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道咸时期，由于江南水旱灾害频发、漕运改为海运、太平天国运动等因素的影响，流民与饥民大量出现。他们为生存所迫，往往置伦理道德于不顾，不惜抢劫、抗租，甚至危害一方。为教化民众，维系社会秩序，尤其是保障佃户照常交租，苏州潘氏、谢氏与余氏等宗族借助清廷"神道设教"方略与传统的善人"殁为神明"之说，延续并扩展潘曾沂的慈善事业的社会影响力，共同制作《潘公宝卷》，以宗族慈善教化的方式参与社会治理。该宝卷于咸丰三年问世，至民国年间，流传达半个世纪之久，至今尚存30余个版本。《潘公宝卷》对晚清江南民众产生了一定的教化作用，弥补了儒家伦理思想在范围人心上存在的局限。

关键词：潘曾沂；《潘公宝卷》版本；宗族治理；社会教化；

咸丰二年十二月二十日（1853年1月28日），苏州潘氏宗族的著名善人潘曾沂去世。在随后的一年中，苏州本地出现了以这位善人为故事主角的《潘公宝卷》。令人惊奇的是，潘曾沂在该宝卷中被塑造为东岳神灵谱系中的一位新神。这种将逝者迅速塑造为神的慈善文化现象在晚清时期的江南社会并不多见。从咸丰朝至民国，《潘公宝卷》在江南区域流传颇广，成为晚清江南宗族慈善事业中的一道特殊文化风景。晚清苏州《潘公宝卷》如何形成，如何传播?其与当时苏州的江南望族关系如何?其与当时慈善文化、社会变迁的关系如何?这些问题都值得讨论。学界对这些问题已有一定的探索1。本文搜集、整理《潘公宝卷》的30多种版本，论述其形成与传播的原因及其社会影响，从中观察苏州的江南望族应对社会危机的策略与成效。

一、道咸社会变乱与《潘公宝卷》的形成

道光时期，江南社会由于天灾人祸而动荡不安。咸丰初年，清代南北区域的核心运输方式由河运逐渐改为海运，给苏州地方社会带来新的不安定因素。自明朝永乐十三年（1415）至道光三十年（1850）前后，南北运输方式一直是河运。道咸之际，河道淤塞、漕务积弊，致使漕运成本提升，咸丰元年（1851）江苏省改漕运为海运；翌年，浙江省亦改。此后，海运成为南北运输的主要方式。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占领镇江、扬州等地，导致河运暂停。漕运改海运虽为清朝节省了大笔经费，但原来依靠运河生存的从事疏通河道、修造漕船等职业的工人却大量失业，成为流民，给江浙区域社会带来种种不稳定因素。他们没有固定的生产资料与生活基础，通常对社会秩序的破坏性大于建设性。

在太平军攻占苏州前夕，大量的饥民与流民汇集于此，形成一个庞杂的社会阶层。乾隆、嘉庆、道光三朝，苏州地区的人口激增导致人地关系矛盾突出，人均土地占有率越来越低，缴纳赋税后，剩余粮食颇少，民众生存压力增大。气候变化造成的水旱灾害，也严重影响当地百姓的生产生活，导致社会冲突不断，官民矛盾激化。道光二十九年、三十年，江苏连年遭遇水灾，不少地方颗粒无收，房屋倒塌，人畜淹毙。凶年之中，富户变穷户，穷户变饥民，一些饥民与流民无以为生，只能挨户索取，甚至铤而走险，打家劫舍，严重冲击了地方社会秩序。同时，江苏地方政府财政亏空，军需开销增加，赈灾银日趋减少，官员胥吏贪污腐败，造成荒政制度废弛，难以有效缓解灾情。在天灾与人祸交互叠加的社会危机下，佃户拒绝交租，地主收租困难。咸丰三年（1853）到咸丰四年（1854），江苏出现抗租高潮，“粤匪内犯，民心稍稍动矣。即如去年吾苏属江、震二邑佃户齐心不还租，官无如之何，粮户大半不纳赋，官仍无如之何，松郡尤甚……将绳之以法乎，是速之反也。将置之不问乎?是教之抗也。”自然灾害造成了大量饥民、流民涌向城市，社会动乱则加剧了官民矛盾。在此情形下，苏州本地的名门望族面临着生存与发展的巨大压力。

