江南太湖一带的巢湖帮形成。

安清帮也即安庆帮，“安庆道友之为患久矣，其名目始于安庆帮之粮船，嘉道间，惟粮船过境时，其党必上岸滋事，或盗或窃，无恶不作。在后，粮船停废，其族无以为生，即散处各州县，名曰站码头，萃聚亡命，藐法殃民，初犹淮海一带，千百成群，今则蔓延江南北郡县，无地无之。立字派，别尊卑。逞凶肆恶，结为死党。”[21]里下河一带安清道友的出笼大约在同治前后。光绪初年以前，安清道友多活动在长江以北。1861年礼部给事中卞宝弟奏称“闻江北聚匪甚多，有安清道友名目，多系安东、清河游民，私结党羽，号称师徒。其先数百人，冒充兵勇，在里下河一带把持村市，名曰站码头。藉查街、查河为名骚扰商旅，抢夺民财。近更加以各处土匪附和，窝主容留，结党盈万，散布愈多，并有李世忠营弃庇护，官吏畏势，莫敢奈何。”[22]里下游一带青帮势力迅速壮大和“李世忠营弃庇护”有重要的关系。在李世忠控制的两淮地区，一方面，豫胜营按清政府规定的“月给炯盐”、“以盐抵晌”办法，每月提取盐包，另一方面，李世忠更多的是力图控制两淮盐场，他特意疏通会通河道，以利济贩私盐，自捆自卖，又设卡抽厘。正如研究者指出的：“李世忠在两淮盘踞7年之久，在他的羽翼下，安清道友得以出笼，并迅速壮大。”[23]1864年“苗患”清除后，豫胜营除留3000人编为“忠朴营”交由曾国藩调遣外，裁撤殆尽，李世忠也于1881年被裕禄借故除掉。但此时的两淮地区已是由游勇、丁役、盐枭组成的青帮的地盘。“淮北一带小民，以拜安清道友，仍以伙运私盐为业”[24]，而各关卡形同虚设，以致枭风日炽，劫抢之案，层见迭出。盐枭与青帮合而为一，“均住江宁之江都、甘泉县境，初仅贩私，继而抢劫讹诈等事”[25]，成为反社会的秘密结社。虽然并非所有私盐贩都是青帮，但官方文书中所称的枭匪往往是指青帮。

巢湖帮是在嘉道时就比较大的盐枭集团，“在长江下游的私盐活动中起到了主导作用”。[26]道光时期，巢湖帮是皖北人为主的盐枭“青皮”，其组织严密，“资本多至数十万，大伙以数千计，小者二三百为群，炮门、枪矛、刀戟、鞭锤之器毕具，所过关隘，辄鸣征施枪，衔尾飞渡，……处处充斥，阻坏盐法，扰害地方。”[27]“青皮等或隐匿在船，假充水手；或散游在岸，托名短……”[28]早期的巢湖帮和江浙水手行帮就有勾结。漕运改海运后，也大致是在太平军攻占镇江后，该处失业的舵工、水手大多投奔该帮，不久推选合肥人刘正裕、刘国魁为头目，占据了安徽巢湖和太湖的要道口，即现在南京高淳县的东坝。“他们长期寄居苏南，漕运失业的舵工、水手等推他们当盐枭头目，俗称‘巢湖帮’。”[29]太平天国以后的巢湖帮已非早期普通盐泉集团，而是融合了失业的江浙水手、青皮盐枭、淮军散勇和部分流民的成分复杂的青帮组织。作为青帮组织的巢湖帮在江浙一带凭借近代长江下游地区特殊的地理和社会环境，发展迅速。“巢湖帮之名由来已久，散处苏、松、常，暨浙之嘉、湖二属，专事贩盐聚赌，有时也抢劫勒赎。其始本悉皖人，近则就地无赖随声附和，党羽日多，滋蔓日甚。·一此辈本无恒业，饥寒所近，不旋踵而仍为匪，其势必然。”[30]

