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千年来，太阳神信仰对于塑造我国民众的社会和文化心理产生了重大影响。太阳神信仰出现之初，是作为原始宗教存在的;在漫长的岁月中，又一直留存在一些民间宗教中。这种宗教形态的太阳神信仰，可以说是我国民间太阳神信仰的核心部分和集中体现。民俗形态的太阳神信仰，就其起源而言，可以说是宗教形态太阳神信仰的辐射与延续。本文拟根据在华北等地的田野调查和民间教派的宝卷，对明清、民国时期民间教派的太阳神信仰及拜日民俗进行分析讨论。

一、明清、民国时期民间教派太阳神信仰溯源

谈明清、民国时期部分民间教派的太阳神信仰，不能不追溯一下从远古至宋代宗教形态的太阳神信仰。

史前至商代的原始太阳教

考古发现表明，中华本土原始太阳教，在新石器时代就已产生。太阳崇拜的最初方式之一，是向天空中的太阳跪拜叩头。最晚于尧舜时期，部落联盟就已形成固定的崇拜日神仪式，即“寅宾出日”、“寅饯纳日”。国家形成后，原始太阳教与王权结合。太阳神除继续农业部落联盟时期既有的光明、温暖、丰产的赐予者这一职能外，还开始成为王权（秦以后是皇权）的保护神。夏桀以日（太阳）自称。商部落自第八世上甲微开始，转而以太阳神为保护神，把日神当做天来拜，“宾日于东，饯日于西”。

周朝官方对原始太阳教的改造

周朝时出现“天”这一最高神，天、日相分，日神降为天的属神之一，王权（秦以后是皇权）单独与天相结合。原始太阳教被官方改造成以天为最高神、以天子为最高祭祀的新原始宗教，日神被纳入天帝教祭天的范畴，与月亮、星辰一起兼顾祭祀。商朝每天朝夕两次迎送太阳的拜日仪式被官方废除，只保留定期祭祀“出日”、“入日”的祭祀仪式。但天子（君主）的自然神象征仍是太阳。太阳神继续作为君主（天子）的自然神象征以及农业丰产之神。周朝保留了商朝对日神的祭礼仪式，天子定期定点亲自祭出日、入日。这种做法被后来中原历代王朝所继承。汉朝取消入日祭祀，改为朝拜日、夕拜月的对称形式。天子祭祀日、月的风习，作为祭天仪式——皇帝的宗教特权和君权神授的象征——的辅助部分，一直延续到君主专制灭亡。

春秋战国原始太阳教与食气术的结合

自周朝始，原始太阳教转入民间。一种情形是单独流传，另一种情形是与道家的食气养生术相结合。人们认为太阳之气即“阳气”与其对立面“阴气”共同化育万物，太阳神崇拜上升到哲学层面，日神与道气说、阴阳说、五行说、天人合一说等密切联系在一起。春秋战国时期有六气食法，其中有三气分别是太阳一天运行中三个时间的日气。吸食这三种日气，须在相应的时间出户拜太阳。这有可能是原始太阳教每天朝、夕两次拜日改为早、中、晚三次拜日的原因。从原始太阳教发展到食气术，民间太阳神除作为农牧业的丰收之神外，又衍生出长生之神的职能，这是世界上其他民族太阳神信仰中所未有的。

东汉起原始太阳教与道教的结合

受太阳神信仰与王权相结合的官方信仰的影响，原始太阳教的日月信仰、道家食气养生术也与皇权观念相应结合。至晚从西汉末起，民间太阳神就初步具有“明君”、“仁君”（好皇帝）这一新职能。《太平经》将太阳、月亮、星辰崇拜、食气养生术与皇权观念结合在一起，纳入三才相配的模式中:从食气角度而言，日、月、星配太阳、太阴、中和之气;从社会等级而言，日、月、星配君、臣、民，君为日，臣为月，民为星，日乃月、星之中心，君乃臣民之主。阴、阳、中和三气合一家，可延年益寿，滋生万物;而君、臣、民调和，仁政施行，专制政治则太平。这种与日月星崇拜合为一体的生物、生理和政治方面的“太平”思想，典型反映了以农业生产经验为基础的乡村小农的宇宙观和以皇权主义为基础的“明君”理想和“太平盛世”社会理想。此后近两千年中，一直扎根于乡土社会，成为农民乡土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受西汉以来五行说的进一步渗透，《太平经》继承并以五行改造了食六气法，形成五牙法。原始道教五斗米道和太平道吸收了民间原始太阳教的太阳神信仰、月星信仰、道家养生术、神仙方术等，崇拜日、月、星神，认为食日、月精气，可长生成仙。这对后来的道教内丹派产生很大影响。