面对天灾人祸的冲击，苏州的江南望族潘氏更为重视经营慈善事业。苏州大阜潘氏又称“贵潘”，以“贵”字冠名，不仅是与苏州另一潘氏“富潘”相区别，还因其家族科举成绩卓著。2同治年间，李鸿章任江苏巡抚时，曾赠送匾额，题为“祖孙、父子、叔侄、兄弟翰林之家”。经学大师俞樾亦说：“故家遗俗，光耀不渝。而在东南，则吴县潘氏，实为之冠。”苏州潘氏以业盐为生，自安徽歙县迁至苏州，康熙年间定居于此。潘氏自乾隆朝以来，在中央和地方社会有较大影响力。乾隆三十四年（1769），潘奕隽中进士，潘氏从此跻身于苏州士绅行列。有清一代，苏州潘氏有进士9位，举人32位，贡生21位，庠生140位，其中一位状元，两位探花。道咸年间，潘世恩、潘曾莹、潘祖荫祖孙三人在朝为官，官至尚书者潘世恩、潘祖荫，苏州“贵潘”一门显赫，门生故旧遍天下。潘氏宗族参与地方事务的代表人物有潘曾沂、潘曾玮、潘遵祁、潘祖谦等。道光七年（1827），潘曾沂捐田2500亩创丰豫义庄；咸同战乱，潘曾玮为抵抗太平军积极奔走；同治五年（1866），潘遵祁参与重建长元吴丰备义仓，并任义仓董事至光绪四年（1878）；光绪二十四年（1898）至1912年，潘祖谦任长元吴丰备义仓董事，同时参与苏州近代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的变革，如谒见江苏巡抚程德全支持共和、捐助军饷，担任苏州商团公会会长，创建苏州第一所女子学校等。自乾隆至民国，潘氏宗族的慈善事业不断发展。

苏州潘氏家族世代有行善传统。明末清初，潘仲兰（二十四世）往来江浙经营盐业时，在浙江、江苏、安徽皆有善举。迁苏始祖潘景文（二十五世）家财雄厚，救助族众邻里，捐资修建地方公共设施，去世前将在浙江、江苏、安徽等地借贷出的“十余万金”债券焚毁，留“义气与善念”给子孙。潘冕（二十八世）虽财力稍差，但力所能及接济族人，去世前叮嘱三个儿子潘奕隽、潘奕藻、潘奕基（二十九世），行善应“不吝费，不沽名，事后即忘”。潘世璜（三十世）虽为乾隆六十年（1795）探花，但无意仕宦，辞官归隐后热衷地方和家族事业，叮嘱儿子潘遵祁（三十一世）建立家族义庄，并在去世前捐出大量资财，为潘遵祁、潘希甫兄弟创立潘氏松鳞义庄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继此之后，潘世恩、潘世荣、潘曾玮、潘祖谦、潘霨等人，皆在家族事务及地方社会中常有周急济贫之举，遇荒年捐资筹集钱粮以赈灾民。在潘氏众多族人中，以潘曾沂从事地方慈善事业范畴最广、名声最大。

潘曾沂（1792—1853），原名遵沂，字功甫，自号小浮山人，又号春泉瑟庵，为潘世恩长子。潘世恩（1769—1854）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状元及第，从此官运亨通。历任侍讲学士、户部左侍郎、工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等，为四朝元老，咸丰四年（1854）去世，谥号“文恭”。嘉庆二十一年（1816），潘曾沂以江南乡试官卷中举，后五次应考不第。潘世恩遂为其捐内阁中书，道光元年（1821）赴京就任，道光四年（1824）以为祖父祝寿为由乞假南归，在家乡举办慈善事业，从此再未踏入仕途。道光七年（1827），潘曾沂捐私田2500亩设立丰豫义庄，“专备里中荒年平粜，以及诸善举之用”，救济范围大致涵盖整个苏州地方社会。而潘氏宗族“专祭祀而恤宗族”的松鳞义庄于道光十一年（1831）建成，初建时义田仅1000余亩。显然，潘曾沂救济普通百姓的丰豫义庄早于本族义庄，土地也多于本族义庄，这不仅在苏州宗族中少见，在晚清江南慈善事业中也是罕见的善举。潘曾沂依托丰豫义庄，在灾荒频仍的年代，救济众多饥民。道光十一年（1831），江北灾民涌入苏州，潘曾沂独自收养管理四千灾民，善行为其他绅士所效仿。翌年，因灾情严峻，粮食供不应求，出售丰豫义庄存粮，以稳定粮食价格。道光十三年（1833），因苏州洪水泛滥，免除义庄本年田租，“自后十余年中，统计免收之数，不下四五万石”。潘曾沂不仅救济民众一时之急，而且尝试从根本上改善民生。在推行灾年免租、救济、平粜的举措外，他在义庄试种杂粮，并推广区田法，试图从根本上解决当地农民的生计问题。他还参与、主持苏州各种慈善活动，如放生会、济贫会、育婴堂、济盲局、义塾、兴修水利、开凿义井、刊印善书等。潘曾沂因倡议、参与救灾及捐助钱粮而受到朝廷嘉赏，他本人被赏以光禄寺署正职衔，其子潘仪凤得一品恩荫。