三

江浙水手行帮与长江下游盐枭融为一体的青帮形成以后，在光绪年间发展十分迅速，大致可分成江南、江北两大势力中心。

江北包括苏北、皖北和皖东地区。安庆道友主要在两淮盐场和运河码头一带活动。皖北、皖东的青帮主要活动于江苏、安徽的交界处，如泅县、吁胎、来安、六合等地及“长江北岸和州所属无为、含山等州县”。[31]江苏的青帮活动主要集中在扬州和仪征一带，以“江淮要道商贸中心的仙女庙(今江都)为基地，嗣后向长江下游发展，以苏沪为中心，势力蔓延到京、瓜、清、淮”。[32]江南主要是原来的两浙行盐区及沿江重要码头，包括苏南、浙江等地区，这里青帮主要是太湖地区的“枭匪”，以巢湖帮实力较大。巢湖帮由原来盐枭集团的基础上发展起来，成分除了原来的盐枭及罗教水手行帮外，还有以游勇为主的“光蛋”在内。蒋清端在《拓湖宦游录》认为：“光蛋本系游勇，大半籍隶巢湖，先因招募而来，后虽遣不去，只惟私聚赌以生涯，而党类千万，充斥海滨，械利船多，悉皆亡命。”[33]太湖地区的青帮活动情况，陶成章曾作过调查：“此外另有一派，贩私在苏、松、常、太宁，广杭、嘉、湖之间，即所谓盐枭也。其一切组织及口号、暗号，咸与洪门异，号称潘门，亦曰潘家，又别称庆帮。内分三派，一曰主帮，系浙东温、台人。一曰客帮，系操之过急北江北人，又别号巢湖帮，以别于温台帮。凡江南、皖南、浙西诸府之流氓、光蛋咸属此派。”[34]陶成章的调查应该大体反应了太湖一带青帮实际情况。

伴随着中国近代社会的变迁，长江下游青帮势力迅速膨胀，不仅“蔓延江南、北郡县，无地无之”[35]，而且遍及全国各地。有学者认为，道咸间由江浙失业水手转向苏北而建立的安清道友，“在清末沿着两个方向发展。在南路，它由苏北、皖东进人苏南、浙江；在北路，它由沛、丰诸地发展到山东、河南”。[36]它大致反应了长江下游青帮向各地的发展路线，但是江南一带的青帮绝不是从苏北发展过来的，它是运河漕运解散后，由浙江、江苏潜运水手和早先与他们勾结的盐桌集团，加上本地的游勇光蛋等形成的。

四

近代青帮在长江下游形成后，既继承了原来罗教水手行帮和盐枭集团的活动方式和组织体系，又随着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而呈现新的特点。

1.活动方式的变化

青帮的主要活动虽然仍以贩私盐为主要营生，但活动方式已和普通盐泉集团不同。首先，由于青帮势力庞大，在贩私中可以公然抗拒官府的缉私。这虽然在早期盐枭集团中也常出现，但其规模和激烈程度远非普通盐枭可比。如江苏江都的青帮头目朱盛椿(绰号朱大麻子)、朱羊林(绰号朱大花脸)“均为积年巨枭会首，无恶不作”，贩卖私盐多年。”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十八日，经前扬州营守备王朝江将其弟素为枭匪之朱小狮子即朱盛溃拿获。该犯率党百余人，执持枪械，拒敌官兵，将朱小狮子劫夺，殴伤营弃并枪伤勇丁。嗣复纵令徒党肆行抢劫，掳人勒赎，坐地分赃，不记其数，积资广置田宅不讳”。[37]其次，青帮在贩私中，更加注重与地方势力的勾结。时人指出，长江下游的青帮“初犹无业游民、刑伤匪类当之，今则居然武痒中之举秀，仕途中之子弟，衙署中之差役，憨不畏法，自以为雄，乐居下流，毫不为怪。”[38]

除了贩运私盐外，长江下游的青帮还从事其他活动：(一)贩运洋烟。由于洋烟的利润极高，途中往往遭到抢劫，这项货品贸易实际上为帮会和军队所独占，青帮就是贩运的主要势力。(二)走私军火。如上海的青帮大字辈应夔垂和哥老会青龙山会首范高头合伙贩运军火，与各地土匪、盐枭及帮会广有联系。(三)开赌。上海、南京、镇江一带的赌馆，几乎完全是青帮开的，就是被陶成章认为是革命者的浙江太湖巢湖帮余孟亭也曾有“开赌局”。(四)掠卖妇女。如南通青帮头目刘海沙“有船有械，贩运私盐，开赌伙劫，略卖妇女，无所不为，沿江乡民皆受其害。”[39](五)抢劫。如浙西之青帮“平日以贩私开赌为生，有时强借强索，有时捉人勒赎，有时抢劫杀人”，“迭次抢劫苏浙当铺、丝行、盐船、布船及各处居民铺户。”[40]青帮这些活动和其秘密结社的性质及近代社会的变迁是联系在一起的。