宋代伴随道教内丹派崛起，太阳神信仰广泛传播

三国至唐宋，道教内丹派在食六气的基础上发展出许多食气法，其中包括每天四时即早、中、晚、夜的食气法。金、南宋时道教内丹派崛起，以养气术改造道教外丹法为内丹法，主张吸日、月、星精华，炼人体精、气、神，最后结丹而成仙。道教内丹派在民间的兴盛、大江南北拜日风气之盛行，对明清时期民间教派产生了直接影响。

明清时期，道教内丹派进一步世俗化

与此同时，在官方提倡“三教合一”的大背景下，三教合一成为遍及朝野的社会思潮。世俗化的道教内丹派与儒教（主要是宋明理学）、佛教（包括禅宗和净土宗）合一，在民间形成新兴的民间教派，如悬鼓教、黄天教、长生教、八卦教、皈一道、太阳道等。它们继承了史前以来的太阳神信仰及前述各个时期与太阳神信仰有关的思想观念、修炼方法、崇拜仪式，因而其太阳神崇拜带有前所未有的杂糅色彩，特别是儒、释、道三教和民俗的杂糅的色彩，如道教称太阳为“太阳星君”，民间称之为“太阳爷爷”或“太阳公公”（以之为男性），并不称“佛”，“星君”、“爷爷”、“老祖”、“佛”等各号全混在一起。作为太阳神信仰新的载体，这些民间教派的兴起，在下层社会民众中把太阳神信仰推向更广的范围。

二、明清、民国时期民间教派太阳神信仰及拜日民俗

悬鼓教是明朝中叶正德年间既已流传于北直隶等地的一个民间教派。该教“拜日月，为父母”，并有“瞅日月”的仪式。每日四时朝拜烧香:卯时面朝冬，午时面朝南，酉时面朝西，子时面朝北。联系道家吸月精法及四时服气法，“瞅日月”可能是迎送日月时对日月默祷祈福并吸日精月华，外人不晓其中奥秘，单凭表面现象，误以为是在“瞅日月”;四时朝拜烧香，显系三次向太阳，一次向北斗，以吸食日气和北方玄滋之气。

明朝嘉靖年间同样出现在北直隶、后流传至山西乃至江南的黄天教，“唤日光叫爷爷，月亮叫奶奶”，“每日三次参拜（太阳）”，“以每日三次朝日叩头，名曰三时香;又越五日，将行道之事默祷天地，谓之五后愿”。教祖李宾被比作红太阳，号“普明”，寓红太阳光芒照四方之意;其妻王氏被比作月亮，号“普光”，寓月辉撒遍人间之意。二人坟前所立塔，名“日月塔”，寓日月并行天地之意。教内所作《太阳开天立极亿化诸佛归一宝卷》赞颂太阳及其化身普明，将他作为神，高置于三教诸神之上，说连释迦牟尼、圣人孔丘也要对他匍匐朝拜。

明朝万历年间在浙江出现的长生教，也十分崇拜日月。清朝道光二十九年写成的《众喜粗言宝卷》，专文“劝敬日月”，称日为“太阳佛”、月为“太阴佛”，要人们“每朝夜，磕几头，拜谢三光”，“见星宿，犹如那，见王一般;所以要，低头解，叩谢三光”。告诫人们不可呕日、月小名“日头”、“月亮”，不可在太阳下高晒秽衣，不可将粪桶、尿壶口对着三光，不可卯时朝东、午时朝南、酉时朝西、子时朝北吐唾沫、擤鼻涕、小便，不可看太阳、指星点月，更不可咒骂三光。该卷还专载《太阳经》、《太阴经》，极言太阳佛、太阴佛恩情，劝人敬颂二经，以求“风调雨顺四季宁”、“临命终时生净土”。