在一些世家大族看来，慈善事业对家族兴旺具有不可替代的推动作用。民国《吴县志》云：“吴中富厚之家多乐于为善，冬则施衣被，夏则施帐扇，死而不能殓者施棺，病而无医者施药，岁荒则施粥米。近时又开乐善好施建坊之例、社仓、义仓给奖议叙，进身有阶，人心益踊跃矣。”苏州一位士绅称：“赈荒善报几不可胜数……至近世大家昭昭在人耳目者，如吾吴之彭氏、潘氏，以及昆山之徐……其先世之积功累德，固妇竖所共知者。”潘曾沂上承彭绍升，下接余治，在苏州望族的慈善事业传承谱系中占有重要位置。他的善举对于解决民困、稳定地方社会秩序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道光二十九年（1849），宝应灾民王开泰到苏州向潘氏谢恩，“述当年抚养之德，犹历历能言之”。正如其子潘仪凤所言，潘曾沂“善举不可胜述”，且将慈善事业看作自己的分内事，“如日用饮食之不可废”。叶裕仁曾评论道：“近世潘功甫先生及予友汪石心、余莲村辈虽不能得位行道，而斯民之休戚，风俗之偷弊，皆引为己责。” 潘曾沂、汪正、余治三位慈善家虽仕途不曾显达，但积极参与地方事业和社会治理，其济世理念与实践为当地一些士绅所推崇与效仿。

咸丰二年十二月二十日（1853年1月28日），苏州潘氏宗族的著名善人潘曾沂去世，民众在缅怀其善行的同时，也对潘氏的慈善事业前景心怀忧虑。受其救助的宗族亲戚哭道：“今而后缓急将谁告也?”邻里父老子弟痛言：“今而后生谁为之养而死谁为之葬?孤而贫者谁为之择师而教督之也?”还有民众叹息说，潘善人去世后，还有谁能接续他的慈善事业，为大家造福?由此可见，潘曾沂造福一方百姓，在江苏地方的社会声望颇高。

潘曾沂的去世，对于苏州潘氏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如何继续维系潘曾沂的社会声望与慈善事业，是摆在潘家面前的一大难题。在潘家的默认下，经过几番谋划，苏州当地的某家大族于咸丰三年（1853）出资印出《潘公宝卷》上卷，咸丰五年（1855）出齐《潘公宝卷》三卷本。潘曾沂在该宝卷中被塑造为东岳神灵谱系中的新成员——东岳府总册房监察主者。东岳府系冥府，掌管世人生死、贵贱、福祸等；总册房监察主者负责督查冥府中记录生人之年寿、际遇、功过的册谱。宝卷中“潘曾沂”以冥府神灵的形象劝世人行善改过，这在历代宝卷及众多江南宗族中是较为特殊的现象。传统社会中，部分有作为的官员和善人逝后被“封神”，亦或建专门的祠堂予以供奉，受到民众的祭拜。如苏州善人彭定求逝后被封为“真君”，任“文宫考功司使者”。因行善其家族举业也会得神明庇佑，“以彭子读书有孝行，不幸而有疾，特遣天医治之。且天榜预注，当于康熙丙辰科会状及第。……至丙辰，果抡大魁。”余治亦是通过行善而被封神，“人传莲村已证真人之位者”，“使天堂无，则已，有，则莲村、乐鱼二人者，必生天无疑矣。”尽忠、行善即可成仙、成神，是“殁为神明”的最好注解。被誉为苏州第一大善人的潘曾沂，不但逝后被封神，且有以其为神的劝善书《潘公宝卷》流传于世，这与传统被置于祠堂的“封神”有所不同，其通过托梦预测大灾将来，以神的形象教化百姓，劝世人行善改过。