2.组织体系的变化

在组织体系上，长江下游青帮和罗教水手行帮不同，通过吸收盐枭及其他帮会而形成了开放性的组织体系。罗教水手行帮按虚拟血亲关系建立，即以字排辈、师徒相承。首领就是师傅，师徒关系犹如父子关系，师傅对其子弟有一定的人身支配关系。自乾隆中叶拆庵毁堂后，罗教水手行帮活动中心仅限于漕船，其组织体系不同于普通教门，一般说来，每帮都有自己的权力中心，即老堂船，独立管理所属的弟子，如长江下游的江淮四、兴武六、安庆五、嘉白帮等，各派间都属封闭性的管理方式，甚至为了某些利益相互争斗。每一帮中还分成若干小的支派，如嘉白帮分成所谓钱安六支，新安四支。这种组织体系同漕船为主体的成员生存环境相适应。

罗教水手行帮脱离漕运后，这种相对封闭的组织体系很难在旱地生存，因而长江下游青帮在形成过程中逐渐开始吸收盐泉和帮会的组织体系，形成了非帮非教、亦帮亦教的组织体系，其中最重要的是吸收了哥老会的组织方式。学者一般都认为，长江下游青帮在发展过程中，组织水平低，也“正是由于青帮这种组织形态上的弱点，在清末民初的帮会合流中，实际上是青帮向哥老会合流”。[41]“随着时间的推移，两者融合不断加深，……到民国时期，青帮与红帮两大帮会基本合而为一，成为民国时期最大的帮会”。[42]这种看法当然是有一定道理，但它至少不能解释两个史实：一是在长江下游地区，无论是清末还是民初，红帮的势力始终是处于消退期，而青帮势力却相反处于膨胀期；二是民国初年具有代表性的大的青帮闻人很少是身兼青红两帮。

罗教水手行帮的组织体系也是很严密的，但是过于封闭，不适应漕运解体后社会生存环境，因而长江下游青帮在形成过程中就开始逐渐吸收哥老会的组织体系。哥老会是“近代中国最有活力、势力最大和最有影响的无业游民结社”，它是以”咽噜(即清初四川移民社会中专门从事抢劫、偷窃活动的一种游民结社)为胚胎，广泛吸收青莲教、边钱会等教门与会党的组织形态，并不断加以融合而趋于一体化”形成的。[43]哥老会起初主要活动在长江中上游特别是两湖地区，军兴以后，哥老会势力开始大量渗人长江下游地区，参与私盐的贩运并与青帮接触。到光绪元年，“安清道友、哥老会匪党甚滋，散布各省地方，狼狈为奸。”[44]在与哥老会的接触中，青帮吸取了哥老会组织体系中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因素，特别是模仿红帮的开立山堂、散发飘布的组织方式。

哥老会的组织体系是一种横向的虚拟血亲关系，会众以兄弟相称，内部按以内八堂、外八堂和山堂香水作为其组织结构，其中内八堂有正副龙头、五堂、香长、盟证等，是山堂的上层和领导核心，外八堂有心腹、圣贤、当家、四姐、七妹、红旗、巡风等名目。哥老会在不同时期和地方，内部组织名称略有不同，但要旨是一样的。帮会成员以功绩和资历升迁，非特殊情况，一般不能“一步登天”。所谓山堂香水，是哥老会相互区别而取的名目，按平山周的说法：“哥老会团必设一某某山名，犹寺院之某某山也。又有堂名，犹水浒传梁山上之忠义堂。又有水名，有香名。盖半为佛教，又其半则出于宗教仪式以外。”[45]哥老会内部及相互之间通过隐语、切口、手势和茶阵等相互联络，是一种比较封闭的组织体系。长江下游青帮在与红帮的接触中，将其山堂香水的组织体系吸收过，如安徽“沿江枭会匪棍，党众势强，多以贩私为民，肆行不法，并仿哥老会恶迹，纷立会党，散放飘布，派费人伙。”江苏著名青帮头目徐宝山开立春宝堂，进山堂的人每人持有票布，上有”山堂香水”的名称，以资联络。除此之外，旱地帮会其他的组织联络方式，如隐语、手势、茶碗阵等，也被青帮加以利用和改造。