明末清初创立于山东西南部单县的八卦教，是清代风行华北地区的影响最大的民间教派之一。该教“传授愚门弟子歌词，指太阳为圣帝，每日磕头三次，每年上供五次，谓能消灾祈福”。每年农历二月一日太阳升殿日，教内聚会，焚香叩拜。太阳神的地位仅次于其最高神无生老母，教祖刘佑臣被神化为照耀宇宙、恩泽万物、惠被万民的太阳，称作“圣帝老爷”。信徒每日对着太阳，两手抱胸，合眼趺坐，练“抱功”，“……每日按早午晚，朝太阳吸三口气，把唾沫咽下……”。

清朝乾隆年间，活动在湖北等地的白阳教也敬拜太阳，诵“太阳经”:“太阳经，太阳经，太阳出现满天红。家家门首都走到，道你众生叫小名。天上少我无晓夜，地上无我少收成。……朝朝每日念七遍，一家大小免灾星。”据报道，1990年，湖北省文化工作者在神农架山区一老农家，发现清代同治年间木刻本《太阳经》、《太阴经》，这应当是清代白阳教一类的民间教派的经书，说明民间宗教形态的太阳神信仰在中国各地区的广泛存在。

清朝道光年间创立于山东西北部平原县、光绪年间正式定名的皈一道，以玉皇大帝为最高神，其下为无生老母，再下为教祖赵万秩、老子、圣人（孔子）、佛（弥勒佛），最后是燃灯佛、八仙、土地神以及日、月、星等神。太阳被称作“太阳星君”，月亮被称作“太阴星君”，它们虽在该教神谱中地位不高，但在日常崇拜仪式和内功修炼中占极重要地位。教徒要天天定时礼拜三光，不可对着它们泼水、小便、裸露阴部:“泼脏水切忌日月星斗，夜间起男女务须披衣。”直至如今，北方农村过春节时，大年初一早晨太阳未出之前，仍有不向门外泼脏水的禁忌，担心触犯了太阳，一年之中会挨雨淋。这大概是皈一道之类民间教派太阳崇拜之遗存。皈一道每天（阴雨雾天除外）早晨卯时走出屋门，面向东，迎接太阳星君出太阳宫，先对着太阳拱手，然后默念《礼拜太阳神咒》。诵咒一句，双膝齐跪于地，向太阳叩响头一个。诵咒一遍，共叩响头十二个。“念完一遍求阳光”，对着太阳光吸气，“一遍一吸，借光取气”。共诵咒三遍，吸太阳气三次，向太阳叩响头三十六个。中午午时，出户面南，迎接太阳星君升殿。傍晚酉时，出户面西送太阳星君回宫，仪式同早晨接太阳。夜半子时，出户拜太阴星君、南斗六星、北斗七星，并采月亮、星斗之气。北斗七星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北方之神玄武，后被道教奉称玄武大帝。所谓《五符序》中的“黑帝”，高诱为《吕氏春秋·有始》“北方曰玄天”一句作注称:“北方十一月建子，水之中也。水色黑，故曰玄天。”可见，吸北斗之气乃是由吸“沆瀣”、“北方玄滋”即夜半水气衍化而来。白天吸日气，日气为阳，干燥;夜间吸月亮、星斗之气，月、星之气为阴，湿润，正好阴阳调和。皈一道拜太阴星君时，念《礼拜太阴神咒》，念咒一句，叩头一下。念完一遍，向太阴求清气，对着太阴，吸气一口。共念三遍，吸气三口，叩头三十六下。拜南斗六星君时，念一讳（一个星君之名），一跪六叩，共六跪三十六叩;拜北斗七星君时，念一讳，一跪七叩，共七跪四十九叩。这样，每天向太阳叩头108个，太阴36个，南斗36个，北斗49个，共229个。长此以往，很多老道徒额头上结出一块硬疱来，成为虔诚修炼的标志。每年农历十一月十九日，为该教太阳星君“圣诞日”。因为此前七天是冬至日，太阳直射光线到达最南端的南回归线，北半球日光最短。此日过后，直射光线北移，太阳开始一个新的运动（视运动）周期，北半球日照开始见长。故道内视之为太阳新一岁之始，定为圣诞日。每年农历二月初一日，定为太阳星君“升殿日”。因为时值春分，太阳直射光线向北运动到赤道，寒冷退却，暖气上升，植物萌芽，农民春播开始，故视为太阳升殿问事，哺化万物。每年农历三月十九日，定为太阳星君“得道日”。此日时值立夏，从此夏天开始，日照更长，气温渐热，太阳充分发挥其化育万物之功能，农作物迅速生长。再过一个半月左右，太阳直射光线即到达北回归线，日照之长、气温之高达到极点，故视立夏日为太阳“得道日”。逢此三日，道内要集会，摆香炉素供，以志庆贺。