限于史料，《潘公宝卷》的具体制作过程尚不得知。宝卷原为佛教的通俗宣传品，清朝晚期以讲唱因果报应和佛道故事的新面貌出现并流行于江浙，其与功过格同属劝善书中一种比较特殊的形式。劝善书是以宣传伦理道德、劝人向善为宗旨的书籍。善书一般以因果报应、儒释道说教为纲，虽语言俚俗简陋，但对普通民众的教化，却可以起到一定作用。明清时期至20世纪30年代，善书遍布各地，其中江浙和四川刊刻最多，也最为盛行。咸丰二年（1852）刻印的《宣讲集要》云：“善书之流传夥矣。入则充栋，出则汗牛，殆不啻恒河沙数也。”“坊间善书，简帙浩繁，何止汗牛充栋。”如《身世金丹》一书的某赞助者称，该书“于道光己亥岁镌刻施送，后又于咸丰辛亥冬重刻，已刷印万余本，流传于世。”晚清时期的江苏，善书遍地，“感应阴骘之文，惜字放生之局，遍于州县，充于街衢。”相对而言，《潘公宝卷》是具有苏州潘氏宗族真实人物基础的一种特殊的劝善书。

《潘公宝卷》的制作得到苏州望族谢氏和绅士余氏的鼎力支持。该书分上中下三卷，创作者未署名，咸丰五年全卷版有余善人——余治作序及赞。宝卷将苏州第一大善人潘曾沂神化，借助苏州第二大善人谢元庆之口劝善，增加劝诫的真实性，亦可证实行善有可能“殁为神明”。道咸之际，太平军从广西一路向北，逼近江浙一带以至于地方社会动荡，人心不稳，传统的儒家伦理教化不足以规范饥民与流民的行为。当地政府需要农民按时交租完税，以维持军费开支与社会秩序。在此情势下，苏州的名门望族亟需借助潘曾沂的影响力，强化因果报应之说与鬼神威慑之力，教化民众，维持社会秩序，而《潘公宝卷》由此应时而生。该书上卷托梦潘曾沂的表弟谢元庆，告知大灾要来劝世人行善，用枉死册劝诫流民、难民，安分守己，不要抢掠；中卷将社会时事写入宝卷，以正反事例的因果报应可改变生死册上的寿命，劝诫世人行善改过以躲避灾劫延续寿命；下卷以财运观、命运观劝普通民众正视贫苦，劝诫世人按时交租完税，以躲避劫难。《潘公宝卷》显示出潘氏、谢氏和余氏互相扶持，结为一体，共同参与社会治理的责任感。

二、晚清《潘公宝卷》的传播及其版本演变

从咸丰三年（1853）单卷本刊行至民国十一年（1922）上海宏大善书局翻印，《潘公宝卷》间续被翻印流传半个世纪之久。目前就笔者目力所及，《潘公宝卷》自创作刊印至民国年间有30余个版本。

其一，咸丰时期的《潘公免灾宝卷》版本。（一）咸丰三年（1853），《潘公宝卷》上卷在苏州以单行本流传；翌年，中卷出现并刊印流传；咸丰五年（1855），全本宝卷刊印流传。由上海城隍庙内翼化堂刊于咸丰五年（1855），余治作序和赞，后附印送名单。（二）咸丰六年（1856），“悉遵无锡原创”版，无序言，内封附言云：“此卷可以免灾化劫，翻刻施送，功德最大，宣诵者亦记功延寿，悉遵无锡原创。”该宝卷由“乐善君子刷印”，工钱十文，每愿三百六十文，后附发愿名单。同年还有“耕心堂胡刻本”。（三）咸丰七年（1857），“清休城黄集堂刊本”，古越居士序。同年还有“京都晋文斋刻本”。（四）咸丰八年（1858），“姑苏元妙观内得见斋书坊”，内封附有潘公遗像，潘公托梦图，劫海慈航图，有余治作序和赞，后附印送名单及数量。浙江流传以《潘公处世宝卷》为题名的三卷合一本，前有洪福生五好愿百字铭、洪福生序，每本工纸料装订定银（原文此处为空白）钱，订线加四文。后浙江版，多以此版本翻印。同年还有“宁城学稼堂陆延才刻本”，“金阊刻本”，“苏州邵青云斋刻本”。（五）咸丰九年（1859），有“老城隍庙西首新桥头邵宝聚（上海）作印刷”版和“邱文英堂书坊刻本”版。（六）咸丰十年（1860），“扫叶山房”版，无序言，江苏吴县人陆良智敬送，卷后附有“灵验记”。同年还有“东瓯文华堂”版，后附愿印送者每本计钱五十六文。咸丰年间，还有“厦门文德堂”版，此本现藏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

