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建国初期，各种谣言层出不穷，内容多与政治局势密切相关，且带有反共倾向，造成了极大的社会恐慌。一贯道是当时制造和传播谣言的主要群体。中共将谣言定性为“阶级敌人破坏”，予以严肃处理，进而将一贯道作为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对象之一。但是，阶级斗争理论无法解释导致谣言产生与传播的复杂机制，从历史文化与社会心理的角度出发，才能得出全面的结论。

关键词： 谣言；一贯道；社会恐慌；社会心理；

谣言是一种十分常见的社会现象，卡普费雷称其为“最古老的大众传播媒介”。一般来说，社会动乱时期也是谣言大规模产生和流传的时期。建国初期，前有多年战争的破坏，后有土地改革、剿匪肃特等运动的冲击，社会局势并不稳定。1950 年6 月朝鲜战争的爆发，进一步刺激了民众的恐慌心理，导致在全国范围出现了谣言泛滥的局面。其中大部分谣言的内容与政治局势密切相关，矛头指向中共政权，在其产生与传播过程中，一贯道扮演了引人注目的角色，北京市公安局称:“过去许多谣言，反动标语文字，都来源于一贯道。”本文以北京市为例，分析一贯道与这些谣言的关系。

一、建国初一贯道谣言举例

中外学术界对“谣言”的定义有很多种，侧重点各有不同。本文使用李若建的定义:谣言指的是一种非官方的、在一定时期和一定范围内传播的包含虚假成分的信息。当时在北京流传的与一贯道有关的谣言数量众多，内容复杂，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1.关于中共领导人的谣言。“南来一牛八（牛八合为“朱”，意指朱德———引者注），见人就杀”；“毛泽东进北京，不下雨光刮风”。1949 年，有道首将一张白纸叠五折，中间剪一刀，纸条展开可拼回“介石回北平，朱毛二命亡”字样。石景山鲁谷村一坛主对中共干部子女说:“别让你母亲进步了，毛主席没几年洪福，灯头一朝下就完蛋了，将来非斗争你不可。”

2.关于中共政权、军队的谣言。“八路过来是共产共妻，奶奶配孙子，抓牛牌配对”；“种地是瞎费力，将来收粮是八路军的”；“共产党好，窝头吃不饱，蒋介石混蛋，每日管白面”；“粮食无一粒，饿身遍野横，再加三八难，奉命共产兵”；“共产党共产共妻，摔死富人，活埋穷人”。有道徒说八一军旗是一贯道的九九八十一劫，五星红旗是五魔闹中原的象征，解放军是“魔考”、“杀人放火，奸淫妇女”，庆祝中共进入北京的活动是“万邦统一势不久，满街怪物扭”。东郊道首穆肇增在当地村政权刚建立时说:“你们这些穷孩子靠八路军不行，靠我们还能吃碗饭。”

3.关于中共领导的各项工作、运动的谣言。称土地改革是“大开地府鬼魂放，才在人间清算帐”、“翻身翻身，越翻越深”。很多一贯道道首威胁道徒不准分地，“共产党分房分地不许要，将来要还人家。不许与共产党联系，不要去开会”；“别贪便宜，地是人家的，还得给人家”；“在道的不许喜爱别人的财物，羊肉贴不到狗身上”；“分了地，将来还不是人家的”；“分了人家的土地，蒋介石回来要报仇”；“农会是左门邪道，现在正是善恶分班之时，入了农会一辈子就完了”。丰台点传师[7]苗长卿说:“谁分了地，入了农会，谁不得救，到劫时非掉头不可。入道的不许喜爱人家财物，猪肉长不到羊身上，斗争地主时少说话，不然老母[8]不保佑，佛灯点不着，不能脱劫避难。”郊区有道徒散布“秋后要进行二次土改”的消息，致使中农、富农情绪不安，有的甚至变卖了土地。衙门口坛主翟万通在其家后门写对联:“土地改革大家哭，车不动弹就挨饿”，横批“我是地主。”