民国元年创立于山东中部山区章丘县的太阳道，则直接以“太阳”为名，称“太阳道”或“天地日月道”。该道虽亦融儒释道三教于一体，但以太阳神为最高神，称之为“太阳老祖”、“上无弥陀佛”，建太阳宫祭祀之，作《太阳经》赞颂之。太阴神（月神）地位次之，被称为“太阴老祖”或“太阴老母”。加上地藏（堂）老祖（母）、玉皇老祖、无极圣祖，合称为“五祖”，为道内常供之神，每月农历初一、十五都要摆常坛烧香敬拜。每年农历十一月十九日太阳老祖圣诞日、二月初一日太阳老祖登殿之辰、三月十九日太阳老祖得道之日、八月十五日太阳老祖朝元之辰，都要在太阳宫内摆大坛，向五祖及千佛万祖九叩头，诵《太阳经》。是日，道徒须保持身体清洁，不可夫妻同床。道徒家中，要供太阳、太阴、星，初一、十五对三光焚香敬拜。平时大小便、抽烟不可对着三光。道徒要每日三次出门拜太阳。早上太阳未出时，面东迎太阳老祖出宫，口念弥陀佛，对着太阳吸三口气。中午太阳位于正南方时，面南，迎接太阳老祖升殿。傍晚太阳落山后，面西，送太阳老祖回宫，均口念弥陀佛，对着太阳吸三口气。夜半时分，面北，默念“空住南方，化为北方，东方西方，坐为陪光，上无弥陀佛”，连念九遍，每三遍吸气一口。此外，每餐之前，要向太阳、太阴等五祖献饭。洗净手，把饭端到堂屋（正房）前香台上，把干粮掰开，筷子整齐搭在碗上，心中虔诚默念:“弟子献饭，五位老祖来收饭。弟子献饭，千佛千祖来收饭。弟子献饭，天地三界、五位老祖来收饭……太阳老祖来收，太阴老祖来收……”，或念“天地日月来吃饭”。念毕，静候片刻，始端起自食。20世纪50年代初，鲁西北武城县等地仍有“太阳社”遗存，信仰中国传统民间宗教的村民，自发结社，每人交纳一元会费，所得利息，用于太阳“爷爷”圣诞日祭拜和众人聚餐。鲁西北村落中的这种传统太阳神信仰及仪式，成为近代以来因西方基督教进入而导致村庄共同体解体之情况下，凝聚汉教民众的一条精神纽带。