其二，同治时期的《潘公免灾宝卷》版本。（一）同治二年（1863），“绍兴许鼎元老店刊本”，日山会社瑑堂、冯葆基跋，附载咸丰九年（1859）李同福跋。（二）同治五年（1866），“闽杭同善社”版，此版上、下两卷删去歌谣诗词，唯独中卷保留。（三）同治七年（1868），“定邑聚善堂重刻本”。（四）同治九年（1870），无版刻信息，陈光荣序，后附有赠送人员名单及数量，此版前有序言，后有《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高王观世音经》等佛经。同年还有“杭城玛瑙经房刻本”。

其三，光绪时期的《潘公免灾宝卷》版本。（一）光绪二年（1876），“常州乐善书庄”版，附有同治二年（1863）无名氏作序，封面题《潘公宝卷》上海翼化堂印行，并有“阅过之后，切勿抛弃，转送他人，功德无量”四句。同年还有“镇江宝善堂书坊”版，梁晦斋序。（二）光绪九年（1883），“姑苏玛瑙经房”版，前有赵定邦序、洪福生五好愿百字铭、洪福生序，后有重印本，收入《姑苏玛瑙经房丛书》。（三）光绪二十四年（1898），“归仁堂行梓”版，无名氏作序。（四）光绪二十五年（1899），有“香鸾山斋刻本”。（五）光绪三十四年（1908），有“湖南重刻本”。

其四，宣统时期的《潘公免灾宝卷》版本。宣统元年（1909），有“山阴余憩庭刻本”和“澜柱巷刻本”。

其五，民国时期的《潘公免灾宝卷》版本。（一）民国二年（1913），有“仁德堂徐伯卿抄本”，附《小麦偈》《收银称》。（二）民国十一年（1922），“上海宏大善书局印行”，每本五角四分，内封题名为《潘公免灾宝卷》，前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高王观世音经》等佛经。（三）民国十二年（1923），抄本，卷末附捐赠名单，现藏国家图书馆。

由于社会动荡，人心焦虑，《潘公宝卷》因具有精神安慰之用而得以广泛传播。咸丰三年（1853），《潘公宝卷》上卷在苏州以单行本流传；翌年，中卷出现并刊印流传；咸丰五年（1855），全本宝卷刊印流传。咸丰八年（1858），姑苏得见斋刊印《潘公宝卷》，成为后世众多版本的刊印底本。咸丰十年（1860），苏州扫叶山房刊印发布。扫叶山房位于苏州阊门内，成立于明清之际，由江苏常熟席氏所建，是清代著名的民间出版机构之一。大型善书坊及出版机构的翻印，显示了《潘公宝卷》的社会需求量，亦可扩大其传播范围。社会环境紧张，战争逼近，庶民寄希望于《潘公宝卷》可以救劫免灾，促进了宝卷的印刷与流传。民众躲避战争远离故土，也将《潘公宝卷》带到了避难之地。如江浙民众避难上海，也将该宝卷的教化精神、信仰观念带至此地，上海城隍庙及宏大善书局都翻印了《潘公宝卷》。上海宏大善书局版还在宝卷文本的前面加入佛经，一并出售。《潘公宝卷》的流传受当时社会环境影响较大，江浙慈善组织的兴办，印刷技术的提升都促进了宝卷的广泛传播。

善书编纂者多为民间乡绅，其雕版、印刷通常以个人出资或集资的方式进行，且不以盈利为目的。善书的刊刻与发行，已成为清代书坊的一项特色业务。清朝末年，出现代各家刻印善书、宝卷的书坊，其名称以善书局或惜字社命名，如上海翼化堂善书局、宏大善书局、大丰善书刊行所、闽杭同善社等。慈善人士还成立善书流通处及善堂，主要刊刻善书、宝卷、佛经等，因而善书刊刻及流通渐趋普遍。此外，印刷技术的普及与提高，以及民间宗教的盛行等，都推动了善书的编纂、刻印与传播，也推动了地方教化。同时，亦有民众以抄传宝卷为善行的观念（目前国家图书馆藏有《潘公宝卷》的手抄本）。

