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泰

“西鲁”神话是研究天地会的学者很难绕过的难题。这个神话在天地会内流传很久，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天地会的内部文献绝大多数都谈到它。天地会用它宣传结社的宗旨，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教育会众，激发对清廷的仇恨，但是，“西鲁”神话情节的离奇怪异、内容的荒诞不经，使许多研究者感到困惑，并作过多种 穿凿附会的解释。在所发现的天地会文献中，最早记载有西鲁神话的，是嘉庆十六年（1811）广西东兰州知州董储在办理武缘县姚大羔等人结会案时所发现的《会簿》，其中记载了“西鲁”神话，原文如下：

崇祯十二年，李自成造反被夺江山后，走出西宫娘娘李神妃。起至伏华山怀胎后走至云南高溪庙，生下小主，蒙上天庇佑，又蒙万家恩养。十六年六月初六日，开封府天水冲出有刘伯温碑记。

康熙年间，西鲁番作乱。康熙主挂起榜文，谁人征得西鲁番者，封得万代公侯。甘肃省有一位（座）少林寺，内有总兵宫挂起先锋，受了帅印。印是闳铸的，重二斤十三两。印写田山二字为记。少林寺人等就领先锋，就去征西鲁番，不用一兵将，只得寺内一百二十八人，就与西鲁番交战对垒。西鲁番败走，死者不计其数。少林寺人打得胜鼓回朝。康熙主赏，寺内不受官职，仍归少林寺诵经说法修道。后来奸臣一时兴兵追赶，惨极。一十八人，走越四年，走至海石连天，长沙汉口。海水面上浮起一个白石香炉，重有五十二斤，香炉底有“兴明绝清”四字。众人就取一百（白）锭香炉，当天盟誓。正（止）剩师徒六人，师尊万提起，法号士曰云龙，与兄弟再集一百零七人。有一位小子亦来起义，共凑成一百零八人。甲寅年七月廿五日丑时聚集，当天结义，指洪为姓，插（歃）血拜盟，结为洪家。众兄弟拜万师传（傅）为大哥。至九月初九日，云龙择日与清兵交战。云龙阵上死去，少（小）军报知五位兄弟，保驾小主。兄弟得知，即日出军，与清对垒交战。清兵败走，后来兄弟将万大哥尸首收回向东烧化。万大哥云（魂）上九霄而去，尸首葬在高溪庙三层楼脚下粪箕湖子山午向。五位兄弟回来，不见小主，不知下落，身无依靠。诗曰：

门上洪英无人知，不知去向问兄弟。

万大哥死后，有一位胎侄，是圣僧；一名道芳勿此，现守广东；一名道芳流，现守湖广。小主后来流落福建，后来生伍子，即日分为五大房，立为五标头：

洪　汩　淇　　溙

    洪　淇　滗　添　江

    　洝　治　　溙

    　洪　浾　泊　渌

    吴　洪　李　桃　林

    道芳勿此现手（守）广东。崇祯君有一位西宫娘娘，怀胎逃走，名为李神妃。藏在伏华山，生下男儿，蒙万祖恩养，又蒙上天庇佑相继，后生一子，甚是精神。英雄豪杰之才，亦来会盟。众兄弟拱扶此子。

    长房吴天成，在浙江，旗号江；二房洪大岁，在福建，旗号洪大岁；三房李色地，在广东，旗号浾汩；四房桃必达，在云南、四川，旗号泊淇；五房林永招，在湖广，旗号渌溙。此十八人众兄弟在红花内，乃是赵文良为长，吴成贵在山东为大（太）守，名为五虎大将。

    彪 （he） （he） （tomg） 五房合同

    这个类似神话的传说虽然有许多矛盾和漏洞（有些可能是由于传抄者文化水平太低造成的），但是有两个主题是十分鲜明的：一是辅佐前朝遗孤帮助他恢复祖宗基业，一是少林寺僧人忠于清室，并为它建立了盖世奇功，却被奸臣陷害，大部分死去，只剩五人，为了复仇被迫走上反抗道路。两个主题的结合便是“反清复明”。这个故事不是历史，因为其中没有一个情节能够得到历史的印证，但故事中的绝大部分的情节都可以在通俗小说中找到它们的原型。也就是说，“西鲁”故事来源于在清代已经广泛流行的各种通俗小说，而且出现越晚的天地会文献所记的“西鲁”故事的情节就越丰富，其取之于小说的就越多。这说明天地会的创建者与组织者们的思想观念主要来源于通俗小说，特别是那些反映了游民意识的通俗小说。