向太阳献饭的风俗，在少数民族中也长期存在。古代蒙古族“崇拜日月山河五行之属，出帐南向，对日跪拜，奠酒于地，以酹天体五行”。又有资料说“特别是早晨，在他们进饮食以前”，“把食物和饮料首先奉献给它们”。可见蒙古人有早、午向太阳礼拜献饭的做法。新疆阿尔泰乌梁海人，直到20世纪50年代，仍每天早晨在日出东升之际拜日，在房门外，朝日出方向，烧柏叶香，把烧好的奶子或奶茶朝太阳升起的方向洒一些，然后向其他三个方向洒一些。最后目视旭日，祈祷祝福，跪拜三次。阴天照旧，雨天在房里举行。拜日前，任何人不得吃早饭，待献饭等仪式结束后，方可进食。云南阿昌族普遍供奉太阳神、月亮神，置之于房檐下或围墙墙洞内，神像面西背东，每天摆供烧香予以祭祀，“每天女主人做好早饭要先供一团饭，然后全家才进餐”。刘扬武认为阿昌族的拜日献饭仪式是原始宗教残余。以此类推，章丘太阳道的献饭仪式也应是原始太阳教在汉地民间的遗留。考之商朝、周朝，官方定期举行祭日仪式，以牛为牺牲，民间日常朝拜日神，可能以饭供飨（即“献饭”）以示感恩。汉地民间每餐供飨日神的做法虽不见于古代史书，但从残存至今的某些民俗看，应是古已有之。直到如今，山东省曲阜、邹县一带农村农历正月初一早晨，全家吃的新年第一顿饭，要先摆在屋内祖先牌位前、院中香台（一般在堂屋门前东侧）上、厨房灶旁，供飨祖先、天地日月星和灶神。等他们“吃”过后，再撤到饭桌上，全家开始食用。[15]这当是远古时期每日供飨天地日月的原始宗教习俗残余。当然，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受唐朝以来流行于北方的摩尼教拜日习俗的影响。摩尼教朝拜日，夕拜月，经文中有《收食单偈》，据估计该教有向日献饭的仪式。该教另有《日光偈》，也许民间教派的《太阳经》、《太阴经》即系仿照摩尼教而作。有资料显示，摩尼教的太阳神信仰团体直到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在华北等地还有遗存。

三、明清、民国时期民间教派太阳神信仰的社会影响

中国自古是个农业国家，农村生产力低下，且长期多教并存，未形成一神教独占全国的局面，这为原始太阳神信仰留下了生存空间以及与其他宗教融合的机会。从秦朝至清朝，专制主义政治在中国有二千多年的历史，民国及其后封建思想残余还有回潮，这给农民群众的思想意识打下深深的烙印。自战国以来，个体小农经济一直是我国农业经济的主体。农民阶级是历史上人口最多、影响最大、最主要的阶级，他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虽经二千年沧桑，但直到解放前并未有根本性的转变;因此，他们的思想意识在乡土社会中根深蒂固，有很强的生命力。作为农民乡土意识之一的太阳神信仰之所以长期存在，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原始太阳教、道教以及玄鼓教、黄天教等民间教派，遍布南北中国，不但传承太阳神信仰，而且造就了太阳神信仰的新形式和内容，并利用宗教民俗的力量，将其推向更广阔的层面，对一般民众的太阳神崇拜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悠久而广泛的太阳神信仰风习，潜移默化，浸染着亿万农民，深入其骨髓，对他们的政治文化心理产生重大影响:它一方面给苦难的农民以精神上的慰藉、生活的希望，另一方面，又使大部分农民消极、麻木，放弃对自己命运的主动把握，世世代代以臣民的心态，等待杰出人物即“大救星”的拯救，从而为专制统治的延续和造神运动提供了温床。黄天教教祖普明、八卦教教祖刘佐臣无不利用农民的这种心理，自称“太阳”，在教内掀起造神运动，从一介凡夫俗子走上神坛，接受芸芸众生的顶礼膜拜，并对信徒实行精神统治和经济剥削。20世纪60年代，中国曾掀起又一场造神运动，规模之大、影响之巨实史无前例。当然，由于所处时代不同，其性质与明清、民国时期的太阳神崇拜和民间教派的造神运动不同，但如细心比较，其所用象征、仪式和话语歌词与明清民间教派的太阳神信仰竟如此相似甚至雷同，实在令人惊诧，发人深思（因篇幅所限，兹不例证）。历史就是如此惊人相似。研究中国太阳神信仰的源流与嬗变，不仅仅是为搞清其历史，还应由此探讨中国国民意识的弱点及其根源，祛除国民思想意识中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识，促进国民思想的民主化、现代化，使全民族走向一个光辉的未来。

注释略，详见原文。

上传者：郑静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