叶霁峰与洪福生对《潘公宝卷》在浙江杭州的流传具有重要贡献。杭州翻印《潘公宝卷》以《潘公处世宝卷》为题名。上卷于咸丰三年（1853）就已在苏州、常州等地广为传播。咸丰五年（1855）春传至杭州，人们争相取阅，多次印刷导致版刻漫漶。善士洪福生仰慕潘曾沂善行，见此书漫漶，到慈溪县请叶霁峰捐资重新刻板印刷。咸丰七年（1857），洪福生访求到下卷，并立即将三卷合并付梓。杭州版卷前加《四好句》，卷中加标点，洪福生在《四好句》后又附自创《五好愿百字铭》。浙江版《潘公宝卷》多数卷前都保留着《四好句》和《五好愿百字铭》，因而可推测浙江流传的《潘公宝卷》多以此为底本翻印。如光绪九年（1883）姑苏玛瑙经房版题名《潘公免灾宝卷》，有同治十年（1871）浙江湖州府长兴县赵定邦所作序。光绪二十四年（1898）归仁堂版题名《免灾救难宝卷》，有光绪二十四年无名氏所作序，两版本皆保留洪福生所作序言及《五好愿百字铭》，内容与《潘公处世宝卷》基本无异。

《潘公宝卷》的印制者不仅有大型书坊如上海翼化堂、宏大善书局，亦有私家书坊。从以上《潘公宝卷》30个版本看，该宝卷的翻印地主要集中在江浙地区，但也有湖南、福建等地翻印版。厦门文德堂是清代福建著名的民间书坊之一，道光以后，以刊印日用参考书、医书、通俗绣像小说和历史故事为主。现藏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的《潘公宝卷》，即是此书坊刊印。各地翻印《潘公宝卷》，旨在劝人行善，教化人心，如徐元正所言：“无非愿世间做好人、行好事、得好报，如是而已。名其书曰同善，不亦宜乎!”

三、晚清《潘公宝卷》与江南宗族的社会教化

《潘公宝卷》自产生后流传达半个世纪之久，成为江南慈善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发挥了一定的社会教化作用。

江南许多世家大族如彭氏、潘氏等，都将刻印善书视为一种慈善事业，不仅为自身家族积德，且可保永续经营。潘氏宗族向有诵读宝卷、翻印善书的传统。乾隆时期，潘氏就将《太上感应篇》作为家塾必读书目，每日清晨令在读子弟诵读，自幼培养宗族成员的善念。潘奕藻曾教导子孙说：“汝等既要读书，清晨须虔诵《感应篇》《阴骘文》，其余《儒门法语》《寸耕钞略》等书不可不读，庶几触目知警。”潘祖荫亦强调：“今子弟每晨入塾，宜先令默坐片刻，诵《感应篇》一遍。”道光二十年（1840），潘氏刊印《太上感应篇集注》，由潘遵祁、潘希甫校注，潘曾沂作序说，“以导幼学而作圣功”，期望家族子弟“善心由于熏习亦不自知”的善念传承。为教化百姓，潘曾沂不但翻印善书，还撰写《劝济溺说》一文，号召有经济基础的宗族收养弃婴，并拜托彭蕴章将此文带至福建，刊印广布，劝戒溺婴。黄梓林在《感应因果合编》写道：“古来数百年世家，无非积德。彭氏六代儒宗，皆崇奉《感应篇》而勿替。”郑观应则说：“世间第一好事莫如救济……近世大家，如吴门之潘氏、昆山之徐氏……皆其先世积德累功所致。”由此可见，江南宗族有著述、编纂、翻印、诵读善书的传统。

善书对提高庶民道德水平和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作用，因而世人将印送善书与施粥、施衣等善举同样看作功德。“顾善之途不一，莫善于流通善书。何则?善书之流行，可以化一人，且可以化千万人；可以布一邑，即可以布千万邑；可以劝一世，并可以劝千万世。非比他端善举，第能限于一方，拘于一时也。……流通善书之有益于世道人心也，匪浅。”善书与一般书籍的刊刻流通方式不同，善书多是捐资刻印，免费赠送；版权没有限制，“裨益人心世道之经典，例无版权，大宜集资翻印，以广流布。使举世渐仁摹义，免至荡检踰闲，空天下之牢，弥百世之劫，胥基于此”。善书封面或封底印有“欢迎翻印流通”、“非卖品”等字样，以期善书广传。

晚清时期，慈善救助与劝善教化是宗族参与地方治理的社会渠道，也是缓和社会阶层矛盾的文化举措。尤其在社会危机发生时，普通民众为生存所迫往往置伦理道德于不顾，却畏惧鬼神降福祸之说，人在祸患、疾病、危迫、困穷之时，“谁不思立善愿，以禳之者”。地方名门望族时常通过慈善救济和劝善教化安定人心，维护社会秩序，尤其注重借助各类善书传播“作善者降祥，作不善者降殃，是祸福之由于善不善”的福祸观念。