    天地会受三部通俗小说影响最深，一是《水浒传》，一是（三国志演义》，一是《说唐》系统的故事。我们在分析天地会内神话传说时也主要用这三个系统的故事，从中可见，通俗小说在天地会中是无处不在的。

    姚大羔“会簿”所记载的“西鲁”神话的情节最简单，但它受小说的影响也极明显。这里按照这个故事进展的次序做些分析。

    第一、皇家遇难，娘娘出走，“生下小主，蒙上天庇佑，又蒙万家恩养”的故事，与《说唐》系统的《反唐演义传》中太子遇难的故事，非常相似。小说中叙述唐高宗时武则天欲谋朝篡位，命太监杜回将正宫娘娘及太子害死，杜回不忍，救出太子，送给江夏王李开芳抚养。十四年后，李开芳把事实真相告知太子李旦。李旦经历了许多磨难，在患难之中也受到很多忠于唐室的忠义之士的辅佐，最终歼灭了诸武，恢复了帝位。“西鲁”神话的作者用这个故事激发会众对明朝的怀念和民族感情。

    第二、西鲁番入侵。“西鲁”是作者杜撰出来的国名。作者所以用“西”，是因为古代中原地区人民的外患主要来自四方或北方。“西鲁”正像《征西说唐三传》中的西番“哈迷国”、《说唐小英雄传》中的“北番赤壁”国一样，都是“羌无故实”的。有些学者对西鲁番还详加考订，有的认为借指西藏，有的说系指“西罗”即罗刹，亦即今之俄罗斯，言之虽辩：但有些是无的放矢的。因为身处社会底层的游民会众文化很低，他们即使有些关于国家大事的知识，也多来源于通俗小说与戏曲。很少被编入通俗戏曲与小说的西藏或罗刹，他们未必听说过它们的名字。

    第三、少林寺僧人揭榜征西鲁。一个国家遇有外敌，手足无措，张贴榜文，向民间百姓求救，这在自称是尊贤好士的中国封建时代是不存在的。但通俗小说，特别是反映游民理想与追求的通俗小说，为了给沉沦下层但具有“鸿鹄之志”的游民英雄安排出路，往往要杜撰出这种情节。如《征西说唐三传》写薛仁贵征西，被哈迷国苏保同毒镖所伤，程咬金奉旨回朝搬救兵，于是留守在京的太子李治出榜文招能人领兵挂帅，薛丁山与母亲柳夫人及妹妹薛金莲到长安揭了榜文，封为二路元帅征西，大获全胜。作者运用这个情节，意在把身为平民的少林僧人与最高统治者联系起来（这也表明天地会有改朝换代的大志的），并突出创建天地会先驱们的英雄气概。

    第四、功成身退，反遭奸臣陷害。描写忠奸斗争是通俗小说常见的母题之一，特别在讲史小说中，它是贯穿全篇的主线。忠臣的特点是公正无私、忠诚勇敢、视功名私利如粪土、一心为了君王国家，奸臣是佞挱小人，他们为了个人私利，不顾国家利益，处处陷害忠臣。杨家将、呼家将、薛刚反唐以及东汉姚期、马武的故事莫不如此。忠奸斗争是最能唤起匍伏在封建主义道德规范之下臣民们的正义感的，因此，作者也把少林寺僧人写成忠于朝廷的义士和为朝廷建立了卓越功勋的功臣。他们因为受到奸臣的陷害被迫走上反抗道路，这不是犯上作乱而是为朝廷除害，是“替天行道”。从表面上看，这与他们标榜的“反清复明”宗旨相矛盾，实际上许多反抗者皆以体制内的受害者自居。这样他们的反抗才能得到更多的体制内群众的支持，即所谓哀兵必胜者也，“西鲁”神话的作者也是本着这个思路的。