4.预言中共即将失败的谣言。“八路军过不了五月节”“八路军没有多少日子了，快走啦，不退道也没关系”；“八路军打天下，一贯道坐天下”；“解放军的‘八一’是八字两边分离，八路军东跑西颠，剩下的就是一贯道”；“再有两个月解放军就得滚，再有40 天天就黑暗了”；“国民党打不跑，共产党长不了”；“国民党打不了，八路军长不了，将来是一贯道的天下”；穷人富不了，有钱人穷不了，共产党胜不了，国民党败不了”；“你别看共产党安自来水、挖臭水沟，都是给人家预备的”。玉泉山塔上发现标语:“努力成功在眼前，力量就在长江南，共产反动无知子，蒋家成功在世间。”防鼠疫时，有道首说:“八路是卅七年（1948）入的关，卅七年是午子年，走耗子运，现在吱吱抓耗子，八路完了。”东郊坛主李某说师母下降了，是个小脚老太太。师母说:我是真龙天子出北京。八路军扒神庙，怕恶人，长不了。你们都叫八路拉去当兵，就我们入道的不去。今年是白杨在世，八路军过不了明春，就像坦克车一样翻过去了。又说共产党是一群怪物，现在是天正造生死簿，黑杨交白杨之际，交过去白杨世界，怪物都得收回天上去。国庆节他家门上挂对联，把“国庆”的“国”字写成一个口里加一个“共”字，意思是共产党要受国民党的统治。

1950 年夏，每天日落时鼓楼上空总会出现一团烟状物，忽起忽落。于是“鼓楼冒烟”的谣言迅速传开:“鼓楼冒烟儿，八路要颠儿”；“鼓楼冒烟，石狮掉泪。天安门的石狮子在李闯王时就掉泪，天下没长久。如今又掉泪”；“鼓楼冒烟，石狮子流泪，万寿山闹鬼，风水破了，要改朝换代了”。许多市民前去观看，导致交通阻塞、舆论哗然。公安人员爬上鼓楼调查，发现“烟气”是一群极小的飞虫———“摇蚊”。清除掉屋顶上的积水和杂草后鼓楼便不再“冒烟”，《人民日报》还专门发文澄清此事。

5.朝鲜战争爆发后，各种关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谣言甚嚣尘上。“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爆发，蒋介石要卷土重来”；“十月十五日要血染长江（鸭绿江），东北要大杀三镇，父不能见子，子不能见父，哀嚎遍野”；“第三次世界大战快要打起来了。美国有原子弹，足以对付四五个苏联那样的国家，八路要完了，国民党一回来，师母就是真主，点传师就是县长”；“日落日升，美国旗有水有星，星星遍地，随地而生”；“美国人打来了，共产党要完了，国民党要从台湾回来了”；“美国一打世界大战，政权立刻就变，早晚这天下还是国民党、‘一贯道’的”。甚至有谣言声称敌人已经攻至中国大陆:“日本在东北登陆了”、“美国在青岛登陆了”、“美国人到天津了”、“苏联占领东北了”、“张家口丢了”、“蓝靛厂中央军打来了”。1950 年7 月26 日，石景山广宁村一点传师开会对道徒说:“不用看他们闹，你看天变样子了，女的披着头发像鬼，儿童队系着红领巾像吊死鬼，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来了，美国登陆，日本也出兵。”北京市第八区志一坛点传师胡春霖说:“日本到东北了，八路军长不了了”；“最后大劫是日本人二次围城，离城三十里都逃不了这场大劫”。