江浙一带的宗族与士绅为维护社会治安，在不断扩大游民救济范围的同时，重视《潘公宝卷》对百姓的社会教化作用。上海版《潘公免灾宝卷》卷首云：“勿将善书，作为迂鄙之书而忽视”，同时倡议有能力者翻印善书、扩大流传范围，“好善之士能刻印施送，可以免遭大劫”卷首语。其还称：“阅过之后，切勿抛弃，转送他人，功德无量”封面语，期望广传善书达到安定社会的作用。无锡版《潘公免灾宝卷》云：“此卷可以免灾化劫，翻刻施送，功德最大，宣诵者亦记功延寿”封面，“《潘公免灾宝卷》同志诸友募捐，翻刻印施为保家安身之愿”封底。这都显示助印《潘公宝卷》的宗族与士绅期待该书具有教化人心之用。其背后的依托是清廷施行“神道设教”方略，即以“因果报应为制心之法”和鬼神威慑的方式寓教化于救济。清廷与地方宗族共同推动“神道设教”，希望“贫民听之，都要学好。为甚受贫，积福不早。上天眼明，看得分晓。肯做好人，衣食不少。”“一家为善，便是一家之福。家家为善，便是一县之福。”与众不同的是，苏州宗族与士绅在依托清廷的“神道设教”方略之时，神化宗族内的善人——潘曾沂，充分延续其慈善事业的社会声望，为其宗族发展培植良性的社会基础与文化氛围。

制造潘曾沂“殁为神明”之奇迹的《潘公宝卷》在诸多“神仙降笔”而成的宝卷中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在主题、内容和写作等方面明显反映晚清苏州社会的时代特征。善书与宝卷多以关帝降笔劝人戒杀放生，倡议行善改过以躲避劫难，既迎合社会民众的心理需求，亦是时代的产物。如咸丰四年（1854）常存敬畏斋主人的《好生救劫篇》，假托荆州府关帝降坛写成的《关圣帝君救劫篇》等，都是反映社会现实环境与民众心理需要的具有时代特色的宝卷。《潘公宝卷》以被神化的“潘曾沂”为主人公，兼有现实性与虚幻性，充分利用了当时人们相信大善之人必然“殁为神明”的观念。

《潘公宝卷》以救世为主题，不仅流传时间久，且流传地域广泛。《潘公宝卷》自咸丰五年（1855）全本刊印，至民国十二年（1923）仍有新版本问世，流传了半个多世纪。从各版本后附捐赠名单可知，其阅读者、信奉者并不局限于江南地区，实际流传区域北至山东，南至厦门，西至山西，甚至突破了地域阻隔而流传到海外，现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藏有咸丰版《潘公宝卷》。《潘公宝卷》中、下卷记载了受宝卷影响戒恶行善者果得善报的事例，如名为张安斋者素有恶行，听了《潘公宝卷》后遂在关帝庙前立誓改过，并翻印善书宣扬善念，因而得以在二月十三日到栖霞山避难。但其妻不信宝卷且不肯立愿戒杀，结果于城中被杀。

《潘公宝卷》的问世与传播，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世道人心。咸丰十年扫叶山房版《潘公宝卷》所附“灵验记”称：江苏吴县人陆良智患病多年，医治无效，时值华北灾荒，“捐振百余元，又印送善书千部”，“未二月，沉疴自痊”。同治十年版赵定邦序，其母患疾，病中偶见《潘公宝卷》，嘱赵定邦翻印赠送。赵定邦将翻印的《潘公宝卷》放在书肆，供人自由取阅。不久，这些宝卷全被取走，而其母之疾渐愈。赵定邦因此认为，“善机方动，百神鉴格，非空虚渺茫，毫无足据者”，遂再次翻印宝卷，将“获益之处，并数言于简端”，希望取阅此书的人广为传播或翻印赠送，并能得到同样的善果。赵定邦受益于《潘公宝卷》的现身说法增强了《潘公宝卷》之神力的可信性，进而促使该书得以更广泛地传播。在宝卷末尾，印有赠送宝卷名单及数量，赠送数量从三十部到六百部不等。光绪二十四年归仁堂版题名《免灾救难宝卷》，后附捐钱助刻宝卷的姓名及所捐钱数，这些都可说明《潘公宝卷》具有一定的读者群体和传播范围。