    第五、“海水面上浮起一个白石香炉，重有五十二斤。香炉底有“兴明绝清”四字”。这是一个神话，表明少林寺僧人与明朝后裔军之职也”。至于运筹帏幄、调兵遣将，负有辅佐君王或头领的“军师”，只有通俗小说中才这样写，如《三志演义》中诸葛亮、（水浒传》中吴用、《说唐》中徐茂公等。而“西鲁”传说中陈近南则是这种角色，他是从通俗小说中来的。至于“先锋”、“解粮”更非古代军中的官职，它也只是用兵时的差遣。到了小说中它便成了官，“西鲁”神话中也这样写是受小说的影响。

    第六、“白石得炉”浮现之后，马上就有一百零八人的聚义。这与《水浒传》中“石碣受天文之后就是一百零八将“英雄排座次”完全一样。

    第七、“五虎大将”这种称呼法也不见于正史，而在通俗小说中是常见的。《三国志演义》、《水浒传》中皆有所谓“五虎上将”。“五房”之说也是“五虎将”的演变。

    这仅是随手牛来的几例。如果细加勾稽，还可以为“西鲁”神话的情节从通俗小说中找出一些原型来。“西鲁”神话是逐渐积累而成的，它在天地会的流传过程中日趋复杂，日趋文学化。我们现在能看到的记载了“西鲁”神话的天地会文献，有嘉害十六年被搜出的姚大羔抄本（在乾隆五十一年搜获的《添弟会会簿》便没有“西鲁”神话），其次为出现于贵县修志局的咸丰初的天地会文件（简称修志局本）、《天地会文献录》中所收录的《守阁天地会文件》（简称守先阁本），以及史学家萧一山在伦敦所获的晚清抄本《西鲁叙事》、《西鲁序》（简称萧本）。比较这几个先后出现的抄本，可知越晚出的“西鲁”神话，则越从通俗小说撷取了更多的情节，增添了人物，并安排了人物之间的对话，使之更加小说化。如“修志局本”写皇帝出榜一段：

    以后皇上出下榜文。不论军民人等，僧家女将山林豪杰，有能者到来扯榜，征服西鲁，即封万房侯，赏黄金万两。粘有日久，无人敢扯。后来少林寺众僧闻知前来扯榜。军士看见，带至玉田县知县，至京都朝见皇上。龙颜大悦，帝开金口，问众僧人要多少人马。僧奏曰：“不用一兵一卒，即要杜龙解粮，苏洪为先锋两事足矣。”此二人是起创少林施主，故此将恩报恩。帝即问：“众大师何日祭旗兴师？”僧奏曰：“即日。”帝即取酒赐僧人三杯，欢声而去。

    无论是叙事还是对话完全是小说的口吻。这样的文字在明清小说中俯拾皆是，对于朝廷、军队的组织结构，军民百性知道得很少，一般通俗小说中经常提到的，也就是皇帝、万户侯、太监、御从军、元帅、将军、先锋、粮官、军师等等。“修志局本”除了再度肯定万云龙为“大哥”（也就是主帅）和五虎将之外，又增加了军师陈近南、先锋苏洪、解粮杜龙（萧本作郑君达）。“军师”这个官职在晋朝之前有，至晋因避司马师之讳，改称“军司”，其职责为“所以节量诸宜，亦监军之职也”。至于运筹帏幄、调兵遣将，负有辅佐君王或头领的“军师”，只有通俗小说中才这样写，如《三国志演义》中诸葛亮、《水浒传》中吴用、《说唐》中徐茂公等。而“西鲁”传说中陈近南则是这种角色，他是从通俗小说中来的。至于“先锋”、“解粮”更非古代军中的官职，它也只是用兵时的差遣。到了小说中它便成了官，“西鲁”神话中也这样写是受小说的影响。