二、谣言的产生与传播机制分析

卡普费雷说过:“谣言既是社会现象，也是政治现象。”笔者想要强调的是:谣言既是政治现象，也是社会现象，二者不可偏废。在建国初阶级斗争话语掌握舆论主导权的背景下，几乎所有谣言都被定性为阶级敌人有意的破坏活动。《人民日报》明确指出:“谣言是完全非法的，造谣惑众的人便是人民的敌人。”可是仅仅以“阶级敌人破坏”的观念来进行治理，只是抓住了谣言一个方面，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侯松涛也指出，当“捕、斗、管”较为严厉时，谣言即平息，一旦“有放松麻痹思想”，则谣言又起。黄珍德认为谣言反映着许多社会问题和群体心理，真实地体现了传谣者和信谣者对于某事物或社会现象的态度，往往是他们集体无意识的自然流露和宣泄。从这个角度去分析谣言，才更有机会接近事实的本来面目。

建国初谣言的最大特点就是“反共”，制造它们的人以新政权的反对者为主，既包括潜伏在大陆的国民党特务、各地土匪武装，也包括前政权的工作人员、地主、富农、商人等“变革中的受冲击者”。当时，中共政权掌控了大部分公开的大众传播资源，如报刊、广播、书籍等，反共群体只能通过谣言、标语、传单等地下传播形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其中谣言并不具有物质实在性，因而具备了制造和传播成本低廉、受众接受难度低、扩散速度快、难以追踪根源、社会影响大等特点，成为反共群体主要采用的舆论手段。单纯的一贯道制造不出那么多政治色彩浓厚的谣言，但是民国时期的一贯道道首中有相当数量的商绅、旧官僚和退伍军人，他们都属于“变革中的受冲击者”这个群体。中共政权建立后，他们原有的政治权力、社会地位、个人财产逐步被剥夺，“一贯道道首”的身份及相应的权力（包括对教义的解释权和对道徒的影响力）是他们暂时仍拥有的为数不多的社会资源之一，遂成为表达对中共政权不满及谋求利益的工具。于是，带有一贯道因素的种种反共谣言应运而生。从下面两个例子中可看出“变革中的受冲击者”制造谣言的动机。杨辅清是北京铺陈市的一个“资本家”，建国后政府改造了她的买卖，经租（即由政府将私人房屋统一出租、管理、修缮，将一定比例的房租支付给房主———引者注） 了她的房屋。她遂公然宣布:“共产党是我的敌人，我是共产党的敌人”、“蒋主席是我的主人，我是蒋主席的群众”。1962 年蒋介石计划反攻大陆时，杨辅清对一共产党员说:“蒋介石又登陆大陆了，等蒋委员长打来，看你们共产党员往哪儿跑。”后来她还与一贯道道首刘玉华一起在中秋夜烧香叩头，祷告“老母”保佑，“让共产党败了，国民党回来，我好收回房子，做买卖”。京西八角一贯道坛主、地主、曾任国民党政权保长的刘某，在建国后遭到斗争，于是他威胁群众说:“穷小子别得意，等我翻过身来，一个个把你们的脑袋不切下来。”

宿命论是中国传统“天命”观念的一部分，强调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人力无法改变。在土改运动中，许多道首利用宿命论来阻止农民分地:“别贪便宜，地是人家的，还得给人家”、“在道的不许喜爱别人的财物，羊肉贴不到狗身上”。农民自己也对宿命论深信不疑，1947 年6 月晋冀鲁豫边区总结一年来的土改运动，指出部分农民没有发动起来的原因就是受“命运”思想（如“外财不富命穷人”、“猪毛按不在羊身上”）的束缚。与其说这些言论是道首们刻意制造的谣言，不如说它们是传统观念在当时政治环境下的自然表达。它们将穷人与富人在经济上的差异归结为“命运”而非剥削，在理论上与中共秉持的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理论尖锐对立，在实践中阻碍了土改等各项运动的开展，无怪乎中共要将其定性为“谣言”并予以严肃处理。