苏州的善人谢元庆和余治皆参与了《潘公宝卷》的制作。谢氏之子、余氏门生谢家福的慈善事业亦受其父、其师的影响。谢家福为晚清义赈创始人，其在光绪丁戊奇荒中为救灾积极奔走，为赈济河南、山西、安徽、直隶、山东等地先后募捐赈灾银252万余两，拯救诸多普通百姓的性命。李鸿章向清廷荐举谢家福云：“有体国经野之才，民胞物与之量，畀以官守，必能造福于民。”光绪帝封赏其为直隶知县。谢家亦有慈善渊源，始祖即有“世以丹丸财粟济人，人称谢善人家”。谢元庆继承家族慈善传统，除捐设义田，救济族中孤寡贫困者外，“日裹药囊钱行委巷中，见贫病者辄予之，寒暑风雨不少间”。表兄潘曾沂“雅重”谢元庆，曾拈“一生行脚衲，斯世走方医”相赠。谢家福出身于苏州中医慈善世家，耳濡目染受到其父谢元庆慈善事业的言传身教，授业于一生为慈善奔走的余治门下，成年后遭遇战乱，家道中落，这也激发了他的济世情怀。加之《潘公宝卷》的影响，他成为丁戊奇荒中赈济灾民的至善之人。

诚然，不是所有的《潘公宝卷》阅读者都能受其影响。彭蕴章曾说：“劝善之书，其效不在一时。举千百卷书以劝千百人，或有数十人因是书而感发者，未可知也。或并无一二人因是书而感发者，亦未可知也。要其书之流传宇内，或数十年后尚有读是书而感发者，亦非必无之事。夫至数十年后，读是书而感发，则其人己非吾所劝之人，而奚啻为吾所劝之人耶?由此言之，则其感发者正未可限量，而或谓目前之人，未必得是书而皆能感发。因而阻其劝善之心，是犹见之未恢矣。”印光法师对其弟子说：“寄出去的书一万本中能有一个人认真地看，那也是收到了效果了。”善书的社会教化作用因区域、阶层、群体的差异而有所不同，但至少影响了一部分阅读者的道德取向，从而有利于安定社会秩序。

余论

道咸时期的江南社会因天灾人祸交织而出现了流民遍地、秩序混乱的危机。在动荡时局中，苏州的潘氏、谢氏和余氏等名门望族共同制作《潘公宝卷》，将咸丰二年十二月去世的潘曾沂塑造为神，借助其身前在苏州地方的慈善事业与社会声望，宣扬因果报应之说与鬼神威慑之力，以对当地民众进行安抚和教化。这是苏州望族应对社会危机的一种文化策略。

胡应麟曾说，“海内书，凡聚之地有四”，苏州、杭州、南京占其三。现存《潘公宝卷》的印制地点以上海、苏州、杭州、常州、无锡等地为主，这些城市也是清代江南出版印刷业的集中所在地。《潘公宝卷》自咸丰五年全卷本刊行后，以苏州为中心渐趋向周边地区流传，多被善书局、私家书坊翻印，同时也被苏州扫叶山房翻刻，大型出版机构的翻印对宝卷的流传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潘公宝卷》多为大字本，全文加标点，便于一般识字者阅读。其封面附有鼓励翻刻、赠送之语，封底附有捐赠名单。

《潘公宝卷》是晚清苏州宗族慈善文化的典型载体。江南众多世家大族及民众信奉积善可为家族后人积德，亦是影响家族基业、科举连绵的重要因素，故而多数江南望族将慈善作为家族传承的事业。苏州潘氏家族科举仕宦成绩卓越，与其家族从事的慈善事业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而潘曾沂被塑造为东岳府的一位新神，体现了江南宗族及普通民众戒恶向善的心愿。从陆良智及赵定邦所附灵验记及序中可知，《潘公宝卷》对当时民众产生一定的教化作用。而《潘公宝卷》在清代印刷业中心被许多书坊翻印，亦可说明其问世后受到诸多民众的关注和推崇。《潘公宝卷》的制作与传播表明，苏州宗族充分借助清廷的“神道设教”方略，同时融入儒家忠孝观念与佛教的因果报应之说，形成一种规范人心的慈善教化方式。尤其在晚清时期的社会危机中，这种教化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制约人的“幽暗意识”，弥补儒家教化的局限性。

【本文注释从略，详见原文。】

上传者：郑静吟