青帮在旱码头立足，并不意味它放弃自己从罗教水手行帮带来的纵向的虚拟血亲体系，特别是在吸收哥老会的组织体系时，仍保留原有的师徒字辈。所以对青红帮融合的看法应该具体分析。学者一般认为青红合流有两种方式：一是各自加人对方的组织，如红帮头目陈金龙由红转青，青帮曾同由青转红；二是青帮仿哥老会，自立山堂，如曾同自开的圣龙山，徐宝山的春宝山。但这并不能说明青、红两帮融合。青、红在人会方面有明显的不同，青帮”准充不准赖”，而红帮“准赖不准充”，因而纵观晚清到民初，从红帮转青帮的例子很少。长江教案中的陈金龙虽然是红帮首领，由红转青，立为“通”字辈，但是这并不是说其所辖堂口成员间的横向组织体系变成类似青帮的纵向师徒关系。陈金龙加人青帮主要是为了借重长江下游特别是扬州等地的盐枭、青帮势力以策动“长江教案”。青帮“通”字辈曾同入红帮也不能说明其徒众都人了红帮，师徒关系由纵向关系变成横向的兄弟关系。这些都是特定时期青、红为了共同目标而联手行动的方式。红帮“准赖不充充”，组织虽然严密，但发展慢而范围小。而长江下游青帮则不同，它借助于其他帮会的组织方式，特别是红帮的开山堂方式，势力迅速扩大。青帮的开山堂形式和红帮看似一样，但实质是不同的，因为其原有的纵向师徒关系并没有变，以兄弟相称的山堂成员之间本来就不存在师徒关系，都是青帮同辈间或其他帮会人员的异姓结拜，从这个意义说，青帮的开山堂更多可理解为不同青帮帮派间的联合组织体系，但肯定不是青红合流。

参考文献：

[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雍正汉文殊批奏折汇编(第十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

[2]谭松林等，中国秘密社会(第四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

[3]故宫博物院，陶文毅公全集，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

[4](日)渡边惇，清末长江下游的青帮、私盐集团活动，盐业史研究，l990。

[5]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民国帮会要录，北京：档案出版社，1993。

[6]周育民，邵雍，中国帮会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7]军机处录副奏折：嘉庆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8]谭松林等，中国秘密社会(第四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

[9]谭松林等，中国秘密社会(第四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

[10]陆勇，秘密教门与晚清社会变迁，云南社会科学，2003。

[11]周育民，邵雍，中国帮会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12]清实录·文宗实录，北京：中华书局，1986。

[13]中国史学会济南分会，山东近代史资料(1)〔z〕，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57，

[14]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北京：三联书店，1958。

[15]蔡少卿，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87。

[16]池子华，土客冲突的文化学考察。

[17]光绪朝两淮盐法志，卷十六，扬大图书馆特藏室藏本。

[18]马西沙，韩秉方，中国民间宗教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19]光绪朝两淮盐法志，卷十六，扬大图书馆特藏室藏本。

[20]谭松林等，中国秘密社会(第四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

[21]申报，1876年6月5日。

[22]吴善中，客民、游勇、盐枭，扬州大学学报，1999。

[23]吴善中，客民、游勇、盐枭，扬州大学学报，1999。

[24]申报[N]，光绪3年9月4日。

[25]刘坤一，刘坤一遗集(二)，北京：中华书局，1959。

[26](日)渡边惇，清末长江下游的青帮、私盐集团活动，盐业史研究，l990。

[27]王赠芳，请更定盐法疏，葛士溶，皇朝经世文续编·卷48，扬大图书馆特藏室藏光绪十四年图书集成局印本。

[28]清史列传(卷38)，乌尔恭额，北京：中华书局，1992。

[29]董蔡时，太平天国在苏州，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

[30]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三十一年九月二十一开缺浙江巡抚聂缉梁奏折。

[31]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二十六年四月初四，安徽巡先抚邓华熙奏折。

[32]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北京：三联书店，1958。

[33]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北京：三联书店，1958。

[34]汤志钧，陶成章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

[35]申报〔N〕，光绪二年二月二十四日。

[36]扬州师范学院历史系，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Z〕，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61。

[37]申报，光绪2年5月24日。

[38]军机处录副奏折·御史余诚格片，民运动类、秘密结社项第2723号。

[39]两江总督端方光绪三十四年三月十日奏，法部重大专案第30307号。

[40]周积民，宋德金，中国社会史论(下卷)，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41]吴善中，从咽噜到哥老会，扬州大学学报，1997。

[42]谭松林等，中国秘密社会(第四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

[43](日)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

[44]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北京：三联书店，1958。

[45]军机处录副奏折：安徽巡抚邓华熙光绪二十六年三月十五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