传播者是谣言存在蔓延的基本土壤。有学者指出，由于谣言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人们的共同要求，寄托共同的希望，宣泄共同的情绪，表达共同的担忧和恐惧，因此，许多传播者不能、不愿也不屑考虑这些信息的真伪，而宁愿坚定不移地确信它可靠。1949 年末，参与接管广州的杨丰回忆说:“当时群众有四怕:一怕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二怕国民党反攻大陆；三怕土匪恶霸打击报复；四怕共产党‘共产共妻’。”这“四怕”在前文列举的谣言中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它们是政治性谣言得以广泛传播的心理基础。以关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谣言为例。朝鲜战争初期，国内的信息传播渠道并不畅通，尤其在农村偏远落后地区，很多群众对战争的具体进程知之甚少，却又对美国的强大实力和原子弹的惊人威力满怀恐惧。那些声称敌人已经进攻至某某地点的谣言，为听众提供了一些具体到细节的信息（尽管都是错误的），消除了他们因缺乏信息而造成的紧张感和迷茫感，因此才会大行其道。

有一点需要指出，近现代北京发生过数次政权变更事件，既有被异族军队占领的惨痛经历，亦有专制君主的去而复返，至于同一政权内部不同派别的大王旗，更是在北京城头不断变幻。政权的频繁更迭印刻在了北京居民的集体记忆之中，在他们看来一个政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乃是规律，中共未必能将其打破，因此那些宣称“共产党长不了”的谣言才能流传开来。“天数如此来回转，转来转去君王见，古往今来贼为父，那个能享正统权”，这则谣言正是这种集体记忆的直接体现。建国初期，中共的各级政权、党组织及群众组织尚未建立健全，对社会的控制能力有限，此时出现谣言较多的现象，亦属情理之中。正如侯松涛所言，在革故尚未完成，鼎新有待继续的形势下，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对于局势的全面掌控，民众从感情上、心理上对于新政权的切实认可，确实需要一个转变与巩固的过程。

三、中共对谣言的处理办法

面对谣言，中共主要采取了两种处理办法:一是加大宣传力度，对谣言进行正面回应，并为民众提供更多的信息；二是加大镇压力度，严厉制裁造谣、传谣者。由于一贯道群体在谣言制造与传播过程中的活跃，中共将他们列为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对象，许多道首因造谣而被逮捕。1950 年10 月19 日，公安部长罗瑞卿在全国第二次公安会议上说:“对谣言，总起来有三个字:‘讲、驳、追’。‘讲’就是要宣传；‘驳’就是对谣言加以驳斥，有什么谣言就驳什么谣言；‘追’就是追谣言的来源和根子，搞得好可以追出特务。前二者大家都做，公安部门要配合；后者则主要是公安部门的任务。”

1951 年1 月1 日，中共中央决定在每个支部设立宣传员，宣传员的任务是“在党的组织的领导之下，经常向自己周围的人民群众用简单通俗的形式进行关于国内外时事，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人民群众的任务特别是当时当地的直接任务，以及人民群众在生产劳动和其他工作中的模范经验的宣传解释，批驳各种反动谣言及在人民群众中流传的错误思想。”据统计，10 月时全国的宣传员人数已超过155 万人，年底北京市党与非党的宣传网人数在2.5 万人以上，约占当时北京人口的1.25%。宣传员、报纸、广播、群众游行等大张旗鼓的宣传工作给群众带来了相对真实、可靠的官方信息，加之朝鲜战场的形势趋于稳定，谣言遂失去了吸引力。

在政治高压下，谣言流行的情况有了很大改善，北京市公安局称:“自从取缔一贯道工作进行以来，反动标语与谣言已很少发现，治安情况显著好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建国初虽然各种反共谣言蜂起，但是在三大运动结束后，社会秩序趋于稳定，外部威胁基本消失，中共的政治权威树立起来，广大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也分得土地，享受了实在的物质利益，谣言自然渐渐平息，进入了蛰伏期。此外，随着民众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谣言中那些荒诞不经的内容也逐渐消失了。

（本文注释从略，详见原文）

上传者：郑静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