    叛徒、忘恩负义之辈也是通俗小说中不可缺少的角色，并用他们以衬托正面人物的光明磊落。《说唐》系列中的《反唐演义传》中刻划了一个名叫薛义的人。他在倒霉之时，妻子被奸臣霸占，自己被囚在府狱之中。薛刚见义勇为，冒死相救，并把自己应承袭的泗水关的总兵也让于他。后来，薛刚落难去投奔他时，薛义翻脸无情，把薛刚擒住，解往长安。“修志局本”的思路与通俗小说作者相同，也为“西鲁”神话增加了一个叛徒名叫马二福。“寺中有一名马二福，乃少林寺第七条好汉（第几条好汉的说法是受到《说唐》的影响，该书就把书中出现过的英雄好汉依照作者想象的武功高下加以排队，分为第一到第N条好汉），使铁棍一条，重三十六斤，故此名叫亚七”。因为打烂了寺中的宝灯，被僧众所赶，他心怀不忿，才投奔朝中的奸臣陈文耀、邓得胜，与他们共同陷害少林寺僧。因此，天地会中以“七”为忌。近世关于“西鲁”神话的传本（如朱琳之《洪门志》），在叛徒行列中又增加了符四、田七。言苏洪光（即天佑洪）率领天地会兄弟攻打四川时，四川总督命王春美派心腹苻四、田七（二人皆是文士）诈降，苏洪光不察，派二人充任三合军（即天地会部队）副军师，在会中掌管“四排”、“七排”两个步位。后与清军作战时，苻 、田内应，三合军遂以内变不支，卒至惨败。苏洪光也为流矢所伤，全军败退。后天地会忌用四、七两排，更以文士善变，故禁收文人入会。这也反映了游民与文人士大夫之间的隔膜。

    “修志局本”以后的诸本大多增加了皇帝赐御酒的情节，以“赏赐御酒为名，顺带御林军数万，暗带硫磺引火之物，视其饮醉睡着，焚之，方无后患”。“萧本”的《西鲁序》中又改为“御赐毒酒”。这些显然是受到《水浒传》影响。宋江等人“征四寇”建立大功之后，徽宗赐鸩酒，毒死了宋江、李逵等梁山好汉。天地会文献的作者之所以引入这个情节，意在把反抗的矛头引向皇帝。因此，在 清朝末年出现的文献才有这个情节。

    “戏不够，神来凑”，是老百姓讽刺中国传统通俗小说与通俗戏曲公式化地借神佛的出现以促进其情节进展的谣谚。这的确是传统小说、戏曲的通病。“西鲁”神话既然是模仿小说而成，这种“通病”也必然影响到它。“姚大羔本”还很少出现神佛，到了“修志局本”，就有数处写到神、佛帮助身处绝境的少林寺僧人。如少林寺　被焚时，“惊动佛祖下凡，化作火坑一座，救出一十八人”。当少林僧人只剩下五位，又被清兵追赶到 江边时，“前有大江拦住，后有追兵，惊动岳神朱光、朱开二圣，化成铜铁桥，五人随桥而过”。这非常像《说唐后传》中程咬金被派出木杨城冲北番重围到长安讨救兵，被番将祖车轮一斧砍下马来，为仙人谢映登所救的故事。后来的诸本大多保留了这些神话情节，而且更加神化，借此表明组织天地会符合天意。“萧本”《西鲁叙事》中写得最为明白；“幸得云端上来了一位达摩尊者，见寺内有五人命不该绝，日后尚有结拜天地会一段缘由，即化黄黑浮云，救出十八人。”这种借神佛以说天命和全知的叙述方式，都是符合古代通俗小说特征的。

    生旦净末俱全才能构成一台完整的戏，而“西鲁”神话较早的传抄本中没有旦角（女性），姚大羔会簿本中只有一个“李神妃”，但她没有甚么活动，更没有参与天地会的创建。“西鲁”神话在流传过程中，人们已经注意到这一点，于是“修志局本”开始出现旦角：“因苏洪有一妹，天资（姿）国色，亚七（指叛徒马二福）一心追寻二人。二人闻知，自尽而死，留下桃木剑，将亚七千刀万刚。”这段话有点语意不清，大意是说马二福好色（通俗小说中的叛徒大多具有这种品格），逼死了苏洪之妹。在“萧本”《西鲁序》中出现了有名有姓的两位女性，一是郑君达（曾为少林寺僧人出征时的粮官）之妻郭秀兰，一是郑君达之妹郑玉莲。君达因与少林僧人结拜，被皇帝以红罗赐死，郭、郑祭郑君达之坟时见“坟头现出桃李木剑一口，剑头二龙争珠，剑尾有‘反（清）复明’四字。兵追赶五位僧人，就将宝剑勇力救去，杀退兵，与僧诉说一番前事：‘当日我丈夫与你相教因为奸臣所害，走到此地，幸遇夫人公子搭救，未知何时得报？”郭、郑二人成为天地会中“前五祖”的救命恩人，可见其地位之重要。近世抄本（如戴魏光之《洪门史》）言郭秀英杀退清兵后，将桃李剑授予其二子（郑道德、郑道芳），自己与郑玉兰投三汊河而死，谢邦恒葬之河畔。天地会晚出的文献把郭秀英、郑玉兰列为“三英”之二。天地会中有了这两位美丽英勇而刚烈的女性，仿佛《说唐》系列薛家将故事中的樊梨花、薛金莲，杨家将故事中的八姐、九妹、穆桂英。有了她们，使得以金戈铁马、朴刀杆棒为主的粗犷故事更富于色彩，也便于号召天地会中的女会众。有了““女会众”，便有了男女关系的问题，也就是“淫”的问题。从游民的道德出发，天地会最憎恶“淫”，这一点《水浒传》也为天地会作出示范。晚出的天地会文献中“西鲁”神话，突出了叛徒马二福的“淫”的内容，说他有意强奸郭秀英、郑玉兰。《中国帮会三百年革命史》中更是绘声绘色地描写了马二福（改作马福仪）欲非礼郭、郑二人的情景。

    “桃李剑”既为郭秀英、郑玉兰所使用（或为二人所化），那么它在天地会中也有重要的地位，成为洪门的镇山之宝。“萧本”中即有《桃李剑叙》一章，把郑君达及其妻子郭秀英、妹妹郑玉兰的故事从“西鲁”神话中独立出来。其中言君达是福建厦门大咸美人，身居水军都督之职。其妻子和妹妹十分美丽，为游方和尚马二福所垂涎，二人不从，投水身亡。后渔父吴成贵父子见二人之尸，便把她们埋葬。二人坟上长出了桃树、李子树，树倒后化为桃李剑二口。此剑“能千变万化，飞腾空中，千里取人首级，实是至宝”。吴成贵把它献给天地会，会中“把它收藏在洪花亭上，以为反（清）复明之用，且以为古记”。这种想象仿佛是来源于《三遂平妖传》、《封神演义》。用这个故事以增加天地会的神秘性，给会众以激励，并用以惩戒敢冒犯“淫”戒之人。

    从上面的分析可见，“西鲁”神话像其它民间故事和传说一样，是逐渐积累而成的，其故事情节越来越曲折，内容越来越丰富。与民间故事和传说不同的是，累积起来的新情节、新内容不是从传播者的生活中来的，而是从他们头脑里知识中来的，而他们的知识如鲁迅所说：“我们国民的学问，大多数却实在靠着小说，甚至于还靠着从小说编出来的戏文。”（《马上支日记》）对于文化很低、处于社会下层的游民更是如此。我们从对“西鲁”神话的分析，可见它绝不是有较高文化修养的文人士大夫向壁虚构出来影射历史上某个事件的，如言少林寺僧人为清廷立功是影射郑芝龙的，郑君达是影射郑成功的，西鲁入侵是影射俄罗斯犯边的等（这些大多是身处下层游民很少了解的），而是由文化水平很低的天地会众口耳相传、展转增益逐步形成的。其所反映的思想意识、心态情绪都是游民的，而非文人士大夫的。从这个分析我们也可以看出，天地会的组织者和中坚力量到底是些什么人物和他们的宗旨与目的。

当然，不能说“西鲁”神话中没有一点历史真实影子。据专门，研究天地会的罗炤同志十余次南下实地调查和他所发现的《香花僧秘典》以及其他专家的考证，神话中有些人物与情节是确实存在的。然而我们要指出，“西鲁”的故事毕竟是个受到通俗小说影响而编造出的神话。关键是天地会的创建者与一代又一代的组织者为什么创作和不断发展这个故事，这是由天地会的性质所决定的。它是游民的秘密结社，作为一个组织必需建立权威与秩序，而游民的社会生活经历决定了他们是倾向反对权威与秩序的。秘密宗教是以其教理教义保持组织稳固的，没有教理与教义的帮会为了建立权威与秩序，必须创造它的神话和具有神圣意义及价值的历史。社会学家贝格尔说：“的确，似乎只有通过神圣的方式，才可能在最初使人们接受一种秩序。”（转引自郑也夫《代价论》）“西鲁”神话的产生与发展是适应了天地会组织的需要的。

原文出处：《文史知识》，1997年10期，